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论文十篇

大国经济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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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扩大内需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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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论文篇2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期间，我国逐渐成为一个贸易大国而非强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仅2013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总额高达25．83万亿元人民币，使得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名至实归。

尽管如此，当前我国依然不能摆脱“贸易大国、定价小国”的困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影响之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一些高密地的劳动产业转移给我国，导致了我国高价进口原材料和低价输出产品，使得国际贸易中的利润转移，由此可见，这种国际贸易中的大国垄断现象恶化了我国贸易条件，不利于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迈进。

同样的，从2013年国际贸易规模和份额来看，虽然我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但这种贸易大国地位不但没有为我国的国际贸易带来利润分配增长点，更甚者加重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所以，大国垄断的结果为表面上显示的是中国的顺差，实则是国外在享受着丰厚的贸易利润。以资源的进出口为例，我国的稀土出口量占据了市场份额的百分八十以上，具备了大国垄断的明显特征，但在实际贸易过程中，稀土价格随着出口量的增加急剧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石油等产品是我国大量进口的贸易商品之一，价格却非降反升。

造成我国经济贸易中的大国垄断问题的原因很多，从外部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国际贸易还受制于旧的经济秩序，缺乏有效竞争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依然具有优势地位;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企业缺乏一定的规则意识、沟通协调和国际贸易运作经验，比如行业混乱、交易缺乏诚信、企业之间互相拆台，这些都成为国际市场逐渐萎缩的重要原因。

二、在国际贸易中提高应对大国垄断现象的思考

我国的对外贸易正植根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国际贸易已经让中国迈向更大的国际舞台。因此，面对着我国贸易中的“大国”事实，更多的是要进行一种冷静理性的思考，从而为实现贸易强国开辟新的贸易通道，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对大国垄断现象进行清晰准确地认识，这对于充分利用我国“大国”的身份开展国际贸易有着积极影响。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国作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对于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还不具备对抗卖方大国垄断的能力，甚至还要受制于垄断势力的经济压迫，并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战略商品，还会引发一些政治问题。

其次，要完善我国的贸易体制机制。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法律政策的制定与研究，为进行国际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但依然要重视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各种不正当竞争问题，通过完善我国国际贸易的机制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从而克服国际贸易中审批难、税收重、成本高的缺陷。只有构建一套既符合中国特色，又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贸易投资体系，才可以为我国的“大国垄断”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

最后，要依靠创新来增加我国进行外贸竞争的砝码。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技术，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商品的科技含量，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这样在反垄断、反倾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对外加工模式方面要加以创新，取消一些对有悖于环保理念的外贸项目的扶持优惠政策，促进对外加工业务的转型升级，保证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拥有自主品牌研发能力和活力。

三、结束语

大国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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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赖建诚.经济思想史的趣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32.

大国经济论文篇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客观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是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国外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或合理成分的过程,同时也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过程。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攻坚阶段,面对各种社会经济思想相互渗透和相互碰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

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措施和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之中。在经济理论学术研究领域,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范式,成了衡量经济理论规范性的重要标准;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学人进行平等对话和检验经济理论研究水准的重要标准。每年评选的代表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主要以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作为评判依据和衡量标准,其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或秉承西方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理论还不同程度地被许多国家用于寻求实现国家经济繁荣的理论支柱,甚至被看成是摆脱经济危机和医治经济病痛的灵丹妙药。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凭借其经济政治强权地位,依照其经济理论原则确立了一套逼迫国际社会被动接受的国际行为规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根植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实践沃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取得重大突破,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然而,国际社会中存在的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严重滞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外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度。据《美国经济评论》的数据显示,在世界各国两万多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中,仅仅只有50余名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经济,仅占0•25%。[2]1不仅如此,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还体现为对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对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来说,言必谈西方经济理论及思潮成了一种时尚。客观地说,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对其合理成分的借鉴,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以去伪存真,简单模仿和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不仅难于避免使中国经济学术沦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而且将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探索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正如打破西方的经济霸权,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和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需要国际化一样,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并从根本上打破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也需要国际化。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要主动吸收和借鉴能够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又要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积极对外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主动同国外经济学者就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展开平等对话,激发国外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情和兴趣,促进世界各国政界、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熟悉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不仅有助于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有助于促使国内经济学者自觉破除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迷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感召力。

