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年度总结十篇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1

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情况

1、广大党员对这次活动高度重视，态度端正、积极认真。

根据省厅党组[2005]2号文件的通知精神和统一部署,于2月1日召开全所党员及在职人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并做了动员报告。制定了具体实施意见。

根据单位的工作实际，采取集体上党课、专题进行辅导,对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用放录像、学材料、座谈讨论等方式进行典型教育,学习培训时间基本能保持不少于40个学时的学习时间。

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大家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举措，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在学习中大家认真找出在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求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 如： 理想观念动摇； 标准不高、要求不严；先锋作用不好，事业心、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学习自觉性差，满足于不出问题就行，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精神；群众观念差，工作不深入，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影响党的工作，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才能达到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各项工作的目的。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单位和个人的实际，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八条标准，讨论制定了本单位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标准，这个标准使大家感到更加实际，操作性更强。在学习中，支部还把每位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发给大家，每位党员都重新阅读自己的入党申请和誓词，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使大家受到一次强烈的心灵振撼。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和要求。

根据省厅的统一部署,在完成第一阶段的学习之后，转入第二阶段的分析评议阶段。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按照“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全面总结自己近年来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的情况，重点检查存在的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剖析思想根源，领导干部要从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方面进行剖析。首先广泛的征求意见，采取发征求意见表、大会发言、个别征求等形式，征求对领导班子、党员个人、党组织的意见。积极开展谈心活动，做到交叉谈心，不漏一人，通过谈心达到了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和团结的目的。这些做法，使每位党员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撰写党性分析材料打下了基础。全体党员在撰写党性分析材料中，都能够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总结近年来的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的问题，重点检查在理想、信念、宗旨、作风、遵守纪律和立足本职工作发挥作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剖析思想根源，明确努力方向。党员领导干部还要从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以及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方面进行剖析，形成党性分析材料。通过分析评议阶段，紧密结合党员的思想实际和分析阶段的工作要求，组织党员有针对性的选学学习内容，引导党员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摆正位置，自觉投入，增强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自我剖析的自觉性。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本着对同志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自我批评，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态度端正，原因分析深刻，做到触动思想，提高认识；对提出来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

2、这次教育的主要特点

态度端正，学习深入，坚持正面教育，注意激发党员的内在动力，力求自身解决问题，从严要求，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启发党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不断深化认识，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诚心诚意听取群众意见，找准问题；引导党员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正确对待群众意见，正确对待党组织和同志们之间的批评；联系实际，搞好谈心活动。

坚持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深入进行党性分析。撰写党性分析材料，严肃认真，不就事论事，而从理上论事；不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从思想根源上进行分析；少讲共性问题，而是从自身查找思想根源；不用工作总结代替党性分析，要从党性原则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进行剖析，问题找不准，思想剖析不深不透、不能通过，要认真修改。

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化党性意识、大局意识、团结意识。工作多，学习时间不能少；党员少，学习步骤不能减；时间紧，学习效果不能差。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高标准严要求，做到：学习带头，问题找的准，联系思想紧，根源挖的深，整改动作快。

3、主要收获

较好地解决了在理想、信念、宗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献身现代化建设，艰苦创业。

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才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

进一步增强了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做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正确的行驶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做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党员干部。加强了党组织的建设，增强了党员之间的团结，促进了单位各项工作的开展。

我们的主题实践活动的名称为“立足本职，面向市场，改革创新。

4、制定整改方案，全面落实整改工作。近期整改工作已经落实。

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

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政策，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

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当前通过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使组织生活经常化、制度化，坚持三会一课制度。

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的工作。我们对党的积极分子的管理，考核，严格履行有关程序，指定专人负责，定期进行谈话，考核。力求把积极分子纳入党组织的管理之内，杜绝任其自由发展的不良现象。

规范党的组织生活。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切实过好组织生活。

定期开好支部大会、小组会、民主生活会，要形成制度，上好党课。

工会工作要继续加强，一年来支部重视工会工作，积极支持工会工作和安排的一切活动，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组织在扶贫济困、对困难职工帮助，离退休老干部的工作方面做得很好,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党支部应当同群众息息相通，血肉相连。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带领群众去完成党的任务。因此,要求党员要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群众的党悟,正确处理好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面利益的关系。党支部要教育和监督党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努力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监督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严格遵守财经法律和人事制度，反对各种不良倾向。

教育党员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明、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

5、制定科技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教育制度、三会一课制度 、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制度、思想汇报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员联系群众的制度、监督制度有关规定共8个方面27条具体规定。

二、坚持反腐败斗争，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坚持清正廉洁，坚决不搞以权谋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越要提高反腐倡廉防变的能力。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因此，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各项教育监督制度，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持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施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干部廉洁从政。加强道德和纪律教育，提高党性修养。我们在教育中，充分利用各类案例，加强党风党性教育,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领导干部的十不准”要求自己，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做出表率，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围绕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加强思想教育，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力争把违纪违法的事例消灭在萌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标本兼治，逐步建立起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我所没有发生违法违纪的现象。还实行了财务公开制度，定期向职工公布帐目，给自己一个清白，还群众一个明白。严格财经纪律和审批制度，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除工作必须的招待之外，没有额外招待的开支，大家对所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是满意的。

三、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落实全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精神。

1、前几年的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新的形势下，需要不断地深化和完善。根据全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精神，按照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有关文件和省厅事业单位 改革的总体部署要求，根据我单位实际，制定了岗位设置方案。按照省编办批准的编制标准和各类人员的结构比例，结合我单位实际，重新设岗位，推行全员聘任制，竞争上岗，定期考察，逐步建立起一个鼓励先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用人机制。

2、深化分配管理制度改革，我所在原分配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配标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工效挂钩，按岗定酬，设定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效益奖金相结合的分配方案。在原来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全员聘任制，竞争上岗，定期考察，逐步建立起一个鼓励先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用人机制。

3、根据工作的需要，设立岗位，这些岗位要在首先选聘本单位职工的基础上，可以破格选聘社会上的优秀人才。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评聘分开，可以低职高聘或高职低聘，应聘期间按实际职务享受待遇。

4、竞争上岗之后，未聘人员实行待岗，待岗期间的工资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5、鼓励职工自谋职业，免交管理费，保留人事档案和工资档案。

6、开展横向联合，利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技术优势，挖掘内部潜力，广招人才，采取课题招标、内外交叉、联合攻关、招聘兼职研究员、客座教授、回聘研究员等形式，弥补科研力量的不足。现已从****大学、****药厂、等单位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近8人。

7、我所在原分配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配标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工效挂钩，按岗定酬，设定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效益奖金相结合的分配方案。

四、存在的问题

科研经费的不足，制约了科研产品的开发和发展；科技人员不足，导致科研后续项目的短缺；对科技体制改革的认识不足，有等、靠的思想，缺乏危机感。

六、明年的工作打算

1、〈》，年内完成本课题的基础性研究，并制出样品。

2、〈***》、《*****》，年内完成样机。

3、《****的研究》，完成基础设计工作。

4、《*****》研究，完成*、*的研制并推向市场。

5、继续加强党支部建设，规范各项组织活动制度，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6、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7、做好新一年的科研立项及研制工作，让更多的成果推向市场。

8、继续加强美容护肤品，洗涤用品的研究和开发，用高科技，创造高效益。

9、继续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用外聘的方法补充科技人员，营销人员的不足。

10、加速工艺类项目的转化，使其尽快走向市场，创造效益。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2

关键词 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相关因素。

分类号　G443

1 引言

工作满意度是指组织成员根据其对工作特征的认知评价，比较实际获得的价值与期望获得的价值之间的差距之后，对工作各个方面是否满意的态度和情感体验。国外有关工作满意度的研究都证明工作满意度与组织绩效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组织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

但是，我国专门针对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仅有十多年的时间。如，冯伯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对北京的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进行过研究；同期还有陈卫旗对广州中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上述两个研究关于工作满意感的具体指标不尽相同，前者主要关注自我实现、工作强度和工资收入等方面，而后者主要关注同事关系、社会认可、工作成就、工作条件等方面。进入本世纪，也有一些关于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例如，诸葛伟民关于浙江、上海、江苏高校体育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王祖莉关于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上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工作满意度的差异，而对工作满意度本身并没有做更深入的探讨。

鉴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将聚焦于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应由哪些指标来体现?第二，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总体现状如何?第三，就中学教师而言，哪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按照城市与农村中学、重点与普通中学、公立与改制学校的标准分别从城区选取一所重点中学，一所普通中学；从郊区选取一所重点中学，一所普通中学，一所体制改革学校共5所中学的教师。被试人数为557人。

2.2　测量工具

采用蔡秋月2001修订的明尼苏达满意度问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aire，MSQ)。该测量工具的记分方式采用Likert 4点记分法，非常同意计4分，同意计3分，不同意计2分，非常不同意计1分；MSQ的内部一致性检验为Cronbacha＝0.79，效度可靠。

3　研究结果

3.1 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现状

依照Likert 4点记分法，每个测量条目的理论中值为2.5分，工作满意度的各个因素及总体满意度得分按所含条目的不同，其理论中值见表1。

从工作满意度的测量结果看，中学教师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平均值为46.86，高于理论中值37.5；外在满意度的均值26.24，高于理论中值25，内在满意度的均值15.29，高于理论中值12.5。这表明中学教师的工作总体满意度观察值高于理论值。

在对工作满意度总体状况分析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就工作满意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2。

表2是按照工作满意度每个题目均值大小进行排序的结果，排在前面的是教师对于工作本身的满意状况，排在中间的是教师对于工作稳定性和舆论评价的满意状况。排在后面的是有关分配的满意程度。这说明大部分教师对于工作本身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对于所得到的报酬不大满意。

若将上表中属于外在满意的每个题目均值按大小进行排序，则排在前面的是教师对于工作环境的满意状况，排在后面的是有关工作状况满意程度。这说明了教师在外在满意方面，对于工作环境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对于工作强度和所得到的报酬是不满意的。按照内在满意每个题目均值的大小进行排序，排在前面的是教师对于工作本身道德价值的满意状况，排在后面的是有关工作所带来的荣誉和稳定性的满意程度。这说明教师对于职业的道德价值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对于所受到的舆论评价和工作稳定性是不满意的。

3.2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差异检验

3.2.1　工作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检验

对不同性别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总分及外在满意度、内在满意度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男女教师对于总体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内在满意度都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3.2.2　年龄对于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差异检验

将教师按年龄分成5个年龄组，对各年龄组的工作满意度总分及外在满意度、内在满意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从表4可见，5个年龄组总体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内在满意度都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中26-35岁之间的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内在满意度都最低：46岁以上的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内在满意度都很高。

3.2.3　工作满意度的学历差异检验

将教师按学历分成4个组，对不同学历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总分及外在满意度、内在满意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在总体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内在满意度上，不同学历之间有显著差异。学历越高，不满意的程度越大。中专及其以下学历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内在满意度都比较高。

3.2.4　工作满意度的职称差异检验

对不同职称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总分及外在满意度、内在满意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职称的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内在满意度都具有显著差异。随着职称的升高，工作满意度也随之提高；中教高级教师对于工作满意度均值最高，依次为中教一级和中教二级，中教三级的工作满意度最低。

3.2.5　职务对于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差异检验

将教师的职务分成校级干部、主任级干部、年级组长、教研组长和普通教师五级，对不同级别职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总分及外在满意度、内在满意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不同职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总分和外在满意度差异非常显著，其中校级干部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和外在满意度最高；教研组长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和外在满意度最低。但是内在满意度方面，不同职务之间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4.1　关于工作满意度的结构

工作满意度的研究首先必须明确其基本结构，一切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测量都基于此。对于工作满意度的结构，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涉及的项目内容基本上都是相似的。一般都会涉及到以下因素：社会及技术环境因素(包括上司、人际关系、工作条件等方面)、自我实现因素(个人能力得到

发挥)、被他人承认因素(工作的挑战性、责任、工资、晋升)等。陈云英和孙绍邦将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划分为领导管理、人际关系、进修提升、薪水、物理条件、工作性质等六个维度。冯伯麟认为教师工作满意度是由五个维度构成：自我实现、工作强度、工资收入、领导关系和同事关系。陈卫旗将中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划分为领导与管理、工作成就、学生品质、教育体制与社会环境、社会地位、收入与福利、同事关系、社会认可、工作压力、工作环境和条件等10个维度。胡咏梅则将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划分为七个维度：对领导与管理的满意度、对发展环境的满意度、对付出一回报合理性的满意度、对自我实现的满意度、对同事关系的满意度、对师生关系的满意度和对学校声誉的满意度。

本研究采用因素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方法，得出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二维结构：内在满意度和外在满意度。内在满意度衡量个人对于工作本身的感受，如工作的成就感、自尊、自主、回馈性、掌握控制感等等。外在满意度衡量对于工作本身并无直接关系的方面的感受，包括主管肯定与赞许、同事间和谐关系、良好的工作环境、福利、高薪及升迁等。

