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习惯的作文十篇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1

关键词：作文 习惯

良好的习惯对写作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往往会发现，同学们中作文程度差异明显，在一大部分稚嫩之作中，总有那么一些同学的作文让老师拍案叫绝。稍作了解，便会发现，这些同学之所以“会写”，完全缘于他们已养成了良好的写作习惯，平时注意多看、多思。多看了，胸有成竹，信手拈来；多思了，下笔如有神，洋洋洒洒，一挥而就。作文程度差的同学，总是非常羡慕那些作文屡屡被拿来当范文的同学，但却苦于不知如何提高。究其根源，就是没有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那么，应该养成哪些良好的习惯呢？

一、养成说真话诉真情的习惯

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卡夫卡说：“什么叫写作？写作就是把自己心中的一切都敞开，直到不能再敞开为止。写作也就是绝对的坦白，没有丝毫的隐瞒，也就是把整个身心都贯注在里面。”目前，在同学的作文中，存在着比较普遍的虚假现象，写进作文中的人是虚的，事是假的，观点是强加的，感情是浮泛的，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应付作文的同学身上，即便有些同学，作文功底煞是了得，但没有养成用心说真话诉真情的习惯，他们的作文即使极有文采，依然脱不了胡编乱造的弊病，因此难以打动人，难以获得高分。记得前不久我布置了一道选拔参加全县作文竞赛的作文题《我的家》，先是布置作文兴趣小组的同学完成，准备从这些写作能手中发现几篇佳作，然而事与愿违，多数同学编造的痕迹明显。最终写得最打动人的是未参加兴趣小组的普通同学。这位同学饱含深情地叙述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突患重病，舅舅姨姨们倾全力救助母亲的经过。此文写得令老师动容。可见，文章贵在真情，要写好文章，一定要养成说真话诉真情的习惯。只有敢说真话，肯吐心声，才能让读者感到真诚可信，才能使你写出的那些话产生说服力和感染力。

有些同学在写作中，一味地说套话，以为只要朝着光明的一面去写就是没错的，其实，这种思想的框框是完全应该摒弃的。人类的感情多种多样，不论高下，只要是自己的真情就可以如实表现。有些同学在平时的言谈中，对有些教师批评有加，但在写老师的作文中却一味地对教师歌功颂德，这样的作文能写得好吗？只能给人作假的印象，倒不如直言不讳地指出老师的缺点。

学生作文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的，叶圣陶先生说：“在作文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说老实话，绝不允许口是心非，弄虚作假。”吕叔湘先生也说：“对于作文可以首先要求它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少搬‘公式’，少说废话。”学生作文创作是否有发自内心的真情，是衡量创作的一个重要尺度。作文创作应以敞开心灵，表现个性，真实坦白地抒写自己为创作原则，是初学写作者――学生所必须遵从的。

二、养成观察感知、体验积累的习惯

常常有一些同学害怕写作文，说是无话可说，无事可写，其原因大都是对生活缺乏观察，或是不习惯于思考。殊不知，大至世界和社会，小至学校和家庭，叩击我们心弦，引起我们关注和兴奋的事时有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中就有很多可取作写作的材料。只要我们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写作的源泉一定是汩汩滔滔，长流不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察就是汲取生活源泉、获得作文素材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写作者必须热爱生活，对生活有敏锐的感悟力。热爱生活，笔底才会淌出源源清流，妙笔才会生花。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积累生活，思考生活，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对周围的点点滴滴形成自己的看法或独到的见解。对生活观察得越细致，则描写的事物越生动形象。因此，必须培养学生养成观察感知的习惯。

大文豪苏轼主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鲁迅先生也说过：“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这都说明积累在作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同学提笔作文，左右逢源，信手拈来，一气呵成，大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究其原因，便是在积累上下过功夫，材料储备丰富。不少同学写作苦于无言，只好“望题兴叹”，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素材，腹中空空。仓库里贮存的素材多寡，直接关系到作文的质量。有一则古代笑话说：一秀才写不出文章，痛苦万状。其妻见曰：“怎么比我生小孩还难？”对曰：“当然更难。你生孩子是肚里有货，我写文章是肚里没货。”学生写作文也往往就是肚里没货。因此，应培养学生养成积累素材的良好习惯，引导学生勤写观察笔记，多作读书笔记，把平时看到的现象、读到的好素材、感受到的思想火花，都记录下来，这样才不至于随读随忘，随见随忘。

三、养成多阅读多思考多练习多修改的习惯

我们每一个人，凭直接经验，对社会的了解总是有限，要积累素材，也不可能样样亲历，这就必须学会多积累间接经验。而获取间接经验的最有效途径便是阅读。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是获取写作范例的唯一途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这都是前人在读写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读书是吸收、积累的过程，思想、素材、感受以至语言的表达方法都在不知不觉中储存起来。一旦需要，这些储存就会蜂拥而至，跳出来供你应用；你可以很自然地随手拈来，不费思索而顺理成章，进而推陈出新，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得生动、完美。多读的确是一条通向学好写作的成功之路。

自然，多读还要多写，任何技能技巧，都需要反复历练，写作也一样，训练达不到一定强度或熟练程度，就难奏效。写作更是一种创新，必须在反复实践中体味、揣摩才能悟出其中的规律。要养成勤动笔的习惯。滴水穿石，熟能生巧，写作能力是在不断实践中提高的。只有多写了，作起文章来才能得心应手。连大文豪鲁迅先生说起自己的写作体会，也是这样强调的：“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因此，初学写作者应勤练笔，只有坚持练笔，才能以“量”来促进“质”的飞跃。持之以恒，写作习惯也就养成了。

多思考，除了指平时对所见所闻要多思考，对周围的点点滴滴要有自己的看法或独到的见解之外，在写作时，也要养成构思、列提纲的习惯。没有思考就没有深邃隽永的文章。动笔之前，要思考选什么样的材料，定什么样的主题，以及对材料要如何组织等等。最好养成列提纲、打腹稿的习惯，这样，下笔才能一挥而就，不至于一句一句像挤牙膏似地硬挤出来。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2

论文关键词 习惯 行政法 风俗习惯 国际惯例

行政法的渊源有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之分，我们耳熟能详的行政法的渊源几乎全部来自于正式渊源，比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法律解释及国际条约等成文法，至于行政法的非正式渊源却很少得到重视。“习惯”作为行政法的非正式渊源，其重要性主要表现为立法者对“习惯”的重视，并通过某些法律条文明确“习惯”对行政活动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习惯”在行政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所以有必要强调“习惯”在行政法中的存在地位。

一、“习惯”为行政法的非正式渊源

（一）行政法的渊源涵义

行政法的渊源是行政法理论基本范畴之一，一般来说，法律渊源是法律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的法律渊源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法律解释等。行政法的渊源分为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正式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解释、国际条约与协定。非正式渊源通常又称间接渊源，指经国家认可的，由国家赋予其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公共政策、法律原理、判例等。

（二） “习惯”的涵义

习惯作为行政法渊源之一，与其他渊源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由萨维尼和普赫塔所阐发，并被埃利希表述为：“习惯法既是行为规则，也是裁判规范;更确切地说，它始终首先是行为规则，通过行为规则才变成裁判规范。” 作为法律渊源，除了要求有一定的形式外，还要求人们在心理能够形成心理确信，即由最初的“它部分地在法学家们的确信、部分地在法院的适用中来实际地确认有效”， 到发展为近当代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当中对习惯作为法律渊源的效力根据则要求“有法的确信”这一指标。 习惯作为行政法渊源之一，在我国当代行政法律当中主要被用于填补制定法规定的不足及漏洞，其本身更多地体现为 一种补充性法源。

（三） “习惯”作为行政法渊源的涵义

“习惯”作为行政法的渊源是指某些习惯经制定法的认可起着行政法规范的作用。与行政习惯同类的行政法正式渊源空白时，在不与宪法、基本法律抵触的前提下，该行政习惯具有法律效力，可结合宪法、基本法律的原则条款一并适用。

虽然本文肯定了行政习惯作为行政法渊源的地位及存在的合理性，但并不是说在某些范围内的行政习惯优于行政法律我们就应该抛弃行政法律，却遵从行政习惯。众所周知，法律具有滞后性以及存在法律漏洞，而在长期的行政实践活动中会形成行政习惯，这个时候行政习惯也许更符合社会利益，而正施行的行政法律对此并未规定或者规定得不够全面。行政法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体系，不能像民商事法律一样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且未违背社会利益时民商事主体可根据长期以往的民商事习惯进行民商事活动的往来。这与民商事活动遵从私法自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保护民商事主体的合法的经济活动，这是为了繁荣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行政法体系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方法，因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特殊性，其主体一方是代表国家权力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行政活动的正常高效运行，行政法一般规定较为详细的行为过程，以防止损害处于弱势的行政相对人一方的权利。因此，行政习惯不能在行政法律未规定或者规定的不够全面的情况下使用，除非法律在该情况下明确表明适用行政习惯的规则，否则，行政习惯不可由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自主选择。

行政习惯指的是行政过程中的惯常做法，并未有充分的成文法上的依据;惯例则是指行政机关在处理先前行政案件时一贯遵循的准则。由于我国是非判例法国家，因此，在将习惯和惯例作为行政法的非正式渊源时，必须与其他非正式渊源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不能否认行政习惯对于行政法律的促进作用，在行政法律与行政习惯出现不一致时，立法主体为了保证行政法律的一致性以及连贯性，会适时通过调整法律来使出现的行政习惯得到制定法的认可，使其合法化。

二、 我国当代行政法中的“习惯”存在概况

（一） 行政法中的“习惯”的分布范围

在行政法律中有11条涉及“习惯”的法律条文，分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驻外外交人员法》、《人民武装警察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民用航空法》、《人民警察法》、《法》、《监狱法》中;行政法规中有关“习惯”的条文较少。行政法中的“习惯”数量较多，且在近些年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使其成为行政法可参考的渊源之一;与此同时，也说明了行政习惯在当今行政活动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当然，这都是建立在制定法对习惯加以认可、赋予其法律效力的基础之上。

（二） 行政法中“习惯”的文字表达方式

1. 法律中对于“习惯”这一概念所采用的具体文字表述而言，多部法律之中存在着多种的表述方式。一般有：“风俗习惯”，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第16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生活习惯”，《监狱法》第52条：“对少数民族罪犯的特殊生活习惯，应当予以照顾”;“习惯”，《监狱法》第70条：“监狱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国际惯例”，比如：《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22条：“国家对归侨、侨眷在境外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惯例，给予保护”。

2. 行政法规中的情形较为类似，条文中多使用“风俗习惯”，“风俗、习惯”，“习惯”，“习俗”，“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国际惯例”。

