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宣誓制度十篇

宪法宣誓制度篇1

宪法宣誓制度，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体现，对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宪法是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依法治国必须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必须依宪执政。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宪法宣誓正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最好体现，正如材料所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向宪法宣誓不仅是一个庄严的仪式，也是彰显宪法权威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观念，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更有利于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

综上，宪法宣誓对维护宪法的根本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照宪法，在宪法的基础上执行国家法律。宪法宣誓制度体现了被任命者对法律的敬畏、尊重和认同，强化对自身的约束，增加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其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建立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就要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牢牢把握依宪治国这个根本。依法治国的推进才能更加深入更加全面。

宪法宣誓制度篇2

一、宪法宣誓的缘起和我国宪法宣誓活动的实践探索

宪法宣誓制度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就职前，必须在公开举行的就职宣誓仪式下，宣誓拥护或者效忠宪法的制度。宪法宣誓制度在国外由来已久，在我国实践中相对鲜见。宪法宣誓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早可追溯至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作为英国最早的成文宪法文件的《自由大宪章》第六十三条规定，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兼领爱尔兰宗主以宣誓的形式，将以忠信与善意遵守各条款。英王以宣誓的形式表明忠于大宪章，这一举动可以被认为是宪法宣誓制度的萌芽。它意味着国家公职人员的就职往往与宪法宣誓相伴而生。这一制度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中得到沿袭。《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对美国总统的就职宣誓规定得十分明确。而第六条则规定了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行政和司法官员的宣誓程序。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191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魏玛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了联邦大总统就职时应对国会做出宣誓。自此以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将宪法宣誓制度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就职不可缺少的要件之一。在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关于宪法宣誓的主体、内容、程序，各国做法不尽相同，一般在有关人员开始履行职务之前或就职时举行宣誓。

各具特色的各国宪法宣誓制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宪法宣誓制度将影响着一国的宪政建设。然而在我国，无论是宪法，或是组织法，或是公务员法中，都没有涉及公职人员就职时应当庄严宣誓忠于宪法的制度。仅在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一部分的《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和《澳门基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有相关规定。追根溯源，我国实际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此方面的规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庄严地宣读了总统誓词，启开民国政治宣誓之先河。1930年5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宣誓条例》，从而使民国时期的宣誓制度走下法制化的轨道。遗憾的是，这一制度随着六法全书的废除而废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更是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再次重申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制度的安排要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普遍要求，契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在这两方面规定性的辩证统一基础下向前推进。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正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在全国各地迅速引起反响。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实行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制度，各方面对此好评如潮。有关宪法宣誓的实践层出不穷，兹择要列举如下:

2014年10月30日，南京市鼓楼区新任28名法官和检察官手持宪法，面对国徽庄严宣誓:忠于宪法和法律，公正司法，执法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2014年11月6日下午，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新任命的6名法官身着法官袍，手持宪法文本，高举右手，在该院党组成员、政治处长李明东的领誓下，面对国徽庄严宣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官职责，惜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公正司法。

2014年11月11日，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法院24位新任职法官在宪法墙前庄严宣誓，立志维护宪法权威，永远忠于法律。这是该法院第一次组织新任法官就职宣誓。

2014年11月14日，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任命议案后，举行宪法宣誓活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文监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健领誓，两位人大常委会工委主任和区政府三位局长，面对国徽，手持宪法，在领誓人的带领下庄严宣誓:我接受任命，谨此宣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依法履职，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竭诚为福田区服务!这是深圳举行的首次宣誓活动。

2014年12月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下午9时，整齐洪亮的宣誓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厅内响起: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惜守检察职业道德，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制统一。最高检部分院领导、专职检委会委员和180余名最高检新任和新晋升的检察官，身着统一检察制服，面对宪法，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当天14时许，最高法中区大法庭，在近200名社区群众、中高校学生、解放军代表和媒体记者的注视下，包括新任、新晋升法官在内的40余名来自最高法和地方法院模范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带领下，向宪法和国旗庄严宣誓: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官职责，惜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公正司法，廉洁司法，为民司法，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奋斗!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法院、检察院也都纷纷举行了宣誓仪式，以表达法官、检察官们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与信仰。

下述事例充分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宪法宣誓不仅仅是公职人员誓言遵守宪法法律，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承诺方式，而且通过庄严的宣誓仪式，有利于增强公职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育宪法至下的情感，更加尊崇、维护和捍卫宪法法律权威，更加坚定职业良知和法治信仰。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宣誓的过程使得公职人员本身被激发出对宪法的认同、依赖的情感，对宣誓的公职人员本人而言，通过宣誓使得对其的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接受监督。在日后的执法过程中每每回想起庄重的宣誓过程，更能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有的责任与担当。这与下述的培育宪法至下清感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对普通大众而言，更是一次宪法洗礼，是一种法治教育活动和警示活动。人民群众见证了这场神圣的仪式，内心升腾起对宪法的崇敬，从而自觉尊宪、守宪、维宪。宣誓制度无论是增强民众对国家公权力的信任，还是对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正如在谈到宪法宣誓制度时所说:这样做，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如今，在中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时机已经成熟，将宪法宣誓活动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宪法宣誓制度的构成与完善

从世界各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践来看，宪法宣誓制度的构成，主要包括宣誓的主体、内容(誓词)、时间、程序等几个方面。为避免橘生淮北位枳，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构建，应当在借鉴外国法律制度有益成果的同时，结合本国实际，设计出科学合理、符合中国特色的宪法宣誓制度。

(一)宪法宣誓的主体

宪法宣誓的主体，即宪法宣誓人。构建宪法宣誓制度，必须明确规定宣誓人范围。当前，宪法宣誓人的范围需要在以下几种范围中确定。

1.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范围。这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宪法宣誓人的重点。根据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这里的选举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范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即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县级以下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即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地方人民法院院长、地方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任命的范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命的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人民银行行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即副主席和委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决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即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县级以下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法律用语中的决定任命有其特定的人员范围，比如，县级以下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个别任免;根据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的提名，决定本级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科长的任免。以下这部分人员属于决定任命的范围。而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大常委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以下这部分人员则属于任命人员的范围。因此，决定任命人员的范围，不含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批准任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检察长，驻外全权代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不含地方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任命、决定的人员。

2.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范围。这个范围显然相对比较宽泛。其中的选举与下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范围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范围完全相同，只是这里的任命属于广义的任命范围，既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人员，如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包括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批准任命、任命、决定的人员等。

3.国家公职人员的范围。与前述范围相比，国家公职人员的范围更加宽泛。通常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既包括人大及其选举、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又包括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再比如，有的地方法院、检察院对包括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在内的法官、检察官实行宣誓制度，而有的地方对书记员也实行宣誓。

4.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否纳入宣誓范围。这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有人提出，我国的人大代表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间接选举是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属于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进行宪法宣誓;而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不属于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的范围。笔者认为，其一，我国的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不脱离原生产和工作岗位，都属于一种公职，一种国家职务，应当纳人宣誓人范围。其二，无论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还是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都由民主选举产生，从民主选举和选举委托授权的角度讲，也应当纳人宣誓人范围。其三，各级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应当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因此更应拥护和效忠宪法，不应被排除在宪法宣誓范围之外，从而实现依法选举和任命人员宪法宣誓全覆盖。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无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是地方人大常委会，都是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本级人大代表中选举产生的，应当属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规定的范围，也不应被排除在宪法宣誓范围之外。

(二)宪法宣誓的内容

宪法宣誓的内容，即宪法宣誓的誓词。通过对世界各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分析，可以得出构成宣誓誓词的三个要素，分别是宣誓者应当承担的个人责任(庄严宣誓或郑重声明)，宣誓者的职责承诺(忠诚执行总统职务)，宣誓者效忠的对象(维护、遵守、保卫国家的宪法和国家利益)。除此之外，关于宣誓内容，我国宪法规定了不同国家机关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宣誓内容应当与其职权对应，应当按照宣誓人的类型不同，设计和确定不同的誓词，更加突出职位特点和性质。具体讲，可以采取誓词通用语和誓词专用语相结合的方式。

