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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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调查的4个乡镇和3个村都存在规模庞大的债务。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4个乡镇的债务增长速度都很快，到2001年底平均债务余额已高达545.7万元。B乡6年内债务规模增长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增长了5.4倍，年均增长32.4%；C镇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50.5%。表2显示，1990--2002年，F村和G村借款总额都超过100万元。到2002年底这两个村的借款余额分别为30.4万元和16.5万元，如果加上应付款，债务规模会更大。

调查表明，债务用途对债务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办公场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兴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这些项目的兴办一般会急剧增加乡村负债的规模。如C镇1999---2002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园区的拆迁与建设，A乡1999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是修建了宏伟的乡政府办公楼。一般而言，从用途来看，发达地区乡镇的负债主要用于兴办企业，提供投资额较大的公共产品，如C镇所有的债务都用于举办企业和工业园建设，负债额较大。欠发达地区大部分乡村债务用于发工资、上缴税费任务，负债额因而较发达地区低。

二、债务结构

(一)债权人结构

乡村债务的债权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上级财政，单位和私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乡镇干部)等。表3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的债权人构成表。表4为调查村1990--2001年借款的债权人构成表。

上述情况及我们所掌握的其他地方的材料表明，正规金融机构是乡村债务中最主要的债权人，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基层政府或者组织的重要资金供给者。

对乡镇政府而言，县级财政也是借贷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县级财政借贷包括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用于弥补预算内资金的不足或者应付突发事件，比如D乡的清盘借款，因为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后，债务必须由乡政府财政兜底，县财政先垫借出来，然后逐年在下拨款里面扣除，年息3%；二是项目贷款，资金跟着项目走，比如B乡的林业开发贷款。

非正规金融组织主要是农村合作基金会。1996--2002年B乡累计从基金会贷款304.9万元，用于发工资、建办公大楼和上缴税费任务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私人成为乡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借贷渠道。私人主要指的是乡村干部、个体工商户。乡村对私人的债务有借款和应付款两种形式，借款包括各种名目的集资、临时周转借款，应付款则是因为拖欠工资和工程建设款而发生。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债权人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发达地区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都比较充裕，金融机构和私人成为负债的主要债权人。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除了正规金融机构和私人以外，上级财政以及各种非正规金融组织也是重要的债权人。

实际上，乡村债务正在经历一个由公共债权向私人债权的重大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乡村建设等主要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乡村借贷的主渠道是农行和信用社，基本上没有单位和个人债务。1993年开始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加快了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使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和农村出现了边缘化的现象，乡村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急剧减少。到1998年以后，广大乡村尤其是村级组织几乎不可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同时，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以“九五”时期为例，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6年为8.82%，1997年为8.30%，1998年为10.69%，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其中1998年的比重有所提高，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特大水灾。这五年中，国家财政收入从1996年的7400亿元增至2000年的16386亿元，增幅达121%；但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只从700亿元增至1231亿元，增幅仅为75%。因此，乡村融资不得不依赖主要由私人组成的民间借贷市场。

(二)债务用途结构

乡村借贷款主要用于兴办乡村集体企业、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从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公设施建设，发工资以及上缴税费任务等。表5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累计发生债务的用途结构。

从表5可以看出，在2001年D乡的债务余额中，用于兴办企业的债务占总量的35.3%。另据我们调查，从1991年以来C镇发生的5笔借款中有1笔直接用于兴办企业，3笔用于工业园建设，也与兴办企业有关。其他地区的调查也表明，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等生产性支出是形成乡村债务的一个主要原因。乡村两级债务的1／3用于生产性支出(云德奎，2000)，河南50%的乡村债务是在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的过程中发生的(河南省财政厅，2001)。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的法律法规，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在上级政府的强制压力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非常规发展。由于自有资金不足，集体企业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财政优惠资金。D乡兴办的乡村集体企业主要是建一座水电站，项目总投资为337.9万元，其中负债为213.9万元，占到了其债务总余额的1／3。

农业综合开发指的是围绕农业增产增效而开展的各项建设，比如兴国县搞的所谓“三冬一改”和优化种植结构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贷款来源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国际农发基金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这些资金通常由乡镇政府统一承贷，然后转贷给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户，或者为他们提供担保。粮食主产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一般比较大，在其债务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D乡，这类用途的负债占到1／3强。不过，“在城市偏向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要求，经常只是为了得到贷款或者援助而表面敷衍，并没有落到实处。”(林毅夫，2002)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也是如此，解决资金紧缺的激励刺激基层政府向国外资本借贷。D乡向国际农发项目贷款218.7万元，借贷时用的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名义，但借款的实际用途并不仅仅是农业开发，这使得农业综合开发大打折扣。

对债务的使用作历史性的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乡村负债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从债务的表现形式来说是融资性债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税费任务以及发工资成为乡镇的沉重负担，债务的用途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发生了由生产性负债到非生产性负债或者说由融资性负债到赤字性负债的根本性变化。由于绝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停产、倒闭或者转制，政府从生产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通过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等手段吸引外部资本，推动个体和私人企业的发展，东部地区的负债由生产性投资转向基础设施建设。

表5乡镇政府负债的用途结构(万元，%)

注：用途中的其他主要指的是偿还债务以及乡镇财政周转金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整理

(三)期限结构和利率水平

负债的债权人及其用途决定了债务的期限和利率。一般来说，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绝大部分属于一年之内的短期贷款，利率比较确定。4个样本乡镇自1996年以来一共向金融机构贷款16笔，其中只有A乡和D乡各有1笔贷款为长期贷款，其余皆为短期贷款。金融机构的利率由国家规定，由于央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调整银行利率，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变化比较大，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来源于诸如各种基金会等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借款都在一年以内，利率非常高，比如B乡从1996--1998年一共向基金会借款13笔，期限短则3个月，长则1年，月利率高达千分之19.8。

单位和私人的债务由借款和应付款两部分构成。中西部地区的单位和私人的借款绝大多数具有应急性质，比如用于完成税费任务。从期限来看，基本上属于短期借贷，利率比较高。借款期限短则一个星期、半个月，长则6个月。这是因为大部分乡镇的拖欠都是短期性质的，能够周转过来就会结清税费。东部地区的借款则主要以集资的形式发生，用于兴办企业。政府和单位以及私人之间的借贷是借贷关系里面最敏感的话题，利率是借贷的焦点。从样本乡镇以及我们掌握的其他案例来看，单位和私人借款的利率弹性大，低则不用还利，高则成为高利贷，月利率高达千分之30。

从我们所掌握的案例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应付款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拖部教师的工资，迫于各种压力，虽然经常发生拖欠现象，但是一般都是短期的，更准确地说是常欠常清。另一部分是拖欠各种工程款。建设款拖欠时间一般都比较长。A乡1998年拖欠工程款45万元，到2003年都没有偿清。发达地区的应付款绝大多数属于工程建设款，拖欠时间也比较长，一般都在3-4年以上。

