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论文十篇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1

[关键词]社会救助改革，强调工作，发达国家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各项目中出现最早的一种制度，是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是为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而提供社会认可的最低生活保障。从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颁布《济贫法》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体系完善、保障水平较高的社会救助制度。但是高水平的社会救助体系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其中比较严重的是问题是所谓的“福利陷阱”，受益者对社会和政府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学者开始对社会救助进行反思，各国政府把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

一、“无责任即无权利“——对受益者的工作要求

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救助体系改革的明显趋势是对获社会救助的人们增加工作要求。在英美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三条道路”扬弃传统左派“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实行“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积极福利政策，主张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也要求每个人尽义务，以此鼓励形成自立而不是依赖性的福利政策氛围。

在美国，克林顿的福利政策折衷性质明显，它是不受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右倾观念与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其社会保障主要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困境，在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其理念从最初的单纯性救济改为工作利（welfare-to-work）、由原先的普遍福利转为有限救助、由建设福利国家变为发展多元合作。这种转向的标志便是在社会救助中增加对工作的要求。例如，接受援助的单亲父母两年内需要每周工作至少20小时；2000年进一步增加到每周30小时，核心家庭每周至少要求工作35小时。美国联邦政府还制定了社会救助受益家庭的就业目标。1997年，社会福利受益家庭至少要求实现25%以上的就业，核心家庭则要达到75%；2002年社会救助受益家庭就业率增加到50%，核心家庭则要达到90%。没有完成目标则要给予相应处罚，第一年联邦政府将减少5%的拨款，以后每年的减少量依次增加2%。虽然原来的“未成年孩子家庭补助”法案（AidtoFamilieswithDependentChildren，简称AFDC）对受益人也有一定的工作要求，但执行并不严格。“1996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折衷法案”（ThePersonResponsibilityandWorkOpportunityReconciliationAct1996,简称PRWORA）通过后，免除工作的条件更加严格，并且加强了对受益人的培训要求（参加假日培训的人不低于20%），对不服从者有更严厉的制裁。为了便于社会救助受益人能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从1997年开始，州和当地社区为那些享受“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AssistanceforNeedyFamilies，简称TANF）、又很难找到工作的家庭创造额外工作机会，联邦政府则会提供一定的资金帮助。资金主要用于下列项目：公共或私人部门的工资补助；在职培训费用；工作安置和雇佣之后的服务；社区服务；工作支持服务等。

在英国，1998年3月工党政府正式出版了代表布莱尔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原则的绿皮书——《英国的新蓝图：一种新的福利契约》。以此为指导，英国政府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改革进展状况以及伤残（长期疾病）福利、鳏寡福利、儿童福利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单项福利制度改革的绿皮书和咨询性文件。在社会救助领域，英国针对以下四类人员的工作要求更加严格：（1）年轻失业人员。英国政府要求失业6个月的18--24岁的年轻人必须从以下四种方案中做出选择：在私人部门工作，雇主得到补助；在志愿性部门工作；从事环境保护工作；接受全职教育或培训。第一种方案，雇主须提供每周一天的培训，而且必须支付包括工资补助金在内的培训费用；第二、三种方案可以提供6个月的安置，参加者每周可得到比“寻求工作津贴”（Jobseeker’sAllowance）高15英镑的补助。选择最后一种方案的人，每周可以参加一天的培训，而且在接受训练时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待业津贴。（2）单亲父母。英国政府制定了特别行动计划，通过工作寻求、建议和培训找帮助单亲父母到工作。必要时，可以为那些再次全职学习的单亲父母提供小孩的照看。这个计划在8个地区得到认可并开始实施，1998年10月便推广至全国。③长期失业人员。自从1998年6月以来，雇主如果雇佣一个已失业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失业者，可获得为期6个月的每周75英镑的工资补助，当然这一计划受到各方的强烈质疑，因此拖延到1998年10月才实施。年龄超过50岁的人还可享受特殊援助。④残疾人或者长期患病的人。这类人也可获得额外的基金。计划的目标是帮助残疾人或长期患病人找到工作，或者帮助那些已工作的人继续工作。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使那些依靠福利生存的高风险的特殊人群（失业的年青人，单身父母，长期失业者以及残疾人）走上工作岗位，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并建立社区不同部门（包括雇主、志愿性组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新型关系。

除英美两国外，其它发达国家对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大部分国家只要求失业人员接受职业测试，现在要求接受这种测试的范围扩大。荷兰要求凡主张受助权利的人都被迫寻找工作，这包括被以前法律排除在外的受医学或社会限制的人（包括带有12岁以下小孩的单身父母）。“合适的工作”这一词汇所包含的意思也发生了变化，受益者必须接受比原来职位更低的工作。新西兰的福利改革理念强调两个关键概念：积极援助，互惠义务。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加强了对单亲父母、病人和残疾人的工作能力评估，从1997年4月1日开始，有很小或没有孩子照顾职责的失业受益人的配偶也被要求寻找全职工作，而在此以前，这些人不必承担任何一种工作测试形式。1998年10月，新西兰又实施“公共薪金”（CommunityWage）计划，以取代失业救助和病残救助，这一计划更强调工作要求，而且这种工作会得到补贴。目前新西兰正在实施两个计划以帮助受益者自立，第一个计划被称为“指南针”（Compass），这一计划旨在帮助受益的单身父母依靠个性化的安排，在寻找工作时有机会获得培训机会和援助。第二个计划是为顾客提供服务，包括为每一位受助者分派一位志愿者，对受益人的所有事务负责。另外，加拿大的许多省也要求单亲父母参加福利性工作。

二、“胡萝卜”政策

为了达到让受益者外出工作这一目的，许多国家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的社会政策。

“胡萝卜”政策是增加工作回报，主要包括减免所得税，提高单亲家庭孩子照料费用资助；创造有利条件，协助受益者寻找工作；加大培训力度。

1．增加工作回报

为了增加工作回报，OECD国家在2002年的纲领性文件中要求各个国家检查其税收体制是否适当，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提高受益人中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率。2005年，受益者总就业率达到67%，其中妇女就业率达到57%，而到2010年，受益者总就业率达到70%，其中妇女就业率达到60%，年龄较大的就业率达到50%。美国实施“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arnedIncomeTaxCredit，简称EITC），为低收入工作家庭提供额外救助，它创造的边际费用的增加超过从社会福利获得的保障金。EITC的理论依据是，它能提高穷人工作的积极性。在抵免额逐步增加阶段，穷人每增加1美元收入，联邦政府就增加40美分，这实质上相当于收入40%的负边际税率。最近的研究表明，EITC总的来说对劳动供给产生了正面影响，单身母亲的就业率从58.5%上升到64.5%。研究表明，就业率上升，其中有60%是因为EITC。1999年10月，英国实施“工作家庭税收抵免”（WorkingFamiliesTaxCredit）以取代原有的“家庭抵免”（FamiliesCredit）项目，新项目使受益人数从不足83.3万人增加到了130万人。同时救济金的缩减从70%降到了55%。另外，英国把房屋救济金和议会税收救济金领取的时间延长了四个星期，也就是说，在找到工作之后，仍然可以享受近一个月的救济。2001年又将这一政策推广到抵押利息支付上。1996年，新西兰针对有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实施“独立家庭税收抵免”（IndependentFamilyTaxCredit）政策。受益者的收入从50元（新西兰元）增加到80元时，政府不会考虑减少救助标准，这样，做兼职工作的人不会因此而减少收入；特殊受益群体（特别是单亲父母和病残者）的收入处于80元到180元之间时，受助标准则从70%降至30%。同年，新西兰降低了单亲家庭和伤残人士的收入税率。在爱尔兰，“重返工作岗位津贴”计划允许人们在工作收入之外还保留部分救济金。2000年，将因重新就业或参加培训而撤销救济金的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了四年。而且，投入该计划的救济金1999年增加了2000英镑，2000年增加了5000英镑。德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强化了“Lohnabstandsgebot”（为低收入者和福利受益者提供两种不同的收入支持的一项政策）。这些调整更有力地刺激了福利受益者外出寻找工作，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如给雇佣福利受益者的雇主以补贴）以提高受益者找到工作的机会。

2．创造更好条件，协助寻找工作

在对许多国家的调查中，协助寻找工作是帮助低收入家庭的一项重要措施。美国各州为福利受益者做技能评估，许多州还协助个人制定发展计划。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独立大道”（GreaterAvenuesforIndependence,简称GAIN）计划通过各种案例分析，为福利享受者提供从工作寻求、基础教育到培训的一系列救助，其他州也实施了类似的计划。英国的“新政”（NewDeal）计划为单亲父母和长期失业的人提供帮助。在“新政”下，雇佣年轻人的雇主直接降低的费用在2000年4月提高了25%，达到每月120欧元，时限为6个月。这6个月中，还有1200欧元用于支付工人的培训费用。新西兰实施了“从福利到小康”计划，刺激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奥地利，自2000年10月以来，为了促使年老的工人被雇佣，雇主不需要为所雇佣的50岁以上的工人支付失业保险金。为了提高妇女就业率，奥地利“2001就业行动”计划确定了计划目标：把拨给就业行动计划50%的基金用于促进妇女就业的措施上。在瑞典，从2000年8月开始，雇主如果雇佣长期失业者——那些已经失业4年或更长时间的人——能够在16个月的劳动费用中降低75%，在随后的18个月中可降低25%。

为促进就业，许多国家为那些首次失业6个月的25岁以下年轻人或首次失业12个月的25岁以上的人提供培训或其他救助。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芬兰等国家采取积极措施，重点解决初次失业人员的工作问题，在瑞典，失业救济金在2001年已经增加了大约40%。在法国，自2001年以来，为使失业数月内寻找工作的人迈出重返工作的步伐，政府为他们提供一次求职面试的机会，此外，还为他们制定个性化计划。英国在高失业地区也采取积极灵活措施，提高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

发达国家就业服务机构在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失业者提供详细的建议和引导；根据失业人员的需要、条件和特点，为他们的职业培训、再培训、工作经历或参加其他各种项目帮助拟定个人行动计划。在希腊和意大利，为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尤其为帮助30岁以下的失业者，服务机构被分散到了各个地方，以便更好地了解劳动力市场情况的变动和不同地区对技能的不同需求。2002年，这方面的措施正式成为法律。

为了使受益人安心于工作，各国政府尽量解决社会救助受益人的后顾之忧。研究表明，阻碍单亲家庭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足够的儿童照顾费用，因此一些国家把儿童照顾费用直接补贴给儿童照顾场所。如美国增加了分配给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照顾基金，要求基金的4%用于儿童照顾质量的提高和改进。各州还设立一笔专款，为抚养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补贴。一些州还采取了一些独特的作法：密歇根州向接受家庭支持的人提供育儿教育补助，并且向有能力在交通方面提供帮助的个人和组织推荐各位母亲；佛罗里达州减少接受公共援助受益人的新生儿支付；肯塔基州帮助农村贫民搬到该州的城市，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在英国，一种新的儿童照顾制度将代替家庭照顾制度，这种制度将成为工薪家庭税收制度的一部分。每周工作16小时或16小时以上的任何单亲家庭将有资格获得高达70%的儿童照顾费用。

3．加大培训力度

为提高福利享受者进入市场的能力，发达国家改“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即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独立意识上，发挥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它们对福利制度有更积极的贡献。英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1998年2月，英国教育与就业部发表了《学习的时代》（TheLearningAge）绿皮书，认为未来是一个“学习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机会应向所有人、在其人生的任何阶段、以多种方式提供，而不仅仅意味着在学校学习。“绿皮书”描述了提供终生学习机会的途径，如广播媒体、国际互联网、公共图书馆和公司内的自学中心等。同时，它宣布了两项主要计划：工业大学（TheIndustrialUniversity）和个人学习账号（TheIndividualLearningAccounts）。工业大学是一所通过网络向人们提供职业和专业学习机会的“虚拟大学”，个人学习帐号是为成人培训提供资金保障的一种方式。在“绿皮书”的基础上，工党政府又于1999年发表《16岁后的教育：学会成功》（Post16：LearningtoSucceed）白皮书，旨在建设一种新的学习文化，以加强国家竞争和个人发展的基础，鼓励创新，造就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白皮书”建议成立英格兰学习与技能委员会，负责提供和资助所有16岁后的教育培训（高等教育除外）；与地方教育当局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成人和社区学习计划；向成人提供学习信息、建议和指导；与16岁以前的教育部门进行合作，以确保整个14—19岁教育的连续性。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最初的单纯性救济改为工作利、由原先的普遍福利转为有限救助、由建设福利国家变为发展多元合作。

各个国家之所以重视受益人的培训,是因为培训的投出/产出的回报率很高，特别是对成年女性的影响更大。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参加“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行动”（ManpowerDevelopmentandTrainingAct,简称MDTA）的女性年收入增加1926美元；参加“广泛就业和培训行动”（ComprehensiveEmploymentandTrainingAct，简称CETA）的女性年收入增加1797美元；参加“工作伙伴行动”（JobTrainingPartnershipAct,简称JTPA）的女性年收入增加960美元；参加“工作激励项目”（WorkIncentiveProgram,简称MIN）的女性年收入增加438-728美元不等；参加“商业部门工作机会”（JobOpportunitiesintheBusinessSector,简称JOBS）的女性年收入增加444美元。而对男性来说，参加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项目（MDTA），年收入增加收入151美元；参加工作伙伴项目（JTPA），年收入增加970美元。而培训的长远回报更大。