1.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公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应当使用统一的誓词。例如国家主席、副主席应当强调效忠宪法、服从法律、维护民主和法制、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恪尽职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内容。例如，2014年3月17日，新当选的国家主席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下宣誓:我深知，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2.人大机关干部、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两院其他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可以分别使用相应的专用誓词。比如，人大机关干部的宣誓誓词，应当突出人民利益至下，一切为了人民的内容;政府组成人员的宣誓誓词，应当突出执政为民，依法行政，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内容;法官、检察官的宣誓誓词，应当突出为民司法、公正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内容。具体誓词可由下级机关统一确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使用的誓词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官职责，惜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公正司法，廉洁司法，为民司法，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奋斗!最高人民检察院使用的誓词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惜守检察职业道德，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制统一。

这里仅就一般通用的宣誓誓词，提出建议稿如下:我宣誓:遵守和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依法履职，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宣誓人:。

(三)宪法宣誓的程序和方式

程序性保障是宣誓制度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宣誓制度应做到有法可依，并且公开、公正。

1.宣誓时间。宣誓时间应当在宣布依法选举和任命后，正式就职前。无论是英美法系或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无一例外的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在就职前进行宪法宣誓，表明效忠宪法的决心。

2.宣誓地点与场所。出于宣誓仪式庄重且易于举行等方面的考虑，人大选举和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人员的宣誓仪式，应当在人大议事场所举行;其他人员的宣誓仪式，可以在统一的场所进行，也可以在公务人员任职的机构进行。

3.监誓和领誓。可遵循谁选举(任命)，谁监誓(领誓)的原则。人大选举的干部，宜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监誓与领誓;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任命的干部，宜由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监誓与有关机关负责人领誓;其他人员由有关机关的领导人员或者负责人监誓与领誓。

4.宣誓流程。总结我国已有的宪法宣誓实践经验，宣誓流程可以参考如下:宣誓人面对国徽，手捧宪法文本，着正装。主持人宣布宣誓仪式正式开始后，由领誓人逐句领读，宣誓人复诵。宣誓结束后，宣誓人在誓词下签名。

5.宣誓有效期。宣誓有效期从宣誓人宣誓当天起，到宣誓人任职期满，转任，或免去现任职务之时为止。如出现届期内任职变动，则由任职变动后所在的机构重新举行宣誓。换届连任则由现任机构重新举行宣誓。

6.集体宣誓和单独宣誓。如果是集体举行的选举或任命，则应当集体宣誓。如果出现任职变动或者个别任命等这种人数较少的情况，则可举行单独宣誓。

三、推进宪法宣誓制度法治化

推进宪法宣誓制度法治化，是宪法宣誓制度有效实施的根本保障。我国宪法宣誓实践已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但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各地、各有关宣誓机关虽然对宪法宣誓拟定了实施意见和规范，但在操作下、细节下各不相同。为了保证宪法宣誓制度这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序进行、有效实施，待加强相关法治建设。为此，建议如下:

(一)抓紧制定宪法宣誓的相关法律和地方性法规

域外的宪法宣誓制度大多规定于宪法之中，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当加强相关认法。或者由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宣誓法》，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职宪法宣誓的原则、范围、内容、执行机关、程序、法律责任等做出统一规定;或者通过分别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分别对中央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和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宣誓制度，做出相应的规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当在修改宪法时将宪法宣誓制度写进宪法。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

在国家专门法律出台或者法律修改前，有地方认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先行认法，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没有认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积极探索，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就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做出专门的决议、决定。

宪法宣誓制度篇3

 

从2016年1月1日起，无论是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还是基层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职时都要公开向宪法宣誓。

 

宪法乃九鼎重器，如何真正通过宪法宣誓对特定的公职人员形成法律和道德约束，有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与行的长期过程。

 

宪法宣誓成定制

 

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53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说，决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明确了宪法宣誓的适用范围、誓词内容、组织方式、基本规程等。

 

决定明确，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有评论认为，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开启了依宪治国新阶段。

 

笔者查阅新闻报道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时，对誓词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比如说，方新委员建议，将誓词中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拥护”一词改为“忠于”或者“尊重”。还有一些委员建议，将“履行宪法职责”改为“履行法定职责”。辜胜阻委员则建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改为“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誓词，作了比较大的修改，由一开始的65个字，增加到70个字，彰显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理念。

 

知名评论者傅达林认为，誓词从“拥护”宪法到“忠于”宪法，境界要求得到极大提升，不仅需要在行为上遵守、捍卫宪法，而且更应在内心形成宪法信仰。

 

湖南办法注重实施

 

按照决定的要求，宣誓的具体组织办法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和负责组织宣誓的机关来制定。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安排，负责组织起草《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草案)》，征求了省直单位、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意见、市州人大常委会意见，并就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进行宪法宣誓有关问题请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5年11 月23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2015年12月4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除了沿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有关宪法宣誓誓词的原文，该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的适用范围、宣誓活动的组织、关于宣誓的基本规程、宣誓仪式场所、宣誓人站位和着装等问题。

 

《办法》对宪法宣誓制度的适用范围规定为全省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获任命、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有人提出，宪法宣誓是否包括由各级人大常委会推选、决定的本级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主要负责人的人选?2015年11月30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刚在向常委会会议作《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草案)》说明时指出，由于这些人选都是依法从机关副职领导人员中被推选或者决定为人选的，在担任副职领导人员时已经进行过宪法宣誓，没有必要在推选、决定其为人选后再次进行宪法宣誓，外省通过的宪法宣誓实施办法也没有要求人选进行宪法宣誓的规定。

 

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分不同情况作了具体规定，分别在各级人大会议、常委会会议和“一府两院”进行。《办法》规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会议主席团组织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本级政府个别副职领导人员和其他组成人员，人大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常委会副秘书长、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等，宪法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在当次会议上进行;由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两院”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两院”自行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均由“一府两院”分别组织宣誓仪式。

 

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产生后如何进行宪法宣誓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没有明确规定，外省也没有统一做法。王刚主任在说明中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答复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类似问题的请示中，同意只有在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后才能进行宪法宣誓。针对宪法宣誓的场所问题，湖南省人大常委会联工委请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答复同意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经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后，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本级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

 

王刚说，鉴于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检察院已移交湖南省管理，以及省在部分设区的市的管理区设立了人民法院，相关的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也在一些地方设立了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考虑到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宣誓制度适用具体范围和规程中，与通用的表述相比，增加了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的其他法官、检察官”， 明确宣誓仪式同样由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组织其在本院就职会议上进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宣誓仪式的一些基本要素做了原则性规定，如宣誓的形式可以采取单独或者集体的形式，宣誓人或者领誓人要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宣誓场所要悬挂国旗或国徽等，但对领誓人的产生没有明确，对宣誓人的站位、着装等也没有规定。湖南省的实施办法进行了细化规定，在进行集体宣誓时，由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从选举或者任命、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中指派1人领誓。进行单独宣誓时，宣誓人面对国旗或者国徽站立，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集体宣誓时，领誓人站在宣誓人前方，面对国旗或者国徽站立，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列，右手举拳，跟诵誓词。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要求“宣誓人应当着正装”。笔者查阅百度百科，其解释为：“正装就是正式场合的装束，而非娱乐和居家环境的装束。如西服、中山装、民族服饰等。”

 

宪法宣誓探路者的历练

 

其实，在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前，湖南省不乏先行先试的探路者。张家界市永定区较早开展向宪法宣誓。2008年2月，在永定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由该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一府两院”领导人和常委会会议决定任命的24名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均身着正装，手持宪法，由区人民政府区长领读誓词。永定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向宪法宣誓由此发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郑遐耀告诉笔者，七年来，永定区有近300名国家工作人员宣誓后就职。同时，加强任后监督，督促国家公职人员践行誓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以后，湖南省各地纷纷开展向宪法宣誓。

 

笔者做了一番统计，此间，宪法宣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国家宪法日组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宣誓。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0多位经州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在州委书记叶红专、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武长的带领下，向宪法宣誓。在2015年的国家宪法日，由长沙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近300人集体向宪法宣誓。常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举行了集体向宪法宣誓活动。郴州市的一些县、市、区以及宁乡县、道县、吉首市等地，举行了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向宪法宣誓。