(二)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是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然而,国际社会(包括国内部分人士)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等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其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澄清国际社会的认识误区,需在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步伐,让国际社会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属性。之所以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看做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仅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且直接引入和吸收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已有成果。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某些表象或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而没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内在的和本质的区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向国际社会介绍和传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在属性,不仅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学说,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建设。[3]而且可使国际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有关理论的理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因此,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性质,就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质。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误读和误解,特别是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曲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错误理解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除受制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最根本的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熟悉或不理解。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让国际社会深刻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破除,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颠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滑入资本主义轨道。由此就能深入理解到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

(三)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繁荣发展并使之充满生机活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不仅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协作优势,而且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实践活动重要理论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对外开放,走国际化的发展路子。当今世界,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已呈现出国际化网络趋势,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游离于国际化网络之外,闭锁于本国文化情境之中,拘泥于本国传统规范和情节,将难以在封闭的本国土壤中结出丰硕果实。开放性向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注定了不可能成为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自我封闭的理论。当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使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能有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繁荣发展,并充满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是达到某个顶点而成为供人信仰的绝对精神,而是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在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在于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国内经济建设现实环境,而且在于它能够不断从外部获得滋生自己的丰富营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有在国际交流和彼此的丰富中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国际化。不但作为其理论源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学说本身包含着外来的因素,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学习和借鉴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学术思想的合理内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门户的敞开为经济理论的交流和丰富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通过经济理论的国际交流汲取丰富的营养,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并不是生吞活剥、唯西方经济理论马前是瞻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条件、价值体系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某些一般规律。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过程中,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某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利益表达的经济学术思想,不顾其产生的制度背景、政治动机,不加分析和鉴别地照搬照用,就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进而丧失自身的特色,迷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遮蔽真正的中国自身问题。因此,通过国际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自然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国情”。[4]也就是说,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地借鉴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某些科学成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逐步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及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当今国际社会,无论是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还是院校的经济理论教学,抑或经济理论的政策应用,西方经济理论几乎牢牢掌控着话语权。为了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

(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首先需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已形成某些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如果不熟悉和遵从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就易在经济理论的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被拒之门外,从而丧失学术交流和平等对话的机会与权利。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际规范学术话语等同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学术话语的国际对接理解为对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简单模仿和照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同时还必须继承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其中,“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是进行科学经济分析应遵循的共同规范”。[5]目前,中国学者在国际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发出的声音还十分微弱,这既有西方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霸权因素影响的原因,也有我们主观努力不够和研究水准不高的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中国经济学者既要提出目前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还要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还需努力拓展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渠道。近年来,尽管国内有关单位组织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以及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参与的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讨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并不多。另外,国内学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国内发表,能在国外发表的成果较少。即使少数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左翼刊物上发表。而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国问题的经济理论,或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也相当片面和不深刻。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受到各国政界、学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并使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入和客观的认识,国内有关机构需积极组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或积极主动参与国外有关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同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学者在国外刊物,特别是有较大影响力的权威刊物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并鼓励国内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客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关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使命,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有一大批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国际化人才队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对包括某些热点、难点问题交换学术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的学术优势,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深刻阐述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应当承认,国内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同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要求有一定差距,通常很难和国外经济学家进行平等对话。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加大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型研究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力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型研究人才,既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接受良好的现代经济理论训练。他们能够融入到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可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客观、准确地向外国学者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前沿及学术热点,能帮助外国学者消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读或误解。