三、债务变化趋势

对债务的走势做预测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由于数据不足，我们很难运用统计方法，比如时间序列分析法做出定量分析。这里我们只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依据宏观经济走势，定性地对负债增长速度、债权人结构以及用途做一些分析。

乡镇负债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乡镇财政的收支缺口。由于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相对稳定性，故负债增长速度又主要取决于支出的增长速度。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干部教师工资，负债增长速度取决于工资增长速度。如果工资增长速度过快，乡镇的债务也增长快，反之亦然。很多地区推行的“工资由县级统筹”的做法缓解了乡镇财政支出的压力，这些地区乡镇债务的很大一部分源头应该可以得到遏制。发达地区乡镇的债务主要是基础设施融资性债务，其增长速度主要由公共产品投资额的增长速度决定。从目前形势来看，雄心勃勃的“东南沿海”工业园区建设、大路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可能会刺激债务的增长。发达地区大搞投资环境建设，实行“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战略，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普遍推行“赶超”发达地区的战略。在这种战略的主导下，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被迫效仿发达地区，提供大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以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高且经济效益见效慢，如果乡镇受到的强制性压力不能够得到减弱，便有可能重蹈覆辙，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办乡镇企业一样，导致负债急剧增长。一言以蔽之，“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有可能刺激乡镇政府(既包括中西部地区的，也包括东部地区的)举债，导致债务规模不断膨胀。

从负债用途来看，短时期内，乡村债务的结构不会改变，即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税费任务和发工资为主，东部地区的负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不过，正如上面所言，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负债用途还涉及一个竞争压力的变量，在强外部压力下，其使用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债权人来看，由于国家支农力度的减弱，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乡村的资金将越来越依赖非正式渠道。乡村债务的债权人主体逐渐由银行向私人转变，拥有雄厚资本的个人谈判地位将逐步升高，对社区事务的控制权日益扩大，这是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四、债务风险分析

(一)风险分析指标

由于目前还没有用于乡村债务风险分析的通用指标体系，这里借鉴国债风险分析指标，然后对国债风险分析与乡村债务风险分析之间的差异做出说明。

1.债务依存度。指当年债务收入占财政(财务)支出总量的比重，反映财政(财务)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财务)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财政(财务)处于脆弱的状态，并对财政(财务)的未来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国际上常用这一指标衡量国债规模的合理性，认为债务依存度不能超过20%。

2.债务率。指一定时期内债务余额相对于财政(财务)收入的比例。该指标可以衡量财政(财务)的偿债压力。比例越高，说明乡村的还债压力越大。

3.偿债率。指年度国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财政(财务)收入的比率。对于乡镇来说，偿债率等于年度债务还本付息额与财政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对村级组织而言，村偿债率等于当年村级组织还本付息额／该村级组织财务收入总额。

除了借用3个国债指标之外，结合乡村实际，还应该计算农民人均负债额和债务负担率。农民人均负债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村级债务余额农民人均额；个人债务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者村级债务余额人均额相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有学者提出，个人负担率(乡村两级)不宜超过10%(牛竹梅，2002)。

(二)风险分析结果

偿债率是按已支付的还本付息额计算，由于所调查乡镇实际还本付息很少，这个指标对乡镇没有多大意义。本文主要用债务依存度、债务率、农民人均负债额、农民个人负担率分析其债务风险。对村一级还使用偿债率指标。

1.乡村财政(财务)支出，尤其是乡镇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较高，不少年份超出警戒线。根据农业部的调查，1998年乡镇政府债务依存度为10.98%，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还没有超出20%的警戒线。但从我们的调查样本来看，每个乡镇都在一些财政年度超出警戒线。B乡年年都借债，债务依存度总体非常高，平均为39.6%，1996年以来，有4个年度大大超过了警戒线，其中1999年更是高达92.4%，这意味着该年度B乡基本上依靠举债度日。A乡有2个年度的债务依存度大大超出了警戒线。C镇有2个年度超出了警戒线。但是从总体上看，财政收入差的乡镇比财政收入好的乡镇债务依存度高，超出警戒线的年份也多。村级财务的债务依存度有些年份也很高，大大超出了警戒线。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计算

2.乡村债务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债务清偿能力高低不等。欠发达地区乡村的债务率都比较高，尤其是B乡，1999和2000年债务余额连续两年超出财政总收入的2倍。A乡从1996年以来，年年借新债，没有偿还任何债务，债务率逐年上升，4年时间内负债率提高了35倍，年增长143.2%。C镇的债务余额很大，但由于财政收入基数大，收支状况好，故债务率相对较低，有很强的债务清偿能力。依据债务率，我们可以对乡村进行划分，像B乡和F村这样的乡村，债务余额超出年财政(财务)收入数倍的地方，属于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乡村；C镇和G村债务量虽然大，但是财政(财务)收入基数也大，可以安排债务清偿资金，属于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的乡村；A乡和E村介于两者之间，属于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偿还部分债务的乡村。

3.村偿债率反映出欠发达地区村级偿债负担更重。在村偿债率上，除了个别年份，E村和F村两村都要高于G村，近几年更是如此。从实际情况看，G村还款能力强，目前只有16.5万元债务余额，而F村债务余额则高达30.4万元，再加上F村的财务收入仅为C村的1／5-1／4，所以F村的债务负担更重。

4.农民人均负债额和负担率大幅度提高，负担比较重。由于债务增长速度过快，农民人均负债额迅速增加。B乡6年内人均负债额增加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年均增长39.5%；C镇年均增长57%。由于债务增长速度高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所调查乡镇农民个人的负担率提高得非常快。A乡在短短4年内，负担率提高了6.5倍，年均增长59.7%。结合其他地方的统计数据，我们有理由认为，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对债务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且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有些乡镇已经到了“不举债难以为继”的地步，称其为“负债财政”或者“讨饭财政”丝毫不为过。在这些地区，债务对乡村组织形成了沉重的负担，迫使乡村负责人纠缠于债务事务当中。乡村债务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债务清偿能力有高有低。有些乡村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有些乡村通过努力可以偿还部分债务，有些乡村则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从农民个人负担率来看，总体的负担都较重。这就是说如果债务不能够通过其他渠道化解的话，债务将对社区农民构成严重威胁。从几个指标的发展趋势来看，都呈现出增长态势。这说明，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乡村债务的风险都在增加。债务危机的苗头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年份都已经出现，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治理，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势必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当中，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挑战。这个判断的政策含义是，治理乡村债务迫在眉睫!