以前研究者所归纳的工作满意度的不同维度，就其内容来看，其实都可以归并到内在或外在满意度之中。本研究这样划分，最明显的好处是更容易对不同研究进行横向比较。

4.2　中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教师总体上对于工作是比较满意的，他们对于教书育人这个工作所能获得的成就感非常满意，对于学校的物理环境和舆论评价比较满意，但是对于报酬不满意。这一结果与我国已有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近年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然需要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鼓励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关心和支持，以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为教师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教师的工作性质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本研究发现教师们对于工作稳定性的满意程度不高，这样的结果与以前的研究不一致。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近年来国家实施新课程改革有一定关系。一系列新的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导致对教师知识更新的要求加大，而教育评价体系变化不大，从而加大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与近期北京市启动了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有关。这提醒人们要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保证教师获得及时的知识更新；同时在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做好教师的思想工作，稳步推进。

4.3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我国传统文化对于不同性别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赋予了不同的期望。这可能导致男女对职业的要求和期望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不同性别教师对于工作满意度的差异。我国已有研究没有发现教师的工作满意度存在性别上的差异。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的研究基本一致。这可能由于我国所实行的男女平等政策得到长期有效地执行，深入人心，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已经淡化。在学校里，男女教师承担着同样的工作任务，扮演着同样的工作和社会角色，面临着同样的职业要求和社会压力。他们同样重视职业发展和理想追求，从而表现为男女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关于年龄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Herzberg研究发现，工作满意度在开始时比较高，然后下降，接着又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国内对教师工作满意度与年龄关系的研究，大多发现相关性水平显著。朱继荣通过年龄分组后进行统计检验，发现年龄与满意度呈“U”形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对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其中26～以35岁之间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及内、外在满意度都最低：46岁以上的教师工作满意度都非常高，并且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基本上呈现“J”形关系。这一结果可能与我国近年来执行的教师管理政策有关。我国现行的中学教师职称系列只有中教三、二、一和高级，而教师的学历越来越高，本科学历的教师转正后就是中级职称，但是单位里高级职称名额有限，由中级职称晋升为高级职称的很大。这些因素导致这个年龄段的老师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行政上出现了天花板效应，进而导致工作满意度低下。可是26～以35岁之间的教师对于教育教学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年富力强，是学校各项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工作满意度低下，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学校的工作，这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关于学历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王祖莉的研究结果是学历对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只是在报酬一项上，学历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但是本研究结果表明，学历的差异对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基本上呈现随着学历的提高满意度下降的趋势。本研究认为，由于北京地区长期实行结构工资制度，学历的差异只在基本的国拨工资中有所体现，而国拨工资只占教师收入的比率较小，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岗位工资和福利，而这些收入与教师的学历关系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拥有高学历的教师工作满意度很低。

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来说，职称是他们学术地位的象征。本研究结果表明，职称的差异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中教高级教师对于工作满意度均值最高，依次为中教一级、中教二级，中教三级的工作满意度最低。与王祖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学校工作不仅包括教育教学工作，管理工作也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的高低对工作的满意度是否有差异，是本研究需要验证的另一个问题。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职务的差异导致工作满意度、外在满意度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其中校级干部对于工作满意度和外在满意程度最高；教研组长对于工作满意度和外在满意程度最低。但是职务的差别没有带来内在满意的差异。对于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相对于其他的行政职务，教研组长更多的侧重于业务指导，他们拥有的行政资源极其有限，而业务指导的要求又很高。目前的中、高考都是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是检验教育组长业务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可是师生素质、教学的时间、空间和信息资源等等又是他们的权力难以企及的，这有可能导致他们的工作满意度降低。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3

关键词：管理者过度自信；融资偏好；公司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91；F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130-09

一、问题的提出

MyerS(1984)在“资本结构之谜”一文中将不对称信息引入到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中，由此提出了新优序融资理论，即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会先偏好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则先选择债务融资，最后选择权益融资。新优序融资理论由于否定最佳资本结构的存在，因此引起了大量学者对权衡理论与新优序融资理论的实证研究。Shyam-Sunder等(1999)、Fama等(2002)及Frank(2003)等对美国公众公司的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MyerS(1984)的新优序融资理论。新优序融资理论依赖两个重要的研究假设，即理性人假设与信息不对称，然而Heaton(2002)以人的非理为前提，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新优序融资理论提出了一种新解释，这种新解释不涉及信息不对称，由此对新优序融资理论提出了挑战。Malmendier等(2005a)及Peng等(2007)等的实证检验都支持了Heaton(2002)的新解释。事实上，随着行为公司财务学研究的逐渐兴起(Baker，et al，2004)，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资本结构决策研究正成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Lee等(1995)、Yate等(1998)对过度自信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过度自信。而就国内相关的研究而言，学者们主要还是围绕MyerS(1984)提出的新优序融资理论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陆正飞等，2004；刘星等，2004)，鲜有学者考察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人的过度自信行为会受到人的年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及专业技能等个人特征的影响(Heath，etal，1991 FraSer，et al，2006)。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从管理者个人特征的角度，分别以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从公司投资的角度具体考察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或者外部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在做决策时存在一致的信念(conSiStent beliefS)和一致的偏好(coherentpreferenceS)，也就是说，当接收到新信息时，人们根据贝叶斯法则来正确地调整他们的信念，在信念给定的情况下，人们根据例如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这样的标准来做出决策(BarberiS，et al，2003)。然而心理学的研究却发现，人并非完全理性的，人在做决策时的信念和偏好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并表现出过度自信、典型性(repreSentativeneSS)、锚定(anchorin’g)、损失规避及心理会计等行为特征(Kahneman，etal，1982)，其中最为稳定的就是人们在判断过程中的过度自信行为(DeBondt，et al，1995)。过度自信行为是指人们在做决策时对自身能力和知识面的高估而产生的偏差，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人们在做决策时会高估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而低估与决策相关的风险。人的过度自信行为主要产生于“好于平均”(better-than-average)效应，即当人们评估自己的能力时，倾向于高估自己，认为自己的能力要高于平均水平(Larwood，et al，1977；Alicke，1985)，例如，当被问及驾驶技能时，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认为自己要好于平均水平(SvenSon，1981)。这样的“好于平均”效应会影响人们的因果归因，因为人们会把成功的结果归因于自身的能力，而把失败的结果归咎为坏的运气，由此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过度自信(Miller，et al，1975)。另外，人们对未来前景的过度乐观也能强化人们的过度自信，尤其当人们乐观地认为他们可以控制行为的结果时(Langer，1975；WeinStein，1980)。过度自信在许多职业领域里都有所表现，例如工程师、医生和护士、律师、管理者以及创业家等(LichtenStein，et al，1977；Bazerman，1990)，但是相对于一般人，公司的管理者更可能表现出过度自信(Malmendier，et al，2005a)。

既然管理者存在着过度自信行为，那么管理者的这种行为会如何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呢?Heaton(2002)最早从理论上分析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他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他们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并由此高估公司投资项目未来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因此，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认为市场低估了他们公司发行的风险证券的价值，这导致他们不愿意进行外部融资。当公司必须寻求外部融资时，由于股票价格相对债券价格对市场的预期更加敏感，这使得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认为发行股票比发行债券的成本要更高，因此他们会更加偏好债务融资。这样，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就使得管理者的融资偏好为先选择内部融资，再选择债务融资，最后选择外部权益融资。Mal-mendier等(2005a)在对Heaton(2002)的新解释进行实证检验时进一步指出，由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通常会高估自身的知识和能力，从而高估公司投资项目未来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因此，当公司存在充足的内部资金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进行过度投资，而当公司缺乏内部资金时，考虑到外部融资的成本太高(Heaton，2002)，他们会减少公司的投资，此时公司额外的现金流量能为公司的投资提供融资，由此导致了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Malmendier等(2005a)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存在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公司由于更少地利用外部融资，因此其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会更强，由此支持了Heaton(2002)的新解释。Peng等(2007)以管理者的性别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替代变量，研究得到类似的结果。以上的理论分析同样适用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总经理过度自信比较强的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较高。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3-2006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本文首先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

总经理的学历和教育背景这些个人信息，能够同时获得这些个人信息的样本观测值共有4040个，然后通过剔除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最后得到共计2430个样本观测值。这些条件分别是：(1)金融类公司；(2)*ST、ST公司；(3)同时有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4)不能获得连续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数据的公司(用于计算成长性)；(5)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观测值，比如投资机会(Tobin’q)大于10、负债比率大于1等；(6)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以及总经理的年龄和任职时间这些个人信息不完整的公司。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学历和教育背景以及部分缺省的年龄和任职时间信息通过手工收集得到。

2　研究变量的定义

本文主要通过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内部或者外部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主要为公司投资，解释变量主要为公司现金流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的投资机会、成长性、公司性质、负债比率、销售收入、流动资产、公司规模及行业等，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其中，对行业这一控制变量的定义，本文是把全部样本观测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标准分成12类(金融类除外)，然后再把制造业按二级代码分成10类，并取20个行业哑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学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目前主要还是借鉴Malmendier等(2005a)及Malmendier等(2005b)的方法，即管理者执行股票期权是否迟于执行期、管理者在职时是否把股票期权持有至到期日、管理者是否习惯性地增持公司股票及商业新闻对管理者个性特征的描述。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并不高，股票期权也是近年来才开始实施，并且持股和股票期权只占管理者薪酬的一小部分，再加上我国媒体的不发达及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本文没有采用以上度量方法。在国内，余明桂等(2006)及姜付秀等(2009)分别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和上市公司年度业绩的乐观预告(或者盈利预测)是否变化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替代变量。本文认为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是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估计，因此，这一指标更加适合于度量管理者乐观而不是管理者过度自信；而上市公司年度业绩的乐观预告(或者盈利预测)同时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和公司信号传递(Ajinky.et al，1984；BaginSki，et al，1993)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一指标也存在较大的缺陷。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人的过度自信行为会受到人的年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及专业技能等个人特征方面的影响(Heath，et al，1991；FraSer，et al，2006)。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尝试采用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作为总经理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具体理由如下：

(1)总经理年龄。Taylor(1975)和ForbeS(2005)的研究发现，管理者的年龄会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产生影响：相对于年龄较小的管理者，年龄较大的管理者在做决策时会收集更多的信息，花费更长的时间，由此减少在决策时所产生的判断偏差；与此同时，年龄较大的管理者在过去可能经历过更多的失败或者决策错误，这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自身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从而减少因对自身能力和知识面的高估而产生的判断偏差。因此，相对于年龄较小的总经理，年龄较大的总经理其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

(2)总经理任职时间。Frank(1988)、FraSer等(2006)的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做决策时虽然会高估自身的知识和能力，但是随着管理者经营管理经验的增加，他们可以从过去的经营管理决策中收集更多的新信息，从而不断修正因对自身能力和知识面的高估而产生的偏差，因此，随着管理者经营管理经验的增加，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会有所减少。相对于任期较短的总经理，任期较长的总经理拥有更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ForbeS，2005)，因此，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

(3)总经理学历。LichtenStcin等(1977)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对人们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人们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在做决策时的过度自信行为就越少，原因在于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可能从正反两方面来收集有关决策的信息，从而越容易意识到自己在做决策时所产生的判断偏差(Koriat，etal，1980)，由此弱化自己的过度自信行为。因此，相对于拥有低学历的总经理，拥有高学历的总经理其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

(4)总经理教育背景。Heath等(1991)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做决策时，当人们认为其对该决策拥有更多的知识时，人们会更倾向于过度自信，原因在于当该决策出现好的结果时，人们会把好该结果归因于自己对该决策所拥有的知识，而当决策出现坏的结果时，人们会把坏的结果归咎为坏的运气。Ben.David等(2006)的研究发现，公司CFOS拥有的专业技能越多，CFOS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多。因此，当上市公司总经理拥有的教育背景不同时，总经理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存在着差别：相对来说，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的总经理可能具有与公司财务决策相关的更多专业知识，因此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强；与之相反，拥有理工类教育背景的总经理可能具有与公司财务决策相关的更少专业知识，因此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

另外，本文又借鉴Malmendier等(2005a)对总经理教育背景的分类方法，把总经理的教育背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管类教育背景，是指总经理过去经历过经济、管理、金融、会计、财务等经管类教育；第二类是理工类教育背景，是指总经理过去经历过工程、技术、物理、化学等理工类教育；第三类是其他类教育背景，是指总经理过去经历过法律、文学、哲学等其他类教育。

3　描述性统计

表2列出了样本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龄平均约为46岁，任职时间平均约为3年；在全部样本中，约52％的总经理拥有本科及本科以下学历，48％的总经理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约45％的总经理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约52％的总经理拥有理工类教育背景，约3％的总经理拥有其他类教育背景，只有约25％的上市公司为民营上市公司。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对假说的实证检验

