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05:45:46

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范文篇1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只是沧海一粟,但在世界兴衰史上,人类是创造奇迹的英雄。每个国家都会有强盛和衰败,人类在不断摸索着治国安邦的方法。历经沧桑,艰难险阻。

目前,央视二台正在播放的大型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关注。大家都认为这是今年央视最有震撼力的电视片。

说电视片,概念较大,应该仅仅是纪录片。说最有震撼力,我觉得差强人意。为什么?我们只要走出国门,领略一下世界经济强国的综合国力、综合社会的软实力、强有力的保障私人资本和利益不受侵犯的完善的法律框架、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潮流和意识流、信仰的多样性及其被保护和极近完美地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在政治上的相对更加开明、在国家使用公务员队伍上的更加科学和严谨、在教育和体育事业方面的发达程度、在鼓励人人创业并义无反顾地承认创业成功人士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等等方面,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发展活力,仅仅是令人刮目相看-----主要是针对以前的不开放和不改革而言,绝对谈不上什么最有震撼力!

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片所说的“世界性大国”,不是人口和面积意义上的大国,而是在历史“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之后出现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拥有众多人口和悠久历史的中国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我们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以什么样的胸怀和态度来看待曾经在近现代历史上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的发展,是不能着急的,必须有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大国”和“弱国”相伴随的复杂体。因为我们中国在行政管理水平、文化传播的现代化和全球辐射力度、宗教信仰的发扬光大、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人人努力就能成功并机会均等的良好社会氛围的确保、全社会特殊服务领域的开放和公平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执法效果的保障、人才的培养和全民文化素质的历史性提高、全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优势的发挥、当今世界顶尖科技研发和生产应用领域的水平、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准的高质量和文明举止的高水准体现、全国民人均拥有自己才富的保值和升值的环境风险评估、中国对世界在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威力的释放,等等等等,都不能说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仅仅说是有潜力的发展速度极快的国家。

我们该如何认识中国?我们该如何看待世界?一部十二集的电视也许不可能给出答案,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我觉得,央视2套播出的这12集纪录片,仅仅是浅尝辄止地表露一下,绝对没有往深里面去展开刨析和评说。因此,我觉得深入剖析,还谈不上,才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没够火候。当然益处还是有的!

“思想的解放是先导”,这是电视对我的启迪之一。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教在英国确立了统治地位,它解放了人们被禁锢的僵化思想。诞生了一批伟大的科学家,瓦特、牛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英国可以为出身地微的牛顿举行国葬,皇室成员、亲王亲自为他抬棺。这在其它当时等级森严的欧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中国。

当时经济的飞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新技术,为什么唯独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正是英国相对而言比较开放、自由的宗教环境,为优秀科学家的诞生提供了宽松的空间。这些标新立异的科学工作者才没有被当成异教徒烧死。“如果瓦特研究万能蒸气机的实验被当狂热的宗教界成挑战上帝的举动;如果珈里略的悲剧降落在瓦特身上,英国还有工业革命吗?”这样的反问是低水平的!正因为英国已经是在当时对宗教和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所以也就绝对不会出现所谓的悲剧能否降临到瓦特身上的疑问了。大家不要忘了,英国的思想开放和对宗教的解放,经历了多么残酷和黑暗的争斗,持续时间过百年,那时的全欧洲一片黑暗!那样的历史代价的付出才换来了后来的英国工业文明和变革的历史机遇的。而且,这种思想的解放和对宗教的解禁,绝对是积累了一定程度的自下而上的抗争后,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地解决,然后就是欧洲皇室的一片哗然,再然后就是逐渐地接受,封建皇权的逐渐被消弱,君主立宪制的出现等等。

“改革体制是关键”,这是电视对我的启迪之二。应该说,思想解放是关键,体制改革是重点!

有人会说“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大炮打开了日本封闭的国门,这和中国的情况何其相似?”不能类比!当时所谓日本的封闭,也绝对比当时的中国要开明。因为我们知道,深深地让日本人震撼的技术威力,不是来自美国的坚船利炮,而是欧洲的葡萄牙等殖民列强。美国同日本的大炮对仗,仅仅是如同历史上西班牙和英国的海战一样!我们不要忘了,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何止是在100年前,早在明代以前就有了。日本真正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是在1965年前后,没有美国的输血和二战后全力的支持,包括保留靖国神社,保留日本的权贵利益,哪有后来的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百年的明治维新的历史作用,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介入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荡涤无存了!二战后的日本同1949年的中国别无二置。就是在思想观念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在1919年就实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效果,特别是在1921年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俄罗斯的改革和日本类似,沙皇亲自到欧洲留学。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目的,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后,为自己的工业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劳力和兵员。让自己成为欧洲事物的最后仲裁者。”彼得大帝的伟大作用和历史地位,还是属于封建社会的历史作用,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的灵光四射!在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彼得大帝留给俄罗斯的威严和实力已经荡涤无存,俄罗斯落寞成欧洲最贫弱的国家。

