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十篇

时间:2023-04-12 14:49:43

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篇1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新认识。

传统的认识是: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公有制,才算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并且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行动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未必正确,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正如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者确有消灭私有制的愿望,却没有把私有制彻底消灭干净的事实。之后他又鲜明地说:“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还说:“马恩从来不说公有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①

我很赞成于光远先生的这一论点,只是我同他的论述不完全一样。我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不能消灭呢?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以原来的认识必须修正。

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党的十五大报告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当然包括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也包括多种形式的私有制,更包括公有私有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没有私有制就谈不上是多种所有制。这当然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大的发展。然而十五大报告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再怎么长,也总归是一个暂短的过程,一百年不行,两三百年总行了吧!那么,初级阶段结束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公有私有共同发展。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一下子就要变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

为什么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呢?一个基本的根据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当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至今我们还看不到可以用别的什么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以往我们采用和试行过的计划经济,因为它彻底失败了,才改行市场经济的。而体制上的市场经济概念,理论上即商品经济概念。由于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是不同的所有者交换产品、交换劳动的经济,因而它的微观基础必然是和必须是不同利益主体的所有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为基础,市场经济只能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二者要相互适应才行。单一的公有制是排斥商品交换的,它也排斥竞争,并且难以促进经济发展。只有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促进不同主体间各种各样的交换,促进竞争,促进发展。这当然不是说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永存。就具体的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它们都是历史的,它们既有生就有死,都不会是万岁,并且都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它们都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公有私有并存,并不是说其具体形式不再变化和发展,而只是说现在还看不到也不清楚将来用什么别的形式可以代替它们。

如果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是公有与私有并存,那必然发生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资本主义也是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它并不是全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我现在形成的观点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来看,除了原始公社这个人类社会初期的历史时期以外,迄今为止,所有社会都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公有与私有并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以及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特征,不仅要看到它们是不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更重要是看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什么所有制。根据这个分析方法,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不就区别开来了吗?

(二)对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重新认识

如果前一个问题谈论的是未来,那么本问题要论证的则是过去。它们都与现实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特别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的关系。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五十年代消灭私有制经济是对的,现在允许并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也是对的。这纯属风派观点,而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但仅仅这样论述是不够的。

对于五十年代中期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评价是高度赞扬的,这毫不奇怪。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已经有新的实践了,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评价自然就稍稍客观了。在中央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当然还是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了缺点和偏差,如对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适当,以及整个运动过急、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等等。在当时来说已经不错了,能成为集体的观点为许多人接受也是一种前进。但时至今日,这个评价行不行、够不够呢?

由于在这之后又有了二十来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启发,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重新认识。这样,我形成的新看法是: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仅仅是搞的早了、急了、快了,对原工商业者安排不适当,等等,而是根本就不应当那么搞。不搞反而更好。我的理由如下:

1.不搞对资改造,中国同样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当时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国有制在改造前已经占据了主体和领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改造前的1952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52.8%;在全部工业固定资产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占到了80.8%。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冶金、机械、金融、铁路,以及一些大的矿山、工厂,几乎全部为国家所有,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棉纺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等。这样,不采取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而采取共同发展的政策,公有经济的比重也能占到绝对优势。

2.当时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是:“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一种先进的经济成分,而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了,并且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对立的。”“必须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它。”改造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和判断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到现在还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个时候就落后了吗?可以认为,这些说词、论点,全部是为了要进行改造而制造出来的。即使拿到现在来说,也未必正确。大家知道,当时刘少奇同志就不是这种观点。例如他说“剥削有功”,对资本主义“不要限制”,“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等等。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更正确。如果按照少奇同志的观点,也许就不会进行一场对资改造运动。

3.如果不进行那场急风暴雨式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我们也用不着再进行调整政策,重新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延续下来岂不更好!要知道,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变革生产关系,是大伤元气的。且不说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即使是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也很难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样大。而我们却在一段时间内只搞这种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而不集中力量向自然开战,这样才把时间耽误,差距扩大。所以我觉得对于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采取否定的态度,重新认识。有些事情是时间越远越能看得清楚。我们要把必然性和事情的对否区别开来。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在当时那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必然要进行那样一场对资改造运动。但必然性不等于正确性,是否正确,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如果我们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而不是用唯心主义的“一大二公”标准来判断,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搞错了。

4.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不论是五十年代,还是现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多了,而是发展还很不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德国等西欧大陆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中国更应当是处于资本主义还极不发展的时期。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时历史提出的任务应当是把封建主义消灭干净,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是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在封建主义的东西没有消灭干净,资本主义所允许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情况下,就采取过急行动,而要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绝种。正因为这个总的判断的失误,所以当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值得重新思考了。正因为私有制经济在不该被消灭的时候被人为地消灭了,所以当它被消灭后又不断地再冒出来,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可以看成是对那时错误行动的纠正,也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还要继续发展的必然性的补课。

5.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商品经济,并且是比小商品经济更高的现代商品经济。而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内地并不很多,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实行对资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阻断商品经济的发展,用排斥商品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取而代之。从这个具体目标看,确实是做到了,并且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得还好,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但是,否定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效果怎样呢?不能否认,国家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也取得一些成就,例如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等等,但是,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由于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搞得市场上物资匮乏,连人民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满足不了,而不得不靠发票证来维持供应,城镇居民理发、洗澡、做衣服都得排队,这是符合实际的基本判断吗?且不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不久就出现三年困难,全国饿死两三千万人。这局面,不能说与消灭资本主义、否定商品经济没有一点关系吧!

我的这些观点,当然带有“事后诸葛亮”性质,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只能如此。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现在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也是一个新的判断,与以前我们老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它”,完全不同。但我不是否定这种生产关系内部仍然存在种种矛盾,更不否认这种所有制的历史性质。我只是说,这种生产关系直到现在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具有活力,仍然有众多的人愿意投资,采取这种形式,仍然是新的生产力的增长点。全世界都是如此。去年,我在某一刊物上看到一位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胡学华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说:“美国几乎没有国有企业,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国企多少和国家强大与否没有关系。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政府。”因此他建议政府加快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速度,让民营经济去占领,等等。这位留学生的言外之意是:美国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完全是靠资本主义私有制搞上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现在还是效率很高的所有制形式。

最近我们还看到日本《经济学人》发表的题为《21世纪型资本主义》的文章讲,18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开始以自律性的运动,在历史上展现了自己巨大身影。19世纪它经历了成长、成熟和衰退的阶段。20世纪是力图克服古典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21世纪则是“新资本主义”显露头角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市场要素,还是技术要素,还是企业要素,都出现了决定性变化。这篇文章的作者为立教大学教授斋藤精一郎。他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可以研究。但它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在调整、变化。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出现了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尖锐矛盾的情况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经过不断的调整,它反而出现了还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我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事人,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知识,因而也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自觉调整生产关系,探索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过调整后,尽管它还是资本主义,但同一百多年前那种野蛮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少年时期、不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大不一样了。这里可以指出这样三点变化:

一是由于工人群众长期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矛盾是不是可以说缓和了呢?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缩短了劳动时间,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科学管理,以及推行员工持股制等,工人的工作状况、收入水平可以说是大为改善了;

二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奉行凯恩斯主义,加大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控制和干预,加大财政支出,放宽信贷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使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痼疾得到一定的缓解,加上“联合的资本家”更加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使科学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和应用,并使资本家不再重视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而主要是占有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

三是在企业制度方面,由私人独资、合伙为主,逐渐过渡到股份制的公司制为主,使资本主义下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相对的缓和。现代的公司制,按我的看法,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人所有,而是在私人所有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它已经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所有。

不知可不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还属于资本主义的壮年时期、成熟时期,它以前的病治好了,它的毛病也改了许多。因而它还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走到很快就要死亡的暮年。

中国现实中的个体、私营经济等私有制经济,严格说它们都是新生的,重新出现的。在发展阶段上它们还处于原始阶段,初期积累资本时期,正在成长的年龄段,还很不成熟。原始阶段那些易发的毛病,例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残酷剥削工人,偷税漏税,稍微有点钱就摆阔气,胡花乱用等,都有。但是它活力强,适应市场,机制灵活,是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活力源,这是不能否认的。经过一段的积累和发展以后,只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治理,它们原先那些毛病大都是可以克服的。它们也要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提高自己的素质。它们也会调整和改善自己的生产关系,提高企业组织水平。这些年来,我国原来私营企业的三种组织形式—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中,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比重大大提高,就是有力的证明。象温州等地,开始时的假冒伪劣已得到扼制,产品和服务质量大为提高,并且创出许多名牌产品。说中国私有制经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是有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的,是用不着怀疑的。世界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四)如何正确理解马恩所说的“消灭私有制”

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问题直接关联。也是当前极“左”派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一个核心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是这样讲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因此,极“左”派引用这句话来反对中国搞私有化是对的,但他们用来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则是错的。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消灭私有制”了。对这个问题,我想讲两点看法。

1.马恩讲的“消灭私有制”是从根本上讲的,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当时已经看出它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讲的。其出发点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从《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热情歌颂“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也可以从他们对奴隶主所有制代替原始公社所有制,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加以肯定中得到证明。就是说,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生产力论者,一切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标准。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重重,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时,才说这句话的。他们当时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一些弊病得到了治疗,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些现实情况。2.马恩在讲“消灭私有制”的时候,还讲过许多必备的条件。特别是马克思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以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即使根据他们的论述,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生产力的增长点、经济的活力源的时候,难道不应当允许和鼓励它们继续存在和发展吗?