为了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借鉴Fazzari等(1988)研究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构造了以下模型：

其中，β0代表常数项，β30代表系数，t代表时间下标。之所以引入销售收入、流动资产及公司规模这几个控制变量，是因为Ramirez(1995)、HouSton等(2001)及Malmendier等(2005a)等发现销售收入、流动资产及公司规模会显著地影响公司的投资。另外，为了控制公司性质和融资结

构对公司投资的可能影响，还引入了公司性质和负债比率作为控制变量。

表3列出了以总经理年龄和任期分组的实证检验结果。表3的第(1)列列出了对总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CF1的参数估计值为0.05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Fazzari等(1988)、Kaplan等(1997)及Malmendier等(2005a)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敏感度。表3的第(2)列和第(3)列分别列出了对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的检验结果①，从中可以看到，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66和0.048，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随着总经理年龄的增长，总经理可能会逐渐认识自身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在做决策时也会收集更多的信息，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减弱，因此他们高估公司投资项目未来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的程度也比较弱，当公司需要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时，年龄较大的总经理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表3的第(4)列和第(5)列分别列出了对短任期组和长任期组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58和0.056，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随着总经理任职时间的增加，总经理的经营管理经验可能越丰富，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越弱，当公司需要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时，任职时间较长的总经理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

表4的第(1)列和第(2)列分别列出了对低学历组和高学历组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69和0.054，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总经理拥有的学历越高，总经理可能越容易意识到自己在做决策时的判断偏差，当公司需要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时，拥有高学历的总经理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表4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别列出了对经管类教育组和理工类教育组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55和0.053，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同样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相对于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的总经理，拥有理工类教育背景的总经理其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比较弱，当公司需要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时，他们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

另外，考虑到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这四个变量本身可能存在的缺陷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合这四个变量，通过客观赋权法构建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数，然后根据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数的综合得分按其中值分为强过度自信组和弱过度自信组再进行检验。表4的第(5)列、第(6)列分别列出了对强过度自信组和弱过度自信组的检验结果，从中同样可以看出，CF,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65和0.038，且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前者的参数估计值要大于后者，F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再次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表明当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较少时，总经理会较多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有所减弱。

从表3和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投资总体上与公司的投资机会、流动资产及公司规模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销售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这一结果与Ramirez(1995)、HouS-ton等(2001)及Malmendier等(2005a)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公司的负债比率之间基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公司性质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2　对假说的稳定性检验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被人为地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价格的差异使得计算出来的托宾Q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公司的投资机会，为了减少由此可能导致的对上述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又以公司当年与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计算的成长性来代替公司的投资机会，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参数估计值的大小、符号及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以上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五、结论及启示

随着行为公司财务学研究的逐渐兴起，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资本结构决策研究正成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一研究背景，本文从总经理个人特征的角度，分别以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及教育背景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从公司投资的角度具体考察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或者外部融资偏好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总经理的年龄越大，任职时间越长，学历越高，以及当总经理拥有理工类教育背景时，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弱，因此，总经理更多地利用外部融资而不是内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越弱；而当总经理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时，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强，因此，总经理更少地利用外部融资，从而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越强。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4

关键词： 大学生 学习倦怠 现状

1.引言

所谓学习倦怠，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或缺乏动力却又不得不为之时，就会感到厌倦、疲乏、沮丧和挫折，从而产生一系列不适当的逃避学习的行为，这种状态称为学习倦怠。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学习心理状态。生理上，身心俱疲，经常感到精力不足；情绪上，情绪易波动，没有学习兴趣，易感到压抑、焦虑，自我评价降低，学习成就感降低，觉得学习没有价值；行为上，对学习敷衍了事，态度散漫，出现逃课、不听课、迟到、早退、不交作业等行为。

显然，这种学习倦怠现象将会给学生本人、学校和社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危害。所以研究学习倦怠的机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因素，讨论相应的对策，也就成为广大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十分迫切的任务。本研究正是在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高校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总体状况，并探讨不同性别、不同学科性质、不同年级、不同学习成绩的学生的学习倦怠的差异，这无疑将为后续的干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2.研究方法和过程

2.1研究对象

山东某高校800名在校大学生，各种测量都有效的被试780人，其中男生369人，女生411人；一年级学生202人，二年级学生259人，三年级学生194人，四年级125人；文科生356人，理科生424人。

2.2研究工具

采用国内学者杨丽娴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量表》。学习倦怠量表包括三个部分：情绪低落指学生在学习时因为对所学专业或上的课不感兴趣，不想学而又不得不学时，在情绪上就会感到疲乏、沮丧和挫折，并对学习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从而表现出无精打采和低落情绪；行为不当是指在学习倦怠时选择逃课、不听课或上课睡觉等一系列逃避习的行为；成就感低指表现在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的变化――一个对自己有很强的自信，充满了自我肯定的人，因为某些因素，慢慢耗尽了自信心和对自己的认可。整个问卷共20个项目。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自评式量表，从“不完全符合”到“完全符合”5等级记分制。得分越高，倦怠程度越强，得分越低，倦怠程度越弱。

2.3研究程序

采用几种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研究，用SPSS for Windows 13.0进行数据处理。

3.研究结果

3.1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基本情况

根据问卷的结构特点和得分情况，得分高于60分者视为学习倦怠者，低于40分者视为不存在学习倦怠，介于40分和60分之间者视为不确定的中间状态。研究表明，得分高于60分的有287人，占总人数的36.8%；低于40分的有41人，占总人数的5.3%；得分在40和60之间的有452人，占57.9%。由此可见，大学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学习倦怠现象。

3.2大学生学习倦怠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3.2.1学习倦怠的性别差异比较

为研究男女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及其各个分维度上的差异，以性别为自变量，以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学习倦怠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

表1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学习倦怠上的差异比较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可见，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体和情绪低落、行为不当两个分维度上都存在性别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男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和情绪低落、行为不当两个分维度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女生，说明男生的学习倦怠感更明显，情绪更加低落，也更可能采取不适当的学习行为。

3.2.2学习倦怠的学科性质差异比较

为了明确理科生和文科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及其各个分维度上的差异，以学科性质为自变量，以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学习倦怠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理科生和文科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及其各个分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2.3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比较

为了明确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及其各个分维度上的差异，以年级为自变量，以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及学习倦怠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表2 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学习倦怠上的差异比较

可见，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及情绪低落、行为不当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成就感上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差异具体表现在哪里？进一步多重比较表明成就感低这一因子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四年级与一年级之间的差异，其中一年级学生的得分均低于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此项的得分，说明一年级大学生的成就感要明显低于三、四年级学生。

3.2.4不同成绩的学生的学习倦怠比较

为了考察学习成绩是否对大学生的学习倦怠产生影响，研究者按照学习成绩的差异，把被试分成五类：上等、中等偏上、中等、中等偏下、下等，研究学习成绩这一分组变量对学习倦怠的影响。

表3 不同成绩大学生在学习倦怠上的差异比较

数据表明：不同学习成绩的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和各维度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各维度的得分和倦怠总分在不同成绩大学生上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差异来源也基本相同，由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举。五等成绩两两比较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五个学习成绩等级之间学习倦怠水平呈现出层级变化。

4.分析与讨论

4.1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基本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倦怠的学生占总人数的36.8%，不存在倦怠的占总人数的5.3%，中间状态的占总人数的57.9%。由此可见，大学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学习倦怠现象，虽然还不是很严重，但不容忽视，因为真正态度明确的不倦怠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人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是一种中间状态，很可能转变为学习倦怠。这与以往研究（孙晓莉，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

本研究中大学生在学习倦怠及三个分维度上的每题平均得分为：学习倦怠总体为2.8823，情绪低落为2.5959，行为不当为2.8365，成就感低为3.3235。由于所采用的量表均采用5级计分制，因此取中值3为倦怠程度的参照值。可见大学生学习倦怠总体情况处于中等程度，这与以往研究（杨丽娴，2004；孙静，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学习倦怠的三个分维度中，在学习倦怠的三个维度上，成就感低这一维度每题平均得分最高（M=3.3235），其次为行为不当（M=2.8365）和情绪低落（M=2.5959）。这说明大部分大学生能较好地处理自己的情绪和学习行为，但还有一些学生在学习中会有比较低的成就感。这和孙静（2007）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孙静的研究认为在学习倦怠的三个维度上，行为不当这一维度每题平均得分最高，其次为情绪低和成就感低，就是说学习倦怠各个因子中成就感低这一因子得分最低。这和她研究对象（上海市体育专业大学生）的特殊性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体育专业的大学生确实更容易出现逃课等不良的学习行为，又因为有一技之长和身处上海，其成就感自然不会很低。本研究和孙爱玲（2006）、朱林仙（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我们认为成就感低是学习倦怠三个分维度中表现最明显的，这就和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大有一定关系，也和学生认为所学知识实用性不大、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专长的心态有关。

4.2大学生学习倦怠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4.2.1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男生在习倦怠总体和情绪低落、行为不当两个分维度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女生，说明男生的学习倦怠感更明显，情绪更加低落，也更可能采取不适当的学习行为。这既和以往的研究结论（连榕，2006；孙晓莉，2007）一致，又和我们日常的观察经验相符合。男生在学习行为上，往往比女生更容易有逃课、不听课、迟到、早退、不交作业等行为。这种在学习上的表现其实甚至可以追溯到小学，在小学时期女生在学习行为上的表现往往就优于男孩，这种模式到大学再次凸显出来，这和男性、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不同有很大关系。在学习情绪方面，男生情绪更为低落，这也和以往的研究（孙晓莉，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原因在于男生对学习往往抱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认为学习没有价值，这样对学习就没有持久的热情和兴趣，常常感觉学习非常枯燥，因此上课时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或者坐立不安，很焦躁。在三个分维度中，男生的成就感并不比女生低，这方面以往的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有的研究认为女生的成就感低于男生（连榕，2006；孙晓莉，2007），也有的研究认为男生和女生在这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孙静，2007）。我认为，虽然从就业形势看，女生的压力更大，使得其成就感比较低，但是相对良好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女生的成就感，而同时在学习行为上和学习情绪上的不良表现也势必会使一般更自信、更有成就感的男生的成就感有所下降，这样男生和女生在成就感方面基本是持平的就很好理解了。

4.2.2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学科性质差异

文科生和理科生在学习倦怠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朱林仙（2007）、陈义亭（2008）认为学习倦怠不存在学科性质的差异。孙晓莉（2007）认为此方面存在专业差异。本研究认为学习倦怠不存在学科性质方面的差异，但是应该会存在专业差异，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有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热门专业所引发的学习倦怠自然会少些，而冷门专业似乎也更容易使学生感觉到倦怠，所以从整体看是大体平衡的。

4.2.3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年级差异

研究表明，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上不存在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连榕，2006；孙晓莉，2007）不一致。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不同研究中的被试来自于不同类型的学校。另外，不同高校的文化氛围不一样，这可能是造成结论不一致的影响因素之一。

不同年级的学生在成就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说一年级大学生的成就感要明显低于三、四年级学生。这是国内有关研究（孙爱玲，2006）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是因为一年级大学生刚入学不久，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懂，各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成就感偏低，而到了三、四年级学了一些知识后，成就感自然有所提升，这是比较符合大学生活实际的。

4.2.4不同成绩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差异

本研究表明，不同成绩的学生的学习倦怠存在显著差异，学习成绩越差，学习倦怠越严重。这很好理解，与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符，也与以往有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如果学习成绩较差，体验不到成功的乐趣，那么，他们就会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出现情绪低落、成就感降低等学习倦怠现象。而情绪低落、成就感低往往又会使学生逃避、放弃学习，从而导致更差的成绩。所以学习倦怠越严重，学习成绩就越差；学习成绩越差，越容易导致学习倦怠，二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5.结语

5.1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学习倦怠现象，学习倦怠人数占总人数的36.8%。在学习倦怠的三个分维度中，成就感低是其中表现最明显的。

5.2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体和情绪低落、行为不当两个分维度上都存在性别差异。表现为男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和情绪低落、行为不当两个分维度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女生。

5.3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及情绪低落、行为不当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成就感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一年级大学生的成就感要明显低于三、四年级学生。

5.4不同学习成绩的大学生在学习倦怠总分和各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学习成绩越差，学习倦怠越严重。

参考文献：

［1］杨丽娴，连榕.学习倦怠的研究现状及展望［J］.集美大学学报，2005，6，（2）：54-58.

