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国十篇

大国崛起中国篇1

关键词：大国崛起；斯密杨格定理；后发优势；制度

引言

自1500年世界真正开始步入了全球化的历程，从那时算起至今这500多年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进步最快的一段时期，同时也是一个个世界性的大国不断崛起的历史。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大国崛起是个历史现象，过去500年从未间断，一些国家崛起了，一些国家衰落了，它将如波浪一样贯穿世界发展过程”。[1]如果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算起，世界上已经诞生了很多大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等，但著名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迄今为止真正能称作主导全球的超级大国历史上只有三个，即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的确，无论哪个时代，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这些大国都是世界舞台中央的明星，主宰着世界历史的走向。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在历史上遥遥领先。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测算，中国的GDP总量曾遥遥领先世界诸国，最高时曾占据世界三分之一的份额之多[2]。然而，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力却急速下降，逐渐成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并且几乎遭遇到世界上所有大国的欺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彻底扭转这种落后局面，经济开始扶摇直上。很多著名学者、领导人都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必将再次崛起，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国。本文通过寻求历史经验，详述大国崛起的经济逻辑，希望能在理论上能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一点支持。

一、大国崛起的共同特征

我们以荷兰、英国、美国这三个历史上真正的超级大国为考察对象。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三个国家都共同拥有三大特征：

其一，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依次递增。荷兰十七世纪崛起时人口数量是百万级的，英国在十九世纪崛起时是千万级别的，美国在二十世纪崛起时是上亿级别的，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人口确实是依次增加的。在此我们有理由猜测一定的人口数量是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二，这些国家都有一套能激发人潜能的制度体系。这些大国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的保护是比较好的，这样国内公民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禀赋去创造财富。最终这些国家通过竞争性市场产生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并通过这些企业征服了世界各大市场，让其商业遍布全球，商业上的成功最终造就了政治、军事上的强大。

其三，这些国家在崛起前都很好利用了它们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通过不断向比他们的强大的国家学习，让其国内经济得到了讯速发展。以英国为例，为了取得本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政府积极采取各种经济政策进行技术引进、发明奖励和专利保护，通过不断的引进、消化、吸收、改进荷兰等国的先进技术和大量引进外国技术人才，使其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对此，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看得十分清楚：“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3]

二、大国崛起的经济逻辑

根据以上分析，大国崛起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套能够激发人潜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以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其实，这些共同特征背后的逻辑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斯蒂格勒甚至认为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定理），即市场扩大会促进分工，分工会促进技术进步，最终分工又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扩大，这样的循环越快，经济发展速度也就越快，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国崛起背后的经济逻辑。较大的人口数量代表较大的需求即较大市场，大市场会促进分工，分工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产出、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购买力就会增加，从而实现了分工促进市场扩大。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数量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是有巨大优势的，这或许是为什么英国能超越荷兰，美国能超越英国的根本原因。当然，我必须要懂得这种经济逻辑的成立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要有一套能激发人潜力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支撑，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4]。

三、21世纪必将是中国重新崛起的世纪

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强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1945年算起，至今已经70年，以前的超级大国荷兰、英国最强盛时期也就是一百年左右，根据物极必反的道理，美国也终将会被其他国家所超越。下一个能代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是谁呢？根据我们的大国崛起的经济逻辑推演，候选国家也许只有中国和印度，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有超过美国数倍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但由于印度社会内部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许多学者都共同认为唯一有可能接替美国成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的只有中国。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归根结底是依靠一个上亿级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和一套能激发个人潜能的有效市场制度。而中国以前人口虽多，却没有这样一套能激发人个潜能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探索出一条几乎与美国一样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我们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但是由于我们有4倍于美国的人口，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需求，更多的需求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市场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再加上我们拥有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按照这套大国崛起的逻辑推演，最终中国必将超越美国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超级大国。这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个经历了有胜到衰，再有衰到胜的大国。[5]

那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表现如何？能支持我们的预言吗？让我们看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4年这37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实现了年均9.7%的增长速度，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大国，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与2014年超过美国，即使按照国际汇率计算，如果按目前7%的增长速度增长，中国也将在2021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曾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40年中国GDP总量将高达123.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若人口按14.6亿计算，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人均GDP的80%。[6]那时中国将真正的全面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将真正实现。

四、实现中国的崛起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前途一片光明。但事物发展的方向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将遇到一系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及挑战，我们务必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强自身实力。为此，下面我们将就我国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领域与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其一，加快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真正让市场在经济中起决定作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30余年，产品市场在90年代就已经完全放开。但要素市场的改革却大大滞后于产品市场，如银行存款利率至今尚没实现市场化，煤、石油、电等各种资源能源价格依然有国家控制。以前没放开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让其脱困，逐步实现有自生能力。[7]但经过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有自生能力，已经不需要国家这样的金融补贴，资源补贴。这种补贴大量存在只会导致腐败横行，分配不公。因此，我们一定要突破各种利益集团的阻碍，尽快推动金融市场，资源能源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一个真正能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制度。

其二，加快推动以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相统一的财政体制改革。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税收所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却是在各种事务不断增加的同时，其收入所占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地方政府没有钱却要做很多事情，这是逼着它们去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最终它们也确实找到了，即土地财政。问题是土地财政虽然暂时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但代价巨大。自1998年住宅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房价涨势一路狂奔，最终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也绑架了无数的还房贷的年轻人，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央政府曾经数次调控房价，最终都无果而终。推高房价的根源之一，就是我们的土地财政，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钱但又要发展经济，在调控来临之际，他们的最优选择就是消极对待，从而让房价久调不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财政体制改革，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让事权财权真正统一起来。

其三，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并且一直处于改革的核心环节，但至今仍没有找出一套好的改革方式。国企占据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但由于其管理体制的诸多问题，垄断，效率低下，创新缓慢成了国企的代名词，这大大降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步伐。可以说，国企改革的成败直接决定着我们改革的成败，因此加快国企改革刻不容缓。2015年9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是一份今后一段时间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最大的亮点是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意味着国资委将从以前的“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的方向转变。显然这种管理方式对增加国企自，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可以说这次国企改革的思路相比以往来说有很大进步，但至于最终实施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2]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M].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0页。

[4] 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 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 林毅夫 蔡P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大国崛起中国篇2

摘 要：一国的崛起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尤其是经济竞争力角逐的结果。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以英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为例，对经济因素和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和考察，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以实现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 ：英国崛起 未来经济增长 赶超发展

一、英国崛起的经验探索

1.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自由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崛起，从而使其成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虽然在工业化早期英国主要奉行重商主义，采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经济政策，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国政府开始改变传统经济政策，转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和富强，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

2.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

旺盛的制度创新能力是使英国走向强盛的秘诀。研究表明，持久的经济增长起源于一种适宜财产权演进的环境，包括有效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对知识产权的鼓励等措施，直至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安排。英国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成熟的私有产权制度不仅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而且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对英国的经济繁荣和富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崛起的过程就体现为一个技术创新与时俱进、科技应用日益普及的过程。为了激励技术创新，英国政府曾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思考

1.从经济增长因素方面改革

从经济增长理论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无外乎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长和技术进步，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必须从这三方面着手。这就要求我国继续深化改革，释放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诸要素的潜力，以推动中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告别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生育率水平的不断下降，中国的劳动力在未来的几年达到峰值后就将处于下降的态势。面对这一问题，中国需要对户籍制度等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措施进行改革，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中国还可以通过发展劳动替代性技术来弱化劳动供给减少的影响。在资本投资方面，中国同样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中国要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步伐，加大金融行业竞争力度，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要改革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系和地方财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问题。未来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以及资本边际产出的逐步下降，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更加重要。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我们要致力于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2.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而要实现产业升级，必须要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培养几个“高新技术战略产业”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国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要调动各领域、社会各层次、各地方的能力和优势，综合发挥政策和市场作用，排除矛盾，形成协同效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主导，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作用，把握市场和政策指导、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平衡。

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是中国未来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且“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情况下，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途径是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上。要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 “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特别是科技型增长，重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未来中国必须要依靠自己，走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3. 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调整

林毅夫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必须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现阶段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转型中的国家，这种结合既强调了我国应消除市场中遗留的一些干预，又强调政府要克服原来制度的扭曲，建设基础设施和补贴转型期中的产业。

从上述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不意味着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起决定性作用，也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的比重或作用范围。要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经济，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制造业融合，以及新的工业生产方式、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生产制造模式基础之上。

三、结论

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更替始终是世界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主题。伴随着相对力量优势的逐渐增大，它们对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而这正是大国崛起和竞争的历史铁律。大国崛起既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体系变动中的权力博弈，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中进入中心区域的发展竞争，经济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当然，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总体失衡，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等一系列挑战。在当今社会，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3.