有关“习惯”的词语在行政法律、行政法规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足以体现出其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其不仅表明了行政法对风俗习惯、国际惯例的尊重和保护，而且也通过确认“习惯”作为行为规则的法律效力，明确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可以说，在少数民族事务上管理、特定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定行政主体的约束、国际惯例的遵守等方面都要遵守或者尊重相应的“习惯”，这不仅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所要求的，而且也与特定的国际背景有关：既要保护国内的历史人文，也要接受国际上的某些文化规则。

三、 “习惯”在行政法上所体现的价值

根据上文的分析以及相关数据的展示可以看出我国“习惯”行政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且国家对于不同的“习惯”形式给予不同的态度。“习惯”在行政法中体现出不同的价值：意识通过规定参照、根据习惯处理某些事项，体现出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表示继续沿用，而不对相应的情形予以重新规定，这是一种比较积极、主动的态度，国家不仅承认习惯具有法律效力，还要求必须按照习惯行事;二是国家也规定了对待习惯的尊重和保留的态度，不强制要求人们去按习惯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三是规定不得侵害某些习惯，这主要是通过禁止性的规定对该习惯进行保护，从而体现出“习惯”在行政法上具有否定性的价值。综上，“习惯”在行政法中所体现的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 风俗习惯的价值

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对于风俗习惯的尊重和保护，这是习惯在行政法中体现的最重要的价值。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其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非常丰富;加之，我国少数民族数量之多，其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因此，尊重和保护风俗习惯是我国法律的应有之意，更是传承我国的历史文化法律所体现的必有之意。当然，保护风俗习惯也被宪法作为基本权利所确认，《宪法》第54条第4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样，保护风俗习惯在行政法中也得到了详细的贯彻，与此同时，制定法也对某些“习惯”予以认可，使其发生法律效力。

1. 突显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价值。现行有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制定法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规定较为概括，其形式一般均为“尊重和保护当地的风俗习惯、按照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等等。这就是通过制定法对习惯进行确认，认可其存在的合法性，进而确认了其法律效力：具有当地特定风俗习惯的特定事项依据当地的习惯处理。当然也有制定法仅仅是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并没有规定某些事项必须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办理，这时候“习惯”就变成了可参考使用的规则，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

2. 突显保护涉外主体风俗习惯的价值。比如 《驻外外交人员法》第8条规定：“驻外外交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2）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尊重驻在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这体现的是涉外人员对外国的风俗习惯予以尊重，这是一种外交上的礼节，并不是认可外国习惯、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此时，习惯也仅仅是参考的作用。

（二） 国际惯例的价值

随着国家交流的增多，世界呈现出融合之势。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形成很多国际交往上的惯例，有的制定法直接明确规定在特定活动中需要遵守国际惯例，此时就是赋予国际惯例以法律效力，这个时候的“习惯”就成为行政法的法律渊源，在具体的法律活动中按照习惯行事将会发生法律效力。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又如《宗教事务条例》第20条第1款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宗教习惯接受公民的捐献，但不得强迫或者摊派。”但是适用国际惯例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这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状况有关，有些国际惯例并不适应我们的国情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3

关键词：习惯法；物权活动

中图分类号：K825.1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3(C)-0231-01

引言：一个民族法律文化往往是积淀于习惯之中，习惯对于法律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无论在哪个民族的法律体系中，作为由习惯演变而来的习惯法都是最古老的法律渊源。然而，随着法律规范制定的明确化和立法机构的专业化，习惯法的效力范围也随之缩小了。①以至于到了成文法相当发达的当代，其地位和作用更是减弱了许多。对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本文从习惯法对人们物权活动的影响出发，研究在物权活动中习惯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探寻对物权习惯的更进一步认识。

一、习惯法的界定。想要理解习惯法的定义，不妨借鉴龙大轩先生的提法“习惯法，是在某一特定地区、特定人群中形成的，因约定俗成或是由公众授权社会团体制定的，表现为口诵或成文形式的，为公众所遵循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行为规则。”据此，②习惯法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确定并且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为了沿袭习惯法的某些规则，我国《物权法》也表明了对民事习惯的尊重和采纳。然而《物权法》也仅在法定孳息的取得和不动产相邻关系中承认了习惯法。“物权法定”原则使得《物权法》排除了对习惯物权的更多运用。

二、习惯法在我国物权活动中的体现。在四川省蓬溪县的某些乡里，由于耕地处于山腰上，无法进行机械操作，人们在农耕前就需要用牛来犁地。可每户农民根本不能负担得了一头牛的费用，于是就在村领导的组织下每村购买3至4头牛，待到需要农耕时，就按照每村分成3至4组，每组的农户依次使用，然后按照每户的农耕量来确定每户应有的耕地时间，依次轮流的使用牛。这样长期下来经过村民的自觉遵守便形成了盛行不衰的习惯规则。只要一到农耕时，村民间相互招呼一下，便能顺利的分配利用牛的时间。有了这条习惯规则，村民就很少因此而产生矛盾。正如村民的用牛习惯一样，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或习惯法在历史的积淀中，经由各种方式传承下来，发挥着与国家制定法一样的调解社会关系的功能，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地区安定的良好效果。

三、习惯法对物权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习惯法对调整物权活动有重要价值：首先，利于当事人双方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建立稳定的法律关系。习惯法对特定的相对人来说，体现了他们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基于独立真实的意思表示缔结协议，形成的交易关系更加稳定。其次，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习惯法是人们长期妥协、互谅互让而形成的习惯规则，人们在习惯法的调整下自由变更物权。相对于成文法而言，人们选择的是自己熟悉并且愿意遵守的习惯规则，这样不仅弱化了双方的矛盾冲突，其处理结果也能得到当事人的内心认同。再次，利于使争议双方的关系得到改善。在习惯法调整下的争议双方，往往是相对熟悉的特定身份关系，当双方选择习惯法来解决矛盾时，双方必定都对这种习惯法本身有着某种信任，因此容易达成共识，并且在这种软法的调整下，往往是在全面权衡双方利益的前提下找寻合理的妥协点，不至于伤了双方的感情，这样双方的关系也不会因争议的解决而发展成为敌对场面。因此，争议得到解决，人情还在，这种解决方式，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缺乏的。

四、习惯法自身的不足。虽然习惯法对我国物权活动起到重要作用，但纵观现存习惯法的适用情况，不难发现，作为一种自治规则体系，仍有着许多不足。其一，习惯法本身往往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也就导致其表现出封闭性和排外倾向。当国家法律加以干预时，由于习惯法在特定域内有效，就会出现内外双重标准，从而引起法律冲突。其二，在习惯法所调整的特定区域里，往往忽视团体成员个体利益、而强调集体利益，这样则不能够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也就导致整个区域发展缓慢。其三，在习惯法调整下，人们往往过着因循守旧的生活，从事着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导致他们形成了不求上进、墨守成规的保守观念，不利于现代化市场经济模式的运作。

结语：自《物权法》颁布以来，习惯法在物权范围的作用再次成为焦点。为了进一步扩大习惯法在物权活动的适用范围，不能忽视习惯法作为调整人们物权行为时存在着制约因素。一方面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都是产生于熟悉的人之间。此时多利用村规民约来解决纠纷，习惯法便得以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人们之间的交往不限于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的往来也开始频繁，此时若是再用以往调整熟人社会的习惯规则来规制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则明显缺乏说服力和执行性。因此，习惯法能否适应社会的趋同和人们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成了其有无继续存留的价值。此外，作为习惯法，本身就有良性与劣性之分，对于良性习惯，可以加以确定使之得到普遍认可，对于劣性习惯，则应该加以摈弃。但是法律的完善是一个不断净化的过程，习惯法也一样。现在的劣性习惯法将来也有可能有其立足之地。同样，良性习惯法也有可能会被异化。因此怎样把握习惯法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4

关键词：民族习惯法；民事司法；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DF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2-0042-05

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地区本土性的一种文化资源，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积淀。在强调有效解决纠纷的和谐司法诉讼模式下，民族地区的民事司法不能脱离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和社会经验，国家制定法的推行与实践还应该与民族习惯法相融合，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标彰显了和谐司法的理念，强调了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的司法中往往能成为制定法的有益补充。所以重视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中的功能与作用的發挥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民族习惯法适用于民事司法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对于国家正式制定法以外的民族习惯法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法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对于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实务界，法官群体对于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中的运用问题在总体上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所以，深入研究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问题，具有必要性。

（一）民族习惯法体现了司法国情的特殊性

1、特殊的自然、政治及经济文化条件决定了民族习惯法的纠纷解决功能

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的法律与各少数民族地区法律长期并存，各少数民族在受到汉族为主的中原王朝法律影响的同时，也产生或發展着各自的民族习惯法。“无论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无论这样的习惯法是历史的法，还是现实的‘活法’，都是多元一体中华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中有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至今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较为系统与完善的习惯法体系。如，瑶族在民事习惯法方面有瑶族婚姻习惯法、瑶族家庭及继承习惯法、瑶族丧葬及社会交往习惯法、瑶族生产及分配习惯法、瑶族所有权习惯法等。这些民族习惯法有的已随时代的变迁而消解，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民族习惯法至今还鲜活地存在着，在民族社会依然起着解决纠纷、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作用。近些年来，民族习惯法研究十分活跃，在民族地区通过民族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规范着民族地区社会大众之间的行为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为民族习惯法进入民族地区的民事司法孕育了土壤。由此可见，在中国由于特殊的自然、政治及经济文化条件等因素，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还有民族地区长期發展形成的民族习惯法。因此，民族习惯法因民族地区司法国情的特殊性而具有纠纷解决的司法功能。

2、特殊的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人际关系条件决定了民族习惯法的纠纷解决方式

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性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强烈依附，促成了人们生活圈半径有限、人口流动极小等特点。乡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是以地缘来划分的乡村村民一直所遵循的理念。世代为邻、相为共存的民族地区乡村村民所处的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熟人社会。盛行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为贵”和“冤家宜解不宜结”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产生并被遵循的。特殊的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人际关系既需要以民事司法调解的形式解决矛盾纠纷，也需要实现“和为贵”的理念来维护社会关系。民族习惯法的纠纷解决方式正是由于其具有“准司法”性以及化解纠纷的功能所决定的，从深层意义上是由特殊的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司法区情所决定的。

