乡村论文十篇

乡村论文篇1

[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性隐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文化大革命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 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 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

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 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 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 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 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乡村论文篇2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客户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客户同等的金融服务权利。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列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式纳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将向9亿多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发展村镇银行，对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村镇银行发展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山区、中西部地区。2007年，国开行共参与组建甘肃、四川、青海、湖北、吉林等五省6家村镇银行。2007年12月13日，国内第一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全国首家由外资银行全资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8年9月12日，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更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重灾区成立的首家支持“三农”、支持灾后重建的金融机构。2008年12月9日，建设银行发起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湖南桃江建信村镇银行正式开业。2009年2月4日，内蒙古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渣打银行在华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首家村镇银行。吉林省截至2009年11月末共设立了6家村镇银行。从目前各地村镇银行的运行现状来看，当前村镇银行的建立处于“试水”阶段。从目前国外研究现状来看，类似于村镇银行的金融机构现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信息网路，并且朝着国际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在华的投资以及他们的村镇银行其目的在于不是一个纯盈利的机构，主要是给当地的居民带去金融知识方面的服务和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富。因此，在发展村镇银行业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2.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3.村镇银行的性质及类型

村镇银行的性质为：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性银行。主要类型有境外金融机构控股、境内金融机构控股、企业法人组建、自然人组建等类型。

3.1村镇银行的作用

村镇银行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解决县域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优质服务缺位等问题。

3.2影响村镇银行发展的因素

（1）存款方面的问题

首先,农村经济是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闲散资金少,在吸收存款方面比较困难。其次,营业网点是金融竞争的最前沿,营业网点数量上的多少,提供的服务是否及时、方便、快捷和多样也是吸引客户的主要方面。村镇银行刚刚成立,面临网点少、成本高、吸收存款困难等问题。

（2）贷款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村镇银行面对的放贷需求较大。由于保险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户、村镇企业早已被传统商业银行排除在贷款客户之外,所以村镇银行无疑成为大批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村镇银行贷款额度受其资本金限制，服务区域受限。这使得村镇银行不可能拥有大集团客户。大多数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仅仅超过底线。

（3）竞争力方面的问题

因受到业务地域限制,村镇银行之间并不存在业务竞争,而主要表现为与原有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即主要竞争对手是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等。这些率先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优势已经拥有了庞大的金融网点和固定的客户群。而村镇银行还没有树立自己的品牌与信誉,大多数客户还采取观望态度,,因此村镇银行在竞争力方面还处于劣势地位。

（4）配套法规政策不健全

自从《意见》出台以后，中国银监会又陆续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6项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组织的行政许可及监管细则，但是对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业务管理等具体规定还没有出台，各地区的政策也不一样。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税收政策扶持不明确，能减多少税、免税多少年没有规定；二是国家还未建立支农奖惩机制，对支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尚未建立激励机制，影响其支农积极性；三是中国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尚未向村镇银行倾斜；四是村镇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否享受国有商业银行的剥离、核销呆账和农信社的中央银行票据置换等政策，当前还未能明确。

4.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经营运作

2010年3月22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银监局批准，河南新乡新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市场定位为：立足地方，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百姓。目前其人员还未全部到位，业务还未开展。

5.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5.1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不明朗；（2）资金短缺；（3）人员素质问题；（4）盈利能力

5.2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缓慢；（2）新乡市地处中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市，经济不发达。（3）专业人才大都流向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农村地区金融专业人才奇缺。（4）村镇银行服务对象是农户及中小企业，管理成本高风险大回报率低。

6.完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建设的建议及措施

（1）争取政府正当扶持,减少政府不当干预

政府的政策扶持是村镇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可以在存款准备金、资本充足率、营业税、所得税、分红、进入“门槛”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政府可以帮助村镇银行进行融资,解决村镇银行创立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对村镇银行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政府不当干预也是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发展我国的村镇银行,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在具体操作上,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政府对于村镇银行的发展只能通过政策加以引导,以使其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发展,不能够单纯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2)严格进行市场化操作,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

首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对申请开办村镇银行的个人和企业进行严格审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其次要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理顺村镇银行内部的各种责、权、利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将经营情况进行公开,方便存款人查阅。应建立由监管者、专家和业内人士组成的经营评价机构,定期公布评价结果。最后,建立危机处理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系统对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及时进行处理,防止其扩大。

(3)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展开错位竞争

村镇银行主要面对的是农户和中小企业,在资金运用上,主要是为了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即将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该地区,在开展信用审查时除了审查财务数据外,更关注借款人的个人情况对还款能力的影响。村镇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由于受资金、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展开错位竞争,才能够与大型银行抗衡,吸引更多的客户。

（4）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风险防范

针对农村金融风险较大和村镇银行的实际情况,应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首先是外部监管,即要强化公众的社会监管,鼓励存款人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其次是专职监管,规范村镇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所有的信息披露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及时;最后是内部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行协会的自我管理和服务功能。

7.课题研究目的、内容、技术路线

（一）绪论；

（二）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三）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经营运作

（四）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完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建设的措施及建议

（六）研究的结论

8.论文的选题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课题主要以作为全国农业大省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案例，对当前我国构建科学有效和谐的村镇银行体系给予系统地研究。本课题首先对全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给予全面系统地分析。接着，针对作为特殊大省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以及对河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作用给予剖析。再者，对作为农村经济金融流通形式的村镇银行的性质，类型和地位作用给予分析。最后，根据现代全球经验发展趋势和河南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新乡村镇银行、河南村镇银行乃至全国村镇银行的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发展对策。本课题采用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图表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9.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课题主要以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研究视角，一点带面的对河南乃至全国村镇银行的发展给与研究。论文主要对全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现状给予分析，以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典范，对村镇银行的性质、类型、特征、作用给予详细分析。同时，在科学辨证分析其经营管理中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策略以及存在的困境给予分析。最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寻求未来发展的良好对策。本研究课题以河南新乡村镇银作为研究案例对我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给予研究，在河南银行业发展中是一种创新研究。

10.创新之处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创新之处

本文的特色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研究的视角较新，本文主要是区域性的实证研究，从新乡市的角度来研究农发行对新农村建设支持问题，而国内外文献中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区域性研究较少，大多为农业政策性金融业的宏观分析和研究。研究的观点较新，从多角度构建新乡市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体系。

②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或技术难点有：（1）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创新之处；（2）如何构建整体新乡市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体系。

11.预期目标

本论文预期达到的目标有：（1）农发行新乡市分行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信贷投入的意见；（2）研究的理论成果既要符合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客观规律，又能为农发行信贷风险防范提供科学的理论、实证与政策支持；（3）论文研究水平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高要求。

12.可行性论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成立于1996年12月，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大局，改革发展取得突出成绩，业务快速发展，实现了从单一支持粮棉油收储向多方位、宽领域支农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向现代银行体制的转变，农发行新乡市分行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和“三农”工作的政策方针，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重点支持粮棉油收购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乡市新农村的建设。新乡市农发行作为当地的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将构筑城乡一体的统筹发展体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切入点，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和中原城市群新乡都市区建设作为‘三位一体’系统工程一体规划、一并推进，新乡市农发行按照总行有关信贷管理办法，结合新乡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新乡市农发行信贷支持新乡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是县域城镇建设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为新乡市的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本人在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工作多年，对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的业务情况比较了解，本人已经收集了大量与论文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这对于论文的写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3.研究结论

乡村论文篇3

关键词：乡村文化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一、乡村文化离散并失去自我整合能力

乡村文化离散意味着传统社会特质的破坏，农村社会处于多变的、不稳定、不完整状态。

（一）乡村社会边缘化与乡村文化的虚化

乡村文化因其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但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据调查，当今乡村娱乐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色彩。许多地方村民娱乐时间趋于标准化，以往民间艺术、传统节日形成的狂欢逐渐逝去，国家法定节日和一些“洋节”成了乡村娱乐的借口；在娱乐方式上，传统与现代并存，但现代娱乐方式逐渐占据主动。许多民间艺术要么后继无人，要么缺少市场，逐渐被城市强势文化所淹没。

在一切以金钱为价值标准压力下，乡村本土文化秩序也解体了。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以年长者为主导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边缘化。……而那些经济上的成功者恰恰又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不足以积极介入乡村文化秩序的积极建设之中，乡村本土文化秩序瓦解也在意料之中了。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