 

另一种是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2014年12月，张家界市永定区尹家溪镇召开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新当选镇长、副镇长公开向宪法宣誓;2015年6月，在益阳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新当选的益阳市人民政府市长许显辉和3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向宪法宣誓;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2015 年有7名新当选的乡镇长在人大会议上向宪法宣誓，成为湖南省在人大会议上开展向宪法宣誓的先行者。衡阳市、益阳市、郴州市以及长沙市岳麓区、湘潭市雨花区、湘乡市、衡东县、常宁市、湘阴县、澧县、临武县、宁远县、溆浦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花垣县等地，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了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

 

这些探路者为建立和实施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历练，营造了声势，彰显了宪法威仪。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各地的实施办法，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向宪法宣誓统一“格式”。

 

2015年11月11日，“天下人大是一家”微信群热议宪法宣誓时，“风飞杨”提出，“宣誓和任命书颁发，逻辑上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我倾向于先发任命书，后宣誓。”宪法宣誓制度不可能规制所有细节，实施办法还有待于实践完善。

 

宣誓最早起源于古老的祭祀、宗教，宣誓人庄严表示将信守承诺。否则，将受到惩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看来，宪法宣誓制度以庄严的仪式，彰显宪法的尊荣，对特定公职人员形成法律与道义的约束。湖南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新华认为，“向宪法宣誓是一种警示和约束。让宣誓人树立对宪法权威的崇敬，依法办事，慎权慎行。”湖南花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石绍成宣誓后道出了敬畏感：“既然宣誓了，就要兑现，决不能当儿戏。”

宪法宣誓制度篇4

 

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行，意味着自2016年1月1日起，从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就职时都需左手抚按住宪法文本，右手举拳，面对人民、公开庄重诵读誓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对比过去誓词草案，全国人大此次做了三处重要改动：一是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拥护”改为“忠于”，“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属于从“态度”到“信仰”的转变;二是将“自觉接受监督”改为“接受人民监督”。

 

强调了监督的主体是人民;三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改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了尊重宪法是包括但不局限于共产党人的事业目标，而是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追求。

 

全国人大此举意义非凡，不独彰显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价值，影响亦更加深远。

 

约信曰誓，一诺千金，这是中国古人对宣誓的认知。宪法宣誓作为舶来品，民众往往只把它看作一种仪式，其实，它还具有法律化功能。宪法作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约法，意味着所有公职机构的权力合法性都由宪法授予，权力主体需服从宪法统治，权力的来源是人民，表达了主权在民的理念。

 

国家公职人员在就职时宣誓忠于宪法，是权力低于法律的公开表达。所以，宪法宣誓制度首先是一份法律化的契约，它是公职人员与民众订下的一份忠于宪法义务的公开协议。

 

宪法宣誓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对官员执政行为的宪法评价和监督，是对违宪和违誓行为的法律追究。

 

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公共政治仪式，不仅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表达，还是法律展示其客观、公正与神圣所必须的程序。

 

有法学家强调，法律不只是进行立法、判决、执法的一整套规则，它还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及解决纷争与创造合作的重要程序。法律仪式越庄严，民众通过法律所体验的价值也越神圣。

 

宪法宣誓这一仪式本身，构建了一个宪法与权力和宪法与民众、权利之间的公共交流空间。它让国家公职人员理解到：权力必须受到宪法原则的约束，同时也受到公民权利的限制;强化的是所有公民对宪法的信仰，确立的是宪法权威及对主权在民理念的社会认同。

 

从某种角度看，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公共仪式，至少可成为宪法信仰文化的起点，不仅能激发宣誓者对宪法神圣性的认知与依赖，还会成为每个有权利意识的公民个体的尊严与归属。

 

从政治意义看，宪法宣誓表明了一种社会共识，从官员到民众，都意识到宪法才是国家共同体最重要的共识，是一切权力与权利之源，是所有国民必须遵从的价值规范。

 

它使宪法之治，从过去模糊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明确的法律义务，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一种尊重和信仰宪法的社会文化氛围。

 

当然，宪法宣誓只是宪法实施的起点，更关键的还是违宪审查和监督制度及宪法解释机制的建立。

 

宪法宣誓能否塑造公民对宪法的信仰，关键在于官员们能否兑现自己的誓言。言行一致是所有宣誓的底线，既然官员履新已公开对宪法宣誓，民众就有了据此监督其执政行为是否合宪的理由。

 

官员只有意识到面对宪法的誓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宪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虚法向实法的进化。之所以先推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责任追究制”，正是对权力违宪的预警、审查与监督。当政府或司法部门出现违宪行为，当公民权利真的被侵害时，纪检和宪法可从行政和法律两方面对权力进行责任追究，为公民提供保护。

 

宪法宣誓是公职人员对权力走进宪法“笼子”的公开表态和承诺，但能否真正走进“笼子”，并始终受“笼子”的约束，才是人们关注的宪法宣誓的终点。

 

众所周知，尽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目标，但一些地方仍存在对法治维护主体的法官和律师进行行政干预甚至蛮横打压的情况。

 

这对宪法精神与原则造成伤害——无论是出于维护宪法与法治原则考虑，还是从公权监督的角度，或从维护不同阶层民众的权利看，法官和律师制度都是宪法的保卫者，是实现依宪治国与法治的前提。

 

法官与律师一样，共同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的使命，以期让所有公民都实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利的法治目标，并防止司法者对法律的认知偏差与司法腐败的发生。

 

一个符合法律规范的司法行动，或一场公正权威的审判活动，有时比宣誓仪式更能让国家公职人员受到洗礼与教育。而维护法官和律师的正当权利，也是对宪法权威与司法公正的捍卫。只有这样，宪法精神与价值才能在一个社会中得以体现。

 

宪法是国家的灵魂，是一切权力和权利的灵魂，也是治国安邦之纲。尊重宪法就是尊重国家的灵魂，是所有公职人员最重要的操守。在有了宪法宣誓之后，只有进一步加强对宪法实施的践行，才能让中国实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真正统一。

 

宪法宣誓是宪法进入公众生活的第一步。

宪法宣誓制度篇5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2016年9月至2017年5月国务院任命的39个部门的62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11时许，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誓人手抚宪法，宣读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宣誓后，李克强勉励大家铭记誓言，依宪履职、为民履职、勤政有为、清廉守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宪法宣誓制度篇6

 

面对我国公职人员宪法教育缺失的现状，本文通过分析宪法教育内容的重塑，宪法教育方式的改革，建立严格程序的宪法教育体系，完善宪法宣誓制度等方面，对我国公职人员的宪法教育制度提出建议和完善办法。

 

一、我国公职人员开展宪法教育的必要性

 

自1997年，“依法治国”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但是十几年的实施过程中，宪法在我国民众中，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中，尚没有树立真正的权威性。宪法依旧像是束之高阁的“政治文件”，难以走进我们的实际生活中。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决定中再次提出依法治国，这次不仅仅是基本方略，而是提升到国家全面治理的实施高度。决定中提出的依宪执政要求、对宪法权威和尊严的捍卫正是触及到我国公职人员宪法意识薄弱和宪法教育缺失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本质。

 

2006年《公务员法》第十二条所列举的公务员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中第一项就是：模范遵守宪法法律。这项义务明确提出，公务员不仅应当遵守宪法，同时还要达到表率的作用，为公民树立良好的示范，让公民从公务员的行为中直接体会到依宪行政、依法行政的效果。但是从我国宪法自实施以来的状态，已经充分表现出我国的公职人员并没有积极主动的践行宪法，甚至折射出国家公职人员整体宪法意识淡薄，宪法认同缺失的现象。所以，我国公职人员中必须开展广泛的宪法学习，培养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与认同感，提高依宪执政能力，增强人权意识，建立完善的宪法教育体制。

 