三、“大棒”政策

“葫萝卜”政策有效地激励福利享受者外出工作，但是它并不能彻底解决受益者对福利的依赖，于是发达国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大棒”政策，把受益人“赶出”家门，寻找工作。这些措施包括严格受助条件，出台寻找工作并接受就业机会的法令，以及不服从工作安排的制裁。

1．严格受助条件

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初期，政府对申请救助的穷人偏重义务而忽视权利，如《济贫法》和《新济贫法》都存在这种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促进了西方国家观念彻底更新。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无论是在大陆欧洲，还是北美，社会保护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1）由政府出面提供给个人及家庭收入相应的最低收入保障；（2）政府有责任帮助个人和家庭抵御社会风险可能带来的危机；（3）政府保证所有的国民享受尽可能最好的、没有确定上限的社会服务。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政策专家马歇尔全面论述了公民权理论，认为所有拥有完全公民资格的公民都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权利。在这种权利观的引导下，部分国民认为，福利国家基于经济决定因素的社会保障项目具有分离作用，扩大了经济方式和道德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差异，社会救助的受益者常常会感到尊严的丧失，虽然他们具有明确界定的获得收益的权利，于是有些国家力主采纳普遍性社会保障原则；还有些国家采取了较狭窄的、更为尊重人的收入检验（即只关注申请者目前的收入，可通过税单获得证实）代替窥探性检验方式（即要求全面出示收入和财产的清单与证据）。

这种普遍福利和宽松条件所带来的弊端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救助体系改革的一个措施便是用“有选择的援助”代替普遍的受惠，责任重心由原来的国家向个人转移。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严格身份调查。以前发达国家对残疾人、老年人以及以妇女为主的有孩子的家庭身份调查比较宽松，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提高了身份调查标准。例如美国各州政策规定，绝大多数福利接受者被要求出去工作或是接受工作培训，并且只能在一段有限时间内获得收入支持。此后，他们的身份将失效，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有资格取得收入支持。除了人数有限的残疾人，新计划极大地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工作动机。对残废儿童的定义也更严格了。在以前的定义中，假如小孩的损伤相当于使成人残废那么严重，则他们就被认为是残废的；新定义已经与成人的标准隔绝了联系。现在，假如小孩有“医学上认定的能导致明显的或严重的机能限制的身体或精神损伤”才被认为是残废的。这种变化导致135,000名小孩将不再拥有领额外保障救济金的资格。新西兰通过了新的工作能力评估程序，对疾病救助也予以更加严格的控制。（2）严格收入状况调查。发达国家实施的转移支付被称为“公民权利性拨款计划”，所有符合法律要求的个人均可申请。改革后的美国社会救助规定，符合收入状况调查的家庭在获得一段时间的公民权利性拨款之后将得不到收入支持。（3）附加受助条件。除了加强对社会救助受益者的工作要求之外，一些国家还对受助者增加了其他义务。如美国已经增加了部分群体的受助条件，单身父母要获得全额救助需要履行某些父母的规范（如提供孩子的免疫证明，而且孩子必须有规律地上学。未成年的未婚父母需要与能负责任的成年人居住或在成年人监管下生活，还要参加教育和培训活动）。假如他们没有履行约定，其救助金会被削减至少25%，甚至救助申请可能会被拒绝。另外大部分近期的合法移民在获得国籍前也不拥有获得联邦福利救助的资格。在德国，寻找收容所的人被排除在主要社会救助项目合格性之外。在芬兰，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获得劳动力市场支持资格之前必须完成5个月的等待时期（职业教育机构毕业的人除外）；而改革前这种等待期是3个月。

2．控制费用增长

社会救助改革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是严格控制费用增长，而且这一措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如在美国，费用控制策略已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迫使各州实行更严格的基金管理。联邦政府已设立了一系列的奖励和制裁措施，目的在于鼓励各州在执行时完成具体的目标，包括享受福利的父母及未婚先孕的青少年的就业率。类似地，“加拿大健康和社会转移支付”（CanadaHealthandSocialTransfer）政策为降低社会救助费用及减少社会福利人员的省份和地区提供一系列的奖励。控制费用增长的措施主要有：（1）降低替代率。在许多国家，找到工作的人收入增加后，其享受的救助金就会减少。加拿大许多省已经降低部分救济金和特殊补助金费用，其他救济金则通过控制费用增长，而后依靠通货膨胀达到缩减的目的，这迫使社会救助享受者在成为受益者之前广泛动用个人资源提高收入水平。在新西兰，新的“公共薪金”已取代了原有的疾病救助金计划，救助标准已降低。在美国，TANF对贫困家庭的援助体系与以前的援助体系有根本区别。在AFDC下，由于公民权利性拨款计划要求对所有符合身份调查和收入调查的人进行收益支付，资金是末端开口的，可以自由调整。因而用于支持穷人的支出并不是直接处于联邦和州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是每年都发生变动，这取决于有权享受补助的人数。正因为如此，各州对受助家庭的月平均福利支出极不相同。这种体制对联邦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财政都构成了压力。为此联邦政府采取如下措施：①规定联邦每年支出最高限额，并且以州政府对AFDC和JOBS的历史支出为基础配置各州的资金。②管理重心下移至各州。③限制非居民福利支出。④现金补贴只是一种暂时的收入来源，它隐含的意思是，它只为暂时面临财政困难的家庭提供安全网，并且减少受益者对政府转移支付计划的长期依赖。各州为减轻压力也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措施，部分州减少了救助金数目，还有部分州提出社会救助金随受益时间而下降的计划。加拿大一些省份对市实行定额拨款，以控制市一级的财政支出快速增长。（2）对受益人重新分类。加拿大的一些省为削减受益人数和降低费用，已经采用技术手段把部分特殊受益人划到其他项目中，如一些参加法定外教育的人已经被重新划归到学生救助或学生借款项目中；一些省规定，超过60岁的人被要求从“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anadaPensionPlan）申请提前退休；一些残疾人已经被重新划归到永久残疾救助项目中。（3）限制时间（time-limited）。美国已通过了TANF，对获得资助的时间有了限制。在新的需要援助的家庭计划的主题中标记了“暂时性”(Temporary)的字眼，先前对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资助时间是成年（18岁）；而在新的计划中，单身父母在子女未成年前要提供累积60个月的抚养时间，则政府可以将受助时间延长20%。例如，犹他州的受援时间限制为36个月，这个时间限制也可扩大，但不会超过联邦政府规定的60个月；康尼狄克（Conneticut）州对有工作能力的人救助时间限制为21个月，对无工作能力的人则没有时间限制。对单亲父母享受社会救助，则有更严格的时间限制。在接受救助的两年里，单身父母每周至少要工作20小时。在北卡罗莱那州，受益人必须要寻求一份工作（不管是付酬的还是无偿的），或者在12周内进行短期的上岗培训。食品券的提供也是有时间限制的。18-50岁、有劳动能力、而且没有可依靠的子女的人在每36个月内只能有3个月时间接受食品券，正在工作或者正参加培训计划的人除外。已经参加培训的人以及失业人员有资格获得额外3个月的食品券。

3．实施制裁措施

在美国一些州，不服从工作安排，支付水平就会降低，甚至有可能取消受助资格。美国纽约州规定，享受救济金18个月后减少10%，两年以后减少15%，三年以后减少30%，四年以后减少45%。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必须有一半的受益者每周工作30小时。各州可以制定更严格的计划，并且如果各州不能使福利接受者参加工作的比例达到某一设定值，它们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孩子年龄超过5岁的家长拒绝由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工作，将会失去福利收益。TANF计划的联邦基金现在是由政府拨款，每个州根据上年的花费，得到联邦一笔资金资助。在先前的管理体制下，联邦基金是没有限制的，通过各州提供的受益人数而确定基金总数；在新的管理体制下，如果TANF计划的操作成本超过了联邦拨款的数量，各州被要求减少受益人数，削减救助费用。一方面，强化激励机制，联邦政府对未超过总拨款配给的5%而圆满完成目标的州加以奖励；另一方面，还加强处罚措施，对使用不当的救助金要严加追究。

德国1996年进行了一项改革，即对拒绝承担工作责任的人削减25%的救助金，以强化福利受益与工作义务的一致性。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也有类似的措施。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学 本土化 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杨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助理编辑，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传播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277-02

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所创建的理论，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常常受到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豍。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不同国家的学者可能对同类事物与对象提出不同的研究角度，建立不同的理论概念，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对自己的学科做出独特的贡献。

一、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背景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面临着本土化的要求，成为一门认识中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科学。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都是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研究与建构方面都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联。豎

当前中国所形成的社会问题过多地集中于西方的理论体系框架，但要看到中国是有其特殊的情况的。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都受其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向中国传统观念和情理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积淀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在三十年内被完全清除。这种影响不是靠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靠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能完全清除的，它是和我们民族特性紧密相关联，这种联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保持民族特征至关重要。

外部的法律法规、正式制度可以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加以实施，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却难以扭转。即使是由专家系统或政府机构制订的方针政策，甚至一些中央制订的重大社会经济改革，也难以摆脱情理与关系的影子，各种潜在的规则和体制外的行为总是在社会正式制度之下悄然运行。仅用西方社会学那一套理论与方法是难以说明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依然要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理解与反思的基础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传统的力量依旧支配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些与中国社会相伴生的社会问题依旧存在。故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对中国社会问题形成将不会消失，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使中国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民族特色。

虽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化。即使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曾经落后的面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冲击。但就总体而言，一些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了下来，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地域上来看，经济发展地区毕竟只是少部分，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在旧的观念的约束和支配之下。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生产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生产者个人的观念。就生产方式而言，在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可能都像东部平原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而只能采用旧式的耕种方法，有些地区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牛耕到织布，从山涧取水到看天收获，甚至部分地区更加原始，仍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是在西方社会极少见，但在中国极常见。

其次，由现代化所带给中国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于数学证明，引进一个理论就能解决所有难题，甚至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不在少数。当中国参照西方进行现代化时，必然会遇到同样的难题。有些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加以解释和解决，主要是现代化本身所带有的。但有些却无法用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解释和解决，甚至会使原先的社会问题更加的严重。

转贴于中国

中国这就是第三个方面问题，中国传统与引进的西方式的现代化之间因相互冲突、相互交叉而引起的。这里既有观念上的冲突，如中国传统要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乡土”情结，而现代化进程则要求按照市场来对资源进行配置，更要求人财物在市场规则下的频繁的流动。也有解决问题模式上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出了家庭问题往往通过家族的族长来调解，甚至会动用家法，但在西方则更强调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中国解决问题模式往往和人情、面子联系在一起，寻求的是特殊解决方式，西方则和法律规范紧密相连，寻求的是普遍的解决方式。而这部分冲突的解决模式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要么用西方的理论去解决，结果使一些问题日益严重。对于疾病，在中国有中医和西医之分，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此取舍之道是如果中医解决的好就用中医，如果西医解决的好就用西医，也有的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那么对于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否也应该尝试中西结合的解决方案呢？

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努力实现中西理论的结合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个别学者则逐渐意识到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入手，构造其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有理论，以实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探讨当时中国问题时，特别是这些问题的成因时，有学者将目光放在中国社会文化失调，并结合西方文化理论来解构中国文化，如孙本文。也有用中国本土的文化理论结合西方的优生学原理来解释当时的中国难题，如潘光旦。也有通过实地调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最后上升到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来解释的，如费孝通。这些学者都共同地关注到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上所扮演的重要因素，希望能通过把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相结合来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

二、当前构建本土社会学存在问题

社会学本土化所寄予最终目的是其理论取向的重要原则。如果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理论即使再华丽，再系统完善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一直提醒了早期社会本土化的理论家，避免过于西化，极力地要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从理论根源来看，无论是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还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大都是以西方社会为模板，从西方市民社会推演开来的，而对于中国的宗亲社会实际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而当前很多社会学者动辄以西方某学派自居，或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居。特别是对于后者，为何马克思当时极力反对社会学，不去反思，现在却如此张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推进还是破坏尚未有定论，就盲目地提出这样那样的口号式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何效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客观地理解又有何意义？如此两种方向对于中国在传统社会上嫁接出来的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解决又有何作用？

转贴于中国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概念的定义，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而且日益让人陷于迷惑，甚至不去思考社会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其存在的基础，而纠缠于个别词句和流派之间的争端，这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有何意义？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出于对世界的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对世界的改造，这些取向决定了理论存在的底线。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也不尽然成立，考虑到人类本身具有的能动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出自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也必然以此作为评判理论存在的唯一依据，这也是当年讨论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太过于纠缠于教条式的演绎推理，而不注重理论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会断送一门科学的发展前景。中国

当代中国社会学正在成为政治附庸而脱离它作为科学的基本原则的危险。保持价值中立，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与问题、揭示问题真相、解决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学首先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当年马克思极力反对社会学主要因为它的保守性质，主要是对社会的改良，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清楚马克思当年是否是这样说的，也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可能）完全相背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都朝着稳定发展的方向，要保证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主要是解决当前存在的加剧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要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社会和平稳定的发展要靠不断地改良，而社会学的保守性质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出现。如果社会学成为政治附庸，而失去它应有的价值，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终究要被逐出科学的领域。党的目标和信仰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地要支持这种客观的科学精神，这样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繁荣，缓解和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而无须畏惧一些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诡辩。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采用某个经济理论则会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只会丧失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促成了经济学内生的矛盾。在权衡社会整体进步与个体进步的意义，毫无疑问前者意义要远大于后者。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社会分裂几乎只有一种，威尔·杜兰曾在《世界文明史》中说过：“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只能始于自身内部”。反观近现代中国文明的衰弱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