（二）民族习惯法体现了民事司法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情与理”是司法制度的重要表现，而情与理的背后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亲疏有别、上下有序的等级关系。民族习惯法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由此，其不仅仅是体现情与理的司法内涵，更是司法重视人情世故的结果。一个好的执法者，不仅应该懂得法律，还应该善于体察民族地区的民族习惯法。只有将有限的法律条文灵活地适用于万变的人情，缘情定罪，方能做到轻重适中。至于何谓“情理”，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华传统法文化中的正义平衡感。中华民族追求整体性的审美观、寻求平衡性的价值观正是在通过情理中的正义平衡感所表现出来。“这种双方各让一步，胜者不是全得，败者不是全输的平衡感，以及在审判过程中，社会关系的重建比个人权利的伸张还要重要的思维模式，的确是中国传统法文化思维模式在法律意识上的体现。”中国各少数民族法文化是中华法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法文化是以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法文化和中国各少数民族法文化相互影响和吸收形成的。因此，民族习惯法体现了民族地区民事司法的文化内涵。

（三）民族习惯法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法治要求

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是我国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發展、人民的安定和改善与现代法治保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又与各民族的传统法文化紧密相连。中国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奉行民族平等、互助、共同發展繁荣的政策，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解决国家及其法制的统一，并注重照顾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特点，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这就使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立法权和变通实施国家法律的效力。这种权力的应用要求揭示出各民族习惯法及其对当今实际生活的影响，从而正确地制定法律来规范社会行为，并促进法律的有效实施。因此，如何有效实现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实现民族地区法治与建设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所以，探讨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中的适用，体现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法治的要求。

二、民族习惯法适用于民事司法存在的困境

从理论层面上来分析，民族习惯法具有一定的在民事司法中运用的价值。但从我国民族地区民事司法实践的现状来分析，还有诸多因素阻却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过程中的运用。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过程中运用民族习惯法主要存在如下方面的现实。

（一）体制保障的缺失使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中难有“立足之地”

关于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中的适用，我国有关的法律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主要包括：《宪法》第4条，《民法通则》第7、58、142、151条，《物权法》第85、116条，《合同法》第7、22、26、60、61、92、125、136、293、368条，《婚姻法》第50条，《继承法》第35条。此外，还包括《森林法》、《收养法》等一些民族自治性法律规定以及司法解释根据“习惯”作出某种行为或如何认定效力的规定。

但是在司法实践操作中，民族地区大多数法官认为，引入民族习惯法最大的障碍在于没有一个完整的体制保障。一是缺乏完善的民族习惯法价值评价。由于民族习惯法具有一定地域意义上的普遍性以及自治性质的规范性，在民事司法的实践工作中，法官必须与当地的民族习惯法相结合，综合当地民族习惯法产生的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这种由法官灵活掌握的机制难免会产生错误的判断或者滋生司法腐败。由此很多学者认为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中适用民族习惯法会带来对民族习惯法正义性质司法评价的困惑。二是缺乏完善的善良民族习惯法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涉及民族习惯法的案件并不少见，但是引入民族习惯法作为裁判依据更是难上加难的事。这不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民族习惯法引人司法实践的可能性，而是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完善的民族习惯法认定标准或者对民族习惯法认定评价不一，直接适用民族习惯法缺乏体制上的保障，这导致法官避而不谈民族习惯法。

（二）对民族习惯法缺乏必要的调查和汇编

民族习惯法是一种重要的法制资源，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中，民族习惯法的调查与汇编是识别民族习惯法的一个前置环节，通过调查对民族习惯法进行识别与整理，从而为民族习惯法提供直观的文本载体，为当事人证明民族习惯法的存在以及为民族地区法官进行民族习惯法的司法查明提供直接和直观的证据。所以，民族习惯法的调查与汇编是一种重要的司法知识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是民族地区法院和法官在民事司法中运用民族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旧社会的风俗习惯被视为应当予以抛弃的陈规旧习，所以在立法理念中关注本土风俗习惯成为不合时宜的观念，风俗习惯由此被立法者所忽视。“即使在1980年代之后也是如此。在当下的民法典立法过程中，立法者有意无意地忽视民间习惯，部分学者呼吁和期待的民事习惯调查杳无踪迹，不能不说是民事立法的一项缺憾”。正由于这样的立法理念，加上在司法过程中限于法律形式主义的影响，民族地区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办案严守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更加上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实践中民族习惯法调查与汇编的缺失，所以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不愿意或很难适用好民族习惯法。但是，民族习惯法凝结着民族地区社会大众的普遍性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体现着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普遍性的社会经验，将民族习惯法引人民事司法，有助于提高司法的社会认同度。所以对民族习惯法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汇编是保证我国民族地区民事司法良好开展的重要环节。

（三）法官适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有待加强

和谐司法是和谐社会建设对司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在民族地区基层的乡土社会中实现和谐司法，必须尊重和维护那里的民族习惯法。这要求法院在案件处理中除依法司法外，还要充分注重民族地区长期形成、世代积累、为民族地区民众内心所确信的民族习惯法的运用。将不与法律精神相冲突的民族习惯法引入司法实践中，比单独运用法律手段更能得到民族地区当事人和群众的理解、认可与接受，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和谐。但是，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法官适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存在有待加强的必要。

广西柳州金秀县三角屯發生一起案件：2000年7月19日，该屯村民L偷盗八角被其村村民M等人当场捉住，八角计七斤，第二天该村村民在距案發地100米远处發现两袋八角，重80斤，遂要求按照该村新石牌“每盗一斤八角，处五倍处罚”的协议，按每斤30元认定其偷了87斤八角，对L处以2610元的罚款。L在交纳罚款一个月后不服，于2000年8月27日向金秀自治县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村民返还其多交纳的2400元罚款，理由是村民在案發第二日在距案發地所捡到的80斤八角不是他偷的，是该村村民强加给他的。金秀县法院以其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L的诉讼请求。L不服，上诉到柳州中院，中院认为“被上诉人不具有行政执法权，双方均为平等民事主体，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罚款取得他人财产，无合法依据”，认定L享有诉权，并發回金秀县法院重审。金秀县法院判其败诉。

上案中院的法官严格根据法律条文，认为双方是民事平等主体，村委一方不能按照新石牌对L进行罚款，因为罚款本身是一种行政权力，仅能由国家行政机关按职权行使，村委行使罚款权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僭越，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虽然判决符合法律条文的要求，但是却没有解决好社会纠纷，也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基层法院的法官认为这是一种双方你情我愿的民事行为，L的认罚是一种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并没有违法法律，村委一方根据新石牌对L的处罚并不是对国家行政处罚权的僭越，而是村民在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过程中的一种合法民事约定。这种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民法上的‘善良风俗’，应受法律保护，坚持并适用了民族习惯法作出了判决，该判决得到了民族地区社会公众的认可。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我国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对民族习惯法的适用还缺乏意识。因为，虽然“现代法治是以制定法为中心的，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国家法就是全能的、普适的、唯一的规范”。没有民族习惯法的支撑与配合，国家的正式法在民族地区有可能缺乏坚实的基础，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对有效解决民族地区的纠纷具有现实的正当性。

三、构建民族习惯法适用于民事司法的机制

以上三个方面的缺失是民族习惯法适用于民族地区民事司法的主要困境，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体制保障的缺失是造成法官不敢或者不能适用民族习惯法的原因，也是缺乏民族习惯法应用于民事司法的认识原因；缺乏对民族习惯法的收集和整理，那就谈不上对民族习惯法的应用。由此，在具体的运用中，民族习惯法进人民事司法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机制的建构与培育。

（一）建立善良民族习惯法的认定标准

民族习惯法生长于民族地区的民间，纷繁复杂，难免良莠不齐。因此民族习惯法进入司法实践就存在一个甄别的问题，即所谓司法运用善良民族习惯法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司法审判中，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相排斥的民间法，反文明的民间法，反人道的民间法，不能援引为裁判规范。所以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中的适用有一个前提，即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民族习惯法进行甄别、筛选，确立善良民族习惯法引入司法实践的价值取向，从而为善良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民事司法中的适用提供有效的前提保障。

判定善良民族习惯法应当从以下四个标准进行考量。首先，善良民族习惯法的合法性标准。善良民族习惯法的合法性标准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1）不能违背法律强制性要求；（2）符合法律倡导性要求；（3）符合法律原则和价值取向。其次，善良民族习惯法的合理性标准。善良民族习惯法的合理性标准包括二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伦理道德；（2）符合日常情理。再次，善良民族习惯法的正当性标准。善良民族习惯法的正当性标准包括二个方面的要求：（1）体现时代發展趋势的要求；（2）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最后，善良民族习惯法的普遍性标准。善良民族习惯法的普遍性标准包括二个方面的要求：（1）民众确信；（2）特定的司法区域。

（二）整理和汇编民族习惯法民事司法适用案例

民族地区的基层法院特别是基层法庭扎根于基层，应当提高对民族地区民族习惯法适用于民事司法实践的认识，并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收集与整理。法院实行地域管辖，法官容易了解当地的民族习惯法，發现并应用在其管辖区域内有生命力的、合理的民族习惯法，在应用国家法的过程中考虑引入民族习惯法并进行相关的事实认定和裁判说理。

民族地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可以一方面通过对民族习惯法的整理和甄别，并广泛征求民族地区各方意见，将善良民族习惯法汇编整理成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讨论民族习惯法在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关的指导意见，并针对民族地区民事司法实践中有关具体案件的处理做汇编整理工作。这种汇编整理工作可以使散乱的民族习惯法相对集中，便于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方便查找和增强司法判决的公信力。

（三）加强对民族地区民众利用民族习惯法的引导

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具有影响并發挥作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具有强烈的民族习惯法观念以及民族习惯法意识。民族习惯法既有其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从积极的作用来看，民族习惯法强调集体利益，强调民族和家族的共同利益至上，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民族地区的民间纠纷，对發展民族地区的生产、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和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消极的影响来看，有一些民族习惯法表现出封闭、排外倾向等，干扰国家正常司法活动。在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问，既存在一致性与互补性，也存在冲突和矛盾的地方。

对民族地区的当事人来说，有关单位要注意加强对民族地区民众利用民族习惯法的引导。一方面，应该加强对民族地区民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的宣传，提升民族地区民众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观念，使民族地区民众树立法律权威，促使民族地区民众自愿遵守法律。另一方面，要使民族地区的民众掌握认定善良民族习惯法的标准，正确判断和适用善良民族习惯法，引导民族地区的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使用善良民族习惯法的观念。正如苏力承认的，乡民们依据他/她们所熟悉并信仰的习惯性规则提出诉讼，这是习惯进入司法的首要条件。只有通过加强对民族地区民众利用民族习惯法的引导，使民族地区的民众形成正确判断和适用善良民族习惯法，才能为民族地区法院的法官将民族习惯法吸收到民事司法实践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四）培育民族地区法官自觉运用民族习惯法的意识理念

