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十篇

农村公共产品篇1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政府

自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经历了数次变迁，但每次变迁的结果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供给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出现了失衡，其中供给主体的失衡尤为突出。本文试图在界定供给主体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提出重构的政策建议。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确定

农村公共产品是与农村私人产品相区别而存在的。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区别于农村私人产品，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为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所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收益外溢性的物品或服务。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农业信息系统、农业环境保护等。然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是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的。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主要包括：一是在性质上近乎纯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义务教育、电力设施、小流域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二是一般准公共产品，如农村高中（职高）教育、水利设施、医疗、乡村道路建设、文化馆等。三是在性质上近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电视、成人教育、自来水等。后两类准公共产品在相当程度上又可视为俱乐部产品，其特点是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围通常限于少数利益相关的受益人。根据公共产品服务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通常又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和社区性的公共产品。由此可见，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由于不同层次公共产品本身特性的差异，决定了上述物品提供的目标指向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主体也必然存在差异。

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涉及三个基本参与者，即消费者、生产者和安排者（吴金明，2004）。消费者直接获得或接受公共产品，它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特定的群体、机构或组织；生产者直接组织产品生产或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它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企业、志愿性组织或是消费者自身；安排者（也称提供者）指派生产者给消费者，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或选择物品的生产者。它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志愿性组织，甚至于消费者自己。本文谈及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仅仅是指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即农村公共产品有谁来提供。

在传统的理论和实践中，通常认为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如果由市场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供给，必然会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因此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必然要由政府承担。考虑某些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如消费者的地域集中性、局限性以及公共产品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由私人供给可能更有效率。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那样，“一种公共物品并不一定要有公共部门来提供，也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是唯一的，从组织形态上看第三部门、私人组织、社区和社会公众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但实现这一局面取决于其他行为主体的能力、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状态。就行为主体的能力而言，在一些有形公共物品生产上，私人组织的能力并不比政府逊色；在提供社区性公共物品方面，中央政府并不见得比社区自治组织更有效；在对行业进行管理时，政府也不见得比行业协会更有效。就政府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不仅仅是管制与被管制、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且还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或良性互动关系。之所以强调合作式的伙伴关系，是基于以往公共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对称的关系格局而言的。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公共物品的生产不是由消费者说了算，而是由生产者说了算，由此导致了不恰当的公共物品生产的高成本和过度生产”；但反其道而行之，即完全由消费者说了算，则会陷入另一种不对称关系之中，即公共管理主体的主动性和战略能力很难得到体现。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原因及其效应分析

1.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表现及其原因

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表明：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应依据公共产品的层次和特性，构建政府、农村社区、私人部门、非盈利性组织（也称第三部门）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结构。但目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供给主体方面却存在着严重失衡的问题。

（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单一，缺乏政府以外的其他参与者。现行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参与主体受政府政策、产权界定和自身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其表现为：1私人组织（包括企业）参与不够。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致使收费变得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划算。无论是科斯定理提出的解决外部性的办法，还是布坎南提出的“俱乐部理论”，都强调了产权和效率之间的联系。因而，解决公共产品私人供给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公共产品的产权明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不明晰，产权残缺阻碍了私人组织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最大的受益者——农民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供给的激励。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农民同其他多数人一样，都希望由别人来提供，自己能成为“免费搭车者”。2农村第三部门的发展滞后。第三部门通常是指区别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集合，是那些主动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中介机构，其共同特征是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合法性等。第三部门的主要作用在于它能提供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对多样、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从而为需求特殊的人群提供特别的公共产品，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在我国，长期以来，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来负责供给，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农村社区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近些年来，不少国家对政府、市场与社区的角色重新定位，特别是把传统政治学、行政学很少讨论的“社区”概念，视为设计未来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由此，“社区主义”在欧美国家几乎已成为拓展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社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化的社会自治领域”，对于解决社区性公共问题、自给社区性公共物品、实现社区性公共利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我国农村，由于乡镇政府职能向村级组织的渗透，村民委员会部分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成了具有行政权力的“准政府”，难以准确的表达农民的意愿，难以发挥自治组织在村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

（2）供给责任不清，供给主体错位。公共产品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但在实际中，中央与地方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上不尽合理，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1有关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上的缺位。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明显特征是纯公共产品少，准公共产品多，并且界限相对模糊，加之农村地域的分散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其生产带有分散性，因而政府提供与否的收缩性较大。在我国，当涉及两级或多级政府间的共同事务时，中央政府、各省、市、县及乡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确认、调整机制及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一个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随意性较大。例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计划生育都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资，但实际上这些供给责任推给了县乡政府以及村委会来负责。2乡镇政府在供给过程中的错位。一方面，由于上级政府的缺位，乡政府承担着与其财力极不相称的职能，支出负担沉重；另一方面，由于乡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设置过多，生产性支出处于萎靡状态，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3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供给过程中的困境。村委会是农村社区内的公共物品的组织者，但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乡镇政府经常利用政治权威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推卸给村委会，从而影响到村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中央与地方固有事权及支出责任的界定不够明确。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把本应由自己供给的公共物品，通过转移事权交由县乡政府和农村社区提供。由于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同时，并没有相应赋予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足够的预算资金，只能由农村基层政府和社区自行解决，事权与财权的不统一，导致了农民负担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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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负面影响

（1）单靠政府提供无法满足农民实际需求，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农户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单一的政府供给主体，因财力限制和供给的强制性很难完全满足农户的有差异的公共产品需求，既影响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又导致农村党群和干群关系的紧张。

（2）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主体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导致农民不堪重负。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政府筹集不到足够的公共资源，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越来越丧失主渠道的作用。在政府不能发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渠道作用的情况下，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集资兴建社会公益事业，加重了农民负担。

（3）单一、失衡的供给主体制度，使政府从供给机制上管死了一切，限制着企业、个人、社会团体等的参与，也给政府的供给部门提供了充分的寻租机会，最终导致城乡公共产品水平的巨大差距（马晓河、方松海，2005）。长期以来政府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政策，使有限的资源源源不断的从农村流向城市，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相对独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在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大都由农民上缴税费的方式自己来承担，而且公共产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劣于城市公共产品，这对于农民和农村地区来讲，显然有失公平。

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重构中的制度安排

对上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失衡的状况，必须在深化农村改革中，改变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提供主体的尴尬局面。笔者认为，在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重构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和多层次制度安排的、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

1.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建立城乡一体化均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站在实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从根本上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按照新的发展观的要求，指导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各项实践。摆脱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天然有别”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进一步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加快实现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增强责任意识；彻底改变“重城轻乡”、“重城轻农”的国家公共产品制度安排，尽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

2.政府提供相应政策，充分调动其他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

各级政府可通过精心策划和宣传，以及提供补贴、奖励、直接委托或各种优惠政策等多种方式，引导、支持、鼓励、吸引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参与，并积极引导、帮助、支持其他组织和个人形成一种稳定的或制度化的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一定要对建成后的农村社会公共产品明晰产权关系，该属集体的就归集体，该属农民个人的就归农民个人，千万不能做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产权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只能由政府来界定。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主体结构才能有效形成。