三、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应当强调理论的内生性，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尚是空白，还未将其系统化，而大肆引进西方理论，在这种强势理论的冲击下，更容易引发社会学本土化的偏向，更容易把从传统理论中内生出来的社会学理论边缘化，甚至被忽略被湮没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相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民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找出被遮蔽的传统文化路径，结合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寻找出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一些内生机制，对当前中国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模式。

由此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对于缓解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意义，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团结以及社会和谐安定的有着重要意义。在今天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危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费孝通在40年代末试图回到中国人最基本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去思考中国社会结构的努力，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只有在这样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实质而又总体的问题上，对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不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诠释，才能提出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并找到其中的事实本身。“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挖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豏

而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结合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传统文化内生出本土社会学，它的意义更加重要。重新思考民国时期社会学从传统文化路径上探索，重新回到当年这些社会学家的精神境界，才能把握社会学本土化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国社会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社会急剧的转变给予了社会学广泛的研究空间，我们在西方理论道路上走的太久了，该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了！中国

注释：

豍叶启政．社会学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豎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建设．河北学刊．2006（5）．80．

豏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香港时报出版社．1984．8．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3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产生及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对其界说不一。概括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本世纪20年动于德奥意，60年代遍及欧美的一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又有别于第三国际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而西马美学文艺学则是西马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革命却全部失败。于是，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从理论上进行反思，探讨西欧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把革命陷于低潮的原因归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偏离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机械化、教条化了。他们指责第二国际奉行一种机械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忽视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削弱了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功能。事实上也是这样，正是伯恩斯坦们的错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倒向本国资产阶级，遂使革命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西欧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重新理解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以适应变化了的西方社会形势的需要。1923年，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契发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卜书，系统地表述了上述意见。在该书中，卢卡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源，提出了“物化”这一著名概念，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异化现象。卢卡契把“物化”当作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病灶加以揭发批判，并提出以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概念与之对抗。在卢卡契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人的解放是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人的自 我意识的呈现，进而与阶级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无所不在的异化（物化），使人的主体性被淹没了。为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克服物化意识，恢复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问世，标志着西马思潮的产生，该书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圣经”。此外，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提出的摧毁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思想对西马的产生也有一定影响。1927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更为西马理论家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了契机。此后，西马理论家大多都循此方向，把变革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人的意识的解放，并因此都格外重视对当代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美学文艺学的研究。

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会自动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变革社会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也无可非议，这本是马克思主义论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一思想倾向却反映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面对强大的垄断资本对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人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西欧社会变革究竟要采取何种方式？西马理论家所探索的道路也许还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和社会进步力量的最佳途径，但他们的探索无疑是严肃认真且面向实际的。事实上，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白领工人的增多，工人阶级福利的改善，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与包括西马理论家在内的西方广大进步力量的努力奋斗不无关系。我们不能说，西马理论家以及西方共产党人、社会人努力比不努力还坏，否则，我们将要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只能由他们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理论家，甚至包括严肃正直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现实来选择，我们不能代他们作出什么规划。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年代问世后，在30年代，受到法西斯的迫害。但是，西马理论家们不畏，转移到反法西斯国家，继续致力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对法西斯主义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迈过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两个阶段之后，又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当年为卢卡契所揭露的物化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广泛、更为严重。“垄断资本”＋“科学技术”＋“国家干预”，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采取激进政治变革的希望更渺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于是被迫更加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起攻击，他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对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渗透的严峻现实，抨击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肯定性和同一性。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从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学说中吸取思想资源，如从德国古典哲学，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从现当代形形的社会哲学文化思潮中，寻找可以用来抨击当代后工业社会（或曰信息社会）里资本主义文化的东西，以此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来，借以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其余的上层建筑。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分支模式，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及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英美新左派的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发展成为学派众多、蔚为壮观的文化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整个西马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西马哲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一般同时又是西马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研究文艺决非仅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有着严肃的使命感。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学位，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全力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所以，他们的文艺现显得更加深入，更有体系（就理论著作的形态而言）。一般地说，西马文论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一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开始起步的。论争的一方是卢卡契，另一方则以布莱希特、布洛赫为代表。卢卡契针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和法西斯主义掀起的现实，从德国古典哲学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趣味出发， 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方法（在他那里则具体表述“总体性”观点），努力倡导“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无论在文艺的审美效果、文艺的人民性、文艺把握现实的整体性、文艺的政治作用以及对文艺遗产的继承等方面都要优于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卢卡契指责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只注意了直接看到的支离破碎的现实，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孤立事件及其混乱，而没有挖掘出它的更深层的本质。他主张维护欧洲古典文化的延续性，极为推崇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赞扬20世纪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作家，认为由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塑造了有机地整合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存在与过程、主观与客观、历史与思维。内容与形式的文学典型，从而具有能够与异化现象相抗争的永恒价值和永恒特性。布莱希特、布洛赫、本来明等则认为现实主义的涵义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形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热情赞扬现代主义的先锋派艺术，认为其中有许多可为现实主义学习的东西。这场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停歇。通过这场论争，西马文论家们深化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尽管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方面，卢卡契的理论显得过于传统和浪漫，但他强调文艺对资本主义现存关系非人化的抗议，强调文艺与人的解放的关联，却不无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对后来的西马文论家以直接而深刻的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的西马文论家，大多是沿着卢卡契的路线，也吸取了布莱希特等人的理论成果，对文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广的研究，并提出很多新的理论模式，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与革命模式，萨特的艺术与自由模式，阿尔都塞学派的艺术与社会意识结构的模式等，到了最近，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又提出了艺术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相融合的模式。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更呈现出将前人观点融汇贯通的趋势。总之，西马文论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艰苦努力，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收获，如今已呈现出一个名家蜂起、群雄竞峙的格局。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不少失误和偏颇之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特点

从我们前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产生、发展的简要追溯中就可以发现，尽管西马文论有种种不同的模式和学派，但由于它们有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因而在哲学渊源、美学旨趣、价值取向及文艺本体观等方面呈现共同的特色。人们将会看到，这既是西马文论的优点，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时又是其局限性。

（一）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注重社会文化批评，更加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

1976年，英国左派学者安德森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论及西马思潮的特征时指出，西马所研究的主题已由正统马方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转为哲学和上层建筑。我们说，这一评价大体上是准确的。当然，致力于研究文学艺术的西马文论家就更是注重文化批评，注重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西马文论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七种模式，即错误意识、领导权或阶级合法化、物化、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工业、心理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上的异化等。究其原因，前文已经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西马理论家为了纠正机械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因而特别强调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中意识的能动作用观，并予以了尽可能大的夸张。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主要敌人，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于是，他们企图用“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进而在社会变革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注意西马文论的哲学基础，这是对其作出正确理解和评价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主体能动性、对文艺的美学功能、对文艺的社会使命及对文艺遗产的重视就不难理解 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革命论，萨特的“介入文学”观念，戈德曼对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的强调，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关于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实践（或日再生产）的观点等等都只有置入西马文论的哲学基础上才能作出公允的评价。

撇开西马文论家重视文化批评、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政治实践方面的原因不谈——因为对这方面的研究不是本文的重心——单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科发展本身来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文艺确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属性，西马文论家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大大深化了，这对文艺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问题在于，这种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过分强调，是否有点矫枉过正了？“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是否合乎马克思的辩证法？

（二）在美学趣味上，为抵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功利主义的日常趣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大多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至上的浪漫旨趣。

在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卢卡契美学文艺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卢卡契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本质上是人的解放、人性的复归的学说，而艺术审美则是人向人道复归的必由途径。萨特甚至宣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一种关于历史的人学。自由是萨特哲学的首要原则，也是萨特文学理论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向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写作题材，那就是自由。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而阅读则是把自由还给了读者，阅读可以使读者在受到感染的激情与想象的瞬间变成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如果说卢卡契、萨特还不失乐观地看待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力量，那么，本杰明似乎流露出某种困惑和悲观。本杰明以波德莱尔为例，专门研究了身不由己地被抛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文化人，是如何在追求个人的自我意识与服从市场法则之间挣扎的令人同情的命运，他满怀忧虑和震惊的心情注视着他的同类在发达工业社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游离与浮沉的悲剧，他不无辛酸地喟叹个人的体验、灵气、诗意在市场交换中一个一个地消散了。霍克海姆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使个体屈从于命运而沦为“非人”的处境也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人才能享受到精神上的自由。艺术犹如黑暗夜空中的星辰，犹如非人社会中的伊甸园。惟有艺术经验才能保存和发展人的自由精神，方能唤醒对自由的回忆，而这种回忆使流行的技术——功利主义价值标准成为偏见和粗俗的东西。阿多尔诺则对发达工业社会里艺术沦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生产部门极为愤慨。他认为，艺术要坚守人道主义立场，惟有通过自身的涅??，通过成为“反艺术”（反抗流行艺术的先锋艺术），方能奏效。马尔库塞为了拯救后工业社会的单面人，甚至主张用弗洛伊德主义吁请人道的复归和人性的完满实现。戈德曼也对发达工业社会里不愿加入主流文化中去而追求终极价值的艺术家哲学家被挤到边缘地带而深表忧患。总之，西马文论家面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境况，由衷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唤。他们既不能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希望，又找不到更好地抗争发达资本主义物化的现实手段，只有从人道主义思想中寻找武器。他们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充满着极为深刻的悲剧性。

（三）西马文论家普遍强调维护艺术的自主性，反对机械反映论的文艺观。他们主张强调文艺与现实的超越关系和疏离关系，高扬文艺的批判功能和解放功能。

英国学者戴维·福加克斯把卢卡契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称为“反映模式”，同时又正确地指出了卢卡契心目中的反映不是简单的镜面图像，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的确，这种建立在总体性的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本体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比有了较大的新颖之处。本杰明则断然抛弃了反映论，而提出艺术生产理论。不过，他在论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状况时态度有些矛盾：既为小说时代的艺术韵味的丧失而深感怀念，又对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大加赞赏，认为后者可能导致人的经验的恢复和更新，从而奠定艺术的政治变革实践的生产力基础。阿多尔诺则宣称：“艺术对社会的冷漠，等于明确地对该社会的否定。”他以为，由于人受异化现实的控制，因而内心独白是必要的，只有通过艺术直觉，才能认识被现实经验所掩盖的事物真相。按照这个审美标准，他非常推崇先锋派音乐，因为它具有不受市场摆布的真正的超越品格和颠覆功能。马尔库塞也像他的前辈阿多尔诺一样，欣赏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艺术，但同时又把文学上的伟大的激进主义者布莱希特与伟大的保守者瓦莱里联系在一走，认为二者都试图证明否定的合理性。在这方面，马尔库塞似乎更接近卢卡契，认为优秀的古典艺术作品具有肯定和否定、镜映与超越双重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的自主性源于美学形式。伟大的经典艺术作品无不创造了一个与日常生活世界既相关联又相疏离的完整的独立世界，它保存了那种对美好、充实的生存的渴望。阿尔都塞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实践，它运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对意识形态素材进行加工，生产出来的不是科学的认识，而是可以使读者从中觉察到意识形态虚妄性的结构，阿尔都塞的艺术现给马歇雷和伊格尔顿以深刻的影响，后者进一步发展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戈德曼关心的是文学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不主张在作品形式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进行简单的比附，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借助社会意识结构这个中介而形成的辩证关系。至于萨特，更是明确指出：“实在的东西永远 也不是美的，美只是适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它意味着对世界本质结构的否定。”不过，他又认为，艺术和审美仅仅是“召唤我们自由的幻觉”，单靠写作来要求自由是不够的，必要时必须拿起武器。

（四）鉴于资本主义物化生产对文艺领域的渗透和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普遍展开了对当代大众文化的批判。

艺术和审美向来被认为是一块自由的天地，这种传统思想在德国古典美学家和唯美主义艺术家那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但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艺术的纯审美”并不是自明的。相反，艺术和审美历来就未摆脱不受干扰的命运。比如，卢梭就有近代文明不利于艺术和审美的论述，黑格尔、马克思则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生产相敌对的论述。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艺术受商品化干扰的程度更广更甚。卢卡契所说的物化就包括了艺术论为商品的含义。物化使资本主义社会里从事艺术活动的人们为现金交易关系所支配。而照本杰明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艺术家如果不加入市场化的行列，甚至即使是加入了市场化行列，也逃不脱“波希米亚流浪汉”一样的命运，被挤到无足轻重的边缘性位置，