二、我国公职人员宪法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分析我国公职人员的宪法教育首先要知悉国家公职人员的范围，我国国情比较复杂，公职人员范围界定需要厘清。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狭义上的公务员，应该仅指中央和地方政府中担任公职的人员，即通常意义上的行政工作人员。但是我国除了行政系统的公务员，还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六类人员，即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各级审判机关、各级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各级机关，以上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都属于公务员。因此本文定位于国家公职人员，即包含所有行政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根据这一范围，需要接受宪法教育的我国公职人员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在大基数人员中普及宪法知识，制定有体系的宪法教育制度，是一项巨大而艰辛的工程。

 

当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时，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教育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可之后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修宪更是削弱了宪法的根本性和权威性，对尚未系统实施的宪法教育给予重创。近年来，我国公职人员的培训制度取得一定成绩，宪法教育也成为培训中的重要环节。但是总体来说，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宪法思维，执宪能力还不能满足国家法治发展的需要，公职人员的整体素质亟待提升。具体表现有：首先，宪法教育还停留在纸面，只是知悉宪法文本，尚不能把宪法教育内容转化为法治发展的执法实践。其次，宪法理念和思维与执行公权力的现实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宪法虚无主义”倾向严重。最后，宪法教育缺乏系统性，“重业务培训，轻宪法理念培训”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我国公职人员宪法教育整体效果不甚理想。

 

面对以上问题，《决定》提出树立宪法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特别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素质提高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推进依宪执政的进程，全面实施宪法，应从宪法发展的战略高度完善公职人员的宪法教育体制。

 

三、对我国公职人员宪法教育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一)重塑宪法教育的内容，还原宪法的法律本质属性

 

关于宪法教育内容首先要厘清宪法的本质属性，这是决定公职人员宪法教育思维和理念的根本问题。目前我国很多学者阐释宪法概念时习惯强调宪法是个政治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反映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贯穿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念。而现实中，宪法表现出来的政治性属性使得我们制定、修改宪法的时候，很容易加进去同一时代中的政治性、政策性内容，使得宪法充满了政治历史痕迹。因此公职人员学习宪法，习惯把宪法当作政治文件、政治纲领去认知，而忽视宪法本身作为法的属性存在。

 

在重塑宪法教育内容中，首先认识到宪法是一种法律规范，宪法的政治性不是它的本质属性，而是因为宪法内容中规定了国家阶级的划分，政府的职权和分工、公民的基本权利等政治性内容。宪法是法律，不是政治文件，它应具有法律的一般特性：即具有明确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强制性和可诉性(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得以实施)。这些规范要被执政者和政府遵守，违反了要引起法律后果，并承担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如若国家权力侵犯到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时，宪法也应像其它法律一样可以用来诉讼。因此厘清宪法的法律属性，在国家公职人员对宪法学习的过程中弱化宪法的政治性，重塑宪法的法律权威，法律属性至关重要。(二)丰富宪法教育的学习方式

 

在厘清宪法的法律本质之后，应该让国家公职人员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接触宪法，接受宪法，丰富宪法教育的学习方式。首先，从宪法的普及上，笔者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庞大的队伍中不能缺少宪法的踪影，宪法成文法可以印刷成各种版本，不同装帧的文本，不再是统一的红皮法律书，伴随在公职人员的入职，培训，工作和执法中。如果成文法条比较枯燥，可以在普及宪法核心精神，也就是宪法意识、宪法观念等方面编写《宪法简明读本》，让公职人员在宪法的观念、思维、意识上了解宪法，浸润宪法文化，从内心真正接受宪法。

 

其次，开展种类多样的宪法培训，过去公职人员培训多采用集中培训，导师授课的方式。这种传统的方式培训受众少，时间短，容易流于形式，不能使宪法意识和思维融入到培训者心中。现今是网络时代，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培训的广度和深度。比如，通过网络公开课，宪法讲授人录制宪法公开课，通过网络直播到公职人员的网络终端，如手机、电脑。公职人员可以随时随地下载和观看，还可以在线提问和互动，增加培训的灵活性，让更多的公职人员接受宪法教育。同时还可以创设宪法教育的微博和微信，通过公共号随时更新关于宪法教育的内容，思想和经典案例，让宪法教育融入到公职人员的生活中，浸润在宪法文化的氛围中。

 

再者充分发动公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自我发掘和提问对于宪法的认识和执法过程中的问题，设定宪法教育的论坛版块，采取提问，讨论，集中回答，典型问题置顶等方式随时学习宪法知识。最后，对于培训的宪法内容，可以变化多种方式，比如多媒体授课、动漫，沙画，微电影等。综上各种新鲜体验的宪法教育和培训，一定会让公职人员对宪法有全新的认知，而且让他们乐于学习宪法，施行宪法，提高整体执法队伍的素质。

 

(三)建立严格程序的宪法教育体制

 

我国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教育经过曲折发展，尚处在较基础阶段，没有形成严格程序的宪法教育体制。为此，我们应当重塑我国宪法教育的程序体系，同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不断完善中国宪法教育体制的建设。

 

首先，建立专门的国家培训机构，系统设计培训方案和标准。目前，我国公职人员的培训机构有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以及地方的各级党校。对于领导干部，还建立有“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等，基本构成我国公职人员培训的整体格局。但是从这些机构的设置可以看出，相对于中国庞大的公职人员数量，这些培训机构尚不足以满足大多数公职人员的培训需求。

 

同时，培训对于普通公职人员来讲被看成一种“福利待遇”，而不是提升法治思维，增强业务能力的“加油站”。所以，我国应该建立专门的国家培训机构，让绝大多数的公职人员能定期接受培训，系统提升法治意识和业务素质。对比国外，俄罗斯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公务大学，对全俄公务员的管理、培训教育、培训方式与培训研究中心等作统一指导。澳大利亚指定专门的国家培训机构，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具体培训形式，严格培训工作标准。这些国家的培训机构和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其次，宪法教育内容的专业化。宪法教育内容中，除了宪法文本，还应增加宪法演化史，比较宪法、宪法与政治、宪法与人权等提升宪法教育思维和层次的内容。另外，除了宪法理论，一些国家也注重现代国际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知识与问题，以促进公务员知识的综合化，使宪法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最后，公职人员宪法教育的分层与分类。我国公职人员本身系统繁杂，其多层次性决定宪法教育要划分不同的层次与分类。比如，我国公务员划分为部级、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和乡科级，那么宪法教育的具体内容也应根据公务员不同的层级、职级、岗位及职业方向来设计宪法教育的体系、内容以及教育的方式。另外，我国还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因此公职人员的宪法教育必须划分层次和类别，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和教育。

 

(四)完善我国宪法宣誓制度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建立向宪法宣誓制度。所谓“向宪法宣誓”就是指新当选的国家元首、高级公职人员和特定的国家公职人员在正式就职时，以公开宣誓的方式，誓言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承诺为人民服务的宣誓制度。

 

自我国提出向宪法宣誓制度，部分地方和部门开展了向宪法宣誓的仪式，但是尚没有制定出系统性的制度存在，比如，向宪法宣誓作为一项仪式该如何实施，誓词是否统一，宣誓人如何确定，在何种场合，何种场所实施宣誓等。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宪法宣誓制度，使这种外化的，生动形象的宪法教育深入人心。通过体系完备的宣誓制度，使国家公职人员在入职之初，任职之中都能体验到尊重宪法权威，肩负宪法使命的神圣感。神圣的仪式有助于宪法精神的培育，完善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教育体制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

 

综上，本文通过分析宪法的法律属性，开展灵活多样形式的教育方式，严格宪法教育程序体系，完善宪法宣誓制度等方面，对我国公职人员的宪法教育制度提出建议和完善办法。根据党的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法治政府这一新目标，我国公职人员队伍会掀起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高潮，公职人员法治思维和能力的提升要从实施宪法教育的源头抓起。因此，建立完善的国家公职人员宪法教育体系迫在眉睫。

宪法宣誓制度篇7

 

设立国家宪法日，向宪法宣誓，传递的不仅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更体现中央建设法治中国的决心。

 

然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无论是国旗前的庄严宣誓，还是国徽下的誓言承诺，众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形式，而是国家捍卫宪法尊严的努力。如果没有健全的宪法监督机制，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地位不能确立，违宪行为得不到纠正，依法治国只能沦为空谈。

 

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在“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上迈出实质的一步，为未来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建立了具体目标，指明了方向。

 

可以想象，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能力建设，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开启依宪治国新时代。

 

本期聚焦关键词：依宪治国

 

2014年12月4日，必将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在这一天，我国迎来了首个“国家宪法日”。

 

从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迄今，已经足足度过了一甲子的时间。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史称“五四宪法”。1982年，又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八二宪法”。

 

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从“法制宣传日”到2014年1 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宪法日”，我国法治进程经历了无数曲折和风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宪法日”的最终确立可谓来之不易。

 

设立“国家宪法日”，绝不仅仅是纪念“八二宪法”那么简单，而是要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公民权益的社会氛围。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表示，设立“国家宪法日”明确昭示了执政党依宪治国的坚定决心，可以在全社会营造遵守宪法、尊敬宪法、保护和维护宪法的氛围，提升民众的宪法意识和宪法素养，打造官员的宪法思维。

 

曾名“法制宣传日”

 

众所周知，12月4日是我国现行宪法颁布的日子，从1982年宪法确立至今，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为什么现在才设立宪法日呢?