［2］杨丽娴.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状况及其专业承诺关系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3］孙静.上海市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学习怠现状及其与专业承诺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4］孙爱玲.大学生学习倦怠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5］朱林仙.大学生心理压力、社会支持及其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5

増长率为8.4%，硕士生招生数年平均増长率为9%而1999年以来，不论是报考人数、招生人数，还是在学人数都快速发展。年报考人数由1999年的31.9万増加到2006年的127.1万人；自1999年至2004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9.22万増长到3263万，増长率连续6年超过20%;研究生在学人数増长率连续5年超过25%(见表1)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之结构缺陷

快速发展的研究生教育逐渐显露出自己的不足，在结构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在学位层次上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够1990年我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之比为15.3到1999年，硕博学位授予数之比缩小到4.9:1(之后这一比例有所扩大，2003年扩大到6.5:1。说明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仍处于相当精英教育的水平，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的分野依旧笼统和模糊，硕士研究生的发展相对落后（见表2)。

(二）在学位类型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科学学位轻专业学位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专业性学位的比重有所提高，但远远低于学术性学位。专业学位的主要问题是规模小类型少层次低。据统计，2003年我国授予专业博士学位216个，专业硕士学位17567个，共计17783个；授予科学博士学位17362个，科学硕士学位90747个，共计108109

个；二者之比分别为1:80151目前我国专业学位基本停留在硕士层次，仅在医学、农学设置了3种专业博士学位，而1987年全美就有47种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英国有33个领域可授予专业博士学位。悬殊极大。

(三）在培养方式上在职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够我国在研宄生教育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全日制、非全日制两种不同的培养形式。前者已形成规范和较成熟的制度，后者尚未形成规范，也没有规模。据统计，1985-1997年，共有18142名在职人员获得硕士学位，占同期获得硕士学位总人数的5.4%，共有463名在职人员获得博士学位，占同期获得博士学位总人数的1.4%。截止2000年，我国共培养各类研宄生约53万人，其中非全日制约占研宄生总量的10%;[3]2003年，我国研宄生教育中，非全日制研宄生教育所占的比例约为12%。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到1999年，美国非全日制研宄生占到研宄生总数的56.8%。在英国，19901991年非全日制研宄生分别占研宄生总数的50%、61.3%,到1999年，非全日制研宄生占研宄生总数的比例上升到66.6%。我国非全日制研宄生教育的发展空间很大。

(四）在学科专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与社会发展脱节

学科专业结构也叫科类结构，是指研宄生教育发展中不同学科领域的构成状态，它反映了社会分工，规定着研宄生教育所培养人才的“品种”和规格。目前我国研宄生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主要由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等12大学科门类组成，下设88个一级学科，382个二级学科。近年来的发展日益走向良性轨道，但仍然在一定程度存在脱离社会实际需要的状况。

从学位授予情况来看，1982-2003年，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分学科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工学37%、理学229%、医学16.3%、经济学49%、农学42%、文学3.5%、法学3.1%、管理学2.8%、历史学2.2%、哲学1.5%、教育学1.3%、军事学0.4%。而硕士学位授予规模分学科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工学41.4%、理学14.4%、医学11.3%、经济学7.7%、文学6.4%、法学5.4%、管理学4.1%、农学3.5%、教育学2.1%、历史学1.8%、哲学1.6%、军事学0.8%。(见图1图2)可见，无论是博士还是硕士层次中学位授予规模，处于后几位的都是农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学科，特别像农学、法学、军事学、教育学等专业，对我们这样的农业、教育和发展中的大国，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研宄生发展却相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五）在区域布局上学位点分布和研究生培养不平衡

经济是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因素。有研宄表明，美、英、日三国的研宄生教育与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密切相关。美国八大地区研宄生入学人数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929日本八大地区的这一系数达到了0.976而英国四个地区甚至达到1的线性相关程度。[6]在我国根据七大区域的划分进行统计，发现我国研宄生教育的发展规模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关性不高，相关系数只有0.63如华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3.1%但在学研宄生却占全国的23.6%;与此相反，华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6.4%,而其研宄生规模只占全国的7.8%见表3)。其中广东省2003年生产总值为13625.87亿元，约占全国10.05%,而2004年在学研宄生人数为37022人，仅占全国的4.5%。研宄生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趋势比较突出。

研宄生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学位授权点963个，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部比西部发达，华东和华北优势明显；相对于硕士2249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3762个。其生教育，博士生教育的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更加区域分布如表4所示。

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中、西部地区学位授权点之和还远远小于东部地区。从研宄生教育规模上也可以看出差异。兹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该年度东、中、西部地区在校研宄生分别为35.75万人、15.34万人、12.04万人。在校研宄生的绝对差距，东、中部是20.41万人，东、西部是23.71万人，中、西部是3.30万人，因此，东部和中西部的绝对差距很大。再从每万人口的在校研宄生规模这个相对指标来看，东、中、西部分别为7.83人、3.60人、3.28人。东部地区是中、西部地区的两倍以上。而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

二、克服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缺陷的几点对策

(一）大力发展硕士教育，适度发展博士教育

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虽然逐步缩小了与世界研宄生教育大国的差距，但研宄生教育的规模:于偏低水平。首先，绝对数偏少。簡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6793人，相当于同年美国(45876人）的14.8%日本（13921人）的48.8%，德国（24174人）的28.1%英国(10993人）的61.8%印度（9070人）的749%。2002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数达到14706人，但也只相当于同年美国（46500人）的31.6%德国（23043人）的63.8%与英国和印度基本持平。其次，人口中研究生比例偏低。按每千人口中在校研究生的比率，1983年美国为6.9人，法国为2.8人，英国为1.4人。181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为7.6人，英国为3.3人，日本为1人，而我国直到2000年每千人中的研究生数也仅有0.7人。即使经历了1999年以来的扩招，2005年在校生达到100万人，每千人在校研究生也不过0.8人。再次，在校学生中研究生数偏少。我国研究生教育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背景下，研究生占普通高校在校生的比例依然偏低，若将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计算在内，则这个比例更低（2001年约为3.2%)，与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见表5表6

因此，我们在坚持质量的前提下，应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提高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比重。在发展研究生教育时，要注意协调学位层次结

年间，我国博士生招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的増长速度整体上高于硕士生，在校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比例从1982年的47.2:1发展为1991年的6.1。1999年的3.3:12004年提高到40:L而在欧洲，各发达国家授予博士学位与授予硕士学位的人数之比一般都在1:10以下，即使在研究生教育规模长期居于世界第一的美国，其博士生教育也一直处于十分精尖的状态，博士和硕士学位之比在1:0左右。我国授予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的比例为8:大大超过美国的28：和英国的1.9：硕士教育定位于相当精英教育的水平，与博士学位的分野依旧笼统和模糊，而与学士的差距拉得较大。因此，优化研究生教育学位层次结构关键是要继续理清博士和硕士的分野，大力发展硕士教育，适度发展博士教育，形成能适应并适度超前于社会快速、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的人才资源层次结构。

(二）大力发展专业学位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

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专业学位、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发展不够。专业学位教育规模小、类型少、层次低与日益増长的需求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规格多样化。有关研究表明，厂矿企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大约5%是研究型人才，而大约95%左右是从事生产设施、设计开发、经营销售和管理类人才。191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大批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校教学工作的科研型人才，也需要大批面向实践第一线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即专业学位人才。二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对人才需求的重心上移，现有职员队伍素质不能满足需求。截止2003年底，我国有公务员队伍498.3万人，研究生只占1.34%1101据有关部门的预测，专业硕士学位的比例应逐步争取达到70%左右。1111所以，当务之急是扩大专业学位教育规模，増加专业学位授权单位和授权学科点，提高专业学位层次，促使这个起步较晚的学位类型得到稳步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硕士层次的主打学位，改变高层次人才科类分布不合理的局面。

同时，为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应扩大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规模。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国外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美国1991年非全日制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比例为20%1998年据美国综合排名前100所大学资料统计，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比例

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比例为61.3%(其中研究型为40.9%)1999年上升至66.6%。据研究，国际上非全日制研究生占研究生总量规模的比例一般在20%至50%之间，按最低比例20%测算，我国至2010年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规模将达到27万。我国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2005年，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所占比例只有12%,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三）积极调整区域布局，加强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〇X提出过一种比较典型的区域经济理论一増长极理论，即把经济空间中在一定时期起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济单位(部门）称为増长极，一个不发达地区缺少増长极是很难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的，政府应当尽快帮助创建不同的増长极。其中，人力资源具备一定的极化特点与扩散效应，教育可直接为“人力资源増长极”服务，并通过产学研合作与文化渗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间接为“产业増长极”和“城市増长极”服务，反过来，区域经济増长可为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6

评估组织体系的建设完善与有效运行是评估工作的保证和基础，航天科研生产管理评估的组织体系依据两级评估机制运行的需要，分为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和院级评估组织体系两类。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是指集团总部对研究院评估活动涉及的所有组织机构与管理团队；院级评估组织体系是指研究院对厂所、项目、产品科研生产管理评估活动涉及的所有组织机构与管理团队，均包括评估方与被评方。按在评估实施中的职责要求与角色的不同，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和院级评估组织体系一般均可细分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技术顾问、评估队伍和被评对象等五类组织或人员。评估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技术顾问和评估队伍均属于评估方，在集团级评估中评估方是集团总部，在研究院级评估中评估方是研究院本级；评估对象是被评方，在集团级评估中是研究院本级，在研究院级评估中是厂所综合管理层、项目团队和产品团队。

2 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

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构成及其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决策机构及其职责。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决策机构是集团公司航天型号工作领导小组，一般由集团总部型号主管领导和相关部门主管领导构成，主要负责评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重大事项决策，审批《评估管理办法》和相关规章制度、年度《评估手册》、实施计划和评估报告，以及监督、检查和指导集团级科研生产管理评估工作。

2）执行机构及其职责。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执行机构一般是评估工作组及下设的评估办公室，由集团总部负责航天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的相关部门组成，是评估工作日常推进的主体，主要负责建立航天科研生产管理两级评估机制，制定评估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明确评估目的、要求、工作程序和方式等；组织编制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手册；制定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策划和年度评估计划；组建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现场评估组，根据需要对评估组成员进行培训；组织评估实施，监督评估过程，协调评估事宜，审查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通报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结果和相关情况，开展评估工作总结活动；提炼集团级最佳实践项目，组织开展审查、评定和交流推广活动；组织各研究院对评估识别的共性问题与薄弱环节进行整改，并进行指导与监督；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工作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对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工作实施情况进行定期分析与改进。

3）技术顾问及其职责。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技术顾问一般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负责航天型号科研生产技术与管理工作的有关领导和权威专家构成，是评估工作的智囊团，主要负责参与评估工作重大决策的讨论与制定，为评估决策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对评估涉及的主要技术内容与方法模式提出建议与意见。

4）评估队伍及其职责。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评估队伍涵盖人员范围比较广，包括集团总部主管职能部门人员、集团内外专家等，在进行现场评估时一般成立现场评估组，负责协助执行机构开展现场评估工作策划；参加执行机构组织的评估培训；协助执行机构收集、整理、分析各研究院上报的评估工作的相关信息和资料；按照现场评估工作策划，提出详细的现场评估实施方案，并开展现场评估工作；起草反馈评估报告及评估报告，提出评估结果建议；配合执行机构开展最佳实践报告的审查活动；配合执行机构定期分析、总结并持续改进评估工作。

5）被评对象及其职责。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被评对象是从事航天型号科研生产活动、交付型号与产品的研究院。由于评估的是研究院的科研生产管理能力与水平，因此，研究院科研生产的主管领导及相关职能机构是具体的被评对象。需要注意的是，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重点在于考察研究院本级的科研生产综合管理情况，一般不涉及各厂所的科研生产管理工作。在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中，研究院作为被评方，主要负责开展自评工作，并按要求提供自评报告；提供评估所需的必要条件和证据材料，积极配合现场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结果和评估意见，制定改进计划，及时有效地实施改进措施；按要求提炼最佳实践项目；不断积累评估工作经验，对改进评估工作提出建议。

3 研究院级评估组织体系

研究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构成及其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决策机构及其职责。研究院级评估决策机构一般是指研究院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由研究院主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共同组成，主要负责研究院级科研生产管理评估工作的组织领导、重大事项的决策、研究院《评估手册》和《评估管理办法》的审批与，以及监督、检查和指导研究院级科研生产管理评估工作。

2）执行机构及其职责。研究院级评估执行机构一般是指研究院评估工作小组，由研究院评估的牵头部门、配合部门的主管领导及相关人员组成，是研究院开展对厂所、项目、产品进行科研生产管理评估活动的策划与实施主体，主要负责制定年度评估实施计划；组织编写、修订研究院《评估手册》，并解释相关内容；组织开展评估培训和宣贯工作；组建现场评估小组，组织对院属有关单位、项目和产品的评估；开展研究院级最佳实践项目的审核、评定，并组织交流推广；收集、整理和分析评估工作的相关信息和资料；通报评估结果和相关情况；组织完成评估工作总结，并对评估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分析与改进。