大国崛起中国篇3

海上安全作为影响国家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中日益凸显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家海上安全 》一书在梳理与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作为 一个交叉学科和领域的“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层次全面探讨了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提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强大“海权”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 国家 海上安全 安全战略 海权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121-04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洋已成为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战略空间。2001年联合国海洋法缔 约国大会明确提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凸现了海洋地位的日益重要性。

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海洋而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战略机遇期和平 发展的重大问题。确保我国国家海上利益的安全(海上方向生存与发展利益的安全),已经成为我 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实现“中国崛起”的关键。

针对事关中国海上安全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海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国家海上安全》 一书进行了一种全方位的扫描与深入探讨。该书由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和海军指挥学院 从事海上安全政策研究和海军战略理论教学的张炜、冯梁等十余位专家与学者一道,从2003 年起花5年时间写就,是一本原创性强、见解精当、强烈观照中国海上安全现实问题的高质 量专著。

《国家海上安全》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尝试建立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编对具 有典型意义的美、英、俄、日、印、澳、东盟的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客观分析和历史 总结;下编探 索建立中国特色海上安全理论体系,并就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运筹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

构建了 “国家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

近年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和研究领域,正在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 要国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其中俄美日等国分别提出了《俄联邦2020年前海洋学说》、 《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海洋基本法》,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正在成为主要国家战略研究 的重点。

中国国内对海上安全问题的研究虽有较大进展,但大多流于对国家海上安全问题的梳理而缺 乏系统研究,立意于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和相关政策对策研究的专著还是一项空白[1] 。《国家 海上安全》为此从理论上研究了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机理和特点规律,在实践上探索了国家 海上安全的战略政策和体系机制。

该专著上编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西 方传统的和现代的主流安全理论、当代新兴的安全理论,厘清了国家海上安全研究所涉及的 主要理论概念及其要义,对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作了全面概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 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结构完整、逻辑严密、阐述深入、对实践有很强的概括与 解释能力。

首先,专著对“国家海上安全”这一核心概念作出了清晰而全面的界定:行为主体是国家, “国家海上安全”是濒海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是指国家在和平安宁状态下确保其海上方向 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因此也可以诠释为海上方向国家利益的安全,或简称为国家海上利益的 安全。

其次,专著对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作出界定,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是安全,重点是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及政策;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国家 海上安全环境、海上安全战略、海上安全政策、海上安全体系和机制,以及国家海上安全的 理论机制和特点规律等,其最重要的理论范畴是海上安全战略。国家海上安全问题涉及国际 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军事战略、海军战略以及思想文化,边缘性和综合性特别强。

第三,论著提出了“国家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国家海上安全的内容包括海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和公共安全等多个 方面。国家海上安全受到地缘、综合国力、文化传统等诸因素的影响。国家海上安全观是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哲学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研究,是国家海上安全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这一理论的 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所在。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是国家对海上方向安全事务的总体筹划和指导, 也是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科技等领域在海上方向安全构想的总和。国家海上安 全政策是海上安全战略的细化,包括军事政策、政治安全政策及对外政策、经济和科技安全 政策等。

国家海上安全体系是国家海上安全的保障,包括决策机制、组织体系、国家力量体系和法规 体系等内容。

“海权”:世界海洋强国不变铁律

《国家海上安全》中编对既具有典型意义,又与中国具有密切地缘关系的美、英、俄、日、 印、澳、东盟 等国(集团)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按国别作出了深入而透彻的梳 理与分析,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兼具视野的开阔性。这对于制定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完 善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些国家的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可分为全球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在全球范围维护海上方向 国家国家利益,如美国、苏联、昔日大英帝国)、次全球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 、地区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 、区域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等类型。其中影响最大、阐述最为透彻的莫 过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和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等一系列名著中,从海 洋与国家兴衰的角度,率先提出并深刻阐明了“海权” 这一概念及其深刻内涵。他认为, “海洋使其本身成为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线”。利用海洋的便 利扩大海外贸易,寻求海外市场、输出商品,输入生产原料和进行殖民掠夺,国家才能走向 繁荣富强。

马汉从中提炼出“海权”这一核心概念。它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 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存在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 马汉认为,海权起源于商业贸易这一国家利益需求,确保商业贸易需要在海洋上拥有“制海 权(海上支配性力量)”来保护航运和占领殖民地,“而这样的支配力量只能产生于海军” 。马汉的理论逻辑是:发展海上力量(海军)获得海权――控制海洋(最重要是海上要道 )――控制世界贸易――获得世界财富――获得世界霸权。

20世纪70年代,戈尔什科夫在其《国家海上威力》一书中指出,海洋本身的重大价值必将使 海洋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主要对象。他认为海洋作为连通世界各地的媒介和海上贸易航线,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海洋的重大价值还在于其本身蕴藏着的极为丰富的生物、化学、 矿物资源以及巨大的潜在能源,这对于面临着世界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人类有着非同寻常 的意义,它将直接影响一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戈尔什科夫认为,“国家海上威力”是合理结合起来的,保障对世界大洋进行科学、经济开 发和保卫国家利益的各种物质手段的总和。它实质上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 世界大洋的能力。国家海上威力包括:运输船队和捕鱼船队的现状及它们保障国家需求的能 力,国家造船工业的现状和能力,与保障本国利益相适应的海军。特别是由于一国开发和利 用海洋必须掌握有关地球水域的详尽而全面的知识,一国的海上威力还应包括国家研究(考 察)海洋和开发海洋资源的能力。而海军在保障国家海上安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从海上 威力的构成来看,在存在着相互敌对的社会体系的情况下,海军一向都居于首位。第二,从 武装力量的各个部分来看,海洋方向斗争的作用大为增长,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成为主要 方向,海军甚至能以海上突击改变各个大陆战场武装斗争的进程和影响其结局。第三,和平 时期“在各军种中,惟海军能最有效地保障国家在海外的利益”。第四,国土毗连海洋的国 家,在巩固国家的独立以及发展经济和文化中,海军一贯起着重大作用。强大的海军是促使 一些国家成为强国的诸因素之一,而且历史证明,没有海军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占据强国地 位的。

《国家海上安全》中编详细介绍的各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无不体现出“海权”论和 “国家海上威力观”所贯彻的一条“铁律”: 无论在海洋主要只是作为贸易通道的时代, 还是海洋本身所拥有的资源日益成为各国主要争夺对象的今天,以可靠的海上力量获得与国 家生存与发展利益相称的海洋控制权,确保国家对于其海上生命线的控制权,都是关系到濒 海国家兴衰存亡在的一大关键因素。

中国特色“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

《国家海上安全》下编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 既有与其他国家海上安全理论相同的共性内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该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思考。著者立足中国国家海上利 益的拓展,把握国家海上安全的战略需求,采取现实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的办法,以详 尽而具有说服力的权威数据为支撑,对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应有之义及特色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透彻总结、阐发和思考,并就中国国家海上安全体系的完善尤其是海军的建设 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对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运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就基础理论构成而言,当代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既凝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之精髓 ,也借鉴了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和安全理论的“合理内核”,并以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为法学 基础。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着眼于中国国家利益及其对海上安全的需求,其基本含义包括国家领土完 整和安全、海洋权益维护、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畅通以及海上经略活动的安全。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环境是研究制定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客观条件。目前中国在海上基本摆脱 了生存安全的威胁,但从长远发展看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海上地缘战略环境复杂、周 边海上安全态势严峻、影响中国海上安全的大国因素众多。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因应中国和平发展、海上利益外向拓展的需要而产生,既具有外向性 拓展性、综合性、合作性的新特点,又具有本质的和平性、防御性及内敛性等传统特征。它 建立在“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基础之上,其基本战略目标是最大限 度地确保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确保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确保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这一基本战略目标具体化为相应的海上经济安全目标、海上政治安全目标、海上军 事安全目标。

鉴于国家海上安全的重点已经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以海为防,确保本土安全”,向全球经 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以海为径,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向转移,国家海上安全的实现自然 必须依赖国家海上综合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海军。中国海军将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 逐步实现现代化,逐渐从近海走向远洋。中国海军的发展将基于和平目的,坚持防御性,加 强合作性,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海上力量。

呼唤中国特色强大“海权”

