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论文十篇

乡村经济论文篇1

经济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信息自动化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四个现代化”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水平的取得辉煌成就，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创造了物质条件，也为我国村镇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首先，信息自动化有效促进了村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大量产业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新型村镇集体经济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他们见多识广，从技术、资金、管理各个方面为现代化农业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也为农业深加工、远途储运创造了条件。农村集体规模经营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集中大户规模化、专业化、科学化经营管理；二是承包经营户在村镇行政倡议下，农民自主联合，实现规模经营；三是村集体组织项目和经营，逐步取消个人承包，实行集体统一集中规模化经营管理。其次，科技和工业现代化发展有效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为实现农业经济规模化、专业化、集体化创造了基本物质条件和技术保障。最后，现代信息自动化的发展不仅为农业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还为现代农业和城镇化奠定了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不仅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还为他们积累了一定资金；国家在发展的同时积极反哺农业，为乡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带动集体经济发展。

二、农村改革和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现代农民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随着城市病的发展，大量劳动力人才再次回乡创业，也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同时，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也造就了一批立足农村、发展农村，具有开阔视野和市场经济头脑，拥有新技术和新理念的现代农民。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逐步改变了原有的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意识，在市场经济中锻炼和提升了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当前已有近70%的农民具备中等教育文化程度。现代农民的形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储备了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三、更好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几点建议

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长期被边沿化，法律法规也给集体经济的发展制造了巨大阻力，虽然发展集体经济的条件已经普遍成熟，要发展集体经济仍然需要克服众多困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一）加强农村组织机构建设完善农村管理体系现行农村管理机制基本是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作模式。现行村级管理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重大决策不民主、政务不公开、监督机制不完善、财务管理混乱、管理人才匮乏。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村集体自身管理问题，同时也涉及政府层面的管理问题和相关法律法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假以时日，逐步完善、逐步解决，可以先从自身做起，按照管理四要素，即标准、决策、执行、监督的要求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第一，重大决策公开民主决策，充分考虑大家意见，兼顾共同利益；第二，加强政务公开工作建设力度，尊重和保障公民知情权，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三，不仅要尊重公民的选举权，更要尊重村民的监督权，不仅是行政方面，更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第四，集体组织的核心还是集体经济建设和发展，所以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严格财务监管具有重要意义，是集体组织和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有效预防基层干部犯错误，滑向经济犯罪深渊的重要保证；第五，利用集体资源优势和政策积极培养和引进人才，充分利用国家对农村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势，扩大对外资金、技术、人才、项目等引进，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二）克服法律制度约束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众多，但经济组织注册成员限制不一样。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而对股东人数没有上限。股份制企业实际上就是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制企业是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建立的法人企业。为了有效解决集体经济组织企业的登记注册，可以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村民代表代为履行村民集体企业股东责任。

（三）克服社会对集体经济的普遍偏见长期以来，从领导到学者普遍存在着一股否定集体经济甚至是整个公有制经济的歪风邪气，以“产权不清”的名义从理论上和制度上压制、削弱、束缚我国公有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有部分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歪曲事实，打击一直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刘庄、华西村等优秀典型，认为这些案例具有个别性、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无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意愿，无视公有制集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有的学者否定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的合理性，直接为村镇集体土地私有化鸣锣开道，高唱赞歌。很多人认为，公有经济低效、落后，还是腐败分子的“温床”。他们不明白集体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建国初期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剪刀差政策为国家做出的巨大奉献，无视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四）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打破对农村集体经济认识偏差，客观地分析和看待农村集体经济，党和政府必须认识到集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在实际操作上克服集体经济管理上的弊病，加大对集体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给集体经济发展以宽松的政策环境，在集体经济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加大国家方针政策措施落实力度，加强党的方针政策落实监督，预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形式主义和作风，预防基层组织的道德风险。

（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作风和能力过硬的带头人和强有力的基层组织。目前，农村普遍存在党员年龄偏高、文化水平较低、技术力量落后，组织队伍不稳定，组织缺乏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量人才流失的背景下，农村组织建设尤其是村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限制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组织人才培养和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成为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重点。

（六）加强集体主义观念培养教育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集体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农业大国，深受小农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民普遍保留着传统农业发展的思想和习惯，尤其是受到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刚刚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再次削弱。

（七）加强农村人才培养和政策引导在信息自动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必将面临人才问题。目前，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既要面临现代经济管理的人才缺失，又面临科技人才缺乏。一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着决策不科学、创业观念淡化、挥霍集体积累、无视集体财产流失、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产品科技附加值低、竞争力弱等现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必须加强科技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八）完善集体经济管理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经曲折，未来的路也不会是平坦的。中央党校张敢明教授提出的《公平竞赛办法》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公平竞赛办法》简而言之就是一套管理标准，一项审核程序，两个基本概念，三大职能分设，五项基本原则，简称“11235”办法。公平竞赛办法的突出贡献和价值在于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的管理问题，解决了公有经济与市场的接轨问题，解决了公有经济计划管理的呆板教条，解决了公有经济人才的选拔问题，值得学习和借鉴。

四、尊重农民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乡村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 江西乡村旅游 旅游经济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在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乡村旅游无疑是其中一匹黑马，其在旅游业当中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江西虽然经济比不上我国大部分地区，但其在地理区上位却是有着发展乡村旅游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江西乡村众多，且大都依山傍水，森林资源也极其丰富，极大地减少了工业发展给其带来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良好的生态环境、历史悠久的文化内涵、极具风情的乡村风光给江西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创造条件。

1生态文明与江西乡村旅游经济

1.1生态文明为江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江西乡村旅游资源极其丰富，但各种旅游资源的存在依赖于良好的生态文明。各种风光秀丽的大山以及江河，多种多样的地貌景观、 水体景观等无一不以生态文明为前提而存在。目前江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仍处在初步阶段，必将通过开发、利用各种特色资源来吸引旅游者，若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不顾及可持续发展就极大可能对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因此，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引，积极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来发展江西的乡村旅游经济势在必行。

1.2生态文明扩宽江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空间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对田园生活的需求，江西依托其丰富的乡村旅游济源以及多样的旅游模式吸引了众多的旅游者。这给江西乡村旅游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却带来了盲目开发、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等问题。虽然短时期能够满足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需求，但从长远看制约和缩短了江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生态文明格局下江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缺乏整体生态规划

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与名胜景区旅游发展模式是截然不同的，由于江西乡村旅游的发展时间过短，缺少整体有效的生态规划，导致在开发过程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开发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二是在旅游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引导和规划出现超容现象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三是旅游者在乡村旅游过程中产生大量废物和垃圾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2.2生态文明宣传和保护力度不够

乡村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放松脚步、回顾自然的需求，他们多选择周末自驾游到江西各城市周边的乡村进行体验。在旅游者到乡村旅游过程中大多数是没有一定组织和计划的，也就是缺乏一定引导的，因此，加强乡村旅游者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的环保意识必不可少。可实际上，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缺乏相关的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保护环境意识的宣传和引导。

2.3与生态文明结合度不够高，文化内涵不深

江西从古自今，都是人杰地灵的宝地。绮丽的自然风光以及先辈留下积淀许久的精神遗产是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除了有风光秀美的庐山，更有道家文化胜地三清山与龙虎山，但遗憾的是开发过程中并没有着重于道家文化的宣扬，而是基于经济效益更多的把目光放在了游乐项目的开发，并且由于在开发过程中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导致多处景观已面貌全非，与讲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完全背道而驰。

3生态文明格局下江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策略

3.1加强生态文明格局下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合理进行规划

首先，在制定相关规划过程中应准确定位当地旅游特色以及明确当地旅游资源，以此为主线进行特色发展；其次，在制定相关规划过程中应考虑当地资源能源情况，合理限制使用土地、树木、地下水等资源；第三，在制定相关规划过程中应考虑当地旅游经营者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避免过快过急，应稳妥稳步推进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杜绝单纯追求利益化、规模化效应。

3.2提升生态文明格局下的乡村旅游经营者管理水平

乡村旅游经营者多为当地农户，虽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但生态意识非常淡薄，因此提高其生态意思是当务之急。只有通过不断地教育和学习，加强农业知识、环保知识、节能知识的培训，使之能够正确认识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二者的关系，提升其作为一个乡村旅游经营者应有的管理者水平，真正认识到只有节能环保才能长期稳定健康去发展江西乡村旅游经济。因此，提升生态文明格局下江西乡村旅游者管理水平刻不容缓。

3.3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江西在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时，不该破坏乡村生态环境，更不该遗忘乡村传统文化。应当坚持生态文明理念，避免盲目、重复地进行乡村旅游经济建设，同时应当加强生态观念培养。面对日益热火朝天的新兴乡村旅游产业，江西旅游经济发展时必须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克服盲目追求利益和规模的发展思想。在加强乡村旅游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方面， 可以通过各种警示牌、 宣传栏、 微博、微信、QQ群等进行宣传。对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勘测，尽可能地把旅游活动控制在其范围下，以此实现江西乡村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慧芳，李朝阳，路艳杰.新乡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13（3）：73-74.