 

其实，在设立国家宪法日之前，12月4日这一天曾被设立为“法制宣传日”。“法制宣传日”来自“五年普法规划”，是“四五”普法规划中确立的。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坚定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

 

1982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规划的文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决议的要求，从1986年至2000年，全国实施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

 

2001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文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2001年5月，、司法部联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对“四五”普法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四五”普法规划明确规定，“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

 

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宪法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了解宪法、掌握宪法，增强宪法观念，树立宪法权威。因此，将现行宪法的实施日作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充分体现了宪法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

 

2001年12月4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主题是：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随后几年的“法制宣传日”分别把宣传主题定为“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观念”等，至2013年，宣传主题定为“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认为，从积极意义上讲，“法制宣传日”活动开展十多年以来，在全社会普及了法律知识，提高了公众法制观念，推动了法治的发展与进步。

 

但同时韩大元教授也认为，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法治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法制宣传工作将面临新的课题与挑战，如何强化宪法的作用，更好地实施宪法，将成为法治发展模式转型的基础与基本目标。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法处于“统帅”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治首先是“宪治”，“普法”的核心首先在于“普宪”。在每年的“法制宣传日”我们也根据不同主题，宣传宪法，但宣传宪法的内容并不集中，力度并不够，在实践中虽然宣传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在全社会仍没有树立起完整的法治理念，也难于形成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

 

法律界积极呼吁设立“国家宪法日”

 

在法律界，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的呼声由来已久。

 

“宪法，被称为根本大法。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一个标志性的安排，也是对‘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方略的落实。它不仅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而是要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田文昌律师说。

 

“1982年现行宪法通过之时，我正在吉林大学法律系念本科二年级。”韩大元教授回忆说。32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学校宣传栏几乎贴满了宣传宪法的文本和图片。课堂上，老师一条一条地给我们讲解宪法文本，点燃了我们学习的激情。”可能恰恰因为这种原因，才让韩大元教授成为了最早呼吁设立“国家宪法日”的专家教授之一，他早在2001年就建议将12月4日定为我国宪法日。“

 

一些社会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宪法这部国家根本大法的认识还非常欠缺，维护宪法的自觉性没有形成为社会的内在动力。社会生活中违宪现象不断出现，有的拆迁案件中，公权力与私权利发生冲突，还有一些地方，用土政策对抗国家法律，宪法权威受到严重损害。”韩大元教授说。

 

2009年，韩大元教授主持的课题组曾经对1300多名领导干部宪法意识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大部分人认为宪法的主要作用就是规定国家基本制度，而认为宪法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加在一起才三分之一。

 

而有记者随机采访某学校初中学生发现，提起“宪法”二字，他们大部分都称“不知道”，只有个别人说“听说过一点”。在学生们心中，宪法似乎是离他们非常遥远的一个话题。不用提宪法的具体内容，就连宪法是什么，孩子们都在心中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不用说学生们不懂宪法，就连老师，你去问问，除了政治老师，也没多少懂宪法的。”一名80后老师说，他上中学的时候只听老师讲“宪法是根本大法”，但是具体内容却不甚了解。

 

据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1 197名受访者中，完整读过宪法的仅15.7%，完全没有读过宪法的有33.2%，而读过但未读完的占到51.1%。

 

由上可见，对于宪法知识的普及和敬畏宪法意识的提高已经到了十分必要的时刻，所幸此时设立“国家宪法日”的时机开始成熟。

 

“国家宪法日”终被设立

 

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法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201 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并在《决定》中指出，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从此，“法制宣传日”真正转变成了“国家宪法日”。

 

去年首个宪法日，全国各地密集开展多项宪法宣传教育活动，旨在通过仪式或寓教于乐的活动，提升宪法在全社会的尊严与威信，加强民众的宪法意识，以推动“依法治国”在中国的实践。

 

从“法制宣传日”到“国家宪法日”，韩大元教授认为，这并非仅仅是名称的变化。首先，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助于落实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发挥宪法作用，维护宪法权威;其次，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助于普及宪法知识，有助于公民通过各种宪法宣传活动感受宪法的价值，扩大宪法实施的群众基础;再次，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利于深化法制宣传教育的内涵，发挥法制宣传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最后，设立国家宪法日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我国尊重宪法的良好形象，扩大我国宪法的国际影响。

 

而田文昌律师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每一步，走得都很艰难;法治理念的建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设立“国家宪法日”，看上去仅仅是个纪念日，好像算不上大事，实际上它的意义非常深远，是一件将来会越看越明白、越看越理解的大事。它是用国家意志的方式来宣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已经定了格，再也不容反对了，，好的理念，会推动制度的进步;当然好的制度，也会带动理念的转变。设立“国家宪法日”，体现了党和国家用法治理念引领制度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决心。

宪法宣誓制度篇8

11月1日上午，十二届全同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闭幕。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法律福音：《决定》摘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几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应公开向宪法宣誓。

法眼观象：设立国家宪法日，彰显宪法至上权威。

最高法：推出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

2014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继网络传播权、网络诽谤问题的司法解释陆续实施后，此次推出的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的实施，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对建立和谐健康的互联网秩序意义重大。

法律福音：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络用户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

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当综合以下因素：（一）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二）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三）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

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或者以断开链接的方式阻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该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接受他人委托实施该行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宪法宣誓制度篇9

民众的宪法意识直接关系到宪法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公民的宪法意识良好,则宪法的实际运行状况就好。但调查显示我国民众在宪法意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宪法意识相对薄弱,“法律倒置”现象普遍。法学家江平教授指出:“宪法是法律制度的基石,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体现为宪法。宪法的作用一是规定国家的政治制度,二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非常重要的是,公民应该树立宪法至高无上权威的观念。但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恰恰是人们对于宪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一种‘法律倒置’现象。好像越具体的法律越重要,宪法不如基本的法,基本的法不如单行法,单行法不如国务院的法规,国务院的法规不如乡政府的决定,乡政府的文件似乎可以超越宪法。”[1]在一项大学生宪法意识的调查中,当回答“您认为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法律是”的问题时,选择“民法”的占77.00%,选择“宪法”的仅占9.00%。[2]反映出大学生在法律意识方面的倒置现象,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现实生活中许多民众认为,一般法律、地方法规、行政法规更有用处,没有形成宪法至上的理念,比如当有人违反交通规则时会遭人指责,而违反宪法的行为则常常被人们漠视。对于大学生而言,其宪法意识状况与高中阶段宪法知识的学习关系密切。韩大元教授的调查显示,当被调查者在回答“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宪法的”这一问题时,认为“亲自看过的占24.23%,听别人讲过的占12.68%,看电视或报纸的占46.39%,单位组织学过的占11.86%,其他的占4.84%,其中认为在学校学过的仅占2.16%。”[3]只有2%的人表示是通过学校学习知道宪法的,表明我国学校宪法教育的缺失,其在公民宪法知识教育及宪法意识培养中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高中阶段开展宪法意识教育十分迫切和必要。

