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十篇

贸易历史论文篇1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3、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扩大进口、避免授人以柄。扩大进口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先进的生产性服务的准入和进口，适时适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进口，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因此，顺差问题不在于出口过多，而在于进口增长相对较慢。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适应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互利共 论文关键词：外贸 核心技术 贸易壁垒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Warring Stateswhen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ed for attention， the philosophersmade greatacademicachievements， whichwere not limited only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extended to historical studies. Their achievements have beeninfluential for thousands ofyears in China. So later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ir thoughts， based on the historiographer culture， took animportant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Chinese ancienthistory. and should be discussed in a separate chapter in thebook on history. Key words;historiographer culture; philosophers in the period ofWarring States; thoughts of the philosophers; historical studies ofthe philosophers7 基本政策。1、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2、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3、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扩大进口、避免授人以柄。扩大进口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先进的生产性服务的准入和进口，适时适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进口，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因此，顺差问题不在于出口过多，而在于进口增长相对较慢。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适应国内外 形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促进进出口平衡协调发展。近期，重点应放在改变一边倒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控制热钱流入，其途径主要是放松外汇管制、释放外汇需求，实行意愿结汇和藏汇于民等节流措施，在促进外汇市场供求平衡基础上形成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机制，改善经济内外部均均衡。一、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扭转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缺口”问题从国际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都希望本国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并为扩大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如果发展中国家连续逆差，外汇储备下降，就可能出现本币急剧贬值、引发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后的巴西与阿根廷金融危机，都与这些国家的较大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不足有关。我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结果和重要标志。正因为出现顺差和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使我国摆脱了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消除了长达几十年的“出口创汇”压力，使我国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对比长期受“外汇缺口”困扰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出现顺差，也只是“前进中的问题”。二、外贸顺差是引发摩擦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在国际对比中我国的贸易不平衡情况并不突出，但却引起美欧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美国为例，其贸易不平衡是全球性的，它不着力解决全球逆差，却在明知对华逆差是从东亚转移来的情况下，对中国的逆差反映强烈，其政治因素大于经济考虑。各国对贸易不平衡都是从“适用主义”角度考虑的，顺差本身不一定是摩擦的原因，多数时候只是成为制造摩擦的一种借口。由于我国外贸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与外界的矛盾和摩擦上升是正常的，不完全与顺差增大有关。三、加工贸易顺差大，总体上讲是利大于弊多年来加工贸易顺差一直远远高于总顺差，于是出现了对外贸过于依赖加工贸易的各种指责。在国内加工和配套增值后出口，必然形成顺差。事实上，加工贸易增值率越多、加工链条越长、我国获益越多，则顺差越多。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必然承担转移带来的顺差。加工贸易顺差量大，一方面说明这是顺差的国际转移，证明我国的贸易利益是与世界分享的，从互利共赢和对外增信释疑的角度来讲，是对我国有利的；另一方面，如果把加工贸易看成摩擦之源、似乎加工贸易顺差越少越好，则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求不一致，又是与事实情况相违背的。四、高顺差增大对宏观经济形势有积极意义辩证地看待顺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要看到顺差增长过快带来了外部失衡，增大了宏观调控难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顺差缓解了宏观经济其他方面的压力。一是顺差增加事实上支持了很多出口导向行业的发展，提高了职工收入，从短期看也有利于国内消费的扩大；二是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避免影响相关企业的正常运转，减少破产倒闭，有利于增加就业和社会稳定，还有利于控制金融风险。顺差增加虽然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但这种问题在国际国内都是常常碰到的。如果把宏观失衡仅仅归咎于外贸顺差，将宏观政策寄希望于汇率政策调整，是不切实际的，也难以达到预期调控目的。作为一个崛起的贸易大国，必须清醒的看到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只有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平衡外贸收支，加快发展，才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为此我国应该在对外经贸中强调和坚持以下的如何认识我国外贸高顺差的影响及政策选择陈楠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辽宁沈阳，因为《春秋》所载诸多亡国弑君之例，可成为他研究权谋之术，尤其是君主防止臣下奸劫弑夺之祸的首选借鉴根据。这是韩非留意《春秋》的重要思想原因。《汉书·艺文志》谓汉初为《诗》作传者，“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谓公孙弘“学《春秋》杂说”;《韩长孺传》谓其“尝受韩子杂家说”，此“韩子杂家说”应即《韩非子》中《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中杂说史事的“《春秋》杂说”。 此类“《春秋》杂说”在汉初的影响，应是战国诸子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习惯的余响。战国诸子中的历史意识使其学说体系别具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征而受到关注，乃至当近世学者在评说诸子的学术渊源时，出现诸子之学源出史学说。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谓诸子乃周史之支孽小宗，张尔田本之作《史微》，说不仅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流余裔，刘师培倡“古学出于史官论”，谓九流之学俱源于史，江瑔本之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从大的方面看，诸子是传自古代的文献记载，当然属于史学的大范畴。此外，如上文所言，诸子虽以论辩说理为主，但其中 包含诸多史学知识的内容，使之显示出浓厚的史学色彩。《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余岁，“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其中周室崩解与史官制度衰微，导致大量官书史册向外流散，从而为学术思想脱离官府控制而走向解放和新的繁荣，提供大量可供取资的思想文化资料，这即是战国诸子发达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战国时诸子学的发达，不妨可视为史学在特殊学术文化条件下的变相发达状态。因为诸子大量汲取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于其著作中，不仅使其内容丰富深邃起来，而且亦使史学借诸子的形式得到曲畅旁通的发展，或者说，是乃《春秋》之义转移到诸子中的保存发扬。后来司马迁继承孔子《春秋》著史而始名其书曰“太史公书”，就是战国诸子与《春秋》之义相通在汉初史学上的反映。对此，梁启超曾谓:司马迁作《史记》“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所以，对战国史学发展状况的探讨，不仅必须借助对诸子著作的分析考察，尤须注意发掘诸子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史学思想观念。以下尝试考察战国诸子中表现出的丰富史学思想。一、诸子学说取证于历史如前所言，诸子之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往往要取证于历史。他们们怀抱各自的政治理想，寻求自己的历史榜样，以张大突显其思想学说。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墨家取法夏禹，道家推崇神农、黄帝。由于诸子多出于论证自家学说的需要，因而往往强使历史就范于自己的理论，这使他们举证的历史材料之可信度，受到影响。有学者对此指出说:战国诸子“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虽然它也征引了一些史事，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致常常出现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把历史加以改造而使它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些作品所记的史事，其史料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这可举儒墨学说对尧舜的宣传造饰说明之，《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即韩非指出，孔、墨俱以尧舜作为学术偶像在宣传，却各按自己的学说需要造饰尧舜的形象，结果使尧舜被分别儒家化和墨家化，历史上的尧舜真相反倒因此被遮蔽隐没而难明。虽然诸子在历史编纂上的成绩因此受到局限，但诸子涉及的相关历史思想却十分值得关注。因为诸子学说多涉及社会文化及政治伦理等问题，诸如社会与国家的起源、政治制度的发展、道德伦理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演进等，多有论列，其中往往还涉及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所以，诸子学说中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很丰富，几乎关涉到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大部分基本范畴。其中以儒、墨、道、法、阴阳各家最为值得关注。如《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像这样由天地起源，进而社会家庭，进而政治秩序，进而礼义制度的论述，无论就历史发展层次，还是历史发展内容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历史思维水平高度，也反映出诸子对历史发展法则的思考深度。无怪乎金景芳先生称之为“简直可抵一部社会发展史”。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对先秦诸子学说中的历史观念，当予留心。二、对社会历史的合理解释商周天命论，实际是在宗教观念指导下的神权政治学说，人类几乎成为天神意志操纵下的玩偶。春秋战国时代经历了一场人事政治的大竞赛，是即各国的富国强兵运动、变法运动，这样，人事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人们开始用人类自身的因素去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的《墨子·鲁问》。 五、诸子史学思想成就的历史地位诸子著述本属哲学义理的层面，故其在历史编纂上几无足称述，但在他们的哲学思考中透露出的丰富史学思想，却令人注意。首先，他们多努力寻求历史的逻辑联系，现实也启发他们深化对历史的认识。诸子著述的现实目的十分明确，但为寻求答案，往往主动求助于历史知识。这样，在诸子著述中表现出一些同历史有关的思想理论，推动了历史观念的发展。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先秦诸子的著作必须参考。后代的一些历史观，多可从先秦诸子追溯其来源。其次，由于诸子在面对现实进行思考时，往往都需借助于对往昔历史的探讨来寻求答案，因此就加强了历史传统的培育成长。战国诸子的社会历史观，既是对其前始于周公的注重历史借鉴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孔子重视历史思想的发扬，更是对秦汉以下注重历史借鉴思想的启发。这样，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化传统，中经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的浸润，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因之得到继承发扬和加强。这说明，史学在中 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史官文化压倒并覆盖巫官文化的过程中，导致神话传说向古史系统的演变，先秦诸子对此发挥出巨大作用。先秦诸子是在史官文化滋哺下成长起来的，尽管其思想学术归趣各异，但却形成一种援引历史先例，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的学术风格。孔子抬出周公，孟子言必称尧舜，道家搬出上古的“清静”与“无为”，墨家引证往昔的“兼爱”与“非攻”，法家也搬出众多历史材料作为论证说理的依据，结果使“信古”、“尊古”及“托古”之风一时大盛。在先秦诸子这场以“先王注我”运动中，由巫官文化所积累起来的上古神话传说，受到全面改造。创世神话中的人物，如黄帝、神农等，被改造成具有大善大德的圣人;感生神话中的人物，如契、弃等，被改造成商周王室的始祖。此外，如英雄传说中的大禹，也被塗抹得类似于“王者”的形象。至此，上古神话传说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神和英雄都变成了后世的圣贤和帝王，神话中的人物全被编排到帝王的世系、谱系之中，从而形成三皇五帝的授受承传统系。史官文化如此促使了神话传说向古史的演变[11]。无论其说究竟是否合理，但它注意到先秦诸子在先秦史学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战国诸子而言，尤其要关注他们在史学思想理论上所作出的可供借鉴的卓越建树。鉴于战国诸子在政治哲理层面的辨析中表现出丰富的史学思想智慧，故而应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为之特书一笔。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673. 姚曼波.春秋考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52.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72[M] //饮冰室合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6: 18. 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M].成都:巴蜀书社，1987: 15. 金景芳.金景芳古史论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224. 刘起釪.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1. 黄彰健.中国远古史研究[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6: 1. 葛志毅.谶纬思潮与三皇五帝史统的构拟[ J].管子学刊， 2007(4): 55-62.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1004-1005. 陈奇猷.吕氏春秋集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4: 685. [11]王东.史官文化的演进[J].历史研究， 1993(3).