[2] 李长荣.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乡村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振兴农村；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042-02

一、简论乡村建设派的政治主张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思想大变革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波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建设派及其政治主张应运而生了。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是“起于救济乡村”，“要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乡村建设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概括起来，其政治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倡导“知识分子下乡”，以实现“知识下乡”；二是强调以道德为主要标准选拔乡村的公职人员；三是通过“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转移过剩的农业人口。

二、不同派别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

（一）中国农村派的批判

中国农村派首先批判了梁漱溟没有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掠夺当成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下，想通过点滴的社会改良来实现民族自救是行不通的，要挽救衰败的农村经济，彻底改变农村与农民现状，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1]。其次，他们严厉地批判了梁漱溟和其他的乡村工作者没有认识到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怎样分配生产阶段及生产物，怎样经营农业和改善农村经济等问题是改变农民悲惨命运的核心内容。如果忽视生产物的分配，尤其是土地分配的问题，肯定无法达到解救农民、挽救衰败的农村的目的。

（二）独立评论派的批评

独立评论派主要是站在西化的立场上，对梁漱溟的以农立国论进行了批评。1933 年8月，吴景超打响了批评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一炮，吴景超称以农立国论是一种“经济上的复古论”[2]。随后，陈序经重点批评了梁漱溟把西洋文化称为都市文化，而把中国文化称为乡村文化的提法，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以中国乡村文化为主而吸收西洋的都市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认识

从中国农村派和独立评论派对乡村建设理论的批评来看，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症结所在，但是这样的认识和结论与历史事实还是有出入的。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点谈一些鄙见：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足之处

1.没有从根本上对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在当时的情况下，乡村运动者由于其自身的阶级立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分配制度这个关乎乡村社会能否实现长久稳定与全面发展的关键问题。正如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中所表述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3]，“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因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的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4]事实证明，在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若不触及土地制度，迅速对整个社会制度加以变革，根本拯救不了农村，更谈不上复兴民族。

2.把乡村建设简单看作文化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命运是由这一民族的文化决定的，西方的胜利是由于文化的胜利，而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源于文化的失败。因此，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先进行文化改造。时任北大经济学系教师的千家驹曾讽刺梁漱溟的“乡建”理论是先发明一套礼俗习尚，而后改造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等于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事实上是行不通的。”[5]诚然，帝国主义对中国最首要的是政治侵略，而文化侵略应该是其次的，因此把近代中国的失败直接归因于文化的失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3.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法的作用

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非常重视文化和道德对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们提出了许多改善农民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农民文化水平、道德素质的措施，却没能有注意到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乡村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缺少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缺少了统一标准与有力保障，这样乡村建设理论是难以冲出试点，在全国推广的。

（二）乡村运动终结的历史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曾对乡建思潮和乡建运动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笔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也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不开的：

第一，当时支持开展乡村建设的地方实力派，多半想利用这一运动来增强自己的势力。他们支持地方建设运动的初衷并不是农村经济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更多的是着眼于怎样利用村治加强对农村的控制以及对乡村资源侵占，为其军阀统治服务。一旦他们积攒起足够的财政力量，依然会走军事扩张之路，从而引发军事冲突。在那样的形势下，乡村建设运动自然不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当时军阀混战的社会背景使乡村建设运动的命运与军阀息息相关。各个地方势力纷纷争夺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物，为其军阀统治服务，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是在韩复榘的支持下进行的；山西的“村政建设”，则基本上是贯彻了阎锡山的意志[6]。很难想象在没有掌握政治权力并且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始终贯彻其政策措施并取得成功。

乡村经济论文篇4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但是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各界的定理支持下，发展的劲头和势头很足，在未来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至今，一直走在“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并且以较高的发展速度和强度在不断创造者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虽然我国的低碳乡村旅游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实现了“产业化”以及“集中化”的有效经营，但是仍旧存在许多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乡村生态环境可能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一定的破坏；第二，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得不到有效的传承和保护；第三，乡村的基础建设设施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对低碳文化经济建设形成有效的支援。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下，我国乡村旅游与“低碳经济”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密切结合已经表明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旅游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将会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支持。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乡村旅游功能构建的新策略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功能构建的新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开发前提，力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乡村地区一致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点环节，也是我国保住“13亿亩耕地红线”的关键。因此，在乡村地区进行一切开发活动时，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保证当地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不能做有损于可持续发展的举措。低碳乡村旅游的主要作用是在“推动减排、保护环境和经济效益”这三个方面形成良性的促进和循环。

另一方面，低碳经济背景下乡村旅游功能构建需要关注对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植于乡村文化的乡村性是发展乡村旅游主的基础，充分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农耕文化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必要手段”。因此，低碳乡村旅游在发扬乡村文明、传承乡村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需要相关开发部门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注重开发配套功能，构建核心发展体系

旅游是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而第三产业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和晋升文化生活。因此，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进行乡村旅游功能建设不能单纯只是发展旅游业自身，也需要同步开发周边的配套设施来满足乡村旅游业的拓展发展。例如，可以在休闲配套设施上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可以在日常的额养殖事业中加入观光和采摘等富有农村特色的旅游活动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三）发挥乡村低碳旅游的教育功能

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一直是“跛脚”前行，并没有与城市现代教育的理念相融合。因此，低碳乡村旅游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功能，即尽量与城市文明建设实现的融合，开发出彰显乡村文明特色的旅游产品，并在传播“低碳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进行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实现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根据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结合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理论，首先要树立低碳乡村旅游的价值观，以绿色经济理论为指导，实现乡村旅游地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其次。应当建立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和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参与碳金融市场，为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将国际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乡村旅游的开发中。

乡村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乡村旅游；弱势群体；原因；对策

一、调研背景

近20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迅速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亮点。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近5年以“乡村旅游”为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已超过400篇。这些研究已广泛涉及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产品开发、景点区规划、市场营销、发展模式、经济文化冲击、资源基础与保护等主题。相比之下，对于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却鲜有关注，相关研究显得严重不足，相关论述零星分散，缺乏对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广西的乡村旅游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还比较少，且不系统，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只有10余篇论文对广西乡村旅游进行了探讨。研究层面主要基于宏观和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基本是如何开发乡村旅游，缺乏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存在，对旅游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十分不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极大地影响广大村民开发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不利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还缺乏对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方面的研究，“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课题组于2006年5月～2006年12月分批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调研，旨在系统研究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涉及整个广西区域，主要调研的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城、临桂、灵川、资源、灵川、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32个，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问卷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样本213份，对照样本264份，其中有效样本232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与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弱势群体的收入现状调查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的总结。虽然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样本与其对照样本数不一致，考虑到样本比较多，分析的准确率会高一些，加上本论文的分析是用百分比来表示，因此，对照样本多出部分在分析中没有剔除。

三、经济弱势群体的特征分析

弱势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城乡中那些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缺乏必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处于贫困状态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群。农村经济弱势群体是经济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是指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及低收入者的集群，它包含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两部分。农村经济弱势群体也指现阶段我国城乡中那些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乃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的不能平等享受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至于缺乏必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已经处于贫困状态、接近贫困状态和趋向贫困状态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群。唐玉凤等(2006)认为农村弱势群体也指目前在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能力较弱、经济收入较少的社会阶层。

在项目研究中，我们将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界定为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及其对照样本中经济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村民群体。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相比，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特征，除具有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社会地位低、承受能力差等一般特征之外，其特殊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收入是指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即强调其经济状况是与本村其他居民进行比较，可能纯粹就经济状况而言，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弱势群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其二，这些弱势群体一般拥有改善自身条件的机会，但由于经济基础差、文化水平低、年龄过大等诸多因素导致贫困或相对贫困；其三，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经济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旅游乡村其经济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有区别的。

