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论文十篇

文化观论文篇1

关键词：和合文化、爱有等差、宗法等级、夷夏之防

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和合"观念，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共识。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和合"，又不可能孤立地、抽象地存在，必然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基本观念纵横交错、参差互渗，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因此，考察"和合"观念，一方面，不仅要从字源学角度厘清其本义、引申义，从古代文献中提取若干相对孤立的文本资料加以引证，更要重视此观念与其他基本观念纠结互动的联系，理解其真实而非抽象的文本意义。另一方面，不仅要把握"和合"观念在古代文献中的理论表述，更要深入挖掘"和合"观念是如何与其他基本观念共同影响着政治活动、法律制度、日常生活以及规范着君臣、君民、华夷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所以，"和合"观念不是物理学上的理论空间，可以从摩擦力等因素中纯粹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和合"是中国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任务就是在意义的密林里，寻找它的原生意义和具体语境。

人和观念与爱有等差

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为贵"等。但"和合"观念所凸显的道德普遍性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体现为程度的差别，而且体现为等级的划分（第二节将详论宗法等级，本节仅涉及前者）。

孔子对"仁"的规定继承了《国语·晋语》中"爱亲之谓仁"的思想，视血缘亲情为"仁"的根本，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孝悌是建基于血亲之爱的最根本、也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推己及人，孔子又将"仁"规定为"爱人"，由爱亲发展为对社会成员普遍的敬爱，这恰恰反映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爱亲"与"爱人"并不属于同一伦理层次，所以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对象是家庭成员（"亲"）或社会成员（"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有人偷羊，自然应当举报（"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而若是父亲偷羊，情况就不同了。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显示了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亲亲"之德重于"亲人"之社会公德。

孟子同样在这一道德立场上论述"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其间寡助-亲戚为一端，多助-天下为一端，由寡到多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变化，更体现了道德上的亲疏关系。从此"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荀子·君子》）。看来儒家的道德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无怪乎墨子要以"兼爱"来对抗儒家的"亲亲有术"（《墨子·非儒上》），爱有等差。

墨子"兼爱"的许诺十分诱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以至于二千多年后的洪秀全也几乎以同样的词句诠解了太平天国的理想。"兼以易别"具有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但由于墨子忽视了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使道德理想丧失了经济、政治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相比而言，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主张由于建构在血缘亲情基础上而显得更为可信、可行，成为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

佛教东传后，由于其离亲割爱、弃世出家的教规仪式，与中土传统伦理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儒学名士为捍卫"爱有等差"的天然伦理秩序，对佛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出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1）造成"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2）隋代荀济认为"释种不行忠孝仁义"，"傲君陵亲，违礼损化"，"释氏君不君，子不子，纲纪紊乱矣。"（3）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弈上废佛事疏十一条，指责佛教"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韩愈亦斥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甚至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文化"三光"政策。可见，所有的批评都缘自"爱有等差"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可动摇性。只有以此观念为前提，才谈得上人际关系的"和合"。这样，我们就揭示了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的真实历史蕴涵。

和而不同与宗法等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显然，这里是就君子与小人区别的角度而言的。君子的基本特征是"和"，小人的基本特征是"同"。君子善于搞好人际关系，求得社会和人际的和谐。那么，君子能否和小人达成这样的协调呢？应该可能。但孔子在另一处却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一团和气的君子为什么与小人难以相处呢？看来问题并不是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处，应当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和道德无涉，仅有位格的差别。而正是位格的差别鲜明体现了宗法制度的森严秩序和等级观念。"和合"观念与等级观念丝缕相牵，难以割断，因此，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必然牵涉到对宗法等级制度的考察。

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状况相适应，发展出一整套的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套制度转化为具体的规范仪轨就成为"礼"和"法"。孔子期待着光复周礼，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社会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为"礼"是宗法等级制的具体体现，自然维护"礼"，就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稳定统治秩序。孔子所提倡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精神实质即在于此。"法"是"礼"的辅助，"隆礼"和"重法"是儒家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适用的阶层、领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礼法不仅保障着君子和小人这样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且保证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君臣关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春秋时期有过两次与此相关的著名讨论，一次是晏婴和齐景公的谈话，另一次是史伯与郑桓公的对答。

晏婴的观点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史伯的看法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诚然，这里反映了"诸方面、诸要素的协调配合，相辅相成"，"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的辨证法则，（5）也具有"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侧面提出各种不同、冲突意见，而后加以融合"的社会意义，（6）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谈及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和合"观念时，都存在着一个价值公设，即君主臣辅、君贵臣贱、君尊臣卑的宗法等级秩序。一方面，臣子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提出建议，采纳与否在君主，臣子无决定权；另一方面，臣子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这个等级制度而不会损害它，消灭它。因此只有将"和合"观念放置于这个价值公设的背景下，才会准确地理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实内涵："和"是一种统治策略，使君臣智慧和经验相济相成，目的是"生物"、"政平"、"民无争心"，增强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和延续能力。

董仲舒一方面认为"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7）另一方面，又强调阳贵阴贱、阳前阴后、阳亲阴疏，构成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图景。（8）

即便如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最力的黄宗羲，虽声言"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9）而其《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却暴露了黄氏期待明君访求的下意识冲动。（10）这里呈现的依然是君主臣辅、相济相成的基本观念。明朝的君主终究没有等来，而清朝君主的宠惠又不能接受，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与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的观念第一次以下列的形式被表述出来："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亲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尧典》此句的背景是在殷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况下，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禹贡》叙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将四海之内亦即"天下"按距王城远近划分为"五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西周初年，"五服"制度已经产生，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子弟和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的形式，将诸部落和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尧典》、《禹贡》中宣扬的处理邦国、部落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标准。"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11）

但历史上的"协和万邦"的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夷夏之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尧典》、《禹贡》中"协和万邦"观念是从自己的亲族、本邦、诸夏向他族、外邦、诸夷逐次扩展的，诸夏和诸夷界限分明，不可逾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多从地域、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与心理等方面去区分夷夏，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犬羊之性"，对夷狄充满了蔑视和戒备。这种观念，一方面，它在客观上维护了本民族的独立地位，不以武力征服而以道德教化为手段来"协和万邦"，有利于民族融合，不同民族只要在语言、心理、文化上逐渐接近，就会被规划在一个民族之内；一方面，它又使"协和万邦"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夷夏代表了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民族对游牧民族采取的怀柔"、"抚和"政策，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的顺俗施化"的政策，都是以"夷夏之防"为背景的。如明代就实行了"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

在"夷夏之防"笼罩下的"协和万邦"曾经大大阻碍了向其他民族和文化学习的进程，起码使这一层面上的"和合"观念发生了扭曲和变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借鉴异族制度，实行军事改革，结果遭到大批"夷夏之防"者的反对；佛教东传之初，引起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土文化的强烈不满，掀起"夷夏之辩"；明代西学输入，在本土文化必然高于其他文化的心态下，提出"中源西流"说；近代以来，保守主义者再次以"天朝大国"自居，面对愈加强盛的异族文化，越发明确提出"夷夏之防"，乃至闭关锁国，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其历史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余论

由此，我们系统清理了"和合"观念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其他基本观念的联系，指出"和合"观念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总是受到其他观念的影响、限定和制约的。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和合"观念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我们赞赏并认同"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张立文先生语）这一看法。在此前提下，正因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和合"历史上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牵制而无法获致最佳实施效果，所以今天在弘扬"和合"观念的时候，不仅要丰富深化其内涵，而且要充分认识到历史和现实中其他基本观念对"和合"观念的影响，以期早日迎来一个和合文化的新世纪。

注释：

（1）（2）《广弘明集》卷七、卷十五。

（3）《广弘明集》卷七。

（4）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

（5）郭齐：《"和合"析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6）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65页

（7）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8）散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等篇。

（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文化观论文篇2

民间艺术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较为稳定，几乎不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改变，这不仅因为这些文化内涵与人类的本能性需求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深层次文化内涵通过代代相传的象征体系，已经深度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格尔茨认为，共享性的、普遍的“意义只能‘储存’在象征”中。反而言之，只有“储存”在象征中的意义才具有普遍性与共享性，因为象征比较直观，无需借助语言文字的解释，人们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意义，而且，在象征没有受到历史意识与哲学观念批判的地方，象征体系就是生活常识，人人稔熟，了然于心。我们发现，民间艺术通过复杂的象征体系，使其文化内涵具有了普遍性与共享性。就民间造型艺术而言，除了小部分直接再现社会生活，把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绝大部分是依据象征体系创造的，这个象征体系由形象、图案、符号、色彩等构成。形象系列主要来自古老的图腾崇拜，如老虎、猪、牛、羊、麋鹿、龟、龙、蛇、鱼、蛙、凤凰、朱雀、向日葵等形象，这些形象在民间的剪纸、刺绣、印染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另一类形象虽然来自日常生活，却并非单纯地将日常生活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而往往在古老的象征思维的影响下，通过民间故事赋予其某种神话内涵，将其纳入象征体系之中，如无锡惠山泥人中的“大阿福”，也许是先有了这个形象，为了神化这个形象，就有了民间传说“沙孩儿”勇斗猛兽的故事。再有一类形象则是通过谐音被赋予某种象征意涵。如桌案上摆着花瓶象征着平安；画一位官员骑着一头梅花鹿，寓意是“进禄”；画一个胖娃娃骑着大鲤鱼，寓意是年年有余。我们发现，即使是当代的一些单纯再现日常生活场景的民间剪纸、绘画中，民间艺术家仍然会在场景中加个龙、凤、兔子等吉祥物形象，可见象征意识以及古老的象征体系对民间艺术影响之深。在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中，除了极为丰富的具体形象系列之外，还有大量相对抽象的图案或符号，比较著名的如双喜、如意、中国结、九宫图、八卦图、阴阳鱼、“盘长”、卐字等，这些抽象符号大都来自中国阴阳、五行、八卦哲学观念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观念。如卐字符，据唐代慧苑《华严音义》载，卐本非汉字，原为古印度的印度教、佛教的吉祥符号，武则天时期才权制此文，“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盘长”符号也可能来自佛教，张华就认为，“盘长”并非是对“盘肠”形象的模仿，而是来自佛教的法器“盘长”。在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中，色彩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如红色象征着热血、生命，是中国人心目中镇邪的色彩；白色象征冬天的白雪，意味着万物凋零与死亡，是中国人的丧服色彩；绿色象征着春天、大地、生育，所以传统婚礼中新娘子往往穿红戴绿。在中国民间观念中，色彩甚至与空间、时间，乃至人伦道德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具体而言，东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黄色；春主青色，夏主红色，长夏主黄色，秋主白色，冬主黑色；红色象征热血、忠勇，黑色象征正义，白色象征奸邪。诚如靳之林所言，中国民间美术并不全按照事物的固有色彩来处理，更不同于西方的条件色彩体系，而“是以阴阳观、五行观与八卦观为基础的观念色彩体系”。深入考察一下民间表演艺术，我们惊讶地发现，民间表演艺术也受到了象征思维的深刻影响，从舞台、服装道具到人物造型、表演流程，以及表演内容，都有某种象征性内涵。舞台以及服装道具的设计作为民间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受制于象征体系与象征思维的。比如古戏台的藻井形式的顶棚，井顶一般为圆形的明镜形式，象征着天圆地方，人在天地之间，顶棚的内壁上大都绘有民间常用的双鱼、龙头、八卦等象征性形象或符号。就民间艺术的表演流程来看，大都有固定的程式，比较典型的是傩戏中的请神、祭神、送神与秧歌中的“谒庙”、“排门子”、跑场图等。尤其是秧歌中的场图，看似随心所欲，变化不定，其实基本图式是相似的，而且大都暗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张华在研究秧歌场图时发现，人们花很大力气排练的秧歌场图，对于参与者来说，远不如“扭”和“逗”来得利落、痛快，对于观众来说，也大多看不出其中的门道，闹秧歌之所以重视场图显然不是出于娱乐或审美的目的，而是因为“那些图式也许是作为某种神秘内容的巫术象征，因而被认为具有了相应的神秘功能。而踩过它们，按它们的模式去跑舞图，就会得到某种超现实目的的实现”。