在《国家海上安全》一书的最后,著者在辩证审视中国与西方国家海上安全理论思维传统、 全面审视中国特色海权理论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中国有影响的“海权派”和“陆权派”观点以 及“海陆和合论”[2]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发表了鲜明见解:中国发展强大“海 权”不是一 个简单的主观因素,而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选项,是历史的选择,同时指出中国“海 权”理论将具有区别于西方的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海权的性质是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著者清醒地认识到马汉“海权”论在现代的局限性 ,指出中国不可能重蹈其覆辙。这种局限性无疑是不容回避的:①时代不同,在和平和发展 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任何国家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动辄使用武力,国 家海上安全依靠战争和霸权的时代条件不再;②科技基础不同,包括太空争夺、电磁空间争 夺在内的综合集成作战已经主导了军事战略的决策,海权至上的技术基础不再;③文化传统 不同,中国兵学传统理论范式具有东方“和合”、“和谐”以及和平、防御的基本特征;④ 国家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前提是“四个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安全观”和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指导下对海权这一文明成果进行“扬弃”。

著者同时辩证地强调必须反思历史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海洋观和兵学传统中保守、消极的 一面,恰如其分地强调发展海权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选项,一个历史的选择:海上通道和 海洋资源已经是国家可持续发展须臾不可离开的战略性空间,这决定了海权对于中国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性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海上拓展与中国崛起进程同步,要求现代化海军提供 海上安全保障,实施必要的、有限的海洋控制,要求发展一支与履行新历史愈合相适应、与 我们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强大的海军。

著者最后科学地概括出中国发展海权所必须具有的鲜明中国特色:其一,必须与中国和平发 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战略高度一致;其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 值,以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辩证统一起来 ;其三,它强调优先发展海洋经济和海上经济力量,发展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其四 ,它主张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积极发展与濒海国家及海上通道国家的安全合作,综合运用 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多种手段,实现国家海上安全;其五,它体现积极 防御的国防政策,以保障国家海上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强调对海上军事力量和 准军事力量的有限运用,尤其是强调发展和平时期海上军事力量非战争运用方式,包括作为 国家政治外交的工具,这必将是中国未来海上安全理论的重要内容,也必将是中国特色海权 运用的特色和亮点所在。

总之,著者强调中国发展控制和管理海洋的能力,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维护 世界和平,这是中国特色海权区别于一般海权的关键所在。

结语

作为一部着眼于创立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角度思考中国国家海上安全这 一重大命题的专著,《国家海上安全》的视野无疑是开阔的,其框架也是宏大的。可能也正 是因为这一点,对于如何依据现实需要的轻重缓急实现国家海上经济战略目标、海上政治 战略目标、海上军事战略目标之间的协调,如何将这些目标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如何实现 国家海上力量按照战略目标各部分协调发展等等问题,还留待进一步思考。

但最重要的是,《国家海上安全》深入探讨的中国国家海上战略、中国特色海权理论问题, 值得国家决策者和国民的关切与深思。对于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命题, 历史要求我们这个时代必须作出圆满回答。

注释:

大国崛起中国篇4

现在大家心态渐渐平和，让我们回眸刚刚过去的这次危机，并力争从中总结并学到些东西，为正在进入以金融-资本时代为代表的中国崛起的第三阶段寻求镜鉴，寻求智慧。

震荡的原因探析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现代资本市场是超越会计概念的生存与运行方式，心理因素常常决定资金运作，从而引发非理性的上涨下落。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危机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宏观经济面相当良好，在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的宏观计量分析中，两地的宏观综合得分几乎为满分，而且微观面、监管面也都不错，然而，即使这两个好学生，也同样未能幸免于危机的泥潭。很显然，金融危机有着更加深刻的诡秘。经济学家们后来提出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的模型或理论来进行解释，强调市场信心和预期对市场的影响。说白了，无论宏观面和微观面如何，信心崩溃足以导致市场崩溃。这里面，又有许多有趣的理论，比如“羊群效应”，指散户容易跟风，容易受股市中大户的影响。比如，像索罗斯这样的“羊头”，无论是在话语方面还是在资本运作方面，都容易引起散户的跟风，其致命一击，很容易成为市场的风向标，接下来出现“墙倒众人推”的结局。

“5・30”后的股市暴跌，正在于信心的突然变化。众所周知，这一轮的暴跌，导火索是印花税。关键不是政策本身的力度，而是政策出台的方式，让市场感觉到一股决意要不择手段打压股市，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

占市场资金力量三分之二的散户们首先害怕了，他们仓皇出逃，引发股市跳水。而散户们的房子又是与机构(包括私募和公募)的房子连在一起的。当散户的房子着火了，邻居的房子岂有不着火之理？股市续跌的结果当然就是机构的房子也开始着火，于是本来行为就与散户没有明显差异的机构也一样开始了生死大逃亡。先是私募开始跑，而且跑得更加凶猛，进而带动市场更加大跌。公募既不愿做被大狗熊咬着的倒霉蛋，同时又有赎回的压力，于是也开始跑，结果导致成份股也开始崩溃。股指在“6・4”这一天的跌幅居然超过了“5・30”。全世界看到了在极其良好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股市中所有的“房子”居然一齐熊熊燃烧起来的“奇观”。

需要总结的教训

这次股市震荡，留给我们很多教训，值得好好总结。

首先，管理层应启动行政问责机制。面对股市暴跌，管理层习惯性想到的，往往是出台重大利好政策来刺激股市。然而，用不当的方式“调控”与用不当的方式“托市”其实对于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都是危害。因此，管理层真正要做的是，真正建立起市场化的游戏规则，这才能长远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想一想，在中国有时候犯错误的成本太低了。只要不“站错队、上错床、拿错包”，即令犯下数万亿人民币的天价损失，也不会受到应有的惩处。这在产品时代也许社会还可以接受，因为损失相对比较小(比如就算关某个企业关错了，也不过是一个企业的损失)，然而，在中国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后，有时这样的错误是致命的，是社会难以承受的。所以，追究决策失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游戏规则，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从这一场股市危机，还可以想到的是，中国人尤其是这个国家的官员们现在太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了。以流动性开始过剩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就跨入了金融-资本的时代，而这个新的时代与产品时代的宏观调控大不相同，它正成为中国崛起的严峻挑战。

兹略举出两大不同。其一，在产品时代，政府调控的风险相对较小并且简单。比如，政府如果认为投资过度，经济过热，可以采取简单地关闭某个企业(想一想本轮宏观调控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整顿铁本”)的做法。政府这样做就算做错了，损失也相对有限，一般不会让其他企业受到致命的影响，并且可以让其他的企业利润更高。因为产品经济的特性是经济主体之间彼此独立，互为竞争。然而，在金融-资本时代，市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信心的崩溃很容易让市场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数财富顷刻间烟消云散。

显然，股市暴跌并非管理层“调控”的本意，管理层也许真的只是想点燃一个小小的烟头，并且提醒蜂拥入市的投资者们要避免泡沫的损失。但问题在于，这个烟头不曾想居然把房子烧着了，然后是令整个市场陷于火海，然后是数万亿的财富，无数人的血汗在中国经济向好，在大国崛起的浪漫时光中消失了。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在金融-资本时代可以说体现得最为明显。

其二，在产品时代，各样的竞争基本上都是以可见的方式发生。有人要抢别人的东西、土地、财富，都必须借助于有形的军队和各种兵器。然而，在金融-资本时代，掠人财富根本无需大兴刀兵，只要善于使用金融武器，尤其是利用好全球一体化高能的信息平台与金融平台，就可在谈笑之间，将竞争国毁于一旦，并且往往是以“闪电战”的方式来劫掠对方财富。

有人在“想象”发生一场核子战，然而，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之上者，经济战也许是更现实的危险。其实，当今大国崛起第三时代的“全面包围”也根本不是地缘政治上的地理空间的“硬包围”，而是信息与金融的无所不在的“软包围”。有人也津津乐道“闪电战”，然而大国崛起时代的“闪电战”也根本不再是希特勒时代耗时数周乃至数月的所谓“闪电战”，而是如我们在过去几个交易日所看见的巨量毁灭财富的“闪电战”。

也就是说，新的经济战的武器完全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武器，而是金融产品，是股票和钞票以及股指期货这样的金融衍生工具。而上阵的战士也完全不是荷枪实弹的军人，而是经济官员、经济学家，业内泰斗等一干受人尊敬，温文尔雅的人。他们的嘴吐出的话语完全可以具备子弹的力量，直击市场最软弱的“信心”部位。