根据国债衡量指标，我们对乡村债务的风险做出了上述分析。不过，无论是债务结构还是债务约束，乡村与国家都存在本质的差别，比如：(1)乡镇可以向上级政府转嫁债务。(2)乡村组织有可能找机会和借口逃避债务，而国家一般不能这样做。(3)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银行是乡村债务的主要债权人，而金融部门本身预算软约束以及银行和政府的特殊关系导致银行贷款对乡镇政府部门形成的约束力很弱。调查中发现，很多乡村干部甚至不把金融部门贷款计算在乡级债务之内。所以，债务所产生的压力以及风险都可能要比根据上述指标计算出来的要小。这些差异也为分析乡村债务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即如何确定乡村债务的适度规模，以及建立乡镇(更广泛一点讲是地方)公共债务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五、负债效应分析

现有不少关于债务问题的研究内含了乡村负债都是不良债务的假设，把负债看作是一种导致地方社会福利恶化因而必须加以禁止的现象。但事实上，对负债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分析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乡村债务的大量发生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基层政府推动现代化的责任增大有关。资金稀缺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负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不足的困难，成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融资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快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仅靠市场的力量已远远不够，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后进的国家，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和作用，而适度的赤字和债务政策则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不能举债，而是债务必须保持适度规模。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债务规模过大，导致债务风险不断加大。债务依存度太高，表明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的运转越来越依赖负债筹措资金。偿债率和债务率过重，则表明财政的偿还压力太大，影响正常的公共支出活动。农民个人负担率高，会对农民负担构成威胁。沉重的债务压力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的顺利运转，减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以及投入。乡村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跑借贷、应付支出，或者被迫用于应付债权人的逼债、告状、上访和打官司，导致公共管理工作投入的减少。同时，由于负债过度，教师、干部的工资难以及时足额发放，影响了广大教师、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可能会导致乡村公共权力机构或组织的瘫痪。还有，在没有偿还渠道的情况下，负债便对社区农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可能导致农民负担反弹，侵蚀税费改革的成果，或者持续拖欠，导致政府的信用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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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体育文化是一种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人们在体育实践过程中通过身体的形态和技能展现出来。它可以反映传统的、本民族的体育特征，影响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并和人们的体育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体育文化的发展还和物质文明及社会文明相关。

二、发展乡村体育文化的意义

伴随着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体育建设已经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面。体育建设在新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体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通过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降低乡村居民的发病率，从而降低医药消费的开支，从而积累社会财富。体育促进乡村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是乡村建设的“软实力”。体育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的文明及道德水平。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可以直接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及人际关系，利于转变乡村的落后、不健康的生活观念，阻碍赌、黄、毒等不良文化在乡村中的发展，净化乡村的社会环境，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三、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体育文化在乡村中发展的直观表现是民众的体育锻炼情况。通过体育锻炼可以看出体育设施的建设情况，分析出体育锻炼的组织形式及参与体育锻炼的民众的体育思想。通过对乡村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认识到现在乡村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的现状。

1、国家政策对乡村体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还相对落后，基本上属于公益事业。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要发展乡村的体育事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支持。国家的相关部门要做好相关的工作，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

2、体育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体育场地是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保证，它的建设情况直接关系着体育活动的开展。建设体育场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民众体育活动参与难的问题。根据调查的结果显示，乡村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体育场地、器材短缺的情况。同时，还存在民众对已有的体育设施、器材利用效果不佳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体育需求和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二是，体育资源建设呈现集中产出的方式。体育需求和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主要是因为目前乡村的中青年劳动力大多数外出，村中的中老年及青少年较多。对于中老年和青少年来说，他们对现代竞技体育很陌生，他们参与的大多数是无限制体育项目，他们的运动需求和政府的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同时这也是体育输入和体育需求相融合的主要原因。体育资源建设呈现集中产出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体育设施建设大都围绕学校和村委会中心建设，这种集中式的建设方案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限制了体育场地设施的福射功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体育活动，因为有的村民离体育场地太远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体育场地资源的闲置，也不利于体育场地的维护与管理。

3、基层体育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乡村地区的体育事业的发展，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民众自发组织一些体育组织，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农村体育组织的数量很少，即便存在体育组织，但是经费是限制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问题。开展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抑制乡村打麻将的不正之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体会到体育锻炼的好处，提高农村的精神面貌，还可以更好的让乡村留守老人摆脱孤独，找到生活的乐趣。

4、体育人力资源不足体育人力资源是指拥有体育技能较高的人群，他们的体育科研能力强，有着突出的体育成绩，并且还具有管理能力和创造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体育人力资源的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它不仅仅只包括“体育人”，同时还包括能为体育事业服务，奉献知识、智慧、能力的人。农村体育人力资源主要指符合体育人力资源内涵和特点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能够为体育发展事业服务，为体育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农村人口。具体来说，就是乡村地区的体育指导员、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或者是带头人。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乡村中的体育人力资源严重不足，人们对体育的发展缺少主观能动性，缺乏优秀的专业人才组织、指导体育活动。

四、乡村体育发展建议

1、加强乡村体育的组织与建设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就要健全乡村体育发展的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加大乡村体育人力资源的培养和选拔，从乡村体育教师、体育爱好者、退伍军人、农村体育志愿者当中进行选拔，培养优秀的体育人力资源，满足乡村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培养优秀的体育人力资源，还要创建体育组织。在乡镇体育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乡镇的体育职能部门要从体育需要的实际出发，积极鼓励各类体育爱好者参与体育活动，并组织建立象棋、乒乓球、篮球、足球协会，开展特色体育娱乐活动、组织体育比赛，并以此形成特色体育团队，逐步完善乡村的体育网络，为乡镇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各个体育组织和特色体育团队正常活动之后，等到条件成熟时，乡镇体育部门可以进一步协调将各个体育组织和团队组织起来，成立乡镇体育健身俱乐部，对全镇的体育文化工作进行统筹。成立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自发的体育组织机构，依托镇体育中心、各村企业等的体育场地及设施，组织广大乡村居民经常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成立的体育健身俱乐部可以在组织体育活动时，协调及利用人脉关系和体育场地设施等，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举办各种综合的体育活动。

2、深层挖掘民族体育文化，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传统的体育文化。随着乡村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可以利用体育传统的文化和项目，可以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及体育文化节，将民族的体育文化和旅游相互结合，既可以吸引游客，满足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还可以传承传统的体育文化，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篇3

一、乡村旅游与江西新农村建设

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把乡村旅游作为稳定农村、避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手段,乡村旅游已具相当规模。我国现代乡村旅游发展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但对乡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却影响深远。因为随着现代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人们回归自然、放逸身心、感受自然野趣、体验农村生活、进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实践证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容,扩大了旅游容量,而且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了农民脱贫致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二、江西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为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国家旅游局将2006年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以“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为主旋律的乡村旅游在全国各地异军突起。早在四、五年以前江西就有一些乡村搞起了以欣赏田园风光、感受地方风俗、品味特色农家饭菜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如庐山脚下的农家饭庄等。目前,在将江西建设成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后花园”的战略思想主导下,全省各地都在本着“政府主导、农民自主、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突出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把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与推动农业产业化、特色化相结合,积极扶持乡村旅游发展,使不少偏远山村初尝发展旅游的好处。乡村旅游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增长点。