3.加快建立农村自主治理的村民自治组织，完善和探讨村民自治的多种实现形式

我国广大的农民普遍生活于分散的村落之中，实行村民自治更容易符合农村的村情民意和提高农民的满意度，更容易激发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热情。要让自治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激活民间组织的各种积极作用，完善和探讨村民自治的多种实现形式，加强农民的汲取机制、共识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和利益再分配等机制的建设，充分发挥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参与者、受益者、监督者和管理者，走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正确之路。

4.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如上所述，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要实现城乡公共物品的统筹供给。大家普遍认同应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层次来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责任。在我国，由于农民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只有通过法律的规定，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关制度法律化、规范化，才能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就我国目前而言，一方面要加快修改不适应新形势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还要细化、完善并制定、出台新的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化、法制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黄志冲。农村公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0，（06）。

2.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07）。

3.涂晓芳。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J].中国行政管理，2004，（02）。

农村公共产品篇2

关键词 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 新农村建设

农村社会的发展是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着农民社会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再次提出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目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以及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合作化、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化或社区化。

一、农村公共产品与新农村建设

萨缪尔森给公共物品或服务进行了定义：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即每个人浪费这种物品或服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服务消费的减少。弗里德曼指出，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斯蒂格列茨认为，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要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成本。可见，所谓公共产品，也称为公共物品或公共品，是指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与私人物品或服务相比较，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增加一个消费者，既不会影响原来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数量，也不会影响消费质量，其边际成本为零；二是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即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之付款的个人或厂商排除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之外。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它包括有形的实物产品和无形的服务，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涉及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领域。一般而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是公共财政，同时包括农业自身积累与其他社会资源。

当前城乡发展的差距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集中体现在城乡居民在享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增强农业科技的能力和农业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并最终实现农村现代化。

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财富积累。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能把农民从自我供给状态中解脱出来，大大减少农民负担，使农民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自身收入上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间接地提高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民财富积累；同时，也有利于为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创造条件，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2、有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滞后，社区环境及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既严重制约农户消费需求增长由低级向高级升级，又影响农村居民综合生活质量提高。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民消费障碍，降低农民消费成本，提高农民边际消费倾向，刺激农村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供诸如农村道路、农村电网、农村有线电视网、农田水利设施、农村洁净饮水设施、农村基本医疗、基础教育等公共产品所产生的收入效应、消费效应和就业效应，对刺激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3、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的改善可降低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和决策成本在内的农业经营成本，从而提高农业效率；也还可以降低农业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提高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能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和可持续的发展，可间接或直接地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建立统一市场的前提和基础。

4、有利于实现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解决温饱问题后的广大农村，同城市发展最明显的差距表现在基本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行路难、吃水难、就医难、上学难、用电难等在广大农村地区仍普遍存在。因此政府适时地提供农村地区急需的公共产品，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的桥梁，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创造必要的条件，必将有效化解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及成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到来，农村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必须看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公共品供给城乡差距大

在公共品供给上，我国长期实行"一品两制"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公共品由国家财政支出，农村公共品投资主要以农民为主，国家只给予适当补助。不仅如此，国家还通过税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等方式，把农业剩余积累由农村大量转入城市。目前，农村发展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基础性、可持续发展性的公共产品短缺，公共产品生产的资源、要素投入和享受公共产品供给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的不公平程度在不断扩大，在局部地区和部分领域甚至处于比较严重的状态。首先,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普遍落后，较之城市的水平差距太大。其次,农村教育资源分配极度缺乏，农村孩子没有享受到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再次,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民缺乏基本的健康保证，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及其突出。最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急需完善，农民获得社会保障的范围极其狭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既有制度内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促进工业化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和资金保证。但由于国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实行的是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自筹解决，国家提供少量补助，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二是受分税制影响，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事权，但却没有稳定的财源，由于财权和事权分离，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承担，而事实上这些事权却下放到了乡镇。由于基层财力有限，长期入不敷出，无力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2、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经结构失衡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存在总体供给不足和局部无效供给并存的矛盾。一方面，农民急需但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的生产性农村公共产品如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等供给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关系政治利益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显性政绩的"硬"公共产品的供给，对那些农业科技推广、市场信息供给、农民技能培训等"软"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偏离需求，结构失衡、效率低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一直是"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沿袭的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供给机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农民需求的表达，没有体现农民意愿，而是由上级的指令决定。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和支出结构容易出现错位。其次，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运转，无力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60%-70%用于人员供养和行政开支，而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比重不高。再次，基层政权的目标函数和农民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基层政权追求的主要是政绩，农民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和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比如，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可能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大水利，而农民直接受益的是小水利。但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不协调。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国家对农村小水利建设、人畜饮水、灌区节水、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农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大力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还冠之为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美名，而实际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首先，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供给效率低下。一方面，农民由于受信息渠道和手段的限制，获取和拥有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在没有充分的市场调查情况下，又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因而，常常出现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进入和退出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供给效率低下。其次，逆向选择导致了供给效率低下。在政府有限问责制度下，项目申请人的收益不可能小于零，并可以通过项目寻租，却不需要承担项目风险。假定项目的收益一定，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项目才会申请；但是，给定期望收益相同，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低的成功概率（较大的风险）。这样，高风险项目驱走了低风险项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逆向选择，财政支农资金得不到高效率利用。再次，长期博弈下的低水平均衡。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低水平的组织化程度，使得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这势必会在下期降低公共投资在公共财政中所占比例，进一步降低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公共投资将收敛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带来供给效率的低下。

三、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必须实行两个改变，一是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二是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农民为主"的政策思想，转向以政府为主。

（一）思路

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支持体系，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总体思路设计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整体目标是建立实现城乡统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

（1）我们必须承认城乡差别的客观实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切忌避免好大喜功的短期行为，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分步骤、分阶段逐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2）、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承担的责任。市场失灵和对公平问题的考虑是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介入的主要理由。由于纯公共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自然垄断等因素，市场不能够提供相适宜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干预者，政府必须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拥有相同的发展权和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区最起码的公共品供给，把公共品真正地、公平地分摊于城市和农村。

（3）、分清农村公共品的属性后再决策。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共品，政府承担着不同程度和性质的供给责任。对纯公共品，中央、省级政府要负起完全责任；对准公共品，如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医疗乃至自来水供应，中央、省级政府要对贫困地区的供给负起责任。政府必须利用公共资源保证不同地区、城乡不同社区之间的公平性。而各级政府对其区域范围内的居民有保证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什么样的公共品是纯公共品，什么样的公共品是准公共品，什么是涉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什么是保证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公共品，决策者在做出供给决策前必须有个清晰的判断，这样才能保证有限的公共资源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利用。

（4）、注意政策设计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多变性，我们既要考虑到公共产品的内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所提出的要求，又要将其置于农村改革、新农村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框架中考察；由于制度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我们不仅要考虑制度变革的可行性，也要考虑制度变革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为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合理结构和效率，我们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需求结构的多变性。