（二）乡村价值空心化

由于城市化进程，乡村出现人才资源的空心化，并由此带来价值空心化。大量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大部分青壮劳力都常年或不定期脱离了农村生产实践。因为人才的大量流失，土地粗放经营、粮食种植单一化、乡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人际关系疏离、传统文化和手艺后继无人、老无所养、少无所教等后果已经日渐显现出来。因此，黄波断言，乡村不再是一个让人心灵安妥的地方，在精神层面，当下的乡村还有没有独具的价值已成疑问，当然更无法输出价值，无法成为社会中重要的一极了。

（三）乡村伦理危机

传统的乡村伦理对维系农村的社会秩序、传承中华文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中，城市的“文明”和“非文明”会同时影响或侵蚀农村原有的文化根基，乡村价值取向前所未有的混乱、多元、模糊。

随着现代性的因素的影响，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逐渐被抛弃。家庭失和、邻里失信、古道热肠的善举日少，图名逐利日多，乡村吸引力减弱、公德操守缺乏、恣意破坏生态增多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传统价值观已不大认同或存在认同困难。但现代化的思想和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成为当代农村主流的价值观。

二、乡村文化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历史上看，乡村文化危机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缩影。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历次劫难或追捧中变得模糊了。基于现代性的追求，“城市”就会被当做是富裕、文明的象征、文化的中心，而农村则是贫穷的、野蛮的，是文化的沙漠。本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给乡村文化的并不都是田园牧歌式的温馨与浪漫，对乡村文化中的封建、愚昧、涣散、狭隘、偏执等落后思想和观念进行清理也是必然的。但是，鉴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非线性的，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三者交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是对现代的消解和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标准化、同质化、产业化和规模化，而乡村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差异性，而且受方言、风俗习惯、等影响，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无形中加大了传承的难度。

第二，从文化生长的环境看，当乡土中国变成离土中国，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遭到破坏后，故乡只是一种形而上的仰望。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乡村文化的解体，其核心正在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由原来的集体经济转向农村分散经营机制，村民观念中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农村人际关系离散，传统伦理约束力下降。农民的流动改变了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也改变了乡村文化和风俗习惯，转型中的乡村出现文化断层。三是乡村工业化对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那种和谐与宁静不复存在。四是现代农业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现代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但同时也淡化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对动植物的禁忌保护，这种建构人与环境关系的文化观念与宗教意识在现代社会日渐式微。失去敬畏的乡村文化自然也就没有约束力了。

第三，从文化传播方面看，伴随着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乡村文化消费已经越来越和城市同步，都市强势文化之下，乡村文化日渐萎缩。首先，从娱乐方式上看，村民过去群众性和组织性的文娱方式被自主的休闲方式所代替，一些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诸如耍狮子、唱大戏等娱乐活动难以开展。其次，从传播内容上看，媒体的目光始终紧盯在城市受众上，对于消费能力较低的农村受众，则普遍采取放弃的做法。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要么太少，要么虚假。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文化高地”的信息。而真正的都市文化、现代文化并没有或未能真正走近农民，消费主义文化伴随着各种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几乎所毫无悬念地占领了农村市场，乡民在这些貌似先进的强势文化面前必然会惶恐、焦虑，对自己固守的价值观产生怀疑、鄙视甚至完全放弃。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乡村文化建设

（一）乡村文化的整合与构建意义重大

首先，有利于重建农民的生活价值，解决过渡时期农民，特别是80、90后年轻农民的归宿（重要的是精神归宿）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考虑到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完成城市化的时间可能还要长。其实，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了现代化水平，农民的市民化程度也不会同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正如贺雪峰所看到的那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0年，农村人口只能十分缓慢地转移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农村目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也将长期延续。”这就意味着农村依然是多数农民最终的归宿。

其次，有利于激发起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现代意识，增强村庄的文明程度和凝聚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农民是农村社会实践的主体，缺少农民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对亿万农民进行精神洗礼的新农村建设也是有缺陷的。但在各地乡村建设中，我们看到农民却在这场关切自身利益的建设中作为一个整体失语了。据中国网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农民听说过新农村建设，但80%的人又对其内容知之甚少，还有24.8%的农民表现淡漠怀疑和悲观。对新农村建设主要靠谁，只有14.4%的受访者认为靠农民。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和政府的动员机制不到位有关，更和常年在外的农民对农村建设缺少热情和支持有关。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乡村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与一般价值体系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时代的先进性、超越各种局部利益的超脱性、以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决定了其能在乡村离散文化的整合中发挥其他文化所难以发挥的作用。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整合乡村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趋势，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规范着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和稳定秩序。因此，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从现实看，首先，中国正在向文化大国方向迈进，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建设的关键，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统领，中国难成真正的文化大国，充其量只是世界强势文化的殖民地或市场。其次，我国是个农民人数占多数的国家，乡村建设成败既关系整个国家建设成败，也关系到广大乡村自身特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前，乡村文化内生乏力，各种外来文化又良莠不齐令乡村无所适从，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既不可能简单回到过去，以传统文化统领，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建设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精神导向。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重建乡村文化尊严。贺雪峰在他的《乡村的前途》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大量的研究和事例表明，当今乡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相对贫困，而是到处可见触目惊心的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不仅存在于物质生活水平贫穷的地去，同样也存在于物质生活比较甚至非常富裕的地区消费主义文化成为许多地方农村生活的主宰意识形态，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重建农村的价值系统，目的是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摆脱消费主义和享受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从而拥有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要建构一种农民能够认同、接受的文化价值系统。当然，在城市作为一个参照系存在时，如何说服农民不去攀比是困难的。因此，乡村价值重建实际应该是一场全民的文艺复兴运动。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套正向的、积极的价值系统，乡村价值重建才能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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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华.视像主导与乡村生活――有关大众娱乐的一次文化研究[J].天涯,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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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情报告: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DB/OL].中国网.

6、倪伟.精神生活的贫困[J].天涯,2006(5).

乡村论文篇4

美丽乡村建设使越来越多的景色宜人、乡风淳朴的村落展示出来，这些村子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典范，它们的成功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但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村落在学习模仿之前，应先解决一些基础性问题。

1.缺乏规模产业

从全国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推广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在试点区域形成一种共识，以浙江为例，11个地级市，33个县级市中，都有美丽乡村的分布。美丽乡村建设的势头是可喜的，然后，不容忽视的是，许多美丽乡村分布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大的规模效益，缺乏带动当地产业的动力。

2.基础建设落后

相对经济发展较快和农民收入增加较多的乡村，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形成配套。不少乡村的道路建设落后，道路相对狭窄，路面材质依旧是土、碎石等。交通设施不便利，不仅影响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也会对市民到村里游玩消费的积极性产生影响。如缺少公共交通设施会影响一部分的消费和探索欲求，缺少公共停车场会影响一部分自驾出行游客的需要。有些乡村还存在通讯信号覆盖不好等问题，在信息高速传递的时代，通讯讯号质量不高会造成信息传递不及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是一个普遍问题。

3.生态破坏严重

从国内外的发展看，环境污染几乎成为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我国的农村发展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一些地区人均耕地少，农民采取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引进一些工业项目，但造纸、制衣、制鞋等工业三废排放量高，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4.核心实力不足

2014年，农业部公布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十大类型，突出了十类典型的美丽乡村，但是乡村不仅要有美丽的风景，更要有美好的生活。乡村缺乏能够支持村子、村民发展的产业是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一些乡村有农业产业，但仅限于低级别的农产品加工，没有形成完备的产业链条。美丽是乡村应有的外表，实力是支持乡村美丽的核心，村子没有核心实力，发展就难以维系，村子没有发展，美丽只是华而不实。

5.整体规划不够

我国乡村建设还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没有进入科学规划阶段。建设美丽乡村，应当站在科学发展的角度去谋划，从村子未来发展的角度去合理规划，布局村子的整体功能区划，不仅满足当下的需求，而且要融入整个发展中。目前，一些乡村建设存在，为建造而建造，工程没有问题，但对整个村子的效用不大。

二、休闲农业发展带来的契机

休闲农业作为贯通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生活、生态，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改变农村经济的单一结构，带动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交通运输、建筑、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