1.江西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江西自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不仅有风光秀美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泊,更有我们祖先辛勤耕耘留下的宝贵遗产。有世界双遗产的庐山、革命圣地八百里井冈、道家胜地三清山和龙虎山、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等自然景观;有千古第一村——流坑、客家文化的象征——赣南围屋、人间绝境——上堡梯田等著名的人文景观;有萍乡傩神舞、兴国山歌、赣南采茶戏等民间戏曲歌舞;有南丰蜜桔、信丰脐橙、兴国红鲤鱼、樟树药材、婺源绿茶、萍乡腊肉、上饶夏布等品种繁多的土特产;有候鸟之乡、毛笔之乡、烟花之乡、夏布之乡、客家风情之乡等特色村镇;有景德古窑、新干商墓等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2.江西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多种多样。江西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大致有4种:(1)村落民居旅游模式,即以村落民居建筑为凭借和吸引物,开发旅游项目。如以赣南客家围屋、安义古村、婺源徽派古建筑群等以古民房、古宅为凭借进行开发;南昌郊区则以新农村新风貌为凭借,来展示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2)民俗风情旅游模式,即以农村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为凭借和吸引物,充分展现农耕文化、乡土特色、民俗风情。如萍乡的上栗傩神节和湘东春锣、赣南客家文化、兴国山歌节、信丰脐橙节、樟树药材节等。(3)田园生态旅游模式,即以农村田园生态环境和各种农事活动为凭借和吸引物,“吃农家屋、住农家屋、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做农家事”,将农村生态和农事风情、旅游与休闲相结合,以满足城市居民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如庐山脚下的农家饭庄、上堡梯田等。(4)综合型的乡村旅游模式,即将各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集中于一体进行开发。如星子县开发的温泉度假村,位于庐山之南的秀峰脚下,交通方便、环境幽雅清静,就是一个很好的商务会议型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3.江西乡村旅游消费群体相对集中,多以自助游为主。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其动机一般是:(1)对田园风光的向往,寻求回归大自然的享受;(2)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特别是增加少年儿童对农村、农事和大自然的了解;(3)各种类型的故地重游,如“知青情结”、“寻根情结”的推动;(4)渴望对神秘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了解。这就决定了乡村旅游的主要消费群体就是城市居民,江西也不例外。有关调查显示,人们正在逐步放弃过去那种集中式的(如黄金周)、拉练式的长途跋涉,而更加钟情于在城市周边地区一两天、两三日的度假休闲,特别是双休日的乡村旅游。因为乡村旅游时间短、消费水平不高、多以散客为主,旅行社普遍对此兴趣不高,游客多以随心所欲、闲庭信步式的自助游为主。

江西乡村旅游虽然在近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如乐安流坑村在港澳地区也小有名气、婺源甚至赢得了“中国最美的乡村”的美誉。但是江西乡村旅游特色化、规范化、规模化水平低,品牌意识差、重开发轻保护,也是不争的现实。

1.江西乡村旅游层次较低。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小安将乡村旅游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农业旅游,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农家乐”;第二是农村旅游;第三是农民旅游。江西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局限于低层次的“农家乐”,以吃农家饭为主,对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实际上,乡村旅游应该是将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围绕行、游、住、食、购、娱6大要素,将其精心设计制作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包括:文化探密、休闲度假、康体健身、生态观光、体验生活等。

2.江西乡村旅游配套建设不到位。很多地方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的道路、停车场地、公共厕所、垃圾处理、通讯设施、住宿和饮食卫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3.江西乡村旅游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低。目前,江西乡村旅游项目政府投入不足,大多以村民自我管理为主,人才的严重匮乏导致管理的不到位。而乡村旅游经营者知识缺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让不少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笔者曾陪几位慕名而来的远道朋友前往有“千古第一村”之称的流坑,流坑村在古代共出了2位状元、78位进士,可谓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其颇有特色的明清古建筑,虽屡经战乱,仍保持完好,是江西难得的古建筑遗产。然而,其管理水平却不容乐观。就是其作为流坑百年沧桑历史见证的祠堂,里面也是杂物横存。

4.江西乡村旅游综合开发水平低。近几年,江西乡村旅游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大多仅局限于观光旅游、吃农家饭,而对旅游的延伸产品开发严重不足。仍以流坑为例,在整个流坑村居然没有一处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的商店。流坑村的道路颇有特色,都是用鹅卵石铺就而成,有天然按摩器之称,为行走方便村民都穿用千针万线手工纳就的布鞋,笔者一行听了导游小姐的讲解后,为了旅游更加舒适,也为了更好地融入古朴的小村之中,都想买双布鞋,却只能是带着遗憾而归。

5.村民生态保护意识亟待提高。村民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受益者,但小农意识浓厚,只注重眼前利益。如为建度假村而随意破坏生态,导致污水横流、蚊虫肆虐的现象随处可见,使旅游者感到是在花钱买罪受。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教授彭兆荣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让当地人认识到,贫瘠的土地、污染的河流、贫寒的生活、肮脏的环境、鸟兽罕至的农村是不会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只有保持完好的自然生态、农村传统习俗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的村寨才能成为游客热选的旅游目的地”。努力提高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势在必行。

三、精心打造品牌,促进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无庸讳言,乡村旅游的发展关系到江西农民的脱贫致富,关系到江西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直接影响到江西新农村建设成败。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精心打造特色旅游,促进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府主导,规划先行。江西乡村旅游起步晚,各地发展不平衡,因此各级政府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政府导向性投入。乡村旅游又是一个系统工程,规划必须先行。为避免景点建设中一哄而上和雷同建设带来的弊端,政府必须发挥其主导作用,组织专家为乡村旅游把脉,对乡村旅游景点实行区域化布局和差异化规划设计。同时,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会对原先的状态造成变化或破坏。变是必然的,不变是相对的,关键是要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文化遗产,这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规划中,我们必须把握几条原则:(1)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尽量做到“一村一品”,避免程式化;(2)贴近自然、保持乡土特色,避免城镇化;(3)注重人文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传承传统民族民俗文化,避免过度现代化;(4)统筹规划、配套设施到位,避免低档化。

2.市场定位,创造需求。毫无疑问,乡村旅游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城市居民。长期生活在高楼林立、喧嚣拥挤、空气污染、景观呆板的城市,加之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社会竞争,使许多人产生了向往大自然、渴望放松身心、回归大自然的强烈愿望。针对市场需求,我们必须积极创造优美的环境、便利的交通、优质的服务、特色的项目,做到处处特色突出、品位高雅、文化悠远、民风淳朴,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让消费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下榻农家庭院,品尝山野菜、农家饭;或游走古宅深处,欣赏先人的杰作,感悟历史的久远;或围坐篝火旁,烧烤野炊、享尽人间美食,观民俗表演、尽享民风乡土之情;或垂钓于田野池塘,体味乡村文化;或徜徉田园,采摘时令蔬菜、新鲜水果,分享收获的喜悦,让消费者真正得到心灵的放松。

3.挖掘遗产,突出特色。消费者对假日旅游的需求更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新西兰的旅游人类学专家科林·比姆指出,“一个地方的独特之处就是这个地方的主要财富……如果你们有独特的建筑,那么就保护它们,并让它依旧是古雅的模样;如果你们有独特的音乐、歌谣或舞蹈,那么你们就保护它们,让它古色古香;如果你们有独特的耕作方法,那么你们就保护它们,并教给他人;如果你们有传统的文化信仰,那么就保护它们,并熏陶他人。千万不要破坏这些资源!”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就是要保留本地特色,不能盲目跟风。保持村寨的原始风貌以及当地居民仍然还有的传统社会风尚、淳朴厚道的自然秉性,真正体现“人住农家院,享受田园乐”,才是成功的乡村旅游开发。如开发和完善特色农业游、瓷都文化游、客家文化游、道教文化游等。