因为艺术家的沉思、冥想、激情、直觉、幻想在由流水线构成的现代企业中无关紧要。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则专门研究了他们称之为 “文化工业”的现象。在他们看来，由于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当代大众文化全面崛起，使工商业和文化联成一体，形成所谓“文化工业”。这表明，后工业时代的商品生产对文化的渗透无孔不久了。文艺创作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商品化中被纳入了统一的市场件系，从而失去了否定性和批评性。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除本杰明表现出某种有保留的赞赏之外，几乎所有的西马文论家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对大众文化展开了激烈抨击，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具有诸多的消极后果，即：第一，大众文化迎合商品化走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在“文化工业”体系中，艺术家沦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艺术家失去了主体性，艺术失去了启蒙力量。第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了个性的扼杀，不仅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而且也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大众文化一直忙于毁灭多数人的敏感，或者照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大众文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阿多尔诺把真正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分别喻为电话机与收音机。前者允许用户扮演主体角色，可自由地表达思想；而后者把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听众，并且命令他们收听对所有的人一样的节目，它缺少选择，不能对话。第四，大众文化的兴起表明，资本对人们的统治已渗透到劳动者的业余时间，在这里，闲暇成为劳作的延长，旨在恢复精力，以便应付次日的机械工作。文化活动失去了精神享受的性质，“快乐变为无趣”。第五，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掩盖了其中包裹着的意识形态内核。资产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对人的控制，找到了一种比抽象说教更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找到了一种比暴力统治更有效的国家机器。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激愤而又深刻的，他们确实道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种种弊端。但是，把大众文化描绘得如此一团漆黑，却让人难以完全接受，因为当代西方大众文坛上毕竟产生了大批具有深刻社会价值的脍炙人口的杰作，大众艺术生产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大众文化对于密切文艺与生活、文艺与读者的关系也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不过，尽管如此，西马文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意见却对我们不无警醒和借鉴意义。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给我们的启迪

西马文论已走过了差不多七十年的历程，并在20世纪世界文论史上占据了显赫的地位，无论在世界的西方或东方，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和力量。记得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不可超越的哲学，我们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是当今不可超越的美学文艺学，因为它所表现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何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在充满生机和活力地向前发展。从美国田纳西大学副教授罗伯特·戈尔曼新近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一书中所收录的200多位西马理论家来看，入选人员的国度涵盖了世界上刀个国家，其中有近一半的人还活着，最年轻的只有四十多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的不下五十位，这其中还不包括英国中年学者伊格顿（1943——）。这也说明西马文论还在发展，并且其前景十分乐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依我们的看法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获得了源头活水，并向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行开放，将其吸收同化到自己的体系里来；从西方各民族传统文论中发掘养分；并且对经典的或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人类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只要是自觉探索人类解放道路的都可以接纳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崭新面貌。西马文论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建设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深刻的启迪。

启示之一：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思想要采取非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西马理论家们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敢于大胆地审时度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如果他们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现成的结论，甚至把它们当作神学教条一样的东西加以对待，那就难以设想西马哲学美学文艺学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所以，只有解放思想，破除禁锢，才谈得上坚持与发展的问题。在早期西马理论家卢卡契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统或日内在精神仅仅涉及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的方法，而不是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命题式结论。卢卡契的这种理解是否准确尚待商讨，但他的理论勇气和胆略由此可见一斑，而他所取得的理论实绩在西马文论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如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承认他的理论之博大精深。与卢卡契的成功经验相反，前苏联、东欧有些理论家固守师训，不知变化，结果导致了今天这种干脆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另起炉灶的极端局面。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应引起我们认真思考。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甚至是马克思的立场上，而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观察问题的显微镜和放大镜，推进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更主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

启示之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采取开放的态度，无论它们是本族的还是异族的，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诞生了璀璨群星般的思想家，创造了无数优秀的思想财富，马克思及其学说无疑是其中最耀眼最伟大的。但是，倘若我们把马克思孤立起来，封闭起来，那就会窒息马克思主义，断送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能有今日之实绩，就在于他们信奉马克思但不迷信马克思，更不搞唯马独家，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吸收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卢卡契对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等人的继承，对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和韦伯思想的吸收，对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的成果的借鉴等，无疑值得我们参考。其他的西马文论家也无不如此，如萨特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甚至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些观点充实到马克思主义中来。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古典美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接纳，阿尔都塞学派对结构主义的吸收等，尽管其得失不一，但都使西马文论获得了活力和生机。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之所以取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成绩，离不开我们这些年对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及西方美学文艺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很不够，我们应该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之下，以更宽容的精神对待传统文化，以更开放的胸襟对待外来文化。

启示之三：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面向当代文艺实践，而不能满足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有真正的活水源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给我们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状有感而发。我们搞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必须有时代气息，搞出来的东西不能让人感到是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几千年前弄出来的。当前，我们最基本的实际就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马，但不能照抄西马，否则就会像当年照抄前苏联一样自食其果。西马文论家所谈的问题如文艺商品化问题在我国目前也可能或正在产生，但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矛盾，我们的文艺商品化程度不是太高了而是远远不够，我们更现实的问题是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文件发展水准从整体上看还不够高，文艺的商品化对我们传播现代文明有更大的正面效应。因此，尽管我们从现在起就要防止其负面效应，但不能完全像西马理论家那样对文艺的商品化大加抨击相反，西马文论家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宽泛的理解，对文艺的自律性和文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视，倒更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4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哲学公民社会公共领域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百年；羌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81.74.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112-05

羌族研究在我国民族研究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2008年中期至今，学界展开了对于重建羌族文化的活动，为了更准确的整理和挖掘羌族文化本来面目，笔者认为对于羌族史的回顾是至为重要的。本文就近百年来羌族史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

民国初期做开创性研究的学者有董作宾、胡鉴民、王文萱、闻宥、刘恩兰、庄学本、马长寿等。他们研究的重点倾向两个方面：一是羌族的族源。例如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 (《说文月刊》1942，7)、丁X《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边政公论》1944，5)、刘朝阳《小乙征羌方考》(《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五卷，1946)、白川静《羌族考》(甲骨全文学论丛第九册，1958)等；二是探讨羌民的社会文化生活。如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胡鉴民《羌民之经济活动形式》(《中山文化学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王文萱《四川西部羌人之信仰》、吕朝阳《羌民生活一瞥》、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等。国外学者中，目前能检索到的最早有关羌族研究的论文是日本学者中岛敏1934年发表在《历史学研究》1卷6号，主要探讨宋和西夏战争对西羌的影响。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对羌族地区进行详细的社会历史调查和羌族语言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61年四川少数民族调查组羌族小组编印了《羌族简史简志合编》、《羌族》二书，主要对当时羌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等进行了详细的考查。60年代以后，民族研究工作迟滞。80年代以后，羌族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下，使对“羌”的研究逐步形成覆盖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等各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体系，显示出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下面本人就羌族史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学术专著类：

(一)羌族源流：

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羌族的形成及其创造的文化，阐释羌人是如何从羌塘高原形成并逐渐与华夏文化产生关系，羌族如何演变为藏族等；下篇主要论述从羌族派生的各民族，分析考辨它们与羌族的族源关系。包括吐蕃、东女国、党项、宕昌、达布以及西戎、北狄、月氏、白狼、濮等等。任乃强先生提出古羌人的迁徙与盐池分布地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认为吐蕃、月氏、西戎等都是由羌族派生则过于偏颇了。

何光岳著《氐羌源流考》(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该书把羌族繁多的支系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整理、分类研究与论述，用模糊史学与泛史学的理论观点，阐述戎、氐、羌各支系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与融合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认为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主干。并认为广义的羌人包括“戎、氐、羌三大部分”。何光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遍搜有关氐羌民族史的资料，正如其前言中所言“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牍，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在论述羌人的来源时，以考古材料不充分为由没有对古羌人族源作以定论，只是推论在新石器时代，羌族应是河曲一带新石器文化的主人。

(二)羌族通史

周锡根、李绍明、冉光荣著《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宋以前的羌人，下篇介绍宋至近现代的羌人。全书论述比较详实，分期阐释不同朝代的羌人的社会状况，涵盖面广，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及由此导致政府对羌政策的变化，同时也比较详实的记述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羌人与汉及其他民族或同化或融合的过程。

黄烈先生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选择记述了古羌、西羌、东羌和后秦羌人的社会生活状况。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三编第六章“氐与羌”中记述羌人的兴起和发展、第五编第四章“党项”，记述了党项的来源及消亡的过程。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第四章第三节“商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一节中详细介绍商与羌方为代表的西方民族的关系。韦东超、王瑞莲著《中国民族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四部分简单明了的介绍了羌人从古到今的流变。杨建新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第七章“羌族”阐述了羌族的起源及先秦、西汉、东汉、十六国时期羌族的分布和活动。第十三章“党项族”记述党项的来源和发展直至最终建立西夏政权的过程。

马长寿先生著《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考证氐与羌实际是两个民族，并分别阐述。羌族部分首先详细记述了羌族的起源、迁徙及各部落名称与分布；其次论述有汉至唐羌人与政府的互动，展现期间羌人的生活状况；最后整理文献记载的古代羌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主要介绍唐以前党项的历史。其中对党项羌的族源及其发展进行详实的考证和阐释。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新的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论述西夏正式建国前党项的历史。比起其《早期党项史研究》一书，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的内容。

以上关于羌族史的专著，不同程度的介绍了羌人的源流、分布、迁徙、演变和发展等情况，然而对于不同时期羌人的内涵、羌人共同体的变化论述不够清晰。

(三)“羌”人的迁徙与各族的互动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一编第三节“西方民族”中论述商朝时西方民族羌方的活动；第九节“羌族社会和反抗汉朝统治的斗争”中详细阐释了两汉时期羌人的活动及与汉朝的关系。第二编第一节“与蜀汉争夺氐羌”论述了羌人对三国割据政权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羌人对三国鼎立格局形成所起的作用。第三节中探讨了“吐谷浑、氐、羌与南北朝的关系”，其中涉及羌人在南北朝时期的分布与活动。第三编第二节“党项羌的兴起和西夏的建立”中论述了党项羌的由来及其发展，建立西夏的过程。同时也阐释党项羌与北宋的关系。

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中论述了两汉时期羌与中原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与匈奴、氐、卢水胡等族政权的相互关系。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一书第一章第四节“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内徙及其社会形态变化之研究”中提到此时起羌人的内徙。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再论羌藏与蒙土问题》一文中略述了“西羌与西戎”名称的由来，氐羌关系、羌藏关系以及羌语与藏语的关系问题。《青海地区羌藏文化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一文再一次强调羌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第二章第二节“羌族的迁徙”阐释先秦至秦汉时期羌人的迁徙及其与其它民族的互动。第十三节“党项族的迁徙”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党项的迁徙及迁徙后自身发生的变化及对其它民族的影响。张云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一书收录了几篇有关羌人的论文：《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初探》、《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五代时期的散居党项》，分析并阐释了不同时期羌人的状况及与其他各族互动往来的情况。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三章第二节 “吐谷浑国的复兴及其与唐朝、党项的关系”中，比较详尽地阐释了党项羌与吐谷浑的往来。

马长寿《碑铭所建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利用关中发现的碑铭25种，从其题名的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等方面，研究这一时期关中各族的历史，初步解决了过去很难弄清的问题。其中以羌人的碑铭为多。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中虽然没有单独将羌人问题作为独立的章节列出，然而在论述各民族互动关系过程中，作者多处强调羌人对此时起民族格局的变动和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崔明德著《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一书详细分析两汉君主、重臣、少数民族领袖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其中对汉宣帝、赵充国等治羌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中“羌族诸姓”对姚氏、雷氏等羌姓族支的渊源及代表人物的事迹进行了考证。

这些专著对于羌人的迁徙和羌人与各族的互动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然而对于在与各族往来过程中羌人族群认同的变化阐释不详细。

(四)民族学方面

许平《羌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运用民族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汶川县绵乡羌锋村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人生礼仪、进行了研究，并联系羌族历史上的巨大社会变迁，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适应带来变迁的理论设想。卢丁、(日)工藤元男主编《羌族历史文化研究》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是四川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以理县桃坪乡为对象，进行长达一年半的综合调查后完成的民族志。

王明珂著《华夏边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传统意义上的羌人。指出“羌”并不是代代居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并且，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台湾经连出版社，2003)用文本与田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以族群边缘理论为主导思想来详细论证典范意义上的“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漂移的群体，最早在商代至秦汉的所谓“羌人”，其实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羌人的范围随华夏领域扩大而西移；后又有藏族的崛起，羌人即成为汉藏两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即族群边缘，随两族势力的消长改变其范围。第二步骤是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形成核心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体系，传统的“羌族文化”被构建成边疆某一少数民族的文化。最后，在1960年代的民族分类划分下，“羌族”成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后，自身也在文化交竟展演的过程中，创造本土的文化形象而定下形来。

王明珂的著作作为羌族民族学研究的新探索其观点极具启发性，然而由于王明珂以族群边缘理论为主导，得出“羌”仅仅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的结论，则是忽视了历史上“羌”人之间的内聚力以及自我认同，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学术论文

6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羌”学研究的论文，总的说来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各时期羌人的来源与流变