。1.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丰富产业类型、促进产业集聚

立足本地实际开展休闲农业工作，挖掘资源优势，优化结构，科学布局，以拓展农业功能、传承农耕文化、提供度假体验和科普宣传为核心，促进休闲农业区域建设。规划建设休闲农业交通线路，规范道路交通指引标志；扶持修建休闲步道、连接道、道路照明、停车场、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改善住宿、餐饮、娱乐等服务设施及卫生条件，实行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实现垃圾净化、环境美化、村容绿化，使休闲场所服务设施及卫生条件达到相关标准，休闲农业发展推动公共基础设施落后问题的解决。在休闲农业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的趋势下。加强经营主体培育，鼓励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广大农户参与休闲农业经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种养大户生力军作用。通过政府的鼓励引导，有利于创建一批优势产业突出、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休闲农业特色村；打造一批有影响的休闲农业知名品牌和节会活动；更能够促进农家乐示范户以及农家乐聚集村、聚集区发展。

2.有利于丰富发展内涵、强化创新创意、实现注重文化传承

发展休闲农业可以将农村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性开发，强化农业产品、农事景观、环保包装、乡土文化和休闲农业经营场所等方面的创意设计，开发出具有本地特色的休闲商品。加大农业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景观价值的发掘，把其作为休闲农业的重要资源来传承利用，按照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理念，就地取材挖掘田园文化，寻幽探微发扬山水文化，追根溯源传承建筑文化，去伪存真浓缩民俗文化，点石成金，开发物产文化，促进乡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形成乡土民俗文化特色，加快乡土民俗文化的推广、保护和延续。

3.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规范发展秩序、树立品牌形象

发展休闲农业，在常态化休闲农业宣传推介下，加大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及精品线路宣传力度，能够提升休闲农业节会活动品味和层次，增强休闲农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引领新的休闲消费热点的形成。发展休闲农业，制定出台休闲农业相关标准，便于推进管理规范化和服务标准化。在规范的秩序下，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统筹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利于加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促进区域发展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整合农业、旅游、文化等资源，实现差异对接、优势互补、合理组合，构建功能完善、形式多样的产业布局。树立大产业、大基地、大品牌、大市场发展理念，能够培育出主题突出、特色明显、设施配套的休闲农业品牌。

三、结论

乡村论文篇5

就地方行政单位而言，清代县级衙门确是最低一级的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州县官署的职官设置，除正印官县令或知州之外，还有佐贰官（县丞与主簿）和属官（典史、巡检等）之设。其中主簿为知县佐官，与县丞分掌一县之粮马、征税、户籍、巡捕诸事；典史则掌监察狱囚诸事，他们的官署通常在县城县衙之内〔3〕。对本文课题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县丞与巡检，县丞是一县之中仅次于知县的官员，为正八品官，与县主簿分掌一县之粮马、税征、巡捕、户籍等事务。与主簿不同的是，县丞不仅设有专署办公，而且一部分县丞署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内其他重要城镇。如湖北天门县县丞署，始设于县城，乾隆九年迁至岳家口〔4〕；来凤县丞署在大旺司〔5〕。均是各县城以外的重要城镇。这些设于县治所以外的县丞署，有其固定的辖区，实际上可发挥一个次县级行政管理单位的功能，因而民间俗称其为“二衙”，是我们考察清代国家的基层行政控制网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官署。不过，县丞不是一个普遍设署的行政职位，到光绪时期，湖北省设有县丞的县只有18个，全国共设县丞缺只有345个〔6〕。

巡检司的设置比县丞广泛，清代州县巡检司缺合计千余个。作为知县的属官，巡检司为从九品官，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巡检司署通常不设于县城，而是在关津要冲之地（关隘）和离州县治所较远的繁华市镇地方，因治安缉捕的需要而设立。江苏江都瓜洲巡检司，设于仙女庙镇；江苏甘泉县的邵伯巡检司所在地邵伯镇，为水陆通道和商业集散地，据县城45里，还兼辖邻近的黄钰镇。〔7〕巡检司不仅有固定的治所，而且一些繁杂地方的巡检司也有明确的辖境，如广东番禺县设有4个巡检司，除县治所（捕属）外，全县各乡均属各司管辖，茭塘司所属有乡或村164个，沙湾司属112个，鹿步司属314个，慕里德司属525个〔8〕。南海县除捕属与九江主薄所辖之外，另设有五个巡检司，各管辖5～28堡不等〔9〕。湖北江夏县也设有四个巡检司，其中鲇鱼司在县南，距县城5里，水陆所辖计120里；金口司在县西南，距县城60里，水陆所辖计150里；山陂司在县城南120里，水陆所辖150里，浒黄司在县城北30里，水陆所辖100里，各司所辖的乡、里甲及场集明确〔10〕。从以上的举征可见，巡检司虽然只是县令的属官，其官署是县衙的派出机构，但事实上在部分基层墟镇中已形成一个有明确辖境的行政单位。如同治《番禺县志》统计该县社仓储谷量均以巡检司属为单位〔11〕。巡检司署设置较长久稳定的地方，民间也有以巡检司为区域单位的概念，如太平天国时期清军捕获的起义红兵，在审讯中不少自称为XX县XX司属XX乡人氏。〔12〕可见在官府及民间，巡检司实际上具备有某种基层行政单位的作用。

巡检司的职责虽以缉盗诘奸为主，但不同于驻防地方的绿营“营汛”，后者属于军队，而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仍是行政官员，其所依赖的缉盗的武装是本地“弓兵”，属于民兵。各巡检司拥有弓兵少则十数名，多则上百名〔13〕。这种拥有一定民兵武力的基层行政官署的存在，作为国家机器深入地方社会最基层的设置，对保障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和维护地方秩序有重要作用。一位曾在江苏靖江县任巡检的官员称：“巡检之设，职专缉盗诘奸，故其署多抗扼津要，……其阶虽卑，而责实重。虽列县属，而实有专制之权。盖许其摘发机密而望以曲突徙薪之功也”〔14〕。而且，巡检司除执行缉捕外，作为出现在乡村墟镇的国家官署，往往还协助知县履行其他职能，如调解民间纠纷，司法及社会救济等。一些巡检还有权对基层的粮食仓储——社仓进行监管。雍正二年广东社仓条约规定，对强借和不肯按时归还者，负责社仓的社正与社副可禀请巡检司追究，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各地的巡检司或者直接“董其事”，或者监督主持社仓的士绅，协助追回拖欠未还的仓谷〔15〕。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还可看到巡检司赈济灾害、安定民心和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布告，其官印在基层集镇也具有官方权威，显示了巡检司对乡村社会的多方面行政管理职能〔16〕。《江夏县志》总结了巡检司在该县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该县设有四个巡检司，“以四境辽阔，知县不能日遍历於乡村，故以耳目寄之四人，各察其所分治之地以告於知县，岁有丰歉，田有肥硗，民有秀顽，俗有美恶，皆其耳目所闻见；知县复从而审察之，则巨细无遗，可以不劳而理。”〔17〕

简言之，巡检司在关隘及墟镇的存在，代表了国家机器对基层社会实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设置。巡检司有固定辖境和治所，甚至筑有小城〔18〕，承担了多方面的社会控制职能，是清代州县以下最重要的一级基层行政设置，在功能上已颇类似于民国时代次县级行政单位的“区”的建制。由此看来，通常所认为的清代皇权统治只达于县级衙门的看法，并不十分准确。州县以下的巡检以及少数设治于墟镇的县丞署，把国家的法律控制带到远离州县城的墟镇，并向周边乡村辐射，构成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网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二、基层官缺的设置与裁废

清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和基层社会控制的复杂化，清朝国家如果要维持和加强其在基层的行政控制网，就必须相应扩大它的基层“管民之官”的官缺设置。在郡县制之下，这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其一是增加县级行政建制，其二是在州县以下析分出次县级基层行政单位。

