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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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代绍兴民营企业的成长呈现出现代企业集群化发展的特征。绍兴形成了以纺织印染、黄酒生产、机械制造、化工原料、医药产品、厨电产品、铜加工以及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区域化民营企业产业集群。2008年全年全市38个块状经济有企业5.64万家，职工76.87万人，总资产2502.46亿元。其中销售收入在10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有11个，同比增加2个。其中:绍兴县的纺织业块状经济1092亿元和纺丝业块状经济105亿元，诸暨市的五金制造业块状经济455亿元、袜业块状经济331亿元、织造业块状经济261亿元、铝塑管材块状经济213亿元和珍珠业块状经济166亿元，上虞市化工块状经济140亿元，新昌县轴承业块状经济130亿元，嵊州市领带块状经济143亿元、机电块状经济109亿元。改革开放以来嵊州逐步形成了领带服装、电器厨具、机械电子三大主导企业。全市现有领带服装生产企业17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电器厨具生产企业5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机械电机企业1000多家，年销售收入90亿元。嵊州先后被命名为“21世纪国际性领带都市”“中国丝针织服装生产基地”“中国最具影响力纺织之都”“中国厨具之都”“中国电声零件之都”和“中国小功率电机生产基地”。大唐袜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历经创业、茁壮成长、迅速提升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集袜业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轻纺原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袜业机械及配件市场、联托运市场、袜子销售市场等五大市场于一体的发展格局，构成了纺丝、回弹、织袜、绣花和染整等前后道配套的专业分工协作、产业集聚度高的产业体系。是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浙江省21世纪最具成长性的十大国际性产业集聚区之一，举世闻名的“国际袜都”。1980年，山下湖有近400户农户大胆从外地引进技术，开始小规模人工养蚌育珠。80年代初普及到山下湖全镇95%以上的农户，年产珍珠达20多吨。1983年后，珍珠繁育、养殖、加工一条龙逐渐形成。1996年后，珍珠养殖逐步走上了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之路。到2008年，诸暨山下湖镇淡水珍珠养殖面积突破40万亩，年产量占世界淡水珍珠总产量的70%、全国总产量的80%。

店口五金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店口铜加工产业开始兴盛发展。90年代初，随着中国南方五金城的建成，店口实现了由镇到城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全镇拥有工业企业4018家，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企业100多家，超亿元企业21家，上市企业2家，海亮和盾安分别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绍兴市是建筑大市，多年来，建筑业产值、利税和创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等指标保持全国地级市首位。十以来，我市建筑企业飞速发展，高资质企业不断增加。大型骨干企业生产规模、市场份额增长较快，其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至2010年年底，绍兴全市从事建筑业的民营企业有780家，其中包括17家特级企业，113家一级企业。全市建筑业总产值3243.16亿元(含建筑企业在外地的施工产值)。据绍兴市基本单位名录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底，注册地在绍兴的1683家建筑业法人单位，共有从业人员127.1万人。诸暨市环保装备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2001年11月，诸暨环保装备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正式在牌头镇建立，2002年12月，被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基地”，2006年，由菲达集团牵头，浙江大学、省环保产业协会等共同参与建立省环保装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基地累计有省以上高新技术企业11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已基本形成产品生产、技术开发、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十一五以来绍兴民营企业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盾安集团、精功集团、卧龙集团、万丰奥特集团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以资本运作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推进高新制造业的升级发展。新昌制药厂与新和成作为绍兴民营制药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推动企业产能扩大与产品研发走在国内制药行业前列。在节能环保领域，作为上市公司的菲达集团也在资本市场上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第三产业发展异军突起，重点商贸项目推介会红火开展，各种节会活动规模逐年扩大，服务业迅速发展。截止2010年绍兴地区396个商品交易市场实现商品交易额1767.06亿元，其中有42个成交额超亿元的商品交易市场，5个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超过100亿元。中国轻纺城在2010年的交易额达438.64亿元。