“改革体制不能一蹴而就”,这是电视对我的启迪之三。

大国崛起范文篇2

二、美国崛起带来的启示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大国崛起范文篇3

用电视画面展现曾经的大国兴衰,显然没有浩瀚的历史典籍来得深刻。但是,电视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转变形象地将历史上曾经的辉煌、荣誉、血战前行和繁华散尽形象地在大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将历史反思从精英的书斋挪移到草根大众思考的有益尝试。央视将9个大国的500年兴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浓缩,绝非大众娱乐的电视剧快餐,而是品读历史的镜鉴和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索。

在过去的500年间,中国所谓的盛世已经持续至清康乾时代,期间还包括明初郑和浩大船队的远洋。但这只不过是古老的“中华龙”惯性繁华的回光返照。而从14世纪开始的300年间,欧洲文兴复兴击碎了中世纪宗教的神学桎梏,将人们从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解放出来,在精神方面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500年开始,欧洲的强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引领了欧洲作为全球翘楚的新时代。

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海洋冒险成就的海洋霸权,抑或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创立的商业帝国,还是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推动自由贸易成就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以及法德两国的随后兴起。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要件。至于继承欧洲文化谱系的美国在另一块大陆的崛起,日本和俄罗斯的后发制人,除了自觉的赶超意识,也经历了制度转型的阵痛。当然,这9大强国的辉煌中也都沾染了穷兵黩武的战争残酷和侵略他国乃至灭绝异质文化的原罪。但不管如何,自1500年以来的500多年间,这些强国或有兴衰,但他们的一个或多个在21世纪依然占有全球主导地位。即,西方社会主导全球的大趋势并没有逆转。

对中国而言,读懂这9个大国的兴衰起伏,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9个大国在过去的150年间和中国都发生过直面接触,对中国而言更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但沉浸在历史的伤痛和仇恨中是没有意义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嘲弄和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更是无谓的。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首当其冲地要融入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等等,这些既是中国从既往强国的兴盛中总结的经验,也是从某些强国的灭亡中汲取的教训。

半个世纪前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对新中国如何摆脱历代王朝“兴勃亡忽”的质疑时,给出的药方是“人民民主”。今天,这句话对中国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和重新崛起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综合实力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标准时,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同作为软实力的政治文明和文化影响力一个都不能少。美国的强国之路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而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也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大国崛起范文篇4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什么?是思想?是科技?还是创新?在《大国的崛起》系列

片中,告知了我们部份接近客观真理的答案。然而隐藏在这些背后的又是什么呢

?它们的共性又在哪呢?

昔日,当原始先民学会应用石器的时候,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的能力开始增

加。当人类有了更多的食物与更高效的取食手段之时,族群开始发展并壮大起来

。而当第一堆火从人类手中升起之时,人类借助它的力量强壮了自己,生命因此

而被延长。当先祖伏牺氏受天地之启迪而始作八卦之时,人类社会第一次开始出

现了秩序,从此,人类完全同野兽群中脱离出来,迈开了自己文明的步伐。秩序

,这一将物与物联系成有机体系的纽带,当它首次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之时,为大

规模的群体劳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做用。伏牺氏所在的群落,在借助它的帮助下

,生产效率得到有有效的提升,族群因此而发展起来,最终成为当时各部落的佼

佼者。随道时间的流逝,神农氏时间周期性规律的发现,为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

影响,在此作用下,远方的人们纷纷附而归之,终于使他成为了一方之主。当人

类开始步入了农业时代之后,各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人类社会中有了进一步需

求,而轩辕氏满足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时期人们的需求,他的强胜也就不言而喻

了。

大国的崛起真正的秘密在于什么?它真正的动力源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社

会发展了,人们的视野与行动范围更加广大了,这也就必然要求人类以更高效的

手段去维护与保障由于人类视野及行动范围扩大而带来的生存问题。这就好比如

,当人们在以地理大发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启之时,人类依靠旧时代的生产方

式满足不了由于扩大了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这时,工业革命正好满足了时代的

需求,因此,它很快也就传便开来。然而这时假若没有先期有效的社会秩序为保

障,相信工业革命不会率先在英国展开。一个能发展的社会,其必然性的要求在

于其社会内部的统一与协调,也就是说假若一个社会在向外发展,如若其体系无法保障“物”在社会中有效的流通的话,它的发展必然不是迟缓就是萎缩。这正如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发展一样,在它们相继完成了地理大发展而强胜一时之时,由于国内没有采用更高效的手段去满足社会发展了的需求,而是沉迷于了物欲的享受与追求,最终被英国所取代。因为所谓的科技与创新,其实质其实就在于利用更高效的手段促进社会“物”的流通,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至在因在社会的扩展中而窒息。