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表演程式，不仅是在秧歌中，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共同特征。在民族民间舞中，手心向上为阳，手心向下为阴，阴手阳手有着不同的象征，舞步上，先出哪只脚，如何变化，步距、方位、秩序，往往各有定数。就民间表演艺术的内容而言，傩戏的象征性内涵最为显著，甚至可以看作是象征体系的仪式化演练。在傩戏演出中，神坛、神像、神物的布置，巫师穿戴的面具、法衣等服装道具，巫师的念咒、作法以及神灵附身的模拟性表演与念唱神话等，无不具有象征性内涵。正是借助于象征体系，傩戏表演者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带进了神圣世界之中，实现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和解。不仅傩戏的内容具有象征性意义，许多地方歌舞小戏也有着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如浙江湖州地区流行的歌舞小戏《扫蚕花地》，就是通过模拟性地表演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一系列与养蚕生产有关的动作，叙述养蚕生产劳动过程，说唱祝愿蚕茧丰收等吉祥话语，借助于象征体系表现其在审美娱乐之外的民俗文化意涵的。通过象征体系，民间艺术的深度文化内涵转化成了日常生活常识，人们耳濡目染，代代相传。且不论专职从事傩戏表演的巫师，就是传统社会中乡间那些无知无识的村妇村姑，也熟知各种各样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靳之林在陕北考察时曾有意问一群剪纸的姑娘，“鱼戏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说，就是谈恋爱的意思，靳之林又问，那“鱼唆莲”图案是什么意思，对方一下子羞得涨红了脸，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替她们回答说，“睡在一块儿了呗！”有一位姑娘剪了一个“莲里生子”图案，说必须放在“鱼唆莲”中，而不能放在“鱼戏莲”中，那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就解释说，如果放在“鱼戏莲”中，那就是说还没结婚就生了孩子。由此可见，不管是民间艺术家，还是乡间普通妇女，对民间艺术形象的象征性内涵都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对其界限区分得很严格。我们看到，通过民间艺术及其象征体系，在没有文字的底层社会，民众活态传承着最古老的民族文化观念。

二、民间艺术的当代意义

由于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的核心是原始的、世俗的文化观念，因此，在古代社会，官方与文化精英往往漠视、贬抑民间艺术，虽有所谓“采风”制度，却并非因为真正尊重民间艺术，而是为了补察时政之得失，以通上下之情。除却晚明的李贽、冯梦龙、凌蒙初等少数人，在古代绝大多数文化精英的眼中，无知无识的乡民是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文化的，他们只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信仰是不合礼制的、愚昧的“淫祀”，他们的绘画、雕塑是缺乏意境的匠人之作，他们的音乐连一贯比较重视底层民众的白居易也认为“呕哑嘲哳难为听”。尤其在宋元之后，民间戏剧艺术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其内容比较粗俗，不合礼教，有的甚至暗含着某种抵抗意识，因而，官方时常下令禁止。早在南宋时，就曾“京都新禁舞斋郎”，明清时期更是禁令不断。“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西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下，一批文化精英开始重新审视民间艺术，有人认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有人甚至提出向民间艺术学习，但是，在这些文化精英的意识深处，他们仍然认为民间艺术在文化内涵方面是低俗的、不合时宜的，需要改造、提升，如哈华在1950年代初讨论秧歌时说，“北方的旧秧歌、皮影戏、自乐班、大小戏班、瞎子说书、吆号子等，南方的昆曲、南词、念佛句、山歌、弹词、评话、花鼓灯、秧歌等，数量之大，深入群众的程度，远超过新文艺和新秧歌，新的还赶不上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新秧歌，改造旧秧歌，是向封建文艺夺取阵地工作之一，是一个艰巨长期的战斗。”诚然，民间艺术中有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内容，需要清理、改造、提升，但是，民间艺术是一种尚未从生产、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浑然的艺术形态，其精华与糟粕往往是共生的，很难剥离，因此，我们也许应该谨慎地批判、改造，积极地保护、研究。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下，由于文化剧烈地变迁，人们普遍面临着文化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文化认同困境，我们更应该正确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重估其当代意义。首先，民间艺术通过象征体系成为一种民族共享性的文化符号，它是社群成员之间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的媒介，有着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团结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在现代社会尚未丧失。比如，孩子生日、老人寿辰时亲戚赠送礼幔，丧礼上亲友赠送各种纸扎等，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品不仅促进了亲友之间情感层面的交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礼仪，他们共享了这些文化符号中的文化意涵，强化了他们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社会形成有机社群。尤其是民间集体表演艺术，如节庆、庙会时的演出，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文化认同仪式的演练，通过审美化的仪式，人们直观地体验到他们在情感、文化上是一个共同体。在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热闹之中，人们陶醉了，即使平日邻里之间、家庭内部有一些矛盾、争吵，此刻也和解了。

晚近二十年来，在乡土社会逐渐解体的当代，不仅华北的乡村，甚至一些大都市，传统节庆、庙会反而大有复兴之势，也许“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庙会依然会保留在现代城市民众的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人们文化认同与审美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民间艺术中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一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族群文化记忆的载体，是我们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面对民间艺术的象征体系，尤其是通过一次次操演传统的民间集体表演艺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与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感受到我们并没有远离祖先以及他们的情感与信仰。毫不夸张地说，民间艺术可以让我们与祖先共享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让我们直观地理解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大传统已经断裂的当代中国，以民间艺术为主要载体的文化小传统也许是我们通往过去，重建传统文化延续性的重要途径。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点，新世纪以来，国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而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民间艺术占据其中一半以上。再次，民间艺术建构了一个关于过去的象征的空间，有利于形成一种“无场所的记忆”，这对于“离土”进程中的当下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人不可能仅仅活在当下，生命的意义离不开记忆，尤其离不开来自社会生活的“集体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中具有“凝聚性结构”的是文化记忆，所谓文化记忆是指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中所包含的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以及对重要事件的回忆所提供的解读当下生活意义的重要维度。对于文化记忆而言，稳定的社会空间以及诸如文字、图片、仪式等一整套符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被迫迁居陌生的环境会有种种不适应，其重要的心理根源就在于记忆丧失了社会空间的依托以及熟悉的符号体系。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社会空间，进入陌生的城市空间之后，出现了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汤姆•米勒在中国调研时发现，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无论社交还是居住，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我们课题组2013年在江苏地区调研时也发现，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交往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观念不同，比重为27.5%。在原有生活空间丧失的情境下，凝结在民间艺术中的符号体系与文化理念却是可迁延的，通过传承民间艺术，可以建构起一种“无场所的记忆”。事实上，“离土”的乡民也非常渴望通过民间艺术重温他们的乡土记忆与文化认同。高小康发现，在远离乡土文化的都市，兰州滨河马路的休闲带有成群的人在唱《花儿》，广州越秀公园景区中心的客家山歌墟，不仅有大量客家人来此自发地唱山歌，而且台下往往聚集很多听众。

三、总结

文化观论文篇3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律师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律师制度的产生、推广、应用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文化效应、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类别，而这种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价值取向正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构成，支配着律师制度的运行和发展。因此，要搞好律师文化建设，首先必须研究律师价值观念，建立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体系。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作以初步探索，以期有所裨益。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创造和获取能够满足自身或社会需要的具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观念财富，人类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其判断在于从价值的角度对客体进行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特定关系，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所以，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同样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发展方式。因此，研究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界定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推动律师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

关于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笔者通过对多种观点研究后认为，从哲学意义讲，律师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既包括低层次的社会心理，如传统、习惯、作风等，又包括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理想、信念、宗旨、哲学、思维方式等。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和理论形态为存在形式，其涵义应定义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综合体、复合体，它是在长期律师业务活动和律师管理实践中，由律师群体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传统、习惯、作风、理想、宗旨、信念、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

律师价值观念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直接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主要特性。通过上述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涵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具有下列特性：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与一般文化一样，律师价值观念文化虽然也是对律师业务活动与律师管理实践中己有的文化特质进行不断总结和再创造的活动，但是，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却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为培养律师群体共同意识而进行的一种具有律师文化特质的创造性活动。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价值产物。马克思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产生，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经济基础以及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社会形式。律师是法制的产物，它是以法制社会形态为基础，可以说没有法制就没有律师，所以，律师价值观念是随着法制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也是律师价值文化观念区别于一般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价值观。律师虽然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但是其与检察官、法官、警察的性质不同，它参与法律活动并不是直接依据国家的法律，而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有偿的服务关系。这种有偿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从一产生就具有商品属性，这也就是律师文化区别于检察官文化、法官文化、警察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内容

文化观论文篇4

我曾指出（注：C.M.考林(Cowling)：《重述有关两个马克思的个案》，该文载C.M.考林和L.威尔德(Wilde)，《对马克思的各种探讨》（ApproachestoMarx,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89年版），第14-32页。），通过考察马克思在早期和成熟时期所提倡的那些主要理论，就可以确定他的著作中存在某种断裂。在1843-1845年这段时期，青年马克思曾经试图根据人的异化，来说明社会的所有特征；从1847年起，他开始把生产方式当作他所分析的核心特征。在这个框架中，那些论述价值、国家、或者革命的理论所出现的各种变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说明。

我把我们的考虑范围局限于马克思已经出版的著述，或者说，局限于他显然打算出版的那些著述（比如说，《资本论》第一卷以后的其他部分）。如果我们采取这种研究方法，那么，马克思对异化这个术语的绝大多数用法就会一下子消失。而这样一来，青年马克思的大部分著述也会消失，而仅仅剩下少数几篇已经出版的、异化这种观念在其中出现的文章。虽然绝大多数评论家都会由于认为它过于激烈，而拒斥这种策略，但是，这种方法确实指出了一条有理有据的原则：应当把马克思已经发表的著述，看作是他用来向这个世界提供他的理论的最后形式，因此，这些著述比他那些尚未发表的著述重要得多。我们有必要记住的是，就马克思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他的读者——比如说，《资本论》的那些读者，很可能并不熟悉他23年前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要马克思一零散地提到异化，我们就应当马上把这种做法与一种已经成熟的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联系起来。反过来说，如果马克思希望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位集中分析和论述异化的著作家，那么，他就必定会把他对它的谨慎的说明，包含在他那些已经出版的著作之中。

因此，当我们考虑各种手稿时，我们显然应当以它们究竟是哪些著作的手稿，作为我们的基准点。具体说来，《大纲》是一部关于《资本论》的手稿，而由此显然可以得出的结论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视为至关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出现在这部最后得到出版的本文之中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它就是对处于其历史脉络之中的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而在最后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则是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巨大扩展。我们在成熟马克思著述中实际上寻找的是哪些语词呢？主要语词是Ent附图{图}usserung（放弃、让渡）及其派生词；Ver附图{图}ussern（出售）可能是一个候选词汇（它在成熟马克思的著述中虽然出现的频率比Ent附图{图}usserung更多，不过，它的意思也更加含糊了）。当然，我们应当考察Entfremdung（疏远），但是，这个语词经常是作为fremd（陌生的、异样的）而表现出来的——虽然人们肯定可以把它与马克思在青年时所使用的异化概念联系起来，但是，它在这里却很可能仅仅意味着“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仅仅意味着马克思正在讨论的一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没有任何联系（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konomie(Rohentwurf),Berlin,Dietz,1953年版〕，第445页，英译本：《大纲》(Grundrisse)，由M.尼克劳斯(Nicolaus)编，（Harmondsworth,Penguin,1973年版），第547页。）。最后一个问题涉及马克思经常使用的“作为……而出现”这个术语，它既出现在《大纲》之中，也出现在其他地方。我们永远也不会弄清楚，我们究竟仅仅是在处理一系列由于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运作方式而产生出来的表象呢，还是应当理解它就是作为资本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以某种异己的形式出现的、人的类存在。再说一遍，马克思虽然进行过极其大量的、使那些坚持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的解释者根本不可能感到完全舒服的论述，但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论述又太少了，因而人们几乎无法弄清楚，我们目前仍然处在与青年马克思的参照框架一样的框架之中。