这并不是说马恩讲的“消灭私有制”错了,而是说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正确理解,灵活运用。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党的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还想提出一个看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断调整和改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通过相互学习、渗透、趋同化,也许将来用不着来一个消灭和剥夺的运动,就会自然地改变和演变为社会所有制,或其它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更高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员工持股制的推行,混合所有制的现代化,我觉得似乎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一点这种端倪了。这当然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谁也说不准确。消灭私有制是必然的,但采取的形式、步骤、方法,有可能会同以往的设想不一样。

(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私有经济是优势互补关系

这是我们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一个重要观点。五十年代对资改造时的一个理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尖锐对立的,不消灭私有制,公有制就得不到发展,即二者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也与现在的极“左”派观点不同。极“左”派是说,私营经济发展快了、多了,会引起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变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质变。我们说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协作、合作的关系,当然也是竞争的关系。

过去我们对竞争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总以为竞争就是无政府状态,竞争就是大鱼吃小鱼,把许多坏的东西都加在竞争的头上,资本主义头上。其实,竞争是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下,竞争,特别是无限制的竞争,才能产生最佳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低的价格,出现最好的质量,才能使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有竞争才能促进相互学习,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人们向上、向前,促进生气勃勃。说得具体一点,这些年来我国彩电行业的发展,就是依赖了无限制的竞争。微波炉的技术进步,也是依赖竞争。私营经济是不怕竞争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要依赖竞争。只有垄断才会产生保守、停滞。现在美国法院对微软的判决也说明这点,其精神实质很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同公有制一起,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也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它们发展壮大了,对国家提供的税收会更多。他们也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邓小平同志讲,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富,共同富。根据我最近几年的考察,哪个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多了,快了,哪个地方经济发展也快,人民生活改善也快。所以我一再宣传这样的观点:发展民、私营经济是改变地方面貌、增强地方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藏富于民的必然选择。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既要依靠公有制的发展,也要依靠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经济是完全依赖市场生存的。将来我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资本会更多地进来,我们也要走出去。我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会成为我国外贸进出口生力军。

现在我国国有经济正处在深化企业改革,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调整宏观结构的过程之中,国有制的职能要重新界定。调整结构的实质意味着国有企业要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而必然是国退民进。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企业的并购、破产和财产关系的重新组合,也必然要让一部分富余职工下岗。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同发展民私营经济结合起来,个体、私营经济应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相互控股、参股、租赁、承包、委托经营等,更加紧密的合作。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国企、民企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介绍的一个典型就是河南省平顶山国有高压电器厂与私营企业实行联合,组成企业集团公司,促进了生产。这些难道不也是优势互补、协作互助吗?

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以后,我看西部的开发也要走一条新路,既要依靠国家的投资,更要依靠民间的投资,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以及公有、私有、国家、地方,海外、内部共同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依靠市场机制来动员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观念上抛弃公有、私有相互对立的旧观念,树立公有、私有优势互补,协作、合作、共同发展的新观念。

(六)业主的经营管理是创造价值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

这里所说的私营企业主(家),包括两种身份的人:出资者,即所有者,在现实的企业治理结构中,主要指的是董事和董事长,包括股票持有者;另一部分为私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前者我们过去在教科书中称为资本家,后者称为资方人,经营者。实际上二者不完全一样:前者是雇主,后者是高级打工者。只是在我国现实中,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以两种身份又往往是合一的。只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两权应当分离,才能过渡为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说: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③因此,他们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如果出资者是业主自己,他又从事经营管理,那么他就是二重身份,他获得工资,是熟练劳动的报酬,经营管理的回报;而他获得的利润,则是剩余价值。如果他仅仅是经营者,那么,他则获得管理和监督劳动工资。董事、监事的报酬,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是私营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研究其性质时应当有所区别。但这些都已经是常识了。我在这里所以要讲这些,无非是要强调,私营企业主(家)的劳动,是比一般工人的劳动能创造更多价值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而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是很不重视的,一说是资本家,往往把这个称谓同剥削者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

资本家有没有剥削呢?只要有雇佣劳动关系,就存在剥削。因为工人只获得劳动报酬—工资。工资是可变资本,工资以外的剩余部分,则为资本的所有者获得,属于剩余价值。

但是,剩余价值部分并不全是剥削所得。如果我们承认私营企业主(家)的劳动是复杂劳动、熟练劳动的话,那么,必须承认,剩余价值部分中,有相当的部分是业主自己创造的。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或新经济下,在科技含量高的民私营企业,业主的收入中绝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复杂劳动所得。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管理是第二生产力。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给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

私营经济篇2

1.私营建筑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是由我国的经济制度决定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近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下,私营建筑经济必须也有必要踏足建筑业界。

2.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有建筑经济自身的缺陷决定的国有建筑经济是由国家扶持的经济模式,它有着国家为后盾的巨大优势,但同时,这个又是也造就了存在的缺陷。

1).国有建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国有建筑经济是国家所有的经济组织,国家委托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所以对于国有建筑经济而言,无论是资金投向还是项目审批,都要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层层报批。这样,一方面会使国有建筑经济发展的投入增加,使得建筑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决策制定和颁布的流程过于复杂,会导致一些政策和信息的滞后性,错失良好的市场时机,往往在政策的执行之日,原本约定的项目已经解约。

2).国有建筑经济成本的相对劣势。国有建筑经济不仅要发展自身,同时还要引导建筑业的发展,替政府分担管理压力和财政压力。另外,国有建筑经济还承担着居民供水,供暖,婴儿入托,离退休工人管理等社会福利的负担。这些负担所耗费的费用无疑会以房价的方式转移到购房群众身上,自然,国有建筑经济的成本将大大增加。

3.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是建筑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是由建筑经济自身的二元性决定的。总之,为了给私营建筑经济一个更为适合的生长环境,国有经济要逐步从这一竞争产业中退出,为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留下更大的空间;现阶段科技的发展,决定建筑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劳动力数量,也就是说,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劳动力过剩,这一切就决定了私营建筑经济势必要进入经济市场;再加上私营建筑经济较国有经济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因此,发展私营建筑经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生产规模的相对较小型以及经营方式的单一性,决定了私营建筑经济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建筑市场的竞争环境。一是由于私营建筑企业起步较晚,所以导致目前私营建筑经济的规模较小。二是由于私营建筑经济自身存在的信誉度低的问题,导致企业吸引投资的能力差。由于私营建筑经济以短期利润为主要经营目的,这就导致私营建筑经济在利润追求的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比如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造成国家政策的制裁以及公众房屋质量的质疑,这些都导致企业信誉的降低,从而难以招揽工程。

二、解决私营建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方法

1.提高认识。这里的提高认识主要包括对于私营经济的认识以及私营经济主体对国家法律的认识。提高对于私营经济的认识,其目的是解决社会各界对私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质疑。而提高私营经济主体对我国法律的认识,其目的则是为了使私营建筑经济在法律的约束下发展,提高自身的信誉,以承接更多的项目,促进自身的发展。

2.注重改革。就是要加强对国有建筑企业的产权的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其自身弱点决定其必须进行企业制度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实现产权制度的改革。同时,为了逐步实现国有小企业经营方式的灵活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化,国有小企业可以采取出售、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私有建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私营经济篇3

党的十五大之后,我国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私营建筑经济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建筑业产业和产品特点、国有建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其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市场环境与私营工商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严重阻碍了建筑业生产力的发展。

文中所称私营建筑经济是指:纯粹私营经济+国有或集体经济中属于私营经济的成份+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私营的建筑经济。

一、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一)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改革开放2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集体经济8%,国有经济4%)。1993-1996年间,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5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

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

由于建筑业和建筑产品具有特殊性以及“所有制歧视”的存在等原因,使得私营建筑经济发展与私营工商业相比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建筑业的发展。但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并促进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是建筑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是由建筑业具有“二元性”特点所决定的。建筑业的“二元性”特点表现在:

(1)一方面,国家把建筑业与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并列,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但另一方面,建筑业又属于竞争性行业。1984年,在全国城市经济中,建筑业率先进行了改革,建筑业企业被率先推向市场。十几年来,国家不仅没有给建筑业以优惠政策,而且仍然将之作为完成基本建设任务的“工具”,在资源配置、价格改革、政策法规制定和建筑市场规范等方面严重滞后,使建筑业企业在“压级压价、垫资承包、拖欠工程款”的恶性竞争环境下艰难度日。

(2)一方面,随着我国一大批工业、能源、交通等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尤其面对国际建筑市场的竞争挑战,对建筑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建筑业从整体上说,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粗放型产业。建筑业仍然没有摆脱“四低一易”的特点:即资本有机构成低、生产工业化程度低、服务社会化水平低、建筑市场准入的门槛低。因而使得私营建筑业企业容易进入建筑市场,容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3)一方面,公有建筑经济(国有+集体)在建筑经济总量中仍然处于主体地位,还在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大多数国有建筑业企业产权不明、权责不清、包袱沉重、亏损严重、效益低下;而私营建筑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并日益显示出其生机活力。私营建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国有建筑企业改革形成了“倒逼机制”。而产权改革是改革的关键,国有建筑企业的前途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败。因此,私营建筑经济是建筑业深化改革的结果,反过来,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又促进国有建筑企业的改革。

总之,由于建筑业属于一般竞争性产业,国有经济要逐步从这一产业退出,为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留下更大的空间;由于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私营建筑经济的市场进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再加上私营建筑经济较国有经济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因此,发展私营建筑经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建筑业生产力的二元性决定了所有制的二元性,即必须在发展国有建筑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

2、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已经具有较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就量的概念而言,在建筑经济总量中,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有较大份额。据统计,在1997年建筑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3.7%。私营建筑经济的现实基础更主要地还表现在质的方面:

(1)近几年新成立的一批建筑业企业,尤其建筑装饰装修、地基处理、综合布线、建筑防水、消防工程施工等专业企业,成为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

(2)在国有建筑经济中孕育着私营建筑经济的成份。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使“原国有企业”已经改性,从而增加了私营建筑经济的成份。有的已经上市,其产权已属股民所有;有的已由职工一次性买断,变成民有民营企业;有的由职工参股;有的实行租赁、承包经营,特别是有的经营者买断了中小国有尤其是集体建筑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

此外,在国有建筑企业中,还存在着如下三种情形:一是一些企业经理以改制为名,将有效的国有资产“重组”,成立新的公司,由自己或亲属控股,并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将以国有企业名义承包的工程,尤其是资金到位、利润丰厚的“肥活”,交由“自己”的公司施工。这样实际上是将企业的有效资产和利润实现了由“公”到“私”的“双转移”。二是一些国有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以项目经理负责制为名,打着国有企业的招牌,只负盈,不负亏(实际也负不了亏)。项目盈了,狠捞;项目亏了,也捞。导致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寺庙穷、和尚愁、方丈富的现象。三是一些企业之外的人,以国有企业某某工程处或项目部的名义,以交上一点象征性的“管理费”为条件,挂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牌子,冒国有之名,行个人之实。这些现象的存在,事实上使许多国有建筑企业包括一些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已经成为一捅即破的“空壳”。国有建筑企业中存在的为数不少的这些人,实际上成了国有建筑企业为自己培养的“掘墓人”。就是这些人,就是利用这些手段,在几年中就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3)大量存在的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私营的建筑企业已经成为私营建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有利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有利于消除私靠乱挂、出卖资质、垫资承包、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等建筑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三)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符合发达工业化国家建筑业发展的规律