四、经济弱势群体的现状与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广西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调查样本中，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37例，占总数的17.4％。在未创办民营旅游经济实体村落中村民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110例，占调查样本总数的48％。以全部样本来分析，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比例为33％。在广西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已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37例样本中，我们发现其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仅有4例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其他均为文盲或小学学历，占总数的89.2％。对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对照样本，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仅有3例，其余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总数的97.3％。综合课题的前期研究，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与其最高学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文化的贫乏是导致其家庭收入少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调查数据我们得出，232个有效样本中，缺乏经济基础的占有185个样本，占总人数的比例为80％。数据证明了经济因素是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不能生产自救或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导致乡村居民创业难的主要有年纪大、身体差或有残疾、有病、要带小孩、担心风险、性格不适合、没兴趣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占样本总数的20％。经济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综合调查结论，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经济因素，主要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者，如缺乏创业基金等的村民；文化因素，主要指拥有信息、知识资源量少的人，如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创业的能力等无法创业的弱势群体；生理因素，主要有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与病人等。

五、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对策

(一)建立健全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机制

建立合理和高效的运行机制是实施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帮扶战略的重要保证。应根据“帮扶战略”的要求构建一套制度化、常规化、人性化的运行机制，为解决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问题提供各种保障，并注意措施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帮助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提高素质、转变观念、开阔思路，增强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的意识，以教育培训为主，增强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自我造血功能。

(二)改进扶持方法。完善二次分配机制

改变当前对旅游乡村弱势经济群体的救助方式，变生活救助为旅游扶贫开发救助，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方式由现金和实物援助为主转变为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援助为主，扩大在技术、项目、培训和销售等方面的有效援助。将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援助纳入发展乡村旅游开发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旅游开发项目和人工需求应该重点照顾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积极稳妥地推进旅游开发乡村的分配制度改革，既要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要兼顾社会公平，特别关注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利用税收杠杆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解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效地保护和救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

(三)重视乡村教育培训，健全科教扶贫长效机制

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科教扶贫是对经济弱势群体最根本、最彻底的扶贫，是扶贫的长效机制。实施对经济弱势群体救助单靠一时的送钱送物势必陷入“扶则解贫，不扶返贫”的怪圈，难以从根本上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应该着眼于建立救助弱势群体长效机制。研究表明，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文化素质低是造成其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村民的收入与他们所具备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密切相关。要做到乡村旅游开发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同步进行，对于经济弱势群体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救助为科技救助。加大教育援助将有效促进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其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获利能力。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培训，建立“校一村”科技帮扶体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为弱势群体提供多种职业、多种技能的培训服务，以改变其文化低、劳动技能单一的状况，使其尽快就业。此外，解决好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子女受教育问题，不使家长的贫困和弱势延续到下一代也非常重要。

(四)建立乡村旅游股份公司。探索多种形式的发展模式

当前广西各地乡村旅游经济多是各自为政，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的旅游开发多以市场化形式进行调节。为加强对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成立旅游公司，建立村级董事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以分散的农户为基础，组合成团体，在协作中提高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上求生存、图发展，以统一的面孔对外。董事会要以旅游乡村的公共旅游资源为基础，村民均是公司的股东，每户村民都有基本股份，村民通过多种投资获得更多的股份。公司可以由村民自己经营，也可委托经营或聘请管理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也可将经营权作股份转让经营权，村民从分红中获得利益，从参与管理或被聘为工作人员之中获得就业机会。

(五)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仅靠一家一户是无法解决的，要从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人手，强化村级组织功能，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积极帮助、扶持有脱贫致富愿望和条件的经济弱势群体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村级班子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基础上，引导农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开展多种经营，村民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益农则农，益旅则旅”，积极为广大村民特别是那些经济弱势群体搞好服务，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旅游乡村的整体面貌，走向共同富裕。

乡村经济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乡村，传统戏剧，遗产，保护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世代乡民社会理想、道德伦理、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体现，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现结合2009年暑假在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的阳戏考察，拟就当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问题略陈陋见，就教于方家。

一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困境

乡村仪式戏剧成为世代乡民表达社会理想的重要方式，承载着厚重的道德伦理内涵，是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载体，对传统乡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全国“非遗”运动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乡村仪式戏剧遗产逐渐被纳入议事日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取得了不少成绩。笔者根据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阳戏保护的实际，认为当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困境在于文化生态、遗产传承和保护效果等方面。

第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变。乡村仪式戏剧是具体文化生态的产物，从中可见出乡村经济、生活条件和文化消费等基本状况。时至今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文学艺术论文，显示了乡村经济的进步、乡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需求的改变与文化消费的多元。一方面，这给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乡民有时间、精力和条件来完成这项工作；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打开了乡民接受现代文明的窗口。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乡民文化需求日渐丰富，文化消费日渐多元，在一定程度挤占了乡村仪式戏剧存活的空间。“演历史上英雄人物和鬼神妖魔的故事，这种内容与形式则与各自所处的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断裂；而农村社会形态的变革、新的人群、新生活方式与文化娱乐方式与传统的历史人物鬼神故事错位，民间戏班、戏师们则无法随时代的变革而创新其内容。”[1]（P266）

一是乡村经济状况日趋好转。乡村仪式戏剧植根于乡村农耕生活，既是乡民表达美好生活愿望的手段，也是其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随着现代文明传播的不断深入，乡村仪式戏剧逐渐远离了乡民的现实生活。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广大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种惠农政策的不断实施，乡村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乡民的经济状况论文提纲怎么写。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乡民的生活质量，为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乡民生活条件日渐提高。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广大乡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居住而言，广大乡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纷纷改建住房。田野考察显示，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经过六十年发展，广大乡村已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随着乡村传统民居的改造，昔日乡村仪式戏剧表演的戏楼、庙祠已被拆改或凋敝。笔者在贵州开阳鲊坝塘考察发现，当地现存戏楼系乡民在经济宽裕后重建在住房后面。因其并无足够的空间容纳观众和现在阳戏表演多在场院进行，故多用来存放阳戏表演所需物件。因当下阳戏表演多就近择地和庙宇多用于祭祀祈福，故开阳南龙长庆古寺的戏楼有名无实，只是阳戏艺人感喟昔日兴旺的凭吊之地。此外，笔者在福泉等地并没有发现古代存留的传统戏剧表演场所。就饮食而言，广大乡民已经摆脱了食不果腹的苦难，营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乡民搬演乡村仪式戏剧日趋娱乐化。六月二十四日传说是川主李二郎的生日文学艺术论文，开阳南龙中桥阳戏班子于2009年8月12日—13日为纪念川主神灵和祈求国泰民安而组织酬神祭祀和阳戏表演，邻近乡民自发集资参与相关活动。

三是乡民文化消费日趋多元。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民生活的改善，广大乡民的文化需求日渐丰富，文化娱乐日趋多样化，影视等日渐取代赛歌看戏的传统娱乐方式。田野考察中，贵州省开阳、福泉等地阳戏艺人告诉笔者，以前阳戏表演往往通宵达旦，观众仍留恋不去。因观众逐渐退场，笔者目睹的开阳南龙中桥阳戏进行到凌晨一点而被终止。就在此次阳戏表演中，仍有部分乡民在表演场所附近以麻将为娱乐工具。在中桥村委所在的街墙上还发现现代乡村乐队张贴的海报，乡民的文化需求与消费已发生了明显改变。

第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持续传承面临危机。乡村仪式戏剧不断发展和完善，是世代乡民持续传承的结果。时至今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传承心态、队伍结构和表演机会等方面的危机日渐凸显出来，成为不可忽视的严峻现实。

一是传承心态有待调整。面对不断升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各界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持续传承的态度同而有异。一方面，社会各界就乡村戏剧遗产达成了传承的共识。就政府及相关组织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因为其具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就专家学者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除基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考量外，还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就民间艺人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或以祖宗的智慧不能丧于己手，或以其作为生存方式之一而倍加珍惜。就广大乡民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可以传承，除因其系祖宗的智慧和生存方式外，至少还有娱乐休闲的价值。另一方面，社会各界的传承态度颇有差异，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有较大的影响。就政府及相关组织而言，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为代表的“非遗”保护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文学艺术论文，其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价值不会因采取措施而有立竿见影之效，故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倾注的力量相当有限。福泉是贵州阳戏主要流传地之一，当地政府并未就其传承划拨专项经费，因而让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们只能利用个人影响去筹措资金。就专家学者而言，虽认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面对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民间艺人而言，虽明知自身肩负的传承责任，但经济大潮中的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者已丧失了昔日乡村文化精英的光彩，日渐被人目以落后、迷信的眼光，有限的经济收入和自卑的文化心理使传承动机与动力丧失。另除“非遗”保护大力宣传强化了民间艺人的“特殊”心态外，行业发展的潜规则也使民间艺人以为“手握重宝”而不愿示人论文提纲怎么写。这不仅隔离了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且有可能挫伤他人参与保护的热情。就乡民而言，除经济利益、文化心理等影响外，现代文明极大改变了生存生活方式，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与乡民生活的距离被逐渐拉开，故遭遇漠视和远离。