20年前，如此经济战在美日之间发生过一次，它一举摧毁了日本赶超美国的希望。10年前，如此经济战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再度上演，它一举毁灭了亚洲崛起的梦想。这不是某个人的阴谋，也不是某个国家的阴谋，而是国际资本在利益驱使下各方面力量的必然合谋。

因此，当中国进入到“大国崛起”第三时代(第一是从农业中国到工业中国，第二是从农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第三是从产品中国到金融-资本中国)最危险的战争根本不是军事战争，而是金融战争。

学国崛起的智慧

当前，中国经济大好，股市也仍处方兴未艾之期，但近期的暴跌显然是一次预演，一次警告，而最大的益处则是让方方面面吸取其教训。中国的股民尤其是散户从此要吸收乱炒作的教训，更加慎重地入市，懂得股市的风险。而最大的教训则是政府政策的教训。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自身赶紧补课，尽快熟悉现代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规律，明白错误决策的风险，并且从此次小型股市危机中去学国崛起的智慧。

大国崛起中国篇5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但是由于转换成本的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经济实力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

美元逐渐替代英镑的过程,用了几乎一个世纪,而美元对英镑的货币替代滞后于美国对英国的经济超越将近50年。

同时,在大变迁的过程当中,核心货币国家卷入世界性战争,或者是长期实施以自我为中心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通常使其他国家最终决定脱离其货币体系,成为引燃大变革的起爆点。

美元替代英镑有三条成功的的经验。一是在金本位制度下,美国通过黄金白银的国有化政策,通过用贸易顺差实施黄金白银的收购计划,千方百计地为美国货币的扩张奠定金属准备的基础;二是通过大量地收购黄金和白银,降低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货币在其他国家货币体系当中的地位,为后来美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从贵金属本位制过渡到美元信用本位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三是利用两次欧洲战争产生的强大外部需求,通过货币扩张实现二次工业化和经济迅猛增长,奠定了美国彻底替代英镑的根本物质基础。

在一个多极的世界当中,由于并不存在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的外部竞争压力,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往往倾向于选择多元储备货币体系。1860年英国断然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构建超的单一世界货币的构想,1944年美国又断然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单一世界货币的构想。可见,在单极世界之中,超单一世界货币是难以实现的梦想。

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尚不能构成使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巨变的条件。原因有三:一是美国依然具备拒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免丧失国际货币垄断权的能力,并能够通过寻求在实践当中小修小补来维持现行的体系;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一个巨大的惯性,并不愿意看到剧烈的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三是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货币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的潜在资产损失,已经成为阻碍国际货币体系巨变的重要因素。而美元走强,符合美国继续维持美元货币体系的长期战略,同时美元走强也会弱化国家的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兴趣。

对于中国而言,通过避免对抗和冲突、避免汇率政策的重大失误、避免泡沫经济、并尽快地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进程,是未来30年实现人民币崛起的四个核心任务。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在IMF当中份额的上升,在IMF当中领导层的安排,甚至在2015年有可能争取的SDR定价货币篮子中的人民币进入,都是非常重要的。

放弃通过重新起用SDR来替代美元而最终实现中国大国货币地位的复杂过程,而着眼于30年后美元、人民币、欧元“新三元”制衡的国际货币新格局的构建,将在更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大国崛起中国篇6

关键词：荷兰崛起；中国的近代衰落；启示；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小国大业的荷兰在三百年前，也就是17世纪的时候，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一个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现在的荷兰虽不是世界的第一强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其当时的崛起经验无疑对中国做出正确的路径选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对中国近代衰落的研究与反思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荷兰的崛起带给中国的有益启示

“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崛起不仅得益于依靠地理位置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和转口贸易，还取决于其在国家体制和现代商品经济制度方面的创新。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发展航海业、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通过发行股票，融集社会资金等。这些经济制度相互贯通，形成了一整套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到17世纪中期，荷兰在航海业和世界贸易方面达到极盛，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称霸海上。

1.1荷兰实施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政策。商业和城市的兴起使荷兰人们产生了对经济自由的渴望。日渐富有的市民们最终做出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他们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的自治权。从此，市民们自行立法，贵族不能直接向他们收税。“市民自治”为荷兰的城市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荷兰崛起的历史表明，凡是想要实现崛起的国家都必须积极建立和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在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条件，市场主体的决策自主和交易自由能够为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重要保障，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2荷兰努力实行金融改革。由于繁荣的经济，早在17世纪，荷兰创立了股份制、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近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荷兰人推广了一系列有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组织或金融改革，在资本流转、银行信用、期票结算等领域实现了当时具有开创意义的诸多变革，从而使其在构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方面独占鳌头。作为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荷兰的市民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迅速成长为世界大国。

1.3荷兰专注于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小国的荷兰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与其积极开拓并参与世界市场，不断扩张海外贸易密不可分。荷兰一贯注重对海外市场的开发和拓展。在从事贸易过程中，荷兰商人逐渐形成近代的贸易观念，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追求对外贸易的长期效益和整体效益，逐渐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从而为荷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近代的衰落及教训

2.1经济上的“重农抑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遵循“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因此，人们自发地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潜意识，他们认为农业是生产粮食衣帛的，工商业是消费粮食衣帛的。这种思想忽视了工业对农业的反作用，这种思想更认识不到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历代统治者都视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业为末，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汉昭帝的“天下以农桑为本”到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等政策，都明显地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维护了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根本无法形成，使科学技术在中国近代失去了赖以产生和应用的土壤，加剧了中国近代的衰退。

2.2对外关系的闭关锁国限制了社会的发展。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是中国近代走向衰落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与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观念格格不入。也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狂妄自大心理作祟，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然而社会的进步需要开放的环境。当欧洲各国不断摆脱褊狭乡土观念走向广阔世界的时候，中国却不幸地与历史发展开了一个大的玩笑―走向了与世隔绝。这种政策不仅遏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使得封建末期的中国背离海洋大国、强国的正确发展方向越来越远。

三、基于荷兰的崛起和中国近代衰落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概括荷兰的崛起经验和中国近代史的衰落，制度创新或者说相对优势、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合理的战略选择和引领科技发展潮流的持续创新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下，软实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也是一国崛起不可或缺的方面。

3.1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荷兰崛起的历史表明，凡是想要实现崛起的国家都必须积极建立和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中央在宏观调控中，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保护好各地各行业发展的积极性，使得这轮经济加速后既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又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伏。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3.2要明确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荷兰的崛起正是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逐渐成长为强大的商业帝国。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首先，要明确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行政部门要简政放权，能够由市场决定的坚决由市场来主导，不该政府管的坚决不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也要求政府对市场监管要更加有效。

3.3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开放条件下的国际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发展。荷兰的崛起以及近现代世界经济的历史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资源和经济体系的自我平衡，因而必须借助于更大的国际市场平台。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坚持对外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资源的有限性和经济发展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参与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战略资源的能力，凡是能够崛起的大国均强调根据本国的经济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战略，通过自由贸易充分利用国外的各种资源，从而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国是一个后起勃发的国家，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空，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利用经济全球话的大好时机迅速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我们可以像荷兰一样把握时机，借助一切有利条件把我国经济建设推向更高点。同时也要以中国的近代史的衰退为教训，从经济、文化、政治全方面推进我国崛起。（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大国崛起中国篇7

2010香柏安・华山论剑・第七届中国美容领袖年会开幕在即，本次年会有哪些精彩亮点值得期待呢?由本刊记者为您一一解读。

亮点一：知新、速成、聚合，推动中国民族产业大发展

2010华山论剑主题为“知新速成聚合”，取“知新求异、积微速成、纵横捭阖”之寓意，揭示年会主旨拟在通过创新、高效的举措，结合行业的合纵之力，推动中国民族美容产业的大发展，谋定中国美业之大牌崛起!