从前一途径来看，自秦汉郡县制确立以来至19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至少7倍（从汉代全盛期的6千万增至晚清时的4亿多），疆域也扩大数倍，县级行政单位的数目却没有相应增加。汉代全盛时期，有1180个县，每县人口约5万人。如果按此县辖人口的比例，到晚清应有8500个县。但略为考察各朝代的县数可以看到，自汉以后的1800余年间，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十分稳定，就各朝代全盛期的大约县数来看，隋朝为1255个，唐代为1235个，明代为1385个，清代雍正时期仅为1360个。考虑到随疆域的扩大与新县的设立，施坚雅认为，原有定居地区的县数量实际有所减少，不但很少析分新县，而且县的规模随朝代的更迭逐步扩大〔19〕。到19世纪县级行政单位平均所辖人口已超过30万，辖境也远远超出汉代县的面积。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历代统治者都没有通过增置县级行政单位来扩大其基层管理体制的规模。

既然县级行政单位大体稳定，没有随人口增长而相应增加，那么，随着19世纪以来人口增长与乡村社会的动荡不安，县以下增设基层理民之官，不仅为加强清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所必需，而且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缺的存在及在乡村社会控制中所承担的实际职能也表明，析分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咸同时期关于加强地方行政管理的改革呼声中，有不少士人提议在州县之下增设“乡官”，加强官府对乡村社会的行政管理〔20〕。冯桂芬在《复乡职议》中更提出了一套变革基层行政体制，重构乡村社会控制体系的改革方案。他提出大幅度扩大巡检司的设置，州县以下，每五千家设一巡检，每千家设一正董，每百户设一副董，由这些乡官来公断民间纠纷，协助政府征收赋税和维护地方治安〔21〕。可见，在晚清关心地方吏治的士大夫眼中，增置县以下基层行政建制势在必行，且借鉴已存在的巡检司，也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查考地方历史文献却会发现，巡检司等基层官缺不仅没有随晚清人口的增长而增设，反而减少。以县丞署而论，在湖北省即先后至少有五个县（蕲水、罗田、广济、石首、来凤）的县丞缺被裁废，其中两个是咸丰年间裁废的，一个为乾隆年间裁废，另两个裁废时间不明〔22〕。在整个清代县丞官缺数目都较小，且只有一部分县丞署驻于县城以外的基层地方，因此这个“二衙”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设立于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行政单位，在清代乡村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

巡检司的数目较县丞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重要性也大得多。但其官缺在清代设裁无常，也没有普设于所有州县，因而其总数少于州县数。据《光绪会典》所载巡检司缺，全国巡检司总数为1029个，不及县级行政单位数目（至光绪时期县级行政单位为1500多个），这表明并非每个州县均下设巡检司。在各省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人口密度较大、社会治安较差而又有足够财政供养能力的省，巡检司缺较多。如巡检司缺数目最多的广东省有152个，在明代即是全国最动荡不安的省，据一项依据地方志记载进行的计量研究显示，明代广东民变的频率居各省之冠〔23〕。同时广东也是经济较发达的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到清代已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这些因素可能是广东省维持巡检司官缺数目最多的原因。

各州县巡检司设置的数目也不一，有的不设，大县则多者5个。以湖北省为例，据《湖北通志》记载，有11个州县没有巡检司缺，26个州县设1处巡检司，23个州县设2处巡检司，7个州县设置3处巡检司，两个县设置4处巡检司。各州县巡检司的设置与否或设置的密度，大体上是以地理位置、管辖面积、重要程度及地方事务之繁简而定。考察湖北不设巡检司的11个州县可以看出，除武昌为繁、难二字中缺外，其余10县均为简缺，而设置有3、4个巡检司的县，则均为要缺或最要缺的县。同一资料来源还显示，自明代至清，湖北先后设立的巡检司合计101个，绝大多数是在明代设立的，清代延续下来，少数于清初新设，清中叶已不再有新增设者，只有裁废者。注明裁废的巡检司共25个，裁废的时间：记清代者4个，太平天国时期或其后裁废者8个，其余13个情况不详。此外。还有8个巡检司虽然没有裁废，但无官署，僦居民房或租用民房办公，注明的原因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一直没有建署，其二官署毁于水患后无力重建；其三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毁后没有重建〔24〕。

湖北巡检司设置与兴废情况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可将其与其他省份的情形加以对照。据浙江嘉善、镇海、桐乡、定海、余杭、龙游、平阳、青田八县志，该8县先后共设巡检司17个。其中有9个被裁废，另有两个无官署，赁民居办公，也没有清中叶以后添设者。此外，温州府明代共设有巡检司11个，清代从顺治九年至康熙二年先后裁废3个，雍正时添设1个，此后至清末无增减，维持9个，总数比明代少两个〔25〕。从上述各州县来看，浙江巡检司设置情况与湖北大体相同。可以认为，以上所举证的湖北与浙江巡检司设置的情况，大体上反映了各省的一般情形。总之，以捕盗缉奸、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为主要职责的巡检司官缺，并没有随着19世纪以来社会动乱的加剧而加强，反而还被削弱，其官缺被裁废及部分巡检司无署办公，即反映了这一情形。

三、基层官缺萎缩的原因

晚清以来，当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对清朝国家而言迫切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控制之时，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责职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缺却在逐渐萎缩，成为一个无足轻重、不为人所注意的职位。至清末民初，或者为新设立的警察分局所取代；或者为乡镇自治机构所取代。专注于皇权集权统治的专制者为什么不适应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扩大和强化它的基层行政建制？清朝统治者为何对曾经在乡村社会控制网中承担重要职能的巡检司署，听任其萎缩不振？

历史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证明，清代从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乡族组织不仅是乡村礼俗控制的承担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清朝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他们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管理，然而士绅与乡族礼俗与法律控制功能的发挥，是建基于一定的物质资源之上的。在农业生产技术并无突破性发展，农业生产力没有大的提高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的剩余并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相反，在耕地面积与农业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越大，消耗掉的农业产品越多，剩余越小。这样，国家若需根据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需求来加强社会控制与管理，无论增置县级行政单位，还是析分次县级行政区划，增加巡检司等基层官缺，都意味着基层衙门与国家官僚队伍的巨大增加，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扩大赋税征收以供养庞大的衙门与官僚队伍。但扩大赋税征收，必然影响地方士绅与乡族的利益，尤其在清代实现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以后，地主士绅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加大赋税必然削弱他们的物质基础，并引起其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清代国家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若大力扩大其基层行政体制，由国家设置官署直接控制乡村社会，势必加重地方士绅与乡族的赋税负担，引起后者的不满，削弱了朝廷在乡村社会的基石，从而增加社会控制的难度；若指望和依赖士绅与乡族承担部分社会控制职能，就必须承认其利益，这样国家赋税的增加就必须受到限制，国家的行政管理编制也不可能随人口增长而扩大。清朝统治者显然是选择了后者，有清一代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并无扩充，而地方绅权与族权逐渐扩大，士绅与乡族对土地的占有不断增加。

衡量清朝州县地方的财政能力，可为上述推理提供一些佐证。清初以来清朝政府通过设立奏销制度，实行了财税管理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化。清朝政府既要维持轻徭薄赋，不致大幅度提高对乡村的财政榨取，又要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因而往往裁扣地方经费，从而使清代地方经费在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降低，州县地方财政基础十分簿弱。州县官员通常要以征派差役与加收耗羡等等非法途径来获得地方行政经费及个人收入。雍正年间实行了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使早已由地方官吏私征的“耗羡”制度化与规范化，其收入主要用于地方官员的养廉银与地方政费，使地方财政有了基本的保障。但耗羡作为田赋正税的附加税，一般只为正税的10～20％左右，数额有限〔26〕。对清朝政府而言，如果适应人口与基层社会的发展而在县以下增设基层行政官缺，必将意味着地方官吏规模的巨大增长，超出既有的财政税收能力。清朝政府既不可能削减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也不可能开辟新的税源或增加田赋，那么便宜的选择当然是限制地方行政官缺的数额，以节省开支。

