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十篇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1

1.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演进

2.面向规划学科需求的城市社会学教学研究 

3.城市化、公共政策与城市认同——市民创造城市:城市社会学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探索

4.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视角

5.城市空间结构分化的社会学解析:经典与启示

6.城市社会空间分化如何可能——西方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的中国意义

7.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理论述评

8.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9.试论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10.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困境——兼议城市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11.浅谈城市规划层面的城市社会学研究

12.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

1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社会学  

14.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 

15.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

16.城市社会学教材建设中的问题和思考 

17.恩格斯早期城市社会学思想及其当代回响 

18.城市社会学的产生与理论发展 

19.农民工居住形态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20.城市文化研究与城市社会学的想象力 

21.群体性“冷漠行为”的社会结构成因分析:一种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22.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23.何谓“空间”——一种来自城市社会学学科的思考 

24.社区、空间与城市社会学——再议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5.城市人的社会特性——源自城市社会学的理解和认识

26.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27.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生态学视角 

28.反思性延续:认知视角下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流派

29.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0.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研究——以《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为例

31.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32.城市社会学视阈下城市规划理论的演进 

33.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 

34.试析人类生态学范式与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之不同 

35.论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

36.新城市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特征

37.在社会学和城市学双重视野中发展城市社会学——兼论在新的城市社会学框架中的城市社会发展与预测研究

38.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39.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态与城市融入——基于城市社会学视角

40.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41.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42.日本城市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43.关于城市社会学界定的辨析与整合

44.城市社会学实践教学环节的创新性探讨

45.城市社会学视角下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与开发——以闽侯县南屿镇为例

46.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47.新移民浪潮中的城市社会学浅析

48.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

49.当代大学《城市社会学》课程组织与教学改革探讨

50.城市商业步行街区建设的社会学研究  

51.城市社会学主导下的旧城更新之路

52.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早期发展

53.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原理》简介

54.有关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若干探究

55.城市社会学的领域及理论流派

56.社会学渗透下的城市规划泛论——兼论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规划

57.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的社会学分析

58.基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探析

59.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一) 

60.从城市社会学视角看我国城市传统古建筑现状——以南昌老城区传统古建筑为例 

61.对照教学法进行城市社会学教学的模式研究

62."社会空间视角":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63.教育与城市互动关系新探——《教育与城市空间生产——基于对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拓展》评析

64.城市社会学带有倾向性的理论问题——介绍《城市社会学》一书

65.从城市社会学角度重构旧城改造的和谐对策

66.新城市社会学

67.我国城市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 

68.集体消费理论对城市社会学经验的再认识

69.新的城市社会学 

70.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71.城市空间社会学:溯源与拓展

72.新城市社会学下我国当代艺术社区的逻辑探寻

73.城市社会学

74.北京学——从城市文化生态学到城市社会学

75.社会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76.足智多谋的城市:梦想与忧思——国际城市社会学与区域发展协会2013年学术会议纪要

77.解读《新周刊》的城市社会学

78.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79.论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80.近年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概述

81.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概况 

82.必须重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

83.要重视社会学在城市建设上的作用——《新城市社会学》读后感

84.城市的形式与内涵——关于《城市社会学》的课程教学研究 

85.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86.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内外城市空间研究述评

87.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解构”与“结构”——新城市社会学的视角

88.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分析

89.阅读城市的社会学视角——评《巴黎社会学》

90.评《城市社会学》 

91.芝加哥城市社会学与实证研究的发展

92.当代日本城市社会学探析

93.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化

94.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成立大会综述

95.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96.唐长安文明成就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97.研究城市社会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介绍郑也夫的《城市社会学》

98.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以沈阳为例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城乡规划学；课程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240-02

2011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印发了《学位指导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其中，“建筑学”一级学科中的“城市规划”二级学科被分离出来，并被设置为新的“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这被认为是“我国国情所地，是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模式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的需求，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求，也是中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的需要”[1]。随着这一宏观形势的变化，原来以培养城市规划与建设人才为主的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必然需要重新建构才能与学科的调整与发展相适应，才能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相适应。

一、城乡规划学的内涵

1.城乡规划学是对城乡统筹问题的认同与回应。从21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和出路则在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号召；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据相关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7.5%，三次产业结构为12.8：52.2：35.0，农业就业人数只占就业总人数20%。从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看，中国总体上已经基本具备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条件。因此，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与发展将有利于城乡统筹战略思想的有效实施。

2.城乡规划学将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的统一。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一直都将城市物质空间作为研究的主体，将城市看作为一个放大的建筑物，一直过分地强调城市规划的工程技术性和审美意识。1960年后，欧美城市机体的高度复杂化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得城市规划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2]。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带的问题也不断增多，以致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地理等其他学科理论和交叉思想不断来调整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如吴良镛院士提出了“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任致远研究员提出“城市科学”等。纵观世界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盖迪斯的“人与自然融合”到芒福德倡导的“区域整体协调”等思想，正如尼格尔・泰勒所言：二战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经历了规划方法变革和规划重心的转移，在不断地批判与反省中，城市规划早已不再是早期单纯的空间设计，而走向了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道路[3]。

3.城乡规划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从传统的城市规划到现代的城乡规划学，不是单纯的物质空间研究范围的扩展问题，而是要研究城乡空间统筹中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也不是工程技术应用面的扩展问题，而是涉及公共政策、法律法规、历史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城乡规划学的研究对象是城乡生产、生活空间安排、空间管制以及相互关系。研究内容包括：城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土地统筹利用与设计、城乡土地利用空间管制、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与基础设施规划。

二、现有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从1952年开始设立城市规划专业至今，已有约60年的发展历史，其专业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教育评估体系等是作为建筑学之中的“工学”门类来进行构建的。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规划学科的知识结构和职业需要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建筑学”为专业主体的传统内容[4]。因此，相对于新的城乡规划学，现有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1）重视城市物质空间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训练，使得学生在城市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不足。比如始终强调“城市是扩大的建筑”这一设计理念。（2）重视规划技术手段和工具运用的教育和训练，使得学生在政策理解、法律运用、沟通协商等人文素质方面的能力不强。一方面表现在相应的课程缺乏，另一方面表现在训练或实践缺乏。（3）缺乏乡村自然、社会、经济等理论知识。由于学科发展长期以来都以城市的规划与设计为对象，不仅导致乡村理论研究十分薄弱，人才培养也局限于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目前的新农村规划与建设中，就是沿用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方法和思想。

三、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

1.人才培养定位。以自然、社会、经济和人文构筑而成的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极其复杂、综合的巨型系统，是在各自不同或特定的地理条件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城乡规划作为城乡社会经济建设的龙头，无疑是要致力于城乡空间的有序发展，致力于城乡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从而为城乡居民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人居生态环境。因此，城乡规划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承担着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人才的重任。宋绍杭等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统筹和谐发展态势，要求未来城乡规划专业人才要承担起城乡建设、区域发展与城镇化、城乡社会服务与物质形态设计、城乡规划管理与法制等重要工作[5]。

2.课程体系构建。根据人才定位，参照全国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建设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可划分为理科类、文科类和工科类课程等三大类。其中，理科类课程包括城乡地理学、景观生态学、资源学、空间经济学、可持续环境和系统论等；文科类课程包括城乡住房社会学、土地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行政管理体与法规等；工科类课程包括城乡土地利用规划、景观设计、道路与交通、建筑技术、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城乡社区规划与建设、地理信息系统等。以上三大类课程体系中，理科类以培养理论基础为主，文科类以培养综合素质为主，工科类以培养技术技能为主，从而达到培养城乡规划综合型、创新型、社会型人才的目标。

传统的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已经走过了60年，新的城乡规划学站在了时代的起点，抓住机遇，探索创新是当前城乡规划专业教育必然的选择和共同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关于广泛征求《增设“城市规划学”为一级学科论证报告》意见的涵[EB/OL].

http：//省略.cn/news/shownews.asp？id=232

[2]杨俊宴.城规专业学生能力结构的雷达圈层模型研究[C]//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2011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3]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流变[M].李白玉，陈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4]赵万民，等.关于“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的学术思考[J].城市规划，2010，（6）.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3

正当人类张开双臂迎接千禧之年，世界欢呼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在原《城市经济》的基础上创刊了。

《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在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不仅具有独特的背景和环境，而且赋予了它光荣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领导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精髓，明确规定了《中国城市经济》的任务内容，确立了正确的办刊方针。

德高望重、才识卓异的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汪道涵同志亲自题写刊名和撰写发刊词。他指出“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我们正站在新的伟大历史的起点。中国进入一个城市迅猛发展的崭新阶段。”在21世纪，中国要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中国城市经济》应当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城市及城市经济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对《中国城市经济》，寄予厚望。他期望《中国城市经济》要面向城市经济实际，多登实际的东西，要抓重大课题，要登重要研究成果……,要有信息性、参考性、实证性，对城市经济工作真正起到咨询指导作用。

《中国城市经济》创刊已经整整的五周年了。

五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成长中，发生并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件，是奋发向前，光辉灿烂的五年。2001年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为此2000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和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总书记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了“三个代表”的思想；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的文件。

五年，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稳步地走向现代化。

五年，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科研和教育中心的城市，成为现代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和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全面步入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新的征程。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和建设规模是过去任何一个五年所不能比拟的。

五年，城市的发展和进步推进了城市理论的创新和建设，城市理论队伍正在不断的壮大和成熟。

二

五年，《中国城市经济》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1、坚定不移地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按照创刊《中国城市经济》所确定的方针，坚持以宣传贯彻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办刊的首要任务和指导思想，密切配合党的重大的方针政策，紧跟国家前进的步伐。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六大一闭幕，2002年第12期《中国城市经济》，结合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集中宣传贯彻十六大的精神，发表了汪道涵、王茂林等同志和刘淇、等大城市领导学习十六大、贯彻十六大、宣传十六大的重要文章。

本刊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十六届三中全会等都大力宣传贯彻。态度积极、反映敏锐、行动迅速。

2、积极及时地反映重大战略问题。加速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城市发展与建设的首要问题。《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配合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组织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并且发表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李铁映同志“关于加速我国城市化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文章。文章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城市化重要问题，明确提出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处理好地区关系”，“确立协调的城乡关系”，“充分重视城市的内涵发展与环境生态建设”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明确指出，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要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科学办事”。李铁映的文章在当时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指导城市化的推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地组织城市化搞得好的浙江等有关省市的领导和管理部门的文章，介绍其经验和作法，产生了典型和示范效应，对推进中国城市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一以贯之地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需要建设有特色的城市，因为城市是核心。《中国城市经济》面对一些城市发展中“千城一面”照抄照搬西方城市的偏向和弊病，组织有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文章，刊登阐述重视城市特色的理论文章，这有利于克服这方面的问题。