二是传承队伍结构欠佳。乡村仪式戏剧不断提升艺术品位，成为世代乡民社会理想、伦理道德、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载体。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传承队伍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就性别而言，因传统观念的影响，乡村仪式戏剧表演中，女性参与程度有限，甚至剧中女角亦由男角反串。因“男儿不看戏，女人不观灯”的影响，贵州阳戏表演少有女性参与，女角由男性反串。“端公亦类道士类也，作法与演戏相似。衣服亦号行头，且有选少年着女装为神仙者，观之若狂。”[2]笔者仅看到福泉道坪谷龙阳戏班子有极少女性参与表演，而开阳南龙中桥阳戏表演始终均由男性扮演女角。廖昌国先生多年致力于开阳阳戏剧本整理，其《中国伦理傩——贵州省开阳县调查录》统计了开阳地区的阳戏艺人文学艺术论文，未见有女性参与。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者的性别失调，至少表明乡村女性多以看客身份参与乡村仪式戏剧活动，未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发挥足够作用。就年龄来说，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面临传承者年龄老化的严峻现实。究其原因，或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一定程度影响了乡村仪式戏剧的前承后启，造成了乡村仪式戏剧艺人的青黄不接；或是低下的经济收益缺乏足够的传承吸引力，年少者不愿参与乡村仪式戏剧传承。廖昌国曾较为详细统计了贵州开阳地区的阳戏艺人，笔者据此胪列开阳阳戏艺人年龄简表如下。

贵州开阳阳戏艺人年龄简表

 

年龄段

80以上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20-29

20以下

人 数

无

14

8

6

11

16

6

3

比 例

无

19

11

8

15

21

8

4

乡村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特色保留村 城乡统筹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b）-0146-02

城乡统筹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还是一种规划类型，其已经成为规划行业的一个突出主题。各地区的城乡统筹规划实践层出不穷，其对城乡统筹规划的研究给予了直接经验支持。城乡统筹规划过程中，农村常常被忽略，城乡关系较易失衡。对此建设者应采取城乡统筹视角，平衡好特色保留村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关系。

1 特色保留村建设理论

1.1 田园城市理论

田园城市理论是英国城市规划师霍华德于19世纪末提出的概念，其含义是建设具有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将城市与乡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田园城市中，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着城市，人居环境舒适。该理论对特色保留村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2 新型农村社区理论

新型的农村社区主要是指将一个或多个行政村作为基础，然后对其实施统一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功能齐全的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在不远离家乡土地的基础上，还能享受到城市化的管理及服务[1]。该理论将农村实际与城镇化结合起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使城市与农村错落分布，让农村人与城市人体验到不同的生活。新型农村社区理论促使农村向现代化城市转变，但又能保留农村特色的独特性，农村既有田园风光，也有丰富的公共资源及便利生活。

2 特色保留村建设路径

2.1 以工业促进农村建设

我国耕地面积相对有限，而人口众多，以往通过提高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来增收的方法已经较为落后。农村农民要想实现就地城镇化目标，应改变农村经济结构中农副工的比重，对乡镇工业进行重点扶持。发展乡镇工业时应采取以下3种途径：（1）加工原料，精深加工该地区的农副特产，提升农副产品附加值；（2）加工民俗产品，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或有民间工艺品特色的地区来说，应结合自己风俗文化，开展民俗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保护当地非文化遗产，同时也能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3）加工制造零件，这适用于那些离大中城市较近的农村，农村可以给当地大企业加工零部件，推进工业下乡，促使工业反哺农业。各地进行建设时，应依据因地制宜原则，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

2.2 开发村庄旅游资源

多数农村具有迷人的田园风光、山川河流及淳朴的乡风民俗，这些都是农村较为宝贵的旅游资源。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有了更多r间及经济支持去旅游观光，愿意去各地感受人文地理景观与风俗文化[2]。因此各地农村应积极挖掘自身资源潜力，如山川、河流及生物等，开展休息疗养、体育休闲娱乐等项目的规划建设；利用当地独特的气候与天象奇观如温泉、山庄等，建设避暑、避寒等旅游景点；借助人文旅游资源如历史遗迹、古建筑等吸引游客前来；地方特色美食也是吸引游客的有效方法。

2.3 完善村庄交通运输设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交通运输建设也逐渐成熟，各地区进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积极开展交通运输建设，努力构建半小时城区交通圈或一小时城乡经济圈。农村进行建设时，应依据自身地理位置及区位优势，努力构建交通、物流服务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客货物流所需的物流站，为当地经济发展及农产品推销提供便利的平台[3]。

3 特色保留村与城乡统筹发展措施

3.1 分析特色保留村的价值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乡村保留价值一直存在着争议。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乡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乡村建设用地面积则持续增加，乡村呈现出空心化趋势。村民对乡村的认知具有多元性，其不仅是居住的地方，也是一种家族象征与返乡保障。我国在新农村建设时，提出了土地政策，并提出了迁村的建议，将新农村与集中居住结合起来，大面积地实施村庄集中布点规划。乡村拆迁与新农村建设间存在争议与矛盾，农村若想维护村民利益，就需要政府支付较高的拆迁成本，并采取高地价维持安置成本；如果建设过程中较大程度地破坏乡村传统文化，则较易引发社会冲突与矛盾。特色村保留与城乡统筹建设过程中，应坚持保留乡村、提升活力及保持特色的宏观政策导向，全面推广秀美乡村建设，推进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市县政府应给予乡村财政支持与帮扶，鼓励乡村建设资金多元化。

3.2 制定分区统筹的引导策略

农村规划建设者应认识到城乡就业空间特征、城乡居住特征等，对城市实施分区。对于城市通勤区，应制定加速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目标，鼓励引导乡村人口进城就业、体验公共服务，提升城区公共服务能力。此外，也应鼓励城市人口下乡体验农村休闲生活，对城市休闲农业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乡村建设的品质。通过提高区域中心镇对周边乡镇的服务带动能力，在中心镇地区，培育低耗、低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周边乡镇人口向中心镇集聚，以山区及景区的乡镇为主，积极整合旅游资源，联系带动多个旅游景点的建设与发展。

3.3 打造精品乡村示范带

农村应抓住乡村休闲经济的机遇，通常而言，发达地区具有较好的乡村休闲经济优势，城市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时，人们对乡村生活方式及乡村体验需求才更加迫切。因此那些中部城市缺乏乡村休闲经济的条件，而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则具备发展该经济的条件，具备了将旅游与乡村发展结合的条件，该地区可以打造乡村休闲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的崛起。特色保留村可制定秀美乡村的品牌化策略，有机地结合零散旅游资源，将乡村建设与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构建若干个精品乡村示范带。该示范带用生态化道路进行串联，尺度保持在30～60 km，从中心城区向乡村地区进行放射。将若干特色乡村体验簇群串联在示范带上，结合现代农业及旅游景区形成若干个旅游主题。针对不同的休闲带，应使用差异化的簇群组织模式，对于田园休闲带模式，应重点建设半径在1～2 km的主题性特色簇群，将打造观光性及体验性的农业景观作为核心，将主要村落用绿道串联起来，采用休闲步道将主要村落与景区串联起来，宣传休闲进山理念。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统筹建设已经越来越重要，城乡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此相关规划人员应积极探索城乡统筹规划方法与技术，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策略。文章重点分析特色保留村与城乡统筹建设，首先规划者应了解一些农村建设理论，如田园城市理论与新型农村社区理论等，然后结合农村特点及所具有的自然资源等，提出相应的特色保留村建设路径及特色保留村及城乡统筹建设措施。特色保留村建设及城乡统筹建设应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发展目标，积极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完善农村交通运输设施，保留农村特色民俗及文化产品，促进新型农村及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王武朝.城乡统筹视野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13，30（4）：11-14.