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内在的主观心理活动对裁判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民族地区的民事司法实践中，对民族习惯法这种法的非正式渊源来说，法官的主观意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法官是否认同民族习惯法的价值，是否具有运用民族习惯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直接关系到民族习惯法能否顺利进人民事司法审判中去。“意识理念是民俗习惯运用于司法的导引力，意识越强引力越大，能动性越高，民俗习惯的运用效果越好；反之效果越差。”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5

【关键词】习惯法；民法；司法适用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在不断完善，许多重要的法律相继出台。中国社会现实情景的多变和复杂，对于中国当代法律的发展尤其是法律实施活动构成巨大的挑战，而应对这种挑战，只注重立法而没有在法典编纂时期研究论证而简单地将习惯的运用问题剥离立法的视野。单纯依赖以后的司法来解释和应用是缺乏合理预期，必然会影响法典的严谨性和周延性，必然损害法治的预期目标。因此，需要习惯法的运用在民法实施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习惯法成立的条件以及特点

（一）习惯法成立的条件

习惯法成立通常须具备下列条件：1.外部要素：须有继续不息，反复奉行之习惯存在。此项习惯，为全国人民所遵守者，则形成普遍；2.内部要素：须未人人确信其有法之效力；3.须系法规所未规定之事项，与制定法不矛盾；4.须不违背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5.须经国家明示或者默示承认。

（二）习惯法的特点

1．广泛性和稳定性。习惯是对人们反复而为的行为的描述，它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习惯法也在日常生活中有普遍的表现，它对我们的影响往往比制定的法律更为巨大。正如卢梭所说：“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2．地域性。吉尔兹认为，每一种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知识，带有地域性的色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拥有的风俗习惯迥异，行为规范也必定不同。法律并非空中楼阁，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造就的法律具有不同的特征。3．强制性。习惯法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习惯，因为它拥有强制性。当一个人违反习惯法时，他所遭受惩罚往往比国家的制裁更为严厉。4．规范性。习惯法是社会规范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调整社会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习惯法作为一种自发的规则秩序，是社会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撑。

二、习惯法在我国民法适用中的原则

首先，习惯法查明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不能举出确切可信之凭证，以为证明，子不能认为有此习惯之存在。为查明习惯法规则的存在或者内容，法院可以参考以下资料：案例、教材以及其他权威性材料；通过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接受专家意见等。一般而言，如果无相反的证据，退订在有权限的机关和团体的正式汇编中公布的惯例为已存在的惯例。

其次，习惯法不得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冲突，同时亦不违反公序良俗。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条直接规定了：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为限。台湾地区曾有不动财产所有人变卖不动产时其亲属有优先购买的习惯，法律认定这种风俗不利于财产的流转和社会的资源配置利益的最优化原则。故其有背于公序良俗原则，此种习惯不能约束有关当事人，即该习惯无效。

再次，必须区别习惯法与偶尔的习惯。所谓习惯，是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一种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模式，即多数人对同一事项，经过长时间反复而为同一行为。习惯是一种事实上的惯例。其通行于全国者，谓之一般习惯，通行于一地方者，所谓地方习惯。与习惯法应于区别的，系事实上的习惯，此仅属于一种惯例，尚欠缺法的确信。易言之。一般人尚未具有此种惯性必须尊从，如果不遵从其共同生活将不能维持的确信。此种事实上习惯不具法源性，无补充法律的效力。

最后，新习惯法优与旧习惯法。习惯法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习惯法的内容、形式、实施方式等方面都会进行着缓慢的变化，正式形象反应了习惯法的这种变化。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理。应当优先适用新的习惯法。

三、习惯法对民法适用的意义

第一方面，作为补充法源的习惯法对克服制定法的僵化性应当是有价值的。法国法学家的更为极端的话，强调在现代社会法律的第一渊源不是制定法，而应当让位于习惯法，因为习惯法具有广泛性，概括性和现实性。习惯法是一个社会（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内生秩序的表现，它是人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为应对所遇到的问题而内化出来的，而制定法在某种情况下来讲往往是外化于人民生活的，所以制定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尤其外来色彩，有它的一种所谓稳定性所带来的僵化性，而习惯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制定法所带来的这种僵化。

第二个方面是补充作用。其一，民事习惯作为民法渊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法律规定的滞后性。一些现行民事法律规定明显滞后于时展要求，已经不能调节多元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习惯依靠其灵活性可以弥补成文法的这一缺陷。其二，民事习惯作为民法渊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法律规定的完整性。改革开放以来民事法律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而现行民事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其中的大部分不能全面的规范引导，民事习惯依靠其具体性和灵活性的特征可以调节成文法律规范所不能调节的部分。其三，民事习惯作为民法渊源可以增强民法的逻辑性，有利于更好的发挥民法保障民事权利实现、督促民事义务实施的作用，有利于民法更好地为广大人们接受，发挥它更为深远的影响。 第四，民事习惯的适用可以充分体现私法自治精神。社会生活可以分为国家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两部分。前者应适用公法，后者应适用私法，“在市民生活中，应将其成员设想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因而在民事生活领域，应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处理各种问题。根据私法自治的精神，只要习惯法不与国家法发生严重抵触，前者在其所属领域内应被先定地判断为“合法”。在不否定国家法至上的前提下，习惯法与国家法在立法、司法中应享有同等地位，应受到同等的待遇。

第三方面是民事习惯法的文化性。有习惯而形成的习惯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带有本民族鲜明的民族与文化特征，适用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传承我国的民族文化。

四、结论

法律要基于人性和民情，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对于习惯法，我们不应采取一律摒弃的态度，应该发掘其合理内容。在我国民法体系中，习惯法应该有其一席之地。只有重视习惯

法，对传统资源不断进行发掘才能不断丰富我国民法的内容和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可.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188．

[2]于和利.习惯法产生的时代及其特点的历史考察与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

[3]高其才．中国习惯法．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3．

[4]苏力．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一个制定法的透视．法学评论．2003，(1)．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6

论文关键词 彝族 习惯法 夫妻财产

凉山彝族是我国唯一一个由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其所具有的独特原生态婚姻法文化，作为法律多元格局的一个典型范本折射出少数民族地区法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地区法文化发展的一个瓶颈。正当《司法解释（三）》出台并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强烈反响之际，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是否会对这一新司法解释敏感？彝族传统婚姻法文化与我国当代婚姻制定法之间冲突如何调试？鉴于此，本文将从凉山彝族的传统婚姻习惯法及其成因展开叙述，分析《司法解释（三）》与凉山彝族传统夫妻财产关系的矛盾及其对凉山彝族的积极意义，试寻求一条实现二者调适与合作、协同与兼容的有效路径。

一、凉山彝族婚姻习惯法中的夫妻财产关系考察

由于独特环境条件的影响，凉山彝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婚姻法文化，如“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姑舅表优先婚与姨表不通婚制”等。此类习惯法在当地以属人原则的方式作用于彝族的婚姻。首先，“家支”作为凉山彝族事实上的政权势力，对彝族人的婚姻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男女双方结婚，必须严格地考虑对方的家支势力，并经本家支同意才能有效。可见解前的彝族青年是完全没有婚姻自主权的。其次，凉山彝族的婚姻习惯法中有“买婚”传统，即男方为迎娶女方而须向女方父母支付的一笔身价钱。彝语中“结婚”一词，最早就是“买老婆”之意。“买婚”使得女方沦为婚姻交易的对象，严重地贬低女方在夫妻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制约因素的存在不仅导致女方嫁入男方家时是没有“婚前财产”的，也决定了男方家的财产至始至终当然地归男方所有，制定法上的“夫妻共同财产”无法实现。

二、当代凉山彝族夫妻财产关系的影响因素

（一）文化因素

1.民族信仰的制约

法文化本身有巨大的感召力，法律的运行不仅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也是地方文化的实现，其中民族信仰是影响凉山彝族婚姻文习惯法的关键因素。在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中，毕摩信仰、习惯礼法、等级制度、家支组织四要素是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主要支柱，也是理解当地文化的四把钥匙。而婚姻制度是连接这四把钥匙的重要链环：家支组织界定通婚的范围；等级制度规定等级内婚的硬边界；习惯礼法用特殊的机制处理婚姻纠纷；毕摩信仰强化对传统的尊从。其中，毕摩传教在彝人心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也是其信仰的核心。毕摩，是彝族的神职人员、彝族法文化的保存者与传播者，也是宗教仪式的主持者，他以祖灵的名义强制人们恪守婚姻规则，如果触犯而被家支开除。由于毕摩的作用，使得“祖宗的规矩”不仅长存于彝人心中，更是体现在彝人行动中。

2.婚姻传统的影响

“买婚”、“身价钱”是奴隶制婚姻的必然产物并延续至今。“买婚”使得女方沦为婚姻交易的对象而失去独立的家庭地位。笔者亲眼所见一对彝族夫妻“赶场”：男子空手走在前面，其身后跟着背着一大箩筐土豆的年轻妻子。待土豆卖完了，男子仅仅给妻子买了两个馒头即打发其回家，而自己把所有的钱拿过来在小酒馆里呼朋唤友。在这种社会心理下，根本无法落实婚姻法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的规定。

（二）经济因素

1.经济落后凸显家支力量

经济是影响凉山彝族婚姻文化的根本因素。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收入极其有限，单凭个人力量难以抵御和应付各类急难事件，唯有依靠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个人纽带资本（bondingcapital）的作用。因此，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组织在凉山彝族社会起着支配作用，家支成为维系传统婚姻形态的坚固堡垒，直接排除国家制定法的效用范围，客观上使凉山彝族婚姻文化能够持续存在。

2.交通闭塞阻碍地区交流

凉山地区地势险恶，交通落后，有史诗佐证：“支格阿龙啊，对这俩塔博，高山不相连，云雾来相连，平坝不相连，江河来相连……。地势复杂导致交通闭塞，而交通闭塞又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封闭、阻碍文化交流，制约经济发展，这似乎形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梦魇。因此，千百年来外面世界有关婚姻文化的流变改革并没有明显地影响到凉山彝族人民。尽管解放后国家在凉山地区大力宣传贯彻婚姻法和新的婚姻思想，但其适用效力也在凉山地区大打折扣。

三、《司法解释（三）》与凉山彝族婚姻习惯法的矛盾

彝族法文化中不仅有人们共同遵从的行为准则和道德风尚，还有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缓解司法压力、弥补司法资源。凉山彝族的婚姻习惯法对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协调、补充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会因一方婚前财产产生的孳息、自然增值等的归属产生纠纷。并且由于夫妻之间财产关系的不对等性，往往可以纯洁婚姻目的，有利于婚姻稳定。但同时不可否认彝族婚姻习惯法中很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均对现代文明的夫妻财产关系具有消极作用：