4、脚踏实地地为城市、为实践服务。开发西部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重要战略，在我们的杂志中刊发了许多来自西部地区或研究西部问题专家的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指出，开发大西部要充分重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更要充分发挥城市，特别是西部大城市的中心作用，同时探索西部城市建设与发展，推进西部城市化的对策和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5、一心一意地坚持服务于城市的方针。《中国城市经济》始终坚持服务于城市的方针，根据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新经验、新问题和新课题，组织相关的文章，介绍有关的经验。我们发表了不少城市、部门、企业的典型经验。而且通过杂志社联系面广等特点，加强与城市的广泛联系，想城市居民之所想，急城市领导之所急，组织专家为城市服务。

6、始终如一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城市经济是极其广泛的领域，涉及各行各业，《中国城市经济》在牢牢把握大的政策方针的前提下，发表了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的文章，如城市步行街、城市社区、城市企业、城市教育等，题材非常广泛，文章十分活泼，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等，但又不失专业性刊物的特点。同时，《中国城市经济》作为城市领导的园地；城市专家的平台、城市企业家的俱乐部，发表了来自各方面及不同观点的文章，展开有意义的讨论，作者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7、积极推进和支持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五年来《中国城市经济》发表了从事城市经济研究的学者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许多文章具有明显的理论深度，富有创新性和探索性，产生了不少理论闪光点，对推动理论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有明显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11、12期合刊“城市金融”专栏特华财经研究所撰写的《首都金融业发展战略报告》是既有深刻理论，又有丰富实际，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突出专业的好文章。有利于城市金融的学科建设。同时，《中国城市经济》有选择地发表城市经济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习作，得到了社会的好评。

8、不断探索和前进。《中国城市经济》在办刊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曲折，特别是经费的困难，也出现过一些波折，但是，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具体领导下，不断的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总结经验教训，使《中国城市经济》杂志不断前进，特别是2003年调整领导班子，充实编辑力量，改进版面，由黑白版改成彩色版以来，出现了新的面貌和气象，发行量也随之有所增加。

三

杂志面临三个新的环境，一是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面临许多重大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课题。杂志不仅要予以及时的反映，而且要作出科学的理论阐述，提出正确的建议和方案。对杂志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是面临杂志如林，竞争激烈的情况，如果杂志不能创新和改革，办出自己的特色，杂志不仅不能发展，甚至连生存都很难，或者被淘汰；三是杂志的作者和读者的队伍越来越宠大，构成和层次发生了变化，赏读兴趣和审美观念都越来越多样化，这对刊物的内容安排及版式设计、发行样式等都提出了挑战，当然，也为杂志的发展变革提供了新的广阔的空间。

1、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在推进城市和城市建设发展中同样出现了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中国城市经济》作为一份科学杂志、专业杂志，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尊重科学、宣传科学，推崇科学，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唯科学为大，唯科学为上，唯科学为高。发表具有真知灼见、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文章，使《中国城市经济》成为坚持科学、捍卫真理的卫士，支持科学发展的斗士。

坚持科学的世界观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先进的道德对待科学。坚持正确的学风。

2、发扬科学创新精神。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前沿，是中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竞争首先是城市间的竞争，创新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城市生命力之所在。任何城市都必须具备持续的创新能力，不断的创新精神。《中国城市经济》要把发现、发扬和支持城市的创新放在首位。特别要鼓励城市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建设创新。为此，研究城市发展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动向，增加对新生事物的洞察力，提高政治的敏感性和经济的前瞻性、预见性。使《中国城市经济》从内容到版面，从作者到编者面目一新，富有创新精神。

3、坚持创导先进的理论。在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理论也是五花八门，对许多事物、问题和事件都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有的是正确的理论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及广大群众的利益。但是也有的是反映了陈旧的观念和思想，只有先进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因此对一个杂志来说，不仅要有政治上的敏感性，而且要有理论上的高度鉴别能力。发表坚持“三个代表”原则，特别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文章。永远站在理论的前沿。

4、坚持正确内容定位。目前杂志如林，竞争激烈，形式各异。有的杂志用高质量的纸张、精美的印刷、美女图片、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等吸引读者的眼球，甚至用不健康的、低级的、黄色的不堪入目的画面期望博得读者的欢心。《中国城市经济》作为专业性、学术性、高层次的刊物必须摒弃世俗的、低级的观点和做法，坚持正确的内容定位，形成自己独特的、健康的风格，同时注重内容的可读性、广泛性和形式的活泼性和文字的生动性和规范性。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4

关键词：城市社会网络；城市；城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117-05

社会网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观点，也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很难说社会网理论是从城市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理论，但相关的大量实证成果都来自对城市的研究，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城市社会网络研究是社会网理论的主体组成部分。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兴起于现代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从网络角度反映出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我国目前正处于大规模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有意义。

一、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关注城市个人关系网络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就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社区联系往往超出实际界限，主观划定的社区不能真正反映现实，他们由此将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研究小渔村、家庭等社会单位。初期的社会网络研究主要是用于小群体，后来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

在社会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应用社会网的理论视角、方法、概念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工业化引发的大规模城市化使社会学家将关注点集中于城市，其中，城市人际关系解组是当时社会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城市化进程使陌生人定居在偶尔相遇的聚集地，加之受现代主义理性牢笼控制的市场经济的影响，现代都市生活盛行一种消解情感、疏离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社区的人际关系淡化，凝聚力和归属感减弱。研究人员担心移民在离开原住地后，会在大城市中陷入孤立和绝望的境地。然而20世纪中叶英国人类学家对城市移民的研究发现，移民不但在新的城市中找到了紧密的支持性联系，而且他们同故乡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城市移民具有由乡村部落、居住地和工作地组成的复杂的支持性网络，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也不再局限于邻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域对于人们交往的限制越来越小，当代城市居民不再完全是一个地域共同体或亲属群体的成员，而是众多的、特殊化的、以兴趣为基础的社区成员。社会网络研究者认为如果将人际关系放在一个有限的城市邻里地域中，会错误地宣称城市居民处于隔离和孤立的状态，他们开始研究一种网络意义上的，以个体为中心的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20世纪60年代以来，劳曼、韦尔曼、费希尔等一批学者进行了许多有关个人网络的研究。以韦尔曼为代表的研究发现，城市人际关系具有非地域和稀疏密度的特点，网络一部分由亲属组成，他们的关系是紧密联系性和广泛支持性的，一部分由朋友、邻居和同事组成，他们的关系是松散联系的、伙伴式的、特殊化支持的，也是与其他社会圈子相关的。其后，学者们又将个人网络与社会支持、求职、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获得、社会问题讨论等方面联系起来。美国学者格兰若维特根据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的不同，将关系分为强弱不同的类别。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出强关系，而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群体成员相似性较高，所以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分布广泛，可以跨越社会界限去传递和获得信息。格兰若维特进一步指出，在寻找工作中，能充当信息虻谋囟ㄊ侨豕叵怠C兰华裔社会学家林南通过对格兰若维特“弱关系”的拓展与修正，发展出了社会资源理论，其核心意义是：社会是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组合，弱关系的作用是将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而真正促进人们地位流动的是个人在社会网络中可以运用的其他人的资源，即社会资源。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来的，他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以及社会网络联系，它们有助于个人目标的达成且获得回报。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柯尔曼在此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与社会团体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指出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越多，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社会资本就越大。社会讨论网是个人主体网的一种特殊类型，它由美国社会学家博特于1984年设计，博特认为每一个人都会与特定的对象讨论重要问题，这个由讨论对象组成的社会网就构成了个体的讨论网。

二、 城市社会网络的网络结构观

在社会学者看来，城市人口高度集中，从而分化出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社会群体，城市社会就是不同人口分工协作的结果。城市社会关系的形成方式即城市社会秩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和社会学关注的主题，而社会关系的形成源自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城市社会网络研究提供了网络人际关系如何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结构型视角。这种研究视角遵循如下基本假定：

行动者及其行动被视为相互依赖而非独立的单位；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是资源传递的渠道；个体的网络结构情况对行动者提供机会或约束，并转化为行动者之间持久的互动模式。

根据这种研究预设，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形成了特定的分析范式：首先，社会是由网络而不是群体构成。人们因为资源的交换、依赖、竞争和联合结成关系网络，整个城市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其次，网络关系及其潜在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决定着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城市社会网络不仅影响着微观互动，同时也为网络成员提供了接近其他人的机会，网络成员运用直接或间接联系去涉取资源。关系网络影响着资源、信息、财富的获得，一个人实际占有的资源并不是全部，他还可以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亲戚或者朋友那里获得工作和生活资源，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并不一定拥有较少的资源。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资源的涉取能力。再次，规范产生于社会网络系统。网络关系为人们行动提供了限制和机会，条件是人们展开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在实际行动中根据自己的位置生产着社会规范，从而适应宏观的社会系统。

城市社会网络分析范式为人们分析城市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或出发点，正如社会网络分析的领军人物马克・格拉诺维特指出，网络分析按照具体的实体，如个人、群体和组织中的关系来解释社会行为和组织表现。网络结构观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地位结构观的不足。这并非说地位结构观是错误的，“但仅仅从这一点考察社会结构具有片面性，又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而且有可能产生理论误导。”[1]地位结构观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或是以拥有的财富、权力、声望等要素，将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划分为不同类别。当城市社会是由多种社会网络成员资格的人们交叉形成的复杂系统时，基于对有界限群体的描述会使得对复杂社会系统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这种类型或范畴的分析将每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看作独立的单位，关注个体所具有的社会与经济属性，把每个成员的特征聚集起来当作群体的特征，这种类别分析没有考虑到个体背后隐藏的结构关系，即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假定具有相同属性和范畴的个体会按照相同或类似的方式行事，在最终意义上，属性分析是心理学的和唯意志论的。网络结构观则从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性质，诸如亲属、朋友或熟人，关系强度，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以及网络的规模特征出发来认识个体在社会结构的位置。网络结构是一种依赖型的联系网络，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关系的位置和网络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稀缺资源并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网络分析者集中分析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决定因素，排除了心理动机，把态度和规范看作位置的结果而非原因。因而，集中探讨关系的网络结构分析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特色。

三、我国的城市社会网络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居民的交往联系，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林楠主持的“天津城市居民生活状况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蔡禾对城市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意向研究，阮丹青、周路等人对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的分析，张文宏对城市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等等。随着社会网络理论影响的扩大，城市社会网络研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涉及社区社会网、农民工、虚拟社区社会网络等诸多领域。这些研究总结了我国现代城市社会网络的状态和特征，例如，张文宏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分析，发现亲属关系仍然是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核心。在亲属网络中，配偶相对于父母、子女相对于兄弟姐妹的地位更加重要。朋友在个人的整体社会网络中占有突出位置，同事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关系[2]。而对于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来说，他们的社会支持关系很少，社会讨论关系更少，他们的交流主要发生在流动带来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初级关系之间[3]。

我国学者的研究一方面证明了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交往机会与限制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关系强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具有解释效力，并依据中国现实修正了西方的社会网络理论，建立起切合我国实际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社会网络与职业地位获得”研究为例，边燕杰、张文宏于1999年对城市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指出，在计划体制下，社会网络通过强关系影响计划分配的具体方案，使关系使用者获得心仪的职业。双轨制和转型时期，强关系仍然起着人情交换的作用[4]。随着劳动力配置市场化的不断凸显，流动者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是信息，而不是人情，这预示着正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机制可能比较发达，而劳资双方的信任机制、规范机制、监督机制等存在很大的漏洞，需要人情网络或强关系来补充[5]。