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建筑业发展的规律来看,私营建筑经济应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可以从建筑业产业中退出。如日本在明治时期及其以前创立的23家主要建设公司中,有22家属私营企业,占96%,只有大成建设公司由大仑组商会(属行业协会团体,而非政府)创立。私营建筑企业由于自身具有灵活的机制和旺盛的生命力,而经久不衰。被称为日本五大超级建筑公司的清水建设、鹿岛建设、大成建设和大林组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竹中工务店创立于1610年,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虽历经沧桑,但至今仍然保持着蓬勃生机。

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就基本上没有了国有建筑企业。我们也应当结合建国以来建筑业的发展史,认真研究国外的做法,改造我们的建筑企业所有制结构。

二、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主要障碍、政策措施及发展趋势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私营建筑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阻力,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一)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主要障碍1、从外部来看,主要存在着观念和市场环境两大障碍。观念障碍———概括起来有“三论”,它是制约中国私营建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为:

(1)“对立论”,即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把私营建筑经济看作“异己”,加以排斥;

(2)“担心论”,即担心私营经济发展过快,会影响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担心工程质量干不好、债务债权还不了,等等;

(3)“唯心论”,即看不到私营建筑经济发展已经具有雄厚的现实基础,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看不到私营建筑经济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市场障碍———概括起来是“三个缺乏”。(1)缺乏有效保护私营建筑经济合法财产的法制环境。尤其一些管理部门对私有建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乱报销的“五乱”现象比国有企业更严重。(2)缺乏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在市场准入、资质审批、招标投标等方面,私营建筑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所有制歧视。(3)缺乏提供服务的社会环境。目前,私营建筑企业在银行贷款、员工培训、职工职称评定、申报户口等方面受到不应有的、很“严格的”限制。

思想认识和市场环境存在的种种障碍,严重阻碍了私营建筑经济的大力发展。

2、从私营建筑经济自身来看,制约发展的障碍主要表现为“三大缺陷”:

(1)家庭化的管理模式和独裁型的决策方式,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企业发展初期,权力高度集中的家庭化管理模式和个人专断的决策方式,能够高效地利用有限资本,调动家庭成员的积极性,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但是,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使得私营建筑企业在家庭关系之外难以培植新的动力主体;个人专断的决策方式,由于受经营者自身知识、信息等方面的局限,而难以作出更正确的决策。因而,制约了企业的规模发展。

(2)较小的经营规模和单一的组织形式,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建筑市场的竞争环境。一是私营建筑企业的发展滞后,规模很小。二是私营建筑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在融资能力和扩张能力方面受到限制,制约了企业规模难以迅速扩大。因而,使得私营建筑企业在抵御经营风险,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乏实力。

(3)经营策略上的短期行为及较低的技术和信用,是造成私营建筑企业承揽工程难的重要原因。我国私有建筑企业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比较严重。有的私营建筑企业不是依靠加强科学管理,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工程质量,降低经营成本来获得经济利益,而是通过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各种不正当手段牟取利益,直接影响了私营建筑企业的信用和形象。

(二)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对策与措施

1、抓认识。就是要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全新观点,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把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提高到国有建筑企业改革能否深化,建筑业能否真正成为支柱产业的高度上来;要把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提高到能否抓住历史机遇,使建筑业得到大力发展的高度上来;要打破束缚私营经济发展的框框,只要不违背法律政策,就不要做任何限制。

2、抓改革。就是要深化国有建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改革产权制度,实现制度创新。国有小企业可以采取出售、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从而为私有建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3、抓政策。就是要全面落实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政策。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规划,为长期以来名不正、言不顺的“戴红帽”私营建筑企业“摘帽”正名,还原其本来面目,确立其法律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和发展私营建筑生产力。二是制定一切有利于私营建筑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要为私营建筑企业在工商注册、资质审批、招标投标、跨地区跨部门施工、工程质量评优、企业贷款、企业改制,尤其是私营企业兼并、参股、收购国有中小建筑企业等方面,创造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破除所有制歧视,强化服务意识,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为私营建筑经济的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抓规范。就是要以克服私营建筑经济自身存在的缺陷为重点,抓规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和导向作用,引导私营企业明确市场定位,确定经营策略,壮大经济规模,适应市场竞争。二是要加强工商、税务、审计和工程质量监督,提高工程监理覆盖率,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充分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等综合手段,消除私营建筑企业自身存在的偷工减料、偷税漏税、掠夺经营、忽视质量等行为短期化问题,促进其向合法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三是要改变私营企业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

(1)在产权制度上,要从独资企业单一主体的产权结构向股份合作制和有限责任等多元化产权制度过渡;

(2)在企业管理上,要从传统的家庭化管理模式和独裁型决策机制向科学化现代化管理过渡;

(3)在企业规模上,要从以中小企业为主逐步向公司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4)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要从劳动密集型、粗放型逐步向技术管理密集型、集约型过渡;

(5)在企业扩张上,要从仅仅依靠“一家一户”的资本积累转移到依靠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实行多元化融资上来;鼓励私营建筑经济参与国有建筑企业的产权流动、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推动国有建筑企业改革的同时,壮大和发展私营建筑经济。

只要政策允许,并正确引导,这些“戴帽”的、“挂靠”的私营经济成份必将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使私营建筑经济得到大力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建筑业的迅速发展。

(三)我国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趋势我国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整个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二是我国整个建筑业的发展状况。只有整个私营经济和建筑业都发展了,才能为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1、私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对我国私营经济的存在期限,十二大后认为“从大局看,不用担心”,十三大报告认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始终,十四大报告认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命运,十五大报告认为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同兴亡。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私营经济存在的长期性。

2、建筑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进入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纵观工业化国家建筑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建筑业的发展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工业化前,由于以农业为主体,因而不具备大力发展建筑业的要求和条件;工业化初期,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建筑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工业化阶段,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本阶段建筑业总量进一步加大;后工业化时期,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随之,建筑业作为国有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历史使命也将完成。我国正处在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在这个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建筑市场潜力巨大,建筑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私营建筑经济作为我国整个私营经济和整个建筑业中的一个很活跃的部分,也将长期存在并得到大力发展。如果把改革开放初期到1997年的20年间私营建筑经济从无到有、基本完成原始积累作为“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以党的十五大为标志到下个世纪的前20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私营经济、私人投资的发展和增大,私营建筑经济将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我国私营建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孕育阶段,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一是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加,为建筑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样有利于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二是私人投资的日益加大,将有利于私营建筑经济扩大市场占有率。因此,这一时期,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速度将明显加快,经济规模将迅速扩大。这一阶段大致用20年的时间,即到2020年,我国私营建筑经济规模总量将与国有建筑经济规模持平。

私营经济篇4

私营建筑经济和公有制建筑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私营建筑经济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结果,反过来,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又可以促进公有制建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近年来,随着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对加强建筑市场得管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目前,建筑市场中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较为突出,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问题,这些问题单纯从行政手段出发并不能解决好,还必须结合市场经济的特点,把政府管理机制和市场经济有效的结合起来,而事实证明发展私营建筑经济能对解决这些问题起到重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国的建筑市场管理、建筑市场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由此可见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对促进建筑市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发展私营经济的制约因素

私营建筑经济自身存在着许多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就目前来看,多数私营建筑企业是家庭化的管理模式,因此造成管理水平低下,许多企业沿袭着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很难适应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另外大部分私营建筑企业仍然采用粗放的经营模式,只重视项目和收益,资金的运作和融资能力都亟待加强;技术水平和信用方面和国有建筑企业仍存在一定差距,要缩短差距,必须在科学管理,注重工程质量上多投入,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而不是靠偷工减料来创造利润,这样才能给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长期发展。外部环境也制约着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规范化的市场秩序,才能给私营建筑经济一个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

3未来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对策

3.1全面落实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政策

不断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对工程的承发包、工程款结算、工程的风险保障、建筑环境的质量、以及法律责任等各方面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法规;针对建筑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完善工程建设的各项法律法规,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为建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政府需要创造公平、高效、健康良好的市场秩序,为建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建设主管部门也应该根据中国私营建筑经济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建筑市场的准入制度及相关的市场规则,加快工程建设领域各项诚信体系的建设,消除束缚其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其稳定增长。

3.2加大对私营建筑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私营建筑企业的中小型、密集及私有化等特点决定了其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但银行向私营建筑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却远未达到其需求,为了满足这一供需的平衡,政府的干预手段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应尽力完善为私营企业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加快各商业银行的改革;另一方面建立多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私营建筑企业上市融资提供必要的支持,多管齐下,为私营建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基础。

3.3不断提高私营建筑企业的整体素质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而私营建筑经济未来必将发展成为建筑业中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的重要时期,工业化的进程必将带动建筑业的大发展,私营建筑企业只有抓住机遇,扬长避短,才能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来说,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拥有先进的管理队伍,并且始终把建筑质量放在第一位来抓。实践证明,大型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联合、兼并等方法扩大规模,实现企业的集约化经营及科学的管理,这样更有利于建立优秀的领导班子和高素质的施工队伍,同时也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建筑质量是建筑企业的生命,可见质量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这就要求负责人在技术上要过硬,同时还要善于经营与管理。一个懂管理、重技术、严要求、高标准的队伍,才能建设出高质量的工程,为企业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打造出人民满意的工程。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因此只有用先进的管理方法,科学的发展目标来引导私营企业,才能克服私营建筑经济自身发展存在的缺陷,保障其规范发展;同时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以新技术的革新和高科技的人才为企业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提高生产力,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企业永远保持活力,才能保障整个私营建筑业的稳健发展。

私营经济篇5

(一)经营时间较短私营建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表现出一个较为显著的问题,就是经营活动的短期性,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建筑企业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没有建立并完善施工人员的管理工作制度,从而导致水平高、综合素质较强的工作人员流失较为普遍。追缴工程款项困难也是其经营时间较短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财产合法性缺乏法律保障我国目前的法律条例中还没有对私营建筑经济的财产保护上制定明文规定,从而导致财产的合法性存在较多的漏洞,部分企业员工利用相关漏洞进行经费的胡乱报销,从而出现费用乱摊派的问题。不仅会导致私营建筑经济出现严重的资金流失现象,还会导致其经济发展规模受到严重的影响。