对异化这个概念的合法用法就“异化”这个概念的合法用法而言，它仅仅意味着一个人把他对某个东西的所有权让渡给另一个人（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让渡是通过销售这个东西进行的）。成熟马克思对异化这个术语的许多用法，都不具有任何明显的、超越这种合法意义的涵义。下面就是一个有关这种用法的、非常清楚的例子。在讨论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的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先引用了斯图尔特的话，然后对这些话进行解释：“……就货物的价格而言，我认为有两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彼此（……）是截然不同的；商品的真实价值，和建立在异化基础之上的利润”(Ver附图{图}usserungsprofit)（同上引书，第244页）。

“因此，货物的价格由两种彼此完全不同的成份构成；首先，由它们的真实价值，其次，由建立在异化之上的利润（原文是英文）构成，这种利润是通过一个人把它们过渡给另一个人、通过出售它们而实现的。”（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TheoriesofSurplusValue,Moscow,ProgressPubs,1969年版），第1卷，第42页——所有斜体字、资料出处等，都是原文就有的。）

在这个论述斯图尔特的部分中，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斯图尔特就是坚持“纯粹从交换出发来说明”利润这样一种观点的例子，因为他“已经以科学的形式再现了”这种观点。换句话说，马克思当时所考虑的是一种与他自己的利润理论相对立的利润理论；斯图尔特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利润是由剩余劳动产生的。马克思在这里一点也没有提到工人的异化；他是从斯图尔特那里借用了“异化”这个语词，然后又对它进行了简单的重复。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促使我们走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已经异化的人的论述的东西。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述中，与这种用法类似的许多用法出现得非常频繁，因此，它们可以说明马克思对“异化”这个语词的大部分用法。（注：比如说，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Capital,Moscow,ProgressPubs,1965年版），第2章，第87页；同上，第174页；马克思：《大纲》，第588页，英译本：《大纲》，第700页。这里还有某些更多的、关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对异化这个语词的合法用法，以及关于对经过扩展异化的合法用法的例子。绝大多数例子都要么伴随着对于语境的某种简短的说明，要么伴随着一段包含相关的语词、并且为人们提供有关语境的观念的引文。以第55/136页的形式出现的引文出处，前面指的是德文原文的页码，后面指的是英文译本的页码。请记住：我自己的观点是，把这些例子当作有关“异化”的合法用法、或者经过扩展的合法用法的例子来解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解读在所有各种情况下都是惟一可能的解读。马克思：《大纲》，第55/136页〔“异化的财富”(fremdenReichtum)，是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语境之中运用的〕；第107/192页（以英文原文的形式出现的“异化”，显然是在合法的语境之中运用的）；第118/204页（在这里，同样以英文原文的形式出现的“异化”，与斯图尔特有关）；第138/226页〔“异己的共同体”(fremdenGemeinwesen)，仅仅意味着“外来的”共同体〕；第148/238页〔“异己的劳动”(fremdeArbeit)意指“不相关的劳动”〕；第177/266页（"fremdeArbeit,fremdesKapital"——马克思在这里的基本观点是，人们要想使资本崛起，就必须取代自给自足的经济，而这样一来，劳动就会处于资本的对立面）；第216/308页〔“异己的力量”(fremdeKrafte)，资本和雇佣劳动互相以对方为预设前提，在这种语境之中，资本所具有的力量必定不是工人的财产）：第228-229/322-323页（Ent附图{图}usserung虽然处在有关把劳动移交给资本的语境之中，但是，它并没有附带任何特定的哲学含义）；第236/330页（"fremdeArbeit"——这里的语境，是马克思描述亚当·斯密的错误理论的语境之一）；第279/376页，“资本一直在以工资的形式剥夺自身”[vonsichent附图{图}ussertofthem(40Thalers)intheformofwages]；第375/471页，在这里，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在原始社会里，工人为了获得“异己的”产品而进行剩余劳动。科恩的英译本〔E.霍布斯鲍姆(Hobsbawm)，《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成过程》（Pre-CapitalistEconomicFormation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65年版），第68页有“外来的”这个语词，它非常出色地具体说明了"fremd"这个语词的要点；第378/475页〔“氏族移居到外国的土地上(fremdenBoden)”〕；第409/509-510页，“不是通过交换、而是打着交换的幌子占有异化劳动(fremderArbeit)”——这是马克思关于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讨论的一部分；第446/548页，fremderArbeit出现在马克思讨论资本循环是否创造价值的过程之中；第449/551页，fremderArbeit出现在马克思论述那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能力承认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的语境之中；第484/590页，fremdesEigentum——工人由于异化财产而被迫在资本存在的条件下联合起来；第502/608页，"fremderSurplusarbeit......fremdeProdukte"——出现在马克思讨论剩余人口的语境之中；第527-528/643页，"fremderArbeit"——资本的循环时间虽然中断了资本家对异化劳动的占有，但是，这种时间并不是从劳动时间之中扣除的时间，因为资本家自己的时间没有计算在内；第532/638页，“客观化的劳动，作为价值而具有了独立性的劳动，在所有方面都是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都是作为劳动自身已经异化的产物(entfremdeteProdukt)而出现的”——马克思在讨论就对资本的分析而言，怎么可能出现资本的循环过程属于资本这个概念的情况的过程中，是把这种说法当作一种类比来运用的；第596/709页（"fremderArbeit"——马克思在这里的讨论所涉及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异化劳动时间的占用是怎样在很大程度上被对于社会活动的调节取代的）；第610/722页(fremderArbeit)——对异己的劳动的占有是利润的来源；第644/758页，资本家依赖“异化劳动”而生存——这是马克思对各种生产关系如何产生分配关系的讨论的一部分；第645/759页，"fremderArbeit"——这个术语显然处于马克思所引用的西斯蒙第的一段话之中；第720-721/836-837页——以英文原文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对“异化”异化的合法运用；第722/838页——这里的脉络显然是马克思论述封建财产的异化的脉络。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购买。“但是，只有通过被异化(alieniert)、通过它的所有者自己放弃它(indemderBesitzersichseinerent附图{图}ussert)”，它才能转化成为货币”；第723/839页，“已经让渡的、已经疏远的(alienarique)”——以拉丁文形式出现的引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Werke,Berlin,Dietz,1977年版），第23卷，第88/102页——“可让渡的财富(ver附图{图}usserlichen)”；第116/130页——货币作为“已经疏远了商品的(ent附图{图}usserteGestalt)东西”；第134/149页——“商品的异化(Ver附图{图}usserung)”；第168页第2行/182页第20行——马克思引用的是黑格尔关于身体习性的异化（＝出售）(Ver附图{图}usserung)的论述；第608/634页——政治经济学家们把以往的劳动为活的劳动提供的帮助，归因于使这种劳动在其中“异化”(entfremdetenGestalt)的“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66年版），《全集》，第25卷，第348/361页——“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资本有它自己特殊的异化(Ver附图{图}usserung)方式”；第794/802页——土地作为异化财产(fremdenEigentum)与直接的生产者相对立；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全集》，第26卷，第2章，第347/347页——认为利润和地租出自资本和土地，而不是出自“对异化劳动(fremderArbeit)的占用”的庸俗观念；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1972年版），第3卷／《全集》，第26卷，第3章，第251/247页——各种各样的资本形式都是占用的异化(angeeignetefremde)劳动；第255/251页——卡雷(Carey)认为，应当减少对异化(fremder)劳动的占有；第256/252页——资本现在对异化的(fremde)剩余劳动提供了一个称号；第455/447页——资本家并没有疏远资本(ver附图{图}ussert)；第456/448页，“（货币）是定期让渡的(ver附图{图}usserung)”；第457/449页——A的货币返还是以和它的异化(Ver附图{图}usserung)方式同样的方式出现的；第458/450页——资本具有某种“特殊的异化形式(formderVer附图{图}usserung)”；第475/467页——“劳动受到了它自己那些作为异化(fremdes)财产而存在的、已经物化的条件的对抗”；第477/469页——“建立在剥夺所有权之上的利润，异化”（原文是英文）；第492/483页——“生产条件以某种异化的形式(entfremdeteForm)与劳动相对抗”；第493/484页——当资本家从作为生产的先决条件之一的资本出发监督生产过程的时候，马克思便把这种资本家当作一种特殊的工人区分出来，“这种劳动条件所具有的异化形式”；第530/519页——马克思把工人自己并不拥有生产工具这个事实，称为“这种生产条件的异化过程(Entfremdung)”；第537/526页，“封建地产的不自觉的异化（原文是英文）”；第538/526页——“建立在异化之上的利润”（原文是英文）。）

商品拜物教

我们将要考察的另一个更加明显的地方，存在于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之中（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章，第71-83页；《资本论》，第1卷，第七篇，第48章；《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第453-540页。）。

对这种理论的某种直截了当的解读表明，它所研究论述的是，当人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表象与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真实情况进行比较的时候，使这些表象具有欺骗性的方式。存在于产品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各种关系，似乎都是存在于商品本身之间的关系；资本似乎能够产生利润或者利息，土地似乎能够产生地租，劳动似乎能够产生工资。理解这种理论是不需要任何关于已经异化的人的说明的。

有一些著作者宣称，马克思在揭露拜物教的过程中对各种宗教方面的类比的运用，构成了对费尔巴哈关于诸神都是人的异化本质理论的某种再现。但是，马克思进行这种类比的目的，却是要强调商品的显而易见的独立性。这里并不存在有关人们对商品的崇拜过程的任何讨论，而且，这种表象是一种“真实”的表象。存在于“个体”劳动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被马克思当作“它们实际上是什么”来看待——它们都是存在于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人们可以理解诸神都是已经异化的人的本质，那么，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它们，但是，即使人们接受了劳动价值理论，商品也仍然会继续存在。

马尔库塞、卢卡奇，与科尔施和塔克一道，都更加一般地主张，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变成存在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既是拜物教所具有的核心意义，也是有关这种异化理论的一种说法。

有一种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的观点是，马克思在这些有关拜物教的讨论中，包含了许多地方，而他在这些地方都把人们描述成了生产方式的“承担者”(Trager)、或者说描述成了生产方式的人格化(Personifikation)——这个术语所暗示给人们的是，处于资本主义之中的人所具有的各种主要特征，都是由生产方式构造而成的，而不是从一个预先给定人的本质出发形成的、对人的本质的异化构造而成（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779页，《全集》，第25卷，第787页；第818/826页，第819/827页，第821/829页，第822/830页，第824/832页；《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第514页／《全集》，第26卷，第3章，第504页。）的。

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的另一种观点是，虽然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或者说，已经达到了它应有的深度），但是，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那些具有欺骗性的、与拜物教相似的现象，却似乎是几种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特征。在古代世界，各种社会关系都是作为政治关系而表现出来的；在中世纪，这些社会关系则作为宗教关系而表现出来（注：马克思，《大纲》，英文版，第485页；《资本论》，第1卷，第79页。）。就那些更加原始的生产方式而言，各种社会关系则都是作为生产的“自然的先决条件或者神圣的先决条件”而表现出来的（注：同上引书。）。马克思曾经乐观地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条件下，个体生产者所具有的各种社会关系，都将是“完全简单的和极其易于了解的”（注：同上引书。）。

杰拉斯(Geras)曾经把拜物教当作支配过程来强调、而不是当作神秘化过程来强调，而这种支配过程正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讨论的内容。杰拉斯强调“经济关系的总体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人”的支配，并且认为这种支配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异化概念”。当然，《资本论》包含着有关资本主义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所有各种承担者的支配的种种描述，然而，这里也有一些非常富有说服力的迹象，表明这些描述都处于一个不同的理论框架之中。在青年马克思的著述之中，存在着一种关于人的本质、或者说关于人的“类存在”正在受到异化的观念，而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各种现象就都是由这种异化所产生的了。这种异化最终会被共产主义、被“由人进行并且为了人而进行的、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用”所克服（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TheEconimicandPhilosophicManuscriptsof1844)，由D.斯特罗伊克编(Struik,NewYourk,NewWorldPress),1964年版，第135页。）。然而，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人？如果这个语词所指的是‘人’这个范畴，那么一般说来，他是‘没有任何’需要的”（注：马克思：《关于瓦格纳的边注》(MarginalNotesonWagner)，该文载《理论性实践》(TheoreticalPractice),1972年，第5期，春季号，第40-65页，第45页。）。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并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既定的社会时期出发”（注：同上引书，第52页。）。同样，就《资本论》而言，马克思用来与资本主义的这些问题相提并论的，似乎是某种有计划的、已经社会化的经济，而不是对人类本质重新占用。