(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渠道国际化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思想传播渠道。这方面,我们既要“借船出海”,积极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国际期刊、互联网等渠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要“造船出海”,努力构建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专用渠道。如何充分利用好国际性的传播渠道,构建和拓展自己的国际化传播渠道,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国际化的领导、规划、统筹的力度,帮助国内有关机构和人员“走出去”进行交流和合作,可考虑成立部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专门机构。比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部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学术研究协调机构,承办或组织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活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优秀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在教育部成立部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教学培训管理机构,指导和扶持国内机构和人员走出国门,对国外相关人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培训,吸引国外有关人员到中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培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形成了丰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包括党的文献、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等。在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难以形成同其应有地位相称的影响力,这其中有个境外出版发行渠道不畅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学者在把国外尤其是西方经济理论学术思想及著述翻译成中文,并向国内进行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翻译成外文并向世界传播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为此,中国经济理论学者需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外文翻译、境外发行和国际行销的自觉意识,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向外传播的力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走向世界,还需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国际发表,特别是要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在公认的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著作等,要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研究跻身国际主流学术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还需要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学术期刊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渠道,具有时效性强、前沿性强和成果量大等特点。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鼓励国内期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使之由单纯国内学术交流平台上升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由于语言文字、研究范式、论文体例、运作资金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国内“走出去”的学术期刊,特别是能对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非常有限,以至于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很难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现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就需要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使国内期刊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前沿成果现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的重要窗口。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实现编辑惯例、文章体例、语言文字国际化,可适当邀请部分国外经济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专家担任编委或审稿专家,创造条件进入国际检索系统,加大学术期刊网络信息化建设力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国际名刊,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传播的国际化提供重要渠道。

大国经济论文篇5

中国文化是中道文化，“中”可作四声的动词解，“符合”的意思，“道”就是自然规律，所以中道文化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文化。中道文化包含科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是没有科学那种因为分科而产生的局限性，所以中国的中道文化是贯通文化，其天然具有的开放性，可以吸收、融合、纠正和容纳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会和外来文化产生创造性的转化，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都是对自然的本质真相和终极真理的追寻和贴近。每当此文化观念发生创造性转化之时，都会对当时的中国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

新中国建国60年以来的经济建设，概略言之，前30年主要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念作为指导，后30年主要借鉴以《国富论》为发端的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进行经济改革。两种实践都证明了生硬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理念，结果只能差强人意；反而在融会贯通的自主转化之后，经济实践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在融汇古今中外的经济理念基础上，中国逐渐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走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中国模式”。

当我们以“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来源之一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状时，我们会发现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实现了经济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完成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基因相契合的转化过程。

历史地看，这一转化过程分四个阶段：

一是经济理念传入时的吸收和学习阶段。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先是以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直到20世纪30年代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出版《资本论》三卷全译本（郭伟伟：不应遗忘的《资本论》翻译者，北京日报2012年5月14日），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二是在中国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反思阶段。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全面实践的机会。但是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计划经济的模式使国家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穷则思变，其中的问题和反思贯穿了1949年到1992年前的中国政治经济实践活动；

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开始创造性转化的阶段。从1992年到2008年，从经济实践上看，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环境破坏、贫富悬殊、社会阶层分化、分配不公等问题。从经济理念上看，人们几乎出现了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而一边倒地投向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怀抱；

四是对转化的初步成功进行检验和总结确认阶段。2007年至今，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领导层和学术界开始全面反思向西方学习的心态、内容和方式，开始提倡本民族文化在借鉴当今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的复兴，并明确提出“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

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走“俄国人的道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

由于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学说的有效性被推到极致，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下，《资本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经济学指南。所以，计划经济成为必然选择，苏联的模式就成为经济建设的样板。其实当时的领袖也很清楚，中国走的是“俄国人的道路”（语），结果中国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任登第，牛淑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载《大家都学弟子规》，世界经济出版社2012年4月第14版，第63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选择走“中国自己的路”（邓小平语），30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中国《易经》云：“与时偕行”，中国的经济实践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智慧结晶。“就是说，我们党奉行的已经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邓小平社会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文化为主导。”（同上，第48页）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真正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事业的经济理念，是经过本国人民创造性地发展和转化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念，而不是马克思写在专著里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使各世界经济体都在寻找稳妥的变革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价值和借鉴意义，甚至是指导价值受到了一种恢复性的尊重。