二、保护我国私营建筑经济发展的相关措施

(一)转变发展理念私营建筑经济企业要改变落后、传统的发展观念和发展该模式,对现金的管理理念进行引起,不断对发展理念进行创新,采取科学的经营模式来建筑经济进行发展。目前,很多私营建筑企业都开始主动对先进的经营方式进行学习,并提倡解放思想的管理理念。[3]在摒弃传统发展理念的同时,不断吸收新鲜的活力和血液,从而保证私营建筑经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发展优势。建筑企业在朝着公司制度方向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将资源进行整理,从根本上企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保证建筑企业朝着可持续、稳定的方向发展。

(二)提升企业管理和领导阶层的管理水平私营建筑企业管理和经营者要主动对各种先进的管理发展理念进行学习,做好内部管理工作。私营建筑经济只有对现展形势进行全面、科学地认识,才能够处理好家族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建筑企业要立足于实际发展状况,对发展理念进行寻找,采取有效的管理方法对工作人员实施系统管理,引导他们参与到锻炼以及培养工作中,不断强化他们的实践能力,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企业存在的各种内部消耗,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私营建筑经济建立稳定、长久的合作发展技术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属于一个较为长久的过程,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企业管理和领导阶层要能够立足于长远发展,系统规划我国私营建筑经济。[4]我国目前建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不足,企业管理和领导人员要能够做好团队建设,不断提升内部技术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以及专业素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从而保证不断提升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私营建筑企业只有保证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才能够获得更多的项目承接机会,形成长远的发展合作机制,合理对短期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弊端进行规划,从而保证企业实现可持续的、稳步发展。

(四)政府有关部门要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政府部门要能够从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支持,从而保证私营建筑经济获得持续性发展。企业本身要对国家相关政策进行关注,对于私营建筑经济的地位进行保障和巩固。

三、结束语

私营经济篇6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新认识。

传统的认识是: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公有制,才算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并且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行动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未必正确,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正如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者确有消灭私有制的愿望,却没有把私有制彻底消灭干净的事实。之后他又鲜明地说:“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还说:“马恩从来不说公有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①

我很赞成于光远先生的这一论点,只是我同他的论述不完全一样。我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不能消灭呢?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以原来的认识必须修正。

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党的十五大报告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当然包括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也包括多种形式的私有制,更包括公有私有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没有私有制就谈不上是多种所有制。这当然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大的发展。然而十五大报告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再怎么长,也总归是一个暂短的过程,一百年不行,两三百年总行了吧!那么,初级阶段结束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公有私有共同发展。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一下子就要变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

为什么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呢?一个基本的根据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当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至今我们还看不到可以用别的什么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以往我们采用和试行过的计划经济,因为它彻底失败了,才改行市场经济的。而体制上的市场经济概念,理论上即商品经济概念。由于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是不同的所有者交换产品、交换劳动的经济,因而它的微观基础必然是和必须是不同利益主体的所有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为基础,市场经济只能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二者要相互适应才行。单一的公有制是排斥商品交换的,它也排斥竞争,并且难以促进经济发展。只有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促进不同主体间各种各样的交换,促进竞争,促进发展。这当然不是说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永存。就具体的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它们都是历史的,它们既有生就有死,都不会是万岁,并且都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它们都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公有私有并存,并不是说其具体形式不再变化和发展,而只是说现在还看不到也不清楚将来用什么别的形式可以代替它们。反正不能再回过头来搞以往那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一统天下了。如果有人还要那么搞,必然发生历史的大倒退。可能吗?绝对不会。

如果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是公有与私有并存,那必然发生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资本主义也是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它并不是全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我现在形成的观点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来看,除了原始公社这个人类社会初期的历史时期以外,迄今为止,所有社会都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公有与私有并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以及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特征,不仅要看到它们是不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更重要是看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什么所有制。根据这个分析方法,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不就区别开来了吗?

(二)对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重新认识

如果前一个问题谈论的是未来,那么本问题要论证的则是过去。它们都与现实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特别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的关系。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五十年代消灭私有制经济是对的,现在允许并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也是对的。这纯属风派观点,而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但仅仅这样论述是不够的。

对于五十年代中期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评价是高度赞扬的,这毫不奇怪。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已经有新的实践了,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评价自然就稍稍客观了。在中央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当然还是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了缺点和偏差,如对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适当,以及整个运动过急、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等等。在当时来说已经不错了,能成为集体的观点为许多人接受也是一种前进。但时至今日,这个评价行不行、够不够呢?

由于在这之后又有了二十来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启发,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重新认识。这样,我形成的新看法是: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仅仅是搞的早了、急了、快了,对原工商业者安排不适当,等等,而是根本就不应当那么搞。不搞反而更好。我的理由如下:

1.不搞对资改造,中国同样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当时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国有制在改造前已经占据了主体和领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改造前的1952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52.8%;在全部工业固定资产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占到了80.8%。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冶金、机械、金融、铁路,以及一些大的矿山、工厂,几乎全部为国家所有,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棉纺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等。这样,不采取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而采取共同发展的政策,公有经济的比重也能占到绝对优势。

2.当时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是:“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一种先进的经济成分,而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了,并且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对立的。”“必须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它。”改造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和判断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到现在还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个时候就落后了吗?可以认为,这些说词、论点,全部是为了要进行改造而制造出来的。即使拿到现在来说,也未必正确。大家知道,当时刘少奇同志就不是这种观点。例如他说“剥削有功”,对资本主义“不要限制”,“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等等。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更正确。如果按照少奇同志的观点,也许就不会进行一场对资改造运动。

3.如果不进行那场急风暴雨式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我们也用不着再进行调整政策,重新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延续下来岂不更好!要知道,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变革生产关系,是大伤元气的。且不说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即使是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也很难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样大。而我们却在一段时间内只搞这种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而不集中力量向自然开战,这样才把时间耽误,差距扩大。所以我觉得对于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采取否定的态度,重新认识。有些事情是时间越远越能看得清楚。我们要把必然性和事情的对否区别开来。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在当时那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必然要进行那样一场对资改造运动。但必然性不等于正确性,是否正确,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如果我们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而不是用唯心主义的“一大二公”标准来判断,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搞错了。

4.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不论是五十年代,还是现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多了,而是发展还很不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德国等西欧大陆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中国更应当是处于资本主义还极不发展的时期。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时历史提出的任务应当是把封建主义消灭干净,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是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在封建主义的东西没有消灭干净,资本主义所允许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情况下,就采取过急行动,而要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绝种。正因为这个总的判断的失误,所以当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值得重新思考了。正因为私有制经济在不该被消灭的时候被人为地消灭了,所以当它被消灭后又不断地再冒出来,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可以看成是对那时错误行动的纠正,也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还要继续发展的必然性的补课。

5.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商品经济,并且是比小商品经济更高的现代商品经济。而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内地并不很多,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实行对资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阻断商品经济的发展,用排斥商品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取而代之。从这个具体目标看,确实是做到了,并且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得还好,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但是,否定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效果怎样呢?不能否认,国家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也取得一些成就,例如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等等,但是,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由于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搞得市场上物资匮乏,连人民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满足不了,而不得不靠发票证来维持供应,城镇居民理发、洗澡、做衣服都得排队,这是符合实际的基本判断吗?且不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不久就出现三年困难,全国饿死两三千万人。这局面,不能说与消灭资本主义、否定商品经济没有一点关系吧!

我的这些观点,当然带有“事后诸葛亮”性质,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只能如此。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现在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也是一个新的判断,与以前我们老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它”,完全不同。但我不是否定这种生产关系内部仍然存在种种矛盾,更不否认这种所有制的历史性质。我只是说,这种生产关系直到现在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具有活力,仍然有众多的人愿意投资,采取这种形式,仍然是新的生产力的增长点。全世界都是如此。去年,我在某一刊物上看到一位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胡学华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说:“美国几乎没有国有企业,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国企多少和国家强大与否没有关系。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政府。”因此他建议政府加快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速度,让民营经济去占领,等等。这位留学生的言外之意是:美国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完全是靠资本主义私有制搞上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现在还是效率很高的所有制形式。

最近我们还看到日本《经济学人》发表的题为《21世纪型资本主义》的文章讲,18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开始以自律性的运动,在历史上展现了自己巨大身影。19世纪它经历了成长、成熟和衰退的阶段。20世纪是力图克服古典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21世纪则是“新资本主义”显露头角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市场要素,还是技术要素,还是企业要素,都出现了决定性变化。这篇文章的作者为立教大学教授斋藤精一郎。他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可以研究。但它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在调整、变化。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出现了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尖锐矛盾的情况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经过不断的调整,它反而出现了还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我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事人,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知识,因而也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自觉调整生产关系,探索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过调整后,尽管它还是资本主义,但同一百多年前那种野蛮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少年时期、不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大不一样了。这里可以指出这样三点变化:

一是由于工人群众长期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矛盾是不是可以说缓和了呢?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缩短了劳动时间,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科学管理,以及推行员工持股制等,工人的工作状况、收入水平可以说是大为改善了;

二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奉行凯恩斯主义,加大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控制和干预,加大财政支出,放宽信贷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使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痼疾得到一定的缓解,加上“联合的资本家”更加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使科学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和应用,并使资本家不再重视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而主要是占有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

三是在企业制度方面,由私人独资、合伙为主,逐渐过渡到股份制的公司制为主,使资本主义下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相对的缓和。现代的公司制,按我的看法,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人所有,而是在私人所有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它已经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所有。

不知可不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还属于资本主义的壮年时期、成熟时期,它以前的病治好了,它的毛病也改了许多。因而它还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走到很快就要死亡的暮年。

中国现实中的个体、私营经济等私有制经济,严格说它们都是新生的,重新出现的。在发展阶段上它们还处于原始阶段,初期积累资本时期,正在成长的年龄段,还很不成熟。原始阶段那些易发的毛病,例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残酷剥削工人,偷税漏税,稍微有点钱就摆阔气,胡花乱用等,都有。但是它活力强,适应市场,机制灵活,是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活力源,这是不能否认的。经过一段的积累和发展以后,只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治理,它们原先那些毛病大都是可以克服的。它们也要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提高自己的素质。它们也会调整和改善自己的生产关系,提高企业组织水平。这些年来,我国原来私营企业的三种组织形式—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中,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比重大大提高,就是有力的证明。象温州等地,开始时的假冒伪劣已得到扼制,产品和服务质量大为提高,并且创出许多名牌产品。说中国私有制经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是有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的,是用不着怀疑的。世界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四)如何正确理解马恩所说的“消灭私有制”

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问题直接关联。也是当前极“左”派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一个核心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是这样讲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因此,极“左”派引用这句话来反对中国搞私有化是对的,但他们用来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则是错的。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消灭私有制”了。对这个问题,我想讲两点看法。

1.马恩讲的“消灭私有制”是从根本上讲的,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当时已经看出它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讲的。其出发点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从《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热情歌颂“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也可以从他们对奴隶主所有制代替原始公社所有制,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加以肯定中得到证明。就是说,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生产力论者,一切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标准。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重重,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时,才说这句话的。他们当时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一些弊病得到了治疗,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些现实情况。2.马恩在讲“消灭私有制”的时候,还讲过许多必备的条件。特别是马克思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以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即使根据他们的论述,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生产力的增长点、经济的活力源的时候,难道不应当允许和鼓励它们继续存在和发展吗?