经历了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后，2010年国际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危机的影响与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叠加在一起，仍使危机后的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民族美容产业迫切需要科学分析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总体环境。

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的频繁使国内美容企业有了公平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提供了与国际美容化妆品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近年来中国美容产品的进出口额每年均以较大比率增长便说明这一点。国外优秀品牌、生产技术、工艺、管理模式和营销方式也随之进入并逐步为国内企业所掌握，从而缩小了国内外产品在科技含量上的差距，也刺激了国内美容企业的变革。因此，一个考验行业韧性与重塑能力的时代已经来临，熬不过的企业终将被淘汰，善于创新的企业终将踏上新的舞台。要与国际品牌竞争，就必须形成能与国际著名品牌相抗衡的民族品牌。

以上这些变革都将有利于促进优秀民族品牌的产生、发展和壮大，为中国美容业的健康发展和行业升级提供可能，2010香柏安・华山论剑・第七届中国美容领袖年会正是要汇聚中国民族美容力量，谋求产业新10年的大发展。

亮点二：十余场经典论坛与对话，针锋相对，精彩绝伦

本届年会将论坛受众细分，针对终端、高端、整形不同领域的受众群，分别设立了十余场论坛与对话，主题更鲜明、针对性更强，以从知识层面满足各种参会者的求知需求。

终端论坛――内容丰富，营销难题全破解

美容院在同质化竞争中导致利润不断萎缩，怎样的营销才能使美容院突破经营瓶颈?中医养生能够在美容行业热多久?有机化妆品仅仅是噱头吗?美容院获得长期发展、最大利润的新营销模式有哪些?美容院如何建立有效的连锁加盟保障体系?如何实现规模效益?美容院单店拓客的黄金法则是什么……知医堂・终端制胜华山论坛、愫美・管理论坛、营销论坛、德尚・蓓迪雅中医养生论坛将邀请国内最权威的美容营销专家为美容院经营者、管理者带来实用的营销“厚黑学”和生存之道，帮助美容院走出生存恐惧，真正跨越“竞争阶梯”。

整形论坛――规模空前，实战为王

从上届华山论剑开始增加的整形论坛板块，在本届更将以全新的论坛形式、空前的规模规格，云集中国整形界顶尖大腕，共议整形美容业之发展大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国整形界的“田永成现象”?整形美容医院该如何适应新形势变化、全方位创新财务管理模式、合理避税呢?医疗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哪些义务?可以把患者当“消费者”来对待吗?如何维护好医患双方的权益?整形美容业网络营销有哪些“潜规则”?2010年国际国内整形美容市场现状及中国整形美容业资本运营模式怎样……以上整形机构关注的热点话题，将在本届年会上由业内外专家为您一一解读。

高端论坛――巨擘汇聚，共谋后危机时代产业大发展

本届高端论坛，既有讲座(邀请业内外知名企业家和成功人士现场经验分享)，又有对话(由重量级嘉宾现场对话，就行业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充分探讨)，更有主办方倾力打造的《2010中国美容行业发展蓝皮书》权威，届时中国美容业的商界巨擘汇聚一堂，共谋后危机时代美容产业之大发展。

权威论道――循环经济理念下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探讨中国美妆产业的集群发展战略应该怎么走；头脑风暴――全球化经济趋势下的品牌差异化策略，纵论中小美容企业的品牌差异化策略如何体现；联合峰会――后危机时代中国民族美妆产业前景展望，解析后危机时代中国民族美妆产业何去何从；终极碰撞――本土强势品牌的共赢发展策略，强调不当“伪国际品牌”、不“傍名牌”，而是将中国元素发扬光大，让富有特色的中国文化元素走向国际，树立中国民族美妆产业的标杆……业内外重量级嘉宾、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领导齐聚现场，精彩不容错过!

亮点三：首推财富论坛，品牌商机近在眼前

此次年会报名人数截至6月10日已超千人，规模、规格将超越以往，这样的会议规模所蕴含的精神财富和商业机会自然也比往届更高，不仅为广大参会者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还推出了多场为优秀企业量身订做的财富论坛，给予参会者学他人成功之道的机会、创造更多合作交流的财富商机。欧伦・香柏安、愫美、德尚等行业知名企业品牌携手华山论剑，将分别以主题论坛形式为大家展示其企业文化、创富之道。柏兰答谢酒会／闭幕式暨推动奖颁奖典礼还将推出创新环节活动，带给每一位参会者意想不到的惊喜。

亮点四：华山奖，规格层次再创历史新高

每一届华山奖颁奖盛典都是年会的重头戏，都会有一批经典和新兴的行业明星企业及个人获此殊荣，今年谁又将是这条星光大道上最璀璨的明星呢?暨大美塑・华山奖颁奖盛典将为您惊喜揭晓。

大国崛起中国篇8

千阳县启文小学 六（7）班

闫永康

在这金凤送爽，丹桂飘香的丰收时节，我们中华儿女终于迎来了10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国庆60年大阅兵。我们全家人吃过早饭，早早地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这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10时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60周年庆典开始！60响礼炮轰鸣，让中华儿女热血沸腾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像一束火焰在天幕上燃烧。

10时09分，激昂的军乐声拉开了国庆60周年阅兵序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阅兵总指挥、司令员房峰辉陪同下，乘红旗牌检阅车徐徐向东，迎着受阅将士的注目礼，检阅了在长安街威武列阵的44个地面方队。

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宏伟嘹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来，心中突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为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而自豪！

阅兵开始了，各个方队列队等待主席的检阅。“同志们好！”“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主席的亲切问候和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在十里长街上回荡，回荡······

紧接着发表了讲话，指出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并铿锵有力的说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下面便是分列式。

受阅部队包括陆军学员方队、步兵方队、特种兵方队、海军学员方队、水兵方队等。她们步伐一致，步调清脆，气势恢宏以强大的阵容向世界展示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展示了我军威武之师的崭新风貌；展示了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坚强决心；展示了我军维护国家利益的强大力量。但是我心里却酸酸的，你们是否知道在这气势宏伟的步伐下，他们受到了多大的艰辛，甚至为了矫正脖姿，在脖子上放上一只大头针。不过为了祖国，他们忍受了这一切的艰苦，这是怎样的一种毅力，所以我们也要以他们为榜样，为了祖国的利益不顾一切献身的精神！在接下来的武器装备受阅时，那强大的坦克方队、雄大的突击方队、宏大的箭空导弹方队等等更是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后盾力量。

群众游行随后开始了。

我国四位伟大的领导人的图像依次在天安门广场“走过 ”，的《东方红》，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的《走进新时代》，的《祝福中国》，给予亿万中国人以鼓舞和信心。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今天祖国的60岁生日，我们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湖南雪灾、汶川大地震、台湾莫拉克，让祖国妈妈失去了多少儿女，留下了多少眼泪，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击倒，并没有一蹶不振，反之，我们五十六个大家族更加团结了，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抛弃不放弃，所以我们挺过来了，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最后，国庆庆典活动终于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结束了，不过，我们心中的激动却依旧还在。

今年十月一日第十四次国庆阅兵。参阅军种全，兵种多。这次参阅的陆、海、空、二炮、武警和地方武装，代表了我国武装力量构成的所有成分。这次国庆大阅兵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参阅部队都是精锐之师，这样的规模和阵容，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大国崛起中国篇9

苹果iPad这只“霓虹天鹅”给全球信息电子制造业带来一场科技革命，其后果之一是导致以戴尔、惠普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PC品牌大厂相继退场，就像当年放弃电视机产业一样。这一点，台湾宏公司创办人施振荣在2011年就预见到了。他在当时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曾说过：“高科技公司不管软硬件，就是要有创新突破性，像戴尔就是没办法突破，一拖20年，等市场饱和了，就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当仁不让，把PC产业接下来。”

根据施振荣预估，一旦联想、华硕、宏这三家亚洲电脑公司市值加起来超过惠普与戴尔总和时，就会是一个产业新起点的开始。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霓虹天鹅”的后续效应之一却是台湾电脑代工业也开始衰落，而中国大陆本土信息电子制造业则顺势逐渐崛起。

根据国际研调机构顾能（Gartner）统计，当全球PC出货量在2012年首度出现负增长时，中国大陆的联想集团却逆势增长14%，市占率在第二季超越惠普，荣登全球第一，成为后PC时代的新霸主。

为什么是联想，而非台湾的华硕或宏，能够成为全球电脑业新的领先者？

台湾专家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因为在所有PC厂商中，只有联想把软硬件的创新突破性这两个关键转型要素做的最彻底。自2005年购并美国IBM 个人电脑部门以来，联想在磨合当中摸索出一套双拳策略，即以原有的PC市场、销售渠道、研发能力为基础，一路扩展到消费性电子领域，不管云端服务、平板电脑甚至智能手机，都是所有PC业者中整合最好的。

进一步，联想还要像三星一样，打造上下游一条龙的产业链。继2010年与台湾仁宝公司合资，在大陆兴建自己的代工厂之后，2012年持续在日本、美国、巴西等地广设工厂，大幅提高自制率。市场传出，联想规划在3到5年间，将笔记本电脑和一体成型电脑转为百分之百自行生产，这意味有台湾代工厂商将进一步失去空间。尽管仁宝总经理陈瑞聪日前在旺年会上说：百分百自制对联想来说并不符合成本效益，间接否认此一传闻，但联想乐团港台韩地区总经理李世杰表示，联想过去两年在世界各地的并购都是以渠道为主要考量，要落实各个市场的本地化；例如在日本，砸下1.75亿美元并购NEC，一口气吃下25%的市场占有率；在巴西则以1.48亿美元并购当地消费性电子品牌CCE集团，提高自制比率，配合当地渠道的策略走向相当明显。