三、自信者人恒信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出“中国模式”是逻辑必然

“中国模式”首先不是理论概括出来，是先在经济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而后被理论界认识到的。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结构和质量显著改善，到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就之际，“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被提及并在国际上获得认同。提出“中国模式”，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地融入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被尊为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大家的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推断资本主义灭亡的方式是错误的，但是预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却是对的。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如果有其他解决的办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经济学中呈现的逻辑结果也不一定是革命性的结论。就如我们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的那样：两种不同主义和不同制度的国家，有由过去完全对抗逐步转向互相兼容、互相合作的趋势。《资本论》发表以后的150年里，许多实践都已经突破了马克思当年所能够设想的界限。例如，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就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两种制度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同样保持了经济的繁荣稳定。如果教条地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没有这样的论述，如果辩证地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新生，成为她自己的“中国模式”实践。

历史表明，任何优秀的外来文化最终都会在中国文化中升华为与本土文化水融的新模式，这一点恰恰同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和中国《易经》揭示的自然变化规律。由于中国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建设必定呈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念特征。而这些实践经验一旦理论化，就必然要呈现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模式”发展问题，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

四、经济理念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路径：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本土经济学的融会贯通

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已经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带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之不相匹配的是，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作为和发言权，因为她还拿不出“自家的东西”，还处在对西方经济学“人云亦云”的阶段。可是，当我们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模式”时，可能这种尴尬的局面会迅速改观。“中国模式”不是根据外来理论或者经济制度样板模仿构建的经济政策和规则，而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经济制度，她已经被预先概括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者会把这一事件在学术上概括为“内生性制度安排”。

在理论总结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当回顾和借鉴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创时期作者的经验，或许能够为我们更好地提炼、总结和创新中国模式的经济理念提供帮助。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前的现实中，通称“西方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年生于苏格兰，长期生活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当时工场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斯密得以详细观察和亲自感知了分工带来的效率，劳动分工理论就成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石。由于斯密本人更加注重“道德情感论”，阿玛提亚·森（1998年的诺贝尔纪念奖得主）认为斯密之后的学者忽视经济的伦理因素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伦理分裂和理论上的贫困。国内学者钟永圣认为应该把斯密的《道德情感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时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开创之作，这样才是完整的斯密经济学，才能把“他利”和“自利”圆融地结合起来，使西方经济学的贫困得以弥补（钟永圣：《关于财政的本质》，《财政研究》2009年7月号，第7页）。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雄冠世界。在世界各地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为了亲历和研究最典型、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变迁，马克思由德国迁往英国，在大英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英国经济的研究资料，最后完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论》手稿，构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理论。与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需要经过众多学者的丰富和完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建仅仅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完成的。

中国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实践，为经济学者研究、发展和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历史机遇。近水楼台的中国经济学者如果能够把已有的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进行创造性地转化，最有可能对经济学作出原创性贡献。其实，30年来的实践表明，在中国领导层和社会现实层面，经济理念已经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只是滞后的中国经济学术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者意识到后还没有拿出合乎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

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总结和出现，给因为经济危机而显得茫然无对的经济学界打开了另一条思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眼界局限于时代所提供的现实机会，常常忘记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运用过人类最根本、最彻底的经济学理念。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在将要形成“中国模式”的经济理论总结的时候，如果忽略了“学究天人之际”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存在，很难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以后，奉亚当·斯密为鼻祖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高等财经学府中的有关“计划经济”的专业几近消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被贴上“过时”的标签，或者因为其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而被西方经济学者抓住把柄。攻击其“统治性”远胜过“科学性”，留学欧美的西方经济学博士们在国内获得了压倒性的经济学话语权，几乎全民都被西方经济学理念“洗脑”，人都是在局限条件下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成为尽人皆知的“经济学常识”，也成了市场经济中见利忘义的挡箭牌，市场的经济资源配置功能被奉为金科玉律推向神坛，鼓吹竞争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等观点，不一而足，充斥媒体荧屏。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随后欧债危机泥足深陷，一筹莫展，解说无由的西方经济学家才稍稍回头反省自身理论体系的缺陷，苦苦寻求补救的方案。