贸易历史论文篇2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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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贸易历史论文篇3

关键词：宋；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时期，其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使其经济贸易发展超越唐朝达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顶峰，然而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也使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外部压力巨大。伴随着宋代经济贸易的发展，茶叶经济也在宋展到了鼎盛时期，如何看待茶叶经济衍生出的茶叶贸易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本文所要研究的。

1宋代茶叶经济的发展状况

1.1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追根溯源可知，茶叶的原产地以及茶文化的发祥地都是在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茶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俨然成为了中国从古到今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中国的茶文化发展经历了绵长的历史过程，而唐宋时期是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阶段。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在唐朝时期开始兴盛，而宋代更是进入了茶文化以及茶叶经济发展的鼎盛阶段。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是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的。首先，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建立的北宋，结束了自唐末到五代十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宋代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宋代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市井文化兴起也对宋代的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宋代各城市中茶馆林立，饮茶之风普及社会各阶层，品茶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是宋代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例证。

1.2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市井文化的兴起，民间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相对于之前的朝代，宋代茶园的种植面积以及茶叶产量都大大提升了。茶园的茶叶生产朝区域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淮南路茶叶生产区、荆湖路茶叶生产区、福建路茶叶生产区、江南路茶叶生产区、两浙路茶叶生产区等茶叶生产区。以茶叶生产为核心的茶叶经济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发展倾向对于促进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茶叶产量提高以及茶园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还表现在茶叶的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上。宋代的茶叶加工技术不断改良提升，已经从人工操作的方式逐步地过渡到了工具操作的方式上来，宋代的水磨茶叶的工艺就是宋代茶叶生产加工工具化操作的典型代表。可以这样说，经过改良和提高后，宋代的茶叶生产种植加工技术已达到了同时期世界的领先水平，宋代茶叶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的工具化、机械化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同时也对宋代茶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2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分析

2.1宋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风俗习惯是茶叶贸易兴起的原因

宋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具有饮茶风俗。位于西北的吐蕃，茶是他们每日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王国的人民大众大多都喜欢喝茶，他们对于茶叶具有极大的需求量。与北宋在北面接壤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更是嗜茶成风。契丹族是辽朝的主体民族，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对于契丹民族的意义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品，更重要的是茶叶还是契丹民族的宗教祭祀仪式不可或缺的祭祀物品。除了藏民族的吐蕃王国，契丹民族的辽王朝以外，其他诸如党项民族的西夏王朝，女真民族的金王国，蒙古民族的蒙古王国等宋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对茶叶具有极大的需求量。究其原因，这些宋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其饮食以肉、乳制品为主，饮食习惯过于油腻，而茶具有消油化腻的功效，对于消解少数民族长期食用肉乳制品所产生的油腻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有祭祀的习俗，而茶叶一般都会被奉为祭祀的制品，这就更加增大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宋代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饮茶和以茶为祭祀品的相关风俗习惯是茶叶贸易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

2.2通过茶叶来换取战马和保证军费来源是开展茶叶贸易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茶叶不仅仅是商品，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还兼有政治上的属性。在宋代，茶叶的政治属性就表现在宋王朝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的形式来获取军费来源和换取战马。可以这样说，以茶叶贸易为核心的茶马贸易是宋代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政策。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看来，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自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的地方割据的乱局，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然而北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北方契丹族的大辽政权，西北党项族的西夏政权，西南的大理和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都对北宋造成了强大的外部威胁。而南宋更是偏安一隅，在北方先后面临着女真族的金政权以及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政权的威胁。可以这样说，两宋时期都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环境压力。因此，如何保证军费的来源以及战马的数量就成了宋代的重要的军事政治议题。开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通过茶叶来换取战马以及保证军费的来源，就是宋代解决这一重要的军事政治议题的重要策略之一。

3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主要形式

3.1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形式

所谓榷场互市贸易就是指官府在边境上互市贸易市场，互市贸易市场内的商品贸易由官府来主持的一种商品贸易形式。榷场互市贸易是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榷场互市贸易的形式来进行茶叶贸易一般都是大宗的茶叶贸易。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中，宋主要以茶叶来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在这种榷场互市贸易中，宋获得了其所需要的优良马匹，而少数民族也获得了其所需要的品质优良的茶叶，可谓各取所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上所说的“茶马贸易”实质上就是官方组织的榷场互市贸易。由于茶叶的榷场互市贸易属于官方层面的贸易形式，其贸易额与利润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中也能够收取到可观的税收收入。因此，榷场互市贸易一直以来都是两国所垄断。茶叶的榷场互市贸易受国家间的关系影响较大，当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不好的时候，榷场互市贸易的开展会受到影响，甚至会中断。

3.2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走私贸易形式

所谓走私贸易就是指在通过法定范围以外的形式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走私贸易在官方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出现以前已经存在，可以这样说，茶叶的走私贸易是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叶的走私贸易受两国关系的影响因素较少，无论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是好是坏都不会中断茶叶走私贸易这种贸易形式，甚至在两国关系恶劣的时候，茶叶走私贸易会成为两国茶叶贸易的主要形式。