或许细心的人都会发现,近代西方列强的强大与古代中国的兴起都尊循着同一规律,而这一规律是什么呢?从西方社会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先是在有一个合乎时宜的秩序体制下发展起来,然后产生了生产力的革命,而在生产力革命的促使之下,社会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空,而扩展了的社会又反过来要求社会秩序近一步发展,而社会秩序近一步发展,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生产力革命。这正如伏牺氏画八卦而定社会秩序(人),而神农氏发现规律而改革农业(天),轩辕氏扩展地域(地),这一“人”——“天”——“地”——“人”发展的经典循环。所谓社会“物”的通,指的是社会中所有流通中的“物”为保证社会发展需要而高效远转,勿受阻塞。在这里,我想起了先前大学的一位同学,在我们的一次聊天中,他自豪的向说道:我们那边的人的习性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其言下之意是他们那里的人凡是有机会都事先想到自己人,即使有空缺,也要先给自己人预留出空缺而不让外来占去。再听完他所说之后,我心里暗暗的说,这三年工业工程专业课程,你算是白学了。是啊,“通”其实所指的就是解除障碍,提高效率。

要做物的通畅,就必须先保证行政的高效,要让行政能高效,就必须有有效的秩序为其维护。因此,所谓秩序,无论是“礼”,还是“法”,都必需为能高效的“通”而服务,而不是成为“物”的阻碍。

大国崛起范文篇5

论文提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金融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之关键词,金融领域的竞争正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核心内容。纵观近代以来大国崛起,金融的支持无不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建设良好的金融架构往往是提升一国经济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战略。本文力图介绍美国在国家崛起时金融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对大国崛起的金融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一、引言

美国在短短的二百年里不论在经济还是在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与逐渐成熟。如今,作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强劲影响力日益彰显,本世纪前50年,是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讨美国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并分析我国在崛起中将会遇到的金融问题。

二、美国崛起带来的启示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公务员之家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大国崛起范文篇6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2、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我们可以判断,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将是今后十几年中国金融工作需要完成的战略任务,它们也将是中国政府建立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努力方向。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必将在促进中国崛起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国家的崛起,也必将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做支撑。那么对投资人来说,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将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老百姓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在将来的投资领域会有更多元的投资风格出现。

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将会面临较大的转变。我们认为,它将转变为在楼市、股市、银行、汇市、债券市场、利率市场、期货市场上寻找新的平衡点的问题。多层次的市场,多元化的风格,哪一方面的市场失衡,都有可能带来整个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因此,这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金融问题的根本,谁抓住了这个根本,谁“号准了脉”,谁就可以洞察中国金融问题的走向。

大国崛起范文篇7

【序】

1945年1月,苏联红军从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下解放了波兰首都华沙。人们陆陆续续开始回家。老城广场,已是一片碎石。陆续回家的人们来到这里,喂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鸽子

战争就要结束,人们相信和平已经来临。

半个月后,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议战后事宜。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

然而,这幅政治版图不久便被画上了新的标记。一年后,丘吉尔说了这样一句名言:“一道铁幕已在整个欧洲大陆降下。”和平鸽无法穿越这道铁幕,世界被划分为东方和西方。

六十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再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俄罗斯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与六十年前三个大国在雅尔塔秘密安排世界秩序不同,这一次,莫斯科请来了六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但真正唱主角的,却是乘坐六十年前苏联军用卡车前来的2600名二战老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有数千万公民失去了生命。

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各国首脑和历经沧桑的老兵,一同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一刻,历史离我们不再遥远,也不再是记忆的负担。

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

忽视过去的国家,面对世界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有迷失方向的风险。

走过六十年,回首五百年,一路巡看交相兴替的大国演变,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第十二集大道行思

大国之谜

1492年10月12日,这一天,大西洋强劲的信风将哥伦布的船队送上了梦寐以求的新大陆,也就此吹开了隔绝各个大陆的无形屏障。从这一天起,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正是他们,用激情划破了海面幽蓝的平静,满载着贸易货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财富的雄心鼓荡下,启动了大国的旅程。

