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调查报告十篇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1

【关键词】 土家族；民俗文化；调查；湖北恩施

一、调查过程

于2013年7月7日至9日，在恩施州以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民众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其开展调查。

二、调查内容及结果分析

此次调研，课题组发放“关于湖北恩施土家族民俗文化的调查问卷”共360份，其中有效问卷356份，调查人群涉及到恩施州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群，尽力使调查结果精确而有价值。

1、历史信仰及文化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21%的人说土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是从唐朝开始的，20%说是北宋，另外34%的人不知道（图1）；对于土家族人的信仰（对神的敬仰），1%的人很了解，1%的了解，42%的不是很了解，还有56%的人不知道（图2）；有关土家族诗歌（万颗明珠共一瓯，王侯到此也低头，五龙捧着擎天柱，吸尽长江水倒流。）所孕育的文化知识，16%的人认为说的是喝油茶汤、51%的人认为是拜茶、23%的人认为是咂酒、10%的人不了解（图3）。

以上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恩施人民对于传统的历史、信仰及诗歌文化内容，多数人都能够正确选出相应的选项，懂得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历史信仰和诗歌本来就是传统封闭式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是特定民族、地区、环境或特定行业、阶层的人们的生活需求。对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特定的人群来说，那些风俗习惯都是他们世世代代必不可少的文化内容。历史和传统的民俗文化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流传于民间的大部分历史文化及民族信仰活动，都是寓教于乐，寓教于趣，带有极其浓厚的娱乐性质、艺术内涵和历史意义，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起推动作用。

2、土家族的刺绣编织及儿女婚姻状况

恩施是一个文化丰富、乡土风俗多样化的地区，课题组调查了土家族“儿女会”的日子（一般在农历7月12日），结果是：38%认为只有未婚女子可以上街赶场；43%认为只有青年男女可以上街赶场；1%认为无论婚否的男女老少都可以上街赶场；18%的人不清楚。如图4。有关哪种土家族手工刺绣走出国门？78%的人选择西兰卡普，22%的人选择绣荷包，无人选择针织内衣和枕头秀（图5）；土家族人的哭嫁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婚姻习俗，对于其本质，课题组进行了调查，87%的人认为是对父母的思念，10%的人认为是结婚女子对出嫁的迎接（图6）。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看出，恩施州土家族人对传统的节日风俗非常注重，了解的比较多。女儿会被誉为“土家情人节”，是与封建包办婚姻相对立的一种恋爱方式；哭嫁则是土家族婚俗中最富有人情韵味的特色文化，也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叛，传统的文化体现出了本民族人民对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热爱。

3、土家茶文化

喝茶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关于土家茶文化，图7显示了“四道茶”的情况。

土家有“四道茶”，除了白鹤茶、泡儿花、油茶汤三中外，还有哪一道茶？66%的人选择了富硒茶；31%的人选择了红茶；1%的人选择了鸡蛋茶；2%的人选择了铁观音。

这幅图表显示出了恩施土家族人对茶文化的热爱，他们利用自己所在土地富有“硒”的先天优势，留传下了“富硒”这道茶。大多数人能够正确选择出“富硒”，但还有34%的人不知道“四道茶”中有富硒，这也说明了恩施传统文化在广为流传的同时慢慢被部分人淡化。

4、传统节日和土家舞蹈

“过赶年”是土家族人的一种习俗，经过调查，课题组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过赶年”。1%的人认为是为了纪念本民族英雄、30%的人认为是为了提前消灾纳福、45%的人认为是为了早迎新年、还有24%的人认为是为了过好年末（图8）；在土家族特有舞蹈的调查中，91%的人选择“摆手舞”，其他9%的人分别选择了秧歌舞、狮舞、篝火舞蹈（图9）。此数据表明恩施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相当不错，但还有少数人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去了解传统的风俗人情，这促使我们思考怎样加大对土家文化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传承土家文化。

5、对土家文化的总体印象和未来展望

对土家族文化的态度。17%的人表示很喜欢；51%的人表示喜欢；2%的人表示一般；30%的人表示不喜欢。

对首届“施州古城灯笼文化艺术节”活动的举行对恩施的文化发展的影响怎样？48%的人认为起重要作用；36%的人认为起较为积极的作用；16%的人不了解此活动。

图10显示恩施州人对传统土家族文化的喜爱程度，68%的人喜爱，2%一般，30%的人不喜欢，这充分说明了传统的民族文化虽然有其优越的一面，但也有缺失的地方，人们在继承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选择比较，力求使其本身变得更加完美全面；对于恩施土家文化的展望，课题组了解了首届“施州古城灯笼文化艺术节”活动的举行对恩施文化发展的影响，有84%的人肯定此活动对恩施文化的正面促进作用，其他人不了解这个活动（图11）。这表明恩施文化的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各项活动都在加强文化的融合及发展。土家族文化不断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将使恩施逐步变成一个“文化强都”。

三、调查总结及反思

恩施土家族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变、与时俱进，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的态势。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还是有少数比例的人群对于恩施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的内容不了解，也不关心。近年来，我国持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方文化的传入对我国的民俗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甚至在一小部分民众的心目中，民族风俗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没有必要继续传承。再之部分年轻人热衷于现代音乐、服饰、饮食、娱乐等，对传统的歌舞、茶道、诗歌文化等视而不见。

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恩施民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果不对民俗文化加以传承和保护，再过几十年它可能会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暗淡于老百姓的记忆里。民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我们应该弘扬其优越之处，改进瑕疵之点，让源远的民俗文化在时代语境下涓涓长流。

【参考文献】

[1] 曹毅.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2

关键词：近代乡村 财产继承 宗族

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并未发生重要变化[1] ，这就为研究乡村社会财产习俗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海内外学者对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作了许多区域性研究。[2] 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角度对近代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及宗族社会之间关系作一探讨，以期加深对乡村财产制度与宗族社会的理解。

一、 南北方各地乡村财产继承形式

近代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是以诸子均分为主要形式，诸子平等地继承家庭财产。绝大多数地区财产继 中并无嫡庶差别，如黑龙江的11个县家庭财产分析均无嫡庶区别，仅见湖北汉阳、麻城两县及福建连城县家庭析产中嫡庶有别，而且连城县的此种现象发生在戚族主分条件下。[3] 诸子均分还可以通过下一代或妻子来实现，所谓“子承父业”、“妇承夫财”。[4] 而各地私生子参与诸子均分则以生父认领与社会承认为条件。[5]

诸子均分前，南北方各地有先抽提养膳田地、长子长孙田地等习俗。父母享有养膳田地的财产权，诸子不得主张变卖或均分。[6] 长子长孙田地亦称长房田地，北方长子长孙田地继承资格仅限于长子及长子所生长子，如山西临县“长子长孙地”限为“酌分给兄之子地若干亩”，主要是因为长子长孙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如万全县“长子因祀祖先之义务，较次子有稍能多得者”[7] ，有的地方称长子长孙田地为祀田，如陕西华阴县“兄弟分产须为长房酌提田产以为奉祀之用，名曰祀田”。在南方大多数地区，其长子长孙田地主要表现对血脉相续的重视，湖北乡村社会的初生子即承重的长子，而不论其妻生妾出，均可享有长房田。长孙也并不限于长子所生之长子，而是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江西萍乡家庭长孙田就是“给予诸子中最先所生之长孙”。而且南方大多数地区的长房田并不具有祀田名目，长子长孙并没有主持家族祭祀责任，安徽贵池的长孙田就是长孙婚娶教养等费。[8]

当然，大多数地方的长子长孙田地所占比例极小，如福建顺昌等县长房田地约占家庭财产的百分之一左右[9] ， 普通农家的长子长孙田地大多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化使许多地方的长子长孙继承特权趋于消亡，在河北昌黎县侯家营和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庄的一些家庭财产分析继承中，诸子均分极为彻底，已经不再作其它财产分析安排。[10]

30年代的风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未能享有财产继承权。[11] 满铁华北调查也显示，“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析”。[12] 在珠江三角洲乡村出现了极个别的自梳女继承家产案例，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并不能构成一种普遍的习俗制度。[13] 虽然黑龙江一些地方亲女有绝户（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大多数地方亲女并不能完全继承绝户财产，如黑龙江泰来县、甘肃东乐县、热河承德、湖北竹山等县亲女均不能继承全部绝户财产，黑龙江通北县、河北清苑县甚至拒绝亲女的绝产继承权。[14]

妇女可以终身享有奁产管理权和收益权，夫家不能占有奁产，改嫁妇女甚至可以随身带走奁田，沅陵县将奁产称之为女户田。[15] 浙江宣平县奁产为妇女死后祭产，但大多数地方奁产在妇女死后仍归娘家所有，陕西西乡县、安徽贵池县 “如女死亡，其产业仍归娘室”。妇女并没有奁产的最终处理权，也并非奁产的继承者，仅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江苏松江县、福建建阳县均有外孙享有奁产继承权习俗。[16]

无亲子的财产继承，大多数地方习俗上是在父系宗族（即宗亲）中确立昭穆相当之人为继承人，继承宗祧及财产。一些地方，可以在同姓不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但一些地方则禁止在同姓不同宗范围内确立继承人。[17] 在同族或同姓范围内立继，有依亲等顺序在亲支范围内决定继承人的应继与以贤以爱选择继承人的择继区别，满铁华北调查显示，亲侄有继承优势，立继多由“由家长兄弟的儿子（作为过继子）继承全部家产”。[18] 但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更强调依亲等顺序继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习俗应继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而择继必须分润亲支族人。[19]

一个嗣子子继承两个以上家庭宗祧的兼祧习俗在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直隶、陕西、山西等北方省份及南方湖北、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均有兼祧习俗，许多地方的兼祧习俗以生母推定继承宗祧财产的人，所谓“各继宗祧，各继财产”，其兼祧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类似于孙继，实际上是由兼祧子所生之子继承财产。并继、关继与并祧则是则是亲族两个以上继子共同继承绝嗣家庭宗祧和财产，此习俗在山西、河北、陕西、安徽等地方均有发现。[20]