李绍明《沦氐和羌、戎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0)一文对黄烈先生提出的氐、羌不同源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绍明认为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史文估羌人的起源及其迁徙》(《民族论坛》，1987，2)一文认为古羌人发源与陕甘地区，在此地区生活若干万年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从而开始“同其它部族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过程。”雍继荣《羌族族源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10)对解放前至80年代学界对于羌族族源的研究作以总结并且提出了仍待商榷的问题。杨正苞《谈氐羌同源及其最后一次南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2)；从氐羌族源及原始居留地、语言称谓、生活习俗等方面论证氐羌是同源而异流的。汤开建(傥项源流新证》(《宁夏社会科学》，1996，1)一文中作者对党项最早之本源是否为“羌”深表怀疑并结合典籍、西夏文、党项风俗习惯等论证党项族源实出于鲜卑。张云(傥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中国藏学》，199，1)一文试图从羌语、藏语中找寻党项的原型，并结合藏文、羌文献与民族起源的传说，最终考证《后汉书・西羌传》中的“东吾”、“东号”、“当煎”、“当阗”以及“东羌”以及“迷吾”、“迷唐”等部是党项的先祖。(韩国)姜允玉《羌、姜同源说辨正》(《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第41卷)一文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经籍和考古发掘材料中有关羌、姜的记载加以分析整理，认为殷周羌族、周代姜姓诸族、考古“姜炎文化”、汉代河湟羌族、随时代改变而又不同的内涵。周松《宕昌羌源流管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一文针对宕昌羌来源的两种说法，在分析北魏梁氏羌人的基础上，对宕昌羌的来源问题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将其上溯至金城梁氏羌人。同时本文对宕昌羌酋称王前的情况进行了追溯，大致勾勒出了5世纪中叶以前宕昌羌演变的历史轮廓。

80年代以后的论文中对于各个时期羌人的来源探讨不多，这于现存考古材料还不能完全与文献材料相映证有关，所以族源问题仍是学界有争论性的焦点问题，还有待于考古材料的不断挖掘。

(二) 对羌人的宏观论述。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 (《社会科学战线》，1980，1)一文从现存的典籍材料人手，对“羌”字的由来及从商代至明清时期的羌人活动做以简略的梳理，特别是对先秦史料中对羌人的记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给以合理地推论：他认为“羌”最初是商对某一族的专称，但因其“所 占地方太大，渐渐也成了通称”；其次认为周人、秦人与羌戎在血缘上关系密切；但是顾先生认为吐蕃是由发羌流变而来，其依据的理由尚不充分，目前学界争论不休，故仍待商榷。王俊杰舱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1982年《西北师院学报》第三期)中作者对“史学界把商代的羌与秦汉以后的羌看作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古民族”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对古羌族不同时期的族称、内涵、地域分布及社会发展情况做了区别论述；汪波《(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2)本文将范哗在《后汉书》中对西羌的记述进行了分类整理，并对范哗撰民族史的治史方法进行了评述。

(三)各个时期羌人的分布与迁徙

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1)详细的论述了唐代西山一带众多的羌人部落的情况及西山诸羌的地望。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一文分四部分对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路线、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并对以往研究者的某些观点与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宗维《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西域研究》，1995，3)简略提到商至战国时期羌人的活动及迁徙。尚新丽的《秦汉时期羌族的迁徙及社会状况》，(《南都学刊》，1997，5)；详细论述了秦汉时羌人迁徙路线，徙居地及迁徙原因以及在迁徙过程中，科版第30卷第3期2003年7月)本文主要对汉代河湟地区封建化的原因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提到汉政府为了解决河湟地区羌支的问题从而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政策，这些政策推动了河湟地区从原始社会晚期到封建社会的飞跃。李椿浩《试论羌族及后秦之安定地区的地位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9)一文认为羌人姚苌控制关中是以安定为根本，作者以研究安定的地位为出发点探讨姚苌的“大营”以及与军镇护军等有关问题。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于羌人生产方式的研究十分薄弱。

(六)古代羌人的文化生活

钱安靖《羌族原始宗教今昔》(综教学研究》，1994，4)一文以现存岷江上游的羌族为主对羌人的原始宗教加以考察。周毓华，彭陟焱《羌民族原始拜物初探》 (《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探索羌人的宗教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李绍明《狄石崇拜看禹羌关系》 (《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一文从民族学、民俗学的石崇拜角度论述大禹与羌人之间的关系。认为汉晋以前的史籍记载“禹兴起于西羌”或“禹生于西羌”都是有充分根据的。雍继荣伏禹的故乡在哪里》 (《中国民族》，2000，4)一文引用丰富的古文献资料、民俗资料和文物遗迹论证古文献中“禹生于西羌”是有根据的。聂鸿音《汉文史籍中的西羌语和党项语》(《语言研究》，2000，4)一文中作者根据藏语和西夏文对古代史籍中记载一些用汉字音译的西羌和党项词语，从中可以隐约看出后汉至北朝的西羌语接近于藏语，而宋代的党项语(西夏语)接近于羌语。从而对西羌到党项羌再到现代的羌族是否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提出质疑。刘杏改《青海羌族文化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02，7)一文借助考古资料，述说青海古代文化中的羌族文化系列，并对其文化特征的差异性作了分析。张泽红《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一文借史籍、碑铭及道教文献等资料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南蛮、氐羌群中传播的情况。高恒天、汤剑波在《秦汉时代之羌族道德生活》(《青海民族研究》，2006，4)一文中探讨羌人在政治权力继承、婚姻道德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并由此论证汉羌互相融合、同化的情况。

上述对羌人文化生活的研究涵盖较为广泛，然而由于民族史学界大都把从西羌到党项羌再到现代的羌族看成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所以对于今天四川地区的羌族与汉朝的“西羌”是否存在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几乎都持肯定的态度。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被称为“羌”的共同体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对于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模式的转变过程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七)考古材料

王克林《姬周戎狄说》(《考古与文物》，1994，4)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考古学文化为佐证考察周族与戎狄的关系，以探究其文化内涵。李绍明《或都周边有关羌族的两处遗迹考略》(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通过考察留存于大邑静慧山及邛崃天台山的两处有关羌族的遗迹探析历史上羌族与成都平原的密切关系。余永泉《羌族口碑古籍略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对羌族口碑古籍进行搜集整理。罗二虎《试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一文对近年来青衣江上游的周围地区发现的几座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墓葬进行了分析，初步推论其族属为氐羌系。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相信会有新的考古材料出现。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学术视野

    一、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已有百年历史,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组织、社会秩序与社会行为。顾名思义,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加拿大体育社会学家BarryMcPherson沿用社会学观点是这样定义的: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与体育相关的社会单元(如个人、群体、组织、社会与文化)和体育过程(如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冲突、社会变化等)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但是,体育社会学并不研究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是研究较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类型以及社会组织等。举例来说,体育社会学研究棒球队之类的体育体系、国际体育组织之类的体育组织、民族体育之类的体育文化现象,他们还研究社会层面的国家体育形态等。

    实际上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还有更广的涵义。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人们就认识到在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里,体育运动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会影响社会文化进程。当时,体育运动不仅是体育社会学家关注的对象,而且也是社会学家在研究和解释重大社会文化进程时常常提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体育运动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在该学科发展初期,“竞技运动”曾被看作是体育社会学的标签,其实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广,实际上玩耍、游戏、竞技运动等各种形式的身体活动如何对参与者产生影响及如何影响文化都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二、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历程回顾

    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西方国家,体育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很难想象没有体育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痴迷于橄榄球超级杯比赛,同时也为全美篮球联赛而疯狂。体育已经成为了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体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不过是最近一百年的事,而体育进入社会学研究视野也不过是短短50年的历程。

    (一)诞生阶段:20世纪20--60年代

    有学者认为,体育社会学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认为1921年德国学者H.里赛出版的专着《体育社会学》(SoziologiedesSpots)是体育社会学诞生的标志。这部专着第一次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详细论述了古代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研究了不同人群参与体育运动的问题,初次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运动进行了研究。

    但从此以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美国,除了少数出版物提及,几乎没有学者再从社会学角度看待体育运动。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社会,体育运动虽然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还没有人对体育运动进行过严肃的思考,更没有人对体育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探究。体育运动仅是供人们尽情玩耍的,或是供职业运动员和体育竞赛组织者赚取利润的,还仅是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的内容,没有成为被大众系统研究或给予批判的对象。同样,体育运动也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学术界普遍缺乏对体育运动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美国体育社会学家GeorgeSage讲到:美国社会学学会在1950及1959年所做的两次调查中.很少有社会学家将体育运动放在教学及研究之列,体育运动也还没有进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

    (二)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体育运动被学界忽视的局面有所改善。这一时期,许多西方国家都产生了值得人们探究和分析的体育学分支学科,如美国、新西兰、波兰等。其中体育社会学是最早产生的学科之一。体育领域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究体育中的社会问题。当然不仅学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体育迷们对此也津津乐道。例如体育运动对参与者品格的塑造有何影响?体育参与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针对具有某种品格或能力的人的特殊选拔机制?体育是否有利于宣泄人们的不满情绪?拳击之类的体育竞赛是否加剧了运动员或观众的暴力倾向?诸如此类的问题深化了体育运动研究的内容并且拓宽了研究领域。虽然学界对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论,但它们已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经典问题。

    1964年,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成立,截至1968年,它已吸纳了27个国家的代表委员。国际体育社会学会议的召开也引起了社会学家和体育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RSS)于1966年开始发行,1973该刊物转为季刊。1968年,体育社会学十项专题讨论会(BigTenSymposiumonSport)召开。1969年,体育社会学的第一本教科书《竞技运动,文化与社会》(Spotr,CultureandSociety)由着名体育社会学家Loy和Kenyon编辑出版。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体育社会学研究已成为美国大众感兴趣的领域之一。例如流行杂志《体育画刊》(SpotrIllustrated)因揭露比赛、黑人运动员所遭遇的困境、高校竞技运动中存在的暴力问题等竞技体育问题而广受关注。关于运动员和竞技运动的书籍不仅公开发行,有的还成为畅销书。1976年,美国着名作家JamesMichener专门撰写了《美国的竞技体育》(SportsinAmerican)的社会评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公众对体育运动社会学分析的高度关注(三)走向成熟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早期,随着公众对体育社会学分析兴趣的进一步增加。一系列专着相继问世,为体育社会学学术交流创造了良好氛围。此时期产生的着名的刊物有《体育与休闲评论》(ReviewofSpotrandLeisure)、《体育和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ofSportandSocialIssues)、《休闲科学》(LeisureScience)和《体育行为杂志》(JournalofSpotrBehavioro美国健康、体育、休闲与舞蹈协会(AAHPERD)设立了体育社会学学会;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成立并出版了《体育社会学杂志SociologyofSpotrJournalo周内及国际范围的体育科学会议都包含了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议题,该学科书籍的版机会也大大增加。公众对体育的兴趣以及体育学家利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体育为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体育社会学已经成为体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亚马逊(Amazon.conr)在2005年8月列出的体育社会学专着已达981本。在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在其50年的发展中已经随着其理论体系的日益健全而走向成熟。体育社会学已发展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三、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内容

    西方体育社会学目前正在研究什么内容?这个问题吸引了诸多有先见之明的国内体育社会学家的注意。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对上述选题进行了资助研究。仇军、罗锦文、佟呜利用传统文献分析的方法,在其《从混沌走向自觉:西方体育社会学制度化的发展》一文中指出: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变迁、社会化、社会分层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兴趣所在。如社会变迁中不同群体体育消费形式与变化,体育参与的形式与变化,与学校体育角色相关的的价值体系研究。社会化问题中的非社会化与再社会化问题。社会分层中:某一运动项目与另一运动项目相比是否更具社会威信,某一国家或地区中社会阶层差异是什么等。

    陈俊钦、黄汉升、朱昌义在《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一文中指出:体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体育全球化、体育组织的研究是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

    该文作者提出的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为:研究者更重视应用性研究;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如何组织开展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已引起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重视并成为研究热点。这一提法与仇军所提出的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热点为社会变迁、社会化和社会分层方面的研究有所不同。

    刘德佩参加2001年的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后,根据大会论文摘要集写出了题为《当代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参加第1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的思索》的文章。介绍了该次大会的实况,并指出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当前的研究热点为:关心体育政策的研究;对体育休闲、娱乐与消费的研究明显增多;宏观研究较少,中观和微观研究较多。2003年的第2届国际体育社会学大会的主题为“体育与社会秩序——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并围绕以下主题展开研讨:社会资本与分层;体育运动中的伦理道德与文化差异;体育俱乐部与组织问题;性别体育与大众媒体;民族特征与体育;体育与健康;体育组织的性别结构;体育与身体文化;社会化与体育。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7

“新左派”概观

“新左派”的理论陈述，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的、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是一个以某些立论的相对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无明确理论纲领的姿态与主张的代称。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因此，把它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

(2)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态与主张，可以从“拒斥”与“回归”两个维度概观。“拒斥”，大致围绕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其二，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路。

其三，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这在王彬彬那里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正是自由主义者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变成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与帮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自由主义者”做出这种行动来。

比如，二战中意大利有号称自由主义者向墨索里尼表忠心。而在中国胡适就是一个典型，周作人就是一个明证。同时，自由主义之成为自由主义，是因为它以法治、秩序和渐进来抵抗革命。并且，以对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好“急切地呼唤一个有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重新赋予社会以秩序，使各阶层的人能各安其位，使社会生活有法可依，从而也使自由主义的‘游戏’能重新开场。” ?