如今，垂直整合是信息电子制造业大势所趋。台湾麦格理证券科技产业分析师张家福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13年PC产业三大趋势，第一点就是品牌厂商将舍弃传统代工，走向EMS（电子制造服务）外包模式。他认为，微软2012年推出自有品牌平板电脑Surface，自行规划设计，直接找零组件厂商谈，对于0DM厂来说就是一个警讯。微软除了平板电脑之外，未来连手机、高端Windows 8触控笔记本电脑都可能采取这种模式。

事实上，不只联想和微软，就连台湾的宏也开始改变过去靠库存管理与渠道经营能力打天下的成功方程式，重新在研发上下功夫。去年底推出的高端触控笔记本电脑Aspire S7，就舍弃了过去30年来的外包模式，从头到尾都自己设计制造，仅留下组装给代工厂。

因此，当戴尔、惠普相继退场，联想接棒，台湾的电脑代工厂商完全无法期待能在联想身上复制过去的成功模式。张家福指出，过去台湾代工厂还能靠一点设计能力争取些微附加价值，但现在看来连这一丝优势都变成包袱，若不想办法加强创新研发能力或是寻求转型，很可能就会走向生命周期的尾端。

台湾电脑供应链日益边缘化

根据台湾拓璞产业研究所调查，2011年大陆生产的平板电脑出货量800万台，已经成为仅次于苹果iPad的第二大阵营；其中，600万台平板电脑外销到新兴市场。

仅在深圳就聚集上百家平板电脑生产厂，光是南山科技园里，就聚集了数十家设计公司。深圳已建构起一条世界最短、效率最高的Android供应链，以华强北路为中心的30公里内，模具、IC设计、系统集成到渠道商一应俱全，其中包括许多台资企业，它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向大陆市场提供零部件，还积极拓宽领域，与大陆业者全面开展合作。

如威盛集团旗下的威信科电，在深圳有100多人的技术支援团队，推出市场上最便宜的平板电脑芯片和软硬件全包的平台解决方案，并随时帮客户解决研发问题，使平板电脑业者把原先要半年的开发时间缩短到两个月内。2011年威信科电芯片产品销售约400万套，在大陆白牌（非国际知名品牌）平板电脑市场占有率达50%以上。

以联想为代表的中国大陆本土信息电子制造业，与戴尔、惠普等西方国家电脑品牌厂商的最大区别，就是不再依赖台湾的电脑零部件供应链。特别是最近新兴起的白牌平板电脑，靠着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快速达到低价目标，台湾零部件供应厂商无法从中获得商机，已经彻底被边缘化。

在世界闻名的深圳市华强北电子商圈，沿着深南大道栉比鳞次排列着众多电子商场，走进其中以DIY客群为主的赛微数码城，处处可见目前最夯的平板电脑，搭配和iPad 2同等级的9.7英寸IPS屏幕的大平板，全部是本地品牌，诸如蓝魔、酷比魔方、爱国者等，售价平均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是iPad售价的1/4。

这样够便宜了吧？还差远了呢！经营白牌平板电脑生意的台商刘老板说：从美国人平均收入和产品售价比例，就能看出大陆平板电脑的合理价格区间。美国人平均月薪为两三千美元，中国大陆是两三千元人民币，现在谷歌订价249美元的7英寸平板电脑在美国大热卖，在中国大陆，平板电脑的销售引爆点也应该美元换人民币，落在200多元人民币左右。

在华强北商圈的另一侧，中国最大的平板电脑批发市场――桑达电子广场，可以证明刘老板的理论。

几乎整栋桑达广场都在卖平板电脑相关产品，其中最廉价的入门款7英寸平板电脑，采用1 GHz单核处理器，配备512 MB的内存、4G存储空间，单颗约100万像素镜头，搭配电容式触控屏幕，价格却相当惊人，最便宜可以压到200元人民币，折合新台币不到1000元，完全印证刘老板的美元换人民币说。

为什么这么便宜？刘老板直言：低价平板电脑已经可以做到完全大陆本土自产。

刘老板每天在深圳地区活动的距离不下200公里，他早上通常先在自家电脑组装厂巡视，然后到华强北商圈的门市；下午，他会去供货的零件商和模具厂洽谈生意。在深圳，他可以买到所有平板电脑的零组件，开模、组装、包装、销售出货，就连电子产品的心脏――微处理器，大陆本土厂商也已跃居主流。

现在，全志公司是卖得最好的低价平板电脑微处理器生产厂商，其科技总部位于广东珠海，与深圳蛇口港隔岸相望，船程只要一个小时；由创办人唐立华带着珠海另一家多媒体品片商――炬力科技的研发团队另起炉灶，2011年起打入平板电脑市场，如今气势超旺。

在桑达电子广场，几乎每个柜台的主打产品都是由全志提供，简朴的海报上写着“新品热卖！全志A10”、“超长待机、A10处理器”等等，而卖场人手一本的广告彩页上还有语出惊人之词：“就在神舟9号与天宫1号交会对接同时，全志A10方案平板电脑将在广阔神州大地上全面开花。”

一位外商芯片设计公司主管表示，在大陆厂商刚开始制造平板电脑的时候，微处理器主要采用台湾威盛集团旗下的威信电子公司产品；但在苹果iPad问世后，过去主攻MP3、MP4音视频处理器的大陆本土芯片设计业者纷纷跳槽投入平板电脑市场，竞争之激烈，几乎是每隔三、四个月，主流产品就会改朝换代。

这位主管如数家珍地介绍这三年来白牌平板电脑微处理器的轮番称霸史：威盛之后是兴起的是上海盈方微电子（简称盈方微），2011年福州瑞芯微电子（简称瑞芯微）的产品也很火热，现在则是全志公司的时代。除了威盛，其他全部业者都是大陆本土厂家。而且，当主流CPU微处理器架构进阶到ARM Coretex A9、A10之际，全志、瑞芯微都在积极跟上，只有威盛的主力产品架构停滞不进，最后沦为低端产品。现在向华强北零售店铺的店员询问，是否有搭载威盛处理器的平板电脑，店员都皱眉表示，现在只有山寨产品才会使用。如果硬要说有任何从台湾进口的材料，大概就是全志的微处理器用的是从台积电买来的晶圆。

根据市场消息，全志2012年第四季已推出四核微处理器，届时现在最流行的单核处理器也随之降价，白牌平板电脑把iPad定价币值从美元变人民币的理想不但可达到价格目标，连规格都可以贯彻始终，跟上美国老大哥的改朝换代。

大陆平板电脑商机起飞

台湾却离之越来越远

而在手机界称霸的台湾联发科技，虽然也不乏有业者使用其MT6575芯片作为平板电脑处理器，但由于这颗芯片并非针对平板电脑开发，对成本锱铢必较的大陆白牌业者来说，性价比不够高。台湾手机霸主面对大陆平板电脑商机，并未享有优势。

除了微处理器之外，平板电脑的关键零组件也逐渐看不到台湾厂商的踪影。一位工厂老板介绍说，人民币500元以下的平板电脑，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全部出自大陆本土企业之手。

现在7英寸平板电脑使用的液晶面板，多半采用深圳天马微电子公司、北京京东方等大陆本土面板企业制造的产品，除非客户指定采用大尺寸IPS屏幕，否则很少使用台湾奇美电子、友达光电生产的液晶面板。另一个白牌业者则坦言相告：其实所有7英寸液晶面板的价格都差距不大，采购关键在于哪里比较容易拿到现货，我们就帮谁清理库存。

在彩色滤光片和触控面板领域，深圳土生土长的生产企业莱宝高科堪称是典型的代表，如今已经股票上市；位于汕尾的信立公司也是长年来白牌厂商的好伙伴。在触控芯片方面，敦泰、汇顶都喊得出名号，其中汇顶还获得联发科投资。宸鸿、义隆这些过去素以品质优良著称的台湾零件厂商，以往只能通过商出货到大陆，如今就算想要降格以求、大幅投入白牌平板电脑商机，当地业者反而倒过来说“不”，认为价格太贵，不如干脆就用大陆本地货。以相机模组为例，通常就是跳过大立光等台湾业者，直接向大陆本地的舜宇等厂商拿货。