4.培育人才,提升素质。在目前难以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到乡村进行乡村旅游研究与管理的情况下,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尤为重要。要把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作为“培育新农民”的重要内容。通过培训,使村民认识到他们是乡村旅游最大的受益者,认识到只有洁净优美的环境才能吸引游客,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改变那些不讲卫生的陋习;通过培训,使村民充分认识到乡村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他们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认识,成为自己文化的主动传承者和保护者;通过培训,强化服务意识,改变过去那种散漫、自由、不受约束的坏习惯;通过培训,提高整体的接待水平;通过培训,研究开发旅游的延伸产品,提高农特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改善当地的产业结构。概而言之,就是要通过培训,造就一批守法纪、懂技术、会经营、讲诚信的乡村旅游经营人才,进而扶植一批经营水平高、经济实力强、市场信誉好、发展后劲足的乡村旅游企业。

5.规范管理,塑造品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走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之路,使乡村旅游产品、产业开发从粗放型向精致型转变。可以实行“旅游接待证制度”,对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农户进行评定考核;实行“上岗证制度”,对接待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并定期检查;实行“星级评审制度”,目前江西已出台《江西省农家旅馆星级划分与评定标准》,推行评优活动,对条件较好、服务质量优秀的农户或单位进行星级评审,并挂星级牌;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建设,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乡村环境保护草案、乡村旅游开发申请办法、乡村旅游经营者上岗管理细则、乡村旅游质量投诉与责任事故处理条例等。通过采取这些切实有效的举措,来规范管理、打造精品、塑造品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乡村旅游才不会是昙花一现。

6.开展合作,谋求共赢。江西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先天不足,因此多方合作、综合开发尤其重要。(1)谋求政府在基础设施、道路建设、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提高乡村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与参观游览的安全舒适性;(2)研究机构合作,挖掘整理民俗文化遗产,提升文化品位;(3)与媒体合作,通过媒体搭建信息平台,强力推介旅游产品,特别是互联网,网络营销具有廉价、速度快、影响面宽、服务功能强、信息全面而又易形成个性特色的优势,更适宜乡村旅游的营销;(4)与大的旅游景区合作,实行资源共享、线路互连、市场互动、客源互送,促进共同发展;(5)与旅行社合作,通过旅行社对旅游资源的整合、包装,对游客的推介、招揽,实现景点与旅行社双赢;(6)组建乡村旅游协会、乡村旅游研究会等经济合作组织,制定乡村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互助合作规范和行业自律公约,加强行业自律和互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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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家成.大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旅游与反贫困[BE/OL].中国乡村经济网,2006-02-18.

[3]朱润胜,李佳明.秦皇岛乡村旅游激活“村旮旯”[N].中国旅游报,2006-01-02.

[4]裴闯,石新荣.寻求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点[BE/OL].新华网,200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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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双休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特别是近年出现的乡村旅游让许多人度过了轻松而有趣的周末。乡村旅游的出现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也出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产品形式单一雷同等。要想发展农村旅游经济就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如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加强宣传等。

现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众性。所谓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来开展旅游活动，旅游业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消费自己的产品，使企业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众旅游兴起以来，经常性的休闲度假已渐渐取代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的观光型旅游而成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欧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国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5%，瑞典更高达75%，休闲度假已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使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3.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开发资金，因此如何筹集资金发展农村旅游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难题。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资。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大好时机，抓住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旅游经济。二是利用各种优惠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各种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利用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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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乡村田园观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调查显示,有3617%的中国游客和高达7011%的外国游客到阳朔观光游览,排在最喜欢的旅游项目之首的是欣赏山水田园风光,高达8617%(中)和9611%(外)。休闲旅游也受到欢迎,有6617%(中)和4515%(外)的游客旅游目的之一是休闲度假,观光与休闲相互融合。中外游客都喜欢踏着自行车感受乡村的田园野趣,或是逛西街购物、怡然自得地与朋友在西街品尝中西食品、喝酒、聊天,或交谈。一是对自然田园风光体验,二是对既有地域文化特色又有现代旅游地特征的西街新文化景观的体验,构成了阳朔乡村旅游观光与休闲的两大主题。在此基础上衍生延展着其他休闲、游乐、求知的项目,如漂流、攀岩、学习与教授外语等。乡村田园观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是阳朔乡村旅游市场的重要持征。

21国际旅游市场对国内旅游市场的影响与带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趋同的影响,经济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强势使西方文化在全球跨文化交流中处于主流的地位,在旅游上的影响也一样。阳朔的国外客源主要为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旅游者,他们在旅游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上都给当地带来了影响。调查显示,阳朔外国游客自费的有6110%,带薪度假的有3511%;国内游客自费旅游的占8010%,公费旅游仅占117%,带薪度假也占了1813%,出现与国外趋同的现象。像西方游客一样,国内中青年在旅游方式选择上更重视“个论文格式人取向”,自助旅游、自驾车旅游日益流行。阳朔乡村旅游中自驾车国内游客已达到1617%。西方游客在阳朔首先兴起的自行车乡间游、农民导游、攀岩等消费行为影响着国内游客。调查显示,高达4617%的国内游客喜欢在阳朔踏自行车游览,10%的游客喜欢参与攀岩活动。

31旅游吸引物的扩展与目的地居民、旅游者之间关系新载体的形成。阳朔乡村旅游的新现象使旅游出现了新的吸引物,使旅游资源产生了变化。在自然与传统人文景观背景下,新形成的旅游目的地文化不同于原初的地域传统文化,是阳朔的地域文化与西方旅游者所携带的文化相交融形成的新旅游文化形态。带有阳朔特点的各种外文标牌既有西方情调又有当地品味的餐馆、商店以及小街上行走或交谈的中外旅游者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构成了新的文化吸引物,这是由当地居民与中外游客共同缔造的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新载体。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不仅仅是西街本身,也包含着在这一氛围下的旅游者。西方游客在这里体验中国文化,中国游客在这里感受西方氛围,使阳朔西街成为体验感受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交融的一块芳草地;成为中国著名的洋人街、最大的外语角,和谐的中西文化结合点。这一新的旅游吸引物对学生影响最大,喜欢在阳朔旅游期间向外国人学外语,或者是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的就有2617%和1619%;有2314%的外国游客想在阳朔教英语。在国际旅游研究中,对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前沿课题。菲利普•L•皮尔斯在《全球旅游新论》中就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阳朔乡村旅游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典型案例,从实践的角度为国际旅游研究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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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秀玉 李国良 单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现状分析