死的劳动支配活的劳动

这个讨论自然地引出了另一个由那些与青年马克思的论述相似的论述段落组成的、主要的引文源泉。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所谈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正像就最后一个例子而言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而不是资本对任何一个人的支配）：劳动力是作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变成的）资本的力量出现的。即使科学和各种自然力量，似乎也会变成资本所具有的生产力。死的劳动控制着活的劳动；劳动者被归入已经由他创造出来的那些力量之中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5页、218页、233页、310页、361页、419页、423页、645页；《资本论》，第3卷，第85-86页、264页；《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第390-391页；《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第245页、259页、271-272页；《大纲》（Grundrisse，英文版），第307-308页、450-456页、458页、462-463页、469-470页、485-487页、504页以下、702页、831-83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TheGermanIdeology,NewYork,ProgressPubs)1964年版，第67页、82页、92页。）。

这些论述段落虽然肯定与青年马克思的论述相似，但是严格说来，就成熟马克思而言，并没有试图使这些论述段落进入他对异化的某种一般性的讨论之中，而且，人们通常是可以把它们解释为某种富有情感性的、用来表达一种经济学观点的方式的。

文化观论文篇5

“故知君人者;以天下持续发展为公;无私于物”管理者要心胸宽广，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公平正义为重，以天下为公，对谁都不要怀有私心杂念，一碗水端平，有功者奖，有错者惩奖惩分明。《会计法》第四十条规定:“因违法违纪行为被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被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之日起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吊销资格这一方法很好;就是要让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受到法律制裁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往往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人是单位负责人或会计机构负责人，却把责任推移到下一级工作人员身上在一线工作的往往是新手;年纪轻;资历浅;胆子大;不懂事，得到上级表扬或赞许后容易得意忘形;干出愚事或者傻事笔者认为;吊销的时限界定在五年以内较短;至少再加上五年乃至十年为宜，一个人终身只允许吊销两次从业资格证;严惩到底，决不姑息迁就对于搞得好的会计，政府或单位应给予奖励，促进会计行风上扬，使优秀财务会计保持应有的风骨

二、“今断从法是示天下”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维护法规

“联初下救;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文书，是诏性和严肃性、法律是国家按照一定程序颁布的天下的行为准则;具有一定的权威当行政职能部门办理会计菜件时;管理者就不必干扰行政职能部门的职责了;使法律法规正常化运转，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会计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者离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哄由单位负责人监交，必要时主管单位可派人会同监交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三种状况第一，上任就没有建立接手手续，可能是一种新岗位，没有必要办理接手手续，于是就演变成无须办理交手手续了;第二，有的工作岗位虽是老岗位，存在着接手一说，但由于人事变动，比如某项会计工作合并到另一项工作岗位中去，也就忽视了交接手工作;第三，有的工作岗位虽然在上岗时存在接手，但是由于人员变动，诸如荣升离岗或败走麦城，从表面上看好像肯定一个人的功劳或政绩，或者否定一个人的做法与事实，也认为没有作移交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不论哪种清况离岗或上岗都应建立交接手手续，并由管理层牵头执行笔者做过多种种会计工作岗位都有严格的移交表所以，会计实务工作中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团实行会计工作岗位交接手备案工作，以明确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开诚心布公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开诚布公

“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息漫者，虽亲必罚”田开诚布公，坦坦荡荡，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对人对事要一视同仁，按原则办事，按制度办事在企业销售活动中是可以进行税收筹划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要做到心胸大局，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向税务机关汇报该企业在销售过程中的税收筹划策略在促销手段方面的税收筹划可以运用折扣销售方式进行预估折扣率，以递延方式反映折扣，采取当期结算和递延结算相结合，采用月度折扣与付款多种方法予以税收筹划第一，在销售折让上可以采用商品七折销售，价值二百元的商品售价一百四十元或凡购满二百元商品就赠送价值六十元的商品或凡购买商品二百元，返还六十元的现金等方法第二，在商业捐赠上可以实施降低销售价格实行捆绑式销售或将P送货物价销售折让处理第三，在捆绑销售方式上可以采用“买一赠一和“加量不加价”的方式予以策划第四，在成套产品销售方式上可以采用“先包奖后销售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先请售后包奖”的方式第五，在销售方式实施收取手续费方式或视同买断方式第六，在销售结算方式上可以直接收款销售结算，也可以采用分期收款销售结算，还可以采用委托代销结算予以节税第七，在销售返利方面可以采用销售返利递延滚动到下一期间销售返利以不同产品包状的方法，销售返利通过债务重组的形式第八，在预计折扣率方面既可以等到年底结算也可以到次年的年初进行一次性结算至此，蔡昌认为，“从税收的角度讲，如果在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相同的条件下，没有实现税收的最少支付，这个营销活动就能算是最佳的，筹划活动，是成功的筹划活动

四“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一视同仁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田举荐身边的人是不避讳亲朋好友的，举荐圈子以外的人是不避讳昔日有仇恨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推荐德才兼备的人作为管理者，担当管理阶层为人民服务在办理具体事务上，要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前收入差别的存在是由于收入较过去发生了多元性变化，诸如资本技术劳动和管理诸要素的存在，其个人收入差别就必然存在，在资本红利方面，有的员工有丰厚的家底或财产来源，其资本收益当然要高于资本较少或彻底的无产阶级在劳动技术方面由于每个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不同或者劳动技术熟练程度不同，所以其职务级别就存在着技术职务差别在劳动态度上有的员工表现为积极进取，拼死拼活，任劳任怨，所以得到劳务报酬肯定比付出劳动量小或劳动量少的要多在管理结构上也存在高管中管初管职级，所承担的责任风险势必导致劳动收入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要想消除这些差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很难做到的，只能说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到一视同仁诸如在同一工种同一级别上实行同一个级别的劳务报酬在劳动量上只能说一件产品给定量报酬多少，一个学时给定量报酬多少，这就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劳动态度上只能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这也是体现同工同薪的理念在管理责任上亦如此，所以在标准面前人人平均公开公平公正平等待人!R.mia年第z潮第R卷第2期{余汉山奎徐达沪观政要》中“论公平”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总第27期一济济胎冻压股学院学服

五“善善明恶恶著”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爱憎分明

“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恶恶著，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杜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管理者应当称赞或接受善言善事善人，应当抑制或否定恶言恶事恶人，欢迎善言善事善人则态度明确坚决果断，摒弃恶言恶事则观点鲜明抑制革除在会计实务中，有的会计机构与会计人员对资产减值会计与公允价值会计的概念不甚明白，于是大量地运用资产减值会计方法，造成企业资产减值损失过大其当期费用过高，造成当期利润过少，当然向税务机关所交纳的所得税就越少但是也存在资产减值损失反弹的现象，这就是其价值减值造成转回的现实，实际生活中有个案存在，由于谨慎原则或许因为避税，故账面调整理论上好说，但实际工作上难做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上，一项资产价值既可以大于或小于公允价值评估前而存在的账面价值，这种具有弹性的调整空间既有高评也有低评，既有升值又有减值，既可以把损益调大也可以把损益调小，这势必造成某些会计机构或会计人员的立场问题，或者从业态度或执业态度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有客观反映的事实，但也有非客观反映的事实”图笔者希望会计工作者放弃假账操作，放弃心烦意乱，健康生活，快乐生活，阳光生活

六“广施博爱兼收并蓄”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广罗人才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爱，引纳多途，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候”田管理者聪明伶俐，广施博爱，兼收并蓄，但要用哲学的观点去分析事物的本质，去观察事物变化的动因，要进行长期的观察才能断定其忠心程度，诚信程度，办事能力，社会影响诸环节诸方面的评价“广开荐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团在广开荐贤之路上，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有会计资格证书的人就可以从事会计工作，没有会计证书的人就不能从事会计工作实践出真知实际工作中的工人师傅和管理者长时期地处于生产经营第一线，掌握了大量地实践经验，对资本技术生产销量都有一整套的管理观念和思路，这样的人才就可进行管理会计方面的工作，实施以管理会计控制或指导财务会计进行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分析考核的角色笔者在工厂当会计时，经常参加义务劳动，与工人打交道，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没有的宝贵经验和知识在广纳英才上只要进言献法，献计献策有利于企业管理都是英才，都应该从优中选优，提拔到会计管理工作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笔者不认可以考代能，以考代岗的做法因为考试是难免死记硬背，是机遇，是环境，不能以考定音，更不能一考定音

七“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奉公守法

“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田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求以道德素质高，勤劳程度高，生活作风好，为人正直憨厚，工作认真负责，学习孜孜以求，工作孜孜以求，为人孜孜以求之人，选用道德高尚之人作为各级领导财务会计报表是企业中最重要的信息系统，“通过财务报表的分析，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判断公司的价值，对于债权人而言可以预判其偿债能力;对于监管者而言，可以审核其是否台法经营”B7要看懂财务会计报表不要以表看表，而是既要掌握会计信息又要掌握生产经营销售员工管理模式诸层次的非会计信息，即统计信息，即概率分析，即职业经验，特别要关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三张主要的会计报表的内在关系，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会计工作人员才能真正奉公守法，才能够做到以绳违法之人

八“志存公道一一于法”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依法办案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田贞观初年，十分注重公平正义违法必究，犯法必究，只是量刑不同而已所以，社会风气较好，人民都乐意接受政府的法律法规制度、命令等法律措施。汾计丸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十种违法行为处以法律责任，至此，会计工作人员要特别注意:一是单位不依法设置会计账薄的二是私设会计账薄的三是未按照规定填制原始凭证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台规定的四是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就登记会计账薄的，或者是登记的会计账薄不符台规定的五是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六是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不同依据的会计报表的七是未按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宇或者记账本位币的八是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的或者是灭失的九是未按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的，或者是拒绝接受监督的十是使用不符台会计法规定的会计人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九“不严讯不寡求”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依法办案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劫之法，参伍其辞，所以求实也，，田在办理案件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搞刑讯逼供，不搞节外生枝，不搞关系网络，一定要按照事实秉公办理，免得造成冤假错案，事后昭雪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双重压力下，环境审计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和经济监督系统，理应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工作中来，要开展环境保护就必须提高环境审计效率现有的环境审计专属方法主要包括环境效益分析法和环境费用效果分析法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故此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总之，要依法办案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总是先将国家法律法规向经手人宣读，然后由他们自己说出办事的方案或方法，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酌情处理，办任何事都不要用强硬的态度，要和颜悦色的去解决问题，以人治人，以己治己

十“战战兢兢坐以待旦”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执着敬业

文化观论文篇6

关键词：大众文化；洛文塔尔；历史视角；批判理论；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8-0306-02

0引言

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主要是指20世纪30～60年代在美国所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文化现象，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学者们抛却了历史意识，而仅仅立足于现实，利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主要的代表人物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他们都持有的是某种绝对的甚至是偏激的态度，然而，洛文塔尔却是一个例外，他虽然依然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但同时借鉴吸收经验主义的方法，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大众文化，可以说是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要做到真正的唯物主义就要具备两个条件：历史和唯物。历史观就是从纵向角度出发，要求看问题、做事情要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把某件事情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衡量，不要以一时的现象而将其下定论；辨证则是从横向角度出发，要求看问题做事情要联系其两面性。而洛文塔尔的研究真是贯彻了这样的原则。这虽然使得他在对大众文化的思考中出现了貌似矛盾的两面，但是正是这种矛盾感、分裂感使得他的研究显示出公正合理的态度，因此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本文通过对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分析，总结出在面对一种文化思潮时，怎样对其进行历史地、辩证地了解和把握。