这并不是说马恩讲的“消灭私有制”错了,而是说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正确理解,灵活运用。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党的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还想提出一个看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断调整和改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通过相互学习、渗透、趋同化,也许将来用不着来一个消灭和剥夺的运动,就会自然地改变和演变为社会所有制,或其它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更高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员工持股制的推行,混合所有制的现代化,我觉得似乎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一点这种端倪了。这当然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谁也说不准确。消灭私有制是必然的,但采取的形式、步骤、方法,有可能会同以往的设想不一样。

(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私有经济是优势互补关系

这是我们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一个重要观点。五十年代对资改造时的一个理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尖锐对立的,不消灭私有制,公有制就得不到发展,即二者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也与现在的极“左”派观点不同。极“左”派是说,私营经济发展快了、多了,会引起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变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质变。我们说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协作、合作的关系,当然也是竞争的关系。

过去我们对竞争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总以为竞争就是无政府状态,竞争就是大鱼吃小鱼,把许多坏的东西都加在竞争的头上,资本主义头上。其实,竞争是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下,竞争,特别是无限制的竞争,才能产生最佳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低的价格,出现最好的质量,才能使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有竞争才能促进相互学习,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人们向上、向前,促进生气勃勃。说得具体一点,这些年来我国彩电行业的发展,就是依赖了无限制的竞争。微波炉的技术进步,也是依赖竞争。私营经济是不怕竞争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要依赖竞争。只有垄断才会产生保守、停滞。现在美国法院对微软的判决也说明这点,其精神实质很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同公有制一起,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也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它们发展壮大了,对国家提供的税收会更多。他们也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邓小平同志讲,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富,共同富。根据我最近几年的考察,哪个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多了,快了,哪个地方经济发展也快,人民生活改善也快。所以我一再宣传这样的观点:发展民、私营经济是改变地方面貌、增强地方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藏富于民的必然选择。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既要依靠公有制的发展,也要依靠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经济是完全依赖市场生存的。将来我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资本会更多地进来,我们也要走出去。我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会成为我国外贸进出口生力军。

现在我国国有经济正处在深化企业改革,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调整宏观结构的过程之中,国有制的职能要重新界定。调整结构的实质意味着国有企业要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而必然是国退民进。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企业的并购、破产和财产关系的重新组合,也必然要让一部分富余职工下岗。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同发展民私营经济结合起来,个体、私营经济应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相互控股、参股、租赁、承包、委托经营等,更加紧密的合作。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国企、民企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介绍的一个典型就是河南省平顶山国有高压电器厂与私营企业实行联合,组成企业集团公司,促进了生产。这些难道不也是优势互补、协作互助吗?

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以后,我看西部的开发也要走一条新路,既要依靠国家的投资,更要依靠民间的投资,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以及公有、私有、国家、地方,海外、内部共同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依靠市场机制来动员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观念上抛弃公有、私有相互对立的旧观念,树立公有、私有优势互补,协作、合作、共同发展的新观念。

(六)业主的经营管理是创造价值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

这里所说的私营企业主(家),包括两种身份的人:出资者,即所有者,在现实的企业治理结构中,主要指的是董事和董事长,包括股票持有者;另一部分为私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前者我们过去在教科书中称为资本家,后者称为资方人,经营者。实际上二者不完全一样:前者是雇主,后者是高级打工者。只是在我国现实中,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以两种身份又往往是合一的。只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两权应当分离,才能过渡为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说: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③因此,他们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如果出资者是业主自己,他又从事经营管理,那么他就是二重身份,他获得工资,是熟练劳动的报酬,经营管理的回报;而他获得的利润,则是剩余价值。如果他仅仅是经营者,那么,他则获得管理和监督劳动工资。董事、监事的报酬,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是私营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研究其性质时应当有所区别。但这些都已经是常识了。我在这里所以要讲这些,无非是要强调,私营企业主(家)的劳动,是比一般工人的劳动能创造更多价值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而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是很不重视的,一说是资本家,往往把这个称谓同剥削者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

资本家有没有剥削呢?只要有雇佣劳动关系,就存在剥削。因为工人只获得劳动报酬—工资。工资是可变资本,工资以外的剩余部分,则为资本的所有者获得,属于剩余价值。

但是,剩余价值部分并不全是剥削所得。如果我们承认私营企业主(家)的劳动是复杂劳动、熟练劳动的话,那么,必须承认,剩余价值部分中,有相当的部分是业主自己创造的。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或新经济下,在科技含量高的民私营企业,业主的收入中绝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复杂劳动所得。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管理是第二生产力。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给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

在我国现实中,我还没有看到和听到有专靠剪息票过活的那种资本家。所有的资本所有者都是从事复杂劳动的业主。他们的素质未必都很高,但他们差不多都是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也没有星期天、休息日,想各种办法把企业搞好。有一些甚至是懂技术、会经营管理的专家学者。他们创造的价值更多更大。他们的收入中,除了工资以外,利润分红虽是按资分配,但其中也有他们自己创造的价值。

私营经济篇7

一、私营资本的产权主体具有超经济性质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私有产权的超经济性质主要表现为私人产权对封建官僚权责和洋人买办势力的依附,并受其奴役;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企业产权、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产权的超经济性质集中表现为对国家政治及行政权力的依附,并被程度不同地纳入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企业产权的超经济性质则表现为另外的形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缘”性,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私营资本在产权主体上带有强烈的血缘、亲缘、地线性,而这种血缘、亲缘、地线性归结到一点,又使私营资本在产权主体上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宗法性。显然,具有宗法性质的企业产权,在运动中不能不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宗法规则支配,而不是严格地受市场规则约束。这是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中的相当部分之所以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重要制度根源。

所谓“血缘”是指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私营资本在创业和原始积累过程中,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联结成为统一的创业积累主体,家庭成员共同成为企业资本的所有者,家庭成员在企业资本中的权利位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服从家庭宗法、伦理关系的制约,因而,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家庭关系深深地笼罩着企业产权。如果说,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政企不分,那么,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私营资本则从一开始便是家企不分,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政企合一是以财产制度上的政资合一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私营资本则从一开始便以家资合一为基础。这就使得企业的竞争活动和管理等不能不受“家长”意志的左右。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产权主体,在创业初期或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可以更多地享受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忠诚”所带来的便利,享受家庭成员相互间的“信任”所带来的低谦的监督成本,但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这种家企合一的产权,无论是从其产权的家庭血缘关系本身固有的对社会的封闭性上,还是从其产权运用中的家长制式的宗法性上,均可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竞争产生深刻的矛盾。

所谓“亲缘”,是指相当一部分私营资本的产权主体是以家庭亲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也就是说是以若干个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或具有亲属关系的个人联合为一体,共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但各自在企业权利网络中的位置,除取决于各自对企业的作用、贡献外,往往同时还受其在家族中的地位的影响,受其与企业核心人物的血缘、亲缘关系的远近的影响。这种以亲属家族关系为背景形成的产权主体,不能不具有族企不分的特征,这种族企不分的制度同样具有宗法性,而且家族亲缘关系同样会深刻地影响企业产权的运用。在企业创业发展初期,这种族企可能会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持,因为家族的力量毕竟大于单个家庭的能力;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借助于家族关系,相互间的了解和监督成本也可能较低,至少可以借助亲缘网络对企业进行更严密的控制和更可靠的监督,虽然家族成员之间不必忠诚。但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家庭亲缘的封闭性、有限性同样成为企业制度现代化的障碍,家族亲缘关系天然具有的宗法性、依赖性同样成为企业管理权威性的威胁。

所谓“地缘”,是指相当一部分私营资本的创业,是在所谓“离土不离乡”,或“离乡不离地”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或者是由原来的农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本,虽然转入非农产业,但仍未离开自然村落,仍未脱离本乡本镇;或者虽然是在城市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但并未脱离诸如街道、本市县等地方性的社会网络。甚至正是借助于本乡本上本地的种种社会关系,寻找到了特别的发展机会。而地方性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所以为其提供便利,除多年形成的朋友亲情关系的呵护外,重要的是就地缘关系而言,相互间也比较了解,信息较为充分也容易相互渗透。然而,朋友间的社会关系的支持,也是要索取回报的,任何一种支出都是一定的“投资”,当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这种社会关系对企业的索取压力便会日益增大,甚至要求直接占有或分割企业的产权,或者会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企业的管理,包括企业的投资行为。分配行为,尤其是干预企业的用人行为。企业产权的运用和经营不能不受到曾经给企业以支持、呵护的地缘人际关系的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与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市场制度的要求往往是矛盾的。

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产权主体上的这种超经济性,这种以“三线”关系为特征的宗法性、封闭性,对于许多私营资本企业发展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因而面临企业产权主体制度改造的问题。许多发展较快的私营资本企业前一时期纷纷展开所谓“第二次创业”的探讨,并且这种探讨大都集中在如何选择新的投资领域,如何选择新的企业管理方式,如何建立新的企业监督控制机制,如何重新确定利益分配机制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等方面,但之所以大多私营资本的“第二次创业”并不成功,关于“第二次创业”的讨论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在笔者看来,重要的原因在于,“第二次创业”的根本应当首先是“第二次改制”,是应当首先以现代企业产权主体制度逐步替代以往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下的具有宗法性的产权制度。而实现这一点又是极艰苦的,甚至是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的。