而在韩毓海那里，拒斥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因为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因此，自由主义要对它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失落、限制人民、少数专制、权力腐败、资本支配负责。进一步，必须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

对自由主义的拒斥，在汪晖处说的明显要婉转一些。当然，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政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另一方面，他以对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的分析，认定自由主义的启蒙话语是一种在对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信仰基础上，预设的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观念以及普遍主义的立场。因此，再一方面，自由主义对现代性(表现为对资本的批判与拒斥)和全球性(表现为对中国问题的正视) 的反思都是缺乏力度的。故尔，超越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后学”为理论依托，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

将“新左派”坚决拒斥自由主义及其相关言路的基本理由再做归纳，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论证缺陷；二是在实践上与其理论预期的疏离。

“回归”，所围绕的基本主张有：其一，回归高调民主。其二，回归政治主导。其三，回归人文激情。在这三个方面，国内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辞地声称，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广泛的公共政治参与，来解决自由主义无能对付的问题：

诸如基于自由的民主无法解决的人民民主问题，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无法解决的正义的政治制度问题，交易的体制化时代无法解决的人的情感适意与诗性想象问题。他们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政治主导代替经济优先，以诗化的创新代替务实的制度建设。或者干脆对自己的方案缄默不语，却搬出西式的“组合思想” (如贝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新左派”言论(如崔之元)，来对付我们对“新左派” 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期待。但是，透过他们这种“理性的狡计”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亲合立场，对式社会主义的眷念，对直接民主、政治中心、激情跃动的肯定，对单纯理想主义诗意浪漫的顾盼，与对走向务实的当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不满。?

归纳起来，“新左派”吁请“回归”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参与的轴心意义与时代中所谓的

“全面的社会民主”(3)的决定性作用。

从对“新左派”的文献的理解上可见，“新左派”之所以谓“新”“左派”，自然是有满足这一称号“新”与“左”的双重理由：

一重理由从其“新”上得到满足——首先，“新”在它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经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以反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另一重理由从其“左”上得到满足。“新左派”之“左”，“左”就“左”在 ——其一，激烈地痛斥资本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 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4)或则就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再与自由主义合一而论，将全面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诸如“鞍钢宪法”、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等) 挂起钩来。于是，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导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谓“全面的民主”)社会就只有期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来造就了。

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遮遮掩掩地为“社会主义”辩护，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张再伸张，是“新左派”令人瞩目的一点。但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政治运行形式，而只是简单地以人民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和全面民主的落实，则缄口不言。他们在高明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下，为一种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优越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的“隐形”社会主义辩护。其三，对既有成就(无论是理论的，抑或是实践的)加以否定，这种否定的理由就是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晖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否定、对九十年代各种思想主张 “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指责)。总之，“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出了问题，只有彻底的解构才足以为他们自己倾心赞赏的一个完美的世界鸣锣开道。

(5)难以掩饰的激进性，与无法抹去的空想性，从“新左派”言述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

西方根柢

客观地讲，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社会的现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国家——社会、个人——公共、计划——市场这些理念，无不直接与自由主义有关。其二，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亦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总结和辩护。对于个人财产权利的肯定，对于依据规则进行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对于基于保护这种个人权利基础上形成的法治体系，即限制权力和凸显权利的制度取向，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力图捍卫的。其三，现代的社会生活格局，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或是资本主义式的“全球化”的，也都与现代社会大众的选择与自由主义的吁请和作用相关。离开了自由主义与实际生活的互动，就难于理解现代生活了。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一旦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主流，它就得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

这些批判，自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思想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就在西方被左、右两派人士共同宣布为敌人。然而，近现代西方思想史表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这类批判构成了资本主义良性发展、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述趋于健全的思想动力。

于是，当作为现代化主流发展模式的、西方的“典范性”的现代模式，以不可遏止之力向非西方社会扩展时，非西方社会人士就会将反抗西方的依托，直接搭挂到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非主流思想体系上面。因此，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的抵抗，没有例外地在寻求这种支持。

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来自西方这些抵抗自由主义的新老左派们的思想观念。将“新左派”的陈述放到现代世界史历程中看，便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从东西方社会的现代运动关联性上看，当代中国“新左派”试图接榫的西方左派思想，有着新老两个鼻祖。老鼻祖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从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出发，着力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霸权进行反抗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了系统批判。对现代极权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式的，抑或是社会主义式的，法兰克福学派都进行了具有理论力度的批判。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极权主义的抑制，却发生了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语境横移问题：他们在德国这样的非自由社会里观察畸形的资本主义久了，却到美国这样的具有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不予区分地把美国的情况当作德国的情况加以批判，以至于将资本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不适宜地混淆在一起加以抨击。(6)而当代中国“新左派”在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言述时，却对之不予考虑，又再次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进行不择地点、不论条件的横移。

(7)当代中国“新左派”的新鼻祖则是在时下西方时髦的、非难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各种学说。这里面包括：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阿明以研究现代化理论知名。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作为先发展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地位，而后起现代国家则只能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成为西方国家的压迫、剥削对象。这便造成了“中心”与“边缘”的两极化。于是，阿明将资本主义式的“经由市场的全球化”判定为“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吁求一个基于普遍—特殊的辩证法，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辩证法，通达新的 “全球社会主义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立论的詹明信，成为“新左派” 的主要思想依托的原因是由于，其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各种话语中间的广泛解释空间的欣赏，马克思主义“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及。”(8)其二，他确认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替代性。(9)并且认为后者对于解决“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0)除了这种理论姿态以外，詹明信强调其思想源头时，一者对于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是来自德法的”，而“英美思想……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障碍”(11)加以了明确。二者对于自己以审美姿态解读资本主义的立场直言不讳，(12)并且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作为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背景。(即资本主义从现实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线形衰变观)

(13)以“东方主义”知名的萨伊德，成为“新左派”的理论资源，则主要是因为他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对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这对于“ 新左派”处理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提供了思路。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挑战的麦肯太尔、桑得尔等，对于“新左派”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的“孤立个体”解构了。而他们以对于自由主义的实施后果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导致的虚假社群、分配不公进行了校正，从而对于“新左派”急于突出的国家、民族、阶级等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兴奋点。以福柯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以其对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解构，让“新左派”大感兴趣，他们乐于引用福柯的话来表达自己对现代话语由怀疑而拒斥的立场。比如福柯所说的， “科学作为对真理的约束、契约和对真理生产的仪式的程序，千百年来已经横贯全部的欧洲社会，如今已经被普及为所有文明的普适法则。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就直接成为“新左派”批判现代性和抵制自由主义的武器。

(14)其他一些西方的“新左派”思想——诸如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等，则各自在其论述的问题上成为“新左派”的谈资。新进化论以其对进化的长程观，启发了“新左派”对于八十、九十年代斯大林与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即是自由主义)“较量”结果的重新衡量思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福特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联性的论证，启发了“新左派”对所谓保障了人民经济民主的“鞍钢宪法”加以肯定的思路，对改革开放的权宜举措——乡镇企业的功能的高度赞扬。而批判法学的“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绝对财产权已经解体”的判断与对“工人阶级”推动西方民主的当代作用的肯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期望，则鼓舞“新左派”对股份合作制、乡民自治这类“制度创新”的高度赞赏。

(15)中式“新左派”的西方思想鼻祖，提供给他们以思想的直接支持。但是中式“新左派”在以这些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条件时，却未能明确意识到西方思想鼻祖谈论同样问题的背景：二战前后的西方左派是针对西方社会爆发的危机立论的，这是现代政经活动方式遭遇反自由的极权民主时，西方发生的独特实践引发的左派思想。而后现代时期的左派思想，同样是基于西方“后现代”经历的独特性立论的。假如说这些思想在西方的思想氛围里具有其正当性的话，那么横移到“ 前现代”的当代中国，就丧失了原有论述的地域依托，就成为悬空之论。

如此，对当代中国“新左派”基于西方左派之论立论，就可以提出两个质疑：其一，当他们把西方左派之论作为正当性无可怀疑的依据，来分析当代中国问题时，他们对于西方左派之论有没有进行思想审查?显然，他们未做这一工作。因为，他们居然未能发现西方思想鼻祖思想预设的内在矛盾：一则西方左派在思想方法上取反本质主义的姿态。但是，他们却是以反对线性进步的本质主义来建立线性衰变的本质主义。

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济，是他们凸显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长程合理性，他们却不愿意予以考虑，以致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式普遍民主的热切期望，对资本主义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们在两种体系之间适当权衡的眼光。二则中国的“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的民主无法承担对于人民民主的保障任务时，援引西方左派对现代自由主义建构的自由民主机制的全面解构，来指责自由主义的论说。但是，却未能注意到当西方左派在解构理性、责任等现代性假设之后，因为没有提出可行的社会救治方案来作为替代，因而，就同时解构了任何方式的对人类与未来的承诺。中国“新左派”对之的引证也就缺乏了现实性品格。其三，中国“新左派”在以西方左派言述为依据指责现实社会的自由主义发展趋向时，忽略了西方左派在指责现实的不完满时自陈的“乌托邦”性质。

(16)这种乌托邦思想对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来讲，有其必要性。它始终以其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对现实进行指责，成为现实社会趋于完善的精神动力。但是当中国的信徒们将之转换为当下要求，来对一个艰难地向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社会推进的思想与实践现实横加指责时，就既丧失了西方左派的乌托邦思想性，又丧失了健全引导社会的现实正当性。

中国关怀

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我们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

就在同时，则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我们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17)?从这个方面说，“新左派”将西方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的批判横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其中国关怀不可避免地存在三重错位：

第一、中国关怀的理论认知的错位——这是指，当中国“新左派”在横移西方左派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没有对理论移借的审慎性予以重视。他们对于西方鼻祖理论的横移，事实上经过了三重过滤而不自知，还以为西方左派理论具有另类普适性。这三重过滤是：首先一重，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家对西方实际问题的理论过滤；这种过滤，已经使得西方鼻祖的理论建构存在误区。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将德国的经验与外悬于美国工业社会的个人处境，作为指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背景依据，使得他们的某些断论失之确当。

(18)而生活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国家人士，也是以自己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立论的。如果对他们进行理论建构时的特殊境遇不加留意，那么，就会对其特殊的结论不当加以普遍推导。其次，由于中国国内“新左派”在摄取西方左派的理论营养时，客观上受到地域与关注点的限制，因此，不能不借助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学人或急切去西方求取时髦理论真经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过滤。这就难以避免前者在过滤西方左派话语时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策略选择，因而无法将西方思想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国内“新左派”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后者在西方阅读左派文献囫囵吞枣，以致于未对西方思想所处的文化语境加以审慎分辨，造成急迫的“拿来主义”心态下的 “新”便敷应用的急促举措。再次，“新左派”多是以现实的批评者自居的，因此，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陈旧的东西，他们以“前沿”理论家的学术角色定位，因而，他们对西方最新的理论言述便容易加以信从。殊不知这中间也经过了他们无意的过滤，过滤掉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留下了那些他们以为足以用来指责某些东西的对抗性内容。由于中国“新左派”在利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时对这三重过滤未予慎重的对待，这样，西方理论的原初指向与理论结构，完全被他们打散，在用来解释中国问题时，便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但是，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双失的解释后果：一则失于对西方时髦理论的粗拙套用，以至于究竟想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明白。二则失于对中国问题的时代性内涵与跨时代性内涵、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把握的失措。于是，不得不诉诸感性直观的总体把握，以拙劣的煽情来处理本应严肃、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

(19)第二、中国关怀的历史维度的错位——这是指，中国“新左派”以西方左派的理论作为表达自己中国关怀的支持理论时，由于相应对于中国的问题本身的关注要服从对西方理论的应用需要，因此，他们对许多中国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就降低了。在这方面，有三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判断缺乏 “大历史”的视角，流于对当代史的“现场欢呼”，即以对现成的东西的认同，来判断历史的东西的正当性。比如在现代中国政党政治评价问题上，“新左派”就持有一种不尊重历史的立场。如王彬彬对于胡适1948年呼吁国共两党谈判是“威胁利诱”的判断，以及对于执政党领袖关于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的理智判断加以否定的说辞，都是表现。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敏感性，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历史问题，换算为另外两个易于讨论而又亟需辨析的抽象问题：一是“娜拉有理由出走”，革命自有革命的充分历史依据。二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以后，究竟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状态，回报参与革命的人民大众?如果真正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代表人民利益的话，执政者就应当对于后者加以极度的关注，而不是继续以“穷过渡”的方式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声称为人民大众代言的“新左派”却恰恰与执政党的正确取向悖反，呼吁执政党要以无节制的革命来保证一种不断的“创新”，这与“”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几无区别。

其二，“新左派”对现代中国史上存在过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未予尊重。远在四十年代末，政治学家储安平就对时局发表了精辟的评论。断定一个执政党对于社会的尊重程度不够的话，那么，人民的民主就会从一个“多与少”的状态变而为“有与无”的状态。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邓小平指出的执政党领袖对于党内民主的忽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忽视，造成了我们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结局。为此，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意味着“原创”；健全，意味着“配套”。这都理智地肯定了在意识形态上争论社会主义的意义限度。其三，“新左派”对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分析，完全建立在一个历史阶段的“成王败寇”的逻辑基础上。他们为了批判自由主义，而以一些完全不能代表自由主义理论的人物浅薄地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拿来作为批判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却又悖谬地容许自己在面对中国历史时，持一种结局式的历史断论立场。