二、绍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兴起与发展

绍兴地区民营企业上市的上市过程开端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改制。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改制过程当中，绍兴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企业实现了借壳上市、借船出海。1997年，绍兴轻纺城成为全国现代企业改制的试点企业。同年绍兴著名的制药企业震元堂与黄酒名企古越龙山成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2000年以来，绍兴民营企业特别是杨汛桥地区的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外资本市场。浙江玻璃、宝业集团等实现在香港主板上市。2004年底，绍兴板块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异军突起，卧龙科技、菲达环保、浙江龙盛成功成为上市企业。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块的开设为新和成、精工科技、盾安环境、京新药业和三花股份开辟了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路。2008年绍兴地区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数目与市值在浙江省各个地级市中居首位，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二位。中国资本市场上绍兴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并购重组活动频繁。2010年绍兴上市公司数目发展到41家，包含11家境外上市公司。2011年底，绍兴共有上市公司49家，全年上市公司融资额90.86亿元，其中新增的7家上市公司首发融资额为51.43亿元。2012年资本市场上绍兴板块上市公司达52家，绍兴成为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三的资本强市。2012年绍兴板块上市公司在绍兴规模以上企业中贡献了20%的净利润和38%的地方税收，成为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当代绍兴人经济发展经验与特征

篇2

[关键词]多元化决策业绩内生性

1.引言

作为一种成长战略，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最初多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在中国，计划经济后期，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市场竞争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部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获得了成功。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短缺经济变成生产相对过剩，国内外市场由分割转变为接轨和融合，竞争加剧导致绝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损经营，因此出现了“多元化陷阱”的说法。

那么多元化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经营战略？它会损害公司价值，还是增加公司价值？

理论上来看，公司多元化经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能够解决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但是，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容易造成对项目的过度投资，或对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投资不足，而不是将公司利润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小股东。国外多元化与企业价值关系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多元化企业一般有较低的托宾Q值，减少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则会提高企业价值，一些最新的研究认为折价并不是源于多元化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类似国外SIC码②的行业分类数据，早期国内对于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采用主营业务比重作为度量多元化的指标，大多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1999年4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试行）》③后，对多元化指标的度量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大多研究依然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也有个别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溢价现象。

然而国内对于多元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假定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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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受北京交通大学十一五重大科研基金项目支持，课题号2005SZ007。

②theU.S.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SIC)system.SIC码是4位数字代码，前两位代码确定行业门类，第三位确定行业大类，第四位确定行业中类。

③中国证监会在总结沪深两个交易所分类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制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4754-94)为主要依据，借鉴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美国标准行业分类(SIC)及北美行业分类体系(NAICS)的有关内容，制订了《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试行)》。《指引》将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门类、大类两级，中类作为支持性分类参考。总体编码采用了层次编码法；类别编码采取顺序编码法：门类为单字母升序编码；大类为单字母加两位数字编码；中类为单字母加四位数字编码。

因果关系，①一些经验证据表明多元化经营和绩效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刘力，1997；朱江，1999；马洪伟和蓝海林，2001）。而苏冬蔚（2004）通过间接检验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对多元化溢价现象进行解释时，发现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CampaandKedia（2002）认为如果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相关，则对多元化与绩效的OLS估计将是有偏的。因此，准确揭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首先要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

国外多元化经营的研究基本从三个层面对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进行解释：①资源角度：拥有在行业间可以互相转换的过剩资源和能力的公司会从事多元化经营。②市场势力角度：企业多元化是因为可以获得市场势力，进而增进和最大限度提高其长远的获利能力。③问题角度：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势力和声誉，分散他们的雇佣风险。除了以上三种原因，刘力（1997）还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有其特有的动因，这些动因不是基于利润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基于社会效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目前国内对于公司多元化决策的研究还仅限于问题的角度，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和获得市场势力的多元化决策还没有相关的研究。秦拯、陈收和邹建军（2004b）发现高度多元化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多于其他两组，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低于其他两组。陈信元、吴英蕴和黄俊（2004）发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程度大并且没有第二大股东有效监督的控股股东通过公司的多元化经营转移了公司的资产，降低了公司的业绩。CampaandKedia（2002）使用工具变量消除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时指出，联立方程的估计并不容易，因为影响多元化决策的部分公司特征已经包含在以公司价值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里了。因此，全面地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将其变成可以被量化的、好的工具变量非常重要。

另外，虽然有研究显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具有内生性，但是现实的数据是否支持这一假设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检验，因为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时，2SLS估计量反而不如OLS有效。

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源角度、市场势力角度和问题角度分析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在对联立方程进行2SLS估计之前，首先对多元化程度的内生性进行了Hausmantest。