（二）对策

目前，相对于农民需求的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已成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农村"。首先，转变就"三农"论"三农"的思想观念，加快实施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逐步纳入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在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上，统筹考虑城乡发展，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使城乡居民均等享受公共财政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次，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要尽快取消农业税，在对农业和农民实施诸多税收优惠的前提下，逐步统一城乡税制，使城乡居民均等承担税收义务。再次，加大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对县乡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农村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对称，保障县乡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必要供给。最后综合运用政府投资、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保护农业生产，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2、建立民主、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要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农村公共品需求的民主表达机制，积极推进农民参与，拓宽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表达管道、使多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以表达。首先，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强化村民自治。通过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的意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这种制度性参与对于农民不仅意味着公共产品真实偏好的表达，也是他们实现对于公共支出进行有效监督的需要。其次，改革基层政府干部的产生办法，真正体现民意。村、乡级干部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这样才能由农民自己选举出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对农民负责的干部。再次，要逐步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充分发挥农民协会的作用。这不仅仅是需求偏好显示的需要，而且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核心问题之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改革在实质上涉及城乡利益的重新分析问题，要把农民从局外拉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大体系中，把分散和缺乏有机联系的农民组织起来，改变现存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以此改变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3、建立多元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体系。公共产品的内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决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给上起着主导性作用。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创新是有效供给和结构优化的关键。首先，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调整现有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在城乡利益关系上必须坚持统筹城乡供给原则，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投资和模式，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公平公正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其次，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明确责任范围。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和层次，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农村公共产品，并将所需资金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科学合理地划分确定其事权和财权，使两者对称统一。再次，强化政府投资主体地位，确保财政投入逐年增长。各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规模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保障国家财政每年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制定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实施办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障投入方向以及投入重点，政府财政投入资金一定要专款专用，必须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上。最后，引入市场机制，开拓筹资渠道。政府应动员社会资源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并创造有利条件，在政策、税收上给予优惠，积极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农村公共事业，引导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以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渠道，形成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

4、构建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的供给体制，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三管齐下，在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取长补短的平衡关系和合作关系。要使农村多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得以建立，需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中央对地方的公共服务的问责制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机制互联。首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根据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界定，一般来说，由全国居民享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完全由中央政府提供，如国防、外交、宏观经济稳定等；地方政府应提供本地居民享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地区通、警察、消防、教育、环保等；对具有跨地区"外部效应"的公共项目和工程，中央政府应成为主要的供给主体，比如基础性教育、跨地区的交通设施、环保等。当这种划分能基本满足社会公共服务时，在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内，有必要将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其次，中央对地方的公共服务的问责制可以通过公共服务的效率评估体系和审计制度来建立。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考评体系和一系列的量化指标，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考察和评估。对于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从项目的立项审查、项目的跟踪督办直至项目验收考核进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对不达到考评体系的人员要追究行政责任甚至法律责任。同时，提高公共服务的透明度，强化财政监督。最后，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机制互联可以通过划分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职能分工得以解决。

5、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配套措施。首先，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实现对公共产品的自主需求。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需求观，积极地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其次，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对农村财务的监管。农村财务是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一个主要来源，因而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增加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农民减轻负担，切实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改革乡镇财政体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各地转移支付制度，保持农村财政不受到上级政府的制约，保证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也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现。再次，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和管理机制。因此，为了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必须建立一套农村公共产品的民主表达机制，以能体现农民的真正需求。同时，加强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监督，实现村务公开，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利用，使公共资源的使用置于严格的农民监督之下，保证其能真正地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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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国敏. 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一个非均衡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2006年第12期《农业经济导刊》

农村公共产品篇3

不断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取向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民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村已不可逆转地融入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然而，由于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公共服务长期不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如何合理配置公共产品资源，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农村公共产品：边界范围与基本特征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求，市场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1](P89—94)。很显然，这些社会产品或服务会使农村受益，农民受惠，但外部性的存在又使得其中有些社会产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变化，我们将农村公共产品分为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型指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起支撑和促进作用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气象、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型指保障农村社区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公共产品，如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经济发展规则等；社会保障型指为提高农民社会福利水平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济、农村文化与体育设施等；生态保护型指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存，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农村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村庄绿化、农业灾害防治等。

农村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属性，还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一是运行成本高与利用效率低并存。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村庄布局的松散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较高；农村人口密度不高且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较低，公众受益范围较小。二是高依赖性与低供给率并存。由于制度变迁，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裂变为为数众多的农户，农户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其生产和生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高度依赖；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交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支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直是重城市，轻农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三是高外在经济性与低内在经济性并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高低影响到农业外的其他产业，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的脆弱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低的内在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它有较强的外在经济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格局与问题透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到来，农村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必须看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单一、区域布局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近几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我国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力度，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总量达到2626.2亿元。国债资金在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但总体上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表现为：(1)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带病运转。据调查，目前全国病险水库约有3万座，占水库总数的36％，其中大中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接近30％，小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更高，结果是农业抗灾能力下降，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2)农村生活居住环境不容乐观。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3)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目前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农村；占全国总人口60％左右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的4倍，但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教育经费总额的38％。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既有制度内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促进工业化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和资金保证。但由于国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实行的是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自筹解决，国家提供少量补助，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二是受分税制影响，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事权，但却没有稳定的财源，由于财权和事权分离，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承担，而事实上这些事权却下放到了乡镇。由于基层财力有限，长期入不敷出，无力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的数量构成和比例。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的行政化体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多由各级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供，农民缺少实质性的参与。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需结构失衡。据调查，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幅较快的是交通、通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基础教育支出，说明农民对交通道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很快，但在实际供给中，乡村道路和医疗卫生服务等严重不足。统计表明，国家教育经费投向农村的不到1/3，农民人均医疗卫生经费仅为城市居民的1/4。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升级达标，倾心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样板工程”，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而且直接导致地方债务的增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一直是“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沿袭的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供给机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农民需求的表达，没有体现农民意愿，而是由上级的指令决定。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和支出结构容易出现错位。(2)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运转，无力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60％～70％用于人员供养和行政开支，而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比重不高。(3)基层政权的目标函数和农民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基层政权追求的主要是政绩，农民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和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比如，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可能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大水利，而农民直接受益的是小水利。但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不协调。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配置不存在帕累托改进。总体上看，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居住的分散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水利投资看，“十五”期间，计划的农村饮水解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全国5700多万群众告别饮水困难；对213个大型灌区和23个重点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2亿亩，可以说是成绩斐然[2]。但是国家对农村小水利建设、人畜饮水、灌区节水、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农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大力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还冠之为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美名，而实际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1)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供给效率低下。一方面，农民由于受信息渠道和手段的限制，获取和拥有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在没有充分的市场调查情况下，又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因而，常常出现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进入和退出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供给效率低下。(2)逆向选择导致了供给效率低下。在政府有限问责制度下，项目申请人的收益不可能小于零，并可以通过项目寻租，却不需要承担项目风险。假定项目的收益一定，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项目才会申请；但是，给定期望收益相同，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低的成功概率(较大的风险)。这样，高风险项目驱走了低风险项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逆向选择，财政支农资金得不到高效率利用。(3)长期博弈下的低水平均衡。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低水平的组织化程度，使得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这势必会在下期降低公共投资在公共财政中所占比例，进一步降低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公共投资将收敛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带来供给效率的低下.