对州县正印官而言，由于地方财政大体上实行州县官包干制，赋税征收也是州县地方官的私利所在，在财政方面他们所依赖的是本地胥吏与私人幕僚。据估计，到19世纪末，各级衙门胥吏与幕僚的人数已达150万人，其中一半是负责财政事务的〔27〕，不仅国家难以控制，而且作为正印官属吏的巡检司等县以下基层行政官员，也难以染脂。巡检司虽然是基层社会控制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设置，但它是作为县令的属官，其经费靠县衙门拨付。巡检为从九品官，年薪仅为31两5钱，养廉银60两5钱〔28〕。这样的处于官僚等级中最低一级的小官，若在任职地既无社会联系，又无较强的财政资源，往往会难于开展工作。上面征举的湖北与浙江部分巡检司无力修建其衙署，而需借用民居办公，即反映了其困顿情形。同治年间任湖北应山县平靖关巡检司的谢超描述他走马上任时的情形：该处虽地处要冲而设巡检以镇抚之，但当谢氏上任时，“问官设则乌有也，问吏胥则寥寥也”，连置办日常生活用品也很困难。谢氏只得自己筹款兴建署所〔29〕。一些无力建官署的巡检司，甚至常寓县城“营差自润”，难以履行其职责〔30〕。可见，巡检司这类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缺，虽然根据地方捕盗诘奸的需要而设，但能否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地财政情况限制。

与晚清以来基层巡检司的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本地士绅和乡族组织领导或官督绅办的各类非官方机构，在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太平天国起义后，乡村社会动荡不安，民变四起。巡检司等基层官署面对大动乱，基本上束手无策，相反，由本地士绅组织领导的团练被视为是平定动乱的“济变之略”和“安民靖寇”、“除暴安良”的良法〔31〕。各地士绅和乡族纷纷以团练自救，在乡村墟镇构筑堡寨，设立团练公局或公所等机构。这些获得清朝官方认可的团练局所，可以从地方筹措经费，从本土本族招集子弟，训练自卫的民兵，因而在晚清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实际上已取代了官方机构。如前面举证过的广东番禺县慕德里司，即是一个巡检司的辖区，该司在两广天地会起义期间设立有3个团练局（分别称为慕德里公局、安良局和安和局），他们均执行了本属巡检司的捕盗缉奸的职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内，3个团练局捕除的人犯达5800多人〔32〕。与巡检司在经费上的困顿情形相比，由地方绅董控制的团练局所建基于本地绅权根基之上，往往能以按户派捐或按粮征收附加税等方式筹措到较充足的经费。

与此同时，团练局所的功能也进一步扩大，除了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保甲控制和地方防卫、配合清军镇压叛乱之外，团练绅董们还往往履行乡村社会控制的其它职能，负担起社会救济、教化等事务，诸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如湖南龙山县在动乱平息后，团绅们即组织社会救济和善后，一面进行平粜，一面进行善后，拟定“抚恤难民，缓收兵谷，收瘗暴骸，清查掳掠，弥补公项，修葺考棚，布置边防”等七条善后措施〔33〕。浙江桐乡县青镇，旧设有巡检司，太平天国后于同治三年，设立了官督绅办的善后局，善后局由绅董办理，经禀明官方同意，筹款派捐，负责处理战乱后的善后事务〔34〕晚清著名督抚胡林翼曾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无绅士而有为”〔35〕。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后，掌握地方各类公局、公所、乡局之类绅局机构的绅董，已成为联接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在功能上已取代巡检司等基层官缺，且其在乡村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效能远远超过没有财政来源的巡检司。因而同治中兴时期，一些地方督抚加强基层行政管理的改革中，注重的往往是利用本地绅董。如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曾经推行过吸纳地方士绅，加强乡村社会控制的措施。其内容包括“严治盗贼以弭隐患”，办法是“既养捕役以治其标，又择团长以治其本”，团长由州县官选择本地“贤士”，由官府派充，优加礼貌，并给薪资。此外，还奖励地方人才，依赖其推行教化，“端本善俗，以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36〕。这些措施实际上只是对太平天国以后乡村社会控制中出现的新变局的认可，并将地方绅董已承担的职能官僚化。从这一变局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中叶以后，基层社会动荡不安，而一些巡检司反被裁废或事实上瘫痪的原因。四、结束语

晚清以来地方吏治的腐败、基层社会秩序的失控、地方绅权及乡族主导的自治化与官治的竞争及矛盾等，使重新探讨和批评清朝地方政治，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并最终在清末汇集成声势颇盛的地方自治思潮。对清朝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县以下缺乏相应的基层建制，如康有为于1902年在探讨清朝官制得失的《官制议》中即指出，清朝“区划治地设官分职之谬”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总结清朝地方官制有“三失”，第二失即是区划不当，县以上有府、道、省，其下却无乡邑小区；县官之上有府、道，有司及督抚等层层钤制，而县官下却无乡官，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墙高峻天，而无分村之基；头大逾斗，而无纤细之跌”〔37〕。清朝统治当局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时也说，“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但清朝却是管官之官多，管民之官少，“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38〕。类似的言论还多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等晚清文集中，这些反映晚清地方情形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民国以来关注基层社会的研究者，本文对巡检司等基层官缺的粗略考察表明，皇权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完全留给地方绅权与乡族。在清朝前期中期，位于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署，在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晚清，随着太平天国后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力机构，在功能上才完全取代官方的基层行政官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清末民初以后地方自治的推行，更进一步确认了地方绅董的权力，使之完全掌握了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官治与绅权自治的消长，应看成是一个渐变的动态过程。

四、结束语

晚清以来地方吏治的腐败、基层社会秩序的失控、地方绅权及乡族主导的自治化与官治的竞争及矛盾等，使重新探讨和批评清朝地方政治，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并最终在清末汇集成声势颇盛的地方自治思潮。对清朝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批评、大多集中于县以下缺乏相应的基层建制，如康有为于1902年在探讨清朝官制得失的《官制议》中即指出，清朝“区划治地设官分职之谬”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总结清朝地方官制有“三失”，第二失即是区划不当，县以上有府、道、省，其下却无乡邑小区；县官之上有府、道，有司及督抚等层层钤制，而县官下却无乡官，他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墙高峻天，而无分村之基；头大逾斗，而无纤细之跌”〔37〕。清朝统治当局在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时也说，“亲民之职，古今中外，皆所最重”，但清朝却是管官之官多，管民之官少，“以州县一人，萃地方百务于其身，又无分曹为佐”〔38〕。类似的言论还多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等晚清文集中，这些反映晚清地方情形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民国以来关注基层社会的研究者，本文对巡检司等基层官缺的粗略考察表明，皇权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并没有完全留给地方绅权与乡族。在清朝前期中期，位于州县衙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巡检司等基层官署，在部分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晚清，随着太平天国后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力机构，在功能上才完全取代官方的基层行政官署，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清末民初以后地方自治的推行，更进一步确认了地方绅董的权力，使之完全掌握了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因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官治与绅权自治的消长，应看成是一个渐变的动态过程。

〔摘要〕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关键词〕皇权巡检司社会控制团练局绅权绅董注：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6页。

〔2〕JosephW.EsherickandMaryBuckusRankineds.,ChineseLocalEliteandPatternsofDomina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Introduction,P.3.

〔3〕参见刘鹏九：《明清县衙建筑规制及建筑物功能考》，《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第85页。

〔4〕《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

〔5〕〔22〕〔24〕〔29〕《湖北通志》卷26，民国10年重刊本。

〔6〕〔37〕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5页。

〔7〕乾隆《江都县志》卷19，光绪七年重刊本；《增修甘泉县志》卷2，第3页。

〔8〕《番禺县续志》卷2，宣统三年修，民国十七年刻本，第1～21页。

〔9〕《续修南海县志》卷3。

〔10〕〔17〕《江夏县志》卷1，第15～16页。

〔11〕同治《番禺县志》卷19，第22页。

〔12〕见广东文史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9、108页。

〔13〕参见《靖江县志》卷7（民兵），第10页；河南《陕县志》卷11，民国25年刊，第1页；《平阳县志》卷14，民国14年刊，第178页。

〔14〕江苏《靖江县志》卷2，光绪五年刊，第11页。

〔15〕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6〕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9页。

〔18〕湖北襄阳县双沟巡检司署，位于县城北60里，即有小城。见《湖北通志》卷26，第38页。

〔19〕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注：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46页。

〔2〕JosephW.EsherickandMaryBuckusRankineds.,ChineseLocalEliteandPatternsofDomina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Introduction,P.3.