首先，“身价钱”这一落后的买卖婚姻习惯若不能消除或予以文明改造，那么女方在家庭地位、夫妻关系方面永远不会有实质的提升，婚姻法所倡导的夫妻地位平等、夫妻财产共有成为一张永远的空头期票。更重要的是，“身价钱”婚姻使得女方在婚姻缔结时是没有个人财产的，由此便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司法解释（三）》第五条“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适用。

其次，“转房制”亦是一种通过剥夺女方继承权而单独维护男方家族利益的落后习惯礼法。基于高额的身价钱支付，女子婚后便成了夫家的“私有财产”。即使男方去世，女方也仍然没有婚姻自由的权利，须按习惯法实行转房，转给其胞弟、胞叔侄、堂兄弟等，以保持姻亲关系，巩固本家支的势力。妻子的法律关系主体地位被完全剥夺和践踏。在这种习惯礼法的调整下，若丈夫死后妻子无权继承丈夫的合法财产，而应按照转房制的习惯“净身出户”，去嫁给夫家的其他兄弟叔侄。“转房制”的存在使得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以及继承法中关于继承财产的划分、夫妻之间继承权的规定在彝族婚姻习惯法的调适下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三，彝族法文化中关于“解除婚姻关系”的独特规定也使得夫妻之间合法的财产分割模式无法实现。在凉山彝族地区离婚不一定都是按法律程序来的，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即由说媒人及当地有影响力的长者来调解，按男女双方哪方理亏来决定给对方赔偿多少，最后一般都是以赔偿金钱而告终的，女方是没有权利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就使得《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第十二条中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规定的适用效力大大减损。

四、彝族婚姻文化的尊重与国家法价值协调的建议

（一）进行协调的必要性

1.国家法律对婚姻家庭秩序构建具有先进性与科学性

国家法律对彝族婚姻文化具有调适上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凉山彝族由于落后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其立法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与封闭性，立法技术的缺陷导致习惯法原始且落后，而落后的婚姻习惯法反过来又影响着婚姻财产关系等经济生活的驻足不前。因此，针对彝族婚姻法文化中的落后思想，必须利用进步、科学的制定法来实现协调，实现彝族婚姻文化的文明与进步。

2.文化根基对婚姻家庭秩序构建具有重要性与权威性

在凉山，根深蒂固的婚姻习惯法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毕摩信仰、家支制度对彝族婚姻关系调整了几百甚至几千年，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严格禁止家支成员通婚、姨表不通婚等符合国家法对婚姻缔结实质要件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受到“法律一元主义”、“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影响，学者容易抛弃习惯法和民族本身的视角站在国家法高度，“俯视”习惯法，“结论预含在前提中”，导致所得结论往往对于原生态法文化的保护不利。我们应该看到彝族婚姻习惯法在彝族人的心中有极大地权威，能够得到自觉的遵守，充分发挥习惯法中的合理因素对婚姻关系的调整尤为必要，从本土法文化资源中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实践吸取丰富、独特的滋养元素。

3.二者协调补充——形成合力

彝族婚姻习惯法作为一项民族地方性文化，应当与国家婚姻制定法共同维护着当地的婚姻秩序。彝族婚姻习惯法并已经被彝族民众普遍接受并成为其生活准则的重要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彝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婚姻法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而要解决这种冲突，必须在维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给予彝族婚姻习惯法充分的认可和尊重，承认彝族婚姻习惯法对于国家婚姻法的补充和协助作用，充分发挥家支、德古、毕摩的积极作用，倡导对彝族原生态婚姻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最终通过构建两者间的协调机制来实现两者文化的调适与建构。

（二）进行协调的可行性

1.制定民族单行条例将婚姻法变通执行

要实现彝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协调，首要的任务是在“开放的本土论”思想指导下坚持合作、互补，顺应、提炼、融合，充分发挥自治地区的立法权。具体到调整婚姻财产关系来说，凉山州立法机构应在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原则性规定的前提下，制定符合凉山彝族婚姻文化及地方民情的切实可行之办法，并通过单行条例的形式对司法解释进行一定的变通执行。通过自治州人大立法权的行使，将婚姻习惯法中的合理因素予以法律效力，进而达到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协调与融合。即采用自然演进型的正式法进入模式（习惯——习惯法——正式吸收入自治规范）将彝族法文化中的先进内容纳入制定法的范畴。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7

【关键词】坟茔文化；习惯与法律；社会与国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121-01

在试图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坟茔文化初探之前，先要明白，何为文化？有人认为，所谓文化，便是历经沧桑而尚能存在流传的那些东西。那么通过前文的分析，将“坟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拟以探讨便顺理成章了。那么坟茔文化中的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之习惯与相关法律、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便值得进一步予以探讨。

一、民间法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关于民间习惯，或称民间习惯法与官方的成文法典等为代表的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学界的探讨已有多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张晋藩、梁治平等，都对此问题有过独到见解。单就清代习惯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张氏认为，制定法是清代民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制定法以外的传统的民事法律渊源是多种多样的，并具有很强的规范力量，从而形成了以制定法为主干，各种民法渊源相互配合的民事法律体系。但是，由于多样性、分散性，以及效力顺序不明确，各种渊源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而梁氏则认为，清代的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内容上的分工，这种分工带来的是协作或背离两种可能。从本质上说，由于国家法与习惯法来自不同的知识传统，且缺少内在和有机的联结，因此，两者之间分工的实具有“断裂”性质。

而坟茔文化中的习惯与法律之关系，又有着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法律问题不同之处。

二、坟茔文化中的习惯与法律、社会与国家

相较其他民事法律关系而言，坟茔文化中的习惯法对坟茔纠纷解决机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比例往往高于户婚、田土、钱债、相殴等其他“民间细故案件”。换言之，在坟茔纷争中，习惯法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比国家制定法要重要的多。基本可以推断，就坟茔文化中的社会力量在与国家权力的博弈中，社会力量占据上风。

例如清代法律中虽有条例规定“控争远年坟山，定例以山地字号、亩数及库贮鳞册、完粮印单为凭，其远年旧契及碑谱等项均不得执为凭据”，但是地方官员仍然多按照民间习惯，以族谱、墓碑、契约作为审理的依据。

又如在丧葬礼俗等级限制方面，明清律例规定的禁制并未发生很大的功效。许多并不符合某一等级丧葬规格的死者，在现实社会中往往被“越级厚葬”。这样的习惯法与国家的冲突中，丧葬尤为明显。这其中的原因恐跟孝道有关。孝道本为朝廷说倡导，人子厚葬其亲，原为孝道的表现，丧家往往不惜以身试法，政府方面实有防不胜防，罚不胜罚之苦。同时为了表现孝道，也不便过于认真追究，有时禁令竟成具文。

面临坟茔这一特殊的“争议标的”，尤其在基层的坟茔纠纷中，国家和法律不得不向社会以及习惯法予以妥协。在社会习惯法尚未危机国家根本性的政治、经济、管理等问题之前，国家法往往采取放任的态度。但一旦坟茔纠纷，或由坟茔纠纷引发的案件严重程度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国家法律又会再一次站出来标显其权威性。

如在张小也所著论文《从“自理”到“宪律”：对清代“民法”与“民事诉讼”的考察―――以《刑案汇览》中的坟山争讼为中心》予以佐证的“控争坟山情急赴京刎颈呈告”一案可以为例。徐姓族人徐华遣抱告徐行赴京呈控，状告吴姓族人吴鹤庆“谋买坟山”，吴恕恒“刁翻延宕”，最终徐姓一方在刑部门前自刎身亡，本案方作了结。本案从最初的州县一级层层上告，直至刑部，最终演变为“京控自杀”事件。在徐、吴两姓争讼的审理过程中，直到案情升级引起皇帝的注意之后，地方官员才开始援引相关条例，此前他们无不按照民间习惯，依靠“官法”所不允许的“远年旧契及碑谱”来判断坟山的归属。然而一旦时态发展到足够高的审级，或事件性质有所加重，国家权力，乃至国家法便会介入，从而影响整个纠纷解决的最终结果。而在本案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此案的发生还导致了对条例的重新修订。国家法在此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修订，但是针对的却是“于登闻鼓下及长安左右门等处自刎自缢者”，拟以杜绝再次借自刎自缢解决处理坟茔案件的不正之风。对坟茔案件纠纷本身的定案标准、审判过程及审级则予未作任何修订。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坟茔文化中所蕴含的习惯法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以地方习惯法为主，国家法律为辅；普通案件由习惯法主要调整，特殊或严重案件由国家法调整的大致样貌。基本呈现此消彼长的形态。

三、小结

寺田浩明曾在论文中提到，对于旧中国的民事惯例，至少很难将其理解为相当于西洋法体系中的“习惯法”。但他也承认，从旧中国的社会实体来看，其中还是存在着总称之为“惯习”的某种非审判的规范。因此本文说讨论的坟茔文化中的“习惯法”与“制定法”之间的关系所建立的前提是将这里的“习惯法”与英美法系的判例性质的“习惯法”相区分。此处的“习惯法”更强调一种类似惯习、民间习俗等非正式的审判依据等更为广泛的含义。否则，古往今来的中国从未正式将“判例”作为定案审判的正式依据，那本文所有的讨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大前提。

根据博登海默对习惯的定义，习惯乃是为不同阶级或各种群体所普遍遵守的行动习惯或行为模式。它们所涉及的可能是服饰、礼节或围绕有关出生、结婚、死亡等生活重大事件的仪式。它们也有可能与达成交易或履行债务有关。

此次对中国传统坟茔文化之初探仅仅是一个开端，更加详尽的思考及总结有待进一步研究及佐证。

参考文献：

[1]小佳，罗志田.东风与西风（修订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22.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8

一、回族习惯法的界定

对于回族习惯法的概念界定，一直以来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回族没有自己的习惯法，因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以伊斯兰教法推导出来的法律论断固化为本民族的生活制度，是伊斯兰教法中国本土化的体现，称之为回族伊斯兰习惯法另一种认为，回族有本民族的习惯法，回族习惯法是同回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其目的主要是为维护有利于民族整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它是回族穆斯林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反复的行为模式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比较来看，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诚然，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信仰基础，伊斯兰教法是回族习惯法最主要的渊源。但是就习惯法面高，正如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认为，习惯法是民族意志的直接和纯真的表现，是从具体的民族的习俗和信仰发展而来的。从回族习惯法的生成来看，回族坚持伊斯兰信仰，因此在习惯法中伊斯兰教法自始至终保持着核心地位，这一特点成为回族习惯法的特殊烙印。然而，同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法难以完全地保持原貌，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外部推动力和本民族主动适应困境与变革的内在推动力下，受到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进行调整更新。伊斯兰教法为适应国家法制要求和主流法文化要求而本土化，即使有着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在一些具体习惯内容上也有所改变，形成了本民族自己的习惯法。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要求，回族习惯法一些规定也在不断变迁。现如今，回族习惯法最主要的适用领域是在信仰、婚姻家庭、饮食、丧葬等方面调整着回族穆斯林的社会关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二、回族习惯法的特点