3）技术顾问及其职责。研究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技术顾问一般由研究院科研生产技术与管理方面的专家构成，是评估工作的智囊团，主要负责参与研究院级评估工作重大决策的讨论与制定，为研究院级评估决策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对研究院级评估涉及的主要技术内容与方法模式提出建议与意见。

4）评估队伍及其职责。研究院级评估组织体系中的评估队伍一般指研究院科研生产管理相关部门、型号项目、厂所的相关专家，按照研究院对厂所、项目、产品三类评估分为三个评估队伍，主要负责对厂所、项目和产品团队进行现场评估，形成现场评估结论；编写对厂所、项目和产品的评估反馈报告。必要时，评估队伍要提前接受培训。

5）被评对象及其职责。研究院级评估组织体系中的评估对象有三类，分别是院属厂所、项目团队和产品团队，主要负责按要求开展自评工作，提供自评报告；提供评估所需的必要条件和证据材料，配合现场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结果和评估意见，制定改进计划，及时有效地实施改进措施；按要求提炼最佳实践项目，形成报告或文章；不断积累评估工作经验，对改进评估工作提出建议。

4 两级组织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与研究院级评估组织体系之间既分工明确又彼此关联，一方面，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中的评估方在负责对研究院科研生产管理评估的同时，还要负责整个集团范围内评估工作机制的构建与运行，以及指导监督研究院级评估组织体系的科研生产管理评估工作；另一方面，研究院既是集团级评估组织体系中的被评方，又是研究院级评估组织体系中的评估方，保证了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管理要求能够有效、顺畅地贯彻到厂所、项目与产品团队中。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研究院特指的是研究院本级。

1）集团级组织体系的工作牵引研究院级组织体系工作。集团级组织体系所开展的计划管理、《评估手册》的研讨与、宣贯培训、现场评估以及总结改进等活动都对研究院级组织体系开展评估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和牵引作用。研究院在接受集团总部评估的同时也将集团总部对科研生产管理的要求纳入研究院对厂所、项目团队、产品团队的评估中。

2）研究院级组织体系的工作支撑集团级组织体系工作。集团总部开展对研究院的评估工作需要各研究院率先开展自评，并做好相关准备与现场评估保障工作，集团总部的最佳实践交流、共性问题研讨、年度工作总结、季度例会布置等活动都需要各研究院的大力配合与积极参与。研究院级组织体系承担了上述大量工作，有力支撑了集团级组织体系工作。

3）厂所、项目团队与产品团队具体延伸、落实集团级、研究院级组织体系的评估工作要求。研究院对厂所、项目、产品的评估将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要求进一步结合被评对象特点细化、分解，具体到每个厂所、项目、产品如何实施科研生产管理工作，是集团级评估的延伸和具体化。厂所、项目团队与产品团队负责具体落实研究院级组织体系乃至集团级组织体系下达的年度计划执行要求、评估识别的薄弱环节改进要求、最佳实践的提炼推广要求等。

4）各研究院科研生产管理专家与主管人员是集团总部评估专家组的主要力量。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专家队伍包括科研生产管理（含项目管理、产品管理）、质量与可靠性、人力资源、工艺、设施设备、采购、信息化、标准化、安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各个研究院、厂所、项目与产品队伍。每年集团总部都会要求各研究院按专业推荐适宜的评估专家人选进入集团级评估队伍，支持集团总部的现场评估、研究讨论及总结交流等活动。

5 组织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5.1 组织体系的建立

航天科研生产管理评估工作开展以来，以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为牵引，建立了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研究院对厂所、项目与产品的两级评估机制，相应的管理评估组织体系也不断建立健全。

在总部层面，为了规范、有效地开展对研究院的科研生产管理评估工作，应明确评估工作领导组织和技术咨询队伍，建立评估工作组，设立评估办公室，并通过《评估管理办法》规定上述机构及其职责。同时，集团总部按照一定的资质要求，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专家组建评估专家组，并通过组织研讨和交流活动，统一思想、深入认识，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与准确。

在研究院层面，集团总部的评估机制建设模式与方法给各研究院开展评估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般情况下，研究院的组织体系建设是在集团总部管理办法的框架下，通过研究院级评估管理办法或要求，明确研究院评估工作的主管领导、执行机构（牵头部门、配合部门）、评估专家的构成以及各自的职责要求。

在厂所、项目团队、产品团队层面，其作为被评方，在组织体系建设方面，主要是明确具体的被评对象，以及迎接评估的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开展评估要求的分解落实、评估的准备与接待、评估意见的落实（包括薄弱环节的整改、最佳实践的提炼）等工作。

5.2 组织体系的运行

科研生产管理评估组织体系的运行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执行机构应定期向决策机构汇报，确保评估工作的主要动态和重大事项在决策机构的掌握中，同时，对于执行机构不能决定的事项请决策机构给予指示。此外，执行机构通过汇报能够充分领会决策机构领导的意图，并落实到评估工作中。

二是执行机构内部应经常协调与沟通，确保在思想认识和行动上保持一致。在年初的评估策划、年度工作会的准备与实施、年中评估例会的准备与实施、《评估手册》的研讨、评估方案与计划的研究、评估结论与考核结果的确定等方面，执行机构涉及的各部门均要共同参与，共同商议并形成一致意见。这里应特别注意，在执行机构内部的分工上，评估要素/子要素如何分配，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必须要充分沟通，牵头部门需要合理分配要素/子要素，并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同时充分尊重配合部门意愿并沟通达成一致；配合部门需要在接受要素/子要素之初就认真学习相关评估标准与制度要求，保持与牵头部门的联系，同时做好本部门负责的要素/子要素的策划、推进与自评工作。

三是执行机构与被评对象应经常交流与研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了解被评方的需求和难点，将评估目的和意图充分传递给被评对象，确保双方在对评估目标的理解、评估要求的认识、评估资料的准备以及评估工作的改进等方面都能保持一致。

四是应持续开展评估专家队伍建设。执行机构针对每年《评估手册》的变化，针对新加入评估队伍的专家要开展年度评估培训，提高评估专家队伍水平，通过培训考察、选拔现场评估专家，同时通过培训保证评估工作的专业性和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6 评估专家队伍建设

为提高评估专家队伍建设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应当开展评估专家队伍的资格管理工作。按照“统一管理、分级实施”的原则，集团总部应统一明确评估专家队伍的培训、考试、发证以及注册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并对从事集团总部对研究院评估的人员实施资格管理；研究院应按照基本要求细化、明确并实施对厂所、项目、产品评估人员的资格管理，并报集团总部备案。

6.1 资质条件

组织级、项目级、产品级管理评估专家队伍在资质条件上，需要满足以下三条基本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2）具有秘密级及以上的保密资质，没有重大失密泄密记录。

3）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

此外，组织级管理评估人员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从事航天科研生产综合管理或项目、产品管理工作满10年（含）以上，熟悉航天科研生产的各项技术、管理规章制度。

2）具有航天型号市场开拓、综合计划管理、多项目风险管理、质量管理、售后服务以及能力提升等一个或多个方面的工作经历。

3）掌握评估、评奖的基本方法与程序要求，熟悉国内外典型的成熟度评估理论与方法。

项目级管理评估人员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从事航天型号技术或管理工作满10年（含）以上，熟悉航天型号研制生产全过程、全要素的工作要求，熟悉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产品保证、技术状态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2）具有航天项目范围管理、进度管理、经费管理、质量管理、沟通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集成管理等一个或多个方面的工作经历。

3）掌握项目管理评估方法与程序要求，熟悉国内外典型的项目管理大奖的评估理论与方法。

产品级管理评估人员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从事航天型号、产品技术或管理工作满10年（含）以上，熟悉航天项目、产品研制生产全过程的工作要求，熟悉产品工程建设的内容与要求。

2）具有航天产品综合管理、产品工程管理、产品保证过程和产品售后管理等一个或多个方面的工作经历。

3）掌握评估、评奖的基本方法与程序要求，熟悉国内外典型的项目管理评估方法与成熟度理论。

6.2 认可程序

评估专家队伍应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按程序要求向评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通过申请审核以及后续培训考核的人员才能成为正式的评估专家。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专家，以及研究院对厂所、项目、产品的评估专家在认可程序上基本一致。

申请集团总部科研生产管理评估专家的程序如下。

1）填写申请表。

2）申请表应经本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由研究院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确认后上报集团人力资源部。

3）集团人力资源部组织专家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核确认。

4）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参加集团总部统一组织的科研生产管理评估培训和考试。

集团总部主管部门应组建培训师资队伍，依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研生产管理的最新要求和管理评估的模型方法编制培训教材，建立试题库，审定考试科目和试题。集团总部科研生产管理评估w专家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和面谈审定的方式，考试合格的人员由集团总部颁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研生产管理评估专家”资格证书。

6.3 注册管理

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应按要求进行年度注册登记。首次注册登记时间为取得资格证书的第二年，以后每年都应重新注册登记。集团总部对研究院的评估专家，以及研究院对厂所、项目、产品的评估专家在资质注册管理上也基本保持一致。

集团总部科研生产管理评估专家的注册登记工作由取得证书的评估专家首先提出申请，申请时应满足以下条件，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1）取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研生产管理评估专家”资格证书。

2）按要求参加继续教育，完成必修项目，学分满足要求。

3）年内参加不少于6个工作日的科研生产管理评估工作。

对于以下三种情况，其资格证书自动失效：一是在岗位工作中，造成质量事故和重大质量问题；二是脱离工作岗位，无法正常工作连续两年以上；三是未按要求进行注册登记。

6.4 继续教育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7

关键词：乡镇企业 总体性 概念框架 制度精神

在开启了一种真正的世界性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当时身处西方文明“危机状态”中的帕森斯借助欧洲“世纪末”的社会理论探讨，一方面澄清了自己对“西方社会状态诸问题”的思考，同时以更大的智识性努力试图从他所谓的这场“思想运动”中引申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概念图式”（Parsons，1970：25ff）。因此，他在该书中首先讨论的是“理论与经验事实”这一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并以此确立其理论化探讨的基础。然而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学者来说，无论理论传统、经验事实还是现实问题，都处于一种双重困境之中：一方面，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诸多传统和流派、理论和概念、范式和方法等已经极其丰富，但对这些丰富的思想遗产的梳理、吸纳和消化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这种状况有时反而悖谬地成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负担或阻碍；2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学学科的明确提出和阐发几乎同步的中国近代以来所经历的社会、思想领域的剧烈而复杂的变迁，尤其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当代改革历程，将大量丰富、尖锐而紧迫的现实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但研究者在面对这些过于丰富和复杂的研究对象时，却往往难以提出有效的理论解释。换言之，理论和经验事实依然是摆在当今中国社会学者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社会学要有所积累、有所发展，就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已经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学在“”后恢复重建以来的30余年里，也一直有研究者不断探讨这个问题。渠敬东（2013a，2013b）的《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以下简称“渠文”）一文就是近期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副标题表明了此项研究的一个明确意图——为乡镇企业研究提供一种多维分析框架。但不啻于此，该文的第二个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副标题既表明了作者提出这种分析框架的路径或方式，也透露出作者的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尝试：“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今的研究处境下，这种尝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经典社会科学研究”对于当下的中国现实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社会学早就被定位为“经验科学”，默顿（Merton，1968：1）就曾经援引怀特海的话来为这种科学的进展而辩护：“一门还在犹豫是否应忘却其创立者的学科是迷茫的”。但默顿的良师益友帕森斯（Parsons，1981）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不仅没有忘记社会学的那些创立者，而且经常“重访古典大家”，亚历山大（2006）更是明确打出了社会科学中“经典的中心地位”的旗号。

问题是，如何“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渠文正是对此难题的一种切实的探索性解答，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用古典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来建构对于某个或某些中国经验问题的解释框架，更重要的，也许是重申古典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实质问题。这项研究涉及诸多有意义的问题，下面仅就其中几个进行简要讨论。

一、“总体现象”

渠文的经验研究对象是乡镇企业。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始于农村，而乡镇企业曾被官方誉为中国农民在改革时代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举，并在改革初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因为种种原因，乡镇企业在90年代或转制或倒闭，日趋衰落。乡镇企业虽然曾经是“学术研究的一片沃土”，但今天再来研究这个“已经基本消亡了”（渠敬东，2013b：28、29）的社会现象，其意义何在？

确实，“很多过往的社会现象，并不因它们消逝了而死去，很多人们正看得见的现象，也并不因其现实存在着而活着”（2013b：28）。不过，正如韦伯在论及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所指出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必然涉及“价值关联”（Weber，1946：21-22），这其实也涉及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和关切。就渠文的论述来看，这种选择同时涉及作者的多维概念框架和实质关切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乡镇企业是“一种总体现象”，后者表现为乡镇企业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制度精神”（2013b：28、29）。