〔3〕参见刘鹏九：《明清县衙建筑规制及建筑物功能考》，《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第85页。

〔4〕《天门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5页。

〔5〕〔22〕〔24〕〔29〕《湖北通志》卷26，民国10年重刊本。

〔6〕〔37〕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职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55页。

〔7〕乾隆《江都县志》卷19，光绪七年重刊本；《增修甘泉县志》卷2，第3页。

〔8〕《番禺县续志》卷2，宣统三年修，民国十七年刻本，第1～21页。

〔9〕《续修南海县志》卷3。

〔10〕〔17〕《江夏县志》卷1，第15～16页。

〔11〕同治《番禺县志》卷19，第22页。

〔12〕见广东文史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9、108页。

〔13〕参见《靖江县志》卷7（民兵），第10页；河南《陕县志》卷11，民国25年刊，第1页；《平阳县志》卷14，民国14年刊，第178页。

〔14〕江苏《靖江县志》卷2，光绪五年刊，第11页。

〔15〕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6〕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419页。

乡村论文篇6

周广立从此走上了为乡亲们义务民告官的行政诉讼路，被称为“农民律师”。至今，他已为阳谷县乃至河南省靠近山东地界的农民义务了200多起行政诉讼案，被告大多是乡政府，也告过县林业局、县公安局，绝大部分胜诉。后来名气渐大，提起周广立，村民们有口皆碑，邻乡也有人请他帮助讨公道了。

尽管他曾因此而得罪了乡村的干部，并且也遇上了挫折，如为了逃避可能的报复，他到外县、外省“过了3个月流浪生活”。他还有过挨打的经历：他曾一村民向法庭状告计划生育部门违法罚款，而招致副乡长等人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被打晕在地，打人者扬长而去。周广立第二天上乡政府评理，乡长不认账；他又到乡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没有证据，无法处理。”

尽管周广立非常气愤，但是，他仍然对法律和法院充满信心，因而以自己的方式（当然也是一个合法的办法）来发泄心中的怨气：他到县法院行政诉讼庭要了几百份《民可以告官》的宣传材料，贴到杨庄乡各村的显眼处，每一张宣传材料上都留下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由此足以看出法律在一个乡村农民心目中的分量。

但是，终于有一个案件，不仅摧毁了周广立的信心，还难为了为农民群众主持公道的人民法院，法院在无奈之中，向县委县人大递交了一份被记者称为“记录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文本”的报告。

那个让“农民律师”周广立改变看法并使法院颇感为难的案件是：1995年5月，阳谷县四棚乡以薛庄村部分村民犯有“妨碍公务”罪，并有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和超生、非法占地建房等行为为由，动用推土机将部分村民的60余间民房推倒，家电、衣物全部抢走。1996年3月，薛玉玲等8位被推倒房屋的村民找到周广立，要告乡政府，问能不能打赢。周广立告诉他们：“犯了法该坐监的坐监，但乡政府推倒民房绝对不行，应该赔偿，官司准能打赢。”当天，周广立就帮他们写好状交至县法院，要求撤销被告四棚乡政府侵犯原告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退还被抢走的财物，并赔偿损失36万元。

这起周广立认为必胜无疑的官司，却立不了案。1996年5月底，阳谷县法院为此案专门向县委和县人大常委会请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此请示的大致内容是：法院认为，此案事关全县大局，遂向县委有关领导汇报，有关领导非常重视，但却指示法院可考虑暂不立案。有的诉讼人依照行政诉讼法第42条“应当在7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的规定，多次来法院催促，同时上访到中院，有的到省电视台上访，中院领导也多次来电或面促催办。县法院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依照法律理应立案，若立案裁判，乡政府行为无法可依，将会败诉。而此类行为并非四棚乡一乡仅有，虽判决结果对今后规范乡政府的行为是有益的，但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对目前四棚乡乃至全县工作将造成很大影响，县有关领导认为应暂不立案，应是基于此种原因。另一方面，如不立案，即剥夺了当事人依法应有的诉讼权。人在收到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后，也可能上诉或者越级上访，不仅法院要承担执法不严的责任，有关人员受到错案追究，更会影响县里的工作，其社会影响无法估量，最终还是要通过诉讼解决争议。

法院的两难与依法行政法院的两难反映了当今我国基层司法工作中的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解决这一问题无疑对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推动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利，进而也就使农民拥有了更多的个人财产权利，这正如“控制了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就容易控制其思想”一样，一旦一群人获得了物质上的可自主支配资源，则这群人就会产生权利意识和民主要求；除非依照法律规定他们履行某种义务，否则他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听话”。

于是，与经济改革解放生产力同步的是，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提供了日益完善的法律根据。据统计，现在我国已有法律和行政法规1000余部，地方性法规4500部，规章2.8万部。这3万余部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了我国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基本行为规范，既是政府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秩序的准绳，又是公民履行义务行使权利的根据。法律在定纷止争、保障社会稳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乡村工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一个特殊现象出现了：乡村干部对农民负担的额外加码、对农民利益的随意处置及基层政府在处理涉农关系时违法行政、违法处罚。这一现象既与旨在解放生产力的经济改革目标不合拍，也与以发展农村的民主、维护农民的权益这一政治目标相悖。

于是，农民的上访——大多体现为让各级政府官员头痛的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上访——就成了不少农业大省的一道颇为让人无奈的风景；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往往由于基层政府不认真遵守关乎农民利益的法律政策（如土地管理法律和政策），而在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工作中，克扣农民的补偿款，进而激化矛盾，往往诱发农民群体性阻止工程施工等事件的发生。

如何培养对法律的信心终于，有一个农民因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学会了选择一种理性的方法——诉讼而不是上访或者群体性闹事——去处理他与政府之间的纠纷与冲突。

当这种纠纷与冲突是个别情形时，他往往能够从法院那儿讨回他想要的说法（尽管胜诉的判决不少没有执行，但对当事人而言，“理”已经讨回来了）；但是，一旦碰到政府大面积的违法行政，即使阳谷县法院这个被山东省高级法院荣记集体二等功的人民法院，也被难住了，更何况一个没有单位、不收费用的义务者周广立？

周广立对法律（准确地说应当是对司法）“最终”已经丧失了信心，这似乎是过于悲观了；但是，连法院都无法执行法律时，作为一个公民又如何能够培养起信心？

尽管如此，一个从未受过正规法律教育、一个连看书都得借助字典的、以种田为生的农民，却以他的直观感受，体验到了当今中国基层法治滞碍难行的心理和体制原因，这从周广立写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就可以看出，也许他并不一定理性地认识到他的信在法学理论上的意义。

1.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官员没有完全认同法律。尽管行政官员们可能曾经认真学习过党的十五大报告，知道现今的治国方略是法治，然而，他们未必知道这法治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法治的对象是国家官员承办的国家事务，因而，他们总是能够制定并采取一些与国家宪法和法律抵触的“县法”（即土政策），从而不当干涉了“宪法”规定独立行使的司法权力、侵犯了农民的民利、财产权利甚至人身权利。

官员为什么不认同法律？可能是因为法律的价值取向之一是规制公共权力，而任何公共权力天然具有被滥用的倾向，即权力总是试图冲破规制。再加上基层工作的繁杂，官员们又总是乐于采取效率较高的土办法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些办法有的恰恰是与法律规定的程序相对立的。这又与法制另外一个特征不符：现代法治注重程序强调公平。

2.司法体制尚不足以自行克服法外的不当干涉。官员不认同法律所导致的顶多是违法行政，而这正是行政审判的价值所在——以国家的司法权力监督制约政府的行政权力，从而使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后果通过行政诉讼得到纠正、使相对人的权益得到救济，因此，行政官员不依法办事，这并不是严重得不可救药的问题；要紧的是，这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最后也受制于那个不依法行政的政府的干涉，从而使维护正义的最后一扇大门也关上了。然而，周广立为阳谷县人民法院发出去的1200多份《行政诉讼法》宣传材料的结尾却曾经自信地写上了这样一段话：“鼓起你的勇气，用法律保护你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阳谷县法院的大门随时都在敞开。”

现在，周广立在信中说：“我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对我不满；我要求法院依法办案，法院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也对我不满，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笔者本人根据多年基层司法工作的经验，曾经有过为农民兄弟写一本法律知识小册子的想法，然而今天看来这一想法虽然有理但却显得幼稚：需要是最好的老师！那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法律培训的周广立，他的故事给了我这样的启示。