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河北省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仍然比较落后。从总体上来说，农村面貌没有根本改变。就环保而言，由于城市和农村的主导产业和人口密度、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城乡面临不同的环境问题，农村主要面临的是农业生产和生活所引起的水土流失、生态破坏、乡镇工业污染、地膜白色污染和农药、化肥污染等环境问题。除城乡环境问题的差异之外，不仅城乡环保的制度与政策存在差异，城乡环保资金投入也存在差异，导致城乡环保的成效存在巨大差异，农村的各项环境指标要远远低于城市水平。课题组认为括我省在处理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上，存在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转嫁外部成本的现象，环保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主要表现为农村环保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损害了社会公平。改变这种差异，明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环保责任，完善环保供给，建设良好的农村环境，正是本课题的初衷。近年来，河北省在农村环保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2009年7月，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北省落实“以奖促治”政策加快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1年7月1日起，施行国内首部推进污染减排地方性法规———《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立法建立“生态补偿金制度”等。根据《意见》精神，省环保厅制定了《河北省实施“百乡千村”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优先选择位于环境敏感和重点区域100个乡（镇）的1000个行政村作为试点，以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为主要内容，从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集中实施“百乡千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计划。按照计划，试点村庄村民饮用水合格率要大于90%；污水处理率不低于60%；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达到100%，无害化处理率大于70%[2]。到2011年，试点任务全部完成，1000个试点村庄全部达到规划整治的示范建设要求，并逐步扩大试点效应，在全省建成了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环境优美乡（城）镇和生态村[3]。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有必要全面地对河北省农村环保现状进行分析。本课题组拟通过河北省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现状进行比较来分析河北省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在指标体系方面，本课题采用的是世界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OECD)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提出的环境指标的“P-S-R”概念模型，即“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在“P-S-R”框架内，某一类环境问题，可以由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指标类型来表达：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状态指标表征环境质量、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状况；响应指标表征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城乡环境压力指标的比较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在比较环境压力的城乡差异时，课题组选取了人口数、人均收入水平、文盲率等指标（见附表）[4]。对环境的压力从附表的数据看来，城镇与农村人口数相差并不悬殊，这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然而人口的多寡并不意味着对环境压力的大小。由于城乡分属不同的功能区域，城市人口集中，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农村人口相对分散，以发展农副业为主，因此，城乡面临的是不同的环境压力。在关注城市人口激增给环境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村人口给环境带来的压力。河北省的耕地面积由于水土流失、荒漠化、污染、城市扩张占地等原因逐年减少，2010年，人均常用耕地减少到了0.09hm2(数据来源：省经济信息中心青年经济问题研究小组研究报告)。耕地面积的减少，必然促使农民或使用能带来更高产量的耕作方式（如地膜等），或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以取得更高的产量，这些都会给农村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对环境的压力从附表的数据来看，河北省城镇居民201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263.4元，农村居民同期的数据为5958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纯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农业政策和农村税费政策的调整带来的农业进步，另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被视为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典型，但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为农民带来更多收入的同时也给农村环境带来了更为巨大的压力。另有数据显示，按照我国2008年底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标准，河北省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1%，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农村人口。在落后偏远地区，由于收入水平很低，在生活能源选择方面无法采取沼气、天然气等环保能源，依然使用木柴、秸秆、木炭、煤炭等非环保能源，而这又成为农村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压力分析自198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来，河北省的义务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够均衡，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具体体现在政府的财政投入、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教师收入水平、教学质量、学校布局还有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各方面[4]。同时，文盲率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居民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河北省总人口2.61%的文盲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地区。另据统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其中，河北省网民规模达到2197万人，同比增长19.3%，互联网普及率为31.2%，从城乡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是44.6%，在农村仅为15%[5]。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慢于城镇发展速度，互联网在城乡的差距在拉大，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扩大趋势。文化教育水平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虽然无法准确量化，但是文化教育水平确实影响到居民环保的知识和意识，农民耕种方式的选择，各种农药化肥的使用和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路。在一些文化教育水平落后、与外界信息沟通水平低下的农村地区，甚至还在不停地毁林开荒，滥用农药化肥，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河北省农村面临的环境压力正日益增大，而且农村的广大环境是城市环境之源，应对农村环境面临的压力给予足够重视。城乡环境状态指标的比较农村环境污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由现代化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造成的各类污染，简称农业污染型；二是由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简称生活污染型；三是由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简称工业污染型。随意焚烧秸秆也成为我省农村空气的一个重要污染源。据统计，2006年河北省秸秆数量在4500万吨左右,其中生活能源仅占比例为22.5%，而每年直接焚烧掉的就有2亿吨，不仅造成能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还严重地污染了空气[8]。饮用水质量2010年，河北省七大水系总体为中度污染，Ⅰ-Ⅲ类水质比例为47.2%，比2009年提高4.8个百分点，比2005年提高了18.1个百分点[9]。该省各城市地区都在积极实施城市水体改造，城市水体质量不断改善，城市自来水基本普及，饮用水质量不断提高。相比较而言，农村地区的饮用水质量普遍较差。2007年2月河北省水利工作会议确定，将解决20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其中，70%以上的人口要通过推行联村集中供水解决。根据《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我国将用10年时间解决1.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中河北省要解决农村1962万人饮水安全问题[10]，任务十分艰巨。据2011年的报道，河北鲍邱河10余年因工业污染从清河变死水[11]，像这样的个案不在少数。绿地面积和水土流失状况据统计，2009年河北省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0%，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全省城市公园绿地面积17000hm2，比上年提高2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2m2，比上年增加1.7m[12]，说明河北省城市绿地有较大增长。相比而言，该省农村地区的情况不容乐观。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广大农村地区。河北省地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过渡地带的荒漠化敏感区，长期以来，受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局部地区土地生产力低下、瘠薄甚至荒芜[13]。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自然植被破坏、风沙肆虐、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荒漠化现象严重。据统计，2008年河北省共有荒漠化土地2719588.31hm2，占河北省国土总面积的14.49%，居全国第八位。其中，耕地中不同程度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1831994.76hm2，占全省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67.36%，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1.66%；林地荒漠化土地和草地荒漠化土地分别占全省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16.38%和4.73%，与全省总林地、总草地面积相比，分别占5.95%和22.74%[14]。虽然“十一五”期间，河北省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完成了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建设等造林项目，加大了集中连片、规模化治理力度，局部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但是形势仍不容乐观。农村地区水土流失、绿地面积的减少，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使耕地减少、土壤沙化、地力快速下降，淤积江河湖泊，形成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环境污染与诱发症在该省城市环境质量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健康状况日益改善的时候，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部分农村地区长期使用含氟（砷）量高的煤炭，引发人们氟（砷）中毒，而得的地方病可预防而不可治，严重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受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1998年河北省污灌面积约1.598×l04hm2(主要是指利用城市下水道污水、工业废水、排污河污水及超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纯污灌区和间歇利用地表水灌溉的，并且有一定灌溉设施如水泵、灌渠等的灌区)，占当年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46%[15]。还有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被占用或毁损的农田面积不断增长。农村环境污染已经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农村有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土壤已经受到严重污染，浅层地下水造成污染，对粮食作物及蔬菜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影响，对当地居民健康已经产生危害；2007年河北医科大学对污灌区的疾病死亡率进行调查，分析近期污水灌溉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变化。通过调查及分析，污灌区的全死因标化死亡率为：525.78/10万，净灌区标化死亡率为453.14/10万，污灌区标化死亡率比净灌区高[15]；与清灌区对比，污灌区的恶性肿瘤引起的死亡率都要高。这也成为河北省新农村建设不得不可虑的重要省情之一。