(一)体现原始宗教特征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来说，宗教既是人们精神的依靠，又是提供习惯法理论说明的源泉。融教义、道德、法律为一体《古兰经》相当于伊斯兰教法中的宪法地位，至今仍是回族处理宗教和习惯法问题的根本来源。作为回族习惯法的主要渊源的伊斯兰教法本身就是一部宗教法，回族习惯法也因此具有典型的宗教特征。体现在权利义务的构成上，权利义务被贯以真主安拉的命令，违反习惯法就是违反真主的命令;在法律责任方面，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所承载的法律责任，最终是由真主安拉予以裁判的。此外，还有一些习惯法的具体规定也体现了宗教特征，如在婚姻缔结仪式上，回族认为依法登记领取结婚证并不能取得宗教意义上的合法性，还应该以宗教仪式确认其合法性。

(一)部分内容以成文形式确定

习惯法的存在形式一般是口口相传，并不是以成文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但是回族习惯法的具体规范现如今仍然能从《古兰经》中找到依据，如果将《古兰经》看作一部法典的话，可以说作为回族习惯法渊源的部分内容是以成文形式存在的。随着回族的形成发展，伊斯兰文化作为这个民族的核心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古兰经》无疑是伊斯兰文化中的核心典籍。《古兰经》中关于婚姻制度、财产继承、等活动有着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回族习惯法的主要渊源，成为回族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中用以辨别是非、审视自我、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

(三)具有义务本位特征

回族习惯法的形成过程比较特殊，既有来自伊斯兰教的信仰本源，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积淀呈新的过程。伊斯兰教法关于财产权和人身权均是宗教意义上的归属，与现代意义上的涵义有着很大差别，权利义务都来自真主安拉的命令，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主要体现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其主要脉络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各有其义务，礼和法的目的就是务必使得各自履行各自的义务，义务本位则是中华法系的典型特征。受伊斯兰教法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回族习惯法义务本位的特征也显而易见了。

(四)通过宗教信仰和民间宗教权威保证实施

一方面，回族信仰真主安拉，认为万物非主，惟有真主，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真主安排的。信奉一世论，在现世生活中作恶多端的人，在后世必定要下地狱，受到真主毫不留情的惩罚;而多做善功、多做好事者必定能在后世进入真主预先就已创制好的天国中，受到真主的款待。回族习惯法最大的威慑力和强制性主要就来源于这种唯恐后世进不了天国而遭惩罚的惧怕，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对真主的膜拜形成对来自于真主命令的习惯法的一种强大的内心控制力量，从而约束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当发生纠纷时，多由民间宗教权威依据《古兰经》和《圣训》进行调处。管理一坊的教长、寺管会主任、阿甸等民间宗教权威在处理回族群众矛盾纠纷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此判断，回族习惯法的强制性是通过宗教信仰和民间宗教权威的威慑力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三、回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

与一般习惯法不同的是，回族习惯法根源于宗教法，适用于回族这个特殊的民族，必然牵涉到民族、宗教等更加复杂的因素，其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回族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和谐稳定。回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能否很好地调适，决定着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文化公理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进而使民族全体成员心中赋有的集体意向实现法律规范的内化。因此，深入研究回族习惯法理性自觉的路径，是民族地区法治建设道路选择的重要前提和航标。

(一)在认识层面，正确对待回族习惯法与强化法律普及相结合

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回族习惯法的关系，就要正确对待回族习惯法。首先，承认其存在的必然性。在回族聚居地区，尽管法治的要求是以制定法为核心的，但回族习惯法已深深根植于回族穆斯林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被广大回族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执行，发挥着调整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回族群众更易接受、更为常用的法律形态，并且构成了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尊重并最大限度地适用回族习惯法。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回族地区，尽可以发挥回族习惯法的价值功能，在立法和司法上予以吸收和适用。再次，明确习惯法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回族习惯法要进行有意识地引导和创新。随着人们法治观念的转变，习惯法发挥的范围和作用也在逐渐变小。要使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相契合，必须对同族习惯法进行必要地创新和发展，对与法治精神相冲突且不合时宜的习惯法，要淡化且使之逐渐地自行消失。

正确对待回族习惯法要与强化法律普及相结合，加大国家制定法的宣传力度。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指出:法律所以能见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需要长期的培着。在回族聚居地区，要强化法律普及，弘扬法治精神，还应有针对性地将宣传的重点应放在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这两类人群。一方面，通过对宗教教职人员开展系统的法律知识培训，使教职人员熟练掌握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而组织并引导信教群众依法从事宗教活动，自觉遵守法律。另一方面，加强信教群众的法制宣传，习惯法直接调整着回族群众的社会生活，影响其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仅要侧重宣传权利义务关系，侧重于法治精神、法治理念的宣传，而且要侧重宣传那些与习惯法相冲突的制定法，从而使国家制定法更贴近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世界，更易获得回族群众的理解和认同，以利于国家制定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

(二)在立法层面，注重吸收与加强民族自治地区法制建设相结合

在民族自治地区，加强法制建设要与习惯法相结合，注意对回族积极因素的吸收，充分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对回族习惯法进行立法意义上的划分，即分为可适用的习惯法、可创新的习惯法和坚决摒弃的习惯法。据此，在立法中应遵循三个原则:即符合宪法原则、精华吸收原则和适当改造原则。一是符合宪法原则，宪法和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权，但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立法合宪的问题，即通过立法吸收回族习惯法不能违背宪法原则和立法精神。一是精华吸收原则，立法要从可适用的习惯法和可创新的习惯法中选择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并与国家法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的回族习惯法，对于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背离的习惯法一定要摒弃。三是适当改造原则，对于可创新的习惯法，要进行改造，使其与国家制定法基本精神相契合。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9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基础。人的发展水平与其形成的各种习惯分不开，持续学习是人获得发展动力的一条至关重要的途径，所以，课程改革要真正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就必须将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作为核心任务。仔细研究教育改革家魏书生的成功经验，不难发现，他的教育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学生良好语文学习习惯养成教育的成功。王尔德有句名言：“起初是我们造成习惯，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人一旦养成了某种习惯，一辈子都难以改变。所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是破解语文改革难题的切入点。

如果有人认为，“语文课程标准”淡化了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那就大错特错了。“语文课程标准”非但没有淡化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而且把培养良好学习习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惯”一词在“语文课程标准”里直接出现8次，其他有关属于语文学习习惯的间接描述更是贯穿新课程标准的始终。它的频频出现，决非偶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语文课程标准”对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只是我们的一些老师在语文新课程的实施当中一味求新求异，而忽视了语文学习习惯的养成。

“语文课程标准”对良好习惯的养成，从识字、写字、会讲普通话、读书看报、观察事物、修改作文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目标和要求。

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第一学段）

会讲普通话，逐步养成讲普通话的习惯。（第一学段）

对学习汉字有浓厚的兴趣，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第二学段）

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第三学段）

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写作素材。（第三学段）

养成默读习惯，有一定的速度，阅读一般现代文每分钟不少于500字。（第四学段）

养成修改自己作文的习惯，修改时能借助语感和语法修辞常识，做到文从字顺。（第四学段）

这些习惯，不仅是一种学习语文的习惯，还可以理解为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一种踏实的作风，一种美好情操和健康人格的体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学习任何一门功课，甚至做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发挥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作用。而习惯则是非智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习惯是由多次重复而达到的带有稳定特点的自动化的思维或行动方式。良好的习惯可以使人终身受益。反之，消极有害的习惯则会干扰人们按照有效的方式行事，并可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习惯一旦养成，很难改变。叶圣陶先生说：“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受教育的“目的是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乍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把复杂的教育简单化了，但仔细想一想并非如此。新课程固然要使学生形成一定的能力，但成功的教育还在于养成学生各种良好的习惯。

然而，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决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需要在各学段的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形成和保持。因此，“语文课程标准”在习惯的阐述上，也特别注意了彼此联系、循序而进，体现了学习目标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比如“识字、写字”，一、二年级强调“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以后各年级继续培养学生利用教科书以外的学习资源，课堂以外的学习渠道，大量自主识字的习惯。若能严格按“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去教学，学生既有识字能力，又有主动识字的愿望和习惯，有在生活中自主识字的途径和方法，学生等于插上了翅膀，在汉字的王国里自由飞翔。

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教师自己首先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教师无小节，节节为楷模。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语文教师书写工整，一丝不苟，学生的作业也就工整清洁；教师的字写得清秀美观，他教的学生也跟着模仿，久而久之，不少学生也会学到老师的字体。这就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经常声情并茂地给学生范读课文的老师，他的学生一般都长于朗诵，勤于钻研的先生总能教出善于思考的弟子。

教师要引导学生不断明确学习目的，加强自觉性，善于自我控制，自我调整，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投身于学习。为了保证学生以坚强的意志养成良好的习惯，教师的提醒、规劝、检查、督促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要附之以必要的措施和制度。最好是刚柔并济，把纪律约束和鼓励劝勉结合起来。同时要把习惯的养成上升到健全个性培养的高度，不仅用习惯来带动学习，而且还要带动做人，使良好的学习习惯成为健康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

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保障，实施新课程切勿急功近利，以致造成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缺失。叶圣陶先生曾多次讲到语文学习的习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听的方面包括：听姿端正；精力集中；听思结合；坚持听新闻广播。

说的方面包括：发音准确，说普通话；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语言朴实感人；善于朗诵、演讲、辩论；讨论问题时有坚持观点、修正错误的习惯；善于口头作文。

读的方面包括：坚持预习、复习课文；读书要看注释；读书要有工具书辅助；不动笔墨不读书，圈点勾画作批注；读思结合；精读、略读、速读相结合；多读有益的课外书。

写的方面包括：字要写规范；坚持写日记；坚持写读书笔记；作文要先构思，再写提纲、写正文；文章写成后读两三遍并进行自我修改；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从学生的实际情况看，有些学生根本就没有养成这些良好习惯。采用的往往是一种随意性非常强的杂乱的语文学习方式，东撞一头，西撞一下，杂乱无序，毫无章法可循，何谈习惯的养成？习惯没有养成，还想让语文素养高，语文能力强，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究其原因，恰恰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语文教学的关键问题，即忽视了学生语文习惯的培养。