异姓继承以赘婿与外甥继承为多。招赘婚多发生在无子有女家庭，南北方乡村均存在，但赘婿继承在北方尤为突出，如陕西就有11个县报告有赘婿继承习俗，陕西等地还盛行孀妇招赘继承，相当多的县报告有孀妇赘夫继承财产习俗。赘婿继承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赘婿并无宗祧继嗣权，但可承受全部或部分财产，由其所生之子继承宗祧，甘肃东乐县、陕西保安县、湖北通山县等地赘婿承受所有财产，但不得承嗣，生子须从女姓以承祀。此种习俗实际上是以外孙为继承主体，赘婿只是继承了财产管理权，因而赘婿不得当卖财产，如甘肃平凉县 “女家所有产业许赘婿管理，不许当卖，若有当卖情事，女族可以争阻”。第二种情况是赘婿承受部分财产，另立一嗣子与赘婿均分财产，此种赘婿未取得宗祧继嗣地位，不负责死后奉祀，仅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第三种情况是以赘婿为继承主体，亦即以赘婿为子，赘婿为子的前提多为女家乏嗣及其同宗无应继之人，此种赘婿多须从妻家之姓、与妻家共同生活、负责妻家父母的生养死葬。此种赘婿等于异姓继子，甘肃全省、陕西南郑县、略阳县、福建政和县、江苏昆山县享有完全财产继承权的赘婿均属赘婿为嗣，兼有异姓继子身份。在一些地方，赘书实际上等同于继书，甘肃全省、江苏句容县等地招赘婿为子时“写立赘书为据，名为赘书，实与继书无异”。[21]

外甥继承是一种南北方均较为流行的外亲继承形式，陕西渭南县外甥的继承顺序甚至高于同族侄辈，甘肃天水县“可以外甥兼祧”。在南方，外甥继承也相当普遍，安徽当涂等县的外甥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江西“无子孙可以承继者，例得招外甥来舅家承祀宗祧，并得袭受其遗产”。 大多数南方地区仅认同外甥继承权，而妻侄姨侄等并不具有继承权。而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外甥继承与内侄等姻亲继承联系在一起，如山西临县、高平县内侄外甥均可继承，甘肃全省“得立两姨及中表之子为子”。北方的姻亲继承还有随娘子继承形式，如山西、陕西等地死带子（改姓继嗣的随娘子）即可继承继父财产。[22]

非亲属的异姓继承流行于北方，南方闽南等地亦较盛行，非亲属的异姓继承分为两种情况，一种系以异姓为嗣的继承关系，异姓构成继嗣关系一般以自幼抱养的异姓子为条件，如山西山阴有“血布养子”习俗即抱养异姓他人初生之子为嗣，偏关、屯留等县的抱子为嗣也与此相似。继子关系一旦成立，其财产继承权利不可剥夺。另一种为不构成继嗣关系的异姓义子继承关系，虽然义子与养父母并不构成宗祧继承关系，但义子可以继承部分家产财产，不过其对养父母家庭财产并不具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利，而是由养父母酌给财产。[23]

可以看出，南北方乡村社会均以诸子均分及同姓同族继承为主要继承形式，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形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姻亲及异姓继承方面，北方乡村社会习俗对姻亲及异姓继承有较多的认同，虽然闽南等地对异姓继承及赘婿继承也有着较多的认同，但南方大多数地区仅仅认同外甥及外孙等外亲继承形式。不过，北方大多数地方姻亲及异姓继承的继承顺序也低于亲族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某种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或权变继承形式，如河南嵩县等地只有在同宗无应继者情况下才能招婿为子，河北清苑县、高邑县的异姓继承也是以亲族或同姓无相当继承人为条件。[24] 而且即使在北方许多地方，异姓继承大多须经亲族许可，如陕西华阴等县异姓嗣子须凭亲族才能有财产继承权。[25] 南北方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形式反映了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基本特点。

二、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祧继嗣观念

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财产继承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成为影响乡村继承习俗的核心文化观念，在赣南，如果财产继承违背了宗祧继嗣观念，“不但近房必出而相争，虽无关系之族人亦皆不以为然”；在浙江丽水县，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立继普遍受到强大的宗族社会压力，“同族人等亦皆从而非议之，而无子者始虽不愿，终则因受舆论之影响，仍从公议”。[26]

陈其南十分重视宗祧继嗣观念对乡村继承习俗的影响，进而其分房理论认为汉人财产继承关系就是每个儿子独立继承父亲宗祧的继嗣观念展开。[27] 在国家政权及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南北方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固然有其一致性一面，但国家法律及儒家正统文化并没有规定一套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展开的财产继承制度，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也不能完全与国家法律或某一简单宗祧继嗣观念保持一致，如许多地方有“禁止赘婿”并禁止赘婿继承财产的习俗，有的地方又有赘婿为嗣继承宗祧与财产习俗，而法律规定赘婿没有宗祧继承权，但允许招婿养老、并可以继承部分财产；亲女继承绝户财产也为清代法律所规定，一些地方亲女有继承部分财产的权利，而大多数地区并不认同亲女的继承主体地位。[28] 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习俗是在与社会生活需要及宗祧继嗣观念互动中形成，并且受各地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条件及宗族关系影响，其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特点。

其实，乡村社会宗祧继嗣观念本身就具有民间性，其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陈奕麟曾经对儒家正统的宗祧继嗣观念作过探讨，他引用（宋）陈淳《北溪字义》对族人继嗣“取其一气脉相为感通可以嗣续无间”的解释，认为宗祧继嗣的根据是气脉说。[29] 气脉说以父子及族人之间的男系联系为继嗣依据，属于正统的父系宗祧继嗣观念。但各地民间的宗祧继嗣观念往往并不完全以此为根据，许多地方的民间继嗣观念以血脉说为根据，认同外甥及外孙的宗祧继嗣权，如陕西蓝田扶风等县以甥舅有血统关系，以甥为嗣“竟视与亲生子无异，甚且有合户欢迎，酌酒相贺者”；甘肃皋兰县“有以外甥承舅而同宗之人亦不争者，盖谓姊妹之子与昆弟之子相似，其血脉同出一本，较同宗之人或尤亲也”。安徽当涂贵池等县外甥 继承顺序仅次于同父周亲，“盖以外甥为其同胞姊妹所生，血统较为亲密之故”。[30] 因而南北方各地普遍流行外甥及外孙继承。

各地的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形成也受各自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环境因素影响，民间继嗣观念存在着南北方的某些差异。北方社会表现以“宗”为其继嗣特点，“宗”的继嗣除了反映父子之间的世代连续性，还反映了兄弟分化的大宗与小宗区别。[31] 在继承中区别长子与众子是中国血缘宗法文化中的大宗小宗原则应有之义，在南北方宗祧继嗣及财产继承中均有其表现，如绝次不绝长、长子不出继等习俗，黑龙江、奉天、热河、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湖南等地乡村均能发现。[32] 但是，北方社会更强调长子的“大宗”地位。在华北的良乡县吴店村、昌黎县侯家营、顺义县沙井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象征着宗祧继承的牌位、祖匣、家谱多归长子继承。[33] 长子继承祖屋也是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特权，如陕西华阴县“原有祖房恒为长子分得，故俗有长子不离祖之说”，山西兴县“惟长子务须居其原宅，故曰长子不离旧院”，《同官县志》记载“长子不离老庄，次子不离马房”。[34] 北方社会长子继承牌位、祖匣、家谱及祖屋，被视为家族世系的“大宗”，有主持家族祭祀的责任。而南方社会则以“房”为其继嗣特点，房不仅代表了父子间的世系连续，而且反映兄弟平等分化，独立与父亲构成世系联系，强调每个儿子在继承中的平等地位。[35]

南北方继嗣观念的差异还表现在嗣子义务方面。北方强调嗣子的送死责任，摔盆执幡即是获得嗣子资格的一种凭证，可以得到财产继承权。河北清苑县、山西神池县、山西临晋县、陕西渭南县、甘肃全省等到地均有以顶盆者、摔盆者及执幡者为嗣子的习俗[36] ，在死者没有亲子或未立嗣子的情况下，丧礼中“有继承资格者往往争摔牢盆，以为取得继承之根据”。[37] 即使摔盆或持幡者未能立为嗣子，因为他们履行了送死义务，也享有部分的财产继承权，如山东东阿县、临朐县摔盆或顶盆者不能继承宗祧，也可继承部分财产；黑龙江各县承办丧事及顶灵驾丧者均有遗产继承权。[38] 北方各地习俗将人子送死义务与财产继承紧密相联，以致乡村丧礼多有“争继夺幡，辄致相哄”[39] ，实际上就是以此争夺财产继承权。

北方乡村社会虽然有长子以抽提祀田为名的长子田，但此种祀田常常徒具虚名，供奉血食并未成为嗣子的重要责任，在财产继承方面出现了不立嗣子而由送葬者迳行继承的情况，如华北地区，继嗣奉祀观念淡薄，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庄的农民甚至认为自己的死去亲人并不需要祭祀，家庭中无子者死后无须立嗣子解决血食供奉问题，其财产由兄弟分析继承，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和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均有不为自己兄弟立嗣而迳行分析财产的案例。[40] 南方乡村社会继嗣观念则以供奉血食为立嗣的重要原因，以奉祀宗祧为嗣子的重要责任，也是嗣子获得财产继承权的依据，强调财产继承与供奉血食的联系。南方许多地方流行死后立嗣，江苏高淳县死者无遗产，由亲族为之积资并立继供奉血食；湖北汉阳、浙江东阳、福建连城等县为未婚夭亡者立继， 继子有供奉血食责任和继承财产的权利。[41]

在乡村社会财产继承关系中，社会生活需要－宗祧继嗣观念－财产继承习俗三者处在一种互动之中，而社会生活需要往往处于关键地位。中国亲属文化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扩展性[42] ，亲不仅有血亲、姻亲关系，而且可以扩展到共同生活的非血亲或非姻亲关系，社会生活需要可以使此种共同生活的非宗亲关系及非亲属关系虚拟为某种宗祧继嗣关系，从而丰富了宗祧继嗣观念与财产继承习俗的多样性。在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中，异姓为嗣多以自幼抱养为条件，也是因为自幼抱养的异姓子有长期共同生活而具有亲情纽带。如陕西汉阴县、浙江诸暨、山西偏关的异姓为嗣习俗强调“抱养异姓三岁以下之幼子者”，此种异姓子有完全财产继承权。[43] 华琛在香港新界调查发现，乏嗣族人如果不能收养自己兄弟或堂兄弟的儿子，往往就从陌生人那里买下男孩继承。华琛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兄弟或同堂兄弟之子与自己具有较强的亲情纽带，抱养异姓子也可以通过长期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能够保证继子的忠诚及家庭财产的安全。[44] 斯图柯德在华南地区田野调查时发现冥婚名义上为死去的儿子立继，实际为自己立嗣孙作为继承人，人们解释立嗣孙是“害怕宗族的人欺骗并夺走自己的财产”，而嗣孙可以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建立亲情纽带。[45] 兼祧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具有亲情纽带的嗣孙作为继承人。

一些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非亲属关系并不虚拟为宗祧继嗣关系，其财产继承关系也可以成立。如许多地方的异姓子并没有宗祧继嗣权，但这并不妨碍长期共同生活的异姓子享有全部或部分财产继承权。对于义子所生之子（即义孙），因为生长于家庭之中，各地习俗普遍认同为“自家人”，承认其与亲孙一样的地位与继承权，河北各县“若义孙则产于己家，虽义子所出，而情均天伦，固与亲孙无殊也”。[46]