河北省城乡环境响应指标的差异

在应对城乡环境问题、提供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时候，河北省与全国情况类似，采取的还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做法，无论是在环境保护的制度与政策上，还是在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上，城市和农村还存在较大的差异。重视程度有差异按照国家环境“九五”、“十五”规划的要求，河北省非常重视城市的环境保护问题。早在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就提出要到2000年使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建成若干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示范城市和示范地区，到2010年建成一批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和地区，并将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到2000年的环保主要任务之一。“十五”期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级各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优化城市工业布局，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省“十一五”环境规划也将城市污水处理、城市垃圾处理、工业污染防治、热煤电厂脱硫等列为环保重点工程。省“十二五”环境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实施城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研究制定城市粉尘污染防治管理条例，实行城市空气质量分级管理。重点开展火电行业和机动车尾气氮氧化物防治，减少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可见，目前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仍然在广大城市地区，农村环保工作仍然薄弱。保护的制度与政策差异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河北省建立起了城市垃圾处理办法、城市水质日报、城市空气日报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城市的环境质量正逐年改善。但是由于河北省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该省的农村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这些问题本课题将专文论述。资金投入差异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一直带有重工轻农倾向。相对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具体到河北省情况，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河北省“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总投入为1600亿元，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约350亿元，现有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约400亿元，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约500亿元，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约330亿元，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投资约20亿元。直接用于农村环境保护的资金只占很小一部分，与农村广阔的地域面积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现状不成比例。针对河北省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课题组建议将环境保护重点逐步转移，由以城市为重点转化为城市与农村并重，在个别地区以农村为重点，最终将以城市环境保护为重点的环境治理模式逐步向农村转移，促进城乡环境一体化进程，实现城乡环境协调发展。农村地域广阔、类型多样，涉及的领域极其宽泛，农村环境保护需要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技术来支撑。

篇7

姑娘长大了，有了春愁，在现代社会可以用谈恋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但库淑兰生活的时代以及那里的世情村风，不允许男女青年交往，那是一个被恋爱遗忘的角落，姑娘们只能坐在自己的闺房，一边绣花，一边在心里想着自己的“心上人”这里的“送人”的“人”，就指的是不能言，只能想的“心上人”，库淑兰6岁随母亲剪纸，11岁上学读书，15岁迫于催婚弃学为自己备办嫁妆，17岁出嫁，在她的家乡，算得上一个幸运的姑娘，艺术的天赋更助长了她“春愁”的翅膀，对于这一美好时光，60岁后的她时常做着甜蜜的回忆，1982—1983年期间，她创作了《绣姑娘》（见图4），用“甜蜜”的心情记载了自己一生难得的幸福，也记载下了“乡村女子”命运中的甜蜜“春愁”。青年男女的婚事，在库淑兰家乡由“媒人”提起，双方父母定下便是，“媒人”或男或女，不是村上德高望重者，便是热心善于交往者，家庭是否富裕，人是否精干，父母声望如何是，“媒人”着重考虑的条件。在“媒人”面前，家有小伙、姑娘的父母都以谦虚的姿态向对方表示由衷的尊重，以希望给自己的孩子牵条红线，找个好“对象”。库淑兰1985年创作的《门上来了个媒人哥》（见图5）就是根据上面同名歌谣创作的作品。姑娘的父母见了“媒人”，先是请其坐下，然后请其“喝酒”“喝茶”，再向“媒人”谦虚地说着自己女儿才能不大，“提不起钥匙当不了家”，以示对“媒人”的尊重。在一般艺术作品里，经常看到对“媒人”的怨恨与贬低，很难看到库淑兰家乡对“媒人”十分尊重这一习俗的表现，这是库淑兰剪纸艺术生活根基厚实的表现，也是对“乡村女人”命运片段艺术表现的独特一面。

二、婚后生活“三部曲”

姑娘出嫁后，婚后生活要经历“蜜月”“磨合”“认命”三个阶段，我们称其为“三部曲”。第一步曲，蜜月曲。可能因为没有恋爱就有婚姻的缘故，库淑兰家乡的新郎新娘在这一阶段有的只是浪漫，只是欢喜。在深入调查中，当地的老人说这可能是一个插曲，一个把“恋爱”插入婚后生活作为整体的插曲。在库淑兰1982—1990年创作的《江娃拉马梅香骑》（见图6），新郎江娃头戴熨斗幅，穿黑色呢夹袄、蓝士林裤子，拉着小马，新娘梳着当时流行的长辫，扎着最时髦的蝴蝶结骑在马上，俩人可能是去逛庙会，也可能是新郎送新娘回娘家，江娃用鞭子赶马，不小心打在了“梅香”的脚尖上，梅香喊着“我疼哩”。画面醒目处两只“鹐鸨鸨”在花树上戏耍，路边杨柳吐青，、牡丹齐放，这些陪衬把新郎新娘结婚后的浪漫欢喜烘托到了高峰。库淑兰记下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蜜月曲，自己喜悦的心情在作品风格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第二步曲，磨合曲。也许不该把“恋爱”与“婚姻”混淆的缘故，库淑兰家乡的女人在这一阶段都特别不幸，都基本经历了家庭暴力的虐待，库淑兰在回忆自己这段生活时，感慨自己“跟上老汉一辈子把打挨扎啦！”[2]原因是自己丈夫孙保印和这里的普通男人一样，信仰的天条是“打到的老婆，揉到的面”。库淑兰1975年创作的《我大我娘心不好》（见图7），以痛苦的心情记录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磨合曲。在家庭暴力中，乡村女人只能忍气吞声，不怨天、不怨地，怨只能怨自己的亲爹娘，为什么做主找了这么个“心上人”。在同名歌谣中，乡村女人之痛苦，只字不提挨打受罪，说明在库淑兰家乡的女人心灵深处，丈夫打自己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甚或转移视线，把挨打带来的痛苦发泄在“不务正业”上，这在当地叫“找渣”，即转移话题，说自己有理的事。第三部曲，认命曲。封闭的山区，青年男女不允许私下接触，加上“寡妇门前事非多”的风俗，注定了乡村女人一旦成婚，只能往前走，自己安慰自己，以苦作乐，苦也变乐，因为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当地流传的《五姐妹》和《丈夫出门难留恋》两首歌谣就是“乡村女人”命运中的真实写照。库淑兰1987—1990年创作的《五姐妹》（见图8），1982—1987年创作的《丈夫出门难留恋》（见图9），以平和的心态记录下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认命曲。在《五姐妹》系列作品中，人物面容舒展，图案点缀富于生气，“乡村女人”乐于认命的心理状态表现的入木三分。在《丈夫出门难留恋》系列作品中，乡村女人的虔诚、担忧表现的惟妙惟肖，磨合曲中的痛苦一扫而空，一幅夫妻恩爱的冲击力直逼眼前。