第三、中国关怀的现实判断的错位——这是指，当代中国“新左派”在面对自己论说问题的时局时，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的判断，是与现实中国问题完全错位的。“新左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逻辑是，由于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将问题放置到全球化体系中加以论断，而不应当就中国论中国。为此，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怎么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避而不谈，对于这一经济形式是否能够成功配套的问题也不予关心，相应对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治制度、法治需求予以回避，对于这一现代政治经济运作形式要求的思想以及其历史经验加以简单的否定。从而，对当下中国思想界针对问题症结所做的理论努力，加以蔑视性的评价。事实上，当代中国是否像“新左派”断论的那样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之中，本身就是问题。同时，中国的发展问题如果还被“新左派”认为是必须的话，那么，十分应当首先尊重中国“发展的硬道理”。就是从“新左派”口口声声所谈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路讲，也十分应当承认从经济问题谈起的思想逻辑，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讨论所谓“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相反。假如不把谈论问题的起点在经济问题上“坐实”，也许，“新左派”就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民民主问题，因为，一个对于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问题都不予关注的人士，还凭什么以人民的名义高谈阔论。或许，“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欠发达的中国发展问题，确实有一个中国人忽视自己的紧要问题而专事务虚的后果。这里，可以说，以“穷过渡”为光荣的心理潜影，在“新左派”的论述中恍然瞅到。

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余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于中国问题不分主次先后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于成立。而从其言述的负面结构看，则可以说，这种思路为我们所熟悉，“中国可以说不”已经有粗鄙的表述，而“新左派”所言不过是精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版本而已。

观念支撑

从“新左派”的理论走势看，它有一个累积理论“强势”的过程：从几年前的人文忧患式缕述，到近期的理论直陈，再到当下拿自由主义作理论对手加以攻讦为前提来强化立论，获得广泛的喝彩。新左派也就从主张上扩大解释面，从学科上跨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从言述方式上抛弃恳切的学理自诉而意欲占据话语霸权。分析起来，“新左派”的诉求之所以获得这种理论认同，除了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提供的一些两可解释的疑难素材这些表面东西之外，还有叙述其理论意欲的支撑观念的内在原因。这些支撑观念大致有：

第一，“乌托邦”的先知渴求。乌托邦的构成大致有三：一方面，它在一个不完满的社会政治事物出现之初，就以其高度敏锐的直觉，看出这一事物的不完满之处，并给予指出。另一方面，它对于现存事物采取一种完全的非难姿态，而将自己的满怀热情，要么投向过去，要么投向未来，因此，它具有典型的不妥协的批判姿态。其三，它构想的未来是一个完美的未来，一切过去的现存的问题，都可以一并加以解决。从这些乌托邦的特征上讲，它具有强烈的“先知”性质。对于中国的“ 新左派”来讲，他们的所有论述，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做一个乌托邦先知的内在心理渴求上。它完全具有乌托邦的表面特征：在中国，市场经济甫出，问题也只露出苗头，“新左派”便开始了诊断；而对于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后果，他们则表现出不论东西方情形的同样反感，直接将期望转移到“未来”的完美社会上面；而且，他们一再向人们证明，只有以他们设计的方案，才足以解决现存的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这些方面“新左派”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先知渴求，表现得似乎比西方同类急促得多。这就使得他们的言述越过了乌托邦的合理范围：由于他们期望自己的批判兑现为一种政策导向，因此，就使得乌托邦的理想指向滑落到本来无法务实的层面上，以致于使其乌托邦走向了反面——理想变成完全的空想，批判变成了随意的指责，“先知”也便畸变为对西方鼻祖类似言述的机械重复。

第二，文化研究的方法紊乱。当代中国“新左派”是以文化研究的名义，来分析所谓被自由主义者搞得简单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完全从思想创新的角度切入，完全从意欲要求的所谓制度创新视角审视。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期望，胜过了所有现实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于是，他们在分析问题时，将当下中国复杂交错的问题安排在西方左派的论述框架内加以处理。这样，便难以避免文化研究的空间凌越与时序紊乱。空间凌越，是指“新左派”将西方左派思想不加分析地应用到当代中国来，西方特定地域产生的社会文化问题就好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由于“新左派”未能“贴近粗糙的地面运行”，就只有凌空起舞了。时序紊乱，是指“新左派”不看当代中国的大走势，而将发展中的问题（哪怕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严重问题)读为发展本身之错，再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视同，一味指责一番。

第三，逻辑思维的缺席。由于“新左派”分析问题的思维推进服从于他们的分析“先见”。而他们的分析“先见”又是拒斥现实选择的，同时他们将现实选择视为是自由主义运思的结果，因此，他们就将自己对于现实的愤怒完全转向自由主义。这种多次的转向，使得“新左派”保持其逻辑一致性的难度加大了。在此，他们对于本应区分的自由主义的一些界限就掉以轻心了。这些界限包括认可自由主义者身份的两种情形：即号称的自由主义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亦未能区分真正自由主义者的三重界限：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家。前者是所有知识人都会表现出来的阶层特性。居中一点则体现出信守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人士的独特性，即一种既不同于保守主义者、又不同于激进主义者的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基础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性的特性。后者则是了解自由主义与评价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因为只有他们对自由的系统理论阐释，才足以判断自由主义的正当性与缺失点何在。如果混淆这些界限，对自由主义作出的评论，就难以保证其确当性。

第四，价值要求的绝对优先性与经验事实的错位。由于“新左派”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发生原因与自由主义关联起来考虑，因此，他们以对自由主义价值的拒斥先导，将当代中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先撇开这种评价不说，“新左派” 对当代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指认，具有的深切忧患意识，值得认同、肯定，甚至赞扬。但是，当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就是错置因果关系了。导致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因，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思路，不如说是某些国家政策决策者的失误。“新左派”不敢将问题导因的真相勇敢加以揭示，而将在中国从来都处于孱弱状态，而且对于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无甚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祭出，似乎以杀自由主义来平息民众对近二十年社会变迁郁积的不满。但是，这确实是以向强势力缴械而向弱者示威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其实，在这种论述中， “新左派”虚构的八十年代自由主义倾向的在九十年代成为体制内人物，因此自由主义已经体制化的判断，是不成立的。倒不如说是八十年代有启蒙倾向的学人而在九十年代欲做国策派的那部分人士，成为了体制内的人物。他们，正是九十年代日益“左倾”的、民族主义化的、与资深“左倾”人士携手、共鸣的人士，他们，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些“隐性杀手”不便出场情况下的“显性杀手”。

常识问题

从近现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左派”立论的基点一向是人文激情。所依据的学理基础，大多是人文学术。在形而上学的问题思索上，这种思路也许是可以引致思想创获境地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人文学术对于解释价值领域的问题、说明私人领域的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却对于解释社会问题表现出自己的苍白。人文学术除了为现代社会科学分析研究提供人文意识和道义情结之外，它就必须将自己的解释界限划分出来，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留给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家来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来得更为紧要。

人文学术对于解释社会问题的限度，是由人文学科的构成状态决定的。人文学科以文学、总体历史与一般哲学等具体学科构成。不论几个学科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要期望研究富有创获，主要依靠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的个人化切入。个人的出身、所受的教育、知识的趣味、人生的经历、社会的际遇、内在的体验，诸如此类方面的不同，研究的样态就不同，研究的创获意义大小就具有悬殊的差异。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在这个角度说就是较弱的。人文学者完全可以以抒情达意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个人偏好、个人体验、个人趣味。但是，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它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公共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它对于个人的背景要求是不强烈的。相反，它要求研究者严格约束自己的个人判断，以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基础，来对社会问题加以平静的分析。适当的统计是必须的，规范的分析是重要的，务实的理路是必须确认的，期于健全而非完美的取向是应当认同的。这些现代社会科学特性，恰恰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有着重大的不同。

“新左派”在学科的意识上以自己期望做通人的自我冀望，(20)在未对专业问题做专业分析的情况下，就打通学科界限，将问题胶合在一起，以价值“先见”统率情感议论，以自己过剩的文人激情、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无知与曲解，来谈论一个必须借助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与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才能解释的复杂问题。于是，在常识还没有缕清的情况下，就对跨学科的前沿问题发表议论。议论当然显得是十分博学的，引证也十分宏富，但是风声水起之余，问题依然还是问题。他们既未将问题的源流分析清楚，也未提供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实在思路。除了对现实中些微他们认为值得赞赏的事情(比如未可定论的乡镇企业、村民自治)打几个感叹号以外，他们就撂下摊子，以自己履行了批判责任了事。

(21)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回到常识层面上来讨论问题。这类常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常识。二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常识。从前者来讲，三个方面有必要提出来讨论。其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类型分析与要素比较的辩证处理。“新左派”以对自由主义的二元思维的批判立论。(22)确实，在未经审查地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分析现代社会问题上面，一些社会科学家表现得夸张的僵固。但是，以汪晖所指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来说，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哈耶克对韦伯方法论是重视的。他的市场——计划、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架构，正是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像韦伯、哈耶克等人，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的一些要素，曾经出现在东方社会的事实。(23)但是，完全无法的经验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作类型，只产生于西方社会。这是任何雄辩都完全无法颠覆的历史结论。在此历史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划分开来。因此，二元分析思路并不像论者所说的只是一个“理性的滥用”。同时，西方社会的现展，确实分化出市场—市场社会与计划—计划社会两种社会类型，分化出国家与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对应性社会政治格局。(24)这不是分析者的虚设。当然，这种格局并不见得就是完美的。它在建构与批判的共同敲击下，走向健全。就此而言，对“ 二元思维”的批判具有必要性，但是要将其限制在一个适当的合理性限度内。这个限度就是，类型分析始终只能在相互对应的分析范式中进行，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二元性。假如以另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要素分析，来指责类型分析，就不适当了。

“要素分析”是一种“发生学”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强调从具体因素的异同可比性着眼，来具体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它对分析对象的处理更细致、更合乎历史的具体情形。但是，它不是解释性的，它不对宏观判断提出要求。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取的思维进路应当说是后者。

两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均有其确当性，但亦均有其确当性限度。以类型学观点看发生学立场，会以为它流于琐碎；从发生学视角看类型学思路，会觉得它遗漏太多。将两种方法结合，最能说明历史真相。韦伯、哈耶克均如此探索。而“新左派”却以对类型学分析的拒绝，单纯从发生学角度来衡量类型分析的弱势，是不太公平的。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客观性的必要性问题。“新左派”的价值先设性立场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正是由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资源的有限性的。

(25)但是社会科学分析问题时强调价值中立与客观性立场。“新左派”会认定自由主义取这一方法论立场，是要逃避价值判断，逃避对工具技术手段正当与否的断定。其实，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的价值中立，既区别于“价值祛除”，它在弄清楚事实及其因果关联之后，才予以价值确认；它又区别于“价值先设”，主张在研究甫展开之际，研究者不要持一种以自己的研究来印证个人价值趣味的态度。

(26)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所取的审慎方法论立场比之于“新左派”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偏好，适当一些。

其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划界、分层，与理论概观、科际整合的关系问题。细分问题进行研究，以致于流于琐碎化，而难以提供宏观解释，是西方一个时期科学研究的通病。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大理论”的回归，(27)分析的视野与综合的视野重叠起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区分以及各自内部的学科界限，被人们质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方法时尚。(28)但是，各种学科的研究主体——学问家，能否既做专家，又做通人，在专家与通人之间合成一种理想的研究者呢?对此恐怕不能轻率。我们宁愿取一种先专业后通达的审慎态度。

自由根基

转回头说，“新左派”的立论基点还是对自由主义的直接攻击。因此，一切对 “新左派”的分析，还必须落实到对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有效性的说明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最低限度上回应两个问题：一是自由的祈求与自由主义对之的阐释，对一个期望现代化并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意义何在?二是对于一个期望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来说，又具有何种意义?假如这些问题完全无法予以令人基本信服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就完全可以予以无条件的认同。假如可以予以适宜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全面质疑，其本身就应当加以再质疑。

这种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就能够解决的。它首先要求清理两个理论问题，然后才能进入意义论证的阶段。其一，需要清理笼罩在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迷雾。由于在西方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早就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假自由与自由主义之名，发表所谓自由主义意见，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模糊化了。为此，需要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边界加以划分：其一，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是不同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同的。其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与政治经济权利层面上的自由是不同的。其三，自由是凸显权利而限制权力的，是以制度化的安排来保障公民安适 ，它与容忍不公、打压公民的所谓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其四，从经济角度讲，自由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总的财富积累的活动方式，它对财产权的强调并不偏向资本的占有者，而是从对于公民财产权的普适性肯定，它在财富的分配上，注重公平性。从政治角度讲，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在威权政府与无政府之间寻求一种政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合理政府形态的制度努力。它在社会的介入机会上，注重平等性。(29)由于自由主义对诸自由的关联性加以高度的强调，因此，抽取任何一个方面的自由主张来非议自由主义，就是不公平的。由于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不同，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内部不同的思想人物对自由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单单以其中某一个思想家来批判整个自由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其二，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之必要性加以确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它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建构，也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批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既在社会进程中证实自己，也在社会进程中通过部分的证伪来完善自己；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与社会心理导向，它从来就没有也无法固定僵化为某一模式，它是开放和不断发展的。

自由主义在西方原生语境中，就因应来自外部的批判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调整，以便更适宜社会的需要。

但是，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正当切入点则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以一种随意的指责来进行所谓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以一种先设的否定来抨击自由主义，也是没有意义的。

假如批判甚至解构自由主义言述，是有利于现代社会朝向更为健全的方向发展，那对自由主义将不会是一种悲剧命运。假如以建设性的态度指出自由主义的缺失，那对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将不无益处。?