社会生活需要促使新的宗祧继嗣观念及财产继承习俗产生，如同父同祖亲关系历来是乡村社会互助的基本群体，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兼祧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同父同祖亲财产继承权而产生的继嗣及财产继承习俗，“始于乾隆年间，前代无有”。[47] 人们甚至也会因为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而不顾宗祧继承原则，如许多地方留媳招夫并继承财产，就是因为养亲无人，寡媳承担家计劳动，“实因本县农村经济使之然也”。[48] 在浙江吴兴、安徽广德等县，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户丁稀少”，为了解决家庭劳动力和继承人，于是民间兴起“异姓承嗣办法”。在闽南，异姓继承普遍，就是因为当地房族争夺激烈，人们普遍多立异姓继子（即螟蛉子），以增强家庭及房族势力。[49] 而且螟蛉子等承担在海上贸易中冒险犯难的勾当，在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生存资源的闽南社会，螟蛉子往往掌握了家族盛衰命运。[50]

三、 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财产继承习俗对家庭－宗族结构的再生与维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认为诸子均分制度下的儿子潜在财产权对于大家庭分裂有着决定性作用，“往往会使基本家庭从联合家庭中分离出来”。[51] 近代习俗调查资料表明存在着此种儿子潜在财产权，如甘肃平凉县、浙江义乌县均有未分家析产的儿子“将家中财产书立约据，出卖与人”，其父母死亡后才投税过粮管业。[52] 潜在财产权往往引起兄弟间冲突，满铁华北调查发现大家庭内兄弟之间常常会因为子女多寡、子女教育费支出、浪费金钱、懒惰等发生矛盾，“收入和支出常常敏锐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往往是妻子算账而丈夫发言”。[53]

妇女奁产权也对家庭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妻子娘家带来的财产属于特有财产，与家产区别开来，自带财产是与家产区别的私产，所谓‘贴己’，称之为夫妇‘两人的东西’”。[54] 由于奁产的存在，大家庭内部的一对新夫妇往往“构成了共同体”，“他们被赋予某种经济独立性和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一个新家庭开始在家庭内部生长”，最终导致大家庭的分裂。[55]

诸子均分制度又造成了小农家庭之间的共业联系，或是由于财产本身存在着物理上不能分割的情况，或是为了便于生产和生活，分析后的家庭之间往往存在着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共同财产关系。在河北省宝坻县，家产分析后，井、碾磨、车、采土场、家屋宅地、进出道路等为共有公产。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兄弟分家之后共有一部水车和大车、骡等现象较为普遍。[56] 家庭之间存在着共业关系使原来的大家庭关系并没有完全断裂，而再生出新的家族关系。当然，此种共业关系会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变化而改变，具有暂时性特点，此种家族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强大持久的宗族分支关系。

以宗祧继嗣为合法依据的财产继承习俗也规定了一个父系继承的系统，宗族成员之间有着继嗣及财产继承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从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与宗族村落的成长。在促进宗族成长方面，南方养膳田作为祭产共业继承习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养膳田地继承上，南北方习俗有所差别。在北方乡村社会，养膳田的继承仍然与养生送死有关，陕西蓝田县养膳地就是“父母生养死葬之业”，负责养生送死的儿子享有养膳田的继承权。陕西扶风县的养膳地是个例外，名为香火地，归主持家族祭祀的长子继承，实际上也大多用于生养死葬的开支。[57]

南方社会重视奉祀祖先，“蒸尝视为孝子仁人最要之务”[58] ，抽提祭产为一项重要社会习俗。富有家庭的父母亡故后，养膳田往往成为共同继承的祭产。虽然由于近代乡村财富向城镇的转移、乡村贫困化及新文化对祖先崇拜的冲击，养膳田抽提祭产甚少发生，但近代习俗调查资料及方志均有此习俗记载，如福建浦城“父母养膳约占诸子分产之半数，父母亡故，即以为祭产”；江西横峰县养膳田，“如父母均故，则拨作父母祀产居多”。[59] 宜北县家庭析产，“抽存一部分父母犹存作为养老田，殁后作为祭田”。[60] 与此同时，在四川等南方地区，与北方长子继承祖宅习俗不同，有“分爨时除留祖宅”作为共同财产的继承习俗。[61]

此种祭产、祖屋的继承为家族共同继承，成为宗族凝聚的物质基础，也是宗族关系成长的基点，中江县的风俗调查说： “兄弟析产分居各为一家，遗产多者则留一份为蒸尝，共占蒸尝者则分别为宗族，其无产或遗产少者则各随生活而人他适，有家制而无族制者多矣”。[62] 南方乡村土地关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共同继承的祖先祭产较多，“诸族各有祭田，其祖宗遗下以备祭祀者为血食”[63] ，其中许多祖先祭产就是由养膳田转化为祭产。共同继承祖先祭产的子孙 “不论族服疏远”均可参加集体祖先祭祀活动，“皆设有祭银、祭田以赡其祀”；[64] 同时共同祭产可用于宗族的赡济助学及公共事务开支，“子孙贫者因得分惠，而资以振之”[65] ，从而构成了宗族生长的物质基础。

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分支理论中，公产是宗族分支与凝聚的关键，拥有公产的“小族支会不断成长，成为一个大而繁荣的合作单位”。[66] 近代乡村财产习俗调查资料可以对弗里德曼理论作一个补充：这种带来宗族分支与凝聚的最早公产主要就是养膳田转化而来的祭产和祖屋，由于其共同继承特性而促进宗族关系的凝聚，密切联系的宗族群体因此而成长。

北方社会的养膳田主要用于生养死葬，剩余也多由家庭继承，缺乏共同继承的祭祀公产；而长子长孙田及香火地等属家庭私产，且早已失去了祭田的意义，临县长子长孙田“初不知为主庙祭而设”，兴县“析产者亦拨长子、长孙田，然不知其为祭设也”。[67] 于是造成了祖先祭祀的缺乏，一般人民的祭祀活动，“祭品不必备物，视农家所恒有者，仪文简略”。[68] 缺乏祖先崇拜缺乏宗族公产物质基础，祖先崇拜淡薄，“村民自祖以上名字皆不能知，安望其洁蠲奉奉祀处”[69] ，乡村社会祠堂稀少，北方宗族关系就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南方社会恰好与此相反，养膳田转化为祭产，祭祖活动又强化了人们的祖先崇拜文化心理，宗族祭产不断积累、合并与扩大，乡村社会普遍出现大规模的祠堂公产，进一步强化了宗族关系。

财产继承习俗与宗族关系也是处在相互作用之中。在乡村财产继承过程中，宗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地方，析产分家的中人是亲族与外亲、乡邻的结合，如高邑县家长分产时，需要“约同家族长辈或乡邻中洞达事理者”均分财产。[70] 在许多地方，中人就是宗族势力，如黑龙江各县分析财产“由主持家务者召请亲族公同议定”。而且族长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清苑县“凡同族遇有继承分居事项，须有族长议定继承，书立继单”。[71] 特别是在非亲子继承的财产继承或争议较大的亲子财产继承中，习俗上往往由族长代立分书，族长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家庭父权与宗族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关系，宗族主要依据宗祧继嗣原则制约家庭父权的财产继承安排，在栾城县寺北柴村，“假如父亲的遗嘱不公，本门亲长或族长可以改变”。[72] 在山东聊城、山西新绛县、浙江富阳县，赘婿继嗣并继承女家财产均须经宗族同意。[73] 尤其是在南方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家庭父权作出违背宗祧继嗣原则的特殊财产继承安排，须经亲族或宗族认可方能生效；[74] 非亲子的立继继承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宗族势力的操纵与影响，各地宗族均有不得异姓乱宗规定， 1934年的武昌张氏宗谱“凡例”规定：“倘溺爱异姓而不择立本宗者，须由同族将其产业捐入祖祠，以作祭业，而除其名，永不入谱”。[75] 异姓财产继承人往往面对着宗族势力的强大压力，难于在村落宗族立足，如湖南长沙、湘潭、衡山、湘乡等县，养父母去世后，“义子非遭嫡庶子之苛待，即遭亲属之干涉，其或夺其财产而逐之”。[76] 四川蓬溪县的抱子多为“各族属轻视欺凌”。[77]

一般说来，宗族关系强大的地方，其财产继承中的宗祧继嗣原则就更为严格，而且更多地照顾亲族及宗族的利益，如湖南、湖北各地择继有分润亲族的习俗，“未立各人亦各分给若干财产”。当然，乡村宗族社会毕竟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父权仍然是影响财产继承的基本权力，宗族有时也会与家庭父权达成某种妥协，如江苏句容县赘婿继承的家庭“须纳资于祠，其婿即可登谱顶门，享有被继承人一切之权利”。[78] 但更多的南方宗族并不会因金钱出卖宗祧继嗣权，而是承认异姓子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并不承认他们具有宗族的正式谱系地位，而是将异姓子列入非正式的谱系或是有区别地列入谱系之中，湖南长沙、浏阳等县宗族将异姓子列入副谱或零谱，江苏武进、浙江诸暨、福建建阳等县宗族是在谱系中标明义子继子抚子螟子等字样，或者是在谱系中“亲生子则朱线，买养子则用蓝线”，或者是在谱系中分内外行以容纳异姓子。[79] 以此方法将他们区别于宗族，同时又将他们纳于宗族生活共同体之中。

而在一些宗族关系薄弱的地区，宗族关系还不能构成强大约束力，家庭父权在立继方面就存在着更大的自主性，财产继承习俗中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等就会较多，北方乡村许多较多的择继、赘婿继承、异姓继承与宗族关系较弱有关，如陕西蓝田县当地“人民大半不立宗祠，不修家乘”，异姓继承较多，“并无户族以异姓乱宗名义出而理论”。[80] 可以认为，南北方宗族关系强弱差异是造成南北方财产继承习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126页。

[2] 仁井田升《中国 农村家族》主要以华北满铁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乡村家族社会，其中涉及到近代华北乡村财产继承习俗问题；沃尔夫、黄介山的著作（Arthur P.Wolf and Chieh-shan Huang，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0）以田野调查材料及户口登记材料为基础研究台湾三峡地区婚姻与收养制度，其中涉及到过继子与财产继承等问题；斯图柯德的著作（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9）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近代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问题，其中涉及到女子的宗祧地位和财产继承权问题。华琛的论文（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Vol.10，No.2(June 1975) ，293-306.）则对香港新界的过继习俗作了研究。拙作《近代长江中游家族财产习俗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也对长江中游乡村社会财产继承习俗作了一些探讨。