上述这些都是已经壮大的大陆本土厂商，如果要价格更低，深圳周边有很多百名员工规模左右的中小型零部件制造企业，以超乎想像的弹性和价格，满足白牌平板电脑市场千奇百怪的客户要求。

在深圳郊区经营模具与塑料注射成型生意30年的冯老板，2011年起拿出5%的生产线做起平板电脑塑料机壳生意。他说：未来5年，光是各省电信商和政府采购量就足以让他目炫神驰。深圳的各个模具厂也开始大举投入平板电脑，厂家预算少的就集资一起用公模，想开发自有品牌的就自己花钱制作私模。冯老板说，2012年底平板电脑所占产能已倍增至10%，2013年会再倍增增长到20%。

白牌平板电脑在深圳并非这两年的事情。早在iPad问世前，白牌业者就跟着英特尔喊出的口号MID（Mobile Internet Device）做起平板电脑。包括有10年以上历史的桑达电子广场，也是从白牌笔记型电脑逐渐转型为平板电脑批发商场。

下午是桑达广场最热闹的时候。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中东、印度或者欧美的采购者拎着大型黑色塑料袋三三两地购买；不过，更多的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当地人，推着叉车忙进忙出、数十箱一起拉货，转手到内地，赚3倍是很正常的。一位批发商私下说道：白牌平板电脑的内销出货量已经占整体出货量的一半，未来还会持续增加。

从下午4点半开始，经过一整天交易厮杀后，这正是华强北商圈收割的时刻。每个店面几乎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大小把一摞摞的平板电脑装进纸箱，用推车拉到几乎华强北每栋大楼都设有的物流快递收件处。傍晚时段，顾客人潮渐散的商场，取代人声的是不绝于耳的封箱胶带声。店员说道，这些如小山高的平板电脑只是小单，1000台以上的大批量订单则直接从郊区的工厂出货，估计从深圳出货的白牌平板电脑每个月至少有50万台。

低价平板电脑在中国大陆的商机已经起飞了，但是台湾业者离天空的距离恐怕越来越远。中国消费者有购买力、中国零组件厂商有制造能力、中国终端业者更有能力关起门来兜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低价平板电脑，这是第一个在中国供应链完全本土化的热门山寨产品，也替过去担任山寨动力火车头的台湾电子业敲响沉重警钟。

深度阅读

从瑞芯微到全志：

大陆本土企业闯出一片天

2012年3月，台湾著名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发出一份新闻稿，标题是《珠海全志科技采用台积公司55纳米制程，成功推出A10芯片平台》，台积电中国业务副总罗振球在新闻稿中表示：“我们一直关注全志在平板电脑市场的发展。”

这则消息让当时台湾许多半导体业者一片狐疑：全志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台积电特地为这家没没无闻的大陆本土公司新闻稿？这个问题直到台湾记者走进深圳华强北电子商圈才获得解答。

全志这家来自广东珠海的芯片设计厂，是继福建的瑞芯微电子之后，另一家从MP3、MP4播放器芯片切入平板电脑的大陆本土企业，产品以高性价比获得白牌厂商的欢迎，成为现在卖得最好的平板电脑微处理器。全志科技的创办人唐立华早年曾在中国大陆第一大芯片设计公司炬力科技的研发团队工作，他从炬力带领一批人出走，同样在珠海创业，最先推出的A10处理器影像编解码速度很快，因而打响名号。有了名气以后，全志又推出精简版的平板电脑微处理器A13，对于力求更低价的白牌市场很有吸引力。

全志崛起之前，平板电脑的主流处理器供应商是瑞芯微公司。这两家中国大陆本土企业的共同点，都是从大屏幕的多媒体影音芯片起家，在MP3、MP4播放器市场打响名号，将屏幕越做越大、功能越做越多之后，跟随苹果的步伐开始研发平板电脑用微处理器。这两家公司历史都仅约10年，却能在大陆众多芯片设计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芯片处理器架构授权大厂安谋科技（ARM）在中国大陆的合作伙伴。

大国崛起中国篇10

一场关于其他国家复兴和崛起道路的争论，竟对中国各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绝非第一次。110年前，即1897年，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送西太后与光绪帝“恭呈慈览”，震撼了光绪帝的思想，引发了，就是一例。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间，美国的《光荣与梦想》，日本的《激荡的百年史》、还有《第三次浪潮》，以及包括《河殇》在内的一系列电视专题片，都产生过或大或小的争论和影响。

在我认真阅读和了解了讨论的各种观点之后，颇有缺憾之感。为此，本文另辟途径，以不同的视角，归纳了十个问题。就讨论的方法而言，我很赞同一些学者的看法，不要立即把中国对号入座，加以联系。

大国和小国

讨论大国崛起、民族兴衰、人类文明的变迁，必须有一个历史前提，这就是人类社会是否发展，和平是否加强，历史是否进步。按照这个历史前提，小国和“中”国的崛起几乎与大国的崛起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和肯定。道理非常简单，地球上今天有百余个国家，大国毕竟是少数。定义大国和小国，没有绝对的标准，完全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如果以国土和人口作为标准，近现代以来的瑞士从来就是一个小国，但是，从金融角度来讲，瑞士又可以称为金融大国。韩国就面积和人口来讲，称不上大国，但是韩国是一个已经崛起，并且还在成熟的经济大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南亚的新加坡和加勒比海上的古巴，都对所在的区域以至世界格局产生过和正在产生着超过某些所谓“大国”的影响。我们会非常容易地在欧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发现一些不能称之为大国的国家，它们曾经崛起过或正在崛起，它们的经验同样值得各国借鉴，它们的贡献同样值得肯定。

必须指出的是，在人们讨论中所说的“大国”，其背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是指那些曾经和正在具备强权和霸权的国家，而不是仅仅指领土、人口、经济和资源。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是GREAT POWER（强权） 而不仅仅是 GREAT NATION（大国）。我们可以说，新加坡是GREAT NATION，显然不能说新加坡是GREAT POWER。 在21 世纪， 因为人类的价值体系的演变，GREAT POWER，极而言之，甚至SUPPER POWER,即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与历史任何时期相比，不是增长，而是衰退。

崛起、衰落甚至灭亡

历史是有周期的，崛起过程也有周期特征。崛起到最高点之后就是衰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持续崛起的国家。可以这样认为，崛起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不仅有一个在经济上持续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还伴随着整个国力的全面膨胀和相对应的文化复兴。但是，这样的时期少则不过十几年，多则也不过三四十年。就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在一个历史周期中，可能经历崛起衰落再崛起的阶段，德国、日本和俄国就提供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德国从俾斯麦倡导的统一开始到今天，一个多世纪，不仅经历过崛起，也经历过毁灭。其中，法西斯纳粹的第三帝国的崛起和灭亡就是理解德国民族崛起中不可逾越的历史篇章。至于日本，至少从明治维新到今天，中间包含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国主义时代，而这个军国主义时代几乎致使日本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也是日本崛起全过程不可逾越的历史篇章。前苏联则是俄国这个民族国家崛起的一种形态，然而已经消亡。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历史轨迹不尽相同。但是在过去一、二个世纪之间，都经历了不同的盛衰阶段。

所以，“崛起”二字并非是精确的历史科学语言，也难以概括大国崛起所涉及和经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特征。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前苏联的瓦解，德国第三帝国的灭亡，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人类应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如果只看到彼得大帝，只看到俾斯麦，只看到伊滕博文，就会产生“崛起”幻觉，甚至走向“崛起拜物教”。这种现象，往往是后进国家在长期遭受霸权欺负和压抑之后由自卑自怜引发的。任何国家民族的强大本身是好事，问题是不应该陷于对强大的操之过急，而忽视强大本身的历史意义。

历史过程的共性、特殊性以及不可重复性

所有的国家崛起和复兴都有共性可寻，但是，其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共性。到目前为止除日本之外，所谓“大国”崛起的案例，都属于西方国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划入基督教国家的范围。必须承认，没有德国的宗教改革，欧洲大陆国家，以至英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崛起的深层结构，也是以新教为基础的。美国的创建者们，几乎都是新教徒。很难想象，宗教可以在21世纪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复兴还会重复发生如此之大的作用。进一步说，最没有争议的美国崛起，是因为美国具有一个人类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又几乎无法重复的历史、人文、政治、以及地理环境。这个由移民按照当时人类最高的政治智慧所设计和创建的国家，崛起几乎和创建是同步的，也是以牺牲整个印第安人种族为代价的。俄国的崛起，是与俄国向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急剧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德国的崛起、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则都是以不同类型的革命，不同类型的国家统一和重组乃至海外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对所谓崛起大国来说，它们的特殊性，不可重复的历史国情和环境远远大于它们的共性。即使讨论国土不那么大，人口也不那么众多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都存在着推动它们复兴的直接的国内因素，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因素。走向海洋，只是某些国家实现历史转折的导火索。