另一方面我国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又发展了本土的“差序格局”理论。社会学家M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应当是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结构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同时也是分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关系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6]学者们不但验证了差序格局的存在，同时揭示了差序格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变化。李沛良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差序格局”中的“利益”倾向日益明显，“差序”关系呈现某种“情感加利益”的混合，出现了“工具性差序格局”。孙立平在此基础上更是认为传统“差序格局”不仅仅是一种人伦模式，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格局，其分配模式主要沿着血缘与地缘关系展开，这也是血缘与地缘关系之所以重要的原因[6]。因此，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中蕴涵着伦理、情感与利益三种要素[7]。

四、城市社会网络研究成果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考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因此在城市中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是人们适应城市社会的本质途径。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一个支配性的文化，面临多族群和多文化的移入，城市人的相互适应与整合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社会关系如何被个体性和生活共性共同塑造？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对此的回应不是提供一个固定程式或明确答案，而是围绕一些核心概念、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策略，创造一种分析工具或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城市化浪潮，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学者运用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城市社会关系，揭示了在宏观社会变迁影响下的个体交往状况以及城市社会整体的网络结构。这成为我国城市社会治理重要参考。

通过研究人口聚集区（城市、城镇、社区）探寻社会规律，进而指出社会问题的症结，这是社会学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在工业化社会中，城市是一个经济单位，然而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愿意将城市看作是一个为生产而消费的主体构成的社群。如前文所述，个人的社交能力和交往范围决定着个人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以及获取资源的能力，这是认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方法，同时也为我国社会规范的制定以及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一种网络的视角。

传统社会暗含着社会结构的起源。西方学者在研究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社会失序问题时，有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结，他们回头对传统社会加以探索，以期寻找提炼现代复杂社会关系模式的思考基础。例如，滕尼斯将传统社会亲密的生活状态定义为“社区”，迪尔凯姆则称之为“有机团结”，以期从传统社会中寻找有机团结的根源。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村时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也成为理解当代城市社会关系的重要参考。目前，我国学界对差序格局阐述最多的就是社会网络研究，网络研究者们以“差序格局”来审视城市居民的交往、讨论、支持等领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我国城市的社会关系状况。

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治理的目的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和培育社会资本。这里讲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和集体为中心，而非以个人为中心。这种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群体的规范、价值观或信任。社区居民的交往会产生社会资本，这种集体规范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求，并使整个社会的整体生活状况得到提高。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社区仍然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虽然居民从社区中获得的谈心、咨询等精神性社会支持较少，但居民仍然可以从社区中获得工具性和陪伴性的社会支持[8]。这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实际参考，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依托社区居民社会支持网络培育社会资本，同时了解社区居民的社会支持行为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社区居民社会支持的内容。

五、结语

城市社会网络是源自西方的理论，由于人们的实际交往要受到自然存在的血缘、地缘的限制，特定区域的社会规范也会影响着网络的形成，因此城市社会网络研究的议题都有一个重要的“本土聚焦”。李沛良曾经将我国的实证研究分为“依附性”和“适切性”研究。前者是验证西方的概念和命题，后者是建构具有当地特质的概念与命题，也即是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我国学者在城市社会网络本土化方面已经做了积极的探索，如李沛良关于市民“工具性差序格局”的研究，边燕杰用“拜年网”和“吃喝网”来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社会资本。作为相异于地位结构观的一种社会分析方法，我国的城市社会网络研究应当发展出相关的理论，与此预期不同的是，截至目前，我国社会网络研究还没有发展出类似于“差序格局”那样被社会科学界普遍认可的理论。这是社会网络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植根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将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称为21世纪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因素。对于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社会网络进行研究，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关系提供了扎实的资料，还为作为一门国际性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贡献一份中国学者的智识。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张文宏.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

[2] 张文宏.宏观社会结构变w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变化[J].天津社会科学，2006（2）：67-71.

[3] 任义科，杜海峰，陈盈晖.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03.

[4]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

[5] 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上[J].江海学刊，2011（2）：104-112.

[6]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5）：20-30.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纵览目前城市研究的现状，城市伦理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作为人类的聚集形式的城市内在地具有伦理属性。而从城市的产生发展、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城市化以及城市文化建设等角度来看，城市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城市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伦理学界还没有对城市伦理的专门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伦理学，还是伦理学无法与城市研究相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研究与伦理学的结合有无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伦理有何意义的问题。

（一）城市的伦理本质

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论、道德现象、道德问题等等，属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应用伦理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学科”。另一种含义是指城市本质的伦理蕴涵，即作为人类聚集形式的城市的伦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是对城市的伦理学解释，即从伦理学的视角解读城市。从学理上说，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但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根据，而且后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城市伦理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阐述城市伦理。

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或人类的聚集形式，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是城市的历史发展。从目前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之维，存在于每一个人类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内在地包含有伦理因素，或者说，城市先天地具有伦理的属性，城市伦理是城市本质的体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的产生过程或者称之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城市共同体由于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与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群体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社会学强调城市社会独特的建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经济学强调城市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管理学关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人类学则从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方面来界定城市共同体，而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城市共同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伦理。首先，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其次，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础；第三，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共同体的变迁。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与城市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探讨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涵盖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城市的各种历史形态，阐述了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城市伦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的基础和依据。城市管理学主要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城市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为目标，以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为对象，对城市运行系统做出的综合性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活动进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体（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市民）与城市管理客体（包括各种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的交往和互动，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管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城市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这个城市所在的人口、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发生互动，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层面，从各个侧面展现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城市的伦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伦理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研究城市伦理的意义

1.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

城市伦理是伴随着城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伦理也有一个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人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要在这个人工环境中保持城市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则或游戏规则——城市伦理。2.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

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规则。所谓交往就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源和动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交往活动，除了具有一般的人类交往具有的特点（如主体间性、语言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物质性和历史性等）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众文化的影响、市民社会的结构、工业文明的历史、公共领域的变动等等，都与城市交往的规则即城市伦理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互动。

3.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意义。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几个方面，而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空间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文明产物，城市化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过程。因此，城市伦理显然占据了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开创城市新面貌的关键因素。

4.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发展城市文化。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6

关键词：城市美学；新型城镇化；地方审美经验；江南城镇美学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16）01-0008-05

一、国内外城市美学简况

西方城市美学，与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相关的城市社会学的长期历史紧密相关。加拿大的卡尔松（AllenCarlson）、芬兰的瑟帕玛（YrjoSepanmana）和美国的贝朗特(ArnoldBerleant)，分别以他们关于人类居住的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Esthetics）的理论和实践，以批判人类中心论为基础，建立了自然高于人工、人居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审美原则，成为现代西方城市美学的典范。西方城市美学与一般城市社会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不同，侧重于对既有城市做出肯定的美学（positiveAesthetics）判断，并据此对既有城市的否定的美学方面（negativeAesthetics）给予批评，从而给批判单纯功能型城市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复合审美型城市的发展，达致城市功能和城市审美的适度协调。马克思的文艺社会学和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对现代城市美学也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将文艺的生成置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关系中，说明人类社会的文化行为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任何个人或政府的意志为转移。布尔迪厄特别关心文化产品的社会生成条件和环境因素，认为“审美场域”中的“审美惯习”，身处客观环境的机遇和限制与行为者的倾向和选择的相互作用之中。现代城市美学体系是一个物质符号和精神符号的集合体，其对于作为社会整体审美趣味的承载者的社会个体、社会群体的审美惯习的熏陶和引导，是审美惯习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城市审美惯习的形成，主要由城市外在的建筑和自然景观的审美品格、城市内在的人文传统的培育和传承来承担。[1]现代欧洲的许多著名城市，无比体现了一个特定文化场域对于一个审美惯习的发扬、以及一个审美惯习对于一个特定文化场域的维系二者之间的功能性互动作用。西方城市美学与城市建设的有机联系，构成了城市美学的系统性、综合性和批评性样态，使之成为既担负城市文化传承重任，又对城市建设做出实际贡献的重要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中国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和城市美学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虽历史很短，但却内置了丰富而复杂的现实背景和严肃而尖锐的政策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物质积累，给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同时也给个案地区原有的物质文化生态和非物质文化生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体现出一种破坏与建设同行、毁誉共生的复杂局面；这给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提出了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纲领，特别强调要注意现代化与文化之间的生态模式和协调发展，使城市在功能与审美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文化样态和生态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制定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第十二章《促进各类城市发展》关于在重视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同时重点发展小城镇决策，第十八章《推动新型城市建设》关于加快绿色城市和人文城市建设决策；二者因此而成为中国当前城市美学以及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指导性文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鲁枢元、曾繁仁、陈望衡、刘士林、程相占、王诺、胡志红等，开拓了新时期中国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文化符号、公共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的普遍关联领域，然而具体到城市美学特别是江南城镇美学，论题分散于文化传承、山水风格、园林建设、城市色彩、旅游布局等局部话题上，但在理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批评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等多重、整体批评视角上，还没有跟上西方城市美学的步伐。因此，密切结合中国城市的普遍现实，从区域特色城镇个案出发，建构江南城镇美学，就成为当前浙江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美学特别要优先关注的典型性问题，并因此而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范例。江南城镇作为著名的吴越文化旅游城镇群，集中散布于浙北、苏南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太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平原，包括宁波地区、绍兴地区、杭州地区、嘉兴地区、湖州地区、苏州地区和上海地区，既包含综合性极高的区域中心城市、又包含特色鲜明的中小城市，也包含认同度极广的小城镇。在当前城市建设纷纷以“现代”“国际”“全能”的名义，漠视城市审美风格传承，而城市审美风格愈来愈趋向同一化的时候，江南城镇正是在自然与人居、传统和现代、公共精神和个体趣味、城市品格和大众审美、大城市和小城镇、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广泛联系性上，显示出作为现阶段中国城市美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高度典型性和针对性来。[2]因此，以江南城镇作为特色城镇个案的城市美学研究，无论对于江南城镇发展，抑或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江南城镇美学研究，强化了这样的城市美学立场，要彻底摒弃工业化高速扩张时期的人类中心论痼疾，建立自然高于人工的环境美学观，让自然与人文占据城市生活的制高点，要求城市的外在形式即公共建筑、民居、街区、自然、景观，必须服从于灌注于这些外在形式之中的主体人群的审美传统、审美个性及其人文历史传承，从而使城市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同时，还维护了传统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原生态生存及其现代性取向，作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城市美学范例而为中国城市美学建构提供典型范例。[3]