[3] 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录》）（二），1930年，第1317-1360、1368、1572－1573页。

[4] 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调查，见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4页。

[5]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4、1580－1583页。

[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6、1676、1517页。

[7] 《万全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22页。

[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46、1754、1638、1654、1669、1514、1488页。

[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72－1573、1579－1580页。

[10]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07－108页。

[11] 《射洪县风俗调查纲要表》，《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新宁县风俗调查报告》（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博野县风俗调查纲要》，《河北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6卷；《利津县风俗调查纲要》，《山东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档：十二全宗18257卷。

[12]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5页。

[13]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o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p78，p84。

[1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63、1789、1807、1658、1361、1298页。

[15] 《 沅陵县志》（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9页。

[1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35－1536、1741、953、343、1078－1079页。

[17] 在湖北，汉阳等7县准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在麻城等2县则不得立同姓不宗之人为继，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626、1655页。

[18] 仁井田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页。

[19] 《调查报告录》（二），第1639、1659、1685、1693-1694页。

[2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5、1750－1751、1812、1481、1492、1522、1421、1297、1764、1497、1486页。

[21]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3-1747、1789、1713、1644、1785、1376、1659、1807、1770、1727、1704－1705、1569－1570、1462、1770、1466页。

[22]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97、1476、1500、1447、1453、1771、1436-1454、1724-1730页。

[23] 《调查报告录》（二），第1458、1749－1750、1763、1589、1753、1765、1374－1375、1794、1473、1597－1598页。

[24]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5、1298页；《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111页。

[25] 《调查报告录》（二），第1721页。

[26] 《调查报告录》（二），第1500、1549页。

[27]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1－158页。

[28] 《调查报告录》（二），第1488、1380、1375－1376页。

[29]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民国85年春季。

[30] 《调查报告录》（二），第1706、1784、1476页。

[31] 石磊以华北地区为例说明“宗”的继嗣特点，石磊：《房与宗：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汉人继嗣体系》，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委员会：《陈奇禄院士七秩荣庆论文集》，1992年。

[32]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6－1363、1310、1808、1387、1400、1427、1441、1454、1513、1514、1693页。

[33]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36－137 页。

[34] 《调查报告录》（二），第1754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简称《调查报告录》）（一），司法行政部编，1930年印本， 300页；《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第69页。四川绵阳有“多有宗子分老宅习惯”（《四川省绵阳县风俗调查纲要》，二档：十二（6）全宗，18269卷），绵阳地区与陕西、甘肃交界相邻，疑为陕西移民习俗。

[35] 陈其南以华南地区为例总结了房的继嗣特点，陈其南：《家族与社会 －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131－136页。

[36] 《调查报告录》（二），第1297、1422、1444、1722、1770页。

[37] 河南开封“率牢盆”等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81－1382页；山东东阿县“摔漏盆” 见《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页。

[38]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4、1402、1318－1372页。

[39] 《玉田县志》（清光绪十五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242页。

[40]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77－178、114页。

[41] 《调查报告录》（二），第1463－1464、1634、1556－1558、1575页。

[42] 陈奕麟：《由“土著观点”探讨汉人亲属关系和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1期，1996年春。

[43] 《调查报告录》（二），第1743、1748、1567、1452页。

[44] James L. Watson，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Man，pp298-302.

[45] Janice E.Stockard，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 p96.

[46] 《调查报告录》（二），第1378页。

[47] 黄安《滠水吴氏宗谱》，卷首，凡例，1936年印本。

[48] 《洪雅县风俗调查表》：《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49] 《调查报告录》（二），第1554－1555、1479、1594页。

[50] 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154页。

[51]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52] 《调查报告录》（二），第1260、1037页。

[53]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224、104页。

[54]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26－127页。

[55] Maurice Freedman: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82.

[56]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 137－139页。

[57] 《调查报告录》（二），第1730、1737页。

[58]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1051页。

[59] 《调查报告录》（二），第 1597－1598、1517页。

[60] 《宜北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第934页。

[61] 《中江县新志》（道光十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120页。

[62] 《中江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63] 《会昌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69－1170页。

[64] 《新化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601页。

[65] 《蓝山县志》（民国二十一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590页。

[66]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p53.

[67] 《临县志》（民国六年铅印本），《兴县志》（光绪六年重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609、597页。

[68] 《密县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第42页。

[69] 《无极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7页。

[70] 《高邑县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10页。

[71] 《调查报告录》（二），第1317－1360、1295页。

[72] 仁井田陞 ：《中国 农村家族》，第117页。

[73] 《调查报告录》（二），第1395、1418、1566页。

[74] 《江西省萍乡县风俗调查纲要汇编》（1932年），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二（6）全宗18271卷；《常宁县风俗调查汇编》（1948年），湖南省档案馆33－1－270卷。

[75] 张佩华等修：《武昌张氏宗谱》，民国二十三年凡例，民国二十八年印本。

[76] 《调查报告录》（二），第1680页。

[77] 《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档：十二（6）全宗18268卷。

[78] 《调查报告录》（二）， 第1685、1693－1694、1639、1659、1466页。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3

【关键词】彝族；彝族宗教；研究综论。

彝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彝族宗教文化研究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巫术在内的彝族宗教研究作大致的回顾和评述，这无论对彝族宗教文化知识谱系的梳理，还是对学科学理方法的总结，显然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开创时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外国旅行家纷纷进入西南彝区游历考察，对彝族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毕摩文献发生浓厚兴趣，肇彝族宗教文化研究之先河。对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元代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东方见闻录》（Travels of Marco Polo），书中记述了建都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1]随着鸦片战争后，到西南彝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 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2],书中详述了彝族民风民俗。1882年到1884年，英国亚历山大·浩熙率队考察西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著《华西三年纪》。1867年法国人杜布益和罗毅也来西南考察，著《云南史》和《云南亲王史》，书中介绍了云南彝族习俗。随后还有其他外国学者纷纷赴中国西南考察，出版了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法国澳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等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返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区传教三十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的造诣。[3]随后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记述了云南彝族的风俗。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4]1907年至1910年，法国人吕真达率考察队先后两次来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还有英国人李特根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著《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这一阶段是彝族宗教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主要是外国旅行家、传教士等在彝族地区游历时对彝族人口的来源、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和习俗考察和描述。这是为后人对彝族宗教、习俗进行较为客观而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

二、民国时期： 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及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人类学边疆研究风行时期，中国学者杨成志、丁文江、凌纯声、芮逸夫、庄学本、徐益棠、高伦、林耀华、雷金流、马学良、陈宗祥等分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述。其中不乏介绍彝族宗教文化、巫术活动方面的著作。

1928年7月12日，杨成志赴四川大小凉山、云南昆明及河口调查。翌年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5]该报告中搜集了彝族宗教资料。他于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翻译毕摩经书《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6]; 1931年又撰写《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7],文中考察搜集了130部彝族经书并将其分为十六种类。1934年春，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云南、四川两省彝区考察，次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8],是现代学者研究凉山彝族问题重要的参考资料。丁文江收集整理《爨文丛刻》[9],收录彝族神话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被认为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彝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文献。随后，凌纯声、芮逸夫等赴云南曾经调查滇东南的彝族。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学术机构和大批学者相继迁往大西南，由于图书资料的匮乏促使他们转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1938年11月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周围的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此后，他将调查结果整理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该报告中搜集有彝族宗教丧葬、婚姻生育文化的情况。[10]1937年马长寿根据凉山彝族调查资料，撰写《凉山罗夷系谱》，遗憾的是，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11]后来他又撰写《凉山罗彝的族谱》。1939年至1943年期间，魁星阁社会学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费孝通的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烺光的《滇西巫术与科学》[12],这本著作用一整章来阐述宗教与巫术的概念差异。1940年，金陵大学徐益棠参加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边区施教团”，赴雷波、马边、峨边等彝族地区考察，著《雷马峨屏纪略》[13],随后他《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此文探讨了彝族的宗教文化，包括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必要参考资料。张云波著《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倮文化概论》，也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这些学者对彝族社会和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记录和研究，并用相当篇幅对大凉山彝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作了描写，他们对体验彝族文化感到自豪。1941年夏，高伦考察大凉山彝区，著有《大凉山彝区见闻录》[14]。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学成归国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赴大凉山彝区腹心地带进行民族学考察，并于次年撰写《凉山夷家》[1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有彝族社会组织、家支、宗教观念、巫术习俗等情况的介绍，这是建国前首屈一指的一份凉山彝族调查的学术专著。1939年，雷金流在云南彝区调查，发表《云南澄江罗罗祖先崇拜》[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43年陶云逵根据云南彝族调查材料，著有《大寨黑彝之宗教与图腾制》和《西南部族的鸡骨卜》[17],这是在彝族地区发现并首次报道了图腾制的遗留，长期以来都被学界不断引用。马学良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发表数篇有关宗教文化方面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与祖筒之关系》、《黑彝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髦”和“天书”》，《从倮倮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倮的招魂和放蛊》，《倮民的祭礼研究》[18]。1946年冬，陈宗祥对大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撰写《倮倮的宗教》[19],文中探讨了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具体面貌。江应樑于1948年发表的《凉山夷族奴隶制度》，亦是与彝族文化研究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

另外，外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和成就。主要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美国葛维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于1905年撰《倮倮的神话》，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他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了中国西南诸族群的生活文化实况，其中有彝族族群的调查。[20]20世纪20至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D. C. Graham），多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有见地。1928年夏，发表《四川的倮倮》，其中记述了今西昌、汉源附近彝族的宗教活动。

概括来说，民国时期的研究，研究者都意识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主，融合了历史文献地方史料对彝族宗教的原始面貌和基本精神进行了讨论，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加之，由于诸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他们治学独到，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从而开辟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良好途径。这阶段大多数著述的内容涉及彝族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客观地说，这些前辈学者能在当时深入到经济社会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生活状况相当艰难的彝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并整理出这些成果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其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此，我国彝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的成果，为后人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彝族宗教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彝族宗教研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强调的是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调查，加上意识形态反对宗教活动的存在，彝族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遭受以“扫除封建迷信”等为名的社会运动的抑制与涤荡，文化活动大多转入非公开或停滞状态。因而国内的彝族宗教研究因历史原因一度中断。