并不是说,一切私营资本在产权主体制度上都要摆脱“三线”关系的背景。在中国当代私营资本发展初期,在产权上具有这种“三线”性是客观的,或许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的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所在。这种具有宗法性的产权制度在一定时期里更有利于私营资本的成长;更有利于确定私营资本的产权的排他性;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

但这种“三线”产权毕竟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根本在于,产权本身的宗法性与市场经济的法权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三缘”产权的界区排他性的明确,是以牺牲其产权的社会性为代价的,或者说,“三缘”的产权界定性,本身就具有天然封闭性,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私营资本产权市场交易的社会广泛性,而市场经济恰恰又是要求在界定产权界区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产权市场可交易的社会性,界定产权的重要目的也在于降低这种市场交易的成本。

其次,“三线”产权的宗法性,也成为阻碍企业融资信誉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这种阻碍不仅表现在私营资本以股票等有价证券为方式进行直接融资较为困难,而且还在于其间接融资中的借贷信誉以及相应的担保能力容易受到怀疑,尽管私营资本的融资困难更重要的在于外部体制性的歧视,但其产权本身的局限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三线”产权是阻碍中国当代私营资本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确立科学、程序、有效的决策和管理机制的重要因素。“三缘”产权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很难真正形成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很难形成有效的委托——机制。

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产权主体的超经济性质,除集中表现为宗法性的“三缘”关系特色外,还有另外两方面的表现形式。~方面是,部分私营资本,对特权尤其是对政府行政权力有特别的依赖,有些私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就是依靠政府权力部门或官员的特别恩惠,而不是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是,部分当代中国私营资本,虽然事实上是私人的资本,但也有“政企合一”的倾向。如某些乡镇企业。

不论以哪种形式,只要企业产权具有超经济性质,在本质上就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冲突,就都使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规则的同时不能不面对非经济的干扰和制约。这是中国当代私营资本不够纯粹的重要体现。

二、中国私营资本的产权界区不清晰

通常来说,既然是私人资本,其界区以及相应的排他性应当是清楚的。但中国当代私营资本的确存在许多方面的界区含混问题。正是这种界区含混,严重妨碍了企业进入市场、运用市场的有效性,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私营资本的发展。

中国私营资本的产权界区不清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首先,部分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建立起来的私营企业,产权界区在家庭之间或家族之间界定,但在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并无严格界定。

家庭成员或家族亲缘关系是可以被经济利益关系冲击而松动的,家庭或家族成员间的忠诚是可以被资产权利所侵蚀而出现叛逆的。只要企业资产不在自然人之间界定清晰,其产权的排他性总是不严格的。而且伴随企业的发展,迟早会提出在单个成员之间重新界定产权的要求,这是“经济人”的本能,即使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难以逾越这种本能。中国当代许多家庭企业及家族企业,当发展到~定程度之后,都不能不面对重新界定产权的难题。对于这个难题,有的企业较成功地跨越了,而更多的企业则难以跨越,结果,重新界定企业产权的代价,是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交恶,是毁掉创立起来的企业,重新分割企业,肢解企业,这个代价不能不说是极为巨大的。

其次,相当部分中国私营企业,就资本的所有制和出资的经济事实而言,的确是私人资本,但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顶“红帽子”,注册为集体公有制企业。这是法律形式上认定的产权与经济事实上发生的产权之间的不~致,为克服这种不一致,社会要付出,企业也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如某些私人投资兴办的企业,但由于法律形式上注册为乡镇集体企业,因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利益上的原因,乡镇政府便依法予以收回,使之真的成为集体公有财产;企业主往往由于缺少事先的法律认定。产权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再比如由于企业注册为集体公有,乡镇政府要收回资产而产生冲突时,乡镇政府可以号召或者怂恿乡民去抢,其理由就在于这是“集体的”,所以人人有份,等等。

近年来,各地普遍开始重新界定产权,摘掉“红帽子”,进行产权制度改造。一方面,这是这类私人资本发展必须经过的程序,但另一方面,履行这一程序又要付出大量的费用,这是产生于中国私营资本产权不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

其三,当代中国部分私营资本的产权从开始就天然不清,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严格的出资人的混饨状态下生成的企业。企业创办初期是以负债借钱的方式筹集到初始资本,再加上创业者的勤奋和特有的机遇,使企业日益成长起来。但认真审视企业的产权,却发现企业究竟归谁所有仍是个有待解释的谜。

对于这些天然没有出资人,产权天然不清的企业,清楚的是这些企业就投资主体而言,首先肯定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政府财政,因此是非国有的资本;同时必须承认,这些企业的出资者也不是哪一集体性质的公有单位,因此是非公有的资本。不清楚的是,这些企业的产权究竟归谁?特别是能否划到自然人名下?即使承认是,或主要是有关创业者的产权,但每一创业者各应占多少?根据什么占有一定比例的产权?等等。

其四,部分资本无论就其支配权,还是就其剩余分配的实际控制权,甚至最初的出资权,都是由个人直接掌握的,严格地讲,应当属于私人资本的范畴,但不知是出于“高尚”,亦或出于其他什么非经济的和经济的动机,私人资本家将其资本称为“团体”的,或称为“社区”的。这类企业往往以私人控制绝大股权的合作或股份制形式存在,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的或近现代的私营资本制度,但控制绝大股权的私人却不承认其私有性质,而将其称为“共同所有”或称为“社会所有”。

这种否认其资本的私人性质的态度,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有实际的利益体现,社区或村落成员确实能够程度不同的“共同”享受到这种事实上的私人资本所带来的利益。因而,这类企业得到人们的拥戴和支持,人们希望淡化或含混企业资本的私人排他性,渴望享受这些资本的社会共同福利性。

这正是当代中国私营资本的又一重要的中国特色,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私有的不完全纯粹反而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其五,本来应当私有的部分人力资本的产权不清晰,甚至就根本未被制度性承认。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许多高科技企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持有者对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人力资本往往又难以直接衡量其具体的价值大小,在缺乏完备的人才市场竞争机制的条件下,“人才”就更难定价。但困难的存在,不等于应当否认人力资本的产权,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财产,也是人们投资、接受教育、学习探索的结果,对于这种投资也必须在产权上予以承认。尽管承认人力资本产权的方式在不同社会都在进行着不同的实践探索,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这部分产权的界定,否则,企业中最重要的力量得不到产权上的认可,必然降低企业的效率。

三、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产权缺陷带来的主要危害

这里需要着重探讨的是由于私营资本的产权界区不清晰,对企业,对市场将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在中国现阶段主要表现以下四方面。

首先,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界区不清楚,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的产权主体不明,界区不清,那么,就意味着不明确谁应当承担企业的资产风险,不明确谁最可能从企业的赢利及资产增值和积累中获得好处,因而也就没有人关心企业的利润目标及相应的资产增值目标,而更多的人则只关注如何把企业的资产瓜分完毕,至少更快更多地获得个人收入。

在我国现实中,尽管是私人资本,如果在家族成员或家庭成员内部没有界定清晰产权主体,那么,关心如何瓜分企业资产,会更胜过关心企业的积累,因为积累的受益者是不十分明确的,而瓜分之后的归宿是清楚的。如果在企业内部或外部天然就不清楚谁是所有者,那么,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强调利润的分配必然强于主张利润的积累,因为个人收入的实现界区是明确的,而企业扩张的利益则是含混的。如果企业的产权在经济上的界区清晰,但并未获得法律制度上的明确认可,甚至法律形式否定资本的私人排他性,那么,企业积累所产生的利益的归宿也就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动摇所有者的积累冲动。总之,只要产权界区不清,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企业法人资产的积累,首先破坏的是企业赢利极大化目标。其次,企业产权界区不清,包括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不明,必然导致企业易被侵权,企业法人资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伤害,而企业本身对这种伤害的免疫力天然低下。

私人资本产权界区不清,主体不明,极易诱发人们对企业产权的垂涎,因为无“主”的资本是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贪欲的。同时,产权主体不明的资本,本身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也最低,因为所有者不明也就意味着产权损失不会给哪一明确的主体带来损失,所以也就缺少对企业产权的最有力的捍卫者。另外,产权界区不清,企业法人资产的完整性难以保证,从企业内部容易产生分家的倾向,人们明确产权的代价,往往是分解原有企业法人资产。我国私营资本目前出现的分家浪潮便是这种产权不清的必然结果。

其三,私营资本企业产权界区不清,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管理权威。

所谓公司的治理结构,说到底就是指公司各方面权利、责任、利益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本质上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责任与利益的协调性,风险与收益的对等性;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相互权利间的监督,特别是提高所有者对者的有效监督的可能性,同时降低这种监督的费用,刺激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有序的前提下解决企业各方面的要素的效率问题。

如果企业中的产权界区不明,企业产权主体具有宗法性,具有血缘、亲缘、地缘性,那么,企业的治理结构上必然难以真正形成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效的监督根本不可能,因为究竟谁监督谁搞不清,谁应负什么责任也搞不清,进而降低了管理的效率,瓦解了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其四,即使在私人资本企业中,只要产权界区不清楚,由此界定的有关人员相互间的权。责、利不明确,也同样会产生“无票乘车”的道德投机。

所谓“无票乘车”的投机,是指当权利与责任失衡时,人们便可能产生不想付出而只想收获的败德冲动。企业作为一个团队,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企业的效率源于有效地协调各种要素的集合,使各种要素在集合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偷懒,这就需要在产权制度以及相应的企业治理结构上,明确权、责、利。

企业存在产权不清的现象,必然导致企业内部的相互磨擦增大,企业内部交易过程中各自的权利与责任难以界定,因而不负责任的偷懒,不承担辛苦的获取必然蔓延;不以交换的原则,而是想享受“免费的午餐”的道德投机必然产生。在我国相当一部分私营资本企业中,由于存在多种形式的产权界区含混,由于没有自然人为单位界定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产权排他性,家庭成员相互间、合作者相互间力图“无票乘车”,力图享受“免费的午餐”的现象就更为普遍。这种状态若蔓延下去,将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私营资本的创业精神和开拓能力。

近年来,各地普遍开始重新界定产权,摘掉“红帽子”,进行产权制度改造。一方面,这是这类私人资本发展必须经过的程序,但另一方面,履行这一程序又要付出大量的费用,这是产生于中国私营资本产权不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

其三,当代中国部分私营资本的产权从开始就天然不清,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严格的出资人的混饨状态下生成的企业。企业创办初期是以负债借钱的方式筹集到初始资本,再加上创业者的勤奋和特有的机遇,使企业日益成长起来。但认真审视企业的产权,却发现企业究竟归谁所有仍是个有待解释的谜。