三、增加和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集中表现。单一的政策选择、制度变革或资本注入并不能完全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现实，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完善政策。

1.建立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共同承担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明确职责。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外溢性特征和供给的现状迫切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有效供给力度。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应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真正承担起农村社会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3]。二是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县、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决定了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原则：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协调。三是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政府间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将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转变为制度内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公共分配关系，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应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转移支付。

2.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财政不可能覆盖到农村所有领域，也不可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研究者依据公共产品供给的回报率，了解农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从研究结果看，对全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依次是科研、教育、道路、通讯、电力和灌溉。国家财政部农业司在实际调研中设计了相关问卷[4]，结合对浙江、四川、陕西、河南四省的调查，财政部农业司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优先序，对东部地区而言，第一，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第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重点是农村中小学必要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第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农村文化建设。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主要是：(1)保障基层机构的正常运转，主要是编制内的人员工资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2)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重点是中小学危房改造、必要教学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3)支持乡村道路建设和清洁饮水主要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防疫体系建设，重点是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农村大病医疗救助；(5)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弱势群体发展，主要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农村扶贫开发；(6)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重点放在中部粮食主产区。

在符合WTO规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实力，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以及农民的关注度，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先序是，经济发展型：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培训、乡村道路建设、农产品市场信息；公共服务型：乡村债务化解、乡村规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救助；生态保护型：农业灾害防治、生态建设、村庄绿化、环境保护。

农村公共产品篇4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地方财政；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或家庭消费的私人产品而言，由农村社区集体共享的产品，和一般公共产品一样也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基本特征。随着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亦日益增加，加快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效率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正确的政策选择。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总体有效供给不足

总体的供给不足与局部的供给过度是造成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央的财政支出作为国家强制性地实施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其财力规模还没有能力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局部供给不均衡

经济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性，也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不均衡。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乡区域内的公共需要由县、乡政府提供。这往往包括提供义务教育、基础设施、行政管理等多种地方公共需要，同时还要支持本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而县、乡政府的财源多来自本地经济总量，增长小且零星分散难以征收。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又很有限。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凭借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为完成任务不得不收取的各种制度外收入更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效率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配置效率低下

具体而言，一是重上级要求考核的等公共设施项目建设，对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业发展综合规划等“软”公共产品积极性不高；二是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而对纯公共产品的生产主要依赖上级政府的投入；三是热衷于提供见效快的短期公共项目。不愿提供见效慢但具战略性的公共产品；四是热衷于投资新建公共项目，不注重存量项目的保养和维护，从而不能充分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2.支农资金的行政管理效率低下

一是我国涉及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部门众多。部门分割严重。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支农体系使得支农资金以不同的名目由各个中央部门支配。政策之间相互制约的现象时有发生。资金使用分散。交叉和重复等现象严重；二是制度外财政收支账证不全，甚至根本没有建账，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挤占挪用现象普遍，资金到位率低；同时，相当一部分被用于涉农部门臃肿的机构和人员开支，造成极大浪费。这都大大降低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行政效率。

二、建立与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1.改革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投融资体制，构建有效的市场化竞争机制

首先，在农村公共品的投资领域，地方政府应实行不同的供给机制，对供给领域进行竞争性环节和非竞争性环节的划分。对于竞争性环节，应该引入竞争机制；对于非竞争环节，应该以公共财政(财力)为基础。实行价格听证制度、招投标制度、合同出租等方式，由市场形成价格和竞争机制，逐步形成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复合调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混合生产。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形成多样化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引入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为公共产品筹资提供丰富的选择渠道。在区分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利用预算安排、政策安排或合约安排形成各种经济激励，引导私人企业或非营利部门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不仅能够增强地方各级财政、特别是农村支农资金的财力，而且有利于提高公共产品供给和资金使用的效率。

2.减轻农民实际税费负担，建立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水平，需要增加农民收入。但目前条件下。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建立上下级和同级政府对农村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切实减轻农村公共品供给给农民所造成的各种税费负担。由于农民作为消费者实际已经承担了城市工业产品的部分增值税；另外，转移出去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为城市工业企业创造了大量利润，换来了发达地区的工业繁荣和城市的税收增长。因此，这一制度通过把企业所得税资金转移给农村地区，不仅是当前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也是“工业反哺农业”最好的方式。因此，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可以采取直接将在农村包括县城收取的部分主体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划归县级财政，并直接用于加强旨在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

的基础投入，带动农村地区的其它公共产品的建设。

农村公共产品篇5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问题；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052-02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

农村公共产品指是一种相对于农村居民私人产品而言的，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求的产品或劳务。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农村纯公共品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从而应当由政府免费提供的产品。包括农村基层政府管理服务、农村环境保护、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发展规划、农村信息系统、大江大河治理等；农村准公共品指介于纯公共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江河治理、大型防护林工程、农村电网建设、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等。农村公共产品可有效提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可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落实十报告中提出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手段。

二、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投入逐步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数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但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中国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公共产品大部分不能够完全有效地满足农民的合理需求。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存在着主体单一。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县乡政府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处于一种垄断状态。农村公共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都是由政府决定，农民被排斥在公共项目的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县乡政府一般根据自身喜好和GDP指标来安排公共产品，热衷于道路、防洪防涝设施建设等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硬性”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教育、农业技术服务等“软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

2.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民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但是，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不仅没有明显增加，反而是渠道越来越不畅通。目前“一事一议”制度虽然为农民表达诉求、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提供了一个平台，但面临着较高的投票成本，实际发挥的作用有限。同时，农民由于自身素质及环境的原因，虽然利益诉求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缺少利益代言人，自身利益诉求表达十分困难。

3.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实行剪刀差的政策，农村资金有限，国家对农村的资金支持力度有限，全国的大部分县乡财政困难，无力承担和提供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久而久之，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远不能满足农民需要，导致在很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不能够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如农村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导致很多农村长期遭受干旱。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和建议

1.深化改革，推进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当前环境中，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特别是向农村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明确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向农村弱势群体提供让他们满意的公共产品。这应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职能。这就要求深化县乡机构改革。明确县乡政府的权限和职能，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责任机制建设，健全政治责任制度。强化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政府官员的法制责任意识。以防止权力无限滥用。改革现行政府行为绩效考核办法。建立一套科学的行政绩效评估体系，从而根除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和人民群众负责的弊端。