三、老来“梦牵”与“顿悟”

篇8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地区经济越发达，个人文化素质水平越高，年收入往往也越高。以美国为例，劳动力年均收入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接受8年以下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仅为平均收入的58%，接受12年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为平均收入的85%，而接受16年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超过了平均收入的27%［5］。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创造两种资本都需要投资，且一旦创造出来，两者都具有经济价值。对以教育形式表现的人力资本而言，资本回报计算非常复杂，因为人力资本总是附加在其所有者身上。我们无法把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从其身体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计算租金有多大，测定人力资本的回报比测定实物资本的回报困难。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拟从参与乡村旅游从业者获得的经济收益来推断其人力资本的回报。一个人受教育的水平越高，一般其收入也较高，这个事实可看作乡村旅游中人力资本市场价值的依据。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王坪村是我国川东北地区著名的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目的地，为了说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旅游收入的影响，笔者和课题组于2013年6月在王坪村及周边地区对当地乡村旅游从业者进行问卷式调查，了解其受教育程度和旅游年收入情况，并最终获取了32份有效问卷。本文采用“明瑟模型”(MincerMod-el)，说明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和其旅游收入之间的关系。该模型为半对数形式，方程表达式为:lnY=C+αX+βX2+ε。式中，Y代表从业者年旅游年收入;X代表经营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包括与旅游相关的培训和在职教育);ε为随机误差项;α、β为变量的回归系数，C为常数项，α为乡村旅游从业者教育投资边际回报率。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平均年收入增长0．94%，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相一致。模型的R2=0．745514，调整后R2=0．727964，考虑到调研情况的相对复杂性，模型拟合优度可接受，模型F值为42．47765。由F表可查出，F0．05(2，29)=3．33，F=42．47765＞3．33。由F检验可知，王坪村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因此，增加乡村旅游经营者人力资本投资，能增加其个人及家庭的收入水平，并进一步促进农村旅游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2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析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主要包括农户、政府和旅游企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质。三大投资主体在各自约束条件下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作用各不相同，有必要对各个投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

2．1农户农户作为个体而言是指农民，作为群体而言则是指以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种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生活组织，更是一种生产组织。在人力资本形成初期，家庭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作为最基本的主体投资者，农户投资覆盖了舒尔茨观点中的所有渠道。从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视角。其投资形式主要包括对家庭成员的基础教育投资和职业技术教育投资;其投资目的较单纯:提升自身或家庭成员素质以参与旅游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投资行为以预算约束下的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然而，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强的外部性特征，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根据舒尔茨“理性小农”的观点，农户在投资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往往偏向保守。同时，还应注意到近年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读书无用论”影响了部分农村家庭的选择，使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家长过早终止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在王坪村的调研中，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出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大多认为开办农家乐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储备。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行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旅游发展对各类新型人才的需求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心中旅游技术门槛低、单纯劳动密集型的固有印象。培养旅游专业人才需要坚实的基础教育，农户投资在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形成初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户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能否获得有效激励，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决定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人才来源是否可得到切实的保障。

2．2政府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直接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是地方旅游经济和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其公共性毋庸置疑。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方，政府有责任成为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主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中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直接投资主要包括:①对原住农户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发展背景、服务礼仪、餐饮卫生、政策法规等;②招徕外来人才，如为当地引入乡村规划师、大学生村官、西部志愿者等。间接投资主要指政府对乡村旅游地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支持的投入。这些直接和间接投入将有效降低农户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时的成本和顾虑，间接促进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以王坪村为例，当地政府和景区管委会主要通过直接形式参与到乡村旅游人才的建设中来，而省市级政府则更多的是通过间接形式对当地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表面上看，政府进行农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主体投资是在提供一种准公共产品，受益方是作为投资对象的农户和当地旅游企业。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农村旅游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使农村旅游生产经营活动获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为旅游经济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最终政府、旅游企业和农户都将从由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全面繁荣中获得极大的收益。

2．3旅游企业乡村旅游企业指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从事旅游生产或服务，向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7］，其发展天生伴随着对利益的追逐。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乡村旅游企业员工已从过去的单独以当地农户为主扩大到返乡农民工、农村籍退役士兵，甚至城市下岗职工等不同群体［8］。这部分劳动力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学习获得生产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开拓发展视野等，实现了价值增值，有利于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乡村旅游企业具有企业一般特征，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员工的知识存量、技术水平，归根结底是为了从员工人力资本的增长中获得回报。然而，资本总是流向报酬最高的地方，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人力资本具有追求价值增值的内在张力。旅游行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风险，使很多乡村旅游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容易出现激励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在职培训为核心，主要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发展培训。但由于存在前述激励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企业在现实中常常对完整的企业培训体系进行，在培训安排中以岗前培训为主、在岗培训为辅，忽视发展培训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一背景下，旅游企业在当地旅游人力资本发展方面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享受的经济收益均未能完全实现。若不能有效消除乡村旅游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外部性，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从王坪村当地旅游企业主管对待培训的态度和企业员工接受的培训现状均印证了此类问题的存在。

3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策略分析

就业观念和城乡差距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低于城市地区，直接引进高素质人才难度十分大。除了我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排除存在部分城市劳动力向乡村旅游地转移的现象，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劳动力仍然以当地农民和返乡农民工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针对转型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需要，采取策略对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进行激励，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调整农村人力资本结构，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1完善以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体系，夯实人才基础基础教育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必须把提高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作为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来抓。当前首先要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真正在农村地区普及免费义务教育。针对我国部分乡村地区实施免费教育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改革现行的财税政策，增加省级和中央财政的统筹能力，把经费向落后的乡村地区进行适当倾斜，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上级财政出资、下级财政相应配套的方法来提供教育资金支持，以避免出现资金转移漏损;积极发挥政府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形成的间接作用，通过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减轻农户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担和顾虑;同时，政府应注重舆论引导，破除“读书无用论”等谬误，畅通教育信息渠道，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需求进行激励，为乡村旅游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3．2激活以专业为特色的人才培养群体，扩展投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依然以“政府主导型”为主的情况下，各方社会力量对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投入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众多专业性社会机构，如旅行社、行业协会、金融公司、社会培训机构等均具有成为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潜质。政府可考虑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动社会资源以投资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式参与到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来，以经济利益吸引社会各方资源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这样做不仅能科学有效地培养乡村旅游新型复合型人才，还能改善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结构，为今后农村旅游经济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篇9

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进行的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实现了长期的快速成长，但最近三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虽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但农民的收入却存在下降趋势（长虹针对农村的市场策略的失败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曾经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对经济成长起最重要推动作用的乡镇企业也存在着潜在的危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本文想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比较乡镇企业的两种发展模式，探讨乡镇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关政策问题。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篇10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