另外，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分行业资料并不标准，国内的数据库公司即使提供了按行业、地区或产品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布情况，也没有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行业编码和分类。因此，本文根据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上市公司2000-2003年间的业务活动进行了2位数行业编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数据库。②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决策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样本选择、变量设计；第四部分是对数据的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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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鹏翼、李善民和张晓斌(2005)探讨了多元化程度变动的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杨林和陈传明(2005)分析多元化发展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未来研究方向时也指出，要关注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问题。

②特别感谢崔悦、盛枫、程健、李月婷、涂圣楷和陈扬扬的工作。

比较可惜，论文中的公式、字符无法粘贴到博客中，最后只把论文结论、研究不足以及参考文献贴在这儿。其实如果大家想看真正的论文，可以查看附件中的英文参考文献。而认真写过论文的人决不认为“不抄袭，就没法写论文”，因为只要你掌握了一定方法，又有持续关注的问题，总会想出办法来研究。

4.5.对多元化程度与业绩正向关系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主业增长缓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那么，以上四点能否作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正向变动的原因？

本文陆续讨论了多元化收益的三个原因：①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建立起内部资本市场，避开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②相对于拥有较少信息的外部投资者，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③公司多元化经营降低了未来现金流的变动，增加了公司的负债能力。从负债能力增加价值的角度来看，多元化经营增加了公司价值。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价值高的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部分解释多元化溢价，却不是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没有提供各经营单元的详细财务数据，因此不能直接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关系。苏冬蔚（2004）试图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角度对多元化溢价进行解释，作者考察了母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状况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数据显示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根据JensenandMeckling（1976）的利益一致假设，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其剥削公司财富的可能性下降，从而使公司价值增加。所以，虽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但是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的显著正相关抵消了部分成本。

Stein（1997）表明存在借贷限制的前提下，拥有较多信息的管理者更善于选择项目（winner-picking），其对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公司价值增加。作者强调控制权是管理者做出更优的决策的有效手段，因为它确保管理者从有盈利的项目中获得激励，并且拥有在项目间调配资源的权限。本文的数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无疑拥有了公司控制权的经理有动力，也有能力实现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管理层的winner-picking和其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结论及研究不足

5.1.本文的结论

通过内部成长或外部成长的方式，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公司的主业增长缓慢促使企业追求范围经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也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做好主业。

本文在探讨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时拓宽了研究假设，认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是互相影响的。为了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Hausmantest首先验证了对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OLS估计确实是有偏的，即如果不控制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我们很可能会得出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而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之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表明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业绩普遍较高，这和国内大量多元化折价的实证结果相反。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管理层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部分抵消了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的成本。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理对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多元化公司的价值。以上原因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2.本文的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5.2.1.本文的研究不足

1．数据库的局限。

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分类方法对分行业资料进行披露，导致很多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不能进行四位数行业编码，甚至不能进行两位数行业编码。而业务活动不能编码至四位，无法计算出熵分类法的总体多元化程度（DT）和相关多元化程度（DR）指标。同样因为行业编码的问题，使用LangandStulz（1994）的多元化贴现值和Berger和Ofek（1995）超额价值EV对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也会出现偏差。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的不完善影响到了对多元化指标和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

另外，本文删除了44家分行业资料披露不详尽无法进行2位数行业编码的公司，这些由于行业编码不全而被删除的样本，有可能恰恰是业绩不好的公司。由于这部分公司占总样本的4.5%，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并且，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库中没有母公司分行业和分部门的详细财务报表，无法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经验关系，所以目前还无法对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进行研究。

2．本文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获得市场势力、问题三个角度研究了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行为，然而对市场竞争程度指标的度量有一定的困难。一般认为，市场中企业的换位是反映市场竞争大小的一种重要标志。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的变化也是度量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指标。但魏后凯（2003）目前也只能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计算出中国主要制造业行业1980年、1985年和1995年行业集中度的变化。

5.2.2.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Hausmantest验证了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业绩是相关的，但是控制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方法很多，工具变量选取的不同也会影响控制效果，因此，对于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控制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其次，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完善后，对于公司业绩和多元化指标的度量会改进研究的结果，对于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也可以进行相关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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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转轨时期外资流入的流量、存量与结构

