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十篇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出版问世，自然有助于后人治学。触动我们编著这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动因就是：为了彰显中国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展现的金融智慧；为了展示业内人士在推动金融事业和金融学科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能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领域中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学习、思考、参照的精神财富。

中国自古就有后人为前人修史的传统，为的是让事物的发展有个回望的驻点，让过程的描述尽量符合实际，让功过是非的评价有更加客观的依据。但修史之事未必一定留待后人去做。历史是人写的，社会的人总有立场、观点、方法，如果后人对史料的把握有局限，则做出的叙述和评价就会有局限、有倾向性，甚至有偏见。再说金融思想学说史与金融业发展史应当有所不同：金融学说史是对金融理论发展的沉淀和概括，而这需要业内人士的共识，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需要社会的评价；金融业发展史是对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叙述和概括，而这不需要业内人士达成共识，不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也不一定需要社会的评价，因为金融业发展史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实，而思想学说史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它是对人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叙述和概括，其叙述和概括既能反映在书面的表达中，也能反映在思想和言行里，对其意义和精华的理解往往需要提出佐证、阐释。所以，金融思想学说史的研修，一定都让后人去做未必完全正确、适合。而且事实上，已出版的西方金融学说史中已经纳入了当事人还健在的内容，例如当时健在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现在依然健在的哈里・马科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

鸦片战争，门户开放，列强入侵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其中包括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学也进入中国大门。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伴随着《国富论》的出版，逐步推进了中国经济科学的近代化进程。早期中国人自己著述的经济科学多偏重于财政金融。有资料记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有近20部经济科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具有代表性的有1911年梁启超著的《中国国债史》和吴琼编著的《比较预算制度论》。所以，选择这一百年评介中国金融思想学说，不仅表明中国金融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要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科的推动，而且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而金融业发展的过程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相当的发展，1928-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事业逐步兴起，现代银行开始出现。

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历史的天空并不平静。战争改变政治经济格局，给人们带来灾难，也给人们带来启迪；运动给一部分人带来冲击，且事前、事中虽然束缚了人的思想，但事后则让更多的人思考。特别是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给学术界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金融界在阳光雨露的照护下，呈现出学术的繁荣。我们选择这一百年作为时空界线，研究概括代表人物的金融思想学说，就是要呈现他们度过的学术生涯，走过的研究历程，取得的有价值的成就，同时要表明在中国，只要在正确的、科学的方针路线、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是大有作为的，中国金融界蕴藏着丰富的聪明才智。借用爱因斯坦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目的在于用粗线条描绘出人类智力如何寻找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

本文摘选自《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绪言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2

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的方法之含义及其重要作用的介绍，结合货币银行学课程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就如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运用历史的方法引导学生有效地认识货币银行市场作出一些示范性的基础探索。

【关键词】

货币银行学；历史的方法；理论教学

1 历史的方法之含义及其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一件事情的发展总有其来龙去脉的演变过程，如能对事情探本溯源，则对其今天之所以如此的现状也才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界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民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第一句话即对什么是历史有如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因此，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从“这是一段历史”、“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的思想和思维认知角度，去看待我们所要学习与研究的那些事物。

根据历史的定义，我们可以明白，抱定历史的方法去认识事物，对我们理解和把握事物，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在这几方面，历史的方法其作用是明显的：一是帮助了解事物本身的由来及其演变；二是认识到有些事情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用于经济领域则极有助于明了诸如“货币金融是市场发育的产物”等等大量存在的类似的观点；三是可以在了解事物由来演变的过程中探知不同地区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所在；四是只有在更深入地认识了当前面临现状的古今中外渊源之后，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现状、改善现状或预测发展方向。因此，历史的方法在学习和认识事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和不容低估的。

2 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

货币银行学是大多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的一门基础核心课程，性质地位重要。虽然教材版本不同，编写体例和知识结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根据笔者对一些比较常见、使用较多的部级规划教材的分析，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是明确的，大致都包括如下一些共同的基本部分：货币、信用、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供求、通胀通缩、金融创新、开放金融等等。

纵观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我们可以归纳发现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管是货币、信用、金融市场，还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金融创新等，都涉及到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更涉及到中西方在货币银行市场产生、发展与演变方面的一些不同比照。这个显著的特点，为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历史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存在空间。而历史的方法之巨大思想和思维认知价值，无疑将对学生有效地学好货币银行这一比较复杂的市场的知识产生重要的催化作用，使他们从货币银行市场的庞大体系、数量众多的名词概念、种类繁杂的专业术语等等表象中解脱出来，把握这一无形虚拟金融经济和有形实体产业经济的紧密联动，从而能更好的领会与掌握货币银行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

3 历史的方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的运用

明了了历史的方法之含义，清楚了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就历史的方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的运用作出一些示范性的基础探索。