乡村经济论文篇8

一、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是以村寨集体所有土地之上的自然、人文景观为对象的亲临审美享验。现代乡村旅游中，有游客、村民、政府、旅游服务企业等多方主体介入，对乡村旅游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因而使得乡村旅游具有多方面的特征。

(一)乡村旅游是以乡村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

村寨范围内的村民生产生活活动、土地、建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风俗民情等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村寨以外游客的文化审美对象。乡村旅游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于多元文化的存在，在于审美是人类共通的理性能力和活动。从经济社会背景上看，乡村旅游的发生是以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为前提，农村有着不同于城市的经济基础。

(二)乡村旅游是一种类属于服务业的经济产业

游客来到乡村，需要解决食宿等基本生活需求，需要休闲、娱乐、体验等更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基于游客的种种需求，就产生了商品(服务)需求，能最先、就近满足游客需求的，就只有旅游目的地的村民了。由此，他们多了一条农业以外的营生方式。

(三)乡村旅游还是一项政府倡导和鼓励的民族村寨经济发展战略

由于乡村旅游产业的营利性，让一些宁静、美丽、自然、淳朴，同时又封闭、落后的民族村寨，看到了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希望，也让地方政府看到发展经济、展示政绩的新路径。黔、湘、云、贵、川、渝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把乡村旅游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

(四)乡村旅游也是一种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新途径

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多元的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多元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这已经是普遍的共识。［1］通过乡村旅游，展示民族村寨的文化特色，提升自己文化的价值和影响力，增强各自文化的自信心。

(五)乡村旅游还是一种新型集体经济

乡村旅游是发生在村寨集体所有土地之上，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附着物为主要审美对象。集体土地范围内的森林、植被、建筑，都可以概括地看作“附着物”。村寨集体土地及其附着物，构成乡村旅游的必备要素和硬件。换言之，乡村旅游产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就是村寨集体土地及其附着物。旅游学者认为，乡村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2］28－29但是从物权法原理来解释，乡村旅游资源的产权应该归村寨集体所有。基于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原理，已经有学者将乡村旅游资源产权分为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在湖南的乡村旅游开发经营案例中，已经出现了“土地租金”或“山水资源使用费”的提法，即乡村买断乡村旅游资源的经营权所得的收益。［3］40－41乡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附着物，是乡村旅游经济主要的生产要素，理应集体收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已经逐渐成为共识。因此，乡村旅游是一种新型集体经济。

二、村民自治的新诠释

(一)村民自治权的性质

村民自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确立的一项基本的组织原则和社会管理原则。村寨是我国历史形成、相对固定、数量最多的社区单元。自1988年起施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学者不断地探讨“村民自治权”的命题。关于村民自治权的法律属性，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认为它是自治权利，不是权力;第二种认为它是村庄范围内的公共管理权力，不是权利;第三种认为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包括个体性的村民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自治权利;一方面，包括团体性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村民自治本质属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权，村民自治组织和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等其他非政府组织一起共同治理社会，办理村寨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行使着一定的社会事务的公共管理权力。［4］18－19笔者也持第三种观点。

(二)村民自治权的内容

村民自治权的内容，包括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四大民利，学界对此观点一致。但是，这种概括是不全面的，不能深入地揭示村民自治权的真实面貌。它应该包括发包权、承包权、收益权、经营权等经济性权利，有学者归纳为“经济自治权”，即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依法享有的在集体经济活动中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权利。［4］20这种归纳和梳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其隐含的前提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业生产关系，还是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村?换言之，这种对村民自治权的诠释，不能有力解释城乡一体化、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乡村现实，特别是不能解释乡村旅游兴起下的村寨现实。笔者对四大民利没有异议。但是，对“经济自治权”有新的诠释，而且这种新的诠释是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的法条解释。首先，经济自治权是指村民委员会不能干涉村民、农户、村民小组、农户自愿结成的专业合作社、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经济活动的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第八条第三款就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这里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包括联户、合伙，主要指以村、村民小组、比村和村民小组范围更小的自然村寨的集体共有的土地(山林、水库等)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经营性组织，比如集体林场、鱼塘等。其次，乡、镇人民政府等各级人民政府不能干涉集体经济组织的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第五条规定第一款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的经济活动。村民委员会尚且要尊重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自，自然包括基层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也是不能干预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经营的。这既符合类推解释的原理，又符合体系解释的原理。再次，“集体经济组织”曾经是中国20世纪农村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依然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法律名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重新作出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来界定的。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深入开展的情况下，像集体林场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极少存在。以集体土地为生产资料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大为减少。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土地不仅以生物生产力来创造价值，还可以以土地的外在形态和审美价值来获取价值。即优美的自然风光、良好的自然生态，也是一种“生产力”，也是可以换来财富的生产资料。从这种意义上，民族村寨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乡村旅游，也是一种集体经济。贵州省雷山县郎德上寨的乡村旅游，就是最佳的例证。最后，经济自治权是一种有法律边界的权利。村民委员会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必须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村民、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其他合作经济组织，从事经济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关于土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接受村民监督。”

三、乡村旅游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一)乡村旅游属于集体经济

前文已经从物权法原理的角度论证了，乡村旅游的必备生产要素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附着物，因而乡村旅游是一种新型集体经济。这里从地役权、公民环境使用权的角度，进一步加强论证该命题。⒈乡村旅游是建立在村民与旅游者之间默示的“环境使用权契约”之上现代私权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公民环境使用权”的理论［5］。公民环境使用权，是指公民依法合理使用其周围及其他环境资源的权利。具体包括:(1)宁静权，指公民有不受噪声、振动污染的权利;(2)日照权，指公民有享受阳光照射不被阻挡的权利;(3)通风权，指公民享受周围环境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权利;(4)眺望权，指公民享有视线不被阻挡的权利;(5)清洁水权，指公民享有饮用清洁、卫生的水的权利等等。当然，关于公民环境使用权的侵权纠纷，在我国还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空间拥挤的大城市，城市居民拥有很强的权利意识。我们要追问的是，在乡村旅游的的背景下，民族村寨里的村民是否也应该有公民环境使用权呢?权利是平等的，否则只能是特权。因此，民族村寨里的村民也是有公民环境使用权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疲惫心灵憩息的最后家园”，不就是因为这里的环境生态质量最优吗?在游客大量进入民族村寨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村民的宁静权、清洁水权等。换言之，乡村旅游是以村民对游客的“干扰容忍”、村民对环境使用权的“适度牺牲”为代价的。从一定意义上，乡村旅游是建立在村民和游客之间默示的“环境使用权契约”之上的。当然，这种默示契约也有被撕毁的时候，那就是当村民从乡村旅游所得少于其所牺牲的情形。如2006年湖南吉首德夯苗寨围堵公路阻止游客进入景区达一个月之久。［3］40因此，乡村旅游是建立在村寨全体村民的共同意志之上的。⒉乡村旅游还可以解释为游客在民族村寨土地上设定的地役权负担地役权是不动产权利人为了自己的便利而在他人不动产上有偿设定的负担。比如眺望权是一种城市楼房中生活的人群中发生的地役权现象。眺望权是不动产权利人享有的基于自身不动产形成的视野(风景)不受侵害的权利。如果遮挡方能够和不动产权利人协商一致，由遮挡方给予适当的补偿，不动产权利人可以牺牲眺望权。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将眺望权规定在地役权中，赋予当事人协商有偿取得或放弃眺望权。乡村旅游中，民族村寨的居民为了满足游客对少数民族建筑的审美需求，对自己的住房需求做出一定程度的限制。如贵州省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曾经建好的砖瓦房，或被迫拆除，或加上木板进行外装修，“还原”苗族吊脚楼的风格。一些“苗家乐”的建筑，都是砖瓦房的内核，外加吊脚楼的外装饰，建筑成本倍增。这些可以看作是类似地役权的负担。当然，这些“负担”是地方政府规划统一，并直接要求的，也给予了适当的补助。①但是追根溯源，还是游客的审美需求带来的负担，通过行政权力得以实现。民族村寨的村民承诺了对游客审美需求的满足。因此，从地役权的理念看，乡村旅游也是建立在民族村寨的全体村民满足游客审美需求的共同意愿之上。总之，乡村旅游是建立在民族村寨的集体所有土地及其附着物的要素投入，以及全体村民满足游客审美享验需求的共同意愿之上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