俄罗斯1992年启动经济转轨后，配合激进的“休克疗法”，在货币制度和资本流动方面实行了经常项目下的卢布可自由兑换、放松资本国际流动管制和吸引外资流入的政策。

1.利用外资的流量与形式结构

从流量上看，从1991年到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利用外资的年度流量保持了增长势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资料，从1991年到2000年上半年，俄罗斯累计吸引外资517.1亿美元。到2001年年初，实际形成的利用外资存量总量为292.53亿美元。

转轨以来，俄罗斯利用外资的形式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外国投资。其中，从1991年到2000年上半年，直接投资流量累计为216.54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41.9%；间接投资流量为10.71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2.1%；其他外国投资289.84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56.1%。

外商对俄罗斯的间接投资是伴随着俄罗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工业企业股份化改造发展起来的，快速私有化的1994年是个转折点。当年的“大众私有化”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购买俄罗斯企业股份。1997-1998年是另一个俄罗斯利用外国间接投资的高峰。1997年俄罗斯利用外国间接投资总额达到最高峰——6.8亿美元。

俄罗斯转轨期间使用的国际信贷投资大部分来自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I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等）和国外大型商业银行及银行集团。这些金融资源多用于俄罗斯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改革的紧急项目。

2.利用外资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

转轨时期俄罗斯利用外资的部门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风险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利用外资的政策指导思想。俄罗斯为了防止利润流失和经济被控制，最具活力的部门一般不予开放，允许外商投资的一般是生存非常困难的企业和部门。这种政策有其积极一面，即外资对那些最困难的部门和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其消极的一面是，本来就属于高风险、缺乏吸引力的俄罗斯经济难以吸引大量外资。

转轨期间，俄罗斯外资投入的部门结构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1993年外资居前两位的是金属加工与机器制造业（占外资总额的23.2%）和商业饮食业(16.3%)，1994年是燃料能源工业(49.5%)和商业饮食业(9.8%)，1995年是商业饮食业和金融、银行、保险业，1996年是金融信贷领域(27.3%)和食品加工业(7.9%)，1997年和1998年是金融信贷领域(32.5%)和燃料工业(16%)，1999年是能源燃料工业(17.8%)、商业饮食业(17%)和食品加工业(14.8%)居前三位。到2000年上半年，累积流入外资的存量排序中居前三位的是：金融信贷领域（93.53亿美元、32%）、能源燃料工业（43.58亿美元、14.9%）和食品加工工业（31.66亿美元、10.8%）。它反映了俄罗斯吸引和使用外资的主要部门。

在地区结构上，俄罗斯外资流入的分布非常不均衡，主要集中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和萨哈林州、秋明州、鞑靼斯坦共和国等少数几个能源原材料生产发达的地区。整个90年代中期，那些通常被认为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工业发达且急需外资进行技术设备更新的地区，如乌拉尔工业区和伏尔加河沿岸工业区，几乎没有外资流入。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当地企业和地方当局实行了一种保护垄断，不放开外商进入竞争的政策；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使得依赖国内市场的制造业的盈利前景暗淡，对外资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那些产品主要供应国际市场的能源原材料产业则显得更具投资吸引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府特意建立的实行税收等投资优惠政策的自由经济区，如滨海边疆区（纳霍德卡）、克麦罗沃州、加里宁格勒州、赤塔州和阿尔泰边疆区等，郡没有达到吸引外资的效果和目的。看来，仅仅是建立自由经济区的一纸声明并不具有吸引外商投资的实际效力，外商看中的可能是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综合投资环境。

3.利用外资的相对规模和资本净流入额

尽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外资流入基本保持着增长势头，但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比较小。2000年初俄罗斯累积形成的外资使用规模为292.53亿美元，居世界第25位，大大落后于其他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中，长期直接投资总额为127.57亿美元，不到同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就国内经济影响而言，外国投资占俄罗斯国内长期资本投资的比重也一直很低，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卢布贬值造成的进口替代效应和俄罗斯停止进口管理的自由放任政策，国内长期资本投资中外资所占比重才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见表2）。

在考察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外资流入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到，转轨开始后俄罗斯境内的国际资本流动是双