1沉入历史与面向现实的结合

洛文塔尔想建立的是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基础的社会学方法，这种方法拥有两个维度：其一是面向社会，其二是沉入历史。面向社会意味着把大众文化放到既定的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构中去理解，沉入历史则意味着只有把大众文化还原到既定的历史事实中才能对它做出准确的判断。当他面向现实层面发言时，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理论、甚至政治实践的手段发挥着淋漓尽致的作用。因为现实的状况是文化工业对人的控制，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真正充实与完整，所以道德的批判在所难免。然而当他沉入历史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梳理时，批判理论则往往内化到了社会学的方法之中，成了一种典型的视角，这往往使他从历史事实出发“研究”大众文化的发生史而不是从既成的观念出发去“批判”大众文化的罪过。并且客观的看大众文化的存在的确有一定的人文关怀作用，因此形成了他对大众文化时而尖锐的批判，时而人性的同情的矛盾态度。

1.1 沉入历史、追根溯源沉入历史研究要求研究者求真求实，尽量避免受到自己的成见的蒙蔽，并且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研究对象。那么，洛文塔尔是怎样对大众文化进行历史钩沉的呢？

作者在《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一书的开头部分便语出惊人：“通俗文化已经有了许多个世纪的历史，它大概与人类的文明一样古老。”而要想弄清楚通俗文化这一问题，就必须思考早期东西方文明中秘密与公开的宗教活动之间的不同，必须考虑古希腊、罗马戏剧舞台上高雅与低俗之悲剧与喜剧的区分，必须意识到侍奉于罗马皇帝阶层的哲学精英与效力于竞技场的同一批精英存在着鸿沟，必须想到在组织起来的中世纪节日里，大教堂中那种等级化的演出与风行于集市中群众直接参与的、具有民间风味的娱乐活动判然有别。显然，在洛文塔尔的心目中，通俗文化的历史要比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长许多。早期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创造者实属同一批人，所不同者在于当他们为宫廷与贵族创作时，他们的产品被称作了高雅文化；当他们为出版商、书商、市场与大众创作时，他们的产品被定义为了通俗文化。由此看来，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均是一种依附文化，无所谓优劣之分。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一样，都是值得肯定的人类文明形式。这也就导致了洛文塔尔精英主义立场的偶尔弱化，与主流观点产生了分歧。这种摇晃的立场还表现在他对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称呼上。

1.2 通俗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是有区别的，popular一词的意思是通俗、流行，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通俗文化是一个不带色彩意义的概念。而mass一词在英语中有“乌合之众”的意思，大众文化也就有了较浓的负面或否定意义。然而在洛文塔尔的文本中，mass culture 与 popular culture都有出现，并且在《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的都是“通俗文化”，而只在很少的地方用到了“大众文化”。作者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说明，，我们也看不出这样交替使用有什么用意。只是可以推出作者对大众文化的立场并不像主流成员那样坚定。他既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得出自己对大众文化的比较温和的看法：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各有其存在的意义。使用“通俗文化”这个词时，他大概是想淡化主流观点对“大众文化”轻蔑、不屑、否定甚至批判的色彩。通俗文化并不一定就比精英文化低等。那么，在洛文塔尔眼中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是怎样的关系呢？

尽管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也把思考伸向了过去，但是当他们展开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时，现实感则完全取代了历史感。在阿多诺的眼中，“大众文化”与“30～40年代的美国”仿佛是一个概念，这种取消了历史回溯性的思考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大众文化仿佛就是从阿多诺批判大众文化的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因此，他的批判理论的显著缺陷是缺乏深广的事实依据，他的研究过多借助逻辑推演力量得以完成，牺牲了事实层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洛文塔尔则恪守主要进入历史沉思的原则，更多地远离批判理论，某种程度上靠近了经验主义的研究。在谈到通俗文化的成因及其论争时，他指出：“通俗艺术本身并非一种特殊的现代现象。但是进入现代时期之后，由于它却导致了思想上与道德上的论争。论争出现于这两个领域（指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开始接触之后。这种变化的进程是缓慢的，但无疑与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带来了广泛的社会与技术变迁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开始就意味着早期通俗文化的诞生，这时的通俗文化流行于民间而精英文化则兴盛于所谓的上层阶级，两者都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通俗文化是普通民众表达思想的平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各自能够找到思想的表达地及归宿。这两个领域因为物质技术手段的阻隔，很少接触。但是，随着人类进入商品社会，艺术也开始了其商品化的过程，艺术商品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大众文化勃兴的过程。由于文化工业的广泛参与，大部分“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都可能通过生产途径进入大众文化的领域。而在这一过程中，通俗文化由于有更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更容易被商品化社会异化，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在其更多的受大众传媒所控制，以盈利为目的，失去了自由和丰富的思想的表达时，通俗文化也就渐渐变成了大众文化。当然也有少数的精英文化固守着他们最后的堡垒而不被消费市场所侵袭。

1.3 由古到今的继承与发展由此，洛文塔尔通过追溯大众文化产生的根源，得出了大众文化与早先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联系：早先的民间文化是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是民众自享、满足自身需要的文化样式，是民众自己的小花园，它是与高雅文化的大花园隔开的。然而，大众文化凭借其技术手段和商品属性，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围墙，使原来的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产生了变异。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引导我们不仅要探求大众文化被变异的一面，还要探索其继承下来的有价值的一面。

2价值审判与人文关怀的冲突与结合

2.1 大众文化本身存在的积极因素在大众文化的初级阶段，在通俗文学的生产机制与环境中，依然出现了像约翰逊、笛福这样伟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渗透了严肃的思考，不同于当时的通俗小说。这也就意味着，早期的大众文化存在着它的两面性：一是商业原则支配下的他律性，一面是没有完全陷落或在陷落中依然保持着某种独立品格的个体所支撑起来的自律性。因此，大众文化以自身的价值支持这自我的存在。

洛文塔尔流露出对大众文化的肯定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在他即将完成那篇论述美国流行杂志的论文时，就与霍克海默在信中谈到了他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他认为，大众通过对传记主人公及其“消费”方式的占有，表现出了对清白人生的渴望。虽然传记“代表了人的概念被扭曲的乌托邦”，但是“我们以肯定的方式维持着这个乌托邦，也就是说，两者对于真实、鲜活、存在着的个体来说是绝对重要的，那就是尊严和幸福”。他似乎承认大众文化具有一种乌托邦的特征，大众走向大众文化的乌托邦，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肯定与召唤。它并非完全受控于政府和市场，要为大众所接受，必然需要满足大众的某种精神需要。

2.2 从大众的角度出发为大众文化的辩护洛文塔尔对待大众文化的矛盾的态度也受到蒙田和帕斯卡尔思想的影响，他徘徊于两者之间，而又综合了两者的观点。

洛文塔尔认为，第一个系统地从满足人类心理娱乐需要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辩护的是法国作家蒙田。我们今天可称之为蒙田式的心理关怀。他之所以要为通俗文化辩护，是因为他在考察中世纪文化衰落过程中的个人生存状况时发现，当时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信仰消失的世界里并由此产生了深深的孤独。“在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内在痛苦伴随着深深的道德与精神上的不确定性，然后形成了一种逃往多样性娱乐中的需要。”为了疗救大众的孤独恐惧，娱乐可以算作一条出路，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了人的多样性心理需求的合理性。他的这一观点在一个世纪后（17世纪）受到了帕斯卡尔强有力的挑战，当时是现代民族国家日趋巩固和商业文化日趋兴旺的世纪，宗教又开始发挥其作用，到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帕斯卡尔反对人们向自我毁灭的焦虑做出全面的投降。他认为正是娱乐、游戏等消遣活动导致了人们心灵的空虚。大众文化虽然满足了人们一时的情感寄托，但是对道德、沉思与完整的人格构成了危险，它以牺牲更高的目标追求为代价。这一争论无休无止。在日常生活中双方都有不同文化阶层上的拥护者。“一方面善意的大众传媒分析家似乎在说，尽管一切还不是那么美好，但是正在逐渐变得美好。另一方面，标新立异的社会批评家把现代人的孤独与其对大众传媒的兴趣联系起来，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完全失败的组织机制。”

蒙田式的心理关怀与帕斯卡尔的理性批判各执一端，在理性的选择中，洛文塔尔固然会向帕斯卡尔倾斜，然而在情感的态度上，他却往往向蒙田偏移。也就是说从“批判理论”的立场出发，通俗文化需要被置放于“道德语境”中并进行一种道德的追问，于是帕斯卡尔式的谴责就变得在所难免，因为通俗文化就是通俗文化，它不可能给人带来心灵的充实与人格的完整。但是当通俗文化被放置到“历史语境”中时，我们又会对其产生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大众文化有缺陷，但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民众都该有消遣和娱乐的权力，如果他们得不到这种自由，那么这个时代也不会是正常的。洛文塔尔不想把大众文化仅仅“理解”为对需要的满足，也不想对其简单的谴责一番了事。而是一直处于一种对话状态。

3总结

从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当面对一种文化思潮时，沿着历史化、现实化和具体化的方向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是必要的，我们不光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进行价值的审判与道德的追问，还要从人文科学的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立场出发，进行一定的人文关怀。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定量分析主要从两个方向入手，一是沉入历史，在时间上把握其发展变化，二是面向现实，从空间上掌控其影响。定性分析也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对其进行严肃的价值审判，二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其存在进行辩护。只有采用这样历史唯物式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出客观公正全面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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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芳芳，王静.批判中的迷惘――论洛文塔尔视野中的大众文化[J].商业文化：学术版，2011（2）.

[3]冯潇.从理论批判到现实关怀――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思想研究及其影响[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4]周雄.论洛文塔尔批判的文学传播理论与文学研究[J].求索，2010（8）.

文化观论文篇7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充分认识和发挥这一理论对检察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必将对于完善我国检察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建设重要性越发不言而喻。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就没有发展根基，一项没有文化的事业同样没有发展根基。文化建设的规模及其国民素养的程度是综合国力的象征，它滋润和催生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六大指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当前检察文化建设面临重要的机遇期。

1、检察文化建设保证检察权行使的正确方向。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保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价值所在，改革开放是检察文化创新的指导方针，也为检察文化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宪法尊严和法制统一的神圣使命，检察文化不仅与经济和政治交融，而且塑造人，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运行。当今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复杂尖锐，西方的法治观念、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断向我国渗透，良莠不齐，影响了人们的视线，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对检察工作的指导地位，就必须通过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检察干警，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些理念融入检察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强化检察官“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观念和“忠诚、公正、清廉、严明”职业道德观念，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转化为检察干警的自觉追求，自觉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2、检察文化建设推进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科学发展需要和谐，和谐需要科学发展的基础，检察工作始终服务发展和稳定这个大局，检察文化的力量正是深深熔铸在检察事业发展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必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减少矛盾，也才能使已经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广大群众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是国家法律的“守护神”，执法活动贴近人民群众，关系各个阶层，与社会发展和稳定大局息息相关，检察文化建设的教育引导功能、指导约束功能、激励协调功能、亲和凝聚等功能，不仅对于提升检察机关自身的形象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通过检察队伍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作风、规范执法行为，对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凌所说：“公民是否信赖法律、遵守法律、服从法律，与检察官的形象相关；国家的法秩序状态如何，与检察官能否公正执法相连。检察队伍公正执法的形象一方面影响公民法治理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影响国家的法秩序状态。[3]”因此，加强文化育检，建设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业务精通、修养高尚的检察官队伍，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

3、检察文化建设提高检察官的执法能力。检察官的执法能力是综合素质体现，是一个由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检察文化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为检察实践提供支持，它们之间的影响是一个螺旋式不断上升的互动过程。检察文化建设是一种软实力，通过教育塑造检察官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爱岗敬业、刚正不阿的精神，通过培训提高检察官的法律知识、办案技能、执法水平，通过健康活动增强检察官的体能、团结协作、和谐共进的品质，通过理论创新和机制改革解决制约检察执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使干警政治上坚定、思想上敏锐、纪律上严明、作风上优良，业务上精通、办法上创新、工作上高效、效果上优质，通过努力加强检察文化建设，就能不断地促进依法办案、文明办案、讲究效率、追求质量、公正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重视检察文化建设就会给检察事业的发展造成无形的损害。