从此,大国、强国的兴衰,将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相互的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所有剧情的走向。世界性大国出现了。那些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最先把机会抢到手里。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地形成了民族国家,这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它是非常分散的。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是分裂的。可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力量的支持下国家就可以发展,而且很快就会变得强大。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

就像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力量,而别的国家没有。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些手指。

当海洋注定要成为孕育大国的摇篮时,历史首先记住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

是恩里克王子以国家名义来支持航海家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使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再是个人的孤立冒险,而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

当怀揣着航海计划的哥伦布同西班牙王室讨价还价时,伊莎贝尔女王在谈判中接受了这个普通百姓的利益要求。为了资助哥伦布的远航,女王甚至卖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珠宝。但是,她由此赢回了更加辉煌的王冠,那是世界霸主的桂冠。

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幕,就这样从海洋上拉开了。但是,民族国家和海洋优势,是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为什么恰恰是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呢?人们能揭开沉淀已久的大国之谜吗?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

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

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皮埃尔·罗桑瓦隆:

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

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

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吧,对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国家能崛起吗?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缚住了,能创新吗?创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这里出现了。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约瑟夫·亚宁:

我们可以说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国民教育水平很好,这非常重要。

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玛丽安娜·巴斯蒂:

一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产生这种文化的强盛经济。

大国之谜,当然还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体制创新。17世纪时,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比纽约的证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还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并发明了我们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

继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并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的时候,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

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欧洲移民到了美国以后,等于是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在《宪法》下面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制体系,通过这个权力制衡,相对来说呢,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国之谜之所以难解,还在于各国的发展模式,从来都无法简单地复制和模仿,而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他们成为大国的谜底又在哪里呢?

1697年,一批俄国青年来到了荷兰赞丹镇的一家造船厂做学徒,学徒中最出色的是一个身高两米,自称彼得·米哈伊洛夫的人,师傅和工友们都推荐他为“优秀工匠”。这个人就是俄国沙皇彼得。彼得大帝的这番举动,拉开了俄罗斯强国的序幕。这位雄心勃勃的沙皇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他要缩短的不仅是与欧洲的空间距离,还有国家实力的差距。

打开视野,向发达国家学习,无疑是后发国家走上强盛之路的开端。学习的目的是赶超。在历史上,像俄罗斯一样实施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还有德国和日本。他们构建的社会体制,他们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

由国家来推动经济建设,像德国、日本、苏联,还有其它一些20世纪的国家那样,可以说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这些国家大都是刚刚经历了国家重建,相对于社会力量,国家的力量比较强大。

国际历史学会会长于尔根·科卡:

德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动力来自于社会。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入流的过程。所以后发国家要起来,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后。那么这个入流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国家来主导。

成为大国的原因,或许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大国之谜,无疑是一个多解的答案。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

但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

今天,当我们环视世界,不难发现:二战结束六十年了,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

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时候,这些国家已率先走过这段历程。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

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弗拉迪米尔·马乌:

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须要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必须有一个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

一个国家的崛起,就是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是实现现代化,近五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大国。

大国之惑

大国崛起以后,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1494年,在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的时候,当时的两个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用一纸契约,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一分两半。从那以后,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总是殖民地的扩张、划分和掠夺。

这个世界有时像黑白照片那样对比鲜明: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丰富的资源,但那里的人们却过着贫困的生活。早期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夺是惊人的。虽然,大国也给殖民地带去了一些现代文明,但当地人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经济资源,也失去了国家的政治尊严,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平等。

大国称霸的故事虽然丰富多彩,却从来都缺少美好和顺利的故事线索。因为它造成的麻烦总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它固然拥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荣耀,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持和扩大利益的烦恼。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

怎么维持一个大国的过程,这是相当艰苦的,那么怎么维持这个大国,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

第一强国对其他国家说:这不仅是我们的利益,也是你们的利益。不摇晃梯子,不掀翻桌子,只要维持现状就好。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所有的大国都试图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所以它们总是为世界秩序出谋划策。实际上,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想要打破这种秩序,因为他们试图取代以前的大国。

于是,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成为历史上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的必由之路。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新兴大国直接打败霸权国的先例。德国的兴衰,就是历史留给所有大国的一个深刻思考。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欧洲列强在几个世纪中以各种方式阻止德意志统一,令这片欧洲中部的土地饱受分裂的屈辱。1871年,奋发图强半个多世纪的德国终于统一。当这个新兴的大国遵循欧洲大国均势原则的时候,它在和平的环境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当它试图为自己争取阳光下的地盘而发动战车后,则一败涂地。

历史的教训是: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历史的教训还在于: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西班牙试过,但是失败了;法国试过,拿破仑试图创立世界帝国,也失败了。德国试过,特别是希特勒试过了,却输给了美国。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奥古斯特·温克勒:

或许这也是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该再试图建立殖民统治。

学者们喜欢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1970年的一天,德国人开始考问世界了。

这是人们已经熟悉的镜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向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谢罪。世界舆论评价说,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的双腿,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在这一跪一站之间,人们走到了真理的门槛前,开始做出新的选择。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

认清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重要的。我想,只要做这样的改变,我们就在做出正确的调整来适应旧帝国的消失。你可以完全不对旧帝国加以赞扬。

20世纪见证了英帝国全球霸权的衰落,日不落帝国的昔日风光已经不再。但是,英国作为大国的历史并没有落幕,今天,人们依然能看到它在世界舞台上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演出。

五百年争霸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无论是曾经的帝国,还是今天渴望强大的新兴力量,都必须更加理智地在21世纪寻找新的大国之路。

大国之路

1955年,一位名叫盛田昭夫的日本商人来到美国拓展市场。美国一家大公司决定向他订购10万台小型收音机,条件是必须换上美国公司的商标出售。10万台的订单对于刚刚起步的商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但盛田昭夫却坚持使用自己的商标,放弃了这宗生意。因为他看重的不是一笔买卖,而是公司的品牌。盛田昭夫所坚持的品牌就是今天的“索尼”。

没有人知道,如果不是盛田昭夫的坚持,索尼的命运会怎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在战后崛起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正是靠了一批像索尼这样的跨国公司。

如果说,六十年前的大国多以军事力量作为崛起的杠杆,那么,今天则是以综合国力作为崛起的标志。

如果说,六十年前的霸权国家想要的是帝国,那么,今天的大国所要的则是市场。

而占领市场的秘诀就是拥有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那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约瑟夫·亚宁:

从长远来看,一个只能够提供廉价产品的国家不能成为强国。只有这个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够自主研发新产品,也就是说,它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只有这样,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认为美国要衰落了。他们看到美国钢铁工业和重工业的衰落,说美国要完蛋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的激烈竞争。所以美国实质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1945年9月6日,在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了“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

五个月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台重达30吨、占地160平方米的计算机,实际功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些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却象征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美国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这是美国在20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今天,它在科研和开发上的投入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其他最富裕的西方七国的总和。

使美国保持创新活力的,还有它的四千多所大学和70%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凡不曾培养出真正受到良好教育公民的国家不能称其为泱泱大国”,美国所拥有的全世界最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使它获得了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而当今的世界,经过二战后六十年的发展,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简而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一百年前更相互牵连、相互依赖的世界。

马来西亚前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为通讯和交通越来越方便。没有国家可以孤立存在。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

在一个紧密相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中,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差别不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这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的传播,非典,艾滋病,或跨国恐怖主义。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我们应当了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考虑到其他人的存在。

这样的舞台,使各国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海洋中的孤岛。

发生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的例证。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损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使有的国家在一夜之间经济倒退十年,同时也波及了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最后,连被人们视为罪魁祸首的美国索罗斯基金也不能置身事外,它很快由赢家变成了输家,一度损失了20多亿美元。

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世界舞台的规则就是这样的奇妙。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闪耀着另外一个智慧的选择——这就是区域一体化的合作。这种选择,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政治、安全和战略因素的考量。

马来西亚前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我们发现很多国家聚在一起,建立地区组织,一旦一个地区组织建立,别的地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必须建立自己的地区组织。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地区化与全球化一样,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程,因为它给相对较弱的国家提供了在地区组织范围内弥补全球化带来的不足。

战后欧洲的合作与发展,是一个让人心动的选项。合作是从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中西部面积最大的国家开始的。这是两个宿怨深厚的邻居,在二战以前的1100多年中,他们一共打了200多场战争,平均5年就开战一次。

为防止德国进攻,法国从1930年开始修建马奇诺防线,边境上的这座炮楼距离德国只有10公里。历史给这两个持续对抗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也启迪了它们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治智慧。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奥古斯特·温克勒:

1945年之后,德法两国都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对抗,不仅仅削弱了自己,而且还削弱了欧洲。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两国就逐步开始和解了,70到80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二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成功化解了两个国家几百年来的仇恨,共同开启了欧洲历史崭新的一页。

由法国和德国作为发动机带动起来的“欧盟”组织,由于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组建了共同的议会乃至军事力量,一个超强的地区联合体便横空出世了。

人们意识到,“欧盟式”的和平发展,为新兴力量的大国之路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约瑟夫·亚宁:

欧盟现在试图通过走与以往传统的强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即把多个国家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世界政治将会认识到这种互相依赖的模式。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也许通过学习过去一个世纪里得出的经验,欧洲正在共识、默许和接受的基础上,率先创立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我认为从长远的方向来看,有可能世界也会这样组织起来。

大国之思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当全球市场把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开始增强,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的国家开始做出理性的判断:无论是崛起为大国还是维持大国地位,已不可能再走那种依靠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来争夺霸权的老路。如果沿用传统大国的思维方式来构造今天的世界,如果以不切实际的征服幻想来鲁莽从事,都将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主题。沿着这条新路,人们开始表达新的愿望,寻求新的答案:当今世界,究竟什么样的国家,才称得上是大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国?