关于习惯的作文篇10

内容提要: 习惯法的可适用性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从而司法过程中对于习惯法是否存在的确定、当事人对于习惯法的解释产生冲突时如何选择等诸多问题，就摆在法官们的面前。非洲是习惯法极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普通法也与习惯法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研究这两个法体系对习惯法的司法查明和适用极有价值，其许多方法，如通过权威证明、教科书查明、习惯法编纂、判例宣示、司法认知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些方法的使用首先取决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法律的对待，不同的回答会导致适用不同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并非水火不容，而可以加以综合运用。

经过几年来学界对中国法制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持续关注和呼吁，习惯法，或者更广泛地说民间法，已经开始受到司法界的日益关注。可以预见，在司法过程中创造性的适用民俗习惯作为法律的必要补充，必将成为未来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举措。如果说这是多年来理论界关注的实践硕果的话，那么，今后理论界的关注中心似乎应当进入一个新时期，即由过去强调民间规则进入司法的必要性转向帮助司法机关确立如何选择习惯法、识别习惯法和适用习惯法的机制上来。基于此，笔者曾经针对自己研究国际习惯法的经验，指出国内习惯法的研究也应当关注习惯法的形成机制，习惯法查明或者识别问题的重要性。[1]如果说那只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的话，那么，本文则旨在通过结合笔者研究普通法系和非洲地区查明和适用习惯法的一些经验，对我国民俗习惯进入司法时如何查明习惯法提出一些建议。

一、司法中的习惯：事实还是法律

虽然笔者此前已经指出过在国内习惯法的司法适用上，也存在着习惯法的查明问题，但习惯法查明的职责和方式首先取决于对习惯规则性质的认识。习惯法是事实还是法律，对此问题的看法便决定着习惯法的司法查明。[2]

如果把习惯视为事实问题，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通常在诉讼过程中就需要由援引习惯规则的一方当事人来举证证明，举证不能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相反，如果习惯作为法律，那么，按照法律应当由法官查明并适用的原则，查明习惯规则的任务就要由法官来完成。

虽然我们假定习惯规则的适用是建立在国家法已经承认习惯的法源地位的基础之上的，这似乎意味着习惯自然就是法律，应当由法官来加以查明和适用，在大陆法系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英美法系国家则可能未必如此清楚。这是因为，英美法作为判例法，裁判理由(即法律)本身也是需要识别的，而裁判理由往往就是在识别案件与先例的不同事实中加以表述的，因此，法律本身也是需要识别的，从而，在英美法中，作为案件裁决对象的事实与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之间相互纠缠的程度比大陆法系更为突出，[3]事实与法律的区分更为困难。事实上，就大陆法系而言，面对法官不熟悉习惯法，或者习惯法是否存在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分歧的情况，法官也往往并没有现成的习惯规则可用。即便如姜堰法院那样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对习惯法进行了编纂整理，也未必能够涵盖所有的习惯规则，习惯规则也存在随社会进步而改变的情形，法官仍有可能面临当事人举证的“反习惯”的情形。比如，在一些处于向城镇化过渡的乡村，婚丧习俗也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这种变化过程中，新旧习惯可能会处于并存阶段，是尊重多数人所奉行的旧俗，还是支持个别人所引入的新俗，法官就要面临抉择。这时，习惯法的识别和查明就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习惯法的性质也不是仅仅在要么是事实要么是法律之间只能二择其一那么简单。这种情况下，习惯法与事实之间的纠缠便凸显出来。事实上，习惯法本来就是基于实践的反复重复而形成的规则，即体素(物质因素)是习惯法形成的基础，实践事实构成习惯法的物质材料，因此，分析习惯规则不大可能离开法律事实，可以说，这种事实与法确信的缠结是习惯法的天然属性。[4]也就是说，当法官面临查明或确认习惯规则的存在与否时，基于当事人举证的实践事实查明习惯规则似乎是必然的。但这也并不是说，习惯规则不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而存在，特别是在判例法国家，习惯作为法律的形式也同样存在，这也可以为大陆法系所借鉴。

二、作为事实的习惯规则的查明

作为事实的习惯一般应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来加以证明。然而，习惯法的证明通常并非由主张习惯存在的当事人自己来完成的，因为无论是在其所主张行为的普遍性、一致性方面，还是法确信是否已经形成方面，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习惯法是否存在，从根本上讲是个证据证明力的权威大小问题，是个哪一方论证更为充分的问题，并没有绝对的判断标准。这就形成了习惯证明的“权威证人”制度，通过权威来证明习惯的存在显然是个更为便捷有效的方式。根据普通法系和习惯法较为发达的非洲地区的经验，它们的习惯的证明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辅佐人(assessors)制度

在英国原殖民区域，大部分领土的法律都规定英联邦法院可以资助当地酋长或者其他精通习惯法方面的人作为辅佐人接受咨询。在涉及习惯法的刑事案件中法官几乎普遍是与辅佐人一起审理的，这种制度最早适用于英属印度地区。辅佐人的作用在印度法官Bhashyam Ayyangar J.审理的King Emperor v Tirumal Redid一案中得到了很好的阐明：

“……辅佐人类似专家证人。原则上，辅佐人的意见与专家证人的意见实质上具有同样的地位……因此，我们会看到，欧洲人管理外国司法的立法机关会规定，在缺乏对习惯的了解，缺乏对当事人做法的把握时，就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在对证人席上的证人的品行缺乏判断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拥有这种知识，或者有这种判断能力的当地受尊敬的人作为辅佐人提供意见是有好处的……辅佐人对整个案件给出的意见要在法庭举证或者案件的任何阶段接受审查，原则上，与熟知外国法律、科学或艺术的专家意见证据具有同样的地位。”[5]

可见，辅佐人的职责分两个方面：一是评价的职能；二是咨询的职能。第一，辅佐人可以评价或权衡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分量，根据他们对当地习惯、习俗、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的专门知识认定被告是否有罪或其主张是否成立，他们尤其适合判断证人所讲故事的真实性，从他们的行为中侦探出可能会逃脱主审法官法眼的东西。辅佐人的这一任务类似于英美法陪审员的角色，没有裁判权(verdict)，其意见只具有证据作用。第二，辅佐人的职责是向法官或者行政官就他们具有特殊知识的问题提供咨询，给出他们的观点，阐述习惯和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形成的意见。前一职能对于刑事案件特别重要，[6]后一职能对民事案件特别重要。当他们作为当地生活和习惯的咨询师时，辅佐人的意见本身并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法官才最终有权决定是否依赖它作出裁判。这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对意见提出抗辩的人而言显然是一种保护。为保证辅佐人意见的可信性，似乎最健全的做法是采取意见公开和记录在案的做法。

显然，我国的陪审员制度与上述辅佐人制度有一定相似性，但又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他/她产生于基层组织的推荐，要求品行良好、公道正派，但自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后，我国人民陪审员的权力已远胜过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和非洲地区的辅佐人，几乎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力(除不能担任审判长以外)。我国的陪审员并非证人而是准法官。上述决定除规定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和当事人申请陪审员参加的案件要由陪审员参与审理以外，并没有规定其他必须由陪审员参审的情形。因此，这并不能保证在涉及当地习惯适用的案件中法院一定会指定陪审员参加审判。我国陪审制度似乎更多注重的是司法民主和监督作用而不是作为法官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必要补充，这与西方确立陪审制度的初衷相悖。因此，建议《决定》第二条必须由陪审员参审的案件增加“涉及当地习惯法适用的案件”的类型。

(二)仲裁人(referees)制度

在非洲，这一角色由酋长或者其他更特别了解习惯法的人，或者其他具有类似知识的组织担任。他们对习惯法所提出的意见是作为证据，这一点与前面的辅佐人类似，但它们不仅是证据，还被推定是正确的，但这种推定可以由相反的证据推翻。如果不能推翻，那么仲裁人对习惯法的陈述就是法律陈述，而不再是事实的证据了。比如，象牙海岸殖民法院在早期就通过给当地国王或酋长写信，要求他们对案件给出意见来确定相关习惯法，当然，信中会隐去当事人的身份。后来，最高法院就把习惯法问题提交给一个当地权威机构来确定。[7]

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法院在对习惯法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也可以选择当地具有权威的村长、寨老、头人、首领等作为习惯法的权威证明人，这些人在日常的民间纠纷解决中就常常扮演着调解人或者仲裁人的角色，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和权威。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能够推翻他们对习惯法的意见，法官可以将他们的意见作为裁判的依据。在商事案件的审判和仲裁过程中，商事惯例的查明也可以通过由行业组织、商会、协会、合作社等民间机构出具意见的方式确立其存在和内容。

(三)权威教科书(textbooks)

在非洲，习惯法可以通过旨在描述土著法律和习惯的书籍和手稿来证明。在有些地方，这些书籍对习惯法的讲述可以被视为是有约束力或者是结论性的。它可能是研究习惯法的法律教科书，该书具有较高的权威，而且习惯法是被贯彻为法律的，如在象牙海岸；[8]而在有的地方，其描述的习惯法只是作为证据，如乌干达和其他地方，习惯法实质上是被确认为事实。[9]

我国在民国时期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法调查，并出版了《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近些年来，虽然并没有展开官方主导的民间习惯法调查，但随着学界对于民间规则的持续关注，有许多有识之士自发地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和地区性的习惯法调查，并且如非洲地区一样，涌现了许多习惯法调查论文和书籍，代表性的如，陈金全的《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陈苇的《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实证研究》，王明雯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研究》，李鸣的《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第3版)》，方慧的《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试——以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为中心的案例研究》，张济民的《藏族部落习惯法研究丛书(全三册)》等等。当然，这些学者所调查的习惯法权威性如何尚无法确定，但在目前尚缺乏官方有组织地调查，并通过立法程序确认的习惯法编纂成果的情势下，这些研究习惯法的著作作为建立在实证调研基础上的学术成果，其所收集的习惯法同样可以作为法院确立习惯法的参考。要解决地方法院适用习惯法的权威问题，当务之急是各地立法机关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系统的当地习惯法的编纂。“姜堰经验”虽然值得推广，但其习惯法的编纂是由法院来从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牵制法院的审判职能的发挥，较好的做法应当是地方立法机关来完成这一使命。

(四)司法判决

在英美法系国家，习惯法通常是作为事实问题处理的，上诉法院似乎并不情愿辩驳初审法院对习惯法的裁判，除非它违背了自然正义和成文法的规定。[10]概括而言，以前的判决只在当事人间有约束力。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只约束自己不约束他人的原则(res inter alios acta)，这些判决并不是结论性法律，或者能使以后的法院作为习惯法的司法认知对待，除非是对物诉讼判决。[11]但司法判决可能成为那一习惯的证据。