对于这些天然没有出资人,产权天然不清的企业,清楚的是这些企业就投资主体而言,首先肯定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政府财政,因此是非国有的资本;同时必须承认,这些企业的出资者也不是哪一集体性质的公有单位,因此是非公有的资本。不清楚的是,这些企业的产权究竟归谁?特别是能否划到自然人名下?即使承认是,或主要是有关创业者的产权,但每一创业者各应占多少?根据什么占有一定比例的产权?等等。

其四,部分资本无论就其支配权,还是就其剩余分配的实际控制权,甚至最初的出资权,都是由个人直接掌握的,严格地讲,应当属于私人资本的范畴,但不知是出于“高尚”,亦或出于其他什么非经济的和经济的动机,私人资本家将其资本称为“团体”的,或称为“社区”的。这类企业往往以私人控制绝大股权的合作或股份制形式存在,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的或近现代的私营资本制度,但控制绝大股权的私人却不承认其私有性质,而将其称为“共同所有”或称为“社会所有”。

这种否认其资本的私人性质的态度,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有实际的利益体现,社区或村落成员确实能够程度不同的“共同”享受到这种事实上的私人资本所带来的利益。因而,这类企业得到人们的拥戴和支持,人们希望淡化或含混企业资本的私人排他性,渴望享受这些资本的社会共同福利性。

这正是当代中国私营资本的又一重要的中国特色,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私有的不完全纯粹反而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其五,本来应当私有的部分人力资本的产权不清晰,甚至就根本未被制度性承认。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许多高科技企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持有者对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人力资本往往又难以直接衡量其具体的价值大小,在缺乏完备的人才市场竞争机制的条件下,“人才”就更难定价。但困难的存在,不等于应当否认人力资本的产权,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财产,也是人们投资、接受教育、学习探索的结果,对于这种投资也必须在产权上予以承认。尽管承认人力资本产权的方式在不同社会都在进行着不同的实践探索,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这部分产权的界定,否则,企业中最重要的力量得不到产权上的认可,必然降低企业的效率。

三、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产权缺陷带来的主要危害

这里需要着重探讨的是由于私营资本的产权界区不清晰,对企业,对市场将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在中国现阶段主要表现以下四方面。

首先,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界区不清楚,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的产权主体不明,界区不清,那么,就意味着不明确谁应当承担企业的资产风险,不明确谁最可能从企业的赢利及资产增值和积累中获得好处,因而也就没有人关心企业的利润目标及相应的资产增值目标,而更多的人则只关注如何把企业的资产瓜分完毕,至少更快更多地获得个人收入。

在我国现实中,尽管是私人资本,如果在家族成员或家庭成员内部没有界定清晰产权主体,那么,关心如何瓜分企业资产,会更胜过关心企业的积累,因为积累的受益者是不十分明确的,而瓜分之后的归宿是清楚的。如果在企业内部或外部天然就不清楚谁是所有者,那么,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强调利润的分配必然强于主张利润的积累,因为个人收入的实现界区是明确的,而企业扩张的利益则是含混的。如果企业的产权在经济上的界区清晰,但并未获得法律制度上的明确认可,甚至法律形式否定资本的私人排他性,那么,企业积累所产生的利益的归宿也就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动摇所有者的积累冲动。总之,只要产权界区不清,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企业法人资产的积累,首先破坏的是企业赢利极大化目标。其次,企业产权界区不清,包括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不明,必然导致企业易被侵权,企业法人资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伤害,而企业本身对这种伤害的免疫力天然低下。

私人资本产权界区不清,主体不明,极易诱发人们对企业产权的垂涎,因为无“主”的资本是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贪欲的。同时,产权主体不明的资本,本身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也最低,因为所有者不明也就意味着产权损失不会给哪一明确的主体带来损失,所以也就缺少对企业产权的最有力的捍卫者。另外,产权界区不清,企业法人资产的完整性难以保证,从企业内部容易产生分家的倾向,人们明确产权的代价,往往是分解原有企业法人资产。我国私营资本目前出现的分家浪潮便是这种产权不清的必然结果。

其三,私营资本企业产权界区不清,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管理权威。

所谓公司的治理结构,说到底就是指公司各方面权利、责任、利益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本质上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责任与利益的协调性,风险与收益的对等性;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相互权利间的监督,特别是提高所有者对者的有效监督的可能性,同时降低这种监督的费用,刺激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有序的前提下解决企业各方面的要素的效率问题。

如果企业中的产权界区不明,企业产权主体具有宗法性,具有血缘、亲缘、地缘性,那么,企业的治理结构上必然难以真正形成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效的监督根本不可能,因为究竟谁监督谁搞不清,谁应负什么责任也搞不清,进而降低了管理的效率,瓦解了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其四,即使在私人资本企业中,只要产权界区不清楚,由此界定的有关人员相互间的权。责、利不明确,也同样会产生“无票乘车”的道德投机。

所谓“无票乘车”的投机,是指当权利与责任失衡时,人们便可能产生不想付出而只想收获的败德冲动。企业作为一个团队,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企业的效率源于有效地协调各种要素的集合,使各种要素在集合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偷懒,这就需要在产权制度以及相应的企业治理结构上,明确权、责、利。

企业存在产权不清的现象,必然导致企业内部的相互磨擦增大,企业内部交易过程中各自的权利与责任难以界定,因而不负责任的偷懒,不承担辛苦的获取必然蔓延;不以交换的原则,而是想享受“免费的午餐”的道德投机必然产生。在我国相当一部分私营资本企业中,由于存在多种形式的产权界区含混,由于没有自然人为单位界定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产权排他性,家庭成员相互间、合作者相互间力图“无票乘车”,力图享受“免费的午餐”的现象就更为普遍。这种状态若蔓延下去,将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私营资本的创业精神和开拓能力。

近年来,各地普遍开始重新界定产权,摘掉“红帽子”,进行产权制度改造。一方面,这是这类私人资本发展必须经过的程序,但另一方面,履行这一程序又要付出大量的费用,这是产生于中国私营资本产权不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成本。

其三,当代中国部分私营资本的产权从开始就天然不清,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严格的出资人的混饨状态下生成的企业。企业创办初期是以负债借钱的方式筹集到初始资本,再加上创业者的勤奋和特有的机遇,使企业日益成长起来。但认真审视企业的产权,却发现企业究竟归谁所有仍是个有待解释的谜。

对于这些天然没有出资人,产权天然不清的企业,清楚的是这些企业就投资主体而言,首先肯定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政府财政,因此是非国有的资本;同时必须承认,这些企业的出资者也不是哪一集体性质的公有单位,因此是非公有的资本。不清楚的是,这些企业的产权究竟归谁?特别是能否划到自然人名下?即使承认是,或主要是有关创业者的产权,但每一创业者各应占多少?根据什么占有一定比例的产权?等等。

其四,部分资本无论就其支配权,还是就其剩余分配的实际控制权,甚至最初的出资权,都是由个人直接掌握的,严格地讲,应当属于私人资本的范畴,但不知是出于“高尚”,亦或出于其他什么非经济的和经济的动机,私人资本家将其资本称为“团体”的,或称为“社区”的。这类企业往往以私人控制绝大股权的合作或股份制形式存在,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的或近现代的私营资本制度,但控制绝大股权的私人却不承认其私有性质,而将其称为“共同所有”或称为“社会所有”。

这种否认其资本的私人性质的态度,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有实际的利益体现,社区或村落成员确实能够程度不同的“共同”享受到这种事实上的私人资本所带来的利益。因而,这类企业得到人们的拥戴和支持,人们希望淡化或含混企业资本的私人排他性,渴望享受这些资本的社会共同福利性。

这正是当代中国私营资本的又一重要的中国特色,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私有的不完全纯粹反而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其五,本来应当私有的部分人力资本的产权不清晰,甚至就根本未被制度性承认。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许多高科技企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持有者对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人力资本往往又难以直接衡量其具体的价值大小,在缺乏完备的人才市场竞争机制的条件下,“人才”就更难定价。但困难的存在,不等于应当否认人力资本的产权,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财产,也是人们投资、接受教育、学习探索的结果,对于这种投资也必须在产权上予以承认。尽管承认人力资本产权的方式在不同社会都在进行着不同的实践探索,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这部分产权的界定,否则,企业中最重要的力量得不到产权上的认可,必然降低企业的效率。

三、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产权缺陷带来的主要危害

这里需要着重探讨的是由于私营资本的产权界区不清晰,对企业,对市场将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在中国现阶段主要表现以下四方面。

首先,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界区不清楚,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的产权主体不明,界区不清,那么,就意味着不明确谁应当承担企业的资产风险,不明确谁最可能从企业的赢利及资产增值和积累中获得好处,因而也就没有人关心企业的利润目标及相应的资产增值目标,而更多的人则只关注如何把企业的资产瓜分完毕,至少更快更多地获得个人收入。

在我国现实中,尽管是私人资本,如果在家族成员或家庭成员内部没有界定清晰产权主体,那么,关心如何瓜分企业资产,会更胜过关心企业的积累,因为积累的受益者是不十分明确的,而瓜分之后的归宿是清楚的。如果在企业内部或外部天然就不清楚谁是所有者,那么,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强调利润的分配必然强于主张利润的积累,因为个人收入的实现界区是明确的,而企业扩张的利益则是含混的。如果企业的产权在经济上的界区清晰,但并未获得法律制度上的明确认可,甚至法律形式否定资本的私人排他性,那么,企业积累所产生的利益的归宿也就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动摇所有者的积累冲动。总之,只要产权界区不清,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企业法人资产的积累,首先破坏的是企业赢利极大化目标。其次,企业产权界区不清,包括私人资本的产权主体不明,必然导致企业易被侵权,企业法人资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伤害,而企业本身对这种伤害的免疫力天然低下。

私人资本产权界区不清,主体不明,极易诱发人们对企业产权的垂涎,因为无“主”的资本是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贪欲的。同时,产权主体不明的资本,本身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也最低,因为所有者不明也就意味着产权损失不会给哪一明确的主体带来损失,所以也就缺少对企业产权的最有力的捍卫者。另外,产权界区不清,企业法人资产的完整性难以保证,从企业内部容易产生分家的倾向,人们明确产权的代价,往往是分解原有企业法人资产。我国私营资本目前出现的分家浪潮便是这种产权不清的必然结果。