法国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

一个国家的体制应该适合那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英国人的民主和法国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弗拉迪米尔·马乌:

强国还应该是那些能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的国家。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

我们只可以解释部分的原因,但是不能完全做到。最终可能是文化。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形容的,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式,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地上爬,然后是站起来走。到近代的五百年,就好像是在跑。而这最后的一百年,无疑是在飞。

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里,大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我们共存的这个世界,大国担负着怎样的责任?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

那意味着承担领导责任,在气候不稳定时要稳定气候。那意味着,处理贫困问题。

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

要乐于和其它国家分享其决策,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来执行。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一个具有伟大文化传统和智慧的文明大国的崛起,对我们全球是有好处的。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我认为一个大国必须具备两方面,就是物质的和精神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一个理想的世界大国应该在更广的角度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将其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

或许,关于理想的大国,永远不会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答案。

可以说这些是人们的愿望,却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实际。

也可以说这是人们的思考,却已越来越接近真理。正是这些思考,成为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成就。这些成就发出的光芒,无疑将照亮新老大国未来的行程!

五百年前,因为海洋,人类搭建起真正的世界舞台,大小强弱的国家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了自己的角色。

五百年后,因为天空,人类进一步拓展了这个舞台的空间。当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同步知晓天下事的时候,世界变小了。

世界也变大了。1961年,一个叫加加林的苏联人离开了地球,第一次在太空中飘荡行走。一个月以后,美国的阿连·小谢泼德也上了太空。他在太空飞行时不断说的一句话是:地球外面的世界真美好。

大国崛起范文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平崛起大国关系

依据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剧烈变革,战争则一直是其变革的主要机制。[1]所以,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快总会引起世界的疑虑与不安。虽然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她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根本区别是中国走的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本国国情和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和平崛起道路。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平崛起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战略,因此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而和平崛起道路则是中国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和平崛起提供精神保证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一种正确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对内要保证发展的方向性,对外要保证发展手段选择的正确性。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考察战前日本国家发展时指出,军国主义把日本变得强大的时候,也把它引向了失败,进而总结出:一个宏大目标如果没有正确的精神和合理的价值,那么这个目标带来的不一定是希望和憧憬,也不一定是光明和幸福。[2]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如“陆权论”、“海权论”、“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为其侵略行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理念基础之上,是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延伸和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以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最高理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3]其内容包含两方面:对内实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对外追求“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这在外交思想上则表现为追求公正、正义、和睦相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特征和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和平崛起正是构筑在国内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内的科学发展理论为指导,就不会有对外的和平崛起。回顾德国、日本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德国以“复仇”情绪作为国家崛起的精神动力,而日本则以“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崛起理念,最终导致战争和自己的失败。与之相比较,其区别在于德日缺乏正确的发展理论,而我们则重视构建一个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

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的发展方式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和平崛起提供物质保证

大国的崛起必须有充裕的物质保证,所以它应首先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经济的发展方能为其提供充裕的物质保证。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研究员认为,大国的崛起必须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全面提升综合国力。[4]因此,和平崛起首先要求的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经济增长、市场扩展和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能依靠科学的发展方式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德、日法西斯以战争为手段掠夺资源,扩展市场导致了崛起过程的中断,苏联由于发展缓慢而在崛起中失败,这些都是源于非科学的发展方式。这是我们必须借鉴的历史教训。

科学发展观主张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改变近代以来实现国家崛起的传统方式和手段。针对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短缺、能源匮乏问题,中国坚持以科技进步而非“战争扩张”的方式作为解决手段,正确处理各种国内、国际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现实性与长远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勇敢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充分把自己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国生产等和平方式从国际市场引进资源、能源,以科学的理念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全球资源流动加快,促进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走向市场化、开放化,从根本上避免历史上以战争为手段解决上述问题的现象。

三、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为和平崛起提供全方位保证

大国崛起不仅是政治、军事的崛起,也包括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面发展。任何一种不均衡的社会发展都将制约该国的崛起进程,甚至导致其中断。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只重视硬实力的增长而忽视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