4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4.1在经济层面的作用

对于宋朝来说，进行茶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以及高额的税收，这对于宋朝的财政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其次，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使民间的经济得到发展，茶叶贸易催生的茶叶种植的发展，使茶叶种植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茶叶贸易会带动民间与茶文化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兴盛，宋代的各类茶馆林立，茶馆经济繁荣兴盛就是一大例证。此外，进行茶叶贸易也可以带动贸易路线沿途的城镇发展以及边境城镇的发展，通往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路线往往处于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自身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而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为这些地方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从而带动它们的发展。

4.2在政治层面的作用

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不仅仅促进了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茶叶贸易为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搭建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一交流对话的平台，宋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能够增加理解，加深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宋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友谊，有利于调节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大历史观的角度看来，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对于之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4.3对于交通道路的建设方面的作用

众所周知，贸易的发展需要以顺畅的交通运输环境为基础。对于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茶叶贸易，顺畅的交通运输环境同样必不可少。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交通运输基础差往往是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常态。为了更好地开展茶叶贸易，无论是宋朝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都会重视交通道路的建设发展。无论是宋朝的整治改善河道，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其区域内的陆路交通道路，都少不了茶叶贸易的内在推动因素的影响。

结束语

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达到了古代茶叶经济的鼎盛时期。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主要是由周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产生的茶叶需求以及宋朝需要通过茶叶贸易来获取战马和保证军费而共同促成的。茶叶贸易对于宋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以及交通运输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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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历史论文篇4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问题，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

一　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residential Speech：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 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C. North）（注：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 1994，pp.359-368；Lee J.Alston，Thrainn Eggertsson，and Douglass C.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 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　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　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1.Spring 2002，pp. 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　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 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 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Robin M.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eds., Rational Choic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40；Karen S.Cook and Margaret Levi，eds.，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　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　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　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 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June 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 R.Clark，Community，Trade，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 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贸易历史论文篇5

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Real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2/(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

贸易历史论文篇6

长期以来就"如何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历史教师。如何让高三学生在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知识之后，面对新情景、新材料、新问题有一定的驾驭能力？在知识的迁移与材料问题之间找到一座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依的智慧桥梁？这是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我以2013年广东文综历史卷38题为例，谈谈教师在试题讲评这个教学环节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 教师对命题者命题立意的分析

首先，教师要明确命题者要考什么。从2013年广东文综历史卷38题材料呈现的关键词或相关材料所反映的时空内容展示中，我们可以确定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工业革命、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海禁"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等主干知识是学生答题相关要点的思考范围。

其次，教师要分析命题者的命题思路。史观的运用在这个部分的分析很重要。它能从宏观上发现命题者问题切入的角度以及考查的学科能力要求，从而指出解题思路。

第三，历史学科在给学生以历史启示的教育功能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地方。作为高考试题的命制，一般都会把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巧妙地融入其中，体现学以致用的意图。广东2013年文综历史卷38题，给学生以这样的启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各国间经济贸易关系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

2 教师讲评试题的教学设计

首先，教师要确立纠偏策略的指导思想，即以学生的思维错误为讲评重点；以科学规范的历史思维导引为设计线索；以师生之间交流讨论为活动方式；以简洁明了的板书促进学生的规范表达；在评析中、迁移运用中建构历史学科的思维。

其次，明确此题的解题思路：用全球史观统领材料，抓住中心词"世界经济贸易关系"，通过欧洲13、14世纪至19世纪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史实及对其变化原因的探究，运用比较、分析、归纳等历史逻辑思维能力，总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抓住学生思维障碍点进行重点分析：（1）由于相关历史观的认识与掌握不足从而导致基础知识体系构建不够全面以及重大历史阶段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2）审题不到位；（3）阅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较弱；（4）答题规范性欠缺。

第四，制定教师纠偏策略：（1）加强史观教学。使学生能够掌握运用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认识历史的方法，建构质量更高、结构更强的知识体系。（2）加强审题训练。注意提示语，如"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等；抓中心词，提限定语，明确答项语。（3）提高学生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与归纳的能力。强调忠实于材料是解答材料解析题必须遵循的一大原则。（4）答题规范性指导。答案的展现要体现历史味，即必须有史实支撑。掌握"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等基本的答题方法和原则。

3 典题答题剖析过程

2013广东文综历史卷38题，第（1）问"根据材料，13到18世纪，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居优势地位的是哪个地区？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欧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处境开始改善的主要原因。"第一小问【考点】 ：与历史相关的地理知识。【思维过程】："根据材料"回答，从材料中找答案即可，由材料"欧洲的经济总量远远无法与亚洲的中国、印度相比"可知答案是"亚洲"。【思维障碍分析】：学生若回答在"中国、印度"。究其原因是审题不到位，题目要求回答的是"地区"而非"国家"。第二小问【考点】：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思维过程】：要求根据所学知识，也就是不能从材料中找答案，要从课本知识找答案，注意"分析"即要求从16世纪的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回答问题，卷面表述时要注意答题规范性，做好要点化和序号化。【思维障碍分析】：学生要点答不全或张冠李戴的答案，原因是对16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阶段特征没有牢固掌握。【参考答案】：（1）地区：亚洲。原因：开辟新航路，殖民扩张，得到大量的贵金属，并在国家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6分）

第（2）问"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与18世纪相比，19世纪欧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原因。"第一小问【考点】：阅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比较分析历史知识的能力。【思维过程】：历史过程的"变化"，必须要把前后知识进行比较，用"从……到……"的模式表述。【思维障碍分析】：学生"变化"回答不到位，主要原因是审题和阅读材料不到位；知识储备不足；答题规范训练不到位。也会造成答案不全面或判断失误，如只讲欧洲或只讲中国的变化。第二小问【考点】：工业革命、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海禁"政策 。【思维过程】：分析政治、经济原因需要从19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组织答案。【思维障碍分析】：如果学生对19世纪的中西历史发展阶段特征没有牢固掌握，答案就会出现要点答不全或张冠李戴的现象。若答题卷面表述不清，主要是规范性做的不好，没有分中国和欧洲两个部分，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解答。【参考答案】：（2）欧洲上升；中国下降。（2分）原因：欧洲建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2分）进行工业革命；对外殖民扩张；充分利用既有的经济贸易体系；（3分）中国仍坚持封建专制统治；（2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遭受西方侵略。（3分）

贸易历史论文篇7

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二百多年来,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阶段,包括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论”、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论”和赫克歇尔一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论”,前后经历约二百年时间;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阶段,二战后,着力于从某个侧面对国际贸易新现象进行解释的贸易理论纷纷问世,如产业内贸易论、人力资本论等,其中以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以兰开西特、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的“新贸易理论”研究为具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制度因素与空间因素研究的贸易理论相继涌现,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新的趋势。

2.李斯特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着名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主要先驱者,保护贸易的倡导人,其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

2.1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中叶的德国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当时,德国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进口的则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国内部对实行什么样的国际贸易政策意见,分歧很大。一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盛行整个欧洲,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国工商业协会为核心,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顾问和保护贸易学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经济较落后国家服务的国际贸易学说体系。

2.2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的观点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分为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国内自由贸易是有益的,应在国内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市场,这与国民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国际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保护政策与个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不悖。李斯特反对斯密等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类整体利益并非个人利益的简单总和。

李斯特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挂在心头”。

①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即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经济学”。

②一国开展对外贸易要着眼于提高国家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国家财富单纯量的增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国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

③从经济方面,国家都必须经过以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由未开化转入畜牧、农业、农工业时期的初期,同先进国家自由贸易大有好处;在一个国家进入农工商业时期,实行自由贸易也是可取的;只有在农工业时期才需要保护。

④在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论,主张经济相对落后国家通过国家干预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但并非保护一切产品,粮食和原料等贸易勿需保护,只有与国家工业发展有关的、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工业才需保护。等到这些工业经过一段时间保护成熟后应取消保护。

可见,李斯特关于贸易保护的主张实际上是为了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一国最终是要实现自由贸易。一国选择哪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3.关于李斯特国际贸易理论的评述