(二)乡村旅游本身就是民族村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

我们常常认为供水、供电、供气属于公共服务，文化、教育、卫生属于公益事业。还认为，非营利性是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的显著特征。其实不然，公共服务强调的是服务对象的普遍性和服务的必须性，公益事业强调的是受益对象的普遍性。乡村旅游是一种新型集体经济，它主要是为城市游客提供公共服务，它还是让全体村民受益的公益事业。乡村旅游，一方面在为城市游客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改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的同时，也改善村寨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比如2011年西江千户苗寨已经建成贵州省内第一座乡村污水处理工程，总投资1511.42万元，全部解决了西江千户苗寨1288户农家的污水排放。乡村旅游，展示民族文化的同时，还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本身就是文化建设的内容，而且是寓公益性的文化保护事业于营利性的文化产业之中。因此，乡村旅游本身属于群众性的文化公益事业的范畴，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公益事业的有效形式。《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二款就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办理村寨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村民委员会的首要的法定职责。因此，乡村旅游是民族村寨的村民委员会分内之事。

四、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乡村旅游的主体是村寨自治组织

我们不否认，民族村寨的自治能力是有限度的，开发乡村旅游的能力是有不足的，因此需要地方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这不能动摇乡村旅游中村寨自治组织的主体地位。这一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已经有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但是，政府主导型的乡村旅游开发的弊端也是存在的，政府开发乡村旅游也有其理性的限度。

(一)政府集中财力办典型的经验难以推广

2008年9月26日由政府主导的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简称旅发大会)、第一届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第二届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简称“一会一展一节”)在西江千户苗寨隆重召开后，西江千户苗寨的乡村旅游业才得以飞跃性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围绕着“一会一展一节”，于2008年上半年旅发大会召开之前投入1.8亿多元进行大量的项目建设，其中西江主会场的实施项目26个，县城实施项目6个。［2］28－29而2009年末雷山县的财政收入不足7000万元。西江苗寨的旅游开发是举全省之力，整合省直部门和州县资金的大手笔，其经验是不可复制、无法推广的。

(二)政府主导旅游开发建设也可能带来乡村旅游资源的建设性破坏

从西江旅游开发项目建设效果来看，也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雷山县政府的自我评价和学界的评价有不一致的地方。“西江的乡村旅游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因交通基础设施滞后，规划空白，投入极少，西江乡村旅游每年接待游客仅一万人左右。2008年全省第三届旅发大会确定在西江召开后，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要上什么项目，确定哪些开工建设，都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选择。从旅发大会实施的26个项目来看，没有形成建设性破坏，没有形成原生文化的遗失，关键在于西江是按城镇来建设，按古村落来打造，按乡村旅游来设计、规划、建设，得到了专家、游客和老百姓的认同”。因此，雷山县政府总结认为，“合理定性、科学定位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6］这是雷山县政府的自我评价，是从经济效果以外的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的评价。但是，我们也发现学者有不同的评价。“政府为迎接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而修建主会场时，将原本的河边农田全部占用，还将一部分世代居于此的苗族村民迁移他处。由于在整个设计建设过程中，有关方面没有充分征询村委会和当地苗族寨老的意见，致使主会场、回廊以及周边的11座吊脚楼的风格与老建筑明显不同。与此同时，一些部门出于建设西江、发展西江的目的，再次大兴土木，改造原本风景秀丽的天然河道，造成了难以恢复的破坏;在寨脚修建了平坦、宽敞的水泥公路，使得新增的景观和建筑与苗寨的民族风味格格不入，完全城市化、公园化，没有一点苗族元素和色彩”［7］。显然，官方和学界的评价是不一样。怎么来看待两者的差异，如何对“有无建设性破坏”得出客观的评价呢?这里涉及到乡村规划制度、规划评价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首先，乡村建设、旅游规划是一项专业技术规划，应该交给具有规划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编制，才能保证其科学性。我们无意否认西江苗寨所开工建设26个项目的科学性，但是尊重专业方能不失严谨，减少失误的可能性。其次，评价乡村旅游开发建设“有无建设性破坏”，应该交给中立的第三方来评估，方能保证其公正性。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违背程序正义的。法谚也云:“每个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最后，规划制度有一系列体现程序正义的程序规定，可以保证规划的实体正义和合目的性。一是保证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的程序规定。比如《村庄和集镇建设规划管理条例》(1993)所规定的“村庄规划必须经过村民委员会探讨通过”;《城乡规划法》(2008)所规定的“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二是保障专家和村民的参与权、监督权的程序规定。比如《城乡规划法》(2008)所规定的“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30日。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三是村民的监督权的程序规定。比如《城乡规划法》(2008)所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