国内制度弊端是国际冲突的根源,和平崛起必须是全面、协调发展,这既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也需要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和平崛起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的原则,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实现三个文明建设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全面推进。[5]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改革,推进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时,文化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大国崛起的重要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研究员认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大国崛起必须有文化上的保证”,[6]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如果不加强民族的文化建设、如果不相应地提高全民族素质,容易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每当遇到重大挫折时,极易把国家导向战争轨道,历史上,德日都是因为本国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而使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中断,走向法西斯专政。这种制度上的不足在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国家把战争作为实现国家崛起的唯一手段,进而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因此,必须注重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协调发展。指导经济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国家软实力建设。软实力建设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不仅以科技为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要求我们以科学的眼光立足发展,完善各项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民众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促进政治制度民主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调动人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形成良好舆论环境,建立有效的国内危机处理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从而避免极端民族思潮的泛滥引起的国家战略畸形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强调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既为和平崛起指明的方向,也为和平崛起提供软实力上的保证。

四、和平崛起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大国”不仅意味着能力,也意味着责任。因为任何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这就要求崛起中的大国不仅要妥善处理国内发展问题,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德国、日本、苏联都以挑战霸权的方式崛起,结果引发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使自己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中,导致了自身崛起进程的中断,其影响扩及全球,贯穿百年。中国已经及时地发现了自身庞大的经济规模及高速增长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自身经济增长方式与世界资源和能源需求压力的密切关系,因此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负责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也必将深刻影响世界,针对近年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地发展”而非战争地崛起;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也庄严地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这充分证明发展的中国也是负责的大国。因此,我国把和平崛起既作为发展目标,也作为发展方式,为此把科学发展观提到战略高度,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方式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不以扩张作为发展的手段,不以他国的牺牲作为发展的基础,并以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全面保证。因此,科学发展观就是和平的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国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自身发展模式的主观选择。我国的和平崛起首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这一良好的外部环,在自身发展模式上,我国摈弃了以往的战争崛起之路,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探索新型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崛起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科学发展观以其科学的理论、深刻的内涵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要求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关怀理念,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其次,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和谐发展”的核心目标,中国的发展将促进国内稳定,利于世界和平。第三,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可持续性”的特征,中国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身内敛式发展和与世界的同步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为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

[1][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3页

[2]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5页。

[3]冷溶:《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意义》,《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期。

[4]黄仁伟:《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世界史》(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11期。

大国崛起范文篇9

摘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金融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之关键词,金融领域的竞争正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核心内容。纵观近代以来大国崛起,金融的支持无不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建设良好的金融架构往往是提升一国经济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战略。本文力图介绍美国在国家崛起时金融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对大国崛起的金融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国崛起;金融问题;资本市场

一、引言

美国在短短的二百年里不论在经济还是在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与逐渐成熟。如今,作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强劲影响力日益彰显,本世纪前50年,是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讨美国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并分析我国在崛起中将会遇到的金融问题。

二、美国崛起带来的启示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大国崛起范文篇10

之所以确立这个选题角度,是建立在对以事物间的相关关系作为分析的着眼点更符合认识规律,以期透过美国崛起的近100年,即19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的这一时代下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国际法的创制、变动、遵守和违反等等现象,深化对美国崛起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辅助相关研究。理论上,建立在国际法定位和功能上对美国参与创制并利用,解释国际法及其原则的理解,有助于清楚认识到国际法为大国崛起提供合法性和施展政治影响的空间,而大国对国际法的利用同样要受到国际法的牵制,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无法作为当代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单方面避免国际义务或者滥用权利的理由和借口,如果国家这样做,那么就有失去合法性,甚至失去国际社会支持而被孤立的风险。因此“对于崛起大国而言,认真对待与合理应用国际法,不仅是一种低成本的明智选择,而且是保证其顺利崛起的必由之路。”[1]实践上,基于美国从主张建立国联的构想(十四点和平纲领)、战后主持建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并以此为平台输出本国的政治文明,主导战后国际秩序、推行单边主义、以人权旗号干涉主权等国际法实践的事实,中国也应当提出本国语境下的国际法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中国将继续做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因此,以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合理处理与现有强权的关系,提出新时代的国际法原则,是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创新国际法的实践,为建立和维护合理的、互利的新型国际秩序作出应有贡献所势在必行的。这正是研究美国崛起与国际法这一主体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崛起中的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