二、江南城镇美学的理路

江南城镇美学沿着以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理念整合城市美学的学科内部思路，以及以城市美学制约城市经济行为和城市建设法规的学科外部思路来进行具体研究。在学科内部思路要以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理念整合城市美学。自然美学侧重于人对自然的审美维度发现，其最高形式是生态美学，注重大自然的环境对人的审美启发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城市美学侧重于环境即人工景观和城市周边有限自然的审美维度发现，注重人化自然的审美规律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4]城市美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生态美学为根本理念、以人与环境的和谐的环境美学为具体导向；在此基础上，反思艺术哲学的“如画美学”关于艺术人工一贯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审美误导，及其造成的业已成为现代城市审美的普遍现实的消极审美价值，[5]从而将日常审美惯性对城市人单方面的审美剥夺（aestheticdeprivement）所遮蔽的丰富之美给予重新发现，[6]还原成人工作为生态一份子并以生态为最高指向的双方面的参与美学（aestheticengagement），[7]继而在城市规划中形成了“反规划”（anti-design）的理论实践。[8]富有洞见的城市美学，在理论上对现代城市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在实践上对城市规划的具体指向，将城市最终带入了生态美学系统（aestheticecosystem）。[9]因而，有关城市的环境美学和有关自然的生态美学，在城市美学中也得到了合流，这给在现代化城市中日渐麻木的市民心灵的审美感受力，提供了修复的契机，也使城市美学成为城市建设的核心。在学科外部思路上要以城市美学制约城市建设的经济行为和城市建设的法规制度。城市美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现代文化批评学科，广泛涉及到美学、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民俗学、旅游学、园林景观设计、艺术史、建筑学、城市学等，形成了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学科内部关系，以及人文社会学科与城市行政之间的学科外部关系，继而在人文社会学科与城市行政的广泛联系中构成了城市美学的批评合力，并最终形成了相对于城市市场主体（建筑商）、城市建设主体（城市规划部门）、城市制度主体（城市法规部门）的城市批评主体（城市批评家）。城市批评主体暨城市批评家的形成，可以有效纠正城市经济行为中的纯粹市场行为和纯粹政府行为，并有效制约城市法规落后于城市建设的制度缺陷，使一直受制于市场主体、建设主体和制度主体的批评主体的批评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提升，并因此而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导性力量。

三、江南城镇美学的要点

江南城镇美学的标志性任务就是城市美学品格的定位。城市美学品格是城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风格，如果说城市美学风格更多体现为标志性或区别性的城市外观的话，那么城市文化风格则兼容了灌注于城市外观的美学风格之中、并成为标志性城市文化内涵的人文历史及其现代传承。特别要注意城市比较研究，城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风格也是在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比较中自然显现出来的，地方审美差异性的深入挖掘，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审美标准和理论基础。民居、景观、自然的美学风格的外观定位，历史、人文传统及其现代传承的内涵定位，城市作为审美个性集合体的比较定位等三方面互相呼应，共同形成对城市品格的审美风格外蕴和文化风格内涵的准确把握。江南城镇美学品格的定位还取决于确立城市的否定性美学认知，这既是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过程，又因为牵涉到市政、商业和建筑家等多方面利益，而成为最富挑战性的敏感地带。二十一世纪前后十余年，江南城镇建设在辉煌之中也留下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失误：（1）在自然生态方面：杭州西溪湿地规划包括西湖西进的划地重建，整体搬迁了原生态栖居的湿地民居村落，造成自然与人文的生态断裂；而小城镇如乌镇等，因远离中心城市，反倒得到了相对完整的历史留存；（2）在历史文化方面，杭州城西民居的全方位建设，造成了西湖与西溪的历史性断裂；而苏州新旧城区的成片划分给历史街区留下了充足的完整风貌；（3）在人文风格方面，杭州主城老街的大面积拆除以及多处仿古一条街的整体性重建，造成了江南民居审美风格的文脉断裂，而绍兴主城老街的完整留存形成了古典和现代城市风格的鲜明对比。以城市美学品格的否定性批评配合城市美学品格定位，这种实践批评和比较研究方法将为中国城市建设提供具有丰富的参考价值的具体案例，并因此而成为江南城镇美学研究的坐标系。在江南城镇美学的具体研究中要注意如下内容：1.以城镇美学主导城市美学。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以超过西方劳动力总和的中国农村4亿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力水平农村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城市，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不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对世界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不直接提倡城市化而提倡城镇化，说明中央注意到了城镇和城乡发展的均衡性；而江南城镇美学研究，也改变了传统城市美学主要关注于城市的思路，特别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城镇群非常发达的浙江以及周边吴语文化地区。该地区能为中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和规划提供了最佳注解和直接案例。2.以生态与人文、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地方与一般的融合原则塑形江南城镇美学理念。江南杭嘉湖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兼备举世著名的吴越古都及其近畿作为区域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工商业中心，又拥有出色的自然山水景观，闻名天下的西湖、太湖、运河等密集交叉的河湖港汊，极大地丰富了江南地区的文脉、信仰、民俗和民居等文化资源；而生态与人文、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地方与一般区域文化精神的有机融合，造就了江南城镇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从古典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化的城市美学类型。3.以自然、历史、文化和个性的综合研究统领江南城镇美学。江南城镇美学沿着城市美学框架内的自然、历史、人文和个性等四个方面的综合研究具体展开：（1）梳理西方城市美学的发生、发展、理论和实践路径；（2）展望中国城市美学历程，回溯江南城镇的历史建构；（3）江南城镇美学品格的定位，宜采取以自然为灵魂、以历史为线索、以文化为核心、以个性为参照的品格定位坐标系；（4）江南城镇美学的具体内容包括自然环境研究、城市史和城市故事研究、民俗和市民社会研究、文学艺术和风尚研究、民居和公建研究、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研究、建筑和景观研究等。4.以地方性审美经验引导江南城镇美学设计。江南城镇具有成熟的综合性极高的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等三级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城镇美学体系：杭州、绍兴、苏州作为古都，杭州、宁波、苏州和上海作为现代区域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绍兴、嘉兴、湖州作为中小城市，西塘、乌镇、南浔、周庄、同里、甪直，以及诸葛村、安昌、前童、木渎、锦溪、枫泾、南翔、七宝、朱家角等作为以六大古镇为代表的城镇群。“小桥、流水、人家”的规划格局和建筑艺术，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居住环境，并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语民俗风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5.以地方城市批评家团队建构江南城镇美学批评主体。地方性审美经验具有审美叙述的优先性，作为现有城市发展的主管主体——政府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部门，应该首先尊重地方城市批评家的事实性存在和意见性集合，改变在城镇规划中一味以外省及外籍专家为主导的意见格局（比如在已经申报成功的西溪湿地国家遗产、西湖国家遗产、大运河（江浙段）国家遗产申报上的申报时间后置和地方城市批评家缺位教训，以及在江浙小城镇文化群落、杭州古代文化群落、宁波奉帮文化、温州瓯帮文化、绍兴心学文化、永嘉实学文化等既有同宗又有差异的吴越文化群落上的整体批评后置现实），弥补在城镇美学建设中的规划落后缺陷，总结世界遗产申报所涉的时间、程序和专家结构等方面的种种经验教训，形成以地方城市批评家为主体，以外域城市批评家为辅助，以城市主管部门为召集人，以城镇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建筑商为协作的四方城镇美学团队，形成理念在前，规划在后，批评在前，建设在后，地方在前，外域在后的批评和规划有机结合的良性城镇美学格局。

四、江南城镇美学的创新

江南城镇美学对传统城市美学的学术框架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其一，城市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公共艺术、城市规划、城市法规等交叉相关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江南城镇美学研究，充分说明了，在当代城市建设中，既要承认政府是城市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又要尊重人文学者的批评主体性，还要把对充当着城市文脉载体的建筑艺术家和市民社群的审美培育置于重要位置，三方共处于城市集合场域中的综合协商的城市文化生产机理。其二，城市美学具有理论在先和实践指向特点。城市建设体现为整体在先的特点，一旦建设规划投入实施，因其投资巨大，即便发现失误，也很难推倒重来；而城市美学的擅长恰好就是理论在先和实践指向，可以依据城市美学品格理论，对城市建设个案和规划分别做出实践性考量，并由此得出引导性意见。城市美学的理论在先与实践指向特性，在江南城镇美学上展示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强大历史积淀对现状的城镇建设的潜在规范和制约机制，这对全国城镇化建设也昭示着其在现阶段经济和文化的协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示范作用。其三，江南城镇美学的区域化、综合性和比较研究方法。江南城镇美学不仅是在与同区域其他城镇，而且是在与跨区域其他城镇的联系、区别的比较中实现的，注意汲取欧洲成熟的城市品格定位的区域化地方性审美经验，在保证江南城镇美学风格的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同时，综合追循文化、文学、艺术、民俗、信仰、名家等作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传承节点、线索和导向。其四，江南城镇美学，悬置了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走向，扩展了美学作为理论学科的实践取向和社会学内容，解构了城市美学的大都市倾向，挽留了文化中国的美丽乡愁，融入了中国当下社会转型相关的重大现实要求，对传统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理论结构具有一定的本土创新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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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7

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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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学论文篇8

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认为经济成长会带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这一观念下，城市方面的很多问题被认为是经济成长中不可避免的次要现象。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减缓或停滞，失业加剧，许多城市的市区开始萧条而郊区继续扩张，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性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学者、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广泛地研究城市问题，并试图从政治、经济的社会总体脉络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城市问题的特征进行新的阐述。本文着重介绍70年代末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研究及其理论动向，并对上述的城市理论问题进行简略的评述。

二、城市理论的一般特点

理论的作用是系统地论述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理解特定现象，进而预测将来可能要出现的种种情况，因此，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就成了学术研究的目的。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只有在通过经验的探索和以逻辑化、系统化的理论及形式传播时才被肯定，城市理论也不例外。城市研究方面的不同理论，虽然有时在很多方面论述的内容相近，但是由于它们的理论假说不同，所以对同一对象说明的方法就不同，其理论观点也就不容易统一。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城市研究理论中有一些争议点，其中代表性的问题是: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还是价值介入(valuerelevance)。马克思·韦伯(MaxWeber)的价值中立观被介绍到社会科学之后，学者们在价值中立和价值介胫洳欢辖姓?城市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研究和与之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间的争论。生态学的研究是把城市看作自然现象中的一个形态，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从为了社会平等的价值介入的立场对城市进行分析。价值中立的立场大致上是把产生城市社会现象的最终原因归结到个人行为，也就是个人主义;而价值介入的立场同结构主义的立场一样，把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归结到社会结构方面。在社会科学中，个人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同哲学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有着无休止的争论。所以，越是这种本质性的问题，越需要结合具体现象或者实践来研究其逻辑关系。为了论述的逻辑性，理论往往只采取一方面的立场，而不是两者之间合理的结合，理论争论的特点是它并不具有实际性或实践性，而是围绕形式或者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来进行的。因此，如果只注重理论的表面逻辑形式，研究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突破这种理论局限性。