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并提出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其中云南、四川、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获得了彝族社会和民俗方面的大量材料。后由研究工作者整理出卷帙浩繁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不少关于各地彝区民族宗教、民俗、巫术活动方面的有价值材料，为以后彝族宗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一批专家分赴云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彝族简志》，书中介绍有彝族宗教方面的内容。1959年，马长寿撰写《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结合彝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云南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编写《彝族简史》，于198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有关彝族宗教的研究得以复苏，并逐渐走上正轨。1978年出版了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1979年出版了尤中的《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这些著作包含了彝族宗教文化的内容。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彝族宗教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随彝族宗教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彝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这一时期国外对彝族文化研究的学者较多，其中涉及彝族宗教方面的著作有日本白鸟芳郎著《关于四川省彝族独立地域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君岛方子《虚幻的夜郎国———论竹王神话的原乡》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多元化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彝族宗教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30年的沉寂后，我国的彝族宗教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步入了她的成熟期，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从以外国学者、汉族学者为主的客位立场的研究，转为有彝族本土学者参加的近乎主位立场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侧重于巫术仪式研究，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成果： 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于锦秀等先后在川、滇、黔彝区对彝族原始宗教专题调查，出版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族志资料《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其内容有丧葬、祭祖、作斋、作祭、招魂、咒术等仪式记述和研究。马学良从彝族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关系角度发表《彝族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8月第2集），《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于锦秀《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类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王丽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探讨了彝族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文旭《彝族招魂习俗初探》（《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1993年7月）；巴莫阿依1994年著《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彝文古籍探讨与彝族宗教仪式考察》，以彝汉文本与调查相结合研究凉山彝族祖灵信仰，目前该书是此领域最权威的著作。《凉山彝族的“晓补”反咒仪式》（《毕摩文化论》1993年）；巴莫阿依发表《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巴莫曲布嫫发表《巫术咒仪于鬼板符画？ ?大凉山彝族鬼灵信仰于巫祭造型之考察》（《艺术研究》1998年第2期），该论文有关彝族鬼灵信仰、咒仪、咒经、鬼板等探讨非常有见地；巴莫曲布嫫《“画骨”传统与文化渊源？ ?彝族毕摩巫祭造型艺术探源》（《艺术研究》1998年第3期）；巴莫曲布嫫《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毕摩宗教绘画中的神话原型》（《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山民的仪式生活》（《人文讲坛》2003年第2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上、下） （《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2期）；特此指出，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巴莫乌萨嫫组成的“巴莫姊妹彝学小组”是新时期彝族宗教研究中有影响的学术楷模，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研究动态和西方理论推动彝族宗教的发展研究。为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蔡富莲《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 2003年第1期）；《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张祺亚《论民间巫术信仰的符号象征》（《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马长寿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上、下册）由李绍明、周伟州整理于2006年出版，这是马长寿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考察凉山彝族获得的大量第一手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于1940年年底。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的凉山民族志，加以调查时间较早而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第九章《凉山罗彝巫术、祭祀与信仰》分别详细探讨凉山彝族对待自然的态度、罗彝巫术、祭司毕摩、祭祀生活、招魂与祈禳、诅咒敌人、解毁与修餐、占卜、苏尼与师娘、喇嘛咒敌仪式、民间巫术等内容。[21]樊秀丽《大凉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仪礼──-种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的租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文旭、余丽丽的《彝族“咒语”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该文也有涉及彝族巫术咒语的论述。

第二类侧重巫术占卜研究，主要有刘尧汉《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安伍合《彝族虎星占的科学和哲学意义》；汪宁生《彝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毕摩文化论》1993年）；张纯德《彝族的占卜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龙倮贵《滇南彝族尼苏人的占卜》（《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

第三类侧重巫傩文化研究，如庹修明《彝族傩戏撮泰吉的原始形态》，唐楚臣2000年著《中华彝族虎傩》，该书介绍彝族虎傩源于古氐羌虎傩。其中以云南彝族保留最多，又以双柏县小麦地冲彝族保留的最为原始、最为完整。和晓蓉《巫傩逐疫──彝族虎节仪式的巫术文化研究》

（《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杨甫旺《云南双柏小麦地冲彝族跳虎节历史文化考察》（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四川大学朱飞的2005年硕士论文《彝族地区的巫文化探析》。此外，这时期关于彝族宗教与巫术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绩，其主要有吉克·尔达·则伙（口述），吉克史伙、刘尧汉等著《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杨学政1991年著《原始宗教论》，该书有关于彝族宗教观念、巫术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左玉堂、陶学良1993年编《毕摩文化论》，该论文集收集论文59篇，其中有探讨彝族宗教、毕摩文化、占卜文化、丧葬与婚俗习俗、经书翻译等内容。李世康1995年著《彝巫列传──禹步、巫步；步虚声、巫歌声》，书中详细地列举了24名著名彝巫的传记和从事巫术活动的情况，是研究毕摩文化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美姑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于1996年编写《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此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当代美姑彝族毕摩、毕摩宗教活动、经书、法器等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材料。

第四类侧重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毕摩彝族宗教神职人员的体系。（《毕摩文化论》1993年）起国庆2003年著《信仰的灵光──彝族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该书广泛援引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通过一定的实地考察撰写而成。图文并茂地介绍滇、黔、川、广西四省区彝族的原始宗教，毕摩及其文字经籍、神秘的原始巫术，以及无处不存在的禁忌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类侧重彝族宗教的比较研究。如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普珍《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始神话》，其二位学者开拓了彝族宗教比较研究的学术思路。蔡华著《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探讨了彝族宗教与道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专门研究彝学的机构也成立，包括很多学术刊物的创办，如《云南彝学》、《贵州彝学》等，彝族宗教文化研究这期间是既充满活力又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呼声日益强劲，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艺术大师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命名等一系列保护与建设工程，从而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保护传承与经济开发并举的格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另外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深入发掘外，还开辟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至此，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学者们已经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宗教学、人类学、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展开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丰富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视野。

彝族宗教文化是奔流不息的河流，无法摆脱时间一维性的掌控。在现代社会，彝族宗教文化的重建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再生，只能在现代性的时空坐标中探寻栖息的方式。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彝族宗教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如道教和佛教已经深深地对彝族文化产生了影响。“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22]中国彝族宗教文化与现代性的整合及其现代重塑过程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其“现代性的后”尚未呈现，此时作价值判断为时过早。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4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sjdifen”为你整理了这篇家乡民风民俗调查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调查目的：主要是为了将农村新年习俗系统地形成文字，将其展现出来，以此来激发人们对年俗的关注，同时也为文化流失敲响警钟。

调查时间：2021年1月27日

调查地点：阳泉市郊区荫营镇西垴村

调查方法：上网查询、询问村里中老年人

调查内容：我看语文书发现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人文风俗，特别是年俗，南北地区有所差异。例如：南部地区的福建省，大年三十不吃饺子；四川省大年三十不吃饺子而是吃汤圆，还有他们自制的火锅。

我们西垴村有一种习俗，正月十六晚上全村人会聚集在台底，每个人都拿上花灯游村。游村前先放烟花，放完烟花就开始游村，绕着村走一圈。我记得走的时候还会拿到差不多8个牌子，集齐后可以领奖品。现在，为了保护环境，烟花禁放了。今年受疫情影响，也不游村了。

这些年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它也成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由此产生动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调查感受：对我来说，没进行这个调查之前，我对年俗没有特别的感受，调查之后我对传统习俗的态度有所改变。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正是各地区不同的风俗文化才勾勒出一幅多姿多彩的民俗画卷。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节日；传承；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传统节日虽冠以传统之名，其实也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生活与文化现象，传统节日在构建民众生活世界和民族国家文化体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自身也成为人类生活中的精彩华章。

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在经历着从已持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急剧转变。同时，伴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逐渐惠及到普通民众，传统的时空观念和交流方式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此为背景，与传统农耕文明关联密切的传统节日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传承危机。如何让传统节日面对新时代的民众需求而旧命维新、生生不已，为当今社会有机体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是弘扬节日文化这一重大课题的关键所在。

本子课题旨在研究“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发展策略”。在研究方法上，以问卷调查为主，以我们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近20年来积累的田野调查资料为补充，对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就研究区域而言，主要以鲁中地区潍坊市寒亭区为核心个案，以同属鲁中地区的淄博市淄川区、莱芜市钢城区、潍坊市昌邑市为参照个案，调查城乡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民众的节日心理需求，通过做归因分析，理解传统节日的传承主体、社会语境、政府导向、外来节日影响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为传统节日的当代传承、节日文化的创新与节日制度的改革等方面提供现实依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本课题突出传统节日的当代性，特别关注传统节日在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多样化表现、节俗变迁与区域文化认同、节日活动与诸多社会文化范畴之间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针对传统节日在城乡传承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提出富有实效的对策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问卷调查为收集研究材料的主要方法，在潍坊市寒亭区，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职业的居民，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63份。调查对象中，男性240人，占42.6%，女性323人，占57.4%；未婚的占31.1%，已婚的占68.9%；年龄范围从16岁到67岁不等。学历分布：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12.1%，高中及中专15.1%，大专及以上72.8%。家庭月收入分布：3000元以内所占比例45.1%，3001—8000元49.2%，8000元以上5.7%。社区居住时间分布：居住0—5年占总数的30.5%，5—10年27.6%，10—20年23.0%，20年以上18.9%。调查对象的职业涉及面较为广泛，有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企业领导或管理者、企业一般员工、个体私营业主、退离休职工、无业/失业人员、农民和学生等。

调查问卷围绕“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发展策略”进行设计，共25个题目，包括六个主要问题：1.民众对传统节日的认知；2.民众对传统节日的评价；3.民众如何过传统节日；4.传统节日法定化的问题；5.民众对传统节日的期望；6.民众对外来节日的认知、参与和评价。问卷中共涉及到10个传统节日，即春节、元宵节、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我们注意根据传统节日的实际情况设计问卷，对于那些节俗活动较为隆重、文化影响较为广泛的四大传统节日，即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主要调查民众对节日现状的评价和期望；对于那些影响较次的节日，如二月二、七夕节、中元节等，则主要调查民众的认知情况。

本调查问卷主要由徐悌（台北政治大学教授）、马广海（山东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文文（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2010级博士生）设计，发放与回收均由课题组成员完成。全部问卷资料由调查员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由课题组成员利用SPSS软件（13.0版本）进行统计分折，分析类型主要是单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多变量的交叉分析。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民俗学的深度访谈作为重要的补充研究方法。近20年来，依靠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和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民俗学专业师生的群体力量，我们持续对鲁中地区城乡居民的过节状况进行定点式的民俗志调查，调查内容涉及传统节日的现状、传承以及人们对节日的评价与期待等。这些田野调查均在民俗学教授的指导下组织实施，调查员均为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田野调查结束后，先由调查人完整地整理出调查录音资料，在此基础上，分工协作完成分项专题调查报告的写作，最后由课题组负责人完成总体调查报告。由此获得的30余万字田野资料，成为这次由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的良好补充，共同成为本课题的论证基础。

总之，本课题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与田野调查兼顾的方法。将不同的调查方法相结合，将同一地理区划中的不同社区个案相参照，尽量保证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和典型性，同时力求研究过程的科学性。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结合问卷调查的内容，本课题在以下六个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估。

（一）人们对传统节日的认知现状

节日认知，是考察节日现状的重要指标。鉴于我国民众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重要节日的认知度普遍较高，本课题主要选取了二月二、七夕、中元节这三个影响相对较小的节日，调查民众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度。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6

清明节调查报告

清明节日期间，我跟家里人去扫墓的时候，看到山上人头攒动，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的先人的墓碑前都有大堆大堆纸钱(冥币)燃烧过后的灰烬。我想，这么多的纸张被烧掉了，多浪费啊!如果变成作业本都够我用好多年了!于是，我对今年清明节人们烧纸钱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调 查

我调查了外公所住的村子里10户人家今年用于扫墓的花费，其中单单用于买纸钱的花费是这样的：20元以下的有3家，40元的有5家，50元以上的有2家。平均每家人要花费大概36元买纸钱。

分 析

清明节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节日，我们有用放鞭炮、烧纸钱、焚香烛的习俗来祭拜祖先，所以，许多人在扫墓、追思先人的时候也花费了一笔钱。外公住的村子里有住户35户，那么，今年全村人用于清明节燃烧纸钱的费用就是1260元。全县如果按50000户人标准算，今年烧纸钱要花费180万元。这足以建设好多所希望小学了!