在这部分我将分两条线展开论述,一条写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另一条线写美国参与国际法的实践。通过两条线的论述分别得出这一时期美国参与国际法的理论特征和现实特征,并作出总结。(一)从理论上看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法参与。美国的国际法思想实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体现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早期的外交活动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多边外交的思想,只不过大多体现在区域性的活动或组织中,如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处理美洲国家之间关系的“门罗主义”[3];一战后,美国明显开始向国际主义外交思想转变,试图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表现为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4]。但是作为思想主导者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没有实现创建者所期待的作用。二战期间,美国在对国际联盟的失败加以反思的基础上,主导创建联合国来维护世界和与安全,“联合国”这一名称即是接受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5]在上述的阶段,美国的国际法理念从孤立主义转向国际主义,参与并主导建立为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的思想;二战后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控制联合国而直接为美国全球霸权服务,体现美国把国际法看做自己实现霸权的工具主义思想;第二个阶段是回到实用主义思想,对国际条约“有利的加入,不利的退出”。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把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概述为:美国基于国力消长,以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交替的态度对待国际法的策略与国际法的创设、执行从美国的国际法参与中吸取影响;同时国际法赋予美国崛起以合法性,也通过战后国际秩序的保障机制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双向互动关系。(二)美国参与国际法的实践。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分界,自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是第一个阶段。这是美国实力快速崛起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决定力量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主要是作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议者的形象出现;二战后期到冷战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法实践表现为以联合国为框架的国际法规则制定与执行。以时间为线索,第一阶段,即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美国主要进行了建立国际联盟为核心内容,试图以此掌握国际话语权,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如学者张蕾蕾所言,“国际联盟作为威尔逊试图主导国际秩序的载体自然是“十四点计划”的核心体现……构建美国领导的新的集体安全式的国际秩序”[6],这一阶段美国参与国际法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纲领和在这一纲领下试图建立的国际联盟。其中,最关键的是第14条,建立国际联盟。但这时期美国的国力远未到达可以主导国际秩序的地步,因此国联的失败是毫无意外的。直到二战结束,美国国际地位空前上升,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意图也愈发明确,但实践的效果有好有坏。二战爆发后不久,在美国的倡导下,《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包括大国一致、主权至上、民族自决原则等。例如在“集体安全”原则思想下,美国主导了联合国安理会机制的运行,主持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等审判;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试图建立“在联合国授权外擅自采取集体行动(多为军事行动)的国家联合体———意愿联盟”[7],这破坏了它自己倡导的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大大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是失败的国际法实践。正如学者所言“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具有的两面性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有时依据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主张对国际法不参加、不批准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有时又依据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主张对他国横加干涉。”[8]综上述观点和内容,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从理论引领出发,基于本国的实际国力和战略需要进行国际法实践,成为国际法变革的先导;国际法的变化发展反映了美国的影响,通过合法性赋予、国际权力与义务分担机制的创设回应了美国的国际法实践,二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是互动的,用互动关系概括美国崛起与国际法是恰如其分的。

三、对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

在这个部分,我主要从“互动关系”模式和其他认识之间的异同出发,比较对这一问题的几种不同认识,并提出我的观点:美国与国际法的关系是互动的,但有别于单纯基于权力政治和秩序构建的互动观。就这一关系,学界有不同主张。彭何利认为,“我们并不是完全生活在赤裸裸权力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生活在完全受国际法规范调整下有序的生活当中,而是生活在权力、国际法、语言、等诸多因素交织影响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9],即他主张探讨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要把权力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纳入进来,这是一种基于权力流变而发展变化的关系;何志鹏提出,“美国等大国在其崛起的进程中都曾借助于国际法;而且其崛起的质量和水平与对国际法的认知和利用息息相关。……有助于国家确立和强化其合法性,减轻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阻力,拓展其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度。”[10]而本文的“互动关系”理论脱胎于彭何利教授的《论大国兴衰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以美国的历史经验为例》,他这样阐述,“纵观美国的大国成长史,其中既有对国际法的有效利用,也有对国际法的扭曲与践踏。……认清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相互依赖的现实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超越权力政治,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本文正是试图为做到超越权力政治,参与国际法律秩序构建提供参照。我认为,从这种互动模式所未能考察到的理念和合法性角度看,不论是在理想主义还是实用主义(或者说是工具主义)指导下,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关系也是互动的,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美国崛起中对国际法的影响的制度表现来源于它的政治理论和利益需要,这种影响表现在国际法上有合理性也有自相矛盾的,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承认或挑战。可以说,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影响了国际法的原则和理念,而国际法的原则与制度反映了美国的这种理念影响力,对美国的影响进行了反馈。综上所述,不论从国际权力转移的角度,还是从理论和合法性角度看,美国崛起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都应当是互动的,这样的“互动模式”是全面的,可以更全面,准确反映出美国崛起与国际法的联系。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