3.1理论、方法以及观念和视角上的创新

李斯特的理论使得自由贸易论者接受了临时保护幼稚工业的观念,承认贸易保护对于新兴国家的重要意义。

①李斯特的方法,具有开拓性的,他首先系统地运用历史对比方法作为政治经济学论证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非常重视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说史的结合。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并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先驱。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李斯特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并且在经济学说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强调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②正是李斯特阐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着作具有一种永久的理论价值,并且确立了它在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他提出了对当时的理论来说完全是新颖的两个观念,即与世界主义相对的国家主义观念,以及与交换价值相对的生产力观念。

李斯特为了德国新兴产业资本的利益而批判斯密,而斯密的经济学也正是为了维护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因此,日本着名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说:“李斯特是德国的亚当·斯密”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经世济民”,找出一种适合本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法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斯密和李斯特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创立或完善了一种理论),这也是他们的理论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显然是可以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后进国家以理论指导。

国家主义观对我们今天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受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影响,当时的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对他们来说,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绝接受它的人就是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坏蛋,或者两者都是。这种把特定国家的经济理论看成是普适人类一切的观念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德国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易患抽象理论病。很多理论家无视现实,躲在抽象的理论中满足于思辨的兴趣。李斯特能跳出这种抽象的普世主义文化藩篱,用国家主义观来看问题,就把人们沉溺于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彼岸般目光,转向具体的、现实的此岸中来,从而诞生了一种看事物的新方式和新角度。

李斯特立足 于本国国情,坚决反对脱离具体现实抽象地和教条地坚持某种理论,这种国家主义所包含的务实精神无论对当时的经济理论还是对我国当前的理论语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贸易保护主义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贸易

李斯特所拒绝的是那些不顾当下现实语境,直接平移和套用国外流行理论的教条主义做法,并不是反对经济规律本身正如他用促进的秩序批判自然秩序神话并不是反对自然秩序本身,而是更好地利用和驾驭自然秩序一样,他用国家保护主义批评自由贸易论,并不否认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的力量,但他认为它可用于未来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前落后的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能最终丢开这根拐杖,实现世界自由贸易。同样,他的国家干预并不是反市场经济的,更与极权主义的国家干预没有任何联系。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扞卫者,坚信“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繁荣滋长”。

3.3对后进国家的实践意义

工业化是后进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工业化仍然是当今各国锲而不舍的目标。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与率先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总体上未能缩小,而且呈现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工业是国家生产力之本,是一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这一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深远意义,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贸易历史论文篇8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区别

马克思和克鲁格曼由于各自所处历史时代背景迥异，所秉承的价值观不同，进行贸易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等诸多原因，二者的贸易理论必然也会存在着很多的差异。

1.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不同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国际贸易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顺序，通过对历史沿革的叙述，深入探讨了国际贸易的性质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关系。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和结果。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不仅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作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就成为了这种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这种生产方式也在为对外贸易的扩大提供越来越有力的支持。马克思从本质上揭示了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

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末期，克鲁格曼借用DS模型分析方法第一次系统地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应用到了国际贸易问题分析中。他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分析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利益来源，解释了传统理论无法回答的诸如产业内贸易、技术创新与垄断利润等新的贸易现象，探讨了税收和补贴政策对国际贸易和产出的影响，并首次创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但在研究方法上，新贸易理论一如其他西方经济理论一样，主要使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克鲁格曼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模型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这些模型从国际贸易的现实出发，论证严谨，结构简洁，首次从模型上证明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的另一起因，揭示了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可能性。

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决定了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不同内容和特征。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研究对象是处于世界市场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与马克思贸易理论和西方传统贸易理论都有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把政府和企业都作为独立的、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主体来进行研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并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贸易理论是历史的、本质的和理论的，而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则是阶段的、对策的和应用的。

2. 理论基础不同

作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基石的是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马克思认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①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国际价值和国内价值是互相转化的。较少的国内价值可以转化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反之，较多的国内价值也可以转化为较少的国际价值。

虽然改变了一些理论研究的假设条件，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仍然秉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础理论。他继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同时承认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经济学家呼吁自由贸易并非出于盲目的偏见，而是建立在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即便是那些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对贸易的看法的新思想，也只是修正而非全盘否定这一框架。② 克鲁格曼是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新成果提出了自己的新贸易理论。因此这种新理论仍然是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一种理论创新，不可能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有什么根本改变。

马克思继承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为科学和根本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的和批判的国际贸易理论。而克鲁格曼虽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社会分工、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等一些理论，但其分析工具和价值判断已经远远偏离了古典经济学。这也就注定了他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可能会有相同的理论基础。3. 政策主张不同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马克思认为，决定一国采取哪种贸易政策的根本依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内产业结构的需要，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都是资产阶级国家按照自身利益要求而制定的。因此，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政策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需要，无论采取何种政策，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并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如果想要改变贫苦和受压迫的生活，必须采取彻底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中有一些战略性部门，具有较高的利润和强大的正外部性。这些部门并非传统的贸易理论所说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而是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或规模经济。但是通常这样的部门研发成本都很高，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仅凭私人资本进入这样的领域很困难。而且即使进入之后维持高额的垄断利润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因此，为了帮助本国企业和行业获得竞争优势，增强本国的国家竞争力，政府应该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保护，通过补贴鼓励出口，用关税限制进口，以此获得更大的贸易利润，即垄断租金。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研究国际贸易的目的在于揭露资本家在国际市场范围内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本质。克鲁格曼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难题，并且提出相应对策使其能够得到解决。当然解决方案应当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以内。二者不同的阶级立场和研究目的决定了他们在政策主张上也必定是迥然而异的。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相似之处

尽管年代相差久远，研究方法和对象差别很大，但是两种理论在某些方面的认识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对这些一致性的探讨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和价值所在。马克思贸易保护思想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相似之处表现在对贸易保护政策所具有的历史性作用的认同，以及对完全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

贸易保护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它最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恩格斯指出：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③ 可见，英国工业的发展也曾经历了一段必要保护关税制度的庇护，而并非其标榜的自始至终的自由贸易。至于后起的美国，要建立自己的现代工业，实现经济赶超，必须实行保护关税，用25年堵住英国的来路，25年后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显然，后一条道路更为经济和便捷。因此，恩格斯总结道：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有益于还在继续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新型资本家阶级。

马克思客观分析并认同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历史作用，同时对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贸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他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流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④

但是从革命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贸易保护政策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可以更快地促进阶级革命的爆发，使无产阶级得到彻底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⑤ 显而易见，马克思所讲的赞同自由贸易并不是真的赞同，而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一种嘲讽，讽刺他们在以更快的速度为自己掘墓。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持批判态度，或者可以说新贸易理论是一种贸易保护理论，只是它不同于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克鲁格曼认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再不能这样为自由贸易辩护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行其是是最好不过的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一结论的理想化架设不相容。⑥ 由于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已经不能完全地解释现实和解决问题，新贸易理论提出政府可以适当进行干预。克鲁格曼本人尤其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当的政府管制比盲目地追求自由市场要安全和有效率得多。1998年9月，他在美国《财星》杂志以专文提出，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计划在解决经济危机失效后，有必要实行B计划：实行外汇管制。他呼吁：亚洲国家自救的惟一方法，就是暂时恢复外汇管制，一方面遏制国际投机者，另一方面保留有限的资金发展经济。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难免短期阵痛，但政府可采取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引导利率下降，复苏经济，外资终将回流，那时管制可以取消。这种颠覆传统自由市场观念的论调，俨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庭抗礼。

马克思和克鲁格曼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对贸易保护政策和手段的历史性作用表现了一致的认同。马克思认为，贸易保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资产阶级需要的时候，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他们强大起来并占据了工业发展的先机有利地位之后，便开始鼓吹自由贸易。其本质是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更大范围的对无产阶级的掠夺。如果说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政策进行了批判，那么克鲁格曼就是从现实的国际贸易问题出发，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进行了理论质疑。

三、对我国当前对外贸易的主要借鉴意义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强调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指导意义，并不是因为要固守什么或坚持什么，而是因为它对于现实的深刻揭示和对未来道路的明确启示。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民族利益、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和不同个人利益的世界里，阶级利益不仅存在，而且形式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便以一个整体资本家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而且只要国家发展水平不相等，国际贸易中的剥削就永远存在。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中比较富有的国家总是在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⑦。事实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地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中心关系，并且普遍地存在不平等交换。就像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⑧