3.1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货币信用的知识进行学习

货币的问题，主要涉及到货币及货币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经历，涉及各阶段的币材、货币形式、货币制度种类、优缺点等，这些都是可以从大量历史知识、事实、故事的角度去进行教学内容、教学素材的组织提炼的。如果丰富了这些教学素材，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无疑会对货币产生发展的客观性形成具体而微但又深刻的认识，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进一步讨论或预测欧元、亚洲元、人民币国际化、500元乃至1000人民币的发行、未来货币等等一系列极具想象与拓展空间的话题。

信用的问题，主要涉及信用的产生，信用的形式种类发展，信用工具类型变化，对利息本质的古典、近代与现代学派观点等问题。这些知识的课堂理论教学，不仅很多内容本身是一个理论界定问题，并且由于教材的编写体例和规范性，使得其理论性更强，学生学起来就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能抱以一个历史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引导学生思维去认识和分析，都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3.2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知识进行学习

金融市场的知识讲述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成熟金融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这是一个理论性相当强的问题，涉及到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立法与金融机构的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的适当等抽象性、宏观性和理论思辩性较强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用历史的方法，对中西方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行一个比照性的研究，而是泛泛的向学生介绍一下这些观点，学生学习和理解起来就会存在比较大的困难与障碍。而通过对中西方金融市场发展运用历史的方法进行一个比对性分析，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觉生动、有形和可理解得多。

金融机构的学习中涉及到商业银行、非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三大类金融机构的知识，运用历史的方法，对中西方商业银行的起源、业务种类及收入占比变迁，非商业银行的产生发展、具体种类、业务现状，中央银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央行职能变迁、银行独立性、中西方金融机构历史与现状对比等进行学习和认识，就能够有效地避免理论说教与灌输，实现课程理论教学的生动、有形和具体化。

3.3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金融市场的特殊运行规律进行学习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3

关键词：华俄道胜银行；东北官贴；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35-02

目前关于清末东北货币原始资料有东三省的通志：张柏英主编《黑龙江志稿》中的卷二十一，财赋志，钱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中的卷一百四十五，财政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四十，经制志五，钱法；此外还有专门关于清末东北地区的货币文史资料：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著《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1964年编选）。

一、近代货币研究历史与现状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卷入世界体系范围内。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东北尤甚。在货币流通方面，随着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和流通，中国各省出现多种外国货币（以鹰洋和卢布流通最为广泛）并同清政府银两一起流通。错综复杂的货币关系逐渐引起清政府的开明官员对于本国货币问题的关注和初步探索。他们对货币问题的言论出现在奏章和一些典籍里。民国初期对其进行的专门整理体现在张柏英主编的《黑龙江志稿》、金毓黻的《奉天通志》和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于1964年编选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辑录了档案馆1840—1911年间的大量清代珍贵货币档案文献。

关于近代货币史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主要著作有张家襄的《中华币制史》，论著从文献研究着手，按历史顺序阐述中国货币和其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第一部以近代学科史方法从事货币史研究的专著。1954年由彭信威编撰的《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开山之作，他将旧钱币学发展成为具有现代的学科结构，并更多涉及货币的流通领域以及货币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初次把中国货币同世界各国货币进行联系并注意到相互的影响。紧随其后的经济学家杨端六主编《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通过银钱比价变动这一特殊问题研究货币整个发展过程中趋势以及外国资本侵略对中国货币制度影响。但在此后20余年间鲜有关于货币文章面世。对货币问题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复兴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非常之多，其中对近代货币史研究非常翔实的有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萧清主编《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出现了专门研究东北地方货币的书籍如毕凤鹏主编《东北地区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有关货币的论文也多达几十篇。

目前关于东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政府、沙俄在东北的货币体系以及卢布对东北金融的侵略。

清政府在东北的货币体系分成清末和清末以前。清末以前清政府沿用明朝的“银钱并用”作为货币制度。在东北，一般民众日常使用的只有制钱，大宗货物或者纳税用银。清末以前东北二百余年所有交易以现银、制钱为实币，以商号凭贴为纸币。只是到清末才出现官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鉴于外币肆虐分别铸造了小银元以抵抗。奉天在1886年设立奉天机器局并于次年试铸银币。1902年设奉天银元制造总局，铸造铜元和银元。1907年奉天、吉林两省银元局合并，改称东三省制造银元总局。清末东北地方政府发行货币主要为小银元和银元券。吉林于1887年设立宝吉局铸造制钱。钱庄清前期多在奉天，末期多在吉林和黑龙江。其主要业务是兑换金银，收入贴水。吉林和黑龙江的钱庄著名的有两家，一是吉林牛姓创办的升号，另一是河北刘姓在黑龙江开办的发号。1905年奉天官银号在奉天成立，1909年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在东北各地甚至上海都设立分号初发行小银元票，又发行大银元票，均为银本位兑换券。后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大洋券、小洋券，并收回初发行的旧票。1898年成立吉林永衡官帖局发行官贴和官银。1909年官贴局和官钱局合并为官贴总局，发行官贴、吉大洋券、吉小洋券、哈大洋券。1904年黑龙江设立广信公司先后发行官贴、银两票、大洋券、四厘债券、汇兑券等多种票券，其中以官贴流通时间最长，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于东北各地设立分行。