2.建立健全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目前由于乡镇政府职能扩张，对村级组织的影响逐渐加深，使村民委员会部分地失去了应有的自治功能，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执行机构，使农民的意愿不能够有效地得到表达。要扭转这种局面，就要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建立完善的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给予农民充分的民利，形成由内部需求决定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首先，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进一步明确村民自治权的范围，强化村民委员会的合法权威。不断创新村民行使自治权的程序，适当扩大村政决策的范围，完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各项制度规则，增加农民参与的主体性。建立村级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村级组织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再次，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使用监督机制，增加公共产品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公示收支状况，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也存在逐利的自利自利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就不一定是农民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为此，要求各级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时，真正尊重农民的意愿，置入民本内涵，考虑农民的需求，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建立由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建立真正由农民决定的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特别是在当前三农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一定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需求意愿，确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次序。

3.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农村公共产品的缺乏，关键是资金的缺乏，应寻求建立多渠道、多范围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当前，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政府是最主要的提供者。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发展不平衡，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规模很大，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提供公共产品，显然不能够长期维持。因此，各地应结合实际，积极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渠道，实现公共产品资金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我们应该在以政府为主体的前提下，运用市场的力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部分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各类资金主体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以明晰产权为核心，明确农业公共产品的管护责任，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农村公共产品建设资金有稳定的来源，支持符合条件的第三部门、企业组织、私人等，参与筹措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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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国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

农村公共产品篇6

论文摘要 农村公共产品的普遍短缺,已严重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急需创新。本文结合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制度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增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选择,即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现状

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式农业生产经营以及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性。当农村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目前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供需结构失调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太少。比如大规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农作物良种的开发培育以及有关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的丰富等。由于现有国家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而招商引资的方式又因缺乏相应的渠道等难以开展,导致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诸如农民的教育条件,农民的医疗保障及农村环境保护等。这些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业科技和奠定农村发展基础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各级政府对此类公共产品供给投入长期以来都相当忽视,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直接威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公共选择机制,农村公共产品多数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进行“填鸭式”供给,因此存在结构失调的问题。农民不需要的服务政府提供过剩,真正急切需求的公共服务却少之又少,从而导致本来有限的资金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这也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真正实现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根本原因。

(二)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

在现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公共产品资金的筹集采用的是“按事收费”的形式,每项收费都有特定的专门用途。为达到基层政府完成上级任务和提高政绩的目标,乡和乡以上各级政府和部门往往采取下达各种收费任务、布置各项达标和升级活动等各种行政收费手段来推动公共产品的实施,这不仅不能满足乡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往往还能激化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促使双方对立情绪的滋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在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下,作为掌握权力的农村基层政府轻易成为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其获取利益的行为目标和农民追求收入增长目标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带来农村公共资源筹集和使用的失衡。2.现行体制下,村民委员会既要作为农民代表办理村务,又要作为下级执行政务,扮演着尴尬的双重角色。“政务”执行的强制性经常使得“村务”办理进退维谷,致使村民委员会彻底成为政府在村级的代言人,失去本来“表达农民意愿”的初衷,对公共资源的筹集也就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二、体制失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被打破,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适时建立,从而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供给体制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供给主体经济乏力,难以产出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产出,改革开放前主要靠国家,但改革后这种局面已彻底改变。农村税制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除农村电网改造、大型水利建设等工程外,国家把地方建设的任务交给县、乡政府,不再进行拨款支持。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县、乡政府,往往因为财政紧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难为无米之炊”。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县、乡政府财政拮据,在解决“吃饭”问题尚有困难的情况下,要进行“建设”则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难以产出的主因就在于供给主体的经济乏力。

(二)生产公共产品出现轻重不均的现象,农民难以享受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为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但由于地方政府惯常的思维模式,容易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中出现“两重两轻”的现象,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不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一是重“硬”轻“软”。一些地方政府迷恋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明文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防洪防涝设施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常会快速组织资金进行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提不起兴趣。二是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而对涉及到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常因为各种原因推迟搪塞,若上级政府不予支持也就漠不关心。基层政府按部就班地侧重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无可厚非,但一味地重“准”轻“纯”,为了“政绩”拒绝执行“政策”则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三)供给渠道单一,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难以突破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仍是沿袭农村改革前的模式,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仍未被突破。但基层政府往往因财力紧张顾此失彼,不能快速响应农 民的实际需求,以致农村干群关系的普遍紧张。供给渠道的单一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失衡。作为供给主体的基层政府,由于没钱为作为供给对象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同时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基层政府迫于政绩等压力只好向农民强行摊派,集资兴建社会公益事业,导致许多农民不堪重负;其它渠道不能应运而生,同样反映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系统的残缺,这与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很不相适应。政府固然有义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但并意味着其它渠道理所当然的缺失,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进行生产和提供。

三、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构建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必须重构供给制度和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

实施村民自治的初衷本是要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进而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但由于乡镇政府职能渗透到村级组织,村民委员会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乡镇政府“代言人”,扭曲了农民的意愿。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应:

1 明确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各级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应从供

给公共产品转变为通过村民公约等方式管理公共产品的使用。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也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在解决“政务”与“村务”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行使自诒权力。

2 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行使权力的基层机构,对社区事务具备最终表决权。社区公共产品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严禁未经投票表决而擅自动用公共资源的行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也应依法监督公共资源的使用。

3 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一般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由村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

(二)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按照公共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社会产品序列可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划分为四类,即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私人产品可以由市场自行提供。如果产品的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围局限于少数利益相关的受益人,则可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将相关受益人组织起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并通过共同费用分摊,实现收益内在化。这种提供方式可以称之为俱乐部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私人提供往往缺乏效率,政府需提供必要的扶持。一般纯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则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由政府和私人混合提供。具体可如下操作:

1 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公共提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型水利工程、气象、农业区划、种子培育、农村道路建设、全国性的水土保持工程以及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由于其不具有内部收益,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适合于政府公共提供。当然政府可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然后再由政府出资购买。

2 农村准公共产品应该按照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混合提供。地区性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农业病虫害防治、农技推广和农业机械推广、农村电力、农业科技教育、农业节水等,通常既有外部受益;又有生产者个人受益的特点,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可采取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集资生产。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充分收集农民的意愿,拟订集资方案,由乡政府或村委会负责具体实施。

3 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则可组织农民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种植、养殖的销联合体,灌溉,治虫,湖泊的渔业资源利用,乡村道路,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等,由于其外溢较少,且受益群体比较固定,属于俱乐部产品的范畴。对于这类产品,理想的方式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式的俱乐部,通过合作社将外部收益内在化,提高供给效率。

(三)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

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简而言之即为“该属集体的就归集体,该属个人的就归个人,侵犯农民利益的事做不得”。农村准公共产品建成后,受益者应按照产权归属和占比多少缴纳相应的折旧费和维护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三农”问题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它不仅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严重的是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稳定。维持现有体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家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黄志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0(6)

[2]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

[3]何乘材,农村公共产品、农民国民待遇与农业发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11)

农村公共产品篇7

一、农村公共产品：边界范围与基本特征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求，市场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1](P89—94)。很显然，这些社会产品或服务会使农村受益，农民受惠，但外部性的存在又使得其中有些社会产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变化，我们将农村公共产品分为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型指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起支撑和促进作用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气象、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型指保障农村社区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公共产品，如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经济发展规则等；社会保障型指为提高农民社会福利水平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济、农村文化与体育设施等；生态保护型指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存，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农村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村庄绿化、农业灾害防治等。