先看第一个问题。渠文认为，乡镇企业“这个看似局部的社会现象，在理论分析上却有着总体的意义”，并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种“总体意义”的意涵。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正因为“乡镇企业本身即是一个总体现象”（2013b：28），才有可能运用多维概念框架来分析其“总体性”特征。

在占有关系上它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并在其间进行多向度的转化；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集个体、集体和行政部门之力，充分调动和积累各种资源，投入市场化运作；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融合起来，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甚至尽可能地从制度史和思想史中汲取营养，来尝试现实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2013b：28）

这段话可谓对全文的一个精炼概括。不过，这种分析乡镇企业的多重概念框架，其一般性尚不止于此。“占有、经营和治理的概念、范畴和分析上的联系，对于分析同一历史阶段中的国有企业、政府机构或民间群体的结构特性和运行机制，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2013b：28）。因此，这项研究虽然集中于对乡镇企业的分析，但其概念化或理论化意图中实际上蕴含着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可能是因论题、篇幅等因素所限，作者对这种“总体意义”的讨论——就此项研究而言，这种讨论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被放在简短的“尾议”之中，确实有意犹未尽之感。不过，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引申出两个方面的意涵来稍加展开。

首先，这种对“总体现象”或“总体意义”的探讨，从思想史或学科史的角度看，涉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totality）范畴及其相关概念的思想脉络。就此项研究而言，最直接的指涉莫过于涂尔干一莫斯传统，尤其是莫斯（2002）的经典研究《礼物》所体现出的总体研究范式。莫斯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中，礼物交换是一种“总体现象”，牵连到社会生活中的诸要素，因此表现了他所谓的“总体呈现体系”。我们在此不妨简要引述莫斯关于“总体性社会事实”（total social fact）的相关论述（可与上段引文稍作对比）。

我们所研究的全部事实，都是总体的（total）社会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事实启动了社会及其制度（夸富宴、对峙的氏族、互访的部落，等等）的总体；在另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当这些交换和契约所涉及的主要是个体的时候，这些事实所启动的虽然不是社会总体，但却是多种制度。……所有这些现象都既是法律的、经济的、宗教的，同时也是美学的、形态学的，等等……它们是“总体”，是我们所试图描述其功能的各种社会体系的全部。我们是在动态或生理学的状态中考察这些社会的……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运动、其活生生的面相……（莫斯，2002：203-205）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就是“总体视角”。需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将乡镇企业作为“总体现象”来探讨，不仅在研究范式上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而且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性理解和判断。实际上，中国社会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种结构性变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相关研究（孙立平等，1994：51）就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从研究者在文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如总体性社会、（结构、功能、利益）分化、（社会、政治）整合、自由流动资源、社会流动等——和论证逻辑来看，可以说深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而且，这项研究虽然指出并强调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问题，但对中国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前景的判断基本上还是乐观的。但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后续的一些相关研究，尤其是孙立平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敏锐地看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所表现出的不同于早期的特点和趋势：中国社会结构自90年代中期以来并没有沿着从“总体性结构”向“分化性结构”的趋势转变，相反，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所谓的“新总体性社会”。我们从渠文作者前几年的一项合作研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结论。这项研究侧重于对改革历程诸阶段（1978-1989年、1990-2000年、2001-2008年）的制度改革——双轨制、分税制和市场化改革、行政科层化等——的详尽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但在实质意涵上，这种转变和孙立平所谓的从“老总体性社会”到“新总体性社会”的转变并无不同。换言之，经历了30余年改革历程的中国社会结构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尽管其中的支配或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这一点来看，今天再来探讨和反思能够表征改革早期那种“总体性”变迁的乡镇企业，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概念问题”

那么，如何提出和运用适当的概念框架来分析乡镇企业这种“总体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总体意义”？实际上，这正是渠文所做的一个主要尝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首先，如何提出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分析概念？渠文开篇指出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组织变革的错综复杂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理论解释的困难，在指出（来自经验研究的）描述性概念和简单照搬某些现存的（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之不足后，作者提出了其理论化努力所强调的几个基本点：首先，鉴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现代社会基本要素的形成、组合和演化的基础过程，即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再造过程”，因此，对此过程的社会学解释需要“从原初概念出发来确立逻辑清晰的解释链条”，需要源自多学科的“经典理论的宏大视野”；其次，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任何表面看来微小的现象，都可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可透视出结构变迁的效果”，因此，需要“构建一种总体性的解释框架，即从现象与总体社会结构的关联出发，形成结构分析的基本脉络”；第三，由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因此，“结构分析不能停留在总体特征和类型的归纳层面，而应当深入探究造成结构变迁的每个动力机制”（2013a：3）。显然，这每一个侧重点背后都蕴含着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判断，而作者在此所强调的“原初概念”、“结构分析”和“动力机制（分析）”也将贯穿在随后的理论经验分析中。

渠文的论述风格和时下大多数学术论文有所不同，其进路既非纯粹的经验研究，也非抽象的理论探索，表面上看类似于某种“二手研究”。作者在整个文章中的论述，看似相当依赖于相关的经验研究，尤其是文中“经验问题”部分特别提及的几项研究，但文章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此，事实上，这些相关研究主要是用来提出论题和问题的。以作者论及的五项产权研究为例，选择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国内近年来关于乡镇企业和产权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而且——就本文主旨而言，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研究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经验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试图提出有效解释的理论化尝试。尤其是文中所提及的“研究四”（周雪光，2005）和“研究五”（刘世定，2006），其概念化或理论化的意图是相当明确的。不过，渠文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二手研究”，这种研究方式蕴含着某种概念化或理论化的策略。作者最终提出’的以“占有”、“经营”和“治理”为“一级分析概念”以及若干相关的二级、三级分析概念所构成的分析框架，显然并非源自对相关研究的一种经验概括。作者在论及这些精彩的研究时，一方面认为“这些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率先来自于经验本身的活力，对经济学普遍存在的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提出了挑战，并试图通过将产权分析扩展到组织构成的所有范围，突破时下通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和制度主义分析的理论架构，从而确立一种能够囊括组织研究之基本问题的新范式”（2013a：4），但同时又指出：

这类研究从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上极大丰富了中国经验的理论意涵，但同时由于仅强调总体结构关联中的某个侧面，而使得单一性的分析概念缺乏解释力度。从对此类研究的检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占有”、“经营”和“治理”在三个层面上塑造的不同社会关联和其中所贯彻的不同逻辑，才使得中国的乡镇企业组织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之中，因三个维度在不同情势中的相互作用和调整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2013a：15）

因此，这种概念框架的提出方式涉及经验问题和（某种意义上先验的）参照框架——实际上源自作者所谓的“经典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双向互动，既非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概括，也非理性主义意义上的逻辑推演。渠文的主要篇幅用来论述概念框架对复杂的现实经验问题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反过来又促进了对概念框架的阐发。

进而言之，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所谓“中国经验”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尝试，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思考。例如，从二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来看，帕森斯的“一般理论”（generaltheory）和默顿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化策略，是对社会学积累性发展的不同思考和进路。虽然帕森斯和默顿都强调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但两人的方法论立场却迥然有别：帕森斯始终坚持一种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而默顿显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参见亚历山大，2006）。帕森斯（Parsons，1968：774）认为，从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描述（即确定研究的“事实”）到解释都离不开“概念图式”，他孜孜以求的“一般理论”，其主旨在于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理论的实质性的共同基础”，结束不必要的“派系之争”，从而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默顿（Merton，1968：39）则倡导“中层理论”，拒斥“总体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对社会学的发展有弊无利。默顿（Merton，1968：51）认为，“社会学理论要想得到重大发展，就必须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上推进：（1）发展特殊理论，从中推演出一些能够在经验上考察的假设；（2）慢慢发展出（而非突然性的启示）一个逐渐变得较为一般的概念图式，这个图式足以巩固诸特殊理论群”。显然，默顿的研究取向遵循的是从特殊到一般的经验主义理路，这与帕森斯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取向正好相反。

从方法论角度看，渠文与其说意在提出一种关于乡镇企业的概念分析框架，不如说作者运用“理想型”的方法试图构建乡镇企业这种“历史个体”（historical individual）（韦伯意义上的）。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实际上是从所有权结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制度环境诸方面构建了乡镇企业的“理想型”，或者用作者的话说，这三重维度的概念建构所揭示的是乡镇企业这种企业组织“所特有的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意涵”，这些维度及其关联决定了“企业的性质”（2013a：15）。对社会学研究而言，作者对“治理”维度的论述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试图将“治理”（governance）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个基础概念，并从体制、知识、民情（mores）三个面向来界定其丰富的内涵。这种阐述使得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颇广、牵连诸多智识脉络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变得类型化和具体化。另外，渠文用相当篇幅来论述“民情”概念，尤其是在运用它来解释“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时，牵连到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展现了丰富的解释力和真正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不过，渠文作者对其概念框架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作为全文解释框架的三重概念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虽然作者指出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如“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意涵”）不同，并在对具体经验问题的解释中也多涉及其间的关联性，但在概念框架层次上并没有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给予明确阐述，这使文章提出的概念框架显得不够充分，而这种主要基于分类的概念框架也显得有些简单。另外，“分析”层次和“具体”层次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方法论思考中具有关键性和基础性的意义——在这项研究中似乎也未能得到明确的论述和贯彻。因此，文章对诸多细节性的经验解释虽然颇具启发性，但在总体概念框架的阐发和对乡镇企业的总体解释两个大的方面，仍存在诸多可探讨之处。

三、“制度精神”

在渠文的结尾部分，作者表明此项研究的一个主要旨趣在于揭示乡镇企业在其产生和运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改革的时代精神”。

与其说乡镇企业的实践是一种制度的创生和建设过程，不如说这一实践过程代表的更是一个时代的制度精神。乡镇企业实践的活力之源，在于它不为一统的体制、一体的制度和整齐划一的观念所支配，而是将各种各样的历史遗产、传统资源和本土策略与现行体制结合起来，与外来制度融汇起来，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造。它不屈从于任何单一向度的制度霸权，不惟传统是瞻，不受体制裹挟，不被西方掠获，印证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的时代精神。（2013b：29）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乡镇企业是一种极具本土特色和富有中国经验的企业组织形态，其中蕴含着中国改革时代的矛盾和动力：一方面，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它在改革初期却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渠文作者所指出的：“正因为乡镇企业作为社会存在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才能在改革实践中蕴涵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并反映出改革开放前十年的核心理念”（2013b：28）。作者运用占有、经营和治理的多重概念对这种组织形态进行了详尽的结构及机制分析，并以此来揭示它所体现出的“制度精神”。不过，遗憾的是，作者只是在文章结尾部分对此进行了简要总结，而未将其作为概念框架的一维。就此也可以提出几个问题予以讨论。

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精神”——或道德、价值、规范等——维度一直居于显著位置。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现代社会一文化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人的存在（包括其构成）虽然离不开物质性，但其本质却在于精神性。虽然不同思想传统、流派和研究者对“精神性”的理解、表述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不否认其根本的重要性。以古典社会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和韦伯为例，涂尔干（2000，2001）所建构的“职业群体”虽然具有经济、政治和伦理等功能，但无论就涂尔干对此所做的社会史考察还是理论建构而言，道德规范所发挥的社会团结无疑是这一群体最主要的功能；而在韦伯（2010）那里，撇开他在学术生涯中后期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经典研究不论，在其早期的经验研究中，强烈的价值取向已经表述得很明确。譬如，他在运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当时德国的具体社会经济问题时写道：

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说到底最关切的是“人的素质”；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韦伯，1997：90-91）

就此而言，在渠文这一试图“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中，对“制度精神”的强调也就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了。不过，就乡镇企业而言，当我们强调这种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时，也不能忽略其价值取向的另一面。众所周知，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之所以发端于部分农村地区，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之逼迫使然；同样，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广大乡村地区的兴起，虽然有历史上的制度根源（如渠文所论述的），但鉴于其所处时代背景及边缘性的地位，生存逻辑可谓主宰了乡镇企业并不是很长的发展史。大凡经历过改革初期历程的中国人，恐怕都对乡镇企业那种为了生存和扩张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及其生产的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印象深刻。而在乡镇企业发展的中后期，尤其是在转制及后续的发展中（大多转为民营企业），其毫不掩饰的功利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同样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强调乡镇企业体现出的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精神的另外一个面相：生存逻辑与功利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乡镇企业是一种“总体现象”，那么它所体现出的这个精神维度也具有总体意义，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新的总体性社会”的逐渐形成，功利主义也成为当下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自诞生伊始虽然主要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但批判和理想也是其研究的基本维度。且不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作为古典社会理论主要代表的涂尔干（2000）和韦伯（2010），实际上都以批判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作为创建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帕森斯（Parsons，1968：ch，4）对此给予了明确阐述，并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从而对“秩序问题”做出了经典性论述。而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利益取向和利益关系似乎成为压倒性的视角，就此而言，渠文所阐发的多维视角和制度精神无疑是对这种“唯利益论”的一种纠正；虽然如此，利益乃至功利主义这个维度的影响依然需要强调，即便是出于批判之目的。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8