三、西方城市理论的发展和分化

(一)第一流派

1.生态学的研究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是本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中形成的。芝加哥学派结合竞争、选择、迁移、支配等生态学的原理，在城市研究中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其空间观点以伯吉斯的同心圆城市模式和土地经济学家霍伊特提出的扇形模式为代表。60年代生态学研究的主题转为社会地域分析。社会地域分析理论的核心是以城市地域在原有的某种层次上能够进行分类的可能性为基础，从而创立了自己的方法论。其后由于电脑的普及以及因子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应用，用归纳法来说明城市结构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以多种生态学的方法研究城市结构理论的出现，传统的理论也就慢慢地不再为人们所重视了。总第75期城市问题1997年第1期70年代初，这类生态学的研究逐渐降温，因为这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城市模型只靠技术和统计的一般化的分析无法深入认识城市发展的整个机制。

2.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

新城市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脉络上产生的空间研究方法，其模型一般都将城市地域假设成集中生产(综合消费品)的单一中心的同心圆均质地域，进而住宅的需要仅仅与个别地点的规模和立地有关，而与外部效应和公共部门的政策无关，并且它们各自的活动被反映到市场竞争过程中地租的空间分配上。这种以均质地域假设为基础的新城市经济学的模型被用于长期均衡的土地使用决策中。例如，在居住地立地选择模型中，个别家庭的行动目标是其效用最大化，这时的效用同住宅空间面积、距中心商务区的距离、综合消费品的消费等因素存在函数关系，成比例预算受到限制。由于要获得最大效用，所以离中心地越远居住密度就越小。由于新城市经济学的标准模型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70年代及其以后进行的许多研究取消了很多假设，扩张了模型。例如，增加了若干中心地、多种运输手段、公害等外部效应、公共财产等约束条件进行研究。在居住地模型上包括了收入变量、住宅选择的多样性、环境质量、居住地上的人种差别等因素。这些约束条件的增加，与行为主义及其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人文主义者对新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评和其自身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是同时进行的。行为主义者之后的人文主义者批评了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把个人缩小为在抽象市场环境中运作的单纯、合理的意向决定单位，并对非人文化问题也给予了批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以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攻击。他们认为新城市经济学派在其研究模型中是以“城市是消费者选择的反场闭庖恍楣沟募偕栉?进而主张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应转为更有效地促进市场运行、矫正外部效应、限定国家正当干预行为上;他们还批评这些模型把注意力集中到消费者支配和市场过程中，从根本上掩盖了阶级和财产关系等。

3.行为主义的研究

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种类很多，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行为主义是在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生态学的模型及一般的计量模型对人类行为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之后产生的。行为主义在模型的建立上，努力引入环境心理学、人类学、组织形态理论等领域里的实在论(realism)。他们对客观环境和个人或者集团所决定的形象进行基本划分，研究的中心从宏观转移到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微观研究，但这种研究不是以结果的集合形成模型，而是只强调过程。例如，有些学者在研究有关场所效用、对家具的需求和期待、居住环境压力等意愿决定过程的问题上，试图建立起看来似乎单纯的消费者的购买形态，实际上与大商场的形象有着复杂关系的模型。70年代后期，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攻击，它对个人行为的过分强调、认定和对行为关系过于简单化的理解都成了批评的对象。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主义者批评了行为主义过分忽视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限制性因素和所产生的选择、而过分强调个人选择能力的倾向。

(二)第二流派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要求在维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还要对资本积累及积累过程中加剧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因素进行控制，并减缓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此来理解城市化的。60年代以来，西方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也将持续提高。在这样的氛围中，少数学者努力重新发现或重新定义贫困问题，而城市问题只被认为是一种伴随经济增长而行的不可避免的次要现象。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了缓慢发展或停滞的状态，失业现象剧增已危害社会。许多城市内部的衰退极为严重，人口和产业逐步向郊外扩散。随后又出现了政治紧张和社会分裂的新现象，其极端表现就是发生在英国的城市骚乱。由此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方面的学者试图以更广泛、更新颖的方法去研究城市问题。到目前为止，作为城市研究主流的传统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维护资本积累理论的框架中，把城市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分开来，重点对其进行表象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它们以举着价值中立的科学旗帜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与其说是解决本质问题，不如说是维护现象的一个临时挡箭牌。一些认识到这一局限性的欧美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来说明城市问题。但是，理论基础不同的研究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应用于城市问题的分析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此出现各种名称不同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之间在理论上的对立，他们的研究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从属(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在生产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空间形式的结合，在消费方面是产品和服务的集体消费单位。因而包括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结构在内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形态，只能由其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发展规律所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问题是在经济、政治上有着资本利害关系的城市矛盾现象的一种结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姜大基，1977):

第一，以英国的新韦伯主义传统，格拉斯(Glass)、雷克斯(Rex)、费尔(Phal)等学者把资源分配过程看作住宅等级化的过程之后，逐渐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第二，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部分接受了美国的经验主义方法论，把研究重点放在城市群体消费结构上，其代表学者是麦纽尔·卡斯特斯(M.Castells)。

第三，对60年代由于资源获取而形成的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和矛盾关系进行研究，以美国激进经验主义学者D·哈维(D.Harvey)、布劳纳(Blauner)和高登(Gordon)等为代表。

第四，瓦勒斯坦(Wallerstein)和福兰克(Frank)的世界经济体系论及其从属理论(theTheoryofDepen-dence)的研究方式。最近，查斯·顿(Chase.Dunn)、肯特尔(Kentor)和罗伯特(Roberts)等学者在经济体制论的观点上试图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渗透而引起的各种问题。

在此，本文想要考察研究以最广泛、最能概括学术传统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一些理论的背景和动向。(1)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大为增加，其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之后，社会科学家们逐渐重视能够概括资本主义危机的既有学术理论。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上，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城市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相统一相结合的一种模式，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支配资本主义城市的形态及发展。在这方面，麦纽尔·卡斯特斯和戴维·哈维的贡献最令人瞩目，他们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1麦纽尔·卡斯特斯(ManuelCastells)

麦纽尔·卡斯特斯的著作大体上接近属于砜怂贾饕逖傻姆ü峁怪饕逖伞T凇冻鞘形侍狻?“TheUrbanQuestion”，1972;英译版，1977)一书中他提出了社会体系分析的精辟框架，他将社会体系划分为综合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和以间接方式最终决定整个结构的经济层次。他又阐明了这些层次和各层内部之间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影响将会形成空间结构的理论。卡斯特斯的这种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它表明意识层次将表现于象征空间，政治层次将表现于地方政府对城市行政管理的制度性空间。

对卡斯特斯来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群体消费(collectiveconsumption)和由统治阶级进行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要消除或缓和为创造永久性的消费结构而进行的资本家的活动以及在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他以这种观点理解和把握城市这一共同体的构成和发展，即城市是集体消费单位，而国家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集体消费的经费和服务，并逐渐涉及日常性、家庭性劳动力的再生产。但是，城市体系和制约它的资本主义体系一样，表现出城市危机并陷入自我矛盾。他还认为，城市规划和国家解64城市问题1997年第1期决体制上的矛盾而采取的干预手段同社会科学的理论之间存在某些关系。卡斯特斯的早期著作由于过分抽象，因而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批判，他也接受了那些对自己早期著作进行批判的观点，因而在后期著作中改变了一些重要理论，试图对阶级、政治及城市矛盾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冷静、综合的分析。在卡斯特斯后期著作《城市和人民》(“TheCityandGrassroots”，1983)中，他把焦点放在城市的社会性移动上，并把它定义为，为了改变历史形成的城市形态和功能以及内在的社会理解和价值而进行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卡斯特斯还对马克思主义过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把诸多理论缩小了，仅仅将它们说成是城市和空间基础上的理论表现。在案例研究中，他想澄清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矛盾、其目标的本质、成功及失败的决定因素、对城市意义和城市形态的影响等关系。简言之，自从卡斯特斯用“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代替“社会矛盾和变化”理论之后，该理论就成为他著作中主要的论点。

2戴维·哈维(DavidHarvey)

哈维在同一基础上沿着与卡斯特斯不同的路径进行研究。他在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和城市》(“ScoialJusticeandtheCity”)，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性的著作，书中前一部分的自由主义形式化只是达到后一部分社会主义形式化的一种过程。他较少受到属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而是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构造。哈维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级差地租理论分别应用于历史上城市功能变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型的分析上。1977年他以“相互关联的资本循环”为基础，简要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城市体系分析中的一般框架(图2)。资本或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在第一次生产循环如果有剩余价值，资金将会流入第二次循环。在第二次循环中，资本用作固定资本或消费基金，这些都表现在建造实体性城市环境中。最后资本又会进入第三次循环，用于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社会的支出。进入第三次循环中的资本将取决于国家干预。哈维通过这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城市危机的动力机制和开发及再开发的循环过程。后来，哈维自己也提到在《社会正义和城市》一书中所提出的公式存在实验性和不正确的问题，但他的著作与卡斯特斯的相比，则具有一贯性。哈维在其巨著《对资本的限制》(“TheLimitstoCapital”，1982)中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了概括性的再解释和再构造，更深刻地表现了《社会正义和城市》后半部分的主题。

3布莱恩·罗伯特(BrianRoberts)

罗伯特在其《农民的城市》(“CitiesofPeas-ants”，1978)中，根据从属理论的观点，并结合国家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他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罗伯特的经济概念不是以单一的地区或国家为单位，而是指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体系的特点是相互依存，具体地说是城市间的相互关联。一个城市不但要受地区和国家的制约，还要受到世界的生产、消费体系的制约。

第二，一个社会在从以农业为主转换成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农村人口会大量涌入大城市，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大城市成为世界体系的连结点，并不断强化自身的城市功能。这时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他引入福兰克(Frank)和阿明(Amin)的新殖民主义概念，把中心地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带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看成支配从属关系(subordimaterelationship)，并在落后国家从属发展的过程中理解城市发展。

第三，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及地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独特的城市结构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传统集市经济(bazaareconomy)和企业经济(firmeconomy)的二重经济形态(dualeconomy)，这与最近常说的非正式部门(informalsector)与正式部门(formalsector)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结构导致阶级矛盾，并又按照辨证法的法则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阶级间的利害关系。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其竞争对手新韦伯主义和人文主义者的广泛批评。例如，人文主义者批评新马克思义者把个人意愿所决定的主体行为看成是被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单纯行为，只是在自己的人生和目的上假设了一个抽象的宏观结构(macrostruture)。新韦伯主义的观点虽然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但也对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2)新韦伯主义的研究