农村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属性，还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一是运行成本高与利用效率低并存。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村庄布局的松散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较高；农村人口密度不高且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较低，公众受益范围较小。二是高依赖性与低供给率并存。由于制度变迁，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裂变为为数众多的农户，农户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其生产和生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高度依赖；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交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支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直是重城市，轻农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三是高外在经济性与低内在经济性并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高低影响到农业外的其他产业，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的脆弱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低的内在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它有较强的外在经济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格局与问题透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到来，农村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必须看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单一、区域布局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近几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我国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力度，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总量达到2626.2亿元。国债资金在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但总体上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表现为：(1)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带病运转。据调查，目前全国病险水库约有3万座，占水库总数的36％，其中大中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接近30％，小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更高，结果是农业抗灾能力下降，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2)农村生活居住环境不容乐观。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3)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目前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农村；占全国总人口60％左右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的4倍，但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教育经费总额的38％。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既有制度内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促进工业化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和资金保证。但由于国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实行的是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自筹解决，国家提供少量补助，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二是受分税制影响，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事权，但却没有稳定的财源，由于财权和事权分离，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承担，而事实上这些事权却下放到了乡镇。由于基层财力有限，长期入不敷出，无力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的数量构成和比例。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的行政化体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多由各级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供，农民缺少实质性的参与。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需结构失衡。据调查，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幅较快的是交通、通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基础教育支出，说明农民对交通道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很快，但在实际供给中，乡村道路和医疗卫生服务等严重不足。统计表明，国家教育经费投向农村的不到1/3，农民人均医疗卫生经费仅为城市居民的1/4。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升级达标，倾心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样板工程”，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而且直接导致地方债务的增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一直是“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沿袭的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供给机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农民需求的表达，没有体现农民意愿，而是由上级的指令决定。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和支出结构容易出现错位。(2)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运转，无力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60％～70％用于人员供养和行政开支，而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比重不高。(3)基层政权的目标函数和农民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基层政权追求的主要是政绩，农民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和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比如，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可能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大水利，而农民直接受益的是小水利。但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不协调。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配置不存在帕累托改进。总体上看，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居住的分散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水利投资看，“十五”期间，计划的农村饮水解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全国5700多万群众告别饮水困难；对213个大型灌区和23个重点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2亿亩，可以说是成绩斐然[2]。但是国家对农村小水利建设、人畜饮水、灌区节水、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农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大力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还冠之为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美名，而实际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1)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供给效率低下。一方面，农民由于受信息渠道和手段的限制，获取和拥有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在没有充分的市场调查情况下，又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因而，常常出现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进入和退出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供给效率低下。(2)逆向选择导致了供给效率低下。在政府有限问责制度下，项目申请人的收益不可能小于零，并可以通过项目寻租，却不需要承担项目风险。假定项目的收益一定，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项目才会申请；但是，给定期望收益相同，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低的成功概率(较大的风险)。这样，高风险项目驱走了低风险项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逆向选择，财政支农资金得不到高效率利用。(3)长期博弈下的低水平均衡。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低水平的组织化程度，使得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这势必会在下期降低公共投资在公共财政中所占比例，进一步降低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公共投资将收敛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带来供给效率的低下。

三、增加和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集中表现。单一的政策选择、制度变革或资本注入并不能完全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现实，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完善政策。

1.建立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共同承担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明确职责。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外溢性特征和供给的现状迫切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有效供给力度。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应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真正承担起农村社会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3]。二是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县、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决定了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原则：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协调。三是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政府间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将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转变为制度内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公共分配关系，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应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转移支付。

2.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财政不可能覆盖到农村所有领域，也不可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研究者依据公共产品供给的回报率，了解农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从研究结果看，对全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依次是科研、教育、道路、通讯、电力和灌溉。国家财政部农业司在实际调研中设计了相关问卷[4]，结合对浙江、四川、陕西、河南四省的调查，财政部农业司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优先序，对东部地区而言，第一，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第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重点是农村中小学必要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第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农村文化建设。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主要是：(1)保障基层机构的正常运转，主要是编制内的人员工资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2)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重点是中小学危房改造、必要教学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3)支持乡村道路建设和清洁饮水主要设施建设；(4)支持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防疫体系建设，重点是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农村大病医疗救助；(5)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弱势群体发展，主要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农村扶贫开发；(6)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重点放在中部粮食主产区。

在符合WTO规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实力，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以及农民的关注度，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先序是，经济发展型：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培训、乡村道路建设、农产品市场信息；公共服务型：乡村债务化解、乡村规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救助；生态保护型：农业灾害防治、生态建设、村庄绿化、环境保护。

3.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各类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受益范围，因而其适应性的供给机制和制度安排也就有所不同。诚然，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但政府供给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提供，我们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既要考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又要保证社会公众的福利最大化[5](P224—228)。根据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应广辟渠道，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应是政府，政府不能推卸责任，但政府绝不是惟一的供给主体。政府在目前有限的财力下，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来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在明晰产权关系的条件下，积极引进民间投资，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动员社会资源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这样一方面可减轻财政供给公共产品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实际上我国目前已出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诱致性变迁现象，如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的民间供给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或大中型农机具的私人化等。政府应创造条件诱导和促进这些创新行为，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拓宽公共产品筹资渠道，形成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一是采用许可证经营的方法，吸引市场资金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如学校、农资供应、小型水利设施、乡村卫生院等公共产品，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吸引私营企业进入经营领域，让农民代表监督。今后，在明晰产权、加强管理的前提下，要有多元化投资的思路，多渠道融资，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逐步扩大范围和增加内容。二是实行政府与市场共同分担的筹资机制。改变过去单一的政府投入机制和“以农为本”的筹资机制，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机制，政府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分别采用委托、公开招标等方式为农村公共产品筹集资金。

4.建立“由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必须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变迁，目前，须逐步将“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满足广大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构建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另一方面，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变由外生变量即来自社区外部的各种因素来决策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由社区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村民自治。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项目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的意见。

【参考文献】

[1]农业部课题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形势分析课题组.2005年水利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J].水利发展研究，2005，(6)：5—7.

[3]马晓河，方松海.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5，(4)：26—29.