在清理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方才可以回答自由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问题。这些意义，需要分析和验证。鉴于本文的关注点，只能在此直接指出这种意义在几个方面的投射：其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财富积累有效的方式，它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讲，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其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全化的方式，它对于长期陷于专制极权的中国人来讲，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其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宽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的繁荣，它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思想控制与科学孱弱的中国来讲，可以导引我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前两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期望现代化及现代化中的中国的意义：后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期望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的意义——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没有思想学术的繁荣，也就没有创新的思想空间，当然，所谓的创新就会流于永远的期望。

由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言述，在原生的西方社会是处于一个开放的思想创造过程中的，而通过文化传通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中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创造性发展，就更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于是，自由主义要证明自己对于中国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得以凸显，就依赖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健康成长。自由主义的健康成长，是具有条件性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它的理论基点与自我调整的健全把握能否满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自洽性，即避免理论的可能内在矛盾。二是它的社会基点与生长氛围的宽松性有否保障的问题。在这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外部健全保障条件，使得自由主义有一个良性的发挥作用的条件。前者，使得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误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后者，使得人们可以体会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好处”，不至于将社会的一切不完美之处归咎于自由主义。

(30)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并非因此就获得认可。事实上，现代中国历史上抵抗自由主义的顽强性一直有目共睹。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道义认同，一直受到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挤压，(31)抵抗自由主义的理论与社会基础比自由主义获得的认同要深厚广泛得多。从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受到来自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与各种各样的政客们的共同打击，就此而言，可以说现当代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之外抵制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现实社会政治力量所组成的抵抗同盟。

自由主义的这种处境，完全不像“新左派”认定的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因此要以向主流宣战的边缘姿态来批判它、瓦解它。这对于同情自由主义与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来讲，坚韧地为自由主义说明和辩护的任务，仍然十分沉重。

注释：

(1) 本文对“新左派”的分析，主要以刊登在《天涯》杂志上的数篇文章的解读为基础。

这几篇文章是，1997年第二期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1997年第五期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8年第五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以及在本文即将完成时看到却无法及时做出应答的、1998年第六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旁及《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刊登的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的文章。

(2) 例如韩毓海在文章中寻求理论支持时对汪晖的援引。而汪晖在寻求理论同道时对崔之元的援引。

(3) 汪晖《我们不得不带着枷锁跳舞》，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 年9月11日第2版。此文系该报记者柯凯军采访汪晖的访谈录。

(4)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 月号。该文为汪晖《天涯》1997年一文所特别看重。

(5) 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文。

(6) 参见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天涯》1997年第四期。

(7) 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于王彬彬的文章中。

(8)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页。

(9) 同上，第32页。

(10) 同上，第32—33页。

(11) 同上，第6页。

(12) 同上，第7页。

(13) 同上，第17页。

(14) 参见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文结束部分。

(15) 参见崔之元1994年八月《二十一世纪》文。

(16) 参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明信与张旭东的对话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17) 原为怀特海(A.N.Whitehead)语。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18) 参见徐友渔1997年第五期《天涯》文，文中对《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史》作者马丁·杰对法兰克福学派失误进行分析的一段话。见该期第140页。

(19) 这一点在韩毓海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20）见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序言“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21) 这一点在韩毓海1998年第五期《天涯》上的那篇文章表现得最为突出。

(22) 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的那篇文章，就主要以二元思维批判自由主义。

(2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以及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第二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4) 这一点可以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对西方法律兴起过程的分析。权力的二元(政权与教权)分割与制衡，曾经是西方社会“依法治理”兴起的重要条件。因此，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思想家才如此运思。

(25) 参见朱学勤《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书中对1996年6月美国“得夏书屋” 聚会中崔之元发言的记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6) 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引论》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27)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结语，三联书店1997年版。

(28) 同上，第二章。

(29) 参见三联书店出版《公共论丛》四辑中那些对自由主义理论边界进行分析的文章。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难以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30) 参见任剑涛《论自由主义的成长——汉语语境中的言说》，刊于即将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一辑。该文对自由主义的言述自身的自洽性与成长的外部保障条件，有比较细致的梳理，可以补本文粗疏论断之不足。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学；本土化；国学；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3 — 0087 — 02

一

自二十世纪初社会学传入我国以来，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如何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等问题就一直萦绕在学者们的思考和讨论之中。综观历年来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研究者们大抵沿着下述三条道路进行着持续的探索。

第一条道路是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自严复翻译《群学肄言》，社会学引进中国以来，社会学理论开始在一些教会大学讲授。最早的社会学本土化努力是借用该学科实证的调查方法对中国社会开展的小型调查。比如北京实进会对302名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的调查，这是最初的本土化努力i。这种层面的社会化其实不是最严格的本土化，是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工具，以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为内容的一种学科应用。本质上是在发挥和发展西方的社会学学科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费孝通先生最在他的《江村经济》中，融合了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的乡村社会展开的调查研究。《江村经济》被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赞誉为“人类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ii。此后，国外学者也把眼光转向中国，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社会。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弗里德曼的种族研究、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黄宗智的社会—乡绅—国家研究，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以及武雅士和王斯福的民间宗教研究等。

第二条道路是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探索在这条道路上的研究者力图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努力构建本土化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宏观结构与微观运行进行更精确的阐释。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探索进展比较缓慢，已经完成的理论建构只是应用于本土的生活现象，不能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解释力度，创造的理论也没有走向国际社会学理论的大舞台。真正优秀的理论必然具有非常宽广的解释力，是属于全世界的，需要与国际社会学理论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构建的最广为人知也引起过广泛争议的概念“差序格局”、“团体格局”。近年来，郑杭生教授在这条社会学的本土化的道路上进行了持久的努力。他在一系列的作品中，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理论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描述，显示了社会学学科的独特价值，在社会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翟学伟构建了本土化的人情、面子等概念，对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展开了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iii。

第三条道路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长期从事社会学方法研究的风笑天提出，在应用西方实证的社会学方法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要根据中国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这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造、补充和完善iv。孙立平教授在《迈向实践社会学》一文中，提出了颇具本土化特色的“过程—事件分析法”，这是一种力图像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一样，进行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融合的理论努力v。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从逻辑上分析，社会学学科由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组成。似乎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本土化，就囊括了社会学的本土化的所有可能。笔者认为这三条道路的社会学探索固然对社会学学科的开拓和发展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本质层面上来讲，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学本土化，也不是社会学的中国化。

首先，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对中国社会进行的研究最不能称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因为这种单纯以国外理论来验证和解释中国现象的研究，其实质只是用中国的社会内容来验证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或者是某种中国研究。只是一种对理论的应用或者鉴别，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球化和西方社会学理论自身的拓展，所以它不仅不是社会学的中国化，反而正是推动社会学本土化的压力来源和本土学者的智识竞争的对象。

其次，通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考察中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分析架构确实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本土化味道。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展出更具广泛的解释力度的，突破本土范围内应用的理论框架。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在本土生发出只针对本土社会具有解释力度的理论，那么其实质依然是一种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不过和第一条道路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克服了用“进口”的理论来观照本土事实时经常产生的水土不服问题。但是这些理论没有能够融入国际社会学理论的大家庭中，也缺乏足够的和国际社会学理论对话的实力和地位，更多带有地方性知识的味道。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9

关键词：文明冲突；实质；浅析

在亨廷顿看来，未来世界战争爆发的根源在于文明间的冲突，当前的表现主要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尖锐对抗甚至是战争，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对抗将成为未来战争爆发的根源。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其文化也逐步占据了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不断向外扩张。进入新世纪以来，各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在快速提升的同时，其文化也在快速发展，与此相应的是西方社会的停滞不前甚至后退，西方文明衰落的学说也开始盛行，文明冲突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为一名西方学者，亨廷顿认为西方社会要想在未来社会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进行文明的重新建构，以应付其他文明的挑战，维持西方文明的霸权地位。因而，文明冲突论带有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其实质是防止其他文明的复兴与崛起，维护西方文明的霸权地位，其实质表现在：

一、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文明中心论以及产生的文明优越感

伴随着西方的崛起，西方文明也开始逐步兴起并向外扩张，特别是基督教的忠诚信徒――西班牙、葡萄牙首先向外进行扩张。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西方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特别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是愚昧落后的、未开发的。而作为当今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更是面对着国内外文化的多元化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挑战。美国这些观念的产生都与美国所固有的特性有关，即美国的‘例外论’和‘天生命定论’。”[1]这种文明的中心论、至上论的优越感均取决与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当前，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文化开始复兴，这就给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文明的优越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就为文明冲突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二、文明冲突论的目的在于维护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

现行的文明体系下，强大的西方凭借其强大经济、军事实力，占据了世界格局的主导地位，西方文明霸权地位也建立在现行世界秩序体系下。西方社会主导着体系内的规则和制度，西方文明也开始在全世界疯狂的干预其他地区的事务，甚至发动战争。西方文明的扩张性，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的反抗甚至走向了极端，9・11事件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因而，亨廷顿将当前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强烈对抗，看做是当前文明冲突论的最主要的表现。在其他文明开始复兴和崛起的背景下，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在维护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坚决反对任何一个文明挑战自己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亨廷顿为未来西方文明做出战略规划的基本出发点。

三、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反应

在亨廷顿看来，“普世价值观根源于西方文明”[2]，这种价值观念对于全世界人民都有着同样的价值。但文明间的不同的核心内涵，使得西方的文明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在推广时受到了极大的对抗，以伊斯兰文明的反应最为激烈。同时，西方国家运用其文明的霸权地位，以普世价值观为口号，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横加干涉，甚至直接的军事介入，引起了其他文明国家烦人极大反感和对抗，这也是所谓文明冲突论产生的原因。西方文明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也只是西方社会发挥其霸权作用的一种口号和途径。由于每一种文明均有自己的核心内涵，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并不能适应其他文明的核心内涵，也就导致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产生。未来的中国文明的“和而不同――和谐，主旋律下的冲突话语下的和谐”[3]，才是未来文明体系的真正走向。

四、文明冲突的实质是西方社会对其他国家发展和崛起的恐惧

“西方的双重作用强化了文明意识，一方面，西方处于力量的巅峰，另一方面，西方掀起了普世化运动。”[4]而处于顶峰的西方文明，在普世化运动中的残忍和霸道引起了各大文明的极大反感，甚至对抗。在其他各地区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下，文化逐步走向了繁荣，文明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此相应的是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处于顶端的西方文明对其他正在复兴的文明产生了恐惧。面对这种情况，文明的重新构建则成了亨廷顿为保持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的方式。也正是由于这种恐惧心理，西方学者幻想着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清算，使西方文明真正的沉沦、灭亡，不断夸大文明冲突。

五、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构建西方文明未来霸权的基础

在文明冲突的面前，维护西方文明的地位和活力成为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向。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并团结西方文明阵营来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挑战。”[5]在西方文明相对实力下降的趋势下，西方社会应构建西方文明的根基――大西洋共同体。通过建立北约框架内的防务和安全；对法治和议会民主的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从通过文艺复兴而继承的希腊和罗马的共同的欧洲文化遗产，到我们本世纪的共同价值观、信念、和价值，以维持文明的主导权。因而，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就是为西方文明的未来作出战略规划，维持其在文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结语

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华文明也开始重新焕发光彩，但中华文明不会像西方文明一样对其他的文明进行压迫和同化。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地位而建构的文明冲突论，并不能完全反映未来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文明间的那种控制与对抗将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在未来的文明体系中，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各文明间和谐相处才是真正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茂：《评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D]，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第9页。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3]刘长明：《文明的和谐――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J]，学术界，2003年1月，第47页。

西方社会学论文篇10

随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发展到现代化社会形态，使得现代性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中国现代性是指对中国现代社会本质的概括，因而需要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但是，我国社会的现代性中有很多东西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因此，我国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框架、基本假设和概念系统等都具有西方社会学的烙印。这种包含太多西方社会学东西的社会形态根本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中国风格对于指导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并且设计的方面也很复杂，但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始终是一个整体，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需理论形态应该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加应该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以适应现代性的发展新要求。但是，理论始终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我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近年来，由于西方霸权主义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我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应该建立具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因此，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所有不同形态结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因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具有很强的内在统一性。

二、现代性的变革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转换

社会的出现虽然与现代性存在很大的联系，但是社会学并不是现代性发展的产物，而且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具有直接的联系。现代性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观念，因而现代性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下。因此，一旦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受到西方社会学理论影响较大，就会使得我国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中含有早期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思维框架。目前，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然而，现代性的变革使得当代社会学理论正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转变。对实证主义的发展进行总结，也是对西方早期的现代性进行省察，因此，现代性正在引领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转变。在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实际发展的过程之中，带有西方色彩的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我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是顺应了早期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需求。现代性能够体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性思维和价值态度。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形态的主要目的是把社会科学的理性原则扩展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让人们通过理性的抉择，以认识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性。当然，我国在实际中所认识到的实证主义并不只是理性主要的一个结果。因此，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也只是理性主义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应用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思想框架中，一般蕴涵着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实践与理论等多方面的社会理论。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形态进行总结，并且对西方早期的社会现代性进行省察，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学理论正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现代性变革与社会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理论背景是构建我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重要依据。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