二、利用“政治生活”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

高中阶段是基础教育的最后阶段,学生毕业后或升入高校深造,或步入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此时的学生进入成年阶段,有些学生达到选举年龄,开始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宪法规定的有些内容直接进入学生生活。另一方面,高中“思想政治(政治生活)”课程中引入大量的宪法条文,成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政治生活)”课程中培养学生宪法意识既符合其智力状况,又具有适切性。

(一)课程标准应明确培养宪法意识的要求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中“思想政治(政治生活)”内容标准所规定学生需要掌握的大量内容直接来源于宪法,如“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等。课程标准中也有引用宪法条文进行知识介绍的明确要求,如“引述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有关规定,说明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引述宪法规定,明确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等。但是,课程标准在具体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对学生提出要求的同时,却没有提出培养学生宪法意识的任何要求。因此,在课程标准修订中,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培养学生宪法意识的要求。在有些国家,中学阶段就专门开设宪法课程开展宪法教育,如“宪法课程是俄罗斯普通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必修课,警察院校的宪法课是主干课,并形成了宪法课程体系:包括《宪法法理》、《宪法条文释义》、《比较宪法》、《宪法史》等课程。”[4]

(二)教材应对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有所体现

人教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政治生活)》教材第1课至第7课(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国政府受人民的监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宗教政策)的内容均来源于我国宪法的规定。同时,教材有19处直接引用了宪法条文,涉及到宪法关于我国国体、人权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民族平等、公民自由等方面内容。虽然教材多处引用现行宪法内容,却始终没有明确提出树立宪法意识的要求。因此,在修订教材时,应让学生在了解宪法具体内容的同时,培养其掌握宪法精神实质,真正树立宪法意识。

(三)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宪法意识的渗透

在传统教育教学理论及实践中,教材被认为是“学校教学的唯一依据和标准”,教师在教学中过分依赖于教材。在新的教育理论指导下,人们认识到教材只不过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一个蓝本,是教师教学的主要材料、传递教学信息的重要载体和沟通师生关系的媒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教材但不能机械地照本宣科,教师要成为教材的主动使用者和建构者,创造性地运用教材,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拓宽知识点,充实教学内容,把教材用好用活。由于教学大纲及教材修订需要一个过程,往往有其滞后性,因此,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及时补充相关内容,进行宪法意识的渗透,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

三、树立宪法至上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宪法意识亦称宪法观念,是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宪法规范、宪法实施、活动的认知和评价,反映一个国家及其民众对宪法、法治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公民的宪法意识是推动宪法实施和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精神力量,是衡量国家法治成就的重要标准。在高中“思想政治”(政治生活)课程教学中,核心是要帮助学生树立宪法至上意识,形成维护宪法权威的自觉性。

(一)公民应确立宪法至上的意识

一句话,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宪法至上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具体而言,也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宪法至上既是一句口号,也是宪法的一大原则。“离开了宪法至上,权力不会服从于法律,法治就丧失了生命和活力,法治就没有了存在的前提”,“宪法至上实质上即权利至上、规则至上和秩序至上。规则至上和秩序至上是宪法至上的表层特征,权利至上则是宪法至上的核心内容。完全可以认为:宪法至上的内在精神即以权利制约权力。”[5]宪法至上可分为形式上的至上和实质上的至上。前者指宪法典宣布自身的最高效力,后者指人民的法律意识中有宪法至上的观念,有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对于形式上的至上,法治的最终目标在于确立一种以宪法至上为核心的法治秩序,同时在公民心中确立一种宪法至上的信仰。

(二)培养学生宪法意识的途径

宪法宣誓制度篇10

我们对坚守政体的提法，从延续多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2013年张德江委员长提出“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这次的提法更加铿锵有力：“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和贯彻，还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回望2016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印记：授权改革决定上升为法律、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集中“破茧”、编纂民法典迈出 “第一步”、处理辽宁贿选案的创制性安排、国家监察委试点落地、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委员长参加执法检查并作执法检查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回答询问、追问审计问题整改、备案审查关怀公民权利、国家层面实施宪法宣誓，等等，这些发生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制和故事，给国运民生以支撑，人大制度以新动能，地方人大以示范效应。

人大制度又添一个年轮。从这些创制和故事，可以管窥人大制度发展的足迹。

宪法的威仪与温度

无论是宪法宣誓、纪念国家宪法日，设立“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还是对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审查，都是对宪法精神的诠释。

2016年2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说，“国家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就职时，应当进行宪法宣誓。”“这是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宪法宣誓。”

刘源等6名国家工作人员有幸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批宣誓者，张德江委员长的监誓为宪法宣誓仪式增添了权威和庄严。据统计，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宪法宣誓制度，委员长会议先后组织6次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25名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9月18日，国务院在中南海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监誓。年初以来，国务院任命的38个组成部门及有关机构的55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勉励大家履行誓言，恪尽职守，不懈努力。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任法官宪法宣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出席并监誓，46名最高人民法院新任法官庄严宣誓，而在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举行了45位新任法官宪法宣誓仪式，院长监誓。

与此同时，地方人大积极践行宪法宣誓制度。1月12日，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当选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他面向国旗、手按宪法宣誓，成为第一位向宪法宣誓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三天后，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于伟国成为首位向宪法宣誓就职的省长。短短的70字誓词，在举拳宣誓之间，意味着公开签署忠于宪法的“契约”。

无论是宪法宣誓，纪念国家宪法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还是对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审查，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辽宁拉票贿选案，等等，都是对宪法精神、宪法权威、宪法尊严的诠释。

4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要求“教育引导一切组织和个人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理念”。 德江委员长强调，抓住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作为关键，坚持从青少年抓起。此后，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已《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提出以宪法教育为核心全面推进法治教育，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将中小学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等课程统一改为《道德与法治》。

据《中国人大》报道，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32 件新制定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逐件进行审查，对公民、组织提出的92 件审查建议进行研究处理。2017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对发现的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进行监督纠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近日，新华社记者题为《一辆电动自行车牵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道披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尊重公民意见、弘扬宪法精神的鲜活实践。浙江省杭州市居民潘洪斌骑行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杭州交警扣留后，他于2016年4月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交警执法的依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法外增设扣留非机动车并托运回原籍的行政强制手段”，建议审查撤销《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违反行政强制法设立的行政强制措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从善如流，要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进行研究修改，该条例的修改已列入杭州市2017年立法计划。潘洪斌的意见再一次激活备案审查这一宪法性制度。

2017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贯彻党中央关于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的部署要求。”这一要求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的要求，体现了政府对人大负责的宪法要求，对于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1953年12月，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历时77天，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草案初稿。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在杭州开馆。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要努力为普及宪法知识、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作出贡献。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办好这件治国安邦的大事。”63年前，主席在启程赴杭州起草宪法的列车上说。1954年宪法开启了共和国依宪治国的心路历程，全面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宪治国。

不忘制宪初心，才能长治久安。

授权改革决定上升为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将授权国务院在上海、广东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改革措施上升为法律，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的“无缝衔接”。

“对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将相关审批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或者批准。”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修正案》，关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授权决定的效力相应终止。

2013年8月和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作出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上海和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对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设立等11项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并明确规定相关改革措施在“三年内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其中，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在2016年9月到期。201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认真审议有关授权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和到期报告，依法推动试点经验推广复制，适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

“此次修改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规定的期限和要求进行的专题修改，不涉及其他事项。”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作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说明时指出，经有关方面评估，两年多来，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有关试点具备了复制推广的条件，修正案草案严格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要求，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改革措施上升为法律。

“依法作出授权决定、支持相关改革试点、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张德江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式上说。三年多来，常委会先后作出11个有关改革试点的授权决定，将实践证明可行、具备复制推广条件的改革举措上升为法律，体现了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要求。

“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在此次常委会会议上，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点工作，试点期限为二年。同时，将2014 年6 月授权“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范围并予以完善，以依法有序推进司法改革，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

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暂时调整适用公务员法有关规定、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 个试点城市行政区域暂时调整适用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2017年3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说，此举“为依法推进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试点、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改革试点、军官制度改革试点等工作”，保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相关领域改革。