广西经费投入分析

(一)一个是经费的绝对数;另外一个是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国际上通常以经费占GDP的比例，即经费投入强度作为经费宏观结构的指标，该指标说明了支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及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表1显示，广西经费投入由2001年的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62．87亿元，10年增长了7．85倍，年均增长率为22．9%。10年来，经费2001年———2005年增长比较缓慢，5年总量才54．98亿元，占经费投入总量的22．9%，而且经费增量不大;从2006年开始，广西经费投入迅速增长，2006年———2010年经费投入为184．4亿元，占全部经费投入的77．1%，而年均经费增量达到10亿元以上。随着经费投入的不断增长，广西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也由2001年的0．35%增长到2010年的0．65%，10年增长了0．3个百分点，投入强度总的趋势也是上升的，这说明广西已认识到科技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由表2数据可知，从绝对量看，2010年美国经费投入最多，达到3982亿美元，占GDP比例为2．79%，投入最少的印度为92亿美元，占GDP比例为0．76%，日本与韩国的经费投入强度最高，超过3%;中国经费投入为1043亿美元，总量排第三，但是投入强度却排在了第八。通过我国平均值和国际比较，我们得出:广西经费投入强度不但远远低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2010年广西经费投入强度仅仅为全国水平的36．9%。因此，无论是经费投入总量还是投入强度，广西都显得后劲不足，还需要更大的提高，而这也不符合广西提出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二)经费来源结构经费来源主要有政府(包括事业单位)、企业、国外资金和其他资金(如金融机构贷款)等，其中政府和企业是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我们依据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比例的不同，将经费的来源结构分为政府主体型(政府投入所占比例大于50%)、政府企业双主型(政府、企业的投资比例相当，均在45%～50%)和企业主体型(企业投入所占比例大于50%)。如表3所示，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费的来源结构都是企业主体型，日本企业资金比例最高，为78．2%，美国、德国、瑞士等国都在60%以上;而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企业资金比例相对较低，在45%，特别是意大利，则属于政府企业双主型国家，因此，就经费来源结构来看，在发达国家也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只能说明该国政府在科研经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科技责任较强，而2010年中国企业资金比例达到71．7%，属于典型的企业主体型国家。表4中，10年来广西经费中政府资金由2001年的1．16亿增长到2010年的15．21亿，年均增长率为29．3%，其占广西经费的比例波动比较大，除2001年与2002年外，都达到20%以上，最高值出现在2004年的27．1%，10年来总体均值为22．8%。企业资金由2001年的5．57亿增长到2010年的45．19亿，年均增长率为23．2%，低于政府增长率，都是其占广西经费的比例基本在70%左右，最高值在2008年的74．4%，最低值为2003年的61．5%，10年来总体均值为70．9%，说明广西活动中企业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其他资金由2001年的1．26亿增长到2010年的2．38亿，增长率仅仅为6．5%，其占广西经费的比例由最高的2003年17．6%下降到2010年的3．7%，10年下降了13．9%，下降非常快。广西经费中国外资金非常少，10年总共才0．53亿，比例为0．4%，远远低于2010年我国1．3%的比例。要实现“创新型广西”的目标，相对而言，广西经费中政府资金的投入较少，比例偏低，不足以实现相对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所要求的政府资金的带动功能。相关研究表明:企业主导的投入模式，在我国研发整体基础不雄厚的条件下，导致了财政资金在一些关键环节的不足与缺位，从而降低了整个创新体系的效率。［1］P104－109而国外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以政府主导型模式为主，而从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则会逐步过渡到政府企业双主导型，并最终过渡到企业主导型。［2］P23－26而广西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经费投入应该为政府企业双主导型，政府科技投入责任明显不足。由于政府对科技投入资金不仅可以起到导向作用，而且往往发挥着“点石成金”的效果，广西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科技需求的旺盛期，今后无论是争取中央财政对广西的科技投入还是增强本级政府的自身投入，都是广西各级政府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区域竞争力中应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企业主体型模式也值得我们反思。(三)经费支出部门分配结构的经费支出部门主要有四类:科研机构、企业、高等院校和其他事业单位。由表5可以看出，美国、日本和韩国，企业已经成为支出的最重要的主体，比例占到74%左右;德国、法国、俄罗斯和英国占63%左右，只有加拿大最低，为50．7%。2010年我国企业水平为73．4%，与美国、日本和韩国差不多。此外，中国的科研机构比例过高，而高等院校比例则偏低。表6中，广西经费支出部门中，比例最大的是企业，由2001年的51．2%上升到2010年的62．6%，10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是广西经费支出的绝对主体;科研机构由2001的26．2%下降到2010年的20．3%，下降幅度不大，排名第二;高等院校由2001年的10．3%上升到2010年的13．2%，增长幅度不大;其他支出由2001年最高值的12．3%下降到2010年的3．9%，降幅非常明显。通过表5与表6，我们得知:广西经费中企业支出占的比重比日本低13．2%，与法国、俄罗斯接近，但是高于加拿大11．9%，总体来说，广西企业支出比例偏低一点点;广西科研机构支出比例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过高，高等院校与发达国家差不多。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广西来说，企业比例过低，而科研机构的支出比重太高，比美国高10个百分点，比英国和日本高11．1%，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5%以上。在高等院校方面，广西也比法国、英国和加拿大低的太多，与美国、日本和韩国差不多，但是高于我国平均水平与俄罗斯的7．1%。在其他支出方面，广西和全国水平一样，比例都偏高，而美国、法国等国家都基本在2%以下。这说明，广西企业比例相对较少，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支出比例发达国家的水平较低，其他支出与发达国家偏高。(四)经费在活动中的分配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在这三类活动中，基础研究是对基本理论和原理的研究，成果多表现为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短期内难以见到经济效益，但从长期来看却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应用研究是把基础研究发现的新知识、新理论用于特定目标的研究。它是基础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之间的桥梁。试验发展研究是把应用研究的成果直接用于生产实践的研究，能够在短期内就见到经济效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短期内虽然难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从长期看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保持持久竞争力的源泉。从表7可以看出，意大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最大，分别为27%和45．6%，法国次之，分别为25．4%和39%;美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别是17．3%和23．2%，日本和韩国在这两方面的支出达到35%左右。而我国2010年的水平分别是4．6%和12．7%，，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广西情况如何呢?表8中，广西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基础研究由2001年的14．9%下降到2010年的3．7%，应用数据来源:中国科技部;OECD《研究与发展统计2011》。研究由2001年的19．4%下降到2010年的11．2%，均低于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就试验发展一项来说，我国水平是82．8%，而美国、日本和韩国只占62%左右，法国和意大利为30%左右，广西2010年达到85．1%，不仅高于我国水平，也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20%以上，高于法国和意大利接近50%。综上可以看出，广西与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全国水平相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占的比重过小，而试验发展的费用所占的比重太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广西经费中企业的资金占了大部分，而企业多是注重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就少，而这部分投入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确实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这部分投入在国外多是由国家来进行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政府在投入上不足。

基本结论与对策研究

(一)1．经费投入强度低。10年来，广西经费投入虽然增长迅速，特别是后5年，占了全部投入量的70%，经费投入强度不断提高，2010年达到0．65%，比2001年提高了0．3%，但是增长幅度太小，经费投入强度太低，仅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6．9%(2010年)，不仅低于发达的美、日、德等发达国家2%以上，也低于“金砖四国”0．5个百分点。2．经费来源结构不合理。企业资金占据70%的绝对主体，过早地走上企业主体型阶段，不利于科技创新;而政府资金占了四分之一，相对广西工业化阶段来说，比例太低，存在政府科技投入缺位现象。3．经费支出部门不合理。企业经费占60%左右，科研机构次之，高等院校比较稳定。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企业比例偏低10%，而科研机构比例偏高。4．经费活动分配结构畸形。试验发展比例达到75%左右，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不大，在12%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低10%以上。(二)政策建议针对广西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全社会加大对经费投入从国际比较看，广西投入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强度至今未达到工业化中级阶段发达国家强度的下限，在全国也属于落后行列。从广西科技发展战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全区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科技创新环境明显改善，创新型广西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支撑引领产业发展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提高，科技进步达到全国中等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广西未来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2%。目前广西投入水平既不符合经济发展阶段，也不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现阶段继续加大全社会经费的投入，争取2015年达到2．2%的目标，任务艰巨但是意义重大。2．加大政府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经济处于发展初期，/GDP一般在0．5%～0．7%左右;经济起飞阶段，该比例应上升到1．5%左右;进入稳定发展期，应当保持在2．0%以上。目前，广西已经进入到经济起飞阶段，但是直到2010年，其/GDP的比例才达到0．65%，强度处于发展初期，这样矛盾就产生了，经济起飞需要科技的支撑，而广西投入强度却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这一定会影响广西整体创新能力。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有关研究表明，政府的支出对企业的支出一直存在强烈的拉动作用和诱导效应，政府科技投入每增加1元，企业将额外追加投资01268元。［3］P22－26通过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逐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这无疑是提高广西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应大幅度提高政府科技投入力度，提高政府投入占社会总投入的比重。此外，在增加政府科技投入同时，要创新政府科技资金的投入方式和运作方式，实现投入方式多样化和运作方式市场化，以使政府投入基金的运作更加有效率。3．优化经费的使用结构基础及应用研究是创新能力建设的基础，是知识的源头，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专利的基础。然而，正如本文上一部分所述，广西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活动的投入比重过低，2010年仅仅为3．7%，过低的基础研究比例，会直接导致企业把技术引进和模仿作为的首要工作，而将独创放在次要地位，这最终会导致经济发展的技术动力不足，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综合竞争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属科技创新源头，广西在这两方面的经费支出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全国水平。由此可见，广西科技创新的源头建设存在较大差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应切实加大经费投入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大政府对省属科研院所的投入力度。4．提高政府活动经费的使用效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资金主要作用是引导投入和补投入。意在引导企业配套投入，提升产品或项目开发层次、开发积极性，带动和提高广西活动经费投入:加大应用研究项目和实验发展项目的企业自选的比例，减少应用研究项目和实验发展项目的市场转换障碍;加强企业自选项目与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的整合，减少重大研究项目的市场转化障碍;3)加强大学、科研院所的应用研究项目与企业自选项目的结合，减少大学、科研院所研究项目的市场转换障碍;加强科技开发项目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引导作用;加强政府科技项目与地区经济发展规划、重点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整合，加快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升级。［4］P14－165．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制首先，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科技决策、宏观管理、协调服务功能，切实提高整合科技资源和组织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一是建立健全各级科技宏观协调机制，加强重大科技计划和项目的实施管理，继续组织实施广西创新计划，建立部门之间统筹配置科技资源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部区、厅市和厅际科技工作会商制度。二是推进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完善广西科技计划体系，完善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管理，制定出台重大科技专项管理办法，完善科技项目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科技信用制度;三是建立健全科技统计、监测和评价制度，完善市、县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其次，深化和完善科研院所分类改革。推动已转制的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继续深化改革，支持其加强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稳步推进公益类科研机构的分类改革，合理布局，稳定支持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科研力量，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再次，引导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全面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鼓励企业加强创新的优惠政策，引导、鼓励、推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3%以上，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2．5%以上。6．深化科技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实施科技“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发展战略，加强引进吸收再创新，促进创新资源集聚，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发挥广西在中国—东盟开放合作中桥头堡作用，加快建设科技合作平台，大力拓展与东盟的科技合作;加强与欧美、非洲、港澳台、泛北部湾、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科技合作，扩大与国内外大院大所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大力开拓和构建对外开放合作的渠道和平台，加强先进技术、人才、项目、资金和管理的引进，支持科技人员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研发与交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高校院所到东盟等国外设立研发机构，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企业联合共建科技创新载体，充分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本文作者：熊婧工作单位：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9

【关键词】 R&D经费投入；经济增长；灰色相对关联度

科技创新在当今世界竞争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力量。我国作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重视发展科技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来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创新最基础 R &D经费投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创新因素，没有经费的投入不可能产生新的创新。就此本文就R&D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关联分析。R&D经费投入包括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试验发展投入，本文从R&D经费总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试验发展投入四方面出发分别用灰色关联模型来分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从而根据实证结果结合我国创新的投入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政策性分析，对中国R&D经费投入的分配实施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意义。

众多学者都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回归分析进行了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科技投入包括R&D经费投入和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基于这两方面的投入进行了同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本文就其经费投入进行详细的分类，把每一类进行关联度分析，从而得到经费投入的侧重性，进行合理的经费投入分配，根据得出结论进一步提出政策性建议。