向的。在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国内资本流出。而且，必须注意到，俄罗斯的国内资本外流动机主要不是追逐利润，而是出于安全动机，是私有化初期积聚起来的私人或集团资本为了规避国内政治经济风险而出走国外。尤为严重的是，每年俄罗斯资本外流的规模都大于资本流入。IMFl997年的数据表明，1992-1997年间，俄罗斯外资流入减去资本流出的差额是负979亿美元，即有979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注：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俄罗斯经济学家A·布拉托夫根据俄罗斯国际收支帐户估算的1992-2000年上半年间俄罗斯资本外流高达2900亿美元（不包括走私）。1992年到2000年上半年，俄罗斯外资流入、资本流出和外资流入净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见表3。资本的净流出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资本投资连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转轨时期外资流入的制度转型效应

外资流入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外资流入的制度转型效应和外资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总体上看，外资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静态效应又大于其长期动态效应。

1.资本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

首先，俄罗斯转轨期间的外资流入在特定时期为市场化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在特定时期，在改革矛盾尖锐化而又无法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平息矛盾的时候，通过利用外资赎买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平息利益受损阶层的反对声音，稳定了改革的方向。

经济转轨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核心是制度替代和制度转换。它意味着：第一，原有的财富配置结构和生产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将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制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产权配置方式和规则），财富的重新分配将产生社会摩擦，既得利益者需要得到补偿，否则经济转轨可能会被逆转；第二，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实施成本等其他制度转换成本；第三，在制度转换和制度替代过程中，社会可能暂时失去维持自身生存的正常生产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上述种种问题意味着，经济转轨期间要求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为转轨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因此，转轨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必然是转轨的资本支持问题。外资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

前面的分析表明，俄罗斯1992-2001年间利用外资规模尽管相对较小，但在其使用的外资中，“其他形式外资”占的比重很大。“其他形式外资”主要是来自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大型商业银行及银行集团的“国际信贷投资”以及在国内外债券市场上筹措的外资。表1的数据显示，这部分外资在1996年以后占俄罗斯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1998年甚至接近70%。这部分外资除了部分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以外，主要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目的，用来补发拖欠的退休金、教师工资，以及用于其他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目的，起到了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从而有利于经济转轨的继续进行。

外资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所起的第二个积极作用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产权改造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推动了俄罗斯国内资本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俄罗斯国有资产总量巨大，私有化改造方案一经实施即遇到资金问题。事实上，俄罗斯选择“大众私有化”而不是捷克或波兰的“基金私有化”方式，即有出于私有化产权运作的资金制约问题的考虑。但“大众私有化”只是简单地把企业产权由国家手中转移到千千万万的民众手中，在实现产权在市场上的流通和重组之前，私有化的资源重新配置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俄罗斯自己国内拥有的资金还不足以推动产权的有效流通，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政府通过颁布相关政策吸引国际战略投资力量购买和持有俄罗斯企业私有化证券。相应政策措施收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仅大规模私有化的1994年，外国投资者在8月、11月、12月三个月里用于购买俄罗斯企业股份的资金投入就达9亿美元。这一数量相对于俄罗斯庞大的国有资产总量可能微不足道，但它在俄罗斯证券市场所发挥的边际推动作用的意义却不能低估。

投入到俄罗斯金融市场上的外国资本，除了向转轨提供信贷投资，以弥补转轨当期收益与当期成本的“赤字”差额以外，还在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外资基金在管理制度、金融产品服务种类、投资技巧等方面都拥有俄罗斯当地金融投资者不能比拟的优势，他们参与俄罗斯金融市场的投资运作，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长期资本在俄罗斯总外资流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其对俄罗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合资企业”是外资在俄罗斯进行经营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根据俄联邦司法部企业注册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0年上半年，在俄罗斯注册的“合资企业”总数为28000家，约占俄罗斯企业总数的1%，其中大约40%的“合资企业”的外商出资份额为100%。在俄罗斯企业私有化由“证券私有化”过渡到“现金私有化”阶段后，在第一阶段形成的企业经理和职工等“内部人”控制的公司产权治理结构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企业股权在证券市场的运作下逐渐集中，外国投资者和一批“新俄罗斯人”等战略投资者开始主导企业的控制权。他们（特别是外国投资者）逐渐使企业的治理结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并且实现了较好的企业经营绩效。“俄罗斯经济监测中心”1995、1997和1999年对俄罗斯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企业进行的样本调查显示，由战略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的外部股东控股企业和管理者控股企业效益好于金融机构控股企业和职工控股企业。“合资企业”经济效益一般好于内资企业。外资推动了俄罗斯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评价上述外资流入对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时，必须考虑由于流入外资的规模较小，其发挥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

2.资本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消极影响

篇4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