乡村经济论文篇9

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那么，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在乡土中国日益分崩之际，“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儒学“下乡”的可能？ 儒学既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知识系统。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学本来就孕育于农业文明，那么，何来 “下乡”之说？应该说，儒学本来是“在乡”的，只是近代以来，诸多外部力量对中国农村不断介入与冲击，先是“革命下乡”，接着又是“法律下乡”、“科技下乡”、“文化下乡”、“资本下乡”，被驱逐的儒学不得不“背井离乡”。今天讨论儒学如何重新进驻乡村，本来应该以“返乡”一词来指称。之所以采用落入俗套的（儒学）“下乡”说法，目的是为了强调儒学与今天中国农村社会之间的某种外在性关系，以及在此外在性关系支配下，策略上需要作为知识系统的儒学“下乡”。乡土儒学的百年浩劫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乡土社会即已开始动摇，其根本原因是乡村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致使民生凋敝，科举制的废止中断了乡土儒者的培养，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态，而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乡土儒学面临深重的合法性危机，乡土儒学原有的规范举止、维系社会、提升生活的功能渐趋丧失。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一书中深刻刻画了乡村中国当时的窘境，他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但在过去百年中不断受到冲洗，结果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当时，有实践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不过，在理念上自觉把“乡建运动”与乡土儒学资源培育结合的是在山东邹平实践“乡建”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坚信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将此思想注入真实的民众生活中去，才能发挥效用。他认为，都市是西方文化结晶，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乡建运动”就是文化运动，乡村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基点”。 然而，知识分子的热血心肠抵不过革命洪流的冷酷无情，“乡建运动”的声音终被淹没于革命的号角中。革命需要随时随地的紧急的政治动员，需要造成轰轰烈烈的摧枯拉朽的气势，而一切地方性的次生制度、家族文化以及沉淀于乡土社会的儒学资源都将妨碍革命意志的贯彻而被视为实现全民政治动员的负面因素并遭清除，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景”。“”十年对乡土儒学的扫荡力度更是无以复加。 在“告别革命”之后，中国大陆迎来“市场化”时代。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君临一切，并重新梳理和编织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乡土儒学资源在“市场化”时代经历的洗劫并不比“革命化”岁月轻微。乡土儒学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被抽空。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国际与国内资本空前活跃，农村进一步边缘化、空心化，不仅经济凋敝，而且乡土社会支离破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史无前例。乡土底色 农村空心化的后果之一是导致在地的乡土社会解体，出现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变的迹象。我曾在《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读书》2011年第1期）中将“熟人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舆论压人”、 “‘面子’有价”、“‘社会资本’可累积”，并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征相应概括为“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既然农村已经空心化以及出现“无主体熟人社会”特征，为什么还要提“儒学下乡”？或者说，在空心化的农村，是否存在“儒学下乡”的内在需求？ 为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主体熟人社会”只是聚焦于农民工输出地的社会状况，即在地的乡土社会。而对离土离乡的农民在农民工输入地的社会形成状况，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在40岁以下农村男劳力基本全部外出流动的大格局下，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了。如果将输出地和输入地这两头的情况结合起来考虑，也许需要对“乡土社会解体”的断言做出一些修正。具体说来，“乡土社会解体”只是指农民工输出地即在地的乡土社会的解体。对缺乏社会资本的底层农民来说，已然形成的乡土社会网络几乎是他唯一可动用的“社会资本”，理性的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唾手可得的关系网络的，他们完全可以在农民工输入地将乡土的社会网络加以延伸或者复制，“反认他乡作故乡”。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看，在地的乡土社会的解体，可能只是表明社会资本从农民工输出地向输入地的转移，或者说是乡土性社会资本的乡土外运作，乡土社会资本的运作范围、运作形态发生了变化，而其总的存量不见得减少。这样的情形，尤其体现于今天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具有同乡同业形态的经济活动中。 在新近举办的题为“社会经济在中国”的第九届开放时代论坛上，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讨论“乡土社会资本乡土外运作”的单元，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谭同学博士、夏循祥博士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郑莉博士报告了其家乡人群在外地从事经济活动的三个个案，分别是谭同学的“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湖南新化人数码快印业研究”、夏循祥的“作为酵母的社会关系――湖北监利一个被馒头改变的乡镇”和郑莉的“东南亚莆田人的同乡同业传统――马来西亚芙蓉坡的例证”。这三个个案生动地再现了大流动格局下的农民积极运用本土社会网络在远离家乡的广大城镇，依托同乡关系，开展同业经营，并凭借快捷的行业信息沟通及融资，击败同乡关系网之外的竞争者。可以说，农民离土离乡，不见得就会导致乡土社会资本的流失，相反，可能因为在外同乡同业间互动机会及互惠需求的增加而加速了乡土社会资本的运作，并使乡土社会资本增量。 其实，中国农村之辽阔、区域差异之巨大，远非“中国农村”四字可概括。我最近正在对从温州、闽南到潮汕这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狭长区域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这一狭长区域里，有类似的乡土文化传统，就是家族脉络、宗族意识比较清晰，宗族传统的土壤比较深厚。这样一种乡土社会特征，导致该地区的乡民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活动形态，就是离乡离土的农民很少进入大工厂大企业打工，他们毋宁是机动灵活的游击小分队，先是以核心家庭后来逐渐扩大到以家族作为经济活动单位，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生机勃勃地开展各类同乡同业经营。他们以家族网络、乡土社会网络形成经济活动的纽带，创造出有别于今天流行的市场经济的、乡土社会网络与乡土外经济网络相互嵌入的经济形态。这样的经济活动不仅与乡土社会网络相互依托，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还相互激活。传统、乡土、家族，这些有可能被认为是过去式的遗存，在这一区域却呈现活态，其不仅渗透于人伦日用，还贯彻于经济民生。 因此，一方面是农村青壮劳动力离土离乡后乡土社会的式微，另一方面是他们在异地的同乡同业经济活动过程中对乡土社会网络的复制与利用。因为同乡与同业是相嵌的，从纯理性实用的角度看，即使从业者心中只剩下冰冷的利益计算，他也需要维系、放大同乡同业的乡土社会网络。于是，每逢家乡重大节庆（尤其是春节）或者本家族成员的婚娶寿庆，他们总是不惜时间及花费，长途奔波返乡。这种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费，实为一种生产性的支出，因为家乡是修补、强化他们在乡土外运作的乡土社会网络的最适宜场域。这也是“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的逻辑。 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主要呈现于祭天迎神、睦祖敬宗、婚娶寿庆等体现儒学基本价值理念的仪式性场合。在儒学的知识传承渠道阙如的今日农村，需要儒学知识的适当输入。儒学“下乡”之可能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是儒学“下乡”的一次努力。梁先生提出乡村建设应该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以儒家伦理造就团体，以道德转化政治。日常生活中的合乎儒家伦理的道德建设是其乡村建设的重点。在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社会动荡已经发生的当时，靠外力提升村民的日常公共道德水平，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8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农村进一步裂变为“无主体熟人社会”，诸如道德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等特征，在在凸显日常道德建设无从下手。可以说，梁漱溟先生式的儒学“下乡”的路径可能都被堵塞了。当然，只要我们还能够看到中国农村空心化大势下的乡土底色，希冀儒学对乡土社会建设有所助益，也并非一种空的期待。当年，梁漱溟先生对儒学“下乡”寄予极高的期待。今天，时势已变，我们不妨先寻找一个低起点、小切口，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这一特征出发，考虑今天的儒学“下乡”事宜。具体地说，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虽然常年离乡，但这不仅不妨碍反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与诸如元宵、祭祖等乡村传统仪式性活动的热情。所以，今天的儒学“下乡”，如果从效用的角度考虑，便不必急于选择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路径，而可专注于推动符合儒学精神的宗族文化复兴、乡村重大节庆及家户婚丧嫁娶、祭祖认宗的礼仪文化建设，通过仪式的铺陈和对仪式的参与，以仪式现场的集体氛围而非个体式的道德自觉，唤起乡民对儒学所宣导的基本价值理念的敬重。 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扫荡，族谱及经书不存，已形成严重的文化断裂与失忆。由于新一代对传统的隔阂，有意修订族谱的村庄常常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文化人。而每逢乡村重大的传统节庆活动，那些1949年之后出生的司仪，仅仅只是背诵着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其义的经文。至于如何祭天祭祖，在规礼上也是混淆不清，村落及家户之间也各不相同。各类乡土仪礼，因无规可寻，已日渐流变趣俗。应该说，目前中国农村尤其是同乡同业型农村对儒学“下乡”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能够借鉴陶行知先生当年的“筹措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大气概于万一，选择一百个乡村，征集一百个同道，返乡调查乡土儒学的现状，并帮助村民修族谱、传经文、辅仪礼，那么，这种低调的儒学“下乡”，可能更可以落到实处，即儒学只有参与进“百姓日用”，才算是真正下了乡。 儒者讲“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修身、养性、齐家”跟“治国”之间，还应该有一个“目”，比如“建村”、“建乡”之后，再去“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当今儒学之士，应该学习宋明儒，还得担起建设乡土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儒学以“内圣外王”为致力目标，不过今天看来，“外王”并非一定是要做帝王，或者为“帝王师”，“外王”事实上就是“事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应当是渗透到基层社会中去的实践。如果说我们推动了这样一种“外王”的事业，那么我们至少是在推动中国的乡土社会建设。今天的中国乡土社会，已是千疮百孔，儒学如能谨慎“下乡”，参与社会建设，激发民间活力，那么，儒家跟自由主义学者才可能有更多的交集，产生更多感兴趣的话题和领域。即便从“宗教市场竞争论”的视角看，为了儒学不至于彻底沦为“游魂”，从事儒学知识传承的学者能不坐而论、起而行乎？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

乡村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边界；制度变迁；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05-05

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面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所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进行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逻辑前提是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并未达成一致。从构词方式上看，城乡教育一体化由“城乡”、“教育”、“一体化”3个关键词组成，理解城乡教育一体化首先要从这3个词入手来考察。城乡的边界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一、城乡的边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范围

城市、城镇、农村、乡村等概念，都是表述我国社会区域的基本概念。本文中的所谓城乡指城市和乡村。但是，我国对城市和乡村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有很大分歧，在使用这对概念时也较为混乱，其结果是影响了人们对城市、乡村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因此，对城乡教育一体化进行研究，必须要澄清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以及空间范围。

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内涵，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描述，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等等。在实际当中，人们往往也是从多功能的角度对城市与乡村进行划分的：乡村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分布较城市分散的地方，主要依赖自然过程进行生产；城市则是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往往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信息中心 [1 ]。《现代汉语词典》也对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做出了类似的解释，所谓“城市”，就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 ]；“乡村”则是“主要从事农业、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 [2 ]。现代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更为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这是因为随着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城乡交流的不断增强，传统意义上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已不是那么明显，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于我国来讲，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里有了乡村社会文化的一些特征，而乡村里也同样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一直以城、镇（乡）的行政界限作为城乡划分的基础，而实际上在城、镇行政区划内也往往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城镇的实体地域概念并没有真实的建立。

总而言之，不仅在纯理论意义上界定城乡的概念是一个难题，即使对城乡的概念达成了一致，甚至确定了具体的标准，也很难在实体地域上将二者严格地分开。但是，现实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与实践却不允许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必须对此加以确定。从国家的统计标准来看，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把我国的城乡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城镇又分为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不包括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的乡以及村。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统称为县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同样不包括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当中的乡和村。乡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区域，分为乡中心区（乡政府所在地）和村庄，其地域范围不仅包括行政区划当中所有的乡及其中的村，还包括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当中的乡和村，也包括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当中的村。