世界经济史已经表明，无论是市场失灵寻求政府拯救，还是政府经济计划的僵硬寻求市场经济活力，都是半斤八两的水准，如果不能有一个摆脱这种左右摇摆、五十步笑百步的经济理念，就难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经济危机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关键在于领导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时候遵守了邓小平同志独立自主的主张，对经济理念的把握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就在这百年一遇的历史时刻，新近出版的著作表明，中国本土经济学已经涅槃重生了（钟永圣：《中国经典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学关于自然、人生和财富的本质及其关系的贯通式总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现代表达，或许更适合中国经济实践。这一新的理论构建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两个方面论证表明：经济学是人通过完善道德行为达到幸福的学问，“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制度上无论如何完善，技术上无论如何先进，如果市场中的人不遵守诚信，不遵守天道伦理，不遵守五伦八德，就不可能有持续、稳定、和谐的经济发展结果。而中国人的经济理念是自利利他的；市场的动力不是竞争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政府和市场同样是自然秩序的产物；政府要履行伦理自觉的责任，恪守“治道之要，贵在不扰”；市场要保持自己的伦理自由，通过自律达到自由。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可供借鉴的理论成果，有三个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和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忽弃哪一个体系，其经济理念都很难服众，其经济理论都很难不受诟病，只有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才能有一个适合当代国情的经济理念及其体系。

五、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本文结论如下：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拥有“中国模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理论总结会有差异。不同的阶级立场、利益目标、知识结构和现实条件，会产生不同的版本。

2.中国的经济实践已经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作出了时展，和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接受后来杰出研究者的时代贡献甚至是相反的论证，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3.当代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是已经创造性转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她对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分配关系、经济理念等的解释，都已经具有“中国模式”的特点。

4.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土壤，也是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借鉴。

5.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总结和出版，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提供了第三种视角，为彼此的反省和完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镜鉴。

大国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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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论文篇7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和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

[1]Compton， Robert W.， Jr. 2000.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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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出版社，2002。

[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日]竹内宏：《活的经济学——走遍世界谈经济》，熊辉，张丽曼译，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9][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日]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卞立强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

[13][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

[14][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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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罗荣渠：《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大国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主权，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

(16)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如果说私营经济理论属于研究的“核心”或“中心”的话，那么，在它的周围必定有一个提供足够“生态”支持的理论所形成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环境被我们称为理论环境(此处借鉴了私营经济研究专家潘石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大国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中国；展望

【作者】赵巧艳，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级博士生。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高潮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四）研究学科的整合

大国经济论文篇10

近30年来，国内出版业发展迅速，2007年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出版图书十三万余种，码洋6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术著作的出版；社会评价更多是用定性方法研究出版社的学术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对出版社的学术评价研究正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变为定量分析。苏新宁等基于CSSCI的引文数据对高校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雷二庆基于期刊引文计量分析对中文科技图书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估，进而分析各专业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孙宇、武士华应用h指数评价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方法简单，但效果良好。本文采用引文分析法，以CSSCI(2000-2007)的引文频次作为原始数据，统计图书的被引情况，进而得到所属出版社的被引频次，从中选取被引频次前100名的国内出版社进行分析，最终对国内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价，并为学者出版及选择经济学研究资料提供参考。 

 

1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基于CSSCI的引用数据，对2000-2007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和分布特征，从而选取被引频次排位前100的我国大陆出版社进行详细介绍，同时列出被引较多的18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31家国外出版社。 

在统计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数据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存在中英文两种著录格式，同一国内出版社有多个中文著录名称，同一国外出版社存在多个出版地点。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对部分出版社的图书被引数据进行数据合并，一是将具有不同外文名称和中文翻译的同一出版社合并，例如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二是将具有不同出版社的同一出版社进行合并，例如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和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三是根据出版社更名和合并的情况，对更名和合并的出版社数据进行合并，例如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数据进行合并；四是对一些出版机构不做合并，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视做三个不同的出版单位。 

经过数据处理，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定为国内外的4430家，总被引频次296334次。 

 

2　经济学论文被引出版社概况 

 

被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涉及4430家出版机构，其中内地(特指中国大陆地区)1786家，占40.32％，排位第二，但是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56480次和143.61次，都大大超过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位居第一；国外出版社在出版社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一共有2467家，占总数55.68％，大大超过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其被引总数和平均被引频次为38908次和15.77次，这两项指标均排位第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排位第三，分别为177次、946次和5.34次。 