二、从科学发展观的深度探索检察文化建设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立足国情、总结实践，以开放的视野观察世界及其国内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远景，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1]。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有丰富的内涵。检察文化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检察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检察思想、检察规范、检察设施、检察技术等诸多方面，是支配检察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基本理念。从结构上看，检察文化是具有检察工作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检察文化作为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形式，其特点是将检察机关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结合起来，将以往以物为重点的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检察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特定检察机关长期的执法活动中，由其特有的执法理念，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在全体成员中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一种个性。这种独特的检察文化一经形成，便会在检察机关内部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并成为进一步促进检察机关发展的精神力量。检察文化是组织文化的分支，是检察机关及其干警在履行职责和日常生活中创造，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目的，以创新检察管理体制为途径，以营造良好人文环境为形式的具有鲜明检察特色的精神财富。因此，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

（一）检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检察文化，不能机械简单地认为就是检察理论和检察活动及其相关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检察宣传、文体活动等，腐朽和反动的检察理论及其活动载体不能称之为检察文化，应当被排除在外，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理解检察文化。自从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文化就愈来发展和丰富，既有不断支撑检察制度完善深化的先进文化，也同样伴随不相适应的甚至是消极的理论、观念不断被剔除和克服。检察文化的实质是与一定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哲学社会科学互动的强化法律监督的文化，有特定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是司法制度不断变革的产物。一般的认为，检察制度及其文化源于14世纪初的欧洲[2]，一方面检察文化是以由私人报复到国家行使刑罚权，再由自诉到公诉的变化为基础产生的；另一方面，检察文化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历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着地缘差别以及自身发展过程中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影响的变化。因此，检察文化先进性、扬弃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内在固有的规律，满足一定社会的司法公正需求。

（二）检察文化反映了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是检察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检察文化意在创设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检察机关主流精神与新形势新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检察文化通过培育干警集体主义思想、团结协作精神、团队意识等主流精神和基本理念，使其内化为干警的共同愿望和价值取向，外化为全体人员的追求和自觉行动，从而使检察人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趋向融会贯通，达到全面提升人员素质和文化品位，增强检察机关凝聚力、向心力，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目的。它反映了检察官的道德规范，是积淀于工作实践中的高尚精神境界。检察职业道德是检察人员在司法实践和日常学习、生活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从伦理上调整检察机关同国家、法律之间，检察人员同检察机关之间、检察人员之间相互联系的行为准则。检察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文化培育形式，使全体检察人员都能够自觉地追求、信仰和实践这些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神和理念，并充分体现在履行检察职能、办案和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检察官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精神体现。检察文化把人的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摆在了重要位置，通过发展先进文化的引导、凝聚、协调、教育功能，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环境，使机关每个成员实现自身价值与检察系统实现自身价值融合统一。检察文化一方面使检察机关与社会公众处于一种沟通状态，另一方面使系统中的个人能与组织和谐发展。

（三）检察文化与检察权运行相交织。检察文化不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分支，与检察制度相联系，它不包括野蛮文化。检察文化也不是检察活动的无所不包，与检察实践活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联系在于检察文化渗透在检察实践之中，是检察制度的基础，反映检察机关的宗旨和形象及其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执法理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精神风貌，为检察实践活动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推动并保证检察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检察实践体现检察文化建设的效果，提升检察文化的魅力。区别在于检察实践是客观的、外在的、看得见的，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检察实践的状况具有及时性、显现性，不仅受检察文化的影响，还要受制于立法机关的监督以及上级指令和长官意志的影响；而检察文化建设一般不属于立法机关监督职责的范围，它是检察实践的价值基础，文化建设的效果也一般不具有显现性、及时性，更多地体现长远性、坚定性。检察文化与检察权的行使相辅相成，这种交织既体现在检察文化及时为检察实践服务，也体现在检察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的是为了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虽然检察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有些与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相同，但不能认为这样的文化不属于检察文化，只因这样的文化为了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就是检察文化范畴。所以说，检察文化既包括特质的检察文化，也包括检察机关孕育的大众文化。特质文化有检察理论研究、检察制度建设、检察业务培训和岗位技术练兵以及检察标志和符号等，检察机关孕育的大众文化有政治、思想、组织工作和时事政策宣传教育以及娱乐体育活动等，机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都属于检察文化建设的范畴。

三、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检察文化建设要雅俗共赏，喜闻乐见，形式多样，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践层面，既有大众化、又有特质性，既有传统再现、又有改革创新。检察文化建设必须读懂国情、放眼世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根植于民族土壤，发挥民族优势，注重民族特色，把世界优秀文化中国化，增进大家对检察工作的共识，形成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体系。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积极探索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新途径。基层检察机关作为我们检察体系中的最小单位，它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工作具体性，决定了它是承担检察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加强基层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建设就是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积极开展以公平正义为灵魂的执法文化建设。我们知道，一个驰名商标的造就，无外乎过硬的产品质量、持续的推陈出新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脱离了商品或服务这个核心，一切将无从谈起。同样，以打击犯罪、护法为民为神圣使命的检察机关，如果脱离了公平正义这个内核去奢谈检察文化建设，也无异于舍本逐末。因为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期盼，更是检察文化的灵魂。当前，我国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维护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因此，检察文化要运用其特有的历史创造和精神记忆，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渗透途径，铸造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检察队伍。基层检察院只有不断提升检察人员的业务素质，坚持公正执法，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与程序、质量与效率并重，做到实事求是，不枉不纵；坚持宽严相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才能以实际行动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以优异成绩开创法律监督工作的独特“品牌”，也才能切实体现检察机关与众不同的人本文化气息。

2、着力培养检察官的气质和精神，大力倡导以职业道德为核心的形象文化建设。检察职业道德是检察人员在从事检察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是调整检察人员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也是正确行使检察权、防止司法腐败、增强检察队伍战斗力的保证。检察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被高检院概括为：忠诚、公正、清廉、严明。这八个字的内涵也正是检察文化的核心。其中，忠诚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立场、公正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核心、清廉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追求目标、严明是新时期检察文化的政治保证。因此，加强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建设，不仅是实践和传播先进检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更是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的重要载体。基层检察院要把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队伍建设的始终，坚持以职业道德深化检察文化，以检察文化滋养职业道德。要通过职业道德文化的培育，使干警不仅具备公正、廉洁、正派等高尚人品，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善良、同情、豁达、克己、奉公等宽广情怀，自觉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真诚地关怀人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通过职业道德文化素养的提升，使干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检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增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切实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树立检察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3、注重以团结奉献为追求的团队文化建设。团队精神是一个集体在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为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这个集体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也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这个集体中的具体体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是检察文化的精髓。因此，基层检察院要把锻造和弘扬以团结奉献为追求的团队精神作为推进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要用符合时展要求和历史进步潮流的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来规范、协调干警的思想认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把握时代要求，同时注重调动和发挥干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干警的活力和潜力。要通过鼓励和支持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个人之间的协助和配合，加强团结，减少摩擦，形成合力，共同完成任务；通过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体育活动和其他形式和内容的集体活动，陶冶干警情操，凝聚队伍向心力，增强集体荣誉感；通过激发干警奋发向上的进取心和迎难而上的斗志，努力培养一支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的队伍；通过营造一个宽松、民主、祥和的工作氛围，使干警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在思想、心态上高度整合，在行动上默契配合，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拼搏。

4、推广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建设。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普遍增强，冲破习惯思维模式，确立以人为中心，重视和关心人的发展和需要，已成为时展的主流理念。同样，促进检察干警的精神解放、心理解放，发展个性，提高素质，实现自我价值，充分发挥其潜能，释放其智慧也成为检察文化的主旋律。因为检察文化的实质就是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工作，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又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力求淋漓尽致地释放出人的巨大能量。而开启释放人的巨大能量的钥匙，就是文化的力量。

由于文化视野中的人，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劳动力，而是有感情，有思想，有个人价值追求的活生生的人，是有无限潜力的人力资源。这就要求基层检察院努力营造一个重视人的因素，尊重人、塑造人、信任人、关心人的人文氛围，营造一种清新和谐、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要以根植争先创优理念为指引,大力塑造成先进典型。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人民检察官，不仅为检察事业增辉添彩，还以自己的言行，典型的、集中的、全面地诠释了检察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通过开展系列典型活动，加强对干警的外部行为引导，培养干警争先创优意识。例如举办如“方工精神为我引路”等青年干警座谈会，方工检察长的人格魅力和先进事迹，会使青年干警深受触动，成才意识、公正执法意识明显增强。还可请来一些先进典型现场做报告，对干警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在先进典型的激励下，要掀起赶超先进的热潮，开展“十佳”公诉人、“十佳”办案能手、十佳接待员优秀组工干部等活动。举办“学习身边人，做好身边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扩大典型的辐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各项检察工作的发展。同时检察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致力于人事制度改革，推行竞争上岗的干部选拔机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职务职级晋升机制，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坚持“四不唯”科学人才观，摒弃论资排辈陈旧观念，珍视优秀人才，注重为年轻人的提供锻炼机会而加速其成长，使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通过竞争走上中层干部岗位，全面提升中层干部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对于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但业务水平突出的人员，安排在主办、主诉、主侦等重要岗位发挥特长，让他们在检察职级晋升上与中层干部有同等晋升机会，最大限度的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人员管理上，要建立并实施绩效考核机制，把绩效考核与评优评先紧密挂钩，坚持凡晋必考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着力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各种人才成长管理机制，把人人可以成才和公平竞争理念根植于干警心中。

5、丰富检察官的娱乐生活，促进以健康向上为基调的业余文化建设的发展。机关业余文化建设，是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干警综合素质、强化队伍八小时以外管理、增强队伍凝聚力、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社会转型对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检察干警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引导和熏陶，而机关业余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种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此，重视机关业余文化建设，在队伍管理中引入人文管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以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占据干警业余生活的阵地，有意识地对干警进行文化熏陶，不仅可以活跃检察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植健康生活理念。坚持不断创新文化建设的载体，加强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巩固“五小阵地”（即：小夜校、小图书室、小荣誉室、小文艺队、小活动室）。要大力支持干警参与有益身心的文化活动，倡导健康、和谐、文明的生活方式。可组建舞蹈队、摄影书画小组、篮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等文化小团队，培养文化骨干。检察长要带头参加，以有效带动干警的参与热情。在场地方面，要开辟专门的乒乓球室、健身室、多功能歌舞厅、图书室、电子阅览室、视频会议室等活动场地。在经费方面，积极为聘请专业指导、购买服装、用具等费用支出都“大开绿灯”。还要做到文化活动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例如通过开展“检察官进社区活动”，让干警们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圈子里，而是深入社会。通过积极参加“公民道德公约”和“学礼仪、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提升干警文明素养；通过组织干警参加植树、志愿者、捐助、献血等公益活动，提升干警道德情；通过文艺联欢、书画摄影展、联谊球赛、演讲、知识竞赛、歌咏、朗诵等各类文体活动，提审干警文化品味，潜移默化的激励干警的进取心。从而树立起健康、文明、高素质的检察官群体形象。

6、以网络建设为平台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已进入到网络时代，网络应用的广泛性、多样性和高效性，给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运用好网络平台，推进检察文化建设。一是搭建平台，形成法律博客群体。在正义网、人民网打造互动平台，形成全员参与的法律博客群体，营造文化强检氛围，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发展。正义网是高检院主办的门户网站，汇聚了法学专家、学者教授、检察官、法官、律师，以及其他关心法律工作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法律资源和信息丰富，学术氛围浓厚，文化底蕴深厚，对推动检察文化建设，培养干警学习思考习惯养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建立法律博客，能实现与法律学者、检察专家零距离学习交流探讨，是提升队伍整体素质，推进各项检察业务的一条捷径。要为干警开博创造条件，制定相关《关于加强法律博客群建设的意见》等制度，明确博客群建设的指导思想、组织措施和奖励办法。建成电子阅览室，开通互联网，为干警上网提供物质支持，倡导全院干警人人参与法律博客群建设工作。二是要规范管理，确保深入健康发展。一方面加强管理，确保方向。要成立由分管宣传工作的副检察长任组长、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为副组长的博客群建设管理协调小组，加强对博客群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监督。要求干警建立法律博客必须做到坚持政治原则，保守检察工作秘密。采取一系列奖励激励措施，对博客写作情况每月一调度，写作体会每季度一交流；博客文章被推荐为精品文章的，被有关报刊采用的，按院调研信息宣传奖励办法给予奖励；被评为优秀个人法律博客的，在评先树优、提拔使用上，优先考虑。三是注重强化引导，注重效果。创新培训模式，在检察内网开辟博客研讨专栏，通过干警撰写的精品博客、被推荐博客情况统计以及召开经验交流会等形式，以老带新，相互交流，从如何注册、如何发稿，如何通过博客进行学习交流，到如何修改模板、插入音乐和图片等，为干警提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引导干警从点滴入手，勤观察、勤思考、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检察文化新格局。