法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全国人大法律委原主任委员杨景宇在中国法学会学术年会上说，法律法规的特点是“定”， 改革的特点是“变”，用“定”适应 “变”，难度可想而知，破解这一难题的做法是：改革以立法为据，而立法则以实践经验为据，立法要肯定成熟的改革成果；实践证明法律法规不能适应改革发展的实际要求，甚至形成阻碍的，及时加以修改或者废止。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是通过及时修改涉及改革的法律，作出有关改革试点的决定，听取审议改革试点工作报告等形式，为“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相衔接，保证改革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交出了答卷。

据《中国人大》报道，从2015 年3 月立法法修改至2016 年12 月底，赋予立法权的273 个设区的市中，已有268 个市确定了开始行使地方立法权的时间，占到总数的98%，65% 的市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法规。已有174 个市州经审议通过并经批准地方性法规270 件，其中，立法条例124 件，在146 件“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事项的法规中，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广东等中东部6省在前领跑，共批准89 件，占到了61%。随着立法权的下放，让每一部法律法规都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的理念正在生根。

编纂民法典迈出“第一步”

民法总则草案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起草 ，2016 年经过三次审议，三次公布审议稿征求民意，迈出了编纂民法典的实质性步伐。

2016年张德江委员长赴四川开展民法总则草案调研格外引人注明。公开信息显示，当年张德江委员长除了赴湖北、内蒙古参加执法检查，专门赴地方开展人大工作调研只有这一次。

民法乃“万法之母”。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编纂民法典的任务要求，编纂民法典被列入了调整后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如今，编纂民法典迈出了实质性“第一步”。

“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 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作草案说明时说。

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目前考虑分为合同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编纂民法典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时间表”，分“两步走”：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民法总则草案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其他民事法律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定写入草案；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争取于2020年3月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7月5日，中国人大网民法总则草案显示，草案共186条，分11章，包括基本原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期间的计算、附则。

由民法通则走向民法总则，传递出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表示，努力把民事权利的相关内容写充实、写到位，明确了权利的取得方式，增加了行使权利不受干涉的内容，增加了有关因征收、征用而获得补偿的权利的原则性规定等。

民法总则草案对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遗腹子”民事权利、保障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权益、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可得到适当补偿、完善幼童遭受的诉讼时效规则等规定，回应了社会情势之变，让严肃的法条充满人文温度。

“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云峰在审议时提出，草案目前规定的胎儿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时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着重强调的是胎儿的财产权利，且胎儿的人身权利更应该得到保护。

10 月10 日，张德江委员长在北京主持召开民法总则草案座谈会，听取意见；一个多月后，他前往四川进行立法调研，坚持问法于民，听取村（居）委会、企业负责人、法律工作者以及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等对民法总则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张德江指出，民法总则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的产权等各项权利，一定要确保质量，让民法典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体现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此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分别到宁夏和上海，就民法总则草案进行调研。

立法程序的“新动作”，佐证了立法者对制定民法典的审慎，以往每一部法律草案向社会两次公布审议稿，2016 年民法总则草案三次审议，三次向社会全文公布审议稿，倾听民意。同时，民法总则草案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起草 ，以人大主导立法来狙击“部门立法”的利益痼疾。

2017年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年龄的下限到底是应该放到六岁还是十岁，大家的看法也不一样，经过代表们充分地审议、充分地发表意见，进一步完善民法总则。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吸收代表审议意见，对民法总则草案作出了126处修改，其中，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修改为八周岁，用网民的话说：八岁孩子可以“打酱油”了。在纷繁激烈的立法交锋中，找到了矛盾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一种审慎和妥协精神。此后，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又根据代表审议意见，进行了“二次修改”，其中，规定见义勇为一律不担责，删去了此前“救助人因重大^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挥刀自宫“含糊规定”，表达了立法的鲜明价值取向。

作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作品”，民法总则以2782票赞成获得通过，仅有30票反对，21票弃权。民法总则的呱呱落地，为民法典各分编的诞生提供了遵循和指向。

“民法总则是编纂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在民法典中起统领性作用。”张德江委员长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上说，民法总则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要确保到2020年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处理辽宁贿选案的创制性安排

辽宁贿选案导致首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履行职责，为及时妥善处理这一史无前例的特殊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精神和有关法律原则，决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作出创制性法律安排。

2016年9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这次会议与第二十二次会议仅相隔10天，而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这次会期仅一天的临时会议，议题就是贯彻党中央关于查处辽宁拉票贿选案的决策部署，对处理辽宁贿选案作出创制性安排。

2013年1月，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有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619名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有523名涉及此案。媒体统计，这些涉及贿选的代表中，“至少有6人是副省级领导干部，多名正厅级干部，还有数十位省内著名企业家”。

“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张德江委员长用“四个严重”来表述辽宁拉票贿选案，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最近一期《中国人大》发表署名文章中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妥善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一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履行职责的问题，慎重权衡不同方案，稳妥设计机构职责，作出创制性法律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精神和有关法律原则审议通过关于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积极做好相关工作。

“一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现这种情况，新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需要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精神作出创制性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向常委会作决定草案说明时说，对于非正常换届特殊情况，实践中则采取由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成立筹备性机构，代行法定机关职权的做法。此前2013年处理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时，经反复研究并报党中央同意，由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成立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规定筹备组负责筹备有关事宜，筹备组按照授权完成了各项职责后予以解散。

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部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依法确定45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决定赋予筹备组四项职责：对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的情况予以备案、公告；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对补选代表确认代表的资格或者确定代表的当选无效，并公布补选的代表名单；召集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需要由筹备组负责的其他事项。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闭幕当晚，辽宁省委书记专题会议召开；一周后，全省警示教育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希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反思辽宁拉票贿选案造成的严重危害，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彻底肃清案件带来的不良影响。

辽宁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省十二届人大代表的“大换血”。

9月17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公告：523名涉及贿选的省人大代表已经全部辞职或被罢免，其中108人的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职务、人大专委会组成人员职务相应终止。

按照选举法规定，涉案的辽宁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中的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依法相应终止。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共有组成人员62名，其中有38名因代表资格终止，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职务相应终止。按照地方组织法规定，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因组成人员已不足半数，无法召开常委会会议履行职责。

此时，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专委会处于权力“真空期”，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由筹备组代行部分职权。按照这一创制，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成立鞍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授权筹备组代行鞍山市人大常委会部分职权，保障鞍山拉票贿选案查处的后续处理工作依法有序进行。有专家表示，成立筹备组这一做法应为今后修改地方组织法、选举法所吸收。

“筹备组圆满完成职责使命。”2017年1月19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忠轩在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上说，确认各市补选的447名省人大代表合法有效并完成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的召集工作，补选31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通过84名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认真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完善代表监督管理。”“落实省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述职办法，继续推进代表述职工作。”

“民主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要认真反思总结辽宁拉票贿选案、衡阳破坏选举案的深刻教训，绝不允许把权钱交易那一套带到选举中来，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张德江说，从2016年开始，各级人大将陆续迎来新一轮换届选举，要坚决打击、果断查处不正之风和拉票贿选等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绝不姑息迁就、绝不法外开恩，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2017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依纪依法查处辽宁拉票贿选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并要求“深刻汲取辽宁拉票贿选案的教训，严密防范措施，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工作正确方向，确保选举工作弊绝风清”。

地方各级人大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换届选举，以“风清弊绝”作为标尺，选举之“严”未曾有过。

国家监察体制试点改革“开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丰富和发展。

2017年1月18日，山西省人大会议选举任建华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1月20日，北京市、浙江省人大会议分别选举张硕辅、任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主任。这三位省级监察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该省（市）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人大会议闭幕的当天下午，都不约而同举行人大常委会会议，根据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任命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此，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监察委员会的班子组建完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先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19日上午，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挂牌的省级监察委员会。

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明确，“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及所辖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张德江委员长在常委会会议上说，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决定明确了试点工作涉及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制度，为试点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