新韦伯主义的学术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相对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国家理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和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即生产关系，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重要，或在社会阶级的决定上起着很大的作用。韦伯认为，阶级结构如同生产中的所有关系，在消费领域中也通过与市场的交换关系来实现。韦伯观点的重点是制度分析，即研究在先进工业国中官僚作用的逐渐增多的事实和支配阶级对国家的相对自律性等问题。新韦伯主义对城市发展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雷克斯(Rex)和摩尔(Moore)对英国伯明翰市内稀缺的住宅资源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结合了伯吉斯的理论和韦伯的“住宅等级”理论，把住宅等级定义为各种集团住宅接近时的差别结构。保罗(Paul)继承了这些观点，从与城市稀缺资源接近的社会空间限制要素的角度，阐明了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通过多种规则和程序，来限制城市经营者与稀缺资源接近的“守门”作用，开始受到了人们的瞩目。他的著作促进了对房地产管理人、地主、建筑协会、财政机构等民间要素的作用的研究，尤其是对消除贫民区、政策分配和迁移政策、改善补贴政策、试营住宅的销售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住宅体系内运作过程的资料，并强调了供给上的限制因素，对修改按个人意识决定的新古典模型和行为主义模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对城市经营者的研究方法由于本身的缺点而逐渐受到攻击。反对者批评这个理论未能明确地说明城市经营者范畴内的对象及内容，以及对他们的规律性起限制作用的一些因素的本质。面对这些批评，保罗等人在补充自己理论的同时，考虑把对“城市经营”的思考归结到一贯的、广泛的理论模式中，重新定义了经营者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间发挥中间功能作用的观点。最近几年，新韦伯主义对城市体系进行了更广泛、更有雄心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桑德斯(Saunders)在《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SocialTheoryandtheUrbanQuestion”，1986)中建立的关于城市矛盾、政治和政策建议的研究分析框架。他分析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消费和社会的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元国家的结构和组合国家的结构。他的“双重国家”(dualstate)概念的核心是城市的社会决定和对全社会消费的决定，前者指影响资本家利润的基础设施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间的组合主义的政策决定有关，后者则指社会福利费的支出和城市发展水平等与地方政府竞争性的政治斗争有关。桑德斯认为，在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水平的社会消费项目周围形成的政治集团化的基础不是阶级，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龄层、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费集团，并提出这些消费集团的矛盾逐渐成为社会分裂的主要因素的理论。对阶级、政治及城市发展变化的展望最终引致城市经营主义对理论的再认识，此后对城市经营者功能的研究转向联合政治和竞争政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策及消费政策等问题。他们在特定问题上的这些实验性的研究使新韦伯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新韦伯主义提出的关于阶级和国家的概念，认为它们没有从根本上联系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的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和危机，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限制性因素进行深层分析，因此它们有对某时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随机应变的倾向。

2.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卡尔·索亚(CarlSauer)和文化地理学的巴克利(Buckly)学派、法国地志学派、帕克(Park)等学派对自然地区的调查和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近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又主要结合“意识哲学”理想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而得到发展。人文主义者对第一流派中行为主义理论结构的实证主义研究进行了一致的批评。实证主义者不但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主张科学方法的明确性。相反，人文主义者则主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有本质的区别。由于社会科学的主题具有主观意识，因此社会科学的视角必须是对形态和行为的理解。人文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义的不少成果，只是实现人文主义研究的中间阶段。人文主义的研究把焦点放在人们体验周围环境、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上。其研究对象不是对行为规律性的抽象模型的统计，而是分析其意识的差别，并研究社会中将会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的对策。人文主义的方法论是“参与的方法论”，研究者尽量以非参与性的姿态来理解并解释个人和集体对自己环境的主观认识。这要求研究者的广泛参与和考察，有时还需要与研究对象发展关系，这就提出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人文主义也受到一些批评。部分研究者认为，人文主义研究者因其主观性方法论的局限，过分重视一些特殊的、不起眼的问题，而排斥或忽视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制约，重视个人或小集团的经验，而且人文主义者缺乏理解物质力量的价值创造方式的社会性的一般理论。人文主义者也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见解，这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理想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在理论上也造成不小的分歧。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9

[关键词]社会城市；田园城市；小城镇；新农民教育

在埃比尼泽・霍华德用一生撰写的唯一一本著作《明天：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1902年再版时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中，他提出社会城市理论，并对城市社会的生活信仰进行了卓越诠释。在后世，霍氏的社会城市理论及其城市乡村化的梦想恰巧成为小城镇建设的典范和代表，再也没有什么比小城镇更能表达霍华德对城市社会的伦理诠释。在霍氏的城市信仰中，让我们获得诸多有关我国小城镇生活及其新农民（乡镇市民或转移农民）教育的深刻启示。

一、霍华德的乡村梦及其伦理诠释

（一）从田园城市到社会城市――乡镇世界的文明与想象

霍华德，这位伟大的城市梦想家和规划师，为我们构想了展现人类未来文明的城市社会和生活形态。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传递给我们包含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的对人类本性和生活信仰的理解。在他的理论中，城市生活与人类道德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霍氏理论有两个关键词，即“田园城市”和“社会城市”。而贯穿始终的是沟通、交流、合作和平等。霍氏以田园城市为基础建构起社会城市的理想。同时，在提出社会城市理论之前，他首先向我们推荐了田园城市的规划。在他看来，理想的田园城市应当是人口规模在32000人，面积在1000英亩（405公顷）。他认为，田园城市应当是人和工作岗位靠近，家庭和工作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为田园城市确立了生活目标：“最大可能地保护我们现存的平静地区，应该成为一个基本的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由若干田园城市通过城际轨道相连，就构成他所谓社会城市。非常有意思的是，霍氏所设计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结构、交通标准，尤其是构成社会城市的基本元素田园城市，就规模设计和生活理想看，与小城镇社会的许多典型特征非常相似。与此同时，在精神气质上，似乎又与中国的农家院落和古典城市的四合院想象形成无形默契――庭院、枣树、竹林、菜园和耕地――幽闲、宁静和安谧。正如学者朱海忠所言：“田园城市虽然起初在农村运作，但最终建成的是城乡一体化的系统。”小城镇社会恰巧是这一系统的一个典型形态。朱海忠进一步说道：我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城市，特别是为农村所环绕的小城镇的同步发展。”事实上，只有小城镇才可能实现这一所谓“农村所环绕的”生态与环境。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霍氏的城市理论中，无论是田园城市还是社会城市，其核心都没有离开乡村元素的构想。对他来说，城市不是拒绝乡村的另一个世界，而是乡村世界的自然延伸。在他看来，纯粹的城市不完美，而纯粹的乡村同样也不完美。他既反对独立的乡村，也反对独立的城市，认为并不是“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即建立所谓“城市乡村”――田园城市。他认为城市应当“坐落于开放的乡村之中，结合了城镇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所有最好特点，而没有随之而来的不利。”而所谓社会城市则是以城际交通网络将这些田园城市连接成为一个巨大的多中心的巨型城市――社会城市。而无论城市在规模上如何扩大，其田园式生活方式及其生活信仰永远不能改变。在他看来，城市有乡村没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乡村却具有城市没有的宁静和安谧，这就是霍华德社会城市的理念――即田园与城市的联合体。霍氏的城市构想是乡村性的，其所要实现的理想是“城市即乡村”。

归纳霍氏的城市构想，所谓乡村背景，应当包含如下元素：第一，和谐、安谧和自由；第二，自然、生态和绿色；第三，人性、交流和沟通；第四，共同体验和记忆。霍氏认为，乡村元素是永恒人性的一部分，是永不过时的人类文明。他要用乡村来建构城市，用传统来建构现代。

事实上，霍氏对城市并不排斥，甚至认为乡村同样必须吸收城市元素。事实上，其田园城市就是吸收了城市元素并具有城市丰富性的乡村。比如，剧院、画廊、旅馆、茶社和咖啡屋等。学者朱海忠在评价霍氏城市理论时说到：“他力图将城市的发达与乡村的甜美相结合，构建一个功能自我满足的系统。”霍氏在展现其乌托邦梦想时实际并未拒绝生活的现实可能。比如，他主张田园城市应当具有产业的支撑，他设想，在田园城市的工厂地带，应当到处充满机器轰鸣的声音。因此，田园城市不是纯粹的乡村，而是吸收了乡村元素的城市。由此，霍氏被认为既是一位规划大师，更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为人类展现了一个新生活方式。在霍氏的眼里，乡村因为缺少丰富性而不是一个理想社会，而城市可以有足够的丰富性，但却没有乡村的自由与和谐。因此，他只是希望城市能够“获得城镇的所有机会，乡村的所有品质，而没有任何程度的牺牲。”

（二）小城镇生活的伦理信仰：为乡镇生活设计道德标准

综合霍氏的社会城市理论可以看到，小城镇世界似乎是霍华德城市梦的归宿和典范――和谐、自由、舒适――完美生活的样板。从田园城市到社会城市，最终走向理想城市，原始的自然和现代的丰富完美结合在一起。霍氏为田园城市所作的规定，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生活理想，都恰好符合小城镇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伦理标准。在霍华德看来，田园城市的关键特征是：“有限的规模，中心广场，放射状的大街，的工业，环绕的绿带，以及一旦第一座城市已经填满，就开始又一个定居点的概念。”在霍氏看来，在田园城市中，人和工作岗位靠近，家庭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到，田园城市充满乌托邦想象和公社情结，是小城镇精神的完美体现和表达，再也没有什么比乡镇精神更能体现霍氏对城市社会的精神体验。

社会城市理论，从表面看是一种城市设计和生活方式，但其中包含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则不仅是这些，而是霍氏对人类生活的文化想象和道德信仰。在他的城市理论中，包含了对人类文明和伦理生活的理解和选择，而绝不是对城市结构和交通计划的设计。他在书中写到：“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就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今天，人们越来越把这位规划大师视为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人类生活的精神导师。在霍氏的思想中，城市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成为一种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文明结构。在他的理论中，对所有城市规划的想象都可以视为一种伦理和道德的思考。他希望“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进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如果将其对城市规划的伦理想象应用于我们小城镇生活伦理的建构之中，应用于对小城镇新农民的教育之中，则是一笔伟大而用之不竭的伦理资源和文化遗产。霍氏对城镇和乡村的关系曾有过一段深刻地论述：“城市是人类社会的标志……乡村是上帝爱世人的标志。”即城市包含着社会的丰富性――科学、艺术、文化、宗教，而农村则包含着人类原始生活的本性。霍氏的这一论述，实际已远远超出对城市规划的策略，而是彻底的道德设计和伦理想象。这一精神和想象对我们探讨乡镇伦理或乡镇精神的独特性，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相比于田园城市，霍氏的社会城市理论已经远远超出对城市的生态构想和物理规划，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人类本质的思考，她反映了人类在现代城市文明构筑的巢穴中试图自我解放的欲望和理想――乡村背景和田园生活――诗性生活的回归。正如另一位城市学家詹克斯，他以所谓紧缩城市的概念表达了霍氏田园城市的生活伦理和信仰。他写到：“便于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互动”“体验城市生活的精髓及多样性的理想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田园城市是生活性的，而社会城市是精神性的。她已不仅是一种城市社区的生活规划，而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伦理性思考和文化性诠释，表达的是一种道德的信仰和对文明的理解。在霍氏那里，社会城市的“社会”，其意义代表一种社会改革，而不是城市规划方案，更不是工程技术，更不是要以田园城市去构建一个卫星城的计划。如果那样理解，则是对这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人类精神导师的亵渎。应当说，这恰恰是霍华德的城市理论的本质，也是诸多现代城市学家的思想。比如，芒福德等城市社会学家，把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形态来看待，试图从城市的变迁中发现人类文明和精神信仰的发展。