国家的发展取向和变动的国际环境

从哥伦布、工业革命到冷战结束之前，所有大国崛起的经验都表现为：这些国家不仅追求而且实现了对生存空间扩展的极限。例如，俄国跨过了乌拉尔山走向西伯利亚，成为首都在欧洲、绝大多数领土在亚洲的大国；美国从十三个州扩展到五十个州用了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不过是1958年的事情。其他欧洲国家都曾经拥有过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殖民地。上述这种可以使一个国家和某些国家用强权扩展生存空间的国际环境，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换句话说，过去五百年间，所有大国崛起的历史前提已不复存在。在今天，且不讲地球，就是月球和太阳系中的任何星球，空间的任何部分，都不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发展取向。

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占据更多的自然的和人力的资源，需要拥有在全球更大的市场份额。 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再是简单地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为主体，而必须寻求新的模式。欧共体所代表的欧洲的复兴，就不再是欧洲中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简单崛起。北美正在形成经济合作体，在亚太地区有东盟经济合作体，还有诸如国际石油组织这样的经济合作体。这些模式的创造，用以避免国家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危机和冲突。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参与或不准备参与区域一体化伙伴的国家越来越少。俄国是一个，但是前苏联曾经有过一个与东欧联接的经济合作体；中国也是一个。但是，自前清以来，当中国不再有番属国之后，一直处于孤伶伶的状态。所以，在今天，当强权不在之后，一个国家的崛起，越来越不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和取向。要 为世界所接受，那么，惟一可行的是利益均沾和利益协调。这无疑对后进国家的崛起，特别是对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是极大的挑战。

崛起的成功及其代价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所有大国的崛起其实都包含着不可分割的崛起收益和崛起成本。这里就引申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崛起收益和崛起代价的内含，其二是在可比的原则下，崛起的收益代价孰大孰小。通常，在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眼里，把崛起的收益放在崛起的代价前面，强调崛起的收益，而不去充分分析和评估崛起的代价。

过去五百年间，所有这些国家的崛起收益都是建立在巨大的崛起代价的前提下，有的代价可以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加以补偿，有的代价可能永远得不到补偿，有的代价不但得不到补偿，还会随着历史而加深。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血汗工厂，美国的泰勒管理制度，包括法国大革命，其实都是这些国家人民在崛起过程所支付的代价。美国的崛起毫无疑义地与历史上的黑人奴隶的牺牲与贡献连在一起，林肯的伟大就在于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敢于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种代价，是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为那些崛起的国家付出的各种类型的牺牲，超越崛起国的地理和边界。比如，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英国的殖民战争，包括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都是支撑英国崛起的历史因素，然而殖民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为英国的崛起支付了巨大的历史成本。德国第三帝国的崛起过程中，牺牲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代价则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历史的进步则是这些代价的被承认，被纠正，从而才使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得以持续。

问题在于，历史急剧变迁，很多曾经支付的代价，在21世纪的时空之下，已不再成为公理所能容忍的。例如，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血汗制度，无视基本社会福利等等。所谓国情的提法，有意义，但不可以庸俗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情在今天必须与新的历史环境相对应，所以，崛起代价的合理范畴与过去相比已大相径庭。换句话说，由于崛起的收益和代价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必然导致历史上的崛起经验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中国家复兴和崛起的需要。

领袖人物与制度的关系

在所有崛起国家中，领袖式人物都发挥了勿庸置疑的作用，这种现象，还可以在今后的历史中不断得到证明。但是，所有的大国崛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制度变迁的结果，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结构形成过程的结果。倘若从葡萄牙开始算起，一直到美国的崛起，二三百年间，人类历史翻天覆地，根本而言，无非是确立了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主导世界经济走向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在所涉及的这些国家中，体现为不同的模式而已。

离开这样的前提，历史人物的作用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人类古代历史上，不乏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但是他们没有引发一个新的制度的成熟，因而也不可能导致他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和复兴。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就是古代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严格地说，绝不是一两个历史人物能够创建和改造一个制度，而是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过程中，使所有那些历史人物显现出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影响力。所以，崛起是一个制度现象，是一个历史结构转换现象，是一个历史变迁过程中的集中和典型显现。评估崛起，制度是前提，制度是过程，制度是结果。

冲突、战争与和平

五百年以降，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相对衰落，必然引发原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和秩序的调整。所以，冲突和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冷战的总和占了二十世纪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姑且不谈局部冲突和区域战争。任何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强盛都会引发军事力量的扩张。换句话说，国家军事力量的扩张，几乎是任何国家崛起的重要特征。军事力量的扩张对崛起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安全的保障，对其他国家至少是一种威慑。在国家尚存的世界，不存在着没有武力保障的崛起。所以，崛起本身，永远包含着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历史一再证明，一旦发生了冲突或战争，必然对崛起过程产生负面影响。这在历史长河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难选择。

在现今世界，上述的两难选择更为困难，因为，新兴的所谓崛起国家选择冲突或战争的机会越来越少，为此支付的代价和成本越来越高。他们的目标不应该打破原有的世界平衡体系，而是诉诸非军事的手段，调整原有的世界平衡体系。和平和对话手段已经和必将成为更有力量的手段，任何一个崛起国家的意愿必须考虑维系和平，避免军事竞争，以及冲突和战争。近年来，朝鲜问题的多国和多边的持续对话和谈判，虽然成效缓慢，但是，避免改变原有的区域平衡，是历史性的进步。

崛起中的利益与责任

过去，一个国家的崛起，所获得的利益与其受到的制约、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可以相分离的，至少有一个时空的滞后。

现在，时代大变，不仅有了联合国，有了世界银行，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和其他各类国际组织，并且出现了世界性的各种类型的非政府机构。于是，崛起的大国在考虑自己所得时，必须考虑所要受的制约以及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这种责任，涵盖范围从经济、社会、文化、人权到环境。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哪有什么国际力量去指责童工血汗制度？而今天，这种历史断然难以重演。因此，评估崛起和评估崛起的制约与崛起必然承担的责任，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标准体系。倒退20-30年，大气的温室效应还不是一个社会常识，当然也就没有人去指责去干预；现在，任何一个崛起的工业国家，如果对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数量没有约束，必成为重矢之的。

崛起国家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历史上那些崛起的大国，政府和企业是两个根本性的主体，形成行政和经济资源的结合。英国崛起的19世纪，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例证。鸦片战争源于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纵容和支持。美国今天维持大国的影响力，不仅是其军事力量，而且是美国的跨国公司。高技术公司不提，想一想可口可乐、麦当劳、星巴克已经足够了。

如今，世界的潮流是，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正在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IT革命，使得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手段。与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相联系的个人、社区、教育机构，每天都在实现新的组合。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同时在全球化。

所以，到了21 世纪，可以肯定地说，政府和企业主宰国家崛起的情况已经在改变，而且，会在今后的十年和二十年内，有更大的改变。这些年来，很时兴GOVERNENCE(治理) 这个词，中文的对应词实在不能完全反映其本意。GOVERNENCE的本意就是讲政府、社区、企业和各类其他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时至今日，任何新兴国家的健康崛起，最终要选择GOVENENCE的模式，只有这样，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才可能得以兼顾和平衡。

崛起国家的价值体系、民族主义和人类终极价值的关系

每个国家崛起，都是国家主导，不可避免地形成相对独立的国家价值体系。包括GDP，包括适应新形势、新的历史条件的宪法，包括各自国家保护的社会利益结构。而在现代，国家一般都是民族国家，所有崛起的国家都曾经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在有的国家，有的时候，这种民族主义达到盲目狂热的地步，甚至异化到种族主义。历史一再证明，当国家的价值体系以及与其相连的民族主义偏离了合理程度的时候，那么，这些国家，不论它处于崛起的哪个阶段，都会爆发预期不到的局部危机甚至全面危机。把第三帝国的极端例子放在一边，只讲美国。美国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其崛起曲线最陡峭的时期，是美国人对美国梦最狂热的时期，导致美国不是走向开放而是走向封闭，实行保护主义，而保护主义至少是美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危机的直接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