此前，中纪委书记在北京、山西、浙江就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研时指出，监察委员会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按照中央纪委安排，试点地区在2017年6月底完成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随着三省市试点开启，国家监察体制面上的改革也箭在弦上。1月19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抓紧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编制‘三定’规定”，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做好组织机构、干部人事、法律法规准备。

国家监察委员会被视为整合反腐败资源的深改大动作。中央办公d印发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方案明确，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看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丰富和发展。”

从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出，监察委员会位高权重。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这将监察机关与“一府两院”首次并列，并排在司法机关的前面。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大产生，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大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成为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第二国家机关”。有专家称，“一府两院”将改称为“一府一委两院”，这是“位高”。至于“权重”，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可以采取谈话、讯问、搜查等12项措施，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大职责，犹如香港的“廉政公署”。2017年1月9日，监察部副部长肖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会上表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范围有六大类人员：国家公职人员、授权行使公共事务职权的公务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公办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群众和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其他依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也就是说，连村（居）委会负责人也不能例外。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范围之宽泛，彰显其“权力之重”。

2017年3月4日，对于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涉及的立法问题，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傅莹表示，“把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的工作已经开始，今年应该可以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推进反腐败立法的实质性举措，实现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国家监察、惩治腐败。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安排2017年工作时明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设立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监察机关，涉及宪法依据问题。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巧平告诉记者，全面推进监察体制改革，需要修改宪法，监察委员会才能大行其道。

“修改宪法是国家的大事，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也会及时地向社会公布。”傅莹在此次新闻会上回答了记者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否有修改宪法的考虑”。

人大监督的新标尺

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六步曲”的监督链条，首次“年检”环保报告，听取审议执法检查反馈报告，副总理回答专题询问，追问审计整改常态化，等等，这些监督方式方法创新与完善彰显“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的理念。

执法检查的“全流程监督”

2016年3月4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新闻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引述张德江委员长关于执法检查“六个环节”的要求：执法检查形成选题、进行检查、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题询问、解决问题、听反馈报告“六步曲”等创新，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有效监督链条。

早在2014年，张德江就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工作提出，“完善组织方式和检查形式，增强执法检查的权威性、针对性和实效。”2016年4月，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近年来，我们在总结经验、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执法检查工作体系，主要包括环环相扣的六个环节。

“为人大监督工作提供了一次全要素、全流程监督的范本，成为人大监督的新标尺。”《中国人大》总编辑汪铁民说，梳理2016 年人大监督工作，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整个过程综合运用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报告、专题询问等多种监督形式，打出了监督“组合拳”。始于发现问题，止于解决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监督流程。

2015年10月1日，新修订食品安全法正式施行。就在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实施仅半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对其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这是自2009 年食品安全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法开展的第三次执法检查。张德江指出，“能不能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放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执法检查是人大监督的法定形式和重要途径，也是人大推动法律贯彻实施、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主要抓手。”

延续2015年开创的委员长担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并向常委会作执法检查报告的务实做法，张德江委员长在2016年继续担任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组组长，带队赴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实地检查，坚持亲力亲为向常委会会议报告执法检查情况。同时，主持召开执法检查组两次全体会议，还主持常委会联组会议开展专题询问。

从执法检查数量来看，2013年、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对4部法律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查；2015年、2016年，分别对6部法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其中，2016年开展了对食品安全法、水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履行立法职能的同时，集中监督资源，强化跟踪，用新机制，把执法检查这一主要的监督方式演绎得落地有声、富有实效。

首次“年检”环保报告

2016年 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首次听取并审议了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张德江委员长指出，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2015年度环保报告，这是根据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首次听取审议这方面年度工作情况报告，今后要形成制度化安排。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也要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向本级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报告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据统计，有20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听取和审议了省级政府关于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还有11个省份未按照环保法要求报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未作蟾娴氖》荽嬖诙苑律规定不知情、对报告具体形式以及内容理解存在偏差等问题。

执法检查“回头看”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告。而在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跟踪监督大气污染防治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处理情况，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的反馈报告。此举被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善监督工作方式、增强监督实效的一次新尝试” 。

2016 年5 月至7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负责人赴有关部委和地方调研，了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8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研究处理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告。

12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受国务院委托，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告》。据最近一期《中国人大》杂志报道，沈跃跃副委员长在审议时评价，反馈报告从12 个方面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整改落实情况，可以看到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整改，而常委会听取反馈报告“充分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抓监督工作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和务实作风”。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交办半年内，听取和审议反馈报告的做法，既吸收了地方人大的监督经验，又有持续发力的新机制。在不少地方，尤其是省级人大常委会对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在交由“一府两院”研究处理后，整改落实情况仅限于书面反馈，有的甚至没有“下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反馈报告机制无疑具有重大示范意义。

国务院副总理回答专题询问

据统计，自2010 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21次专题询问，其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开展3次专题询问。

“一定要防止流于形式、防止走过场。”2013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场专题询问结束后，张德江要求从专题询问的组织方式和程序入手，加强跟踪监督，提高专题询问的实效。

如今，专题询问正在逼近这一目标。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出台《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每年安排1到2位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到会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

201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听取和审议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以联组会议形式开展3次专题询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每次专题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王勇到会应询。

7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张德江委员长主持联组会议，13 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部到场，国务院副总理回答了周其凤委员的询问。

跟踪监督审计整改

2016 年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国务院关于2015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紧随其后，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整改工作，要求以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倒逼改革，针对一些年年审、年年存在的“顽疾”，抓住体制机制深化改革，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12 月23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整改问题资金1605 亿元，处理处分3229 人次，制定完善制度2116 项。

“听取审议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已经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跟踪监督、增强监督实效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张德江委员长说，整改成效比往年有较大改进，审计查出的问题大部分得到纠正，整改工作长效机制正在逐步建立。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听取和审议审计整改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后，给地方人大以示范。湖南、河北、青海、安徽、湖北、黑龙江等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制度的决定，并规定省人大常委会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致力破解“屡审屡犯”困局。

“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新实践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理念和实践越来越清晰。同时，对于地方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有效做法和经验，积极关注、推动复制。

2017年3月，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切实把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起来，把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作为开展监督工作的基本遵循，不断深化对人大监督工作定位和规律的认识。”

记者发现，2013年履新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理念和实践越来越清晰。

2013年，张德江委员长对新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提出新要求：人大监督要选择好角度、掌握好尺度、把握好力度。2014年3月，在常委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

2015年，张德江委员长明确提出“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张德江委员长在河南省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时强调“要加大监督力度，严格执法检查，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让法律规定得到全面落实”，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行使职权、坚持问题导向、监督与支持相统一四项原则。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跟踪监督上一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处理情况，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的反馈报告。张德江委员长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善监督工作方式、增强监督实效的一次新尝试。

“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2016 年3月，张德江委员长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常委会工作蟾媸彼怠1ǜ嬷赋觯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和实施有关法律情况，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

在2017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张德江委员长首次系统地阐释了“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是把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起来的认识论、实践论。他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实行正确监督，关键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进行监督，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形成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合力。实行有效监督，关键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加强监督工作的着力点， 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 跟踪问效、 一抓到底， 推动解决人大代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此般对人大监督“坐标”和运行规律的阐述，为人大监督提供了重要遵循。

与此同时，对于地方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有效做法和经验，张德江委员长积极关注、推动复制。2016年，张德江委员长就《浙江人大》反映浙江省云和县对财政存量资金进行特定问题调查的新闻报道《唤醒沉睡的力量》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国人大财经委、预算工委组成联合调研组了解该县采取特定问题调查这一监督形式的情况。2015年10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苏军率调研组到云和县就“云和人大特定问题调查”开展专题调研，认为特定问题调查形式产生的积极效应，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深远意义，成为丰富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经验。

早在2003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提出“财政部门要与人大财经委员会联网，每一笔财政支出都要让人大知道”。其后，广东省、四川省人大等尝试探索运行预算在线监督系统。十年磨一剑，预算联网监督终于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策视野。2013年4月，张德江委员长履新后，在广东调研时“察看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联网运行情况”。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对广东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开展了密集调研。一度存在争议、低调运行的预算“在线监督”的前景渐渐明朗。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作”。3月10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预算联网监督工作，这是人大推动监督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