 

从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国内出版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包括国外学者著作的译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国内经济的研究占据我国经济研究的主流地位；二是由于国内学者对中国港澳台地区图书的获取渠道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都只排位第三；三是我国经济学学者越来越注重对国外经济学成果的学习，尤其注重对英文文献的获取，所以国外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 

 

3　国内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被引图书的1786家国内出版机构中，被引频次超过100次(包含100次)的有209家，我们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从中选取排位前100的国内出版社，如表2所示。 

 

为了便于讨论国内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笔者从两个方面对国内出版社进行分类。按照出版社的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为综合类、财经类、高校类、人民类、其他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技类、教育类、法制类、翻译类、古籍类等出版社的入选数量较少，所以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按照出版社的所属地区划分，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分类过程中遇到分类的标准问题，部分出版社存在多类别属性的状况，例如高校类出版社。要想清晰地从各个角度把握不同类别性质的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这样的分类也是必需的。由于国内出版社均由国家统一管理，出版范围相对固定，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放开，但总体上说，知名出版社主要专业范围变化不大。由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所属的人民出版社，因此，我们专门设立人民类进行讨论。 

 

3.1　专业属性分类 

入选的100家国内出版社，按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我们从表3可以看出，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最大，该类出版社入选数量和总被引频次都排位第一，财经类出版社由于其专业特性，对经济学研究也产生特殊影响，其平均被引频次排位第一，高校类出版社和人民类出版社的数量和被引频次都超过15％，说明这两类出版社在经济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1.1　综合类出版社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中，有27家综合类出版社，被引频次66537次，在所有类别中排位第一，其平均被引频次2464.33次，仅次于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二，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被引频次在3000次以上的有7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3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500次以下的有6家。下文具体介绍被引频次较多的几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被引频次14387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一，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二，是国内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该社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经济学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改造传统农业》《城市地理学》《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高级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工业区位论》《经济解释》《产业聚集论》等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大量引用，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上海三联书店被经济学论文引用9602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五。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演化经济学》《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集体活动的逻辑》《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产权的经济分析》等图书受到经济学领域学者的较多引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被经济学论文引用6130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三，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九。学者们较多引用该出版社出版的《新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等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5918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四。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正义论》《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治理机制》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中华书局被引频次4267次，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之一，出版物百科兼收，古今俱备，享誉海内外，特别以出版经典史籍闻名。该社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宋史》《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明史》《旧唐书》在经济学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产权、政府与信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乡土中国》《信息、信任与法律》在经济学论文中被引较多。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学》《竞争战略》《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等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3.1.2　财经类出版社 

入选百家出版社的财经类出版社有15家，虽然在各类别出版社中排位第四，但是其平均被引频次为3323.93次，排位第一，足见财经类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5000次的有4家，分别是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5000次的有4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的有5家，被引频次500以下的有两家。以下对被引频次较多的出版社进行介绍。 

经济科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创建于1983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类出版社之一，其被引频次12294次，是被引频次最多的财经类出版社，排在百家出版社第三位。该社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计量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学》《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契约经济学》《公共财政纲论》《产业经济学与组织》《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发展的型式(1950-1970)》等图书争相被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学习和借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被引9460次，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该社以统计出版社的准确、翔实、全面、及时、权威而著名。经济学领域较多引用该社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多元统计分析》均为该社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被引频次8511次，在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三，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七。经济学学者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理念转变、政策分析和相关安排》《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金融出版社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中国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该社出版的金融类图书在经济学领域被多次引用，尤其是《中国金融年鉴》和《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两本图书引用频率较高，在经济学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 

3.1.3　高校类出版社 

高校类有2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被引频次41419，平均被引频次1972.33次，分别排位第三和第四。从被引频次来看，超过5000次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两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更是以11279次被引遥遥领先其他高校类出版社，而被引频次不到2000次的出版社15家，这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高校类出版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同时也反映出高校类出版社发展的不均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该社被引频次11279次，远远高于其他高校出版社，并是四家被引超过万次的出版社之一。该社出版了大量经济学著作，例如《货币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以自由看待发展》《财政学》《计量经济学》。这些图书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影响，被引频次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