现实还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加强法制教育的重点对象，不是群众，而是政府官员（可见中央部署的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对象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中国的法治不是要等到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自动觉醒以后才能真正实现，在农村，那种以农民没有文化这一所谓的国情为理由，替基层的违法行政行为辩解，进而对法制持怀疑态度或者视法律为“整治刁民”工具的观点，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法治需要的市场经济基础业已轮廓显现，农民在改革20年后也大多在经济上摆脱了一大二公体制下的贫穷，这一状况使得农民产生了对法治的渴求，即他们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的司法机关来保障他们的法定的权利和利益。

乡村论文篇7

（一）乡村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乡村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乡村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和保证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这种来自民间的道德主张具有凝固性、传承性、稳定性等特征，认同度更高，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出现何种分裂，造成哪样的混乱，总是能够以不同的形态继续存活在普通农民中间，发挥着规范行为的作用，维护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3］传统乡村文化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保持着自身的特殊性。但随着现代性的推进，文化冲突的加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也开始面临着裂变及价值重建的问题。一般来说，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近代以来的两次思想解放潮流。洋务派最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后又掀起了“立西学”、“破中学”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破除传统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紧接着“”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潮流。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村文化的重新改造和价值引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乡村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过去乡村存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落后思想得到了遏制和清除。第三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的价值困境。随着改革深入到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逐渐被打破，农民安土重迁的价值理念开始发生动摇。经济的发展助长了农民追求物质、谋求物质享受的需求。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道德渐渐被边缘化，拜金主义、、封建迷信思想等不良价值理念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农民思想混乱，行为失范，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约束在渐渐失效。乡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走向了“半熟人”社会。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乡村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乡村的发展关乎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和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推进，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乡村文化出现了逐渐异化的趋向，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的乡村文化正在挤占传统道德伦理的阵地。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渗透到农村地区，引起了农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出现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理想信念的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农民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现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人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复兴，是农村与城市的复兴，是文明与经济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到农民的生活，就是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险，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子女就学等问题。而实现和谐乡村，生活安逸，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求。和谐的乡村理应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祥和的，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理应是天人谐和、节用爱物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方位入手，从与农民利益相关的领域入手，增强信心，塑造理想。

乡村论文篇8

1引言

乡村有景观吗?乡村有园林吗?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故而，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然而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治病”“健身”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2乡村景观园林的含义

“乡村景观园林”(RuralLandscapeandGarden)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它由“乡村”和“景观园林”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乡村”而没用“农村”一词，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如今在农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因此，用“农村”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建成区以外的地区，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景观园林”的定义可以分解为“景观”和“园林”两个方面。对于“景观”，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笔者曾有阐述:扼要地讲，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1996，1999)。对于“园林”，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园林”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下了定义:“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视觉无尽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因此，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3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目标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年底，全国有建制镇17015个(不含县城关镇)，集镇29118个，村庄3557700个，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个，集镇减少1206个，村庄减少101635个(1998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方面，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另一方面，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4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动态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Landscape)、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4.1传统地方性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舒楠1997，陈志华1999)。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程极悦1987，肖国清1988，殷永达1993，张浪1996)，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4.2传统乡土建筑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为代表，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4.3历史文化传统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刘沛林1995，1997)，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4.4空间格局演变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分析其演变发展(刘滨谊，毛巧丽1998)。

4.5现代人类聚居环境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刘滨谊1999)，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5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6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方法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著很多，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7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意义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从艺术追求而论，如果说，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那么，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宛自人开”，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7.1建立乡村景观园林的观念意识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7.2发掘保护传统乡村景观园林环境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因此，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713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①刘滨谊，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②刘滨谊等译，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1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③刘滨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④张小林，乡村概念辨析.地理学报，1998，[6]:365～370

⑤张家骥，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⑥刘天华，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画镜文心.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1994

⑦农村与景观.台湾大学农学院农村规划与发展中心编译，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⑧舒楠，楠溪江流域乡土文化与农村园林.建筑师，1997[78]

⑨程极悦，徽商和水口园林——徽州古典园林初探，建筑学报11987[10]

⑩肖国清，论徽州古典园林艺术1中国园林，1988[2].张浪等，徽州古典园林的研究1中国园林，1996[6]

ω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ξ陈志华等，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1台湾省建筑师公会

乡村论文篇9

关键词 乡村教师 新手教师 逆向文化冲击 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G455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Rural New Teachers' Reverse Culture Shock and Adaptation

DUAN Runh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ccepting urbanization oriented rural education， and la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omprehensive urban culture received baptism rural students in their hometowns to teach the mother to re-adapt to the culture - culture in the country， suffered a scholar Scheuts （Scheuts） proposed "reverse culture shock" to solve this impact is reasonable or not， will not only affect rural novice teachers' normal working life， forming a good cultural mentality of rural students， or even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rural teachers. The reason for this reverse culture shock is mainly rural novice personal knowledge questions， 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schools away from the huge imbalance in cultural evolu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Good cultural adaptation needs of individuals， schools and countries united together.

Key words rural teachers； new teachers； reverse culture shock； culture adaptation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1.1 逆向文化冲击

“逆向文化冲击”最早由学者斯格兹（Scheuts）于1944年提出，原意是针对一些出国人员在离开本土相当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异文化的冲击、适应过程后，回到母国时对于曾经熟悉、现在却可能是陌生的母文化环境产生的类似于进入新文化后的不熟悉、误读现象。①本文将这个“逆向文化冲击”概念引入到乡村新手教师的研究中来，基于下面三个理由：

第一，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是乡村新手教师回乡过程中产生“逆文化冲击”前提。第二，乡村新手教师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接受这城乡两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乡村新手教师自小生活在乡村，接受者乡村文化的耳濡目染，虽然接受者城市化取向的中小学教育，对于城市生活产生一定的想象，甚至有的在城市文化的关照下鄙弃乡村文化，但是由于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的严重脱离，让他们对于城市文化并没有深刻的感受，主要还是依托于乡村文化。②进入大学后全方位接受着强大的城市文化洗礼，城市文化才在他们身上落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第三，乡村新手教师受到的“逆文化冲击”，不仅表现在理论上，更体现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笔者通过随机对一些乡村新手教师访谈了解到，一些乡村新手教师极为怀念城市生活的美好，埋怨乡村社会生活的粗俗单调，有的沉迷到电脑网络中去，有的则通过考研，公考或是调到县镇学校，以摆脱乡村教师身份。

综上所述，本文将“乡村新手教师逆向文化冲击”概念界定为：出生在乡村，受到乡村文化深刻影响，但接受城市文化趋向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最后返乡任教的乡村新入职教师，在重新适应母文化——乡村文化过程中遭受到的不适应现象。并根据乡村新手教师的具体情况对其逆向文化冲击心理变化过程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提出了三阶段说，即沮丧阶段、调整阶段和适应阶段。

2 乡村新手教师遭受“逆向文化冲击”的原因

（1）乡村新手教师自身的认识问题，造成的乡村文化再适应过程中不适性。首先，乡村新手教师很少对可能会遇到的母文化的适应问题有心理准备，其次，是乡村文化自身的变化造成与乡村新手教师心中的家乡概念有所差别，再次，是乡村新手教师没有认识高等教育经历对于他们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以及这种变化对他们与母文化互动的影响。

（2）乡村新手教师接受的远离乡村的教育，致使重新应付乡村文化无所适从。首先，近代以降，国家权力的下沉，学校进入乡村社区，推行的是普适的科学文化知识，乡村社区以外的文化和知识技能开始取代社区传统，地方性知识被迫退居私领域内，乡村教育不能满足乡村的生产生活实际。③一方面致使新村新手教师难以在乡村教育中学到应付乡村的生产生活知识，另一方面以城市化为取向的乡村教育，漠视甚至贬斥乡村文化，再加上乡民们功用化对待乡村文化，以逃离乡村为目的乡村新手教师，很难有热情学习与乡村有关的知识。

其次，乡村教育这些年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致使教育内容远离学生生活，乡村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致使乡村新手教师重新面对乡村生活生产的问题时难以应付。