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的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掠夺，既表现在直接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也表现在通过跨国公司所进行的投资活动中。仅以我国为例，在来料加工的贸易方式中，国家实际能够得到的外汇收入约为贸易额的20％，国民所得更为有限。在OEM贴牌生产过程中，利润额的92％都要被外资公司拿走，中国最多只剩8％。投资加工贸易使这些跨国公司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外资企业占加工贸易的比重也从1996年的64.5％迅速地上升为2005年的83.7％，增长了19个百分点，而国内企业所占比重则从35.5％大幅下降为 16.3％。而且外资企业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国内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核心技术环节都被外资企业所控制。

改变我国在与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的被动的、受剥削的地位，必须首先改变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我国传统的贸易战略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指导原则的。这种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要充分利用本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力图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不断扩大的出口使我们对外打开了国际市场，对内增加了外汇收入，解决了劳动力就业，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在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照这样的比较优势模式发展下去，只能使我们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并最终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竞争优势战略。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提供某种商品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在价格、技术和服务等方面超越对手的、独特的、持久的一种能力。具备充分竞争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并由此可以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与比较优势不同的是，这种能力既可能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产地，也可以凭借技术水平来创造。即使是自然资源贫乏，或者整体生产能力暂时落后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凭借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获取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塑造民族工业竞争优势的最初阶段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实施竞争优势战略首先应该颁布具有明确导向性作用的经济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出口企业创造有竞争力的品牌，凭借领先技术和优质服务来扩大出口，而不是依靠价格战进行低水平的扩张。政府可以通过补贴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可以通过保护和扶持的贸易政策，支持这些产业的厂商扩张产量，提高产业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厂商的收益性外部经济，从而促进这些产业较快地增强国际竞争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

②[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45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9页。

⑥[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贸易历史论文篇9

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科学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要想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过去的时间里，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对对方国家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是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的。

美国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过去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人民过去的经历和最近的革命的观察是“近视”的，像“在盲人国用一只眼睛”看问题。[1]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一版出版于1948年，最新的第四版出版于1979年。翻翻这本书可看出，在这30年中，作者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修改自己的著作，力图在历史和环境的脉络中去评价中国。在最近的新版本中，更加强调要对中国进行现实主义的观察，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赞赏的。近年来，不少美国学者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基础上，开始重新评估中美关系的历史。例如，亚洲学会的中国委员会所组织的“中美关系的历史透视”专题讨论会，就有许多专家参加，并出版了论文集。［2］他们对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已改变了用一只眼睛看中国的态度，在方法上也有某些改变，冷战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消除。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将有助于加强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在中国方面，解放以来有关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很丰富，研究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个方面，因此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在今天看来，有一些问题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研究，有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究。

略论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中外关系史以中华民族同别的国家和民族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交往中，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异常复杂，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从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必然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二百年来的中美关系史也是如此。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来中国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这是中美两国初步建立贸易交往的时期，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和友好的。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到1899年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商业扩张的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特别是排斥华工问题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紧张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这种侵略政策一直继续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美国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为止。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变化，交织着美、日、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并穿插了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结盟关系。从1949年到70年代初，由于美国上层统治者某些集团敌视中国革命的胜利，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从而使中美两国处于直接对抗状态，这是两国关系最恶化的时期。70年代初，美国政府改变了这种政策。随着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两国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总之，两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而是随着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好，也不能在两国关系恶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坏。

就拿早期中美关系来说吧。这是中美两国开始建立接触和相互认识的最初阶段，内容比较单纯，主要是贸易联系，引起争议的问题似乎不多，因此可说是中美关系史上较易处理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有些著作中却认为从美国建国的第一天起，从“中国皇后”号通航中国，美国就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剥削——“海盗式商业资本主义剥削”。据此，不但二百年来的中美关系都应该被完全否定，而且恐怕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正常国际贸易交往的作用和意义也要被否定了。我们认为，对这个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必然从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这六十年间，美国的历史特点是：它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尚不独立的新兴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但仍保持着独立富强的东方头号大国的架子。新诞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与当时中国同欧洲老牌殖民国家葡、西、英等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有相同的一面，即都是在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趋于瓦解的形势下同中国发展贸易；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弱小国家参加欧洲国家争夺东方市场的角逐，又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中美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始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1783年9月美国同英国签订和约之后不满3个月，一艘小帆船“哈里特”号就载运人参等物驶向广州，但未到中国即半途返回。1784年2月，从纽约港驶出了第一艘直抵中国的美国船——“中国皇后”号，开辟了中美关系的纪元。为什么美国人刚赢得独立就不远万里要到中国来通商呢？当时这个新共和国是一个农业国，地处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背靠阿巴拉契亚山，越过此山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岸，满眼是森林和有待开发的大片处女地。这时美国外贸资源尚不丰富，资金缺少，13州又各自为政，财政紊乱，在经济上仍未摆脱英国的殖民地地位，独立以后，大量英国货涌入美国市场。而美国货的传统市场加勒比海等地，却被英国阻止难以进入。这个刚赢得独立的新民族不可能再依赖别人，必须开始自己经济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于是，它一方面披荆斩棘，向西部内陆进军；一方面深入大洋，去寻找新市场。就这样，美国一独立其商船就开始参加了欧洲国家商船的行列，涌向当时对西方国家最具有诱惑力的中国市场。从波士顿到纽约，原来定期行驶于加勒比海的双桅帆船，开始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开辟了通往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新贸易航线。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不大的木制帆船，重360吨，由私掠船改装而成。它装载约30吨人参、2600张毛皮、316担棉花及其他货物，由纽约起程，经好望角驶向中国。沿途停留一些口岸，历时半年，于1784年8月28日抵广州黄埔。当时停泊在港口的欧洲国家的船只对第一艘美国商船的到来，莫不感到意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直接同美国人打交道。在此以前，中国人分不清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知道英美两国之不同后，就把这远方来的客人称为“新国民”。美国人拿出地图指明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后，受到中国商人的友好接待。这次航行的管货员、陆军少校山茂召（亦译作山姆肖）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中美人民友好问候的记载：

“你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

“但是你讲英文，所以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我很明白了。在我向英国人讲价钱的时候，他说：‘这么多，——买吧，算了吧。’我告诉他说：‘不，朋友，我给你这么多。’他看着我：‘滚开，瘪三；怎么！你到这儿来——给我的货订价钱吗？’的确，大班先生，我看得很清楚，你不会是英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很喜欢你们的国家。”

“至此为止，”山茂召写道：“我敢说这个人的评语是使我满意的。可是为公道计，我还不得不加上他的结语：‘人们初来中国，都是非常好的君子人，都像你一样。我想你多来广州两三趟，你也变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了。’”[3]

这段对话至今读起来仍然是很亲切的、发人深思的。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呆了4个月，年底返航，满载茶叶、棉布、瓷器、丝、肉桂等货物。1785年5月11日船抵纽约港时，向城市鸣炮13响致敬。第一批由美国船运回的中国货物受到纽约居民们的热烈欢迎。这次首航的投资是12万美元，赚利30727美元，利润率为25%。但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中美之间的航线被打通。正如山茂召给国务卿的信中所写的：“对每个热爱乡土的人和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人来说，我们有幸打通同地球极东部地区的联系，这必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4]当时这个新国家处处都受英国的歧视，因此首航中国传来的好消息特别令人鼓舞，受到国会内外的极大重视，参加首航的山茂召在178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