结 论

我不赞成清明节祭拜祖先时燃放鞭炮、烧纸钱。原因有：

1、燃放鞭炮、烧纸钱时会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还会白白浪费许多的金钱。

2、大多数人在燃放鞭炮、烧纸钱时不会注意脚下的花草，直接在草地上烧，会把花草和小树烧死。

3、有时忽然一阵大风就把燃烧的纸钱吹到干燥的草丛中，引发森林大火。

总之，我发现清明节燃放鞭炮、烧纸钱的习俗有很多不好之处，而且会浪费掉宝贵的金钱。

建 议

我建议大家清明节文明祭祖，自觉行事，花费尽量不要超过10元以上。有关部门也要鼓励人们节俭祭拜，绿色扫墓，比如可以用种树栽花的形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思念

清明节调查报告

古人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当我想起唐代大诗人的这句诗歌时就想到好像清明节快要到了，清明的脚步已经不远了，只剩下了一步之差。

由于，清明节是在学校过的不能在家里过。在家里，吃上那平时吃不到的的清明果，那可真是佳肴啊!而且不能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去乡下扫墓(踏青)，给死去的故人请安，给他们拜年，送上家中做出来的佳肴--清明果让他们保佑我的学习更好，学业成功。

于是，星期六爸爸在优秀范文版权所有家很空，决定带我回乡下去给奶奶扫墓。我立即拿来自己家里做出来的清明果，拿来一个篮子在下面铺了一张干净的报纸，然后小心翼翼的把清明果平铺在里面，以免发生一想不到的事故。最后，我把篮子放在车子的后备箱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全家就坐上了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车子不停的颠簸，这时我想起了后备箱中的佳肴非常担心，心急如焚。我叫爸爸开慢些特别是有坑的地方。我们就慢慢悠悠的坐车，就像老牛拖慢腿。

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奶奶的坟前，我拿出清明果放好，拿香深深的鞠了一个躬，拜了几拜。给奶奶请了安，向他问优秀范文版权所有好。对他行完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以后，就拿出鞭炮劈劈啪啪的响了起来。那声音震耳欲聋，就像天上打雷一样。把弟弟吓的呜呜大哭起来。后来我又默默的在坟墓前许愿希望奶奶能保佑我学习快些进步，全家生活快乐，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上坟的经过不具体)

不愧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节日啊，是那么的有意义，不平常好多了了，是那么的有趣不同寻常。又有活动，又有学问，还有佳肴。是一个与其他节日不同的节日。比西方节日有趣多，有深刻的意义。

清明节调查报告

上已节在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已日，在周朝以前就有了：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于溱洧雨水之上，执简招魂，祓除不祥。(《风俗通》)到了魏晋以后，就统一在三月三日过上已节了：三月三日为上已，此是魏晋以后相沿，汉犹用已，不以三日也。(明《五杂俎》) 但仍有于溱洧雨水之上，执简招魂，祓除不祥之俗的延续，就是曲水流觞，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再说寒食节，稍晚于上已节几日，据说是起源于晋文公重耳烧死介之推的故事，这天是三月五日。后人为纪念介之推，就禁火寒食(古时长达一个月)。又说晋文公取介之推死时抱住的那棵树的木头制成木履，穿在脚上，时时想念，这就是古人尊称对方为足下的由来。

寒食节的第三天才是清明节，唐朝禁火甚严，官府还派人到民间检查，用羽毛插入炉中，如若变焦，以死罪论。因此老百姓在几天前就得先备下糕、粿之类。要到清明节晚上，才由宫中传出火炬：内宫初赐清明火(唐 韦庄)，第二天的火就是新火了：朝来新火起新烟(唐 杜甫)。

现在说清明节。现在人多不过上已节和寒食节了。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为三大鬼节，那么清明最具特色的活动当然是扫墓了，各地大致一样，说说我老家仙游的风俗。在家里要在祖宗遗像(或牌位)前上供。到了坟地，除草添土，摆上供品，右侧的后土也要摆供品，然后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宋 高菊卿)接着就按辈份高低依次在坟前跪拜，祈求祖宗保佑，仪式基本结束。接下来就是大家围着吃供品，说这是祖先赐予的，如这时有路人经过，可以邀其同享或给他点吃的。在供品里除了酒肉水果，花生是不能少的，生和丁在兴化语是谐音的(福州方言称花生，兴化方言称地生，闽南方言称土豆)，吃了花生就是添丁，生男孩，人丁兴旺，一定要吃的，如有未到场的，就要带几个给他。兴化人除清明节扫墓，冬至也扫墓，一年两祭。清明前，冬至后，意思是说清明日扫墓，也可以稍前几天，冬至日扫墓，也可以稍后几天。

清明还吃清明粿，是用野地里的一种草(俗称清明草，也叫波波草，因此做出来的粿也叫波波粿)榨的汁和米粉做成的，因此是绿色的。这种草只在清明时长的很旺，平时却少见。据说是清凉解毒，还真是绿色食品。我只买过，吃过，不知怎么做法。有会做的朋友吗，补充一下。

清明节还有插柳的习俗，说柳可辟邪却鬼，术曰：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后魏 贾思勰《齐民要术》)，也许是爱佛教的影响，观音菩萨就是用柳枝沾水济度众生。还有一种说法：清明不带柳，死在黄巢手。据说黄巢起义，以清明为期，以带柳为号。

此外，还有放风筝、荡秋千等活动，唐玄宗李隆基就称荡秋千为半仙之戏，南方人更把清明节当作踏青郊游的活动日。

清明节的习俗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地区的规模、方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北方人重墓祭;南方人则多藉此踏青郊游。民间还有插戴柳枝、放风筝、取薪火、画蛋、斗鸡、荡秋千等活动。此习俗也流行于白族、苗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

清明节调查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清明节的调查报告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浏览，了解清明节的由来;清明节的习俗

2、通过多种渠道，知道清明节是否是固定日期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信息渠道 涉及的方面 具体内容

上网 节气清明 清明也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籍、报刊 清明节是哪天? 20xx年清明节是4月4号。 清明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气，是根据每年的春分点来计算的，春分点每过15天会有一个节气，所以清明在阳历4月4日至6日之间，5日居多。不是固定在阳历4月5日，也不是以农历来决定的。

上网 清明由来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四、研究结论

(一)清明节不是固定在哪一天，根据春分点的变化而变化。

(二)节气清明与清明节不同。

(三)原来清明节起源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为忠臣和孝子介子推。

(四)在清明节人们纪念先人，同时也要多多植树。

现在的中国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不能再迷信了。不能在清明节用火，要多多植树，在文明社会里，我们要迈向小康社会，让文明、卫生、科技伴我们成长!

清明节调查报告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而且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7

关键词：紫云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6-0283-01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存状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制度和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工作实践中，要立足本区域非物质文化普查实践经验，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理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对象和获取对象的工作方法，更加全面、完整地挖掘和保存本地区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试谈如何强加和改进贵州省紫云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法，与共行共勉。

一、紫云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现状

紫云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历史悠久、品类繁多、丰富多彩。除了最具影响的“亚鲁王”外，还有婚丧礼仪等民俗文化；有民间文学、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民间故事等口述文学。紫云自治县是一个原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少数民族县份，处处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源远流长、根植民间、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补充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多元文化，是现代文明存在的基因和成长的土壤。这些宝贵的不可再生且有巨大价值的文化资源，对紫云未来文化发展必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紫云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具体方法

普查工作的基本步骤，可分为三个阶段：制定计划、实地收集和归纳总结。

（一）制定计划。第一步，制定普查计划、拟订普查提纲、制作登记表格、绘制普查地等。普查计划是开展普查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任务、普查点(城镇或村落)的确定、人员配备、工作步骤、调查方法、目标、时间等。 第二步，加强人员培训。各乡镇要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尽量做到领导、专家、民间文化工作者三结合。同时，应根据普查任务和个人专长对参加普查的人员作出合理的分工，做到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普查时，可临时吸收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爱好者和搜集者参加。

（二）实地收集。要根据普查计划和提纲进行。实地做好记录、收集等工作，每进行一乡(或一村)，要认真落实。采集到的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品、民俗实物、摄影摄像、仪式的素描，除了原件原物外，还要认真地登记记录。登记的项目，除了文本、实物的名称、内容简介，类别等外，还应包括讲述者、传承者、提供者、收藏者及年龄、性别，居住地名、乡镇名、村名等。调查方法可采用在普查时，除了搜集现成的书面简介材料和听取行政负责人的简略介绍外，主要的是选择那些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较有才华和独创性的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问答、表演、展示，如故事家、歌手、民间艺人、巫师等，为他们创造适宜的环境(场合、听众)。如条件允许，也可有限度地再现实际讲述、演唱、仪式时的环境，让他们轻松自如地讲述或演唱(口头文学)、表演展示(民间舞蹈、戏曲、仪式、巫傩等)。

（三）归纳总结。除了对组织工作进行必要的总结外，重要的是撰写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按照普查计划和调查提纲逐一叙述，要对各项要求作出分析和统计，各项调查均需写出书面报告，要对普查的成果与调查的完善程度作出评估。普查中采录的民间作品、搜集的民俗实物和民艺作品、调查采访时随机填写的表格、绘制的普查地图、摄制的照片与录音录像，均应登记造册，标明普查人员名单、普查时间、普查地区等。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8