农村公共产品篇8

论文摘要 农村公共产品的普遍短缺，已严重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急需创新。本文结合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制度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增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选择，即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现状

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式农业生产经营以及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性。当农村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目前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供需结构失调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太少。比如大规模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农作物良种的开发培育以及有关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的丰富等。由于现有国家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而招商引资的方式又因缺乏相应的渠道等难以开展，导致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诸如农民的教育条件，农民的医疗保障及农村环境保护等。这些公共产品对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业科技和奠定农村发展基础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各级政府对此类公共产品供给投入长期以来都相当忽视，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直接威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公共选择机制，农村公共产品多数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进行“填鸭式”供给，因此存在结构失调的问题。农民不需要的服务政府提供过剩，真正急切需求的公共服务却少之又少，从而导致本来有限的资金投入得不到合理的利用。这也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真正实现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根本原因。

(二)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

在现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下，公共产品资金的筹集采用的是“按事收费”的形式，每项收费都有特定的专门用途。为达到基层政府完成上级任务和提高政绩的目标，乡和乡以上各级政府和部门往往采取下达各种收费任务、布置各项达标和升级活动等各种行政收费手段来推动公共产品的实施，这不仅不能满足乡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往往还能激化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促使双方对立情绪的滋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在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下，作为掌握权力的农村基层政府轻易成为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其获取利益的行为目标和农民追求收入增长目标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带来农村公共资源筹集和使用的失衡。2.现行体制下，村民委员会既要作为农民代表办理村务，又要作为下级执行政务，扮演着尴尬的双重角色。“政务”执行的强制性经常使得“村务”办理进退维谷，致使村民委员会彻底成为政府在村级的代言人，失去本来“表达农民意愿”的初衷，对公共资源的筹集也就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二、体制失衡: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被打破，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适时建立，从而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供给体制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供给主体经济乏力，难以产出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产出，改革开放前主要靠国家，但改革后这种局面已彻底改变。农村税制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除农村电网改造、大型水利建设等工程外，国家把地方建设的任务交给县、乡政府，不再进行拨款支持。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县、乡政府，往往因为财政紧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难为无米之炊”。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县、乡政府财政拮据，在解决“吃饭”问题尚有困难的情况下，要进行“建设”则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难以产出的主因就在于供给主体的经济乏力。

(二)生产公共产品出现轻重不均的现象，农民难以享受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农村公共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为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但由于地方政府惯常的思维模式，容易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中出现“两重两轻”的现象，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不了帮助农民促进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一是重“硬”轻“软”。一些地方政府迷恋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上级明文要求考核的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防洪防涝设施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常会快速组织资金进行实施，而对农业科技的推广运用、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等“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提不起兴趣。二是重“准”轻“纯”。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而对涉及到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常因为各种原因推迟搪塞，若上级政府不予支持也就漠不关心。基层政府按部就班地侧重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无可厚非，但一味地重“准”轻“纯”，为了“政绩”拒绝执行“政策”则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三)供给渠道单一，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难以突破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仍是沿袭农村改革前的模式，政府单边主导的格局仍未被突破。但基层政府往往因财力紧张顾此失彼，不能快速响应农民的实际需求，以致农村干群关系的普遍紧张。供给渠道的单一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失衡。作为供给主体的基层政府，由于没钱为作为供给对象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同时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基层政府迫于政绩等压力只好向农民强行摊派，集资兴建社会公益事业，导致许多农民不堪重负;其它渠道不能应运而生，同样反映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系统的残缺，这与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很不相适应。政府固然有义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但并意味着其它渠道理所当然的缺失，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进行生产和提供。

三、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构建

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必须重构供给制度和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充分体现农民的意愿

实施村民自治的初衷本是要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进而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但由于乡镇政府职能渗透到村级组织，村民委员会逐渐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乡镇政府“代言人”，扭曲了农民的意愿。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应:

1 明确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各级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应从供

给公共产品转变为通过村民公约等方式管理公共产品的使用。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履行职责，另一方面也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在解决“政务”与“村务”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行使自诒权力。

2 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行使权力的基层机构，对社区事务具备最终表决权。社区公共产品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严禁未经投票表决而擅自动用公共资源的行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也应依法监督公共资源的使用。 转贴于

3 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一般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由村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

(二)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按照公共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社会产品序列可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划分为四类，即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以及私人产品。私人产品可以由市场自行提供。如果产品的受益人相对固定，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围局限于少数利益相关的受益人，则可通过俱乐部的形式将相关受益人组织起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并通过共同费用分摊，实现收益内在化。这种提供方式可以称之为俱乐部提供。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私人提供往往缺乏效率，政府需提供必要的扶持。一般纯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则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由政府和私人混合提供。具体可如下操作:

1 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公共提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型水利工程、气象、农业区划、种子培育、农村道路建设、全国性的水土保持工程以及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由于其不具有内部收益，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适合于政府公共提供。当然政府可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然后再由政府出资购买。

2 农村准公共产品应该按照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混合提供。地区性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农业病虫害防治、农技推广和农业机械推广、农村电力、农业科技教育、农业节水等，通常既有外部受益;又有生产者个人受益的特点，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可采取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集资生产。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充分收集农民的意愿，拟订集资方案，由乡政府或村委会负责具体实施。

3 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则可组织农民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种植、养殖的供产销联合体，灌溉，治虫，湖泊的渔业资源利用，乡村道路，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等，由于其外溢较少，且受益群体比较固定，属于俱乐部产品的范畴。对于这类产品，理想的方式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式的俱乐部，通过合作社将外部收益内在化，提高供给效率。

(三)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

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简而言之即为“该属集体的就归集体，该属个人的就归个人，侵犯农民利益的事做不得”。农村准公共产品建成后，受益者应按照产权归属和占比多少缴纳相应的折旧费和维护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三农”问题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它不仅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严重的是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稳定。维持现有体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国家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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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志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0(6)

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

何乘材，农村公共产品、农民国民待遇与农业发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11)

李建国，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N]，光明日报，2004-03-23

农村公共产品篇9

 

1.农村公共产品概述 

 

农村公共产品一般是指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能满足不同农村居民消费或享用的农村社区集体共享的产品，与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农村公共产品也具有非排他和非竞争的特征。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广泛，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大江大河治理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农村市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不断增强。由于农村的环境开发程度较低，农村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城市。能否及时、合理地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及供给效率，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近几年来，从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都表明“三农”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政府在对农村资金的投入不断加大，1998年~2003年中央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9350多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央财政各项支农资金分别为2626亿元、2975亿元、3397亿元，增长速度迅速。同时，中央给予农村的资金支持的方式也灵活多样，如，财政拨款、金融信贷、国家固定建设投资、国债资金等，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 

然而，在如此大的资金投入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无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2.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 

一方面，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型农用固定资产缺失，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村道路交通、邮电通讯不便；广播电视使用程度低等。据统计，目前全国13%的村未通公路，交通条件极差；53%以上的村未通电话；农村用电压不稳定，电价平均为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广播电视信号微弱，接收效果很差。 

另一方面，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例如，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突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几乎为空白，农民无法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医疗卫生缺失，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只享受到全国20%的医疗资源。 

2.2农民享受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极不合理 

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承担着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款，理应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免费”的公共产品。然而，在城市提供公共产品，如修建道路、桥梁、公园、绿化时，居民不必缴纳任何费用，而在农村，农民却承担着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及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这些本应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消失了其“公共”的色彩，需由农民出钱兴办，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对农民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3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我国目前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被总结为“自上而下的制度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即公共产品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上级的偏好，由上级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这就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脱离了地方的实际需要，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支农体系，涉及部门众多，支农资金在不同部门间支配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常常发生相互制约的现象，使得有限的资金在配置、管理过程中效率低下，公共产品的供给福利水平降低。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依据及体制创新 