此后，在美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华“贸易热”。要知道，当时这种远洋贸易绝不是什么轻松的旅行。美国参加远东贸易的帆船一般不超过300吨，有的甚至不到100吨，没有详细的海图，航海工具也很简单，航行途中要冒极大风险。往返一次常常要一年多时间。但是，远东贸易的优厚利润吸引了大西洋岸富于冒险精神的小伙子。在这一时期，美国沿海城市的商人对于伦敦大街、里斯本的码头和广州商行的景色，比对于美国西部的森林和清除树桩的工作还更为熟悉。美国参加早期中美贸易的商船，很多是过去搞走私贸易和有过海盗生涯的私掠船。但在早期对华贸易中基本上是按正常国际贸易交往进行的，因此，不能把美国对华贸易说成是“海盗式的掠夺”。至于说美国商业资产阶级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惟利是图，资本的来到美国也沾满血污，这在美国历史学家自己写的著作中也是不加以粉饰的。但不论美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怎样贪婪牟利，敲诈勒索，都不能抹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正常国际贸易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是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到得很晚的一个国家，但它的对华贸易却发展得很快。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5]由于美国船小速度快，特别是飞剪快船这种改进的帆船参加竞争之后，经营效率提高，船员们又富于冒险精神，因而后来居上，很快就越过法、荷、丹、葡等国，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在早期贸易交往中，美国商人基本上能遵守中国的限令，声誉比英国商人好。中美商人间的关系也较友好。有一艘美国飞剪快船，以当时广州著名的中国行商伍浩官的名字命名为“浩官”号，由此可见一斑。

1821年发生美船“急 仑”（emily）号一水手扔罐砸死一中国船妇的人命案，在中国当局的强硬要求下，美船被迫交出该水手，后被中国法律审判并处死。中国当局对此案的处理完全行使了自己的。而随即发生的英国水手在混斗中杀死中国人一案，英国当局却拒不交出凶手。这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美英两国态度和处境之不同。

通过早期对华贸易，美国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这对摆脱大西洋贸易面临的窘困处境，促进东部一些商业城市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一贸易往来也是有利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美国是中国的茶叶和棉布等商品的市场。在1805年至1815年10年间，美国输往中国的金银价值2270万多美元，货物仅值1000万美元。这就是说，金银两倍于货物的进口。[6]不仅中美贸易的情况如此，当时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也是中国连年出超。据估计，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尤其是到1830年左右，至少有5亿元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7]同西方的贸易也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茶、生丝和丝绸等的发展。这说明，在正常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是互利的。如果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限制中外贸易往来和竭力隔绝同西方国家的正常交往，而是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而改弦更张——哪怕是处于被迫的形势下改弦更张，中国的发展前景也必然会是另一种样子。

早期中美贸易往来在两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但这六十年的历史变化却富有意义。它既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腐朽的封建中国急剧衰落的一个侧面。在这一时期中，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赚取的大量利润转化为资本，在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积累起了一系列商业资本家的财富。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方纺织技术的革新，中国的手工业制作的棉布在国际市场日益受到排挤，本来棉布由中国输往美国，现在反而变成由美国输往中国，从内部瓦解中国的农村手工业。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8]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看不见这一切新事物和新变化，仍然自我封闭，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对外贸易商人不仅在政治上受人歧视，他们赚取的利润可能很大部分都未能转化为资本，而是被封建王朝及其庞大的官僚压榨机器所吞食掉。这样，在同一时期，美国从经济附属地位走向独立富强，而中国却从独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两相对比，岂不发人深省！

批判地、全面地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美国（欧洲国家也是一样）同中国的贸易，由于鸦片贸易的兴起而发生了质的变化。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一变而为入超，而且根本改变了这一国际贸易的性质。我们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以帝国主义侵华作为中心内容，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美国商人是鸦片贸易的参加者；鸦片战争以后美国是英国侵华政策的追随者和小伙伴；19世纪末美国占有菲律宾并控制古巴，这是美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在亚洲和中国的地位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地区不再从属英国，而是提出适应美帝国主义扩张需要的独立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对远东和中国的国际政治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在有些问题上甚至起了支配作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要研究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史却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因为这段历史时期不仅是美国本身经历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本身经历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说，这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向亚非拉深入渗透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矛盾交织变化中发展的，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才能对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作出全面的正确估价。

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他们在观察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发生的变化时，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西方国家。正义是在中国一边。因此，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时，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方面，这是中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也必须指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接触发生的关系毕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侵略和被侵略是这个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主要的、支配的方面，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别的其他方面。因此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的冲突，除了殖民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这对矛盾之外，还包含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与中国封建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往往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在这些矛盾的交互作用中行进的。

中国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接触始于16世纪，当欧洲殖民者东来之时，当时的中国不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航海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化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超过西方，因而当时是欧洲人赞羡东方。在此后两个世纪中，西欧资本主义才突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取得长足的进步。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仍凭借自己的强大的封建主义内部结构有效地抵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蚀，妄自尊大，并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之外。只有鸦片战争才用炮舰加廉价的商品摧垮了中国闭关自守的万里长城，使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许多帝国主义角逐的半殖民地。但是，中国之所以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不仅仅是由于几次帝国主义战争和一些不平等条约，同时也在于清政府在闭关政策破产之后仍继续因循守旧和盲目排外，以致一误再误，既不能阻挡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堵塞了学习19世纪西方工业化的经验而迎头赶上的机会。这才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突然间迅速增大。众所周知，日本与西方接触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日本宣布锁国（对外贸易仅限于中国人和荷兰人）是在17世纪30年代末，即差不多比中国还早一个世纪。而日本被迫取消锁国政策与西方国家通商是在中国之后。1853年，美国的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大门。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成为促使日本变革维新的契机。13年之后，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仅仅30年光景，一个连3000万人口也养不活的贫弱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日本国，就一跃而为东亚的强国，成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亚洲的劲敌。中日两国是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东方国家，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致相似的冲击，但两国对待西方冲击的态度和对策却大不相同，其结果也就迥然不同。这一对比说明了资本主义侵略下各国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进行的。这样说，决不是要洗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而是意在指出在揭露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的同时，必须结合研究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势力如何应付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才能更好地揭示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深刻根源。

鸦片战争以来中美关系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争论的问题，恐怕应是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及其作用的评价问题。这些年来，在我国方面，吹捧“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中国表示友好，是保护中国不被欧洲列强瓜分的一类说法，早已没有人提及了。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政策，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就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的说法，却流行一时。

本文并不打算论述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这里只想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结合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放在它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中加以考察。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和战略安全地位，远离欧洲国际纠纷，有比较和平的发展环境，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弱小，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和平、贸易、同一切国家友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对外政策原则。这一政策原则显示了以经济扩张为特征的某种“和平”、“进步”的外貌，在早期带有某种自我保护的性质。这同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例如英国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19世纪末，美国才登上霸权政治的国际舞台。由于南北战争推迟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到美国参与向海外角逐时，主要是向太平洋和远东方向进行扩张；而这次扩张正好碰上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狂潮。当时美国绝没有力量与在中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欧洲国家进行直接的较量，因而适应美帝国主义利益的需要而提出了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原则。

“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即由追随英国政策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大国政策。这是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众所周知，美国在美洲奉行的对外政策原则是门罗主义，它的特点是门户关闭，排斥欧洲插手美洲事务，本质上反映了殖民垄断主义。而在亚洲，美国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共同分享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一“关”一“开”，都是以美国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绝不是为了别国的利益。所不同者仅在于，“开放”政策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提出来的，它比商业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裸的排他性的殖民垄断，似乎要“文明”一些。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门户开放”照会象征着公司资本主义新秩序的胜利。[9]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如何认识，如何估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史实问题，想在这里简单地提一下。至今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著中，还说什么海约翰提出的这项原则中包含了保持中国领土及的完整的内容。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错误。事实上，不论在1899年9月6日的第一个照会中或是1900年7月3日的第二个照会中，都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及的完整”的字眼。在第一个照会中，明确提出美国要争取在同其他列强所控制的在华“势力范围”内的平等地位，这本来就是侵犯中国，美国当然不可能提出什么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只是在第二次照会中，才写进了“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的话。注意，照会中使用的是“实体”（entity）而且是“行政实体”（administrative entity），根本没有所谓“”的字眼。这字里行间实在是大有文章。[10]美国外交史专家贝米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这句话时，使用的是斜体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11]他还指出：一直到1908年美国同日本签订《罗托-高平协定》时，协定中还只提“中国的完整”，而不提中国领土的完整，意在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自由行动。[12]可见，美国在开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并没有反对欧洲列强宰割中国，甚至也不反对它们瓜分中国的局部领土，而只是反对它们把中国全部肢解，反对它们完全排斥美国的利益。大概一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公约时，才冠冕堂皇地提出“尊重中国之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一提法为什么要改变以及怎样改变的，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根据“中国的完整”等字眼，就进行逻辑推论，硬说它意味着美国要独占整个中国，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门户开放主义尽管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但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否定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某种微妙的历史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因此某种对外政策在实施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有时并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主观意图，而是取决于各种交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合力。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是达到某种势力均衡，或者是达到谁也不曾预想到的后果。19世纪初期美国的“门罗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所起的某种作用就是如此。[13]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后果，必须把它放在既定的国际斗争的全局中去进行考察。由于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成为东亚国际矛盾的焦点，俄、日、德、英、法诸国都急于瓜分中国的领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形成多角对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美矛盾上升。日本的背后有英日同盟为后盾。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日同盟对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是一个威胁，因此美国是反对英日同盟的。这样，就在远东形成了新的三强鼎峙的局面。美国为了调整远东国际关系，召开华盛顿会议并重申了“门户开放”诸原则。这次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暂时抑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维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