其三,私营资本企业产权界区不清,从根本上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而影响企业的管理权威。

所谓公司的治理结构,说到底就是指公司各方面权利、责任、利益之间相互制约的机制,本质上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责任与利益的协调性,风险与收益的对等性;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相互权利间的监督,特别是提高所有者对者的有效监督的可能性,同时降低这种监督的费用,刺激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有序的前提下解决企业各方面的要素的效率问题。

如果企业中的产权界区不明,企业产权主体具有宗法性,具有血缘、亲缘、地缘性,那么,企业的治理结构上必然难以真正形成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效的监督根本不可能,因为究竟谁监督谁搞不清,谁应负什么责任也搞不清,进而降低了管理的效率,瓦解了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其四,即使在私人资本企业中,只要产权界区不清楚,由此界定的有关人员相互间的权。责、利不明确,也同样会产生“无票乘车”的道德投机。

私营经济篇8

一、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是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一)私营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增加时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力童和重要来源

据统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私营建筑经济年增长率为巧%以上,明显高于公有制建筑经济的发展速度(国有经济4%,集体经济8%)。私营建筑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五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人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私营建筑经济转移。

(二)私营建筑经济是建筑业深化改革的结果,反过来,发展私营建筑经济又促进公有制建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公有制建筑经济在建筑经济总量中仍处于主体地位,还在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大多数国有建筑企业机制不活、权责不清、包袱沉重、人才流失、亏损严重、效益低下等原因,已制约了国有建筑企业的发展。而私营建筑企业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诞生,又随着市场竞争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因此私营建筑企业日益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同时,对国有建筑企业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力。对国有建筑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有利于加强建筑市场管理,规范建筑市场秋序

目前,建筑市场中国有民营出卖营业执照和资质、挂户、垫资承包、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较为突出,已成为各级政府管理与治理的重点问题,因此,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有助于这类问题的解决。

二、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对策和措施

(一)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要用党的十六大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新观点,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把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提高到国有建筑企业能否深化、建筑业能否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高度上来;把重视发展私营建筑经济提高到能否切实改善人民群众居住条件,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上来。因此,要充分认识到私营建筑经济已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宣传和政策上为私营经济保驾护航。

(二)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政策

1.制定大力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的长远发展规划,为最大限度地发展私营建筑经济确立目标和指明方向。

2.制定一切有利私营建筑经济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在工商注册、资质审批、招投标、工程质量评比、工程安全评定、企业贷款、用人用工等方面,创造公平、公正、平等竟争的市场环境。

3.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强化服务意识,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为私营建筑经济的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做好和加强私营建筑企业指导和监督管理。确保其遵规守纪、稳定持续地发展

1.正确指导私营建筑企业的市场定位,确定经营策略,不断地壮大经济规模,适应市场竟争。

2.工商、税务、城管、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管理,充分利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消除私营建筑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如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掠夺经营、忽视质量与安全的短期化行为,促进其向规范化和持续化方向发展。

3.建立长效机制,改变私营建筑企业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从单一产权结构向股份和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从传统家庭式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转变;从经营增长方式上,从劳动密集型、粗放型逐步向技术管理型、集约型转变等。

三、我国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趋势

1.私营建筑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

2.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进人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

私营经济篇9

【关键词】私营;经济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私营资本积累基础理论及现阶段本土适用性分析

私营资本积累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三中全会公报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两个都是”的新提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正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充分肯定,也反映出对有效壮大私营资本以推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高度重视。党的决定为今后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为民营企业进入更广阔领域,扫清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障碍。而如何将民营经济和私营资本发展融合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中去,这才是关键”。我们也试图这方面做了一种理论上探索和有益的研究,从理论上说,本课题从马克思的资本范畴分析私营资本积累的内涵,紧密结合当前实际来认识私营资本积累理论对佳木斯市本土经济的适用性,讨论私营资本积累作为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可以最大效能的发挥作用。

从实际应用来讲,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振兴必须有私营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推动。私营资本积累已经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有力推手,“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而影响佳木斯市与这些发达地区城市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不可回避的地缘优势、政策倾斜等,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私营资本积累严重不足,增长缓慢,私营经济力量薄弱,由于该市私营资本积累严重不足,造成地区经济结构不尽合理,调整起来十分困难,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要振兴,不加速私营资本积累,迅速发展私营经济是绝对不行的。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择佳木斯市私营资本积累与本土经济振兴这一课题来开展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佳木斯市私营资本积累发展滞后的根源,确定私营资本积累条件下的私营经济在提升本土经济力量方面的今后发展方向、途径等,以期找到缩小佳木斯市与经济发达城市的差距、迎头赶上的良策,也为当地政府制定、调整私营资本与私营经济等方面政策提供建议,为更有力地推动佳木斯市经济健康增长与振兴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2.私营资本积累对佳木斯市经济发展与振兴的重要作用

外国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营资本积累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马克思所著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地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新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他们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为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作辩护,以为这个制度是永存的和不朽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暂时性。但是,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制度较之于封建制度,更遑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绝对是先进的制度,因而作为其经济基础的私营经济,是在历史上起先进作用的。同时,他们也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根本否定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明确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在历史上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这才是对待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科学的历史的正确的态度。恩格斯曾指出:“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列宁也认为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要想一下子就建成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不现实的,相反,必须通过商品、市场、货币、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中间环节来沟通城乡交流,促进经济发展,这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显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私营资本积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看法基本达成了一致,即消灭私营经济并不利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相反,适度鼓励并正确引导私营经济,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向世界宣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必须得到发展。这也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论。国内和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北经济的地域性研究时对私营资本积累整体分析研究方面鲜有涉猎。虽然关于振兴东北经济的实证及对策研究,是当今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大热点,力量很大,成果颇丰。但是多集中与对国企改革及工业基地等方面研究,对东北地区私营资本积累状况及发展态势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成果甚少,尤其是关于私营资本积累对东北经济增长于振兴的关系与作用的研究更是缺乏。以东北地域经济为基础分析研究私营资本积累作用的学者寥寥,在私营资本积累方面专项研究成果较突出的学者如吉林大学潘石教授,代表著作有《中国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私营资本积累与东北经济振兴》、《中国私营经济经济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等。潘石认为私营资本积累严重不足是影响和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将私营资本积累纳入东北经济增长与振兴的内在推动因素,将二者紧密结合,可以解决东北地区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国有企业比中国大问题、市场经济依然受“计划”色彩不够活跃的问题,才能最终达到东北经济腾飞的目的。潘石教授着眼于东北三省具体情况论证私营资本积累,从省域经济角度寻求发挥私营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对省域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私营经济篇10

为了更全面掌握我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更好的发挥个体私营经济的作用,近日,镇政府专门组织人员,协同工商、国税、地税及部分政协委员,对我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调查。

一、**镇基本情况

**镇位于科右前旗的西北部,距旗政府的所在地70公里,行政面积556平方公里,辖19个行政村,69个自然屯,人口3.1万。镇内交通便利,通讯快速方便,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是前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

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现状

(一)行业分布情况

近年来,镇党委政府不断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建“平台”,提供便利条件。在各级政府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下,我镇的个体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无论是在单位数量方面,还是在经济总量方面,个体私营经济在全镇经济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促进生产、拉动经济、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以及方便人们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镇个体私营经济业主达245户,其中:餐饮业22 户,服务业17户,商业140户,修理业23户,生产加工业43户,从业人员达968人,吸纳就业人数700人,提供就业岗位700个,年营业总额1200万元。依托交通便利的优势,运输、餐饮、修理等服务行业的比例增大。

(二)个体私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我镇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拉动经济增长。仅2007年,全镇个体私营经济实现产值1.2亿元,营业收入0.47亿元,纳税达37万元。

二是繁荣市场经济。个体私营经济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较强的应变能力,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对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发挥了巨大作用。70%以上的是个体私营业户,在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是拓宽了就业渠道,缓解了政府压力。全镇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员近千人,大批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已安置下岗职工347人,占下岗职工总数的51%。

(三)个体私营经济对财政的贡献情况

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镇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全镇个体私营经济税收20xx年为36万元,20xx年为36万元,20xx年个税起征点调整后,税收略有下降,但仍达到37万元,20xx年上半年为22万元。个体私营经济收入20xx年占全镇财政收入的27%,20xx年将达到35%左右。

三、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镇委政府积极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舆论环境。镇委政府为做好个体私营经济的良性发展,以召开表彰会、个体私营业主座谈会等形式,积极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调动个体私营业主的积极性,大力宣传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优惠政策、个体私营经济中的先进典型以及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二是政策环境。对有市场前景、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项目,积极鼓励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参与开发,今年积极引导做好奶站建设,新建奶站4座;积极为有市场、有效益、信誉好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帮助其解决技术改造和正常流动资金的需求,至目前为奶站经营户协调信用贷款300万元,用于奶站设备更新及奶源区养殖户外购奶牛;认真落实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税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镇工商所以上门服务为主、地税所采取一站式办公,尽量简化办公程序、缩短时间,尽量减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办证办照方面的人力、费用支出。

三是法制环境。制止乱收费、乱处罚、乱摊派等行为的发生;对严重损害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人和事,及时处理整改;搞好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中地区及周边区域的治安防治,维护个体户和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四是服务环境。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协调服务,在技术、资金、项目、信息、场地等方面,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排忧解难,并增强服务实效,努力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今年投资新建集贸市场一处,解决了近百户流动商户无固定场地的问题;引导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协调发展。

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于1991年我镇成立了个体协会,进一步拉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

1、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初步完成了量的积累,全镇个体私营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就当前社会和群众的需要看,在质的提高上还需要做文章,全镇92%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私营企业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行业,近几年 私营经济发展的领域在逐步拓宽,但表现的还是比较单 一,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个体私营经济涉及的还很少。

2、经营业主的创新意识不强。绝大多数个体工商户从事相同或相似的小本生意,少量的个人合伙经营结构不稳定,维持小打小闹的状态,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经营模式,创新不够,存在跟风现象,因而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预期性、稳定性较差。大部分个体私营经济主体结构趋同、规模较小,极大地阻碍全镇个体私营经济更广泛的发展。

3、从业者的文化层次较低,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全镇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的文化层次总体较低,小学和初高中占绝大多数,这也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发展。从业者甚至是管理者缺乏必要的经营管理知识、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意识,单单靠经验经营,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