在我国，法院判决并不能作为直接的法律渊源，法院认定的习惯规则也应当只对本案具有约束力，并不必然适用于其他案件，除非该习惯规则通过立法程序得以确认，或者变成司法认知(见下文)。但这并意味着司法判决在确定习惯法问题上不具有价值，它至少可以成为其他案件证明习惯法的论据，作为当事人的说服性资料。而且，这种说服资料要比前述辅助人、仲裁人的证明力更大一些。

三、习惯作为法律的查明方式

把习惯法的确定作为事实问题处理，要求用证据来证明它，这可能会有很多实际缺陷。它可能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的不正义，而且也并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在习惯法为法院适用的早期阶段，它作为事实加以证明可能是必要的，但在法院有权实施习惯法的法体制下，习惯法实际上就被置于与法律同等的地位上了，习惯的适用就要以法律的形式呈现。

(一)习惯法的编纂

解决习惯法确定问题明显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法就是成文法典，将习惯以书面方法记载下来。这种法典可以由中央立法机关来制定，也可以是地方立法来完成。在非洲，唯一尝试通过中央机关编纂习惯法的是纳塔尔。纳塔尔土著法法典，最初编纂和发行于1875-1878年，1891年、1932年修订。尽管有部分习惯法没有编纂进去，但它还是基本满足了法院的需要。当事人可以提交证据加以补充，但不能取代或者与编纂的法典相冲突。但现代观念往往反对习惯法的编纂，因为它会僵化法律在某一阶段的发展，可能常常阻止法院支配下的法律的未来发展。纳塔尔的做法也因此没有被模仿下去。另一方面，一旦习惯被法典化或者成为判例，它就不再是习惯法了。但在我看来，习惯法一旦形成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改变的过程常常也是比较缓慢的，因而，并不至于因为习惯法会发生改变就放弃习惯法的编纂，尤其是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仅以成文法作为唯一法律渊源的国家来说，将不成文的习惯编纂为习惯法典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自治条例中，一般都有类似以下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各级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在实行自治地区的各级法院中都要求配备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法官，甚至院长、或副院长，检察长或副检察长要由少数民族公民担任。[12]这些规定保证了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有效性和适用的可能性。但无论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还是在地方性立法中虽然都肯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施法律的可变通性，但在处理具体纠纷过程中，如果按照上述规定凡事都要上报上级国家机关似乎并不现实，应当确立地方司法机关适用习惯法的自处权，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的基本原则。地方立法机关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习惯法的收集、编纂工作，为当地司法机关提供审判依据。习惯法编纂应注意习惯法发展的动态性，每隔几年立法机关对习惯法法典进行审核，及时反映习惯法的变化。司法机关也应关注个案中当事人所主张的习惯法的冲突，从中洞察习惯法的演化，及时向立法机关提供审核建议。

(二)司法认知(judicial notice)

“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证明。”这是西方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古老法谚，它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为现代的“司法认知”规则。“司法认知”这一概念源自英美法系。它是指“可被法官接受并据以审判的事实，该事实或来自法官的通常知识，或来自法官对适当渠道问询得到的信息的适当推定。”“该事实是任何人都完全、清楚地知道的，或是法官可问询到的。”而对特定事件做出的没有证据支持的推定不能成为“司法认知”。因此“司法认知”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13]现行英国民事证据法及判例将“司法认知”事项分为四类：众所周知的事实；经过调查后在审判上知悉的事实；英国法、欧共体法、英国国会的立法程序；成文法的规定。[14]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所确定的司法认知的范围与英国接近。而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借鉴这一概念的表述多为“显著的事实”，这种事实也是无需证明的。[15]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也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1)众所周知的事实；(2)自然规律及定理；(3)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5)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后者还增加了一项：(6)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其中1-5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相比较而言，我国所规定的司法认知的范围要比英美国家的规定更窄一些：法律规则作为法官应知应会的知识没有包含进来。这可能是基于我国通常并不会把法律作为“事实”看待的缘故吧。

有趣的是，这些在司法上无需当事人证明的事实在英美法传统中似乎性质上已不再是事实，而更加倾向于作为法律，这大概仍然与它们事实与法律过于缠结有关。这样的事实不需要由当事人举证，而由法官直接认定，这无异于法官适用法律。在我国，习惯最可能在上述司法认知中的(1)(3)(4)(6)中来确认。而且，我们是作为事实看待的，允许相反的证据加以推翻。

四、习惯法证明中冲突解释的选择规则

前已述及，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对于习惯规则内容的理解可能会产生分歧。比如，在农村收受彩礼而毁婚约者应当退还彩礼，但究竟怎么退，退多少则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于当事人所主张的习惯法规则的冲突，美国波斯顿大学法律与政治学教授Robert B. Seidman根据证明习惯的不同方式归纳出了一系列在冲突说法中作出选择的原则：[16]首先，法院所选择的规则至少应是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其次，法院可以选择已报告过的案例中所宣示的规则，但案例发生的地方越偏僻，时间越久远，其证明力越弱。而且，就低级和高级法院的判例的证明力而言，上诉法院案例的证明力更强些。第三，法院若运用教科书作为习惯的证明，它不能比形成教科书基础的原始资料更有证明力，同样，教科书所依赖的数据资料越久远，越偏僻，其证明力越弱。第四，法院若选择证人证言证明习惯规则，其证明力则取决于证人了解该习惯规则的机会和能力，取决于他的记忆力和诚实。换句话说，证人接触习惯的机会越多，记忆力超强，为人越诚实，其证明力就超强。反之，就越弱。第五，法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来确定习惯，只要他是该习惯所属社会的一分子。法官根据自己的知识所作出的判断，其准确性程度与证人证言一样，也取决于其了解习惯的机会多少，他的记忆力和诚实等因素。最后，如果是在都可以接受的规则间作出选择的话，那么，公平(equity)、习惯法的纯粹性(purity)以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就需要加以维护，成为抉择的重要考量。这里的习惯法的纯粹性，指某一习惯法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和经济条件下，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要的规则，对它的发现和适用只能基于这一产生它的特定背景，而不能脱离这一背景而滥用。所谓公共利益，就是指法官应当选择最能提升公共利益的那一主张。

对于司法裁决认定的习惯，能否把某一个案判决所确认的习惯规则作为今后习惯存在的永久证据？这一问题需要慎重。首先，各国所规定的那些司法认知的对象都是要经历法庭质证的，即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一方所主张的习惯规则才能认定。因此，个案所确立的习惯有可能因另一方当事人的局限而并未获得充分质证。在非洲所确立的原则是：“就所有的习惯法而言，它在法院第一次获得证明是由熟悉当地习惯的人完成的，以后通过反复的证明，应直到该特定习惯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时，法院才会把它们作为司法认知。”[17]也就是说，通过司法判决所认定的习惯也必须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才构成所谓司法认知，才不再需要当事人来举证证明习惯的存在，而不能仅以一个案件的判决作为最终依据。

应当承认，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大陆法系色彩的国度，英美法传统上的上述所谓基于将司法程序中的习惯定位于事实还是法律而作出的习惯查明方法的区分，似乎并不能让人信服。在我们看来，习惯法仅作为事实来查明或许更贴合实际。至于作为法律，在我们这个只信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除非对习惯进行了编纂并为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习惯才成为法律。当然，其时习惯法作为不成文法的形式已经消失，习惯法不成其为习惯法了。因此，我国在立法中倒不必对习惯法是事实还是法律的性质过于认真，将这些方法确立为习惯法的查明方法才最为重要。而且，这些方法的使用也未必那么泾渭分明，司法过程中可以综合运用。

注释:

[1]参见姜世波《习惯法形成中的法律确信要素》，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八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法哲学观的不同，鉴于这方面的论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

[3]姜世波：《判例法与成文法之比较——通过判例的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4]当然，习惯法是须经国家意志认可才能成为法律，还是即使没有国家认可，习惯也是自在于人们心中自我约束之“法”确信而为法律这一理论问题这里撇开不谈。这方面的讨论理论界似乎已成共识，不管国家法是否认可，习惯作为自生自发的规则都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因而，事实上随着近代法典化运动对习惯法地位无视的反思，习惯成为法律渊源已为多数国家所承认。在国际法中，习惯规则也得到了《国际法院规约》的认可，而国际商事惯例的编纂和适用则已经成为国际商事活动的基础。

[5]A. N. Allott. The Judicial Ascertainment of Customary Law in British Africa，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20， No. 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49.

[6]在我国，刑事案件中是否应考虑习惯法的地位是个颇受置疑的问题，因为这可能会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但已有学者关注起刑事案件中适用习惯的必要性问题。参见杜宇：《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7]A. N. Allott. The Judicial Ascertainment of Customary Law in British Africa. p. 251.

[8]在象牙海岸，英国法院曾经特别授权“赋予任何在象牙海岸公认为具有法律权威的著作和手稿作为证据。”(Courts Ordinance，s.87(2))事实上，Sarbah's Fanti Customary Laws就一直经常为象牙海岸法院所引述(甚至作为Fanta习惯的权威)。还有如Whitfield on South African Native Law，这种法律教科书在南非联邦和设置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地区也被经常参考。这种可作为参考的法律教科书，首先作者应拥有专业法律资格，而且其方法、安排和学问应当属于标准英国法律教科书。人类学家或者管理者的论文，从表层来说不能划入这一范畴，但值得关注的是著名人类学家I. Schapera，viz.的《茨瓦纳法律与习惯手册》(Handbook of Tswana Law and Custom)在联邦法院被经常引用和追随。另一个死去的人类学家Roscoe的著作The Banyankole在乌干达的Njirwa v. kagang'ama一案中也得到援引(参见前引A. N. Allott.The Judicial Ascertainment of Customary Law in British Africa. p. 252)。

[9]见前引A. N. Allott. The Judicial Ascertainment of Customary Law in British Africa. p. 258.

[10]A. N. Allott. The Judicial Ascertainment of Customary Law in British Africa， p. 253.

[11]A. N. Allott. The Judicial Ascertainment of Customary Law in British Africa， p. 256.

[12]参见云南省诸多自治条例，这些条例可从云南省电子政务门户网站看到，网址mnxmnxyn.gov.cn/yunnan，china/72908641807630336/index.html。

[13]陆佳微、于海龙：《英国司法制度下的“司法认知”》，《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4]毕玉谦：《试论民事诉讼孛的司法认知》，《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

[15]许立：《显著事实的司法认知研究》，2008年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