“门户开放”的侵华政策和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侵华政策是有很深的矛盾的。从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并逐步扩大侵华战争，日美矛盾就进一步激化。这一时期，美国企图牺牲中国某些局部利益同日本达成妥协，只是日本把炸弹扔到了珍珠港，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才促成了中美两国第一次结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未预料到、也十分不愿意的。在整个战争的进程中，美国仍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虽然仍然无视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和，但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由此可见，由于帝国主义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绝不能把不同的国家的对华政策等量齐观，对于它们的对华政策的目的和意图以及在国际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切实的而不是虚夸的经验教训，这有利于更好地分析观察当前的复杂的国际斗争。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出版的某些著作中，对美国在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政策问题，例如，对日本侵略者的制裁不力，把石油和废铁出售给日本，一直企图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在战争中奉行“欧洲和大西洋第一、亚洲和太平洋第二”的政策，等等，有过许多的评论。作为总结如何防止侵略战争、避免重蹈绥靖主义的覆辙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确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有些文章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往往只分析中国一方的情况和资料，而不大注意分析美国内部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以及中国发生的事件存在的分歧看法。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美国广大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事实上也并不比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更多，而且有许多误解和歪曲。据说，乔治·华盛顿一直到1785年才知悉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并为此感到很惊异。甚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美国舆论最关心的是欧洲事务。据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某次美国民意测验，有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14]在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不过占它的全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六，其中五分之二是对日本，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左右是对中国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总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对亚洲的政策方面，也总是要把对日本的关系摆在中国的前面。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原则出发的。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很复杂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势力相当强大，而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宣战的决定权在国会，不在总统和政府部门，美国人民又从来都不愿意卷入外国战争，而没有国会和强大的舆论支持，美国政府是很难作出战争决策的。不管我们对罗斯福本人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这次大战前夕的态度是：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又决不愿为中国而与日本发生战争，因而它在战前对日政策中表现出长期的妥协、态度暖味和犹豫不决。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目标，由此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在前些年中，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缺少可靠资料。最近以来这段时期美方文献资料开始较多地披露出来，这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大有用处。

无需赘言，在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课题中，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必须占有应有的地位。过去对政府之间的交往讲得太多，事实上人民之间的交往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友人在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流传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过去早有种种传颂。中国革命的亲密的朋友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人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遗憾的是，过去一个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更不用说很好的研究了。华工远涉重洋参加美国西部建设的史迹，过去美国有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渗透了排华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已有不少人开始重新研究。如果今后中美两国的史学家能实行合作，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

为了认识美国，了解美国，仅仅从中美关系史这个有限的范围去研究美国是非常不够的；况且即使要深入地研究中美关系，也必须全面地了解美国，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人民恢复交往的新形势下，加强对美国史的研究更是显得迫切了。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述到中外关系时明确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5]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必须承认每个国家不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而且还有自己立国的特长，从而在国际交往中，必然有其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合作的一面，而不可能只是相互排斥、敌视和对抗，即使是我们的敌人也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这并不是说要去掩盖一个国家的缺点、短处、阴暗面，不是这个意思。

拿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有许多污秽和丑恶的东西，而且可说是应有尽有。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名词，叫“muckraker”（清粪夫），专指20世纪初美国报刊上对美国垄断资本和社会的污秽的黑幕的揭发者。当时揭发黑幕达到如此盛行，以致美国历史学家把20世纪的头10年称为“清粪夫的纪元”。但是，美国的丑恶的黑暗面决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不能说明它的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不能反映它的人民的思想风貌。美国人民自己也谴责这些丑恶的东西。有些东西属于一种社会制度的痼疾，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但它们不能说是代表某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谈到一个国家的基本特征，斯大林曾经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自己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16]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力量。大家知道，如果同中国的历史作一比较：当我国明朝灭亡的时候，北美大陆还是刚刚开始殖民的不毛之地，当我国处于清王朝乾隆的极盛时代，北美13州才刚刚取得独立，仅仅领有大西洋岸一条狭长的地域。但是，这个新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中就超越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用几十年工夫就完成了英国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变革，一跃而为拥有世界财富约五分之一的头号超级大国。世界上很少有比美国的历史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难道具有这样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研究吗？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美利坚民族的某些特征有所帮助。

恩格斯早就注意到美国历史的某些特征，他在1888年10月10日给在美国的战友左尔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实际看一看。我们通常对它的概念是不真实的，就像任何一个德国小学生对法国的概念一样。”[17]他果然亲自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实地看了看，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对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与勇于进取的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速度，对美国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美国工业生长中出现的新现象——托拉斯，等等，都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列宁也是这样，非常重视对于美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这部专著。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美国提供了示范。我们在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专著，其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等问题，大都比较一般化，满足于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一类的公式化的论述。就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政治腐败、贫富对立、社会腐败等方面的论述，也多是揭露现象，而缺少深入的分析。

美国人民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具有一种独立自强、勇于进取的求实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和阶级斗争中长期培养形成的。美国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宗教迫害的斗争，反抗重商主义的英国殖民压迫的革命，披荆斩棘开发西部的群众性大移民运动，在荒原上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创建自由企业的业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养美国人民的独立精神和勤劳、勇敢的性格。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开辟对华远洋贸易的历史，也表现了美利坚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民族的进取精神。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远东贸易中，来自美国的人参等物在中国市场上的需求量是很有限的。为了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必须不断开辟新货源。从18世纪末对华贸易开始后，美国人就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货源。这是美国人向远西部太平洋岸以及向太平洋进行探险和扩张的年代。早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率领的舰队在太平洋的美国西北海岸探险，从印第安人手中搞到水獭皮，携到广州高价出售。这种新货源和秘密被美国人探知后，立即多方设法寻找通往西北海岸的途径。当时西北海岸还不属于美国。到80年代末，美国人终于绕道南美合恩角，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到西北海岸，找到了皮货的产地。一时之间，就好像发现了一条新“黄金海岸”。顺便指出，中国人的足迹是早在1788年就随同英国商人的船只到了这里。1785年，“阿尔戈”号船驶往奴特卡海峡建立皮货贸易站时，受雇的中国人达26名之多。[18]美国商人在西北海岸贩取皮货的活动，开辟了绕道南美-西北海岸-广州-好望角-美国的环球航行。后来，在航行途中又在夏威夷发现了一种贵重的木材——檀香木（檀香山即由此得名），在福克兰群岛等地发现海豹皮。这样，美国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随着它的商业利益而向前推进。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人就从大西洋岸扩张到太平洋岸，到达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又进而向太平洋扩张，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在太平洋上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清朝末年，我国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黄遵宪等对美国向亚洲的扩张都曾有过尖锐的揭露，但是对美国人自强立国的精神却表示赞赏，认为值得国人学习。黄遵宪写过这样的诗句：“立国赖民强，自弃实天孽。不见美利坚，终能脱羁绁。”[19]梁启超在20世纪初漫游美国，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并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评论。他对美国在太平洋贸易中日新月异地建造大货轮，赢得商战之胜利，颇有感触。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此太平洋上之航权，实我国应染指者也。而以吾招商局开设四十年，曾无丝毫之远虑，而其余商人，亦更无有起而图之者，吾侪亦复何颜以责备政府耶……。”[20]