7、要重视以检察文学艺术为载体的宣传文化。检察文学艺术既是检察文化的典型内容，又是检察文化的重要载体。基层检察院要充分借助检察文学艺术“以先进的文化陶冶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作用，把检察文化纳入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从而形成与现实生活中的检察文化相对应的文学化的检察文化的动人景观。要注意发现和挖掘检察队伍中的文学艺术人才，发挥其专长，通过他们的作品宣传检察机关的典型，扩大典型的幅射作用，以各种生动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诠释检察文化的丰富内涵，使无形的理念有形化，以启迪人的心智，陶冶人的情操。通过他们创作一批具有感染力和广泛影响的时代精品力作，展现检察人员的内在素质和高尚追求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公正执法、为民执法的精神风貌，树立检察官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时代风彩。要充分发挥检察文化的渗透力和推动力，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检察精神，教育人民群众，提升检察干警的品位和素质，把检察文化的内容融入到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之中。

8、要向科技要效率，走科技强检推陈出新检察文化建设之路。在国际竞争正日益走向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检察工作也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政治立检、业务树检、改革兴检的同时，科技强检之路是新世纪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察文化建设新的课题。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基层检察院科技强检之路还达不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使检察文化建设上一个新台阶，就要抓好科技强检工作。首要就是抓好“硬件”及“软件”的建设。不言而喻，要顺利实现科技强检，“硬件”是基础，“软件”是根本。所谓“硬件”，自然是一个单位的技术设施的档次与完备程度，如果没有一定的设备为基础，科技强检就是一句空话。相反，如果一个单位人员的技术力量薄弱、技术运用程度不高，“硬件”就是空摆设，因此广大基层干警对技术的掌握程度这一“软件”，才是科技强检的根本。实现“软件”的更新，要提高广大干警的科技意识，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运用科技是做好新时期检察官的必备，是大势所趋。其次是要对检察干警进行科技培训，使他们充分掌握现代化办公办案的技能，这才能能使检察检察文化建设达到更高的层次。为此要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提高干警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基本前提。要增加投入，更新设备，积极争取党委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加大对检察工作的投入。在改善办公条件和行政装备的同时，尤其要突出计算机局域网、多媒体等的建设，提高检察文化的科技含量。同时要重视设备应用，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检察事业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检察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它的出现为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武器。检察文化建设是一个新事物，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法治精神，同时，检察文化建设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必须从组织上、思想上、行为上和检察文化接轨，自觉摒弃种种不良习气和作风，以自己的检察实践来丰富和推动检察文化建设。总之，加强检察文化建设，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完善，在完善中前进，进而来推动检察工作的全面发展。[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3～14页；

[2]金明焕：《比较检察制度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3月第2版，第16页；

文化观论文篇8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有机整体发展理念。它包含了以往的重点发展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辩证发展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辩证处理十二大关系）的合理理念，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形成了有机整体论的发展理念。浙江省的文化大省战略体现的就是有机整体发展观。浙江1999年率先提出文化大省建设，2000年制定“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年出台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2002年将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经济写入党代会报告，2003年被中央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很显然，这种局面不是主观臆想的，不是从概念推演出来的，而是从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生成的。

破解浙江发展经验，一个重要方面是认真思考“浙江为什么特别关注文化”这个问题。通过在浙江的调研，使我们认识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这三个文化理念是：

第一，文化是发展的精神动因。民本经济的本色是草根经济，它发端于草根文化。浙江历史上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注重民生、开拓创新的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转化为经济的创造力、社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浙江民本经济大发展的精神动因，就是特定自然与历史条件下浙江民众的经商传统。温州模式、义乌模式靠的正是浙江特有的草根文化和体现在老百姓身上的文化基因。

第二，文化创新是浙江发展最重要的支撑力和增长点。浙江发展模式区别于广东、上海。浙江发展有其体制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使浙江形成了以民营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浙江在现阶段之所以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历史文化是其深层原因。制度文化和经济结构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浙江模式的核心是浙江精神，这种地域精神造就了浙江的经济结构和体制优势。精神文化作为软实力，软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敢为天下先，抢喝头口水，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力。在国内，与浙江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的区域不少，但只有浙江形成了这样的经济结构，这与浙江老百姓的文化生存理念直接相关。这种人文理念不仅表现在民众的创业精神上，也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允许和支持民本经济发展的“认可行政”本身就是这种人文精神在体制和行为上的表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和体制作为最高层次的增长方式，而制度和体制就是精神文化转化的行为文化。

第三，把文化发展落实到人的发展。全面的文化意识是把人的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文化生产不仅生产文化产品，而且生产人，着眼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一种通过塑造人的心灵而改变整个人类世界的活动。所谓“塑造人的心灵”，是强调文化创造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其多样性产品形式来塑造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增进人们的精神和谐感、幸福感和认同感，即它把人自身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来生产，并通过人而把人类世界当作文化产品来生产。正因为这样，文化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在人们的经济、社会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中。惟其如此，文化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才获得了“软实力”、“支撑力”、“凝聚力”等称谓，我们也因此可以说“人在文化中”和“文化在人的活动中”，从而可以从文化的观点来观察、理解和解释所有领域的人类活动。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人，一个根本方面是落实到人的文化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是统领科学发展的第一要素。发展要依靠人，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社会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浙江省明确提出满足人的三大需求，既满足“经济人”的生存需要，使民众在普遍富裕起来的同时，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社会人”的交往需要，使民众共享祥和的社会生活；满足“文化人”的自我发展需要，使民众实现人生价值。人的生存需求是恒定的，而人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则是无限发展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已经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为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浙江省着力落实广大群众的文化权利，着眼于百姓文化、大众情怀，明确提出搞大馆、大师和大作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大众，始终把大众作为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体。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贯穿并渗透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抓住了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需求、价值创造、价值体系、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富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富强即民富国强，意味着追求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富裕，意味着把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追求的首要目标。“富裕”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的根本任务，“共同”则鲜明体现了团结互助、公平公正、平等和谐的价值目标和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富裕是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统一起来，体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度统一、效率与公平的高度统一，其实质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反映。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民主是一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保障和尊重人权等方面。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就是人民、人民至上。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建构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古今中外，尽管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先进、进步的意思。这里的“文明”，主要指狭义的精神文明，特指与精神上的愚昧、思想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落后相对应的精神上的进化、思想上的进步以及文化上的先进。我们所要建构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先进文化为目标，既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又与时代进步要求和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当前价值观念多元多变的条件下，“文明”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精神支撑作用更为突出。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生态的核心价值观。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与“自然”相对应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制度前提和社会条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五个统筹”，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使整个社会走上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与生态和谐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实现途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观。自由是人类的特性，也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自由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统一，既要求摆脱人格的依附，摆脱贫困和恐惧，也要求发展个人能力与共同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的机会。“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它指人不断摆脱旧的不合理分工的限制，摆脱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状态，逐渐获得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原则，其本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它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展的进步精神；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又实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既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追求，又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理想，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各自又包含着许多具体的价值观。同时，又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才能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为社会的富强、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法理支持；只有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高度文明，才能给富强、民主、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只有社会和谐，才能给富强、民主、文明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自然保障、社会条件和情理支持；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理想状态，是人的本质的最高追求，这个终极价值目标是一个阶段性实现的长期过程，贯穿并统领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全过程。质而言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相互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

因此，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价值合理性依据，指导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科学建构。

第一，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和价值指向。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通过自觉的奋斗，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平等民主、文明先进、人与自然和谐，构筑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对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与生态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

第二，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内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和奋斗目标，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文化观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宿舍文化；养成教育

大学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学生宿舍度过的，学生宿舍特别是宿舍文化对大学生的养成教育影响深远，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养成教育功能。

一、大学生宿舍文化和养成教育的内涵

(一)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内涵一

大学生宿舍文化是指在高校校园环境中，在长期的宿舍活动中形成的，以学生、教师和管理者为主体，宿舍及周围场所为主要载体，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为主要内容，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师生共创和共享的群体文化。它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1)宿舍物质文化，主要是指宿舍区的建筑、整体布局、装修配置、卫生状况、休闲空间、活动场所、文体设施、文化环境、绿化美化等物质形态。(2)宿舍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制定的、起规范保证作用的各项规章或条例，包括宿舍区的管理模式、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3)宿舍行为文化，主要是指宿舍成员在宿舍的各种生活方式和宿舍各种文化活动运行、发展过程存在的方式。(4)宿舍精神文化，主要指在长期教育实践过程中，受一定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形成的为宿舍成员所认同和遵循的精神成果与文化观念，包括大学生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生活观念、学识智能、道德水准、人际关系等。

(二)大学生养成教育的基本内涵

大学生养成教育是一种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使大学生具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素质和基础技能，形成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或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

它以高校为主体，在家庭、社会的配合下，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形成和发展规律，通过教育者长期培养、反复训练，受教育者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使大学生形成健康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行为习惯和生存能力。主要培养大学生三个方面素质：(1)大学生道德品质，即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和道德品质教育；(2)良好行为习惯，即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行为规范、作风纪律教育和日常管理，培养大学生的文明行为和优良作风；(3)创新思维和能力，即通过开展学术科技和创新创业等活动，培养大学生勇于挑战未知世界的求知精神和创新意识。

二、宿舍文化对大学生养成教育的影响

搞好大学生公寓文明建设，发挥公寓的育人功能，对于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其思想意识、塑造其意志品质、养成其文明风尚、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宿舍文化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1．宿舍文化对大学生政治立场的影响

当今日益活跃的市场经济和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增进了大学生与社会的沟通和交往，大学生在宿舍里可以随时听到国内外的各种声音，读到境内外的各种图书和报纸，各种文化现象与社会思潮让大学生眼花缭乱。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思维活跃、思想单纯、社会阅历浅，各种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特别是网络上的社会丑恶现象和反动宣传，严重影响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是否具有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宿舍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对各种信息的分析、判断和接受，进而影响大学生政治立场、观点的形成。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宿舍文化会引导大学生乐于去接受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反之，则会引导大学生去接受反动、敌对的思潮和观点。

2．宿舍文化对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影响

宿舍环境文化对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影响重大。宿舍成员有很多时间在一起进行饭后闲聊，睡前卧谈，激情辩论，相互影响着对方。健康向上、和谐共处的宿舍文化能使宿舍成员在交流中形成良好的心境和愉快的情感，利于彼此加深了解，建立友谊，增进感情，学会忍耐与宽容，进一步发展个人的道德情操和个人品质。相反，不良的宿舍文化则会影响大学生高尚情操的形成，如个别宿舍成员经常用粗话、脏话进行交谈，谈论一些低级庸俗的话题，发泄消极低落的情绪，极易导致整个宿舍歪风邪气上涨，低级趣味蔓延，从而影响宿舍成员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二)宿舍文化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

1．宿舍文化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

学习是大学生的首要任务，也是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大学生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宿舍度过的，宿舍是大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宿舍文化对养成大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影响重大，在学习风气浓厚的学生宿舍，宿舍成员往往充满学习热情，极易形成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大家会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另外宿舍内活跃的氛围，也易形成学生的创新意识。相反，宿舍学习风气不浓，宿舍成员不思进取，成天打麻将、玩扑克、上网聊天、谈情说爱等，也会影响宿舍内成员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自然也会影响到学业成绩的提高。另外，卫生整洁、布置合理、环境优美的宿舍物质文化，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他们的想象力，扩展他们的思维，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试想谁会呆在一个臭气熏天的宿舍认真学习呢?