霍氏的城市伦理试图为城市生活确立生活标准和伦理信仰。其所要表达的已经不仅是对田园精神的渴求，而是对一种文明的留恋和热爱――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精神信仰和永恒价值――一种源于人类乡村经历和村庄记忆的华美之梦，一种既不同乡村又不同于城市的生活伦理。她既有乡村的宁静、安谧与和谐，又有城市生活的丰富和多样；既有乡村的交流和合作，又没有城市的对抗和竞争；既有乡村的热情和互助，又没有城市的陌生和冷漠。事实上，霍氏不仅将乡村元素引入城市，同样也将城市元素引入乡村。甚至认为乡村建设必须要有城市构想。因此，霍氏城市理论的关键在于是迷恋乡村或是热衷城市，其核心在于生活价值的建构和小城镇生活的道德想象。霍氏是用道德的眼光重新审视城市、乡村和文明。在他看来，城市的丰富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城市的一切应当是人性的自然延伸，而不应当成为对抗人性的城堡。过度竞争、自我封闭、自私自利、侈奢靡华等，都是不能容忍的。

二、霍华德的教育遗产：共同体意识与自治伦理

（一）合作公社与乡镇设计――共同体的教育精神

霍氏城市设计中的乡村想象，包含着人类对自我、对生活的理解，交流、合作和人性，完全自由和平等的人类理想。对于霍氏的城市理论而言，不在于庞大的社会想象，而在于他表达了一种对自然状态的迷恋及其建立在这一迷恋之上的社会规划和政治想象，一种建立于人性自然基础上的社区方式和生活意义。他所提出的广泛交流和互助意识，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和礼让，似乎只有在传统乡村社会才能具有。在这种信念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他试图建立的田园城市，不仅是一个城市社区，更是一种保留着浓厚乡村意识的社会共同体。因此，霍氏的田园城市的伦理本质就在于以另一种方式再现原始共同体崇拜和信仰，用一种“城市乡村”的信念为乡镇社会确立生活信仰。在这里，让我们更有理由坚信小城镇社会道德建构的独立性及其自我建构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留共同体信仰就等于保留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对教育方式的选择。腾尼斯在其著名论著《共同体与社会》中说：“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是“相互之间的一种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在这里应该被理解为默认一致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与共同体不同，“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由此可以看到，滕尼斯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在描述传统乡村社会的图景，而霍氏的城市构想则与滕尼斯的共同体想象不谋而合，力图保留这些“城市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信仰。

对乡镇社会而言，霍氏的共同体想象不失为一种伦理态度和教育立场。许多研究者在论述小城镇社会时，特别强调小城镇社会的公共性、直接性和共享性，认为小城镇社会的生活方式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表现为在公共服务方面更为直接，社区生活为所有乡镇居民共同占有、共同参与和共同管理，社会生活的全体性、群众性也更为直接。这一描述，深刻体现了小城镇社会的共同体性质，用霍氏的话说，就是所谓“合作公社”和“自治社区”。在这里，霍氏的合作公社和自治社区，保留了古老村社共同体的浪漫想象和文明印记。乡村社会及其共同体意识对于小城镇社会来说，构成小城镇新农民的生活图景和教育构想，即依托并建立于古同体想象之上的新农民教育。

另一位霍氏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英国城市理论家霍尔，在评价后人对霍华德的误解时分析到：霍氏没有试图把人口迁往农村腹地，实际他在设想人口百万的“集合城市”；霍氏没有把人民当作棋子安放，他的梦想是建立“自愿的自治社区”；霍氏的理论不是城市规划，而是社会改革设想，是想通过田园城市建立所谓“合作公社”。在霍尔看来，霍华德用一生撰写的唯一一本著作《明天：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的书名就可证明这一点。在这里，无论是“自治社区”，还是“合作公社”，或是“和平之路”，都是对共同体信仰的描述。在他看来，霍氏的田园城市不仅是一幅城市蓝图，而自由和合作才是他所要表达的核心。霍氏所要的正是建立于乡村社会基础上的城市理想，这一切都体现了霍华德对共同体信仰所包含的自然人性的赞美。在他看来，只有这种共同体社会才是最完美理想的。他试图让他的田园城市保持古老乡村共同体的性质及其道德标准，并让乡镇市民接受这种共同体教育计划。

（二）村庄体验与城市乡村――自治伦理的教育构想

霍华德规定田园城市必须要有自己的极限，只允许田园城市一个一个的独立存在，而不允许她们真正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在她们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霍氏的这一社会城市构想，就是防止现代城市在生活方式上对乡村结构的破坏和瓦解。事实上，霍氏田园城市只是一种放大了的“城市村庄”。在他看来，现代城市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现代城市的发展必须完整延续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明方式，只有限制田园城市的扩张和结合，才有可能做到既实现城市社会的扩张，而同时又能保持所谓“自治社区”和“合作公社”的共同体结构。为有如此，才能保持乡村传统在城市社会的延续、存在和发展。

霍氏的自治社区要求有自治伦理的支撑，这种自治伦理只能源于古老的村庄想象。在霍氏那里，教育应当是田园式的母性教育，而他所构建的田园城市恰恰是最适合这种无需国家干预的乡村社会及其田园式教育的典范，他希望依靠乡村共同体的文化与传统来承担田园城市的治理和教育任务。对于霍氏来说，田园城市及其放大的社会城市都可以继续延续乡村社会的自治传统。霍氏所谓平等、交流、合作，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乡镇自治的政治伦理，但其基本立场实际与另一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乡镇自治具有相同的政治态度和伦理信仰，只不过霍氏并未沿着这一思路去思考问题。古老的共同体信仰、合作社会和自治社区等包含在霍氏城市理论中的核心价值和元素，实际已经直接触及乡镇社会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伦理等问题。

在这里，霍氏的乡村情结和城市概念，与托克维尔的乡镇精神似有不谋而合之处。托氏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新英格兰乡镇自由及由此构成的乡镇精神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在他看来，一个没有国家意志干预的地方，恰恰是人类文明理想的梦境――纯粹的自由和自治的生活。他带着无限迷恋之情对美国新英格兰乡镇的自治生活进行了赞美：“国家是人造之物，而乡镇是上帝之造物”，“如果说建立君主政体和创造共和政体的是人，而乡镇却似乎直接出于上帝之手。”在托克维尔笔下，新英格兰乡镇居民对自己的乡镇生活怀有自豪和坚信、依恋和爱慕。托氏对新英格兰的研究恰好验证了霍华德的城市理论。在现代城市社会的结构之下，不可能完美实现自治民主，即便实现，也不可能同时保有乡村社会的自由、交流和合作，而乡镇社会却有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平等意识、公共参与和商讨共享等――都可能在乡镇社会成为社会习俗和教育的主流价值。

对于中国的传统乡村来说，自治既是乡村社会的生活态度，也是乡村教育的目标和价值。乡村社会的存在不仅构成了中国乡村的教育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乡村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古老的村庄自治实际同样早有存在，只不过依循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乡村自治依靠寺庙、家族、行会的教育和治理，乡村社会的一切问题，包括道德纠纷和社会教化都可得到解决。在那里，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的理想，在乡镇社会中得到不断重现，在那里，老子的思想和灵魂得到了延续。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认为在中国古代，国家基层组织的责任主要表现为征税、公共秩序、美德教育、司法等，但这一公共事务“国家化”的目标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大部分公共事务被转化为民间责任。在这里，中国的村庄承担着远比我们想象和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在他看来，村庄没有国家权力，村庄的公共事务是由家族、商业和行会、寺庙和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到，霍氏的田园城市及其合作公社和自治社区，演绎着古老农业文明的村庄体验，并让这种体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不断延续和拓展。

三、霍华德的乌托邦教育计划

（一）希腊式的城市政治――理想主义的市民教育

霍华德，这位城市社会的梦想家，自治文明的规划大师。其城市理论告诉我们，城市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政治文明和伦理态度。因此，田园城市作为一种进化的乡村或理想的城市，可以并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市民精神和政治结构。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应当无需巨型城市复杂的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可以并应当实现人类社会的政治理想和伦理信仰，一种类似古希腊式直接民主的自治生活。在这一方面，霍氏田园城市中的有限城市理论及其共同体意识与托氏新英格兰的乡镇精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霍华德通过城市环境的设计为这种以自治伦理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奠定基础，而托氏则是从另一角度设计了在乡镇环境下与霍氏具有同样宗旨的自治共同体。应当说，霍华德主要建构了一种乌托邦理想，而托克维尔则按照这一乌托邦想象寻找到一个现实版本目标――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共同体。这种自治精神不是一般的市民信仰，而是具有希腊城邦理想的古典市民精神，即可能直接参与的民主社会和市民道德，全体市民可以直接交流的公共生活。这种古典市民理想不是现代城市政治中，以陌生人为主体的间接民主，以及以强大制度体系建构的社会结构。在霍氏的社会城市中，全体市民可以直接参与公共生活。有学者在论及小城镇社会生活时，表达出对霍氏这种有限城市理论的欣赏，认为乡镇社会的公共生活及其公共服务性更为直接，公共生活为社区成员所共有，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同管理。应当说，从小城镇社会的特点中，我们可以体验到霍氏城市理论的立场和出发点。

在霍氏的城市构想中，尽管充满对乡村世界的迷恋，但他的田园城市并非纯粹的村庄，而是一个经典的城市。他的合作公社和自治社区所包含的自由、合作和交流等理念，看起来是一种纯粹的乡村伦理。然而，在其背后流露出的却是一种标准的城市精神――希腊式的参与和自治――这种精神既不是单纯的乡土依恋，也不是纯粹的城市道德，而是一种理想化希腊式的民主精神。霍氏社会城市理论中的基本元素是田园城市，无论从规模或是政治设想上都是一个典型的雅典式城邦。霍氏的田园城市是最接近希腊城邦政治构想的一个现代版本，在这一构想中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符合自治伦理的政治生活，让所有居民的共同参与和自我管理这一希腊式理想成为现实。

霍氏的社会城市理论，既是一种政治建构，也是一种教育计划，而不是单纯的城市设计。其城市理论强调的合作、交流和平等，就是最理想的教育信仰和目标，而田园城市是实现这一教育计划的学校和场所，由田园城市构成的社会城市及其城市生活，是奠定这一教育理论的基础和主体。在这种社会架构中，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和教育理想被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个宏伟的教育计划。

（二）小城镇的社会工程：霍氏的乌托邦教育实验

从某一角度看，霍氏的城市构想及其希借式的理想主义市民精神，似乎恰好可以安置于小城镇社会之中，可以按照希腊城邦有限城市概念完美建构相似的社会理想。因此，霍氏的田园城市为小城镇治理及新农民教育提供了启示，可以视为在小城镇也只有在小城镇实现的现代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小城镇社会的有限规模和自治信仰，恰好是培育这种理想市民精神和自治伦理的理想之所。霍华德以田园城市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城市，是一种基于小城镇构想的“城市乡村”，她为建构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政治乌托邦世界奠定了重要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基础。