 

3.1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同一般公共产品一样，具有非竞争和非排他的特点。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非排他性是指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一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两个特征，公共产品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提供的。根据委托理论，全体人民是委托者，政府官员是全体人民的者，全体人民行使各项权力。也就是说，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是通过“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委托关系表达出来的，政府作为处理公共事物的机构，理应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 

3.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按其特点可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农村准公共产品。根据财政学原理，纯公共产品需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财政和市场共同提供，以达到更高的效率。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国家财政每年投入农村的资金不断增多，但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仅靠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完全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这也为市场参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中，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创新供给方式，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本为公共产品的提供筹集资金。财政积极发挥好资金投入的杠杆和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逐步建立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 

3.2.1降低民间资金的准入门槛，为市场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创造条件。地方财政困难的政府应通过取消行业限制、简化审批手续等方法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同时，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具有保护作用的办法、程序、规章等，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3.2.2优先鼓励民间资本投向那些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村公共产品，既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不足的问题，又为民间资金提供了投资渠道，减少了资金闲置造成的浪费。 

3.2.3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鼓励民间投资。一方面，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如通过税收优惠、补贴、贴息无息贷款等方式，吸引民间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改革财政投入的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民间办项目的补助。 

3.2.4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将现有的公共产品按照一定的程序、计划合理地出售或出租，收回资金投入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4.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篇10

    论文摘要:在西部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出现了新变化,农业的弱质性、市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加大政府对西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取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解决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措施。 

    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与过去相比在绝对额上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局面,但随着西部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普遍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援助体系覆盖面小、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相对滞后日益显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民负担有很强的相关性,有效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对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普遍短缺,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建立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已成为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近年来,青海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其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提高农民的收入,对青海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青海,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质产业,加上农民生产的分散性组织形式,决定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并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落实,青海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1、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供给短缺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青海农业和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以来供给短缺,行路难、就医难、用电难、上学难、吃水难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造成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物质基础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具体表现在:(1)交通运输设施不发达,农民生产的产品运不出去,使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特色农业的价值无法实现,不少地方的农民“抱着金碗讨饭吃”;(2)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从青海总的情况来看,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规模和质量依然远不能同城市相比,这也直接导致农村学龄儿童越来越多地向城镇学校转移或干脆辍学的情况。在青海海东地区平安县洪水泉乡某村,尽管到城镇中小学要寄宿借读,教育投入会成倍增加,但还是有超过30%的学龄儿童到城镇中小学借读。这说明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还是不够的,现有投入还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中小学的大规模合并,导致部分乡村小学被裁撤的村子的儿童上学路程越来越远,上学越来越不方便。这在一些山区乡村尤为严重;(3)水利设施投入严重不足,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地位,很多浅山地区农业靠天吃饭,新的水利设施很难建起来。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缺乏有效的管理维护;另一方面政府对地方性强的农田水利建设缺乏后续投入,使得大多数农田水利设施遭到破坏,特别是一些跨县乡跨乡村的水利设施毁坏尤其严重,不少已经彻底丧失了水利功能。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农业生产靠天收的风险,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4)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面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对农村医疗设施投入少,农民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5)农村通讯设施供给不足,农民与外界联系不顺畅,无法获取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无法提高。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失衡。青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产品供给结构上严重失衡,尤其体现在强调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忽视非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这种失衡具体体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重视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忽视精神文化类公共产品供给;注意到了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建设,忽视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的发展。另外,由于青海农村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各村自己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不一样,在同一地域内各村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很大差异。青海农村公共产品的缺乏,意味着农村、农民在进行私人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时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费用和成本。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可使潜在的穷人更可能有机会脱贫。而青海的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等公共产品在农村的缺乏,制约了农民提高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 

    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这些举措不仅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效益,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其他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业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和借鉴。这些做法主要包括: 

    1、通过移民搬迁、充分搭国家现有公共产品资源便车的办法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笔者在青海海北、海东等地农村看到,原来一些地势低洼、经常遭遇洪水,或者被政府划定为蓄洪、行洪区的村庄,在政府组织和补助下,整体搬迁到地势较高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统一建设移民新村,使得这些村子的公共产品供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一些山区乡村,由于村民原来居住分散,不仅交通不便,而且像子女上学以及电话、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都非常难以统一提供,他们就在附近公路边开辟一个相对集中的位置进行集中建房,不仅在不投入交通设施的情况下大大改善了居住交通条件,方便子女上学,也使有线电视、电话等现代生活设施能够迅速走进普通村民家庭;还有很多靠近国道、省道的村子干脆都搬到路边成片建房,并逐步形成一些乡村集市。 

    2、建立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建设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是国家目前偏重城市而没有能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又加之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推行费税改革,使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受到限制。因此,当务之急是在新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应当主要着手于:(1)公共物品供给主体。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地区各种层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应主要由省以上财政提供,地市级财政适当配套,县乡财政暂时不予考虑,以免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2)公共物品需求区域性差异。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情况和农民生活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各地区在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的分割中,按照区域性差异投放公共物品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3)公共物品融资方式。公共物品供给资金来源应当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要,但在现实情况下,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还应当由政府出面,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渠道。例如,发行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特种国债;由私人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完全由私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等等。(4)监督管理。对农村公共物品建设资金应当设立专门的监督检察人员,不仅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建设资金的管理,而且要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和收益情况,防止农村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流失。

    3、因地制宜,组织农民通过社会合作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就我国当前的状况来说,组织农民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也面临着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打破了“大集体”无效率,实行“单干”,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单干”涣散了农民之间的关系,使组织农民难上加难;另一方面国家无力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又要求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不足的矛盾。因此,现实的选择就是因地制宜组织农民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进行农村公共物品的建设。因地制宜,是指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者通过农民合作的方式,在不过分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区域性的、中小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进行中小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乡村道路的建设和维护、卫星电视接收设备的安装、市场信息共享、农业技术推广等等。这些投资少、见效快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通过农民社会合作的方式来完成,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支农资金,进行大型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融洽村民关系,建立农民经济组织。 

    4、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配套措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并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机制,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1)完善农村税制并统一城乡税制。完善农村税制、统一城乡税制能够为基层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要通过全自治区的农村税费改革,构建新的农村税制,使城乡税制统一,既有利于全区税收体系的完整统一,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保持农村的相对稳定,又有利于促进自治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2)完善乡村行政体制和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体系。现行的乡村型体制和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体系严重影响了自治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进一步完善乡村行政体制。自治区乡镇一级普遍存在“小政府,大机构”的状况,财政供养人员的支出负担过于沉重,呈现典型的“吃饭财政”特征。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使得供给资金不足、供给效率低下,因此改革乡村机构、精简人员,减少“吃饭财政”是关键;二是完善基层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要重新构建绩效评估体系,改革现行的以经济数量指标为标准的政绩考核体系。地方基层政府应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将社区经济的外部性、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和本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作为评估标准。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3.1. 

    [2]马晓河.农村公共物品应由政府提供[N].中国经济时报,200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