2．宿舍文化对大学生生活的影响

一方面，大学生在宿舍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宿舍成员之间团结互助、和睦相处，较易培养大学生接纳别人、尊重别人和与人合作的能力。其次，宿舍成员之间、宿舍与宿舍之间开展适合青年人特点的联谊活动，如辩论赛、文艺活动、运动比赛等，能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陶冶大学生的道德情操，增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友谊，使大学生学会与人相处，与人为善，学会宽容与豁达，还能增强宿舍成员的凝聚力。另外，宿舍成员在长久的文化互动中，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养成良好的兴趣爱好，如宿舍里个别成员对书画、音乐、体育运动的爱好，往往也能影响到其他成员去形成相同的兴趣爱好。

3．宿舍文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教育报告指出，教育的使命是教会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及相互之间的依存性。当前，绝大多数大学生是独生子女，在家中与同龄人交往较少，与人交往能力不强。在学生宿舍里，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个性、脾气、爱好千差万别，宿舍成员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如果宿舍成员能相互尊重、相互体谅，就会使宿舍人际关系融洽，彼此和谐相处，在增加友谊的同时，还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相反，如果宿舍成员因为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而互相闭锁、互相对立，就会造成人际关系淡漠和人际交往障碍，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三、加强宿舍文化建设，提高养成教育水平

(一)转变观念，加强组织领导

1．转变领导观念

转变领导观念是建设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前提。应该说当今各高校领导均认识到了宿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有部分高校没有采取措施或几乎没有采取措施去建设健康向上宿舍文化，另有部分高校领导认为宿舍文化建设只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后勤和学生部门的事，与其他部门关系不大的错误观念。要加强宿舍文化建设，首先要转变领导观念，要充分意识到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将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统筹规划，共同实施；要意识到宿舍文化除需加强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外，也要重视大学生宿舍精神文化与观念文化建设；还要意识到建设宿舍文化必须依靠各部门齐抓共管等。只有领导的观念改变了，才可能去积极推动并建设好宿舍文化。

2．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是建设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关键。首先，要加强对宿舍文化建设的思想领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大学生宿舍文化的主流，大力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倡导体现时代精神的主导文化，用健康的思想占领大学生宿舍这块阵地。其次，要建立必要的宿舍文化管理机构和机制，将解决方向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将宿舍文化建设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常抓不懈。第三，要加强规划和管理，制订具体、切实可行的规划，并予以落实，解决建设实际中的问题，推动宿舍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第四，要协调各部门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理顺宿舍文化建设中各部门的关系，使各部门能在宿舍文化建设中齐抓共管、密切配合。

(二)加强建设，优化文化环境

1．加强宿舍物质环境建设

文化的表现和传播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开展内涵深刻、丰富多彩的宿舍文化活动，有赖于齐备的基础设施。首先，高校要逐步改善大学生宿舍的环境条件、基本结构和相关设施，一方面要在宿舍建设各种文化活动设施，如先进的学生文化娱乐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阅览室等，使大学生在学习之余，能在宿舍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另一方面要在宿舍建设好阅报栏、墙报、黑板报等，满足大学生的文化需求，提高大学生宿舍文化活动的品位。其次，要搞好宿舍区周边的园林绿化和过道、大厅、宿舍的布置和装饰，还可以悬挂一些中外学者或杰出人物的画像、雕塑、历史遗物或诗词警句等，这样既保证宿舍有宽敞明亮的活动场所，幽雅别致的游乐景观，还有发人深思、催人奋进、陶冶性情的文化景观。总之，整洁、美观、和谐、高雅的宿舍物质环境，会给人一种崇尚教育、科学和艺术的美好印象，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有着重大的意义。

2．加强宿舍精神环境建设

加强宿舍精神环境建设，重点要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宿舍文化活动，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自觉建设具有精神文化内容的高层次的宿舍文化。如针对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可以举办各种讲座、演讲、辩论、报告会等，启发他们的求知欲、成才欲；可根据每个宿舍的长处、特色和兴趣举办球类、书画、乐器等各种比赛、展览等，这样既能陶冶他们的情操，又能加强他们的文化艺术修养；还可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把握时代脉搏，吸收社会文化精华，自觉建设高层次的大学生宿舍文化。

(三)规范落实，完善制度文化

大学生宿舍文化的建设，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更需要认真落实各项制度。首先，规范宿舍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完整、严密、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使制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是大学生宿舍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如只有严格规定宿舍熄灯和大门开关时间，才能保证作息规律正常化；只有制定学生宿舍用电管理规定，定时定量用电，或安装卡式电表管理，才能培养学生节约意识；只有制定宿舍内务管理办法，严抓宿舍卫生，开展文明寝室评比活动，才能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建立良好的学风、校风。其次，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是大学生宿舍文化健康发展的保障，任何规章制度只有落到实处，才会发挥应有作用，如不能有效落实规章制度，不但不能发挥规章制度的积极作用，反而会影响其他规章制度的严肃性，造成负面影响。

(四)协调整合，形成管理合力

1．要加强各部门的分工协作

高校宿舍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靠某一职能部门或某一些人来开展，它既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相互协调，分工协作，也需要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作用。在宿舍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理顺与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有关各部门的关系，力争做到纵向指挥有力，横向配合密切，要充分发挥学校行政部门、学生党支部、团委、学生会组织的职能和作用，使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真正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真正实现各部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步调一致。

2．要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积极作用

发挥各类人员的作用主要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对辅导员队伍的选拔和培训，充分发挥辅导员队伍在高校宿舍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2)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宿管队伍，宿管人员要熟知宿管各项规章制度和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和需求，善于开展工作，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较好的执行力等；

(3)充分发挥学生党、团组织的积极作用，改变学生党、团组织在宿舍无组织机构、无场地的现状，引导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在宿舍开展有利于宿舍文化建设的活动，组织大学生党员参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服务工作；

文化观论文篇10

高等教育质量观，也是就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和观点，具体来说就是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高等教育应该秉承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呈现出了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如社会本位论、个人本位论和知识本位论等。在当前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状况下，特别是针对“文化产业”这一应用性较强、学科融合度高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相比较而言，“过程主导”这一高等教育质量观，比较适合文化产业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主导有两层含义：其一，教育质量应体现在教育过程本身。换言之，教育质量在教育活动过程之中，考察教育质量，需要注重教育活动过程本身的品质，而不能只看结果。其二，教育过程的品质决定教育质量。因此，对教育过程的注重和把控对于高等教育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到文化产业专业的“教育过程”中，如何设计系统和有效的“教育过程”？设计什么样的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什么样的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需要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二、制定文化产业创新人才“教育过程”的依据

1.生源素质。

制定研制科学的“教育过程”，“因材施教”是基础。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2010～2013级四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的比较分析，概括出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生源的三个特点：第一，本科学科专业背景多种多样。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报考和考试阶段对本科专业没有具体的要求，学生往往依据自身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考试难度以及就业情况等多方面原因进行专业和方向的选择，研究生考试也成为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契机。文化产业研究生的本科学科背景多种多样，这对于后期学习来说，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文化产业本身交叉性较强，在实践发展中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性也较强，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文化产业的多方面应用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对文化产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学习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学术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学习能力较强，但基础研究能力较弱。经历了研究生的全国统一考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本科阶段有了一个飞跃。第三，综合素质可塑性较强。当前的硕士研究生从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较大，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较少。整体来看社会经验不足，对当前社会的认知不够成熟，但是可塑性较强，一般经过半年的相关学习和训练，凭借较强的领悟力和学习力，综合素质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的提高。

2.培养目标。

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制定系统科学的“教育过程”的前提。2009年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企业对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笔者认为，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应着重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即“活跃于文化产业学术界、产业界和行政单位等领域的创新型高端专业职业人”。有以下几个具体的要求：第一，文化产业基础理论扎实，掌握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并擅于了解国内外文化产业前沿理论及行业最新动态；第二，实践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文化市场观察能力、开拓能力和预测能力，具备敏感的文化产业政策领悟力，并具备有效的沟通协调能力；第三，在至少一个文化产业门类上有专业特长。

3.文化产业创新人才“教育过程”的制定原则。

①以“系统知识建构”为核心，文化产业的系统知识应包括：文化、经济、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社会学、人文学研究方法；统计学基本技能；基于最新科技发展的相关研究方法；文化产业相关行业门类的基础知识；文学、艺术等素养类知识等。②注重跨学科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与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紧密相关，同时文化产业还具备较强的产业融合能力，因此，跨学科和应用性强成为文化产业专业的两大特点。③倡导行动学习“，行动学习”，包括通过科研行动提高基础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研究能力，也包括通过专业实践，提高文化产业的实践操作能力。

三、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过程”设计

在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统领下，依据“教育过程”设计的原则，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具体的“教育过程”设计：

1.板块化教学。

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板块。包括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类课程，如《文化产业导论》、《公共经济学》、《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政策》、《文化市场营销》、《文化产业管理》等；方法类课程，如《文化产业研究方法》，《文化市场调查与分析》等；行业类课程，包括《广播影视产业研究》、《演艺产业研究》、《艺术产业研究》等；专题类课程，如《文化产业园区研究》、《国际文化产业研究》等。课程教学板块主要讲授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行业基础知识以及前沿专题研究等。第二，前沿学术活动板块。为了弥补不同学生来源知识体系的不同，同时将文化产业最新最前沿的专题研究成果向学生进行介绍和讨论，也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与国内外文化产业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进行交流，拓宽眼界、拓展人脉，定期的学术活动是必要环节，并应纳入学分管理体系。第三，实践训练板块。实践训练是文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并应无形地贯穿于整个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学程。方式方法多种多样，较为有效的举措有：第一，导师工作室制度。以导师为核心建立工作室，将导师指导与科研、课题研究、项目运作密切结合，将日常学习与工作室工作有机统一。第二，行业导师制度。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且在文化产业领域有一定行业影响的业界专家担任行业导师，与专业导师合作，对学生的实践、实习、就业进行指导和帮助。第三，研究与实践基地建设。与产业界进行紧密合作，选择有一定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共建文化产业研究与实践基地，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合作、工作室合作、学生实习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专业实践的训练。

2.阶段化考核。

打破学期的界限和学时的固定要求，依据培养周期划分阶段对学生的课程学习、导师指导、学术活动、实践训练等环节设置指标和明确的考核体系。对任课教师、导师指导、学生学习、教学管理设立各自的阶段考核标准，将“教育过程”的质量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监控和分析，同时纳入“责任到人”的考核体系。

3.组建多样的学术共同体。

为了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丰富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内容，培养单位还应将教学组织和科研组织打通并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大型课题、大型学术或行业实践活动，组建多种多样的“学术共同体”。任课老师或导师可通过调研课题、研究性课题或实践项目的策划，将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学进行组合，组建各种学术共同体进行专题的学术实践活动。

四、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优化与创新举措探索

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这就需要对“教育过程”进行创新，以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创新，突破常规，将“教育过程”设计得更加科学、高效。

1.建立畅通的师资资源流通机制。

文化产业的一大特点是“跨学科”，这就需要在校内和校外高校之间进行任课教师、讲座专家或导师的交叉聘请。在教学实践中，聘请的程序、酬金的标准和发放条件往往过于刻板，造成因为制度的原因使一些教学活动无法开展，对整体教育质量带来损害。因此，建立合理、畅通的师资资源流通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2.放宽行业导师的聘任条件，提高行业导师待遇。

行业导师的聘任，是文化产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关乎学生实践训练的整体水平。但是在现实教学中，对兼职导师学历、职称或成果的要求过于注重学历、职称等非实践成果因素，使得一些在文化产业实践中有丰富经验的业界精英因为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被聘任。同时，行业导师的待遇问题也一直缺乏更为灵活的政策支持，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更加宽松的政策和经费保障。

3.探索硕博连读的高端复合人才培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