上述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对于认定和划分城乡边界提供了很好的标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城乡是具有相对性的。如果把乡村看做“纯粹”意义上的乡的话，那么相对于乡村，镇区就更具有城的意味。但是和城区相比，镇区就显得更像乡村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城乡看做一个连续的序列，根据城乡的不同的等级和层次，以及我国的行政区划，把我国的城乡关系划分为7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乡村内部乡中心区和村庄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镇域内的城（镇政府驻地）和乡（村庄）的关系；第三个层次是县域内一个镇的镇区与另一个镇的乡村的关系；第四个层次是市辖区内的城区与乡村的关系；第五个层次是地级市内的一个区县的城镇（城区和镇区）与另一个区县的乡村的关系；第六个层次是省域内一个地级市内的城镇与另一个地级市内的乡村的关系；第七个层次是全国范围内一省的城镇与另一省的乡村的关系。与这7个层次的城乡关系相对应，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可分为7个层次。考虑到我国行政区划的设置情况，乡和镇一级、县和区一级的可以合并到一起，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也因此得到简化，依次是：镇（乡）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县（区）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地级市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省域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国家层面的城乡教育一体化。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性决定了其实现的非同步性，但这种非同步性并非是从低到高层次的依次实现，而是依据管理和投入主体等多种因素来确定的。虽然乡镇是我国最低层次的行政单位，但是由于其不是管理与投入的主体，并不适合以它为基本单位来实现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而县级政府则由于其义务教育的管理与投入主体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基本单位。正因如此，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指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就成为我国现阶段的政策选择。等到县（区）域内实现基本均衡以后，要想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就需要管理和投入主体的调整，这意味着统筹主体的提高。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越高，统筹主体也就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实现的非同步性，并不意味着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在各层级政府开展的有先有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层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只是在不同时期各层级政府的侧重点和实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二、教育的本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不管是区域一体化理论还是城乡一体化理论，都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展开，虽然也涉及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但并不是主流，研究也并不成熟。教育作为一个与经济并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的领域，虽然我们可以从城乡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得到很多启示，但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肯定与城乡经济一体化有很大差别。如果不注意这种差别，而盲目借鉴，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1. 城乡经济一体化与制度

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城乡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融合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城乡经济分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它的产生源自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以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为主，而农村则以传统的农业等部门为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要拉平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当农村农业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并呈现出无限供给的趋势，这时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如果要想继续提高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转移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农业人口。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不断缩小。当农村人口减少到一定的程度，城乡之间的生产效率趋于一致时，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得到消除。虽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领域的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但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不是作为参与主体的人有意识建构的结果，而是源自于社会自然分工所造成的工农差别。所以说，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传统经济学只关注土地、劳动、资本等实体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开始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用制度及制度变迁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制度到底是作为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来影响经济，在这一点上可能还存在争论，但是作为影响经济的一个要素是确定无疑的。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制度规定了产权结构和游戏规则，从而约束了人的行为和经济效率。但是，无论如何，制度本身并不等同于经济，最多只是影响经济的一个要素。并且，经济自身有着客观的发展规律，制度的制定也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建构，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对制度的选择不同，可能会影响其发展的路径和走向，但并不会改变经济规律本身。

2.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质是制度建设

与制度外在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相比，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制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城乡教育一体化就是城乡教育制度（体制机制）的一体化，他们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由教育的本质来决定的，教育活动与经济活动有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而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较弱。教育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长期以来存在争论，这实际上也是人们对教育究竟存不存在规律的争论。既然教育没有或只有弱规律性因素的制约，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教育活动的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来建构教育制度。

其次，正规的学校教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开始出现的。从广义的教育活动来看，它与经济活动一样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诞生于国家之前。但是，对于学校进行的正规教育活动而言，它产生于国家之后。这种现象说明，教育是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建构而存在的。

再次，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来看，教育处于再分配领域。国民收入的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初次分配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的分配，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情况和谈判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教育不属于物质生产活动，只能通过财政和政策等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实现正常运转。财政和政策等手段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保障。

最后，从产品性质来看，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根据世界各国的通例，人们都把教育视为一种公共或者准公共产品，由国家出资来兴办教育，义务教育尤其如此。由国家出资兴办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供给。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意义上讲，教育与制度是内在统一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建构，对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来说同样如此。

3. 城乡教育一体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区别

通过以上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教育与经济有着很大的差别。经济与市场联系密切，而教育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主导通过强制力来实施完成的变迁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社会和个人为获得潜在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即以需求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于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由于其与市场联系密切，以需求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更多一些，市场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而对于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由于其与经济的差别，决定了政府是促使其发生变迁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 [3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的地位在其次。关于这一点，众多的研究者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

三、一体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相互关系：可能的研究路径

当前，在我国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大体存在着3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博弈论范式以及制度主义范式。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是 [4 ]：第一，系统优先于其各个构成要素；第二，系统的构成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第三，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都有一定的功能，或正功能，或负功能；第四，每一个系统都是各部分良好结合的有机整体；第五，社会是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第六，社会系统的良好运转，需要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一致与共同目标的达成；第七，社会的主导状态应该是稳定的秩序，而不是分歧和冲突；第八，社会系统要稳定，有些功能条件就必须得到满足。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的功能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功能方法的基本观点，如有的学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在教育发展中，不能把城市和乡村看成是两个独立的系统，而要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打破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束缚，以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推动城乡教育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实施教育的现代化 [5 ]。还有的学者指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指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构建双向沟通、动态均衡、良性互动的教育体制机制 [6 ]。

博弈论是指研究多个个体或团队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而实施对应策略的学科。有时也称为对策论，或者赛局理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在经济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当中，笔者曾运用博弈论方法，选取政府、社会与受教育者三方作为权力与利益博弈的主体，来解释城乡教育制度的变迁过程 [7 ]。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也是各教育主体博弈的结果。

制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范式，一直非常宽泛。制度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分析等诸学科中的兴起，构成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制度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种范式，因为不同的假设、逻辑以及主张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构成了不同的制度分析观。虽然不同的制度学派主张不同，观点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十分重视制度的重要作用。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其实质就是制度问题。有人指出，从城乡教育均衡到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理念变革与制度创新 [8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制度问题，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推进和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 [6 ]。

上述3种研究范式对于理解和实施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都具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但是和任何一种理论一样，每种研究范式在具有自己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虽然指出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然状态，但是功能主义者一般最关心社会结构的静力学，而较少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致力于发现社会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变迁；是一致，而不是冲突；是因循，而不是创新；是规范的拘束力量，而不是规范据以建立或被新规范所代替的机制 [4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就很难说清楚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应然状态是如何达成的，其动力机制何在。而博弈论范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冲突论范式恰恰解决了“功能主义者不能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中提出和处理一个充满了冲突与需要根本改革的当代社会中的主要问题” [4 ]。与功能主义关心一致、调适与合作不同，冲突论则关心冲突与斗争。功能主义研究一种因素对于另一种因素的适应，冲突论则研究它们不协调的程度。前者视社会体系的均衡为关键概念，后者则认为系统的变迁至关重要。冲突论虽然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但是与功能主义者将稳定与均衡视为社会的主导秩序一样，冲突理论则假设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的变迁流转过程，从一个极端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制度分析范式的出现，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架起了一座桥梁。

以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制度概念进行了理解。尽管对制度的理解形形，但总体上都倾向于在规则、规范性这一维度上理解“制度”概念。规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曾从结构的维度理解“制度”概念，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吉登斯认为社会自身再生产具有“结构性特征”，并且这种“结构性特征”最根深蒂固，而“结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复采用的规则与资源。吉登斯事实上将制度规定为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特征 [9 ]。它具有实践的特征，是人类较稳定的行动程序。通过这一理解，就把制度与结构功能主义所倡导的秩序与系统结构联系起来。那么，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博弈是社会主体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制度与博弈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第一，制度是博弈的均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博弈会形成制度或制度体系，即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规范、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行为选择；第二，制度是多样化的，通常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或相互作用是在先前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制度的制约。而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或相互作用的进行，制度会随着时间、技术、偏好等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制度变迁。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同时，人们又会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相互作用即博弈，如此循环往复，人类在曲折中不断进步与发展。

虽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假设以及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是不同的理论视角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力求的是视界的融合，而不是用某一理论视角解释所有的问题，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以往的文献当中也很少有用单一视角来研究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只不过很少有作者意识到自己在研究当中的这种视角的转换。比如在谈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未来样态时，多数学者用到的是功能主义的视角，而在谈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时，却又不自主地转入到制度主义的视角，在解释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时，有些学者则采用了冲突论的视角。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统一理论研究框架，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路径应该是整合性的。

参考文献：

[1]黄坤明.城乡一体化路径演进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陈天祥.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86-93.

[4]于 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5]王克勤.论城乡教育一体化[J].普教研究，1995，（1）：6-8.

[6]褚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中国教育二元结构及其破解[J].教育研究，2009，（11）：3-10，26.

[7]杨卫安.我国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