与此同时，这种乌托邦设想也为小城镇新农民――乡镇市民――的教育创造了可能。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霍氏的田园城市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教育计划和工程。在田园城市，乡镇市民（新农民）接受自治伦理的教化，实现古典市民精神的陶冶。在小城镇社会中，既有乡村背景的支撑，又有城市社会的政治可能――自治伦理和民主公民。霍氏的理论给予我们巨大的政治想象――在乡镇社会实现理想市民的训练可能比城市社会具有更大的可能和优势。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的乡镇自由理论已经给予霍氏田园城市理论作出最好的诠释和注解。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为实现这一现代版城邦想象提供了宝贵资源。

城市社会学论文篇10

关键词：转型期；城市规划教育；问题；改革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前言：

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起源于土木工程与建筑，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渐趋多元，但始终强调物质空间环境规划的技术性，具有较强的职业教育色彩，教育与行业发展和实践紧密结合，但近来城市规划专业在这样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表现出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不够准确；师资力量不够完善；缺少融合多学科背景的城市规划设计的培养队伍；实际教学过程不能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等。因此，在已经发生的重大社会转型下针对这些问题，中国规划教育需要更加严肃地自我审视和适时转变，尤其需要提高大量新设规划专业的教育质量。

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历程

1952年之前，在土木类院校和建筑类院校中，个别高校开设以讲座为主的现代城市规划课程，或是在高年级设置专门化教育方向，有了城市规划教育的系统设想；1952年至1960年代中期，通过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在国家大规模建设的人才需求背景下，城市规划专业创办，城市规划教育开始独立存在于建筑或建筑工程类院校，规划设计课成为专业的核心课程；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

由于国民经济困难以及意识形态因素，规划专业逐步停止招生，教师队伍被解散或下放，城市规划高等教育陷入停滞期；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的缓慢复苏期，老的规划院校逐步恢复招生，规划院校数量和学生规模缓慢扩大，教学基本延续前的体系内容，但开始逐步充实和改革；199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快速城镇化发展，城市规划教育向社会人文学科和国际规划学界汲取养分，与规划行业发展相互推动。这一时期，设立规划专业的院校数量稳步上升，师资更新换代，规划教育体系全面革新，呈现出新一代学科教育特征；进入21世纪后，在国家引导和市场驱动下，院校规划专业的数量和办学规模呈现出阶梯式增长，据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的年均新办规划院校数量达两位数，研究生教育快速扩展。年毕业学生由不足千人到接近万人，中国高等城市规划教育的师生规模已经在国际上备受瞩目。

2、城市规划转型的必然性

凯文·林奇认为，“城市形态是人的意图的结果，只有人的活动才能改变聚落的形态，无论这些形态多么复杂、不明确或无效，都是人的动机所造成的”。其实不只是城市形态，城市产生、发展也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工业革命以前，社会对城市的需求相对简单，给人民以居所，给统治者以“稳定和秩序、控制人民和展示权利、融和与隔离”等，有时还具有宗教与军事意图。由于社会需求相对简单，满足这种需求的城市营建技术也就不那么复杂，占卜师、建筑师甚至画家就足以胜任。工业革命以后，由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以及人口的急遽膨胀等，城市社会对城市营建提出了更多要求：产业的需求、能源与交通、资源分配与控制、社会的公平、环境治理等等。显然，适用于工业革命以前的城市规划技术，难以胜任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剧变．城市规划的外延扩大了，从原本的工程技术问题向包涵社会学科的软科学方向迈进．发展到如今，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多样，如技术的革新（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观的实现等等．城市规划外延扩大是适应城市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

3、城市规划教育

城市规划是一项基于城市社会多维度背景认识有关城市空间环境塑造以满足城市社会之需求的学科。一方面其需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借助跨学科知识与技

术来认识、理解与预测城市；另一方面，又要求有深厚的形体塑造能力，把一切有关城市的多维度分析与研究结果落实到具体的城市空间环境塑造之中。这两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概括而言，城市规划发展至今至少应该包涵三类学科知识：建筑学类、交通与市政工程学类、社会人文科学类。其中建筑学和交通与市政工程是培养空间塑造能力的核心课程。其中社会人文类学科从多角度丰富了对城市空间的认识，是培养综合分析与研究能力的关键。城市规划学体现了设计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兼容并，其直接面向职业技能的培训，是城市规划理念基础能力培养的延续与实践运用，它们之间存在着“传与承”的关系。城市规划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城市规划技术的支撑，城市规划技术只有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完善并不断地更新。

4、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存在问题

4.1、、培养定位不够清晰

我国城市规划专业在进行制定培养方案过程中，对于目前社会上对于城市规划人才的定位，还没有跟进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脚步。培养的定位还处于高等教育在精英教育的阶段，定位为复合型、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进行转变，学历层次的培养也开始多样化起来，从高职高专到普通本科、硕士博士都有其培养的层次。另外从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已经不是过去国家或者公有制的企业，现在就业的方向大多数都是在私营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等单位。毕业生也很难精确到进行单一方面的城市规划专业。就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就业的区域来看，有从一线城市向二线三线城市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就要求高等学校在进行人才培养定位的时候要进行重新定位和制定。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中, 没有针对地域特征培养出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城市规划专业人才满足基层单位的需求, 缺乏针对性和地方办学特色。

4.2、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力量不够

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师资力量的水平的高低，能不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杰出的人才教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是一个相对于其他专业更需要多学科背景知识的学科，这不仅要求学习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能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的储备，更要求城市规划专业的教师具备相应的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城市规划专业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包括有：地理、文化、历史、物理、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利用，只有充分对于这些知识进行涉猎才能够将城市规划专业学好、用好。多学科背景的教师在目前高等教育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非议，但是就目前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状况来看，是需要对于多学科背景教师的培养和引进，以充实到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教师队伍中去。

4.3、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相脱离

城市规划设计专业需要学生通过自身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训练相结合起来，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经常能够出现教师和学生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如设计图纸和实地勘察等能力，学生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花费较多的时间在这两个方面的教学中去，很少能够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忘记了理论知识对于城市规划专业的理论指导作用，理论知识的储备对于日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做好准备。②城市规划设计专业是一个对于学生综合文化素质要求较高的专业，只有具备跨学科的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才能有利于进行专业的设计。但理论课的学习是漫长积累的过程, 各门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形成个人的规划思想与理念。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并且在短期内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因此学生没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在这样相互矛盾的过程中要建立起一种学习理论知识的浓厚氛围来改善学生的学习兴趣。

城市规划教育问题的应对措施

5.1、完善专业的教学理念与目标

专业的教学理念应结合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发展需要，遵循现代城市规划综合性、实践性和社会性强的特点，以 “注重宏观政策规划与物质空间设计并重”的现代城市规划教育模式为目标，以复合型综合能力和创造性自主能力培养为核心，建立基于建筑学背景并融入区域和政策观念的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教学体系，实现素质教育、博雅教育、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机融合。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城市规划理论知识与城市规划专业技能，了解城市规划相关知识，具有较为扎实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技术基础理论与知识结构、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能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研究与教学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使学生在继承和巩固物质空间形态规划传统优势基础上,具有更为宽阔的专业视野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就业适应性。具体措施如下：

（1）在继承和发扬我校优良传统建筑与城市规划教育的基础上，加强理论性教学、实践性教学、新技术教学与规划设计教学的综合训练，探索专业特色与复合人才有机结合的培养途径，强调规划师基础知识教育、综合能力培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统一，培养出理论水平高、基本功扎实、动手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富有开拓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复合型城市规划专业优秀人才；

（2）在注重学生基本功培养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开拓能力和创新意识的综合素质培养，以及加强现代技术与传统城市规划学科的交融与互动，研究和探索适应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培养新模式与新途径,促进知识传授向能力学习的转变；

（3）建立一套以复合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摆脱物质空间规划型与宏观区域政策型两种传统城市规划教育体系的局限性和相对隔离状态，完善规划理论与规划设计、区域规划与城市设计并重的教学模式，整体提高教学研究水平与教学质量。

5.2、加强师资力量的培养和引进

高等学校教师质量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当前社会变化瞬息万变，对于城市规划设计专业的教师要求也比以前更加严格和多样化，这就要求高等学校的教务主管部门能够在师资力量的培养和引进方面多下功夫。对于现有的城市规划专业的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培养，让其掌握当前城市规划设计中的先进理论和知识，让教师能够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和设计案例，方便他们更新已有的知识，提升已有教师的综合素质。同时高等学校还应该在教师引进上面下功夫，由于高等学校教师需要及时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样才能够使此专业的持续发展。总之加强师资力量的培养和引进对于当前高等学校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3、注重教学、科研与实践的高度结合

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坚持“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和规划专业的学科特色，面对社会实践，追踪国际前沿和社会需求，密切关注中国城镇建设实践尤其是江苏自身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旧城更新、城市设计、小城镇规划建设以及城镇物理环境控制和节能技术等，鼓励教师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学中，建立研究型课程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在第二课堂参与研究性强的规划实践项目，通过对城市规划更为广泛领域研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自主创新精神，拓宽学生学术视野以及对其他相关学科的敏感度。

6、城市规划教育的改革创新

6.1、培养“全知全能型”的人才

随着规划行业的发展，对规划师的专业技能要求日益提高，知识不断扩展。规划专业的学生既要有相当的物质空间设计和表达能力、基本的市政工程规划技能，也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调查和分析研究能力、行政管理和综合协调能力等。即对规划师的培养目标是使他们具备关于城市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态和地理空间的复合知识，并且训练他们分析和规划(设计)城市的能力，培养“全知全能型”的人才。

6.2、教育的地方多样性与教育的阶段性

教育的地方多样性与教育的阶段性在本质上并无差异．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各城市所面临的任务及重点也有不同，再加上各地自然特征的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规划教育地方需求的多样性；再从教育供给角度看，我国城市规划教育缘起多个专业类别，怎样在强调规划教育规范性的同时，继承与延续各个院校原有学科特色，大力发展规划教育的地方多样性，对促进各院校优势学科的延续与特色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另外，规划教育的多样化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院校整体框架提供了可能．我国的规划院校基本从属于4个类别，即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综合性院校与专业性院校，在各个院校之间达成一种既协作又分工的职能体系，有利于规划教育行业发挥整体优势，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6.2、详细规划课程的实行

将详细规划作为专业主干课，其内容框架设置主要以住区综合规划和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核心课程，要求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快速完成从建筑设计向规划设计的转换，建立城市规划的思维模式，掌握城市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一般程序。具体而言，不仅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设计基本功和美学素养，了解本专业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方向，同时还需要具备前期研究、实地调研、策划分析等多重能力。详细规划教学着重体现理论、设计和科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实现专业特色与复合人才相结合、知识传授向能力学习的转变，强调学生获取、运用知识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结束语

城市规划教育的质量决定了未来城市规划的发展。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中国的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路漫漫其修远兮，众需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朱晓娟,汤振兴.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与对策.[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4.第188-190页.

[2]苏 阳.城市规划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J]. 河南科技2011.05.第28页-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