辉煌过后的迷惘

稍微年长的人都会对当年广播新闻曾经的辉煌记忆犹新,新闻广播经历了那么令人难忘的辉煌,那时的广播电台在所有的大众媒体中是当之无愧的大哥大,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夏青、葛兰、方明、林茹等就成了重大新闻的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通过他们富有艺术魅力的播报获取新闻信息的。就连位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通过广播传递中央的声音的,人们不会忘记,十里长安街上的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地向北京及外地游人传递着中国一件接一件的重大政治事件。即便是在电视传播已经开始普及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无以数计的听众围在收音机旁,时而焦急时而兴奋地收听着为“三连冠”而拼搏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比赛信息。

然而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仿佛是一夜之间,广播媒体的辉煌就已经成为昨天,收音机也就被迅速崛起并普及的电视所替代,伴随了听众几十年的耳熟能详的圆润而浑厚音色的广播播音员就被声相俱佳的新一代电视主持人所取代。视觉文化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尤其是到20世纪末,电视的出现与普及就把以读图为主的视觉文化张扬到了极致。电视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从而开始了新闻信息的电视传播时代,在无情地冲垮了电影这个以图为生的同宗兄弟所苦心经营的百年基业的同时,又掀起了一波高过一波的电视节目改革的浪潮。面对着热闹非凡、日新月异的电视传播,在花样不断翻新的电视栏目面前,整体的广播业无可奈何地开始衰落而走向迷惘,全国的广播业在一夜之间就归于沉寂。

赶搭庸俗潮流的末班车

毫无疑问,低俗化已经成为中国传媒一个明显的倾向。虽然市场经济给中国的新闻传媒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为新闻传播充分展示自己的话语能力营造了一个具有极大发展空间的语言环境,也为中国传媒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机遇,然而也同样不可否认,在新闻传播繁荣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股股强劲的低俗之潮。

先是电视传媒首开娱乐化之风,带动了全国各大小媒体争先恐后的低俗之潮,开始了新闻传播的大面积庸俗化:今天你报道昆明大款享受“女体宴”,明天他就报道重庆美女勇吃“男体盛”;你今天用光头主持,我明天就用方言播报;你有《快乐大本营》,我有《幸运五十二》;你用《超级女声》鼓动学生集体大逃课,我用《海选红楼》调动城乡男女丑态百出……正如揭露水门事件最终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的《华盛顿邮报》著名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对市场新闻业所批评的:“我们已经从真正的新闻转变为制造一种龌龊的‘信息娱乐’文化。通过这种提供新闻刺激的新文化,我们教导读者和观众,鸡毛蒜皮具有重大意义,耸人听闻和异想天开胜过真正的新闻。”①

就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传媒低俗的大潮中,被受众淡忘了的广播媒体在长时间沉寂之后,似乎发现了一线生机而突然警醒,大大小小的广播电台都不遗余力地追赶这趟低俗化潮流中的末班车。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从电视媒体移借而来的“说”新闻的栏目了。这些栏目虽然名称各异,但是报道新闻的方式都以随心所欲地“说”为特征,从而构成了“珠江模式”对广播媒体影响最大的一种播报形式。众所周知的“说南京车祸”案具有典范意义,人们对电台两位主持人的新闻“说”法仍然记忆犹新:

A:……游人都在尖叫:“看哪,在拍电影哪!好刺激啊!”

B:像在拍《生死时速》的续集!

A:司机从车中爬出来,满脸鲜血,问道:“我还活着吗?”

B:当时车中还放着我主持的节目呢……

两主持人大声欢笑。②如此缺乏人性关怀的报道除了使听众感到低俗之外,已经没有了新闻传播媒体应具备的任何社会责任感。在这种庸俗大潮的推动下,广播媒体的主持人们“说”起新闻来也就大胆并随意了许多,因此从“侃说”、“戏说”到“滥说”也就顺理成章了。河北某地方广播电台的《体育随心动》栏目在报道欧洲足球比赛过程中发表如此让人啼笑皆非的评论:

阿森纳输球是预料之中的事,这是他们倒霉催的。

复活节一到,足球赛的冷门就多。冷门一多,奖也就多了,这是必然的。

在这里,新闻报道客观性的原则受到损害自不必说,主持人判断的主观随意及逻辑关系的混乱几乎与胡说无异,其品位的低下与庸俗也显现无遗。

医疗广告的非义之财

医疗广告是广播媒体被非议最多的行为,也是广播媒体经济效益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打开任何一家广播电台的播报频率,各色广告都占据了绝大部分时段,其中的医疗广告又成为广播广告最主要的广告内容。“据第72届全国电台经济信息交流会调研统计发现‘医药热线’平均占到电台广告收入的50%～70%,有的高达85%以上,更有某台的一个频率一个月‘医药热线’收入竟占到广告收入的96.7%。”③省级电台广告总时长平均达到40%以上,市级电台的比例还要高。即使在省级电台这40%以上的广告时间中,80%以上是医疗广告。2004年省级电视台医疗广告总长度达到27.8%,市级电视台达到61.15%。④

在广播媒体的医疗广告中,经济效益最高同时也最低俗的就是性医疗广告。在很长一个时期,性医疗广告占据了广播广告相当大的比例。据调查,几乎所有的广播媒体都或多或少过违法欺诈性医疗广告。尤其是晚上10点之后,几乎所有的广播频率所播报的内容都是清一色的性医疗广告。这些广告不仅低俗,而且绝大部分带有虚假欺诈性。北京市广告监测中心监测统计显示,北京市大众媒体去年涉嫌违法广告率为0.76%,而广播媒体涉嫌违法广告率高达2.28%,其中医疗服务广告就占所有涉嫌违法广告的71.40%。⑤

由于声讯传播闻声不见人的特点所决定,形成了广播广告暗箱操作的可能性,造成了听众和广告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听众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媒体可以随意操纵广告内容的设定与角色扮演,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双簧表演也就不可避免了。调查发现,广播医疗广告中的很多所谓专家、医生和患者及家属,不过是广告者雇用的“托儿”扮演的角色而已。虽然从中央到地方不同的管理机构都先后出台过整顿广播医疗广告的办法和措施,但是广播媒体的公信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可以说,广播广告以及广播业的整体生存都到了一个不得不深入思考、认真面对的时候。

多元化时代的发展思考

从理论上说,大众传播的低俗化是大众传媒与大众性受众共谋的结果,但是从媒体引领受众消费的意义上说,低俗化却是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所首先主动选择的一种竞争形式。CSM媒介研究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文化层面的听众占所有听众的82.2%,而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只占8.7%,这近乎十倍的反差就使得广播媒体把传播内容的设置确定在中小学层面的通俗甚至低俗的趣味需求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同一学历层次的听众人数在全国同样学历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学以上学历最高。⑥这说明,学历层次越高,收听广播的比例就越大。同时也说明,广播传媒存在着高水平的文化潜在的传播市场,这也显示出了广播传播结构未来的变化方向。

在听众最喜欢收听的节目类型的调查中,全国各地首选的都是国内新闻,占58.8%而高居榜首;其次是天气预报和国际新闻,分别占45.2%和44.9%;流行音乐、交通信息都在30%以下,其他的诸如医疗保健、评书、体育、经济、戏曲都只在10%左右。这些数据说明,人们收听广播的主要目的还是获取新闻信息,而通俗性的娱乐并不占重要地位。这一方面说明打着平民的旗号而尽量低俗化的节目定位并不符合大部分受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广播媒体要同其他的媒体争夺受众,最急需解决的就是尽快摆脱低俗化的困扰。

除此之外,加快集约化管理步伐,加大专业化建设力度,都是广播媒体目前应该着重思考的改革方向。同时,强化广播业的新闻理念,打造媒体的品牌意识,依靠新技术的支持,也都是真正改善广播媒体的传播环境,保证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思考内容。

注 释:

①麦克马那斯:《市场新闻业》,新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②王曰国:《大众话题:如此“说新闻”》,《工人日报》,2002年5月8日。

③参见《中国电视台管理创新与品牌建设分析报告(2005～2006)》和《中国广播收听年鉴(2006)》。

④⑤⑥《中国广播收听年鉴(2006)》,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牛炳文、王春玲:《广播低俗化倾向剖析》,《新闻战线》,2007(7)。

2.刘红华、蔡鹏举:《抵制广播低俗化对策试析》,《中国广播》,2007(10)。

3.吕进:《广播传媒的热运作与冷思考》,《新闻爱好者》,2002(9)。

4.马素珍:《广播广告的发展态势》,《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8(9)。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9

[基金项目] 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和渭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分别是2010JK092和09YKS015。

渭南方言即渭南地区方言，其范围包括临渭区、韩城、华阴、华县、大荔、潼关、澄城、合阳、富平、蒲城、白水。渭南方言隶属于关中方言，关中方言是汉族语言中一支很古老的方言，它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汉语发展史上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渭南方言文化积淀深厚，是研究渭南民俗、文化、历史等学科的重要资料。目前，学术界关于渭南方言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把渭南方言作为关中方言甚或陕西方言研究的一部分。第二，独立的渭南方言研究。第三，把渭南方言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处于附属地位的渭南方言研究

渭南地处陕西关中东部，对关中方言或陕西方言的研究，不可能跳过渭南方言。涉及渭南方言的关中方言或陕西方言研究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语音，二是词汇，三是方言分区，四是语法。语音方面，最早可追溯到白涤洲的《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它是20世纪早期调查研究关中方言的权威著作。白涤洲调查了关中42个县50个点的方言，其中包括渭南、华阴、华县等地方言，为研究关中方言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报告》只调查了语音概况，没有词汇、语法的调查内容。继白涤洲之后，值得一提的是杨春霖、薛生民、张富昕的《陕西方音概况》，于1960年由陕西省教育厅内部铅印出版，《概况》反映了陕西全省各县方言语音特点，为当时人们学习普通话提供了依据。文革时期，语言研究出现了中断，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如孙立新的《关中方言说略》（《方言》1997年第2期），全面描写了关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共同特征。张维佳《关中方言鼻尾韵的演化模式》（《语言研究》，2001年第4期）指出，关中方言鼻尾韵演化模式有合流、弱化、分流三种。演变出鼻音型、元音鼻化音型、元音型等类型。邢向东《关中方言例外上声字探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涉及合阳、韩城方言。

词汇方面，着眼于考据，或者考证本字，如任克《关中方言词语考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孙立新《关中方言本字考》（陕西日报，1998年5月12日）。或者考证词语的历史来源，以孙立新《陕西方言纵横谈》（华夏文化出版社，2001年）为代表。或者为词汇专题研究，如孙立新的《元杂剧中的陕西方言词语》（《当代戏剧》，1998年第6期）、《关中方言的特征词》（《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或者考证词语的音义等，通过古今联系，从而使读者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词义，同时也可以纠正对某些词的误释。例如杨春霖《关中方言词语考》（《陕西日报》，1984年12月至1985年元月）、郭芹纳《关中方言词语考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刘百顺《关中方言词语考》（《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04期）、佐藤孝、杨春霖《关中方言漫议》（《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朱正义《关中方言古词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以上论著中都有关于渭南方言的内容，尤其是《关中方言古词语论稿》。《论稿》考释了见于古代文献而又仍然通行于现代关中方言的200余条语词的词义、读音、用法等，因为朱正义先生是渭南地区华县人，因此这些词语多是华县、渭南的乡村土语，读音则全依渭南话的语音。