1 灰色相对关联度

在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的教材中对灰色关联度有详尽的讲述，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是一种新的因素分析方法，主要通过对系统数据序列的几何关系进行比较来分析各个因素间的相关关系，表示因素的变量的所表示的曲线越是接近，这些因素间的关联度就越大。本文基于对灰色相对关联度的计算方法及其理解进行合理的应用。

灰色相对关联度的算法如下：

2 数据分析

本文数据采用的是1999至2004年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2003和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试验发展投入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如表1和表2。

表1分析如下：

（1）纵向来看R&D经费总投入，从1999－2004年，R&D经费总投入的绝对量是逐年增长的，说明我国每年都在加大经费投入的绝对数额，R&D经费总投入的名义增长率也是逐年增长的，特别是在2000年和2004年经费投入分别增长了32％和28％。横向来看R&D经费总投入，它的名义增长率明显高于每年GDP的名义增长率， 按照国际惯例来说，R&D经费投入的增长率应当要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这样一个国家才能长期保持和加强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后劲力量。

（2）纵向来看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试验发展投入，从1999－2004年，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试验发展投入从绝对量上来说都是逐年增长的，虽然每年增长的数额是不同的，充分说明了每年根据政策需求的不同对这三方面的投入的倾向有所差别；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试验发展投入的名义增长率也都是逐年增长的。横向来看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试验发展投入的名义增长率明显要高于同期的GDP名义增长率（除了应用研究的在2000年的名义增长率），这基本上和R&D经费总投入的名义增长率相对于GDP的名义增长率结果是一致的。

（3）对于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试验发展投入的绝对数量来说，每年基础研究投入的费用的数额是最少的，其次是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绝对数额，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数额是每年都是最大的。说明在我国的R&D经费的投入更加倾向于试验发展投入，其次是应用研究投入，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则有所偏颇。其实，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的经费投入都用于见效快的试验发展，这是有利于当前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较少的话，可能会对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影响到经济的后续发展。

（1） RD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2004年稳步上升，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从下面一组最新统计数据来看，2003年该指标最高的是：瑞典为3.95%，芬兰3.48%，日本为3.15%，美国为2.68%，韩国为2.63%。而我国直到2004年该指标的值为1.44%，比发达国家的指标值要低的多。比较而言，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加大对RD经费的投入，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2）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试验发展投入所占GDP的比重也基本上是呈逐年上升的，其中每年的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所占GDP的比重是最大的，其次是应用研究投入占GDP比重，最少的还是基础费用研究投入占GDP的比重。这也反映了我国经费投入主要侧重于见效快的试验发展，而对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投入偏低的事实。

3 实证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与GDP的相对关联度分别为0.787、0.668、0.689，而RD经费总投入与GDP的相对关联度为0.703。可以看出研究经费投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试验发展经费投入、RD经费总投入均与GDP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RD经费总投入同GDP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所以我国增加RD经费总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为γ02>γ03>γ01，说明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对于GDP贡献较大，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次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对GDP贡献最小。这也和我国现实的情况基本符合，主要的费用投入到了试验发展和应用研究，说明我国政策倾向于见效快的试验发展和应用研究，同加速我国经济建设，追赶经济发达国家的战略相一致的；尽管试验发展每年的投入远大于应用研究每年的投入，但是通过关联度分析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试验发展，可能存在以下两个原因：一可能由于试验发展对现有知识的应用效率过低，对于应用研究所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转化方面存在低效的问题，二是可能是应用研究的成果的转化存在时滞问题，所以出现上述应用研究经费投入与GDP的相对关联度大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与GDP的相对关联度。说明我国对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利用效率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知识到实物的转化时间需要进一步缩短。

4 结论

通过对我国1999－2004年的R&D经费总投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应用研究经费投入、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与GDP所进行的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可以得到：首先，R&D经费总投入与GDP是正向关关系的，增加R&D经费的总投入可以增加GDP；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应用研究经费投入、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与GDP也都是正向关关系的，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其次，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相对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对于经济的增长关系更为密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重要。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加大对应用研究经费的投入，同时也不能顾此失彼，应增加对基础研究经费和试验发展经费的投入，进行合理的经费分配；但是，现在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公式或方法来处理上述三个因素的比例关系。在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应用研究经费投入、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到底为多少，还需待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朱平芳，姜国麟:上海市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实时分析及其与经济增长关联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1992(2):44-47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5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10

1基于变更平衡表的信息提取与预测方法

1．1年度变更平衡表土地利用年度变更平衡表是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之一。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为保持土地调查成果的现势性，在初始调查之后每年开展一次土地变更调查。土地变更调查以县为单位，采取逐图斑实地核实、图上变更、重新汇总面积的方法，形成县域年度土地利用变更平衡表，各县进一步汇总则形成市级年度变更平衡表。变更平衡表的简化样式如表1所示，该表不但反映了年度各地类的减少去向与增加来源，而且反映了年初与年末的土地利用结构。变更平衡表可看作转移矩阵，可采用基于转移矩阵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22］。因该转移矩阵是基于年度变化的且为连续年份的，所以信息提取与预测方法和以往的基于以数年为周期的转移矩阵的研究方法有较大区别［23～25］。

1．2基于连续年份的年度变更平衡表计算多年周期的变更平衡表土地利用年度变更平衡表表示了一个年度年初至年末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情况。本文研究如何通过连续年份的年度变更平衡表计算多年周期的变更平衡表，进而分析该多年周期期初与期末各地类之间的流转情况。

1．3基于年度和长期转移矩阵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对比分析在研究时段内，如果各地类图斑均朝着既定的目标转化，即在研究时段内不同年份不会出现同一地块发生连续的地类变化或反复的变化，则研究时段内年度转移矩阵之和应等于应用上节求出的n年期的转移矩阵（不包括主对角线元素）。两者的差距越大，说明土地利用转化越无序。采用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可对土地利用转化的有序程度进行分析。式中：Z为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D为区域内各地类土地利用总减少量；S总为区域总面积。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可测算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或综合活跃程度。分别计算各年度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并对其求和，然后与n年期的总转移矩阵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的差值进行比较，即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土地利用转化的有序程度，差值越小，有序度越高。

1．4基于改进的年度转移概率矩阵预测任意年份的土地利用结构基于转移矩阵的土地利用结构预测常常通过MARKOV理论进行，该理论的模型同式（2），对于未来年份土地利用结构的预测可基于基期年土地利用结构S1向量和未来不同年份的转移概率矩阵P不断相乘，在此我们称P为预测概率矩阵。在以往的文献中将预测概率矩阵P认为是等值的，其计算方法为求已知连续年份转移概率矩阵的算术平均值［26］。从MARKOV理论模型来看，是利用矩阵相乘的方法进行未来土地利用结构的预测，因此预测概率矩阵通过求算术平均值计算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本文对预测概率矩阵的算法进行改进，采用矩阵开方的方法进行计算。式中：P为预测概率矩阵；Pi为已知的n年的年度转移概率矩阵，Pi不可为零矩阵。通过P可对基期之后的任一年进行预测。假如要对若干年后的土地利用结构向量进行预测，不要求中间年份的预测数据，那么可以依据式（3）加大转移概率矩阵的时间尺度，也就是将连续数年看作是一个土地利用转移时段来构建转移概率矩阵。通过此方法预测未来年份的土地利用结构的时候，随着预测年份的延长，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将越来越小，因此用此方法也可预测土地利用结构基本达到稳定的时间。

2基于苏州市的实证研究

2．1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江苏省的南部，是我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也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区域的典型代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剧烈。本文选择1998～2008年连续10个年份的变更平衡表对前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该数据为1∶5000～1∶10000精度的土地变更调查逐图斑汇总而成，且是每年一变更、一汇总，在数据的精度和时间分辨率上是传统的遥感解译数据所无法比拟的①。本文之所以选择1998～2008年的变更平衡表，是因为2009年及之后的变更调查是基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二调数据因调查方法和调查精度与之前的土地详查不同，其数据与之前的数据产生较大的不连续。同时基于数据保密性和可获得性，本文仅选择二调之前的数据进行试分析，重点是验证前文方法的可行性。土地利用年度变更平衡表在土地分类上细化至了《全国土地分类》（过渡期间适用）中的三级类，研究过程中基于简化、完整原则并充分考虑地类的重要性，将地类归并为13个，即耕地（11）、园地（12）、林地（13）、其它农用地（15）、城市（201）、建制镇（202）、农村居民点（203）、独立工矿用地（204）、特殊用地（206）、交通运输用地（26）、水利设施用地（27）、未利用土地（31）和其它土地（32），括号中为各地类对应的代码。

2．2结果分析

2．2．110年周期的变更平衡表的计算与分析依据2．2节计算1998年末（1999年初）至2008年末这段时期苏州市土地利用变更平衡表（表2）。计算可在EXCEL中利用矩阵相乘的功能完成。与1998年相比，净变化量最大的地类是耕地，10a期间净减少74912hm2，原有耕地主要转向了独立工矿、其它农用地、建制镇和城市等用地，期内通过各种方式仅补充耕地10096hm2，为耕地减少量的12％；独立工矿用地的净变化量排第2位，但表现为面积的增加，10a期间净增加40799hm2，期内增加量是期内减少量的11．3倍，增加量的71％来源于耕地的减少；建制镇和其它农用地的净变化量排第3、第4位，都表现为净增加，分别增加10843hm2和10519hm2。从以上分析可发现1998～2008年苏州市土地利用转变主要规律，因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至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时期，地类的转化表现为耕地大量转出为各类建设用地。将10a期间历年的年度转移矩阵（因数据量大，文中未列出）与10a期的总转移矩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有地类的转化有相同的特点，但在不同的年份转入转出的数量上有差别，10a间总体上经过了1998～2001年的平缓转移阶段，2001～2006年的快速转移阶段和2006～2008年的转移速度放缓阶段。

2．2．2土地利用动态特征计算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进而分析土地利用转化的有序程度。历年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见表3。根据表2和式（4）计算，10a期间总的综合动态度为15．66％，而历年综合动态度的累加值为17．13％，两者差距不大，反映出区域土地利用有序程度较高，10a期间的土地利用在按照确定的目标的进行较为有序的演化。1998～2008年与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执行期（1997～2010年）基本吻合，有序度的分析可部分反映上轮规划的执行情况，说明规划的执行比较有效，土地利用中较少盲目决策带来的无序与反复。

2．2．3土地利用结构预测使用MATLAB软件，根据式（5）求预测概率矩阵，为了验证其在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中的可用性，以苏州市1998年末的土地利用结构向量为基数，经过10步转移，模拟得到2008年苏州市的土地利用结构，见表4。与2008年实际用地结构相比，模拟值和实际值十分接近。由此可见，用矩阵开方法求出的预测概率矩阵来预测苏州市土地利用结构是可行的。预测2020年的土地利用结构，其与2008年的土地利用结构比较见表5。根据表5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苏州市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但减少的幅度有所降低，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持续下降，由2008年的27．22％下降到2020年的20．10％，面积减少60491hm2；园地、林地及其它农用地的面积也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到2020年园地、林地、其它农用地面积分别减少20、483和1158hm2；苏州市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和比重都呈增加的趋势，且面积增加较明显。城市用地面积由2008年的18958hm2增加到2020年的29608hm2，面积增加10650hm2；建制镇用地也由2008年的22157hm2增加到2020年的36685hm2，增加14528hm2；独立工矿用地面积增加32637hm2；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增加较少，比例较稳定；苏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逐年减少，至2020年减少4850hm2，比重不断降低，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率持续提高、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其它土地面积增长较快，为5537hm2。从以上预测可以看出，至2020年，苏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仍将维持农用地不断减少，建设用地总量不断增加的趋势，农用地减少的去向仍将是建设用地增加的来源，但这种转化的速率与1998～2008年相比将有所放缓；同时，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2008年及其之前农村居民点用地占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较大，但至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逐渐趋于合理。以上现象意味着苏州市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的管控将越来越严格；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减少，大量的农村居民点被整理用于补充耕地和城镇工矿用地建设，建设用地的来源逐渐从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挖潜。根据矩阵开方法求出的预测概率矩阵，可以预测出基期年之后历年的土地利用结构。苏州市土地利用演变的驱动力主要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27］，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增长率将逐渐趋缓，土地利用结构将逐步趋于稳定，经综合分析预测数据，本研究中认为当各用地类型的年面积变化率小于2％时，土地利用结构达到较稳定状态。经计算，到2040年左右各用地类型面积的年变化率均小于2％，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将基本稳定。此时苏州市城市化率将达到90％以上，根据诺瑟姆的城市化“S”型曲线规律，城市化水平达到较为稳定的状态，因此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预测基本一致。

3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