两百年来美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不仅仅是依靠美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进取精神，也不仅是由于它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等等，还需要有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直接掠夺殖民地。美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则是按它自己的方式解决的。美国的劳动力来自大量的欧洲移民和贩卖来的非洲黑人，这是任何欧洲国家所没有过的新经验。欧洲移民也带来了技术的进口，并给此后美国的历史发展打下鲜明的烙印。非洲黑人的输入则给美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并终于带来了第二次革命——美国内战。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美国必须自己吞食和慢慢消化这一苦果。至于美国解决资本短缺的办法，是大量依赖外资输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始终处于负债地位。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借外债而受人奴役并永远依附于人。美国一开始就根据美国工业底子薄的特点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通过大量修建铁路，为自己的工业品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实行了农业革命。美国具有地广人稀的特点，土地属国家所有，劳动者只要付极少费用即可取得大片土地。美国农场主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式的经营。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国内市场用不了，正好可满足工业化欧洲的需要。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弥补了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使美国有可能继续输入资本以发展工业。著名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哈克认为：“农业是美国前进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救星。”[21]这很可能就是美国能大量借用外资来发展本国工业的奥秘之所在。美国在这方面提供的成功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美国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该肯定的东西就肯定，该否定的东西就否定。我们知道，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把美国视为自由乐土、追求幸福的乐园，甚至企图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但是，历史的实践表明：美国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样板”绝不是什么自由乐土，美国的物质财富愈是增长就愈加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克服的痼疾和深刻的危机。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经济在帝国主义阶段仍然以相当高的速度在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研究美国不仅对于剖析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对于观测世界资本主义的去向和前景也具有重要意义。再说，为了加速我国的现代化，我们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东西。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过去我们对美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是不对的，现在如对美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当然也会出错误。19世纪后期中国的洋务派有过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经验，当时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是认为不需要全面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经验，不需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单纯地引进洋枪洋炮、移植技术，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方面的失败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总之，今天中国已以一个独立的伟大国家自立于现代世界国家之林，并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同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邦交。我国既然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研究也应该相应地提高到新的水平。对美国的研究和认识也是如此。我们相信，我们对于美国史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必将适应时代的前进步伐，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注释：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8年英文版，第2—3页。

[2]《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和未来》（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1978年英文版。

[3]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tyler denne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1992年英文版，第89页。

[4]福士达：《美国远东外交》（john w.fost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1909年英文版，第28页。

[5]杜勒斯：《旧时中国贸易》（foster r.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1930年英文版，第114页。

[6]杜廷绚：《美国对华商业》，1933年万有文库本，第2页。

[7]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1973年中译本，第3卷，第2页。

[8]《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页。

[9]威廉·阿·威廉斯：《美国历史概要》（william a.williams: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1961年英文版，第417页。

[10]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百年来要件选读》（paul hibbert clyde: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英文版，第213、216页。

[11]贝米斯：《美国外交史》（samuel f.bemis: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年英文版，第487页。

[12]同上书，第496页。

[13]参阅拙文：《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14]《龙与鹰》，第55页

[15]《选集》，第5卷，第285页。

[16]斯大林：《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消息报》，1948年4月13日。

[1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18]巴特：《苦力：美国华人史》（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1964年英文版，第185页。

[1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钱仲联注，1957年，第405页。

贸易历史论文篇10

关键词： 高考历史试题问题 对象 材料

在高考文综试题中，历史试题是难度相对较大的题目。主观题的得分更是拉开距离的关键，是考生成长为高手的必经之路。

一

高考历史主观试题的设问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归纳、概括类，这一类题目的设问主要考查考生阅读材料、概括材料观点及文字表达等相关能力；二是比较异同类。这一类题目的设问主要考察考生就材料所提供的历史事物进行对比并归纳异同点的能力。三是背景影响类，这一类题目主要考察考生分析历史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或意义、影响的能力。这一类题目除了综合考查考生阅读、概括归纳、比较分析、文字表达等能力以外，更注重考查考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即如何揭示历史事物之间潜在、隐性联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对考生而言，是一种较高的能力要求，也是高中历史教学的目标之一。本文针对这种类型的题目展开论述，为广大考生指出一条战胜“主观题”的有效途径。

二

本文所指的“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主要思路，是要求学生认真审察和准确分析题目设问，弄清设问所规定的条件及挖掘设问隐含的信息，以问题所牵涉的对象为中心，并结合材料回答问题。下面以近年来的几道高考主观题为例展开论述，印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例一：2012年全国高考（大纲）39题

材料一

……（前略）汉武帝决心彻底解决南越国问题，要求南越王赵兴入朝，“用汉法，比内诸侯”。南越国相吕嘉等杀汉朝使者及主张“内属”的南越王、王太后，“发兵守要害处”。公元前111年，汉军十万分数路越岭，平定南越并将其地分设为九郡，实行与内地统一的制度法令。――据《史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12分）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平定南越的历史意义。（8分）

解析：第（1）问的第二小问：指出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变化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按照一般的解题思路，考生可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寻找原因。政策变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是属于政治领域的事物，主要受政治本身的变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变动的影响。根据材料分析，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的转变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结合这一隐含的历史条件，解答这一问题，就应该从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情况寻找答案。这样，一般水平的考生所得出的答案，往往只有参考答案的前两点，即（经济的发展）汉朝社会经济状态从凋敝到繁荣；（政治的变化）汉朝政治上从分封诸侯王全面解决诸侯王问题；能力较强的考生可能还会想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而考虑到军事因素的影响，因此得出第三点答案：北方匈奴的威胁基本解决；然而这样却导致考生漏掉了答案的第四个要点。

采用“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则可以比较全面地获取答案要点。“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变化的原因”这一问题牵涉的对象有“汉朝”、“岭南地区”这两个对象，“政策变化的原因”就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首先从汉朝的角度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政策转变？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从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状况分析，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出前面三点答案要点。其次，从岭南地区角度考虑，汉朝之所以对岭南地区采取武力统一的政策，肯定是因为岭南地区分立或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威胁国家统一，得出第四个答案要点：南越国经济发展，分立的趋势明显。

第（2）问“说明西汉平定南越的历史意义”牵涉的对象主要有：西汉中央政府、南越、整个国家、中原（其他地区）。由此，对西汉中央政府的影响：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管理；对南越地区的影响：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结束了南越的分立局面，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中原（其他地区）的影响：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再看一个题目：广东2013年高考文综第38题（27分）。

有学者在研究世界经济贸易关系时提出了以下论点，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早在13，14世纪，连接欧亚非地区的世界贸易网已经形成，欧洲在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不仅因为欧洲的经济总量远远无法与亚洲的中国、印度相比，还由于欧洲人在从亚洲输入香料、丝绸、瓷器、棉制品等商品时，能向亚洲销售的产品极少，多数情况下只能以金、银等贵金属交易，欧洲的贵金属货币日益紧缺。16世纪欧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这种处境开始改善。但一直到18世纪，原有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仍没有改变。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和利用既存的经济贸易体系，并在其中发挥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欧洲终于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据《白银资本》等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与18世纪相比，19世纪欧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原因。（12分）

解析：欧洲与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从材料中比较容易分析得出：欧洲上升，中国下降。

第二小问：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原因。首先要弄清这一变化是指欧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其次，要明白经济地位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变化，经济实力的变化又与经济本身、政治领域的变化相联系。再次，根据前述“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得出促成变化的原因这一问题牵涉的对象有欧洲、中国。确定解题思路：分别从欧洲、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分析为什么“欧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而中国的地位下降”。这样，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欧洲在政治方面：建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对外殖民扩张。经济方面：进行工业革命；充分利用既有的经济贸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