方言分区也是方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春霖《陕西方言内部分区概说》（《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把陕西方言分为陕北晋语、关中方言、陕南方言。关中方言根据前后鼻韵尾相混的程度分为“东府话”和“西府话”，东府话即渭南地区方言。邢向东《陕西省的关中方言》（《方言》，2007年第4期）指出，韩城、大荔、合阳属于中原官话的汾河片解州小片，渭南、蒲城、白水、华阴、华县、澄城、富平、潼关属关中片。

语法方面，很少有人问津，值得一提的是张展华《略说关中方言形容词》（《人文杂志》，1980年第04期）和孙立新《关中方言代词研究》（三秦出版社，2010年），前者介绍了关中方言形式多样、别具韵味的形容词。后者注意进行对比研究，注意有关代词语音历史层次的研究，注意代词合音、减音等音变现象的研究；既注重共性的东西，又注意个性的东西，是区域性方言代词研究做得最好的。[1]3

综上所述，渭南方言研究处于附属地位，零碎、不成系统，而且呈现不平衡性，给予语音、词汇关注多，语法方面关注少。

独立的渭南方言研究

独立的渭南方言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研究成果有：第一，进一步对渭南各县点方言进行细致的调查和描写，编写渭南各县点方言志。1982年6月，在国务院的指示下，陕西省第一轮地方志编写工作展开，方言志也列入编写规划当中。经过各位专家的努力， 陆续出版了渭南、白水、潼关、澄城、韩城、华县、蒲城、华阴等县市方言志[2]37。1995年，第二轮陕西省各地地方志编纂开始，新方言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各县市的支持。截至目前为止，渭南地区共正式出版方言志9部。除了各县市之外，地方院校也比较注重地方方言的编写，2006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刘静教授主编的《陕西关中东府五县市方言志》，包括潼关、富平、蒲城、铜川、渭南五县市。方言志的编写，为渭南方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二，从宏观入手描写各县点的方言概貌。近年来，许多博士及硕士参与到渭南方言的研究队伍中，他们以独特的专业性和崭新的理论视角研究渭南方言，出现了许多新成果，代表作有白静华的《大荔方言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马毛朋的《陕西渭南方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李斐的《陕西潼关方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李虹的《富平方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郑宏的《陕西蒲城方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田晓荣的《临渭方言调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蔡文婷的《合阳方言调查研究》（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这些论著对各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总结出各方言的特点，客观地记录了渭南各方言点的共时状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动的语言资料。

第三，从微观入手，描写某一方言点的某一方面特点或个别用法。按照研究内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语音方面，王蕾的《大荔方言语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卜晓梅的《澄城方言语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于永敏的《韩城方言语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分别描写了大荔方言、澄城方言、韩城方言的语音系统，并对其做共时及历时两个层面的研究，力争做好一个单点方言语音的系统研究。另外，还发表了一系列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如孙立新的《陕西澄城方言心母逢洪音读作[t]声母》（《中国语文》，1994年第05期）与《蒲城(兴镇)方言见知章组声母的读音》（《方言》，1992年第3期）、茹钢的《韩城话的语音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邢向东《合阳方言音系与文白异读》（《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卜晓梅《陕西澄城方言的文白异读》（《咸阳师院学报》，2010年第5期）、郭珍珍《华县(下庙镇)方言音系》（《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03期）等。词汇方面，专注于比较有特色的词汇现象，代表作有杨雅丽《〈渭南地区民间文学集成〉方言词语考》（《唐都学刊》，1996年第2期）、田晓荣的《渭南方言词寻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与《渭南方言中的四字格俗语》（《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孙立新《韩城方言同音字汇》（《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语法方面，注意分析渭南话的特殊语法现象[3]103。如杜永道《渭南话“把”字句的几种特殊现象》（《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与《华县话反复问句的几种特殊形式》（《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黄珊《韩城方言重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田晓荣《渭南方言词的形态变化》（《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卜晓梅《从渭南方言看“敢”字的虚化过程》（《现代语文》，2007年第30期）与《〈李十三十大本中〉“才”的用法分析》（《现代语文》，2010年第19期）、刘晓燕《陕西韩城方言词汇形象性特点浅探》（《现代语文》，2010年第9期）、焦姣《浅谈陕西华阴方言表达程度之高的手段》（《现代语文》，2010年第11期）等。

渭南方言文化研究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把方言与文化结合起来，既开拓了方言的研究方向，也提升了渭南方言研究的高度。目前，从文化角度研究渭南方言的论著并不多，仅陈玉芳《从白水方言婚俗词看古今婚俗文化》（《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和曹旺儒《渭南方言及其地域文化的社会语言学解读》（《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两篇，为了解渭南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提供了依据。

在渭南方言文化研究方面，地方政府和院校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渭南日报》开设了“话说渭南”专栏，它以“追溯历史渊源、体验风俗民情、呈现自然景观、介绍人文古迹”为宗旨，刊发了一批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方言文化稿件，如《故乡的土语》、《源远流长的渭南方言》、《洛河神龟的传说》等文，使读者徜徉在渭南悠久的历史、灿若星汉的文化之中，领略渭声渭韵，感悟渭风渭情。网络也发挥了它的巨大优势，为渭南方言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渭南新闻网、东府论坛网、陕西民俗风情网都设有渭南方言民俗介绍。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渭南市政府将华阴老腔、华县皮影戏、司马迁民间祭祀等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文化的传播，渭南方言民俗研究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作为东府的高等学府渭南师范学院成立了秦东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渭南方言民俗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两年，基地积极申报陕西教育厅、省社科等项目，研究独具特色的皮影、老腔、碗碗腔语言。

渭南方言研究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有影响的大作、大家很少，而且没有形成气候。在陕西方言研究中，商县方言有张成材，神木方言有邢向东，户县方言有孙立新，西安方言有王军虎，清涧方言有刘勋宁，吴堡方言有薛生民，宝鸡方言有郭沈青，渭南方言没有与之相当的大家，也就没有大作。第二，只关注渭南方言共时平面上的静态描写，忽视音变发展的动态分析。在研究方言演变方面，也只是将现代方言语音与切韵音系作以比较，旨在找出方言古今对应规律。至于如何通过对各县点方言之间细微差别的观察来分析渭南方言演变过程、规律和方向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第三，对渭南方言的区域性研究不够，单点的方言研究也不够全面，例如白水方言的研究还是空白。第四，目前尚未见到从语言民俗角度研究渭南方言的成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是民俗传承的工具，“各地区的民俗事象，也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所以它始终离不开语言，而所指的语言现象本身也是民俗事象则尤其表现在方言上。某一地区操某种方言也即是某一方言范围，它本身就体现了这一地区的民俗特点，正因为方言来自文化底层，其民俗文化底蕴既纷繁又丰富”，所以在研究方言时，不能不涉及民俗。

参考文献：

[1]孙立新.关中方言代词研究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篇10

一、思想上重视民俗精神的德育作用

1.充分发挥民俗文化中的爱国思想的教育作用。爱国主义教育是高中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信念,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推崇的不变主题。我国众多的古代典籍都充溢着先贤们的爱国思想,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文,让学生接受爱国思想情感的熏陶。我国古代着名文人大多是崇高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章着作都可以作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屈原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创作的《楚辞》包含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如“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爱国主义操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国家民族振兴的执着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信念。屈原作品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至今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2.坚忍顽强的意志力教育。现在的青少年生活在和平年代,人生道路相对平稳,经历的事情太少,这使他们承受外来压力的能力较差,不能正确面对挫折和磨难。教师在讲授课文时,应有目的地加强学生的意志力教育。如教学《史记》时,让学生收集有关司马迁的生平资料,通过阅读《报任少卿书》进一步了解司马迁的生平。他在遭受宫刑之后,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选择奋起,以超人的毅力完成《史记》。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顽强意志的精神财富。

二、在课堂上发挥民俗知识的智育作用

在语文教学中重视民俗教育,有助于学生理解相关的文学知识。在阅读课上教师应注意把民俗教学作为分析课文的切入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以学习《孔雀东南飞》为例,这篇课文内容比较丰富,情节较为繁琐,学生往往学习兴趣不浓厚,这时教师可以利用文章中的民俗文化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刘兰芝和小姑告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指七夕,也可称乞巧节、女儿节。教师可以顺便讲解七夕节的风俗,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七夕节大概起源于西汉,每逢七月初七,人们会举行节日活动。按汉朝习俗,这一天要晾晒衣服和书。乞巧节的习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发展而来。这样,学生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课文中。另外,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学生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刘兰芝被遣回娘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求婚?教师就可以介绍汉朝的婚俗:汉朝时对妇女的贞节不是特别看重,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对女子是否曾经结过婚不是特别在意。如我们熟悉的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才女蔡文君也曾改嫁多次。汉末有些不仁的叔伯、兄长为了钱财或者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这些寡妇为了抗争甚至被逼死。刘兰芝以死抗争兄长的逼嫁,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可见,教师拥有丰富的民俗知识对语文教育教学是非常有益的。

三、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地方民俗资源的教育作用

课本的教学资源是有限的,教师应把对学生民俗文化的培养延伸至课外,因为民俗文化产生于民间生活。组织学生开展民俗课外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地的民俗文化,这种形式比简单讲授教材知识更有趣味性和生命力。因此,教师应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民间、深入生活,收集和整体由广大劳动人民创作并流传至今的各种物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各种神话传说、有趣的俗语、俚语等。如河南地区各种有特色烙印的民俗文化:刚健勇猛的少林功夫、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司马懿得胜鼓、三门峡地区的百佛顶灯、淮扬的太昊陵庙会等。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参观、调查,并采用讲座、报告、知识竞赛、主题班会、报告汇演、征文等形式对所调查的民俗文化做总结,让学生真正了解民俗文化的内涵,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教师还可以通过传统节日进行节日文化教育,使学生真正了解传统节日的起源和文化内涵,如清明节有扫墓的习俗,目的是表达生者对祖先或者死者的深切怀念,找回民族之根;端午节有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还可以搞一些采风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民俗特色节庆活动,体验民俗文化的魅力。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既可以深 化学生对民俗文化的认识,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学效果显着。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责任心。所以,民俗文化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教育资源,值得每一位语文教师关注和利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