（3）城市文化的强势入侵下，乡村新手教师在乡村难以找到归属感。在文化进化论的视野下，乡村文化成了城市文化的延伸，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前的落后阶段，新村新手教师社会或者教育中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以致信奉这样的观念，让他们难以找到乡村文化的价值，甚至漠视或贬斥乡村文化，因此在他们回到乡村社会时，寻找不到自身的价值感和归属感，难以融入乡村社会。④

（4）城乡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异，致使乡村新手教师产生的“逆向文化冲击”。即便是在城市化迅速发展，城乡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城乡文化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或者精神文化层面，接受过城市文化全面洗礼的乡村新手教师在心理上很难接受乡村，在生活交往方式难以适应乡村文化。另一方面，乡村学校教育较为落后，乡村教师的待遇福利较低，社会地位不高，生存环境较为恶劣，让乡村新手教师很难安于乡村教育，融入乡村社区。⑤

3 乡村新手教师遭受逆向文化冲击后的调整与适应

3.1 乡村新手教师个人层面

首先，应该认识到自身可能会受到的“逆向文化冲击”，积极地参入学校内外的各项活动，加强对于乡村文化的了解，与此同时密切乡村文化与课堂的交流，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促进自身专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改造和引领乡村文化的发展。⑥其次，应该树立多元文化价值观，合理的认识城乡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确有发展水平之差，但更有发展类型之别，应该尊重乡村文化的价值，这不仅是乡村教师自身应该具备的文化价值观，乡村新手教师还应该把这种观念带入课堂，让乡村学生也形成良好的文化价值态度。⑦

3.2 乡村学校层面

首先乡村学校可以建立新老教师“师徒制度”，一方面可以促进乡村新手教师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新手教师可以快速融入学校生活以及社区生活。其次，乡村学校可以加强学校与乡村的互动，为乡村新手教师融入社区搭建更多更好的平台。再次，乡村学校应该积极关心乡村新手教师遇到的各种困难，给以温暖帮助。

3.3 国家与社会层面

乡村新手教师遇到的逆向文化冲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城乡发展巨大的不平衡，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乡村教师的工作待遇太低。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提高教师待遇，关注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状态，需要国家持续不断地努力。

注释

① 李晶.逆向文化冲击中文化适应[D].上海：复旦大学，2008.

② 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M].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30.

③ 张济洲.乡村教师的文化冲突与乡村教育改革[J].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2008（9）：73-76.

④ 段会冬.乡村教师文化困境的再思考：对《乡村教师的文化困境与出路》一文的回应[J].上海教育科研，2011（11）：40-44.

⑤ 侯中太，蔡永红.农村教师生存困境与反思[J].中国教育学刊，2012（10）：32-35.

乡村论文篇10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到20世纪，每所学校基本上都是由当地居民来管理和支持，这就使得学校受地区制约很严重。由于有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课程有很大不同，所以各学校就重新制定了一套新课程，这套课程包括拼写英语、书法、艺术、阅读、物理、自然和卫生，其中大部分课程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基础课程。 

当时，在评估成功的标准测试中，采用这些课程的乡村学校的未受教育比率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例如，据科迪尔(1992)报道，在1870年到1900年期间，在堪萨斯、洛厄尔和那布拉斯加，公共教育开展得很出色，使得这些州的未受教育的比率下降到3.0%以下，然而在东北部的一些城市，未受教育的比率仅仅下降到5.9%。尽管如此，1890年以前，乡村教育制度不能够满足受教育者需要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乡村学校问题"。 

直到19世纪末，乡村人民才对学校制度基本上满意。这种教育制度已经成功地培养了好几代农民和侨民。然而人们的满意感又逐渐缩小，这表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诸如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和地方支持这类问题。困难的主要根源来自"乡村问题"，即大量年轻人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令人担忧的是，大量的人口迁移使得乡村文化迅速滑入低谷。 

大量人口迁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很令人担忧。其中包括增长的人口对乡村土地的压力，在中心城市就业压力增大。1890年以后，由于有效的土地面积逐渐减少不得不封锁边界。然而在当时，一些批评家总是在寻找其他原因，最后，焦点集中在是什么引起乡村生活质量下降和乡村学校教育的失败，使得孩子们依然在农场上劳动这两个问题上。 

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教育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工作团体仍然处在农场这个环境下，这种观点与出现的现象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城市学校有优良的制度，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科学的教育方法，以及工业化的管理技术；相比之下，旧式的乡村学校就显得很破旧和落后了：落后的管理水平和设备，素质很低的教师。乡村学校的一些批评家指出了现实乡村学校的一系列不足：组织结构、教学楼和操场条件，师资力量、教学项目和教学实践。 

解决乡村问题和乡村学校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开展以通过社会、农业、教育和宗教的改革来促进和提高乡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乡村生活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只是由一些具有改革心理的人们组成的联盟发动的，但这件令人振奋的事最终促成1908年由罗斯瓦尔特总统领导的"乡村生活委员会"的形成。 

在广泛的宣传、研究和召开地区会议以后，一方面，委员会指出，美国乡村生活前途黯淡，乡村学校很少采取措施来改善目前的状况；另一方面，委员会也指出正是乡村学校使年轻人大量迁移。因此，就以几个要点为基准制定了一个教育原则：1.教育应该与生活相结合；2.学校应反映乡村日常生活；3.学校对学生的缺乏理想，盲目地向城市迁称负责；4.教师是本地区一部分；5.农业和自然科学是乡村教育的主体；6.学校要基本上建成一种新型学院。 

虽然这个规定确定了一些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新奇的想法。特别是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校应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负责。至少，这表明在美国，那些具有改革观念的人认为教育是一股有效的力量。它也表明，这些改革忽视了形成已有100多年的乡村教育制度的效果。在这一期间，乡村教育在形成民族特征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从乡村生活改革的内容来看，由谁管理和怎样管理乡村学校这个问题要比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和当地其他业务发展状况更为重要。 

据富勒报道：由于被他称作"美国专业教育者新型学校"的建立使得情况有了很大进展。这所学校致力于把教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并且提高专业教育者的自身素质，以便巩固和提高乡村学校，城市学校，以及各乡村、各州的教学管理水平。 

不管开始的动机是什么，为了实现他们的一系列目标，改革者们积极投身于为乡村学校的发展开辟两条广阔的道路上，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 

1869年，马萨诸塞统一，这使得20世纪初整个美国前进了一大步。为了解决乡村学校面临的困难，改革者们实行了重新规化乡村学校的第二条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提高现有乡村学校的教学质量的，内容包括：使教学楼更好些，师资力量更雄厚些，教学项目和教学实践要进行重新修定。 

二、教学项目和教学实践改革 

在所有以提高现存学校教学质量为目的的改革方案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英语教学项目和实践进行重新规划。改革者们指出教学项目应该从以3R’S和传统的学科为重点，转移到以乡村生活本身和学生们在农村中的亲身体会为重点。在这项改革之后，乡村生活委员会主席莱伯特·海德·贝利成为乡村学校改革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很有哲理性的乡村生活运动的老前辈。贝利认为：乡村学校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具有乡村特色的学校，并不是建立城市学校的复制品。这就要求应该为乡村学生专门设计一些反映乡村文化的教材，教学项目也应该与学生的乡村生活相联系，也就是教学实践重点应放在自然科学和农业上，让学生们多一些实践活动，让他们带着工具、土壤、植物、问题去学习；另一个改革目标是试图打破传统乡村学校的孤立性。学校、乡村生活，各地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贝利和其他改革者们并不仅仅是计划更换一下教学课程，他们认为应该把校内知识与乡村生活的各种活动完全融合起来，作为学校的教学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是提倡把园艺啦、做饭啦、缝纫啦、务农啦等作为全部课程，更主要的是他把传统的教育学科象自然、算术、英语等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因此，这项改革使得乡村教学课程比19世纪更加完备了。为了了解这项改革的含意，我们需要看一下教学课堂和乡村老师、学生的工作。 

那么讨论一下在乡村生活期间，在这种改革氛围中，英语教学实践开展得如何，无疑是很重要的。这个讨论包括三点： 

1.乡村学校教育应该以学生的亲身经历为基础； 

2.学生应该通过实践去学习，应该能够把在学校学的、做的与乡村劳动和乡村生活联系起来。进一步讲，学校应该成为本地区的"自然系统中心"，并且应该把自然科学学习、农业学习和各门课程的学习与本地区的联系作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