东北小银元于1882年开始铸造。清统治者为制止卢布入侵，一面取缔东北私贴滥发、一面铸造各种小银元，为补银元不足并发行官贴（小银元券）后又铸造铜元为辅币。毕凤鹏所著的《东北地区货币》详细介绍了东北各地官银号和发行的货币种类。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就清政府发行的某种货币进行详细描述如黄成《清末铜元制度评价》（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钱峰《黑龙江银元票考略》（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因为白银不易携带而且在清末白银大量流失造成金属货币稀少，并且发行私贴对商家有利可图。东北商户往往自己发行票贴，不但银号、商号等发行私贴，工厂、矿山等也发行私贴。现在还没有专门书籍对东北私贴进行阐述。但是王凤杰《清末民初东北私帖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里对于东北私贴产生原因和各县流通额进行了详细论述。私贴在发行初期还能保持良好信誉，但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一旦商家倒闭，私贴往往变成一堆废纸，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并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私贴的存在一方面使东北货币体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使得东北自己发行的省币不容易推行，阻碍了东北经济发展。清政府对私贴进行多次查处但收效甚微。进入民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要求东北地方货币由多元化走向统一，因此在主政时期对私贴全面查禁，奉票逐渐变成东北主币。

随着中东铁路修建，卢布开始进入东北并对东北经济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便于对东北金融的侵略。华俄道胜银行在1895年成立于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的上海分行开业，随后在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极盛时期，道胜银行有分支机构50多个，遍及日本、印度、香港、英国及北美各地。其中16所分行和3所处设在中国。日俄战争后，营业委顿。1910年与另一家俄国银行北方银行合并，称为俄亚银行，中文仍沿用华俄道胜银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其国内部分被收归国有，但海外部分仍营业，直到1926年由于其股东在巴黎金融投资失利才宣布停业倒闭。

目前国内关于华俄道胜银行银行的研究专著仅有两本：一本是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叙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的具体历程，第二部分则为相关史料的选编。另一本是杨培新所著《华俄道胜银行和欧亚大陆第一桥——未透露过的沙俄侵华内幕》（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92年）。文章用形象化的手法来重现历史，认为华俄道胜银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沙俄对华扩张主义的缩影。两书都集中阐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协助沙皇俄国对华侵略扩张，侧重其侵略性、反动性一面。但黄丽巍硕士论文《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研究》（吉林大学2004）对于华俄道胜银行和卢布研究最为全面。论文从华俄道胜银行历史说起到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的发行和发行量及其对东北影响，最后又对发行的货币进行全面分析：论文从选取货币发行为切入点，对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情况、流通情况及其对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卢布在东北所起作用评价较为客观。

二、东北近代货币研究存在的问题

针对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经过一些学者努力开拓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与任何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一样，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首先在东北流通的各种货币其错综复杂矛盾关系还没有彻底理清：如沙俄对清政府采用何种手段秘密进行货币渗透。卢布是如何打败了东北地方货币并逐渐被东北商民所接受。清政府不甘心货币旁落他人又是如何进行反击的。

其次以往文章都是从侵略角度描写外国货币入侵。但是卢布除了压榨东北金融，剥削东北经济之外是否在客观上对于东北金融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东北在时代成为全国最早统一富强地区，卢布是否起促进作用。

最后要提高对近代东北货币研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认可。金融兴亡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下一个战争将是金融的战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由于一些人的偏见，货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未被充分评估和认知。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使得对近代货币的研究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可以对当前金融问题的调节与控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毕凤鹏.东北地区货币[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3]杨余练.清代东北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4]张柏英.黑龙江志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5]金毓黻.奉天通志[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6][清]长顺修，李桂林.吉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7]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8]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9]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简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4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11

1 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永恒不变的研究主题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金融和经济发展。总体来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分为四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导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二者相互作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关系。本文借助于帕加诺的AK模型所推导出的结论，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40年中，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学术界受到空前关注，出现大量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文献。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可能要算熊彼特（1912），他认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以及个人收入的提高。格利和肖（1955，1956）系统探讨了各种金融中介在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德史密斯（1969）首次从实证方面对金融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国际上近30多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研究，揭示大多数国家二者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没有明确给出具体的关系。

国内关于金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也很丰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文献主要基于全国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等）；这类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第二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区域数据来研究两者关系的区域差异（周力，2002；郑长德，2003）这类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三类就是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姚耀军，2004；许崇正，2005等）。

3 基本模型和理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不少学者开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帕加诺模型。他借鉴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研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AK模型。

4 实证分析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三个途径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影响。在这一节中，我们转向实证研究，试图通过中国1983―2012年的30年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上述理论结果。

4.1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金融发展不仅表现为金融数量上的增长，更强调的是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以金融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

我们借用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本文将以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应该反映金融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本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比值来表示这一指标，用FE来表示。本文以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文研究所选用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4.2 实证检验

4.2.1 ADF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3.1计量软件分别对金融规模指标（FIR）、金融效率指标（FE）、经济增长指标GDP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GDP增长率（GG）、金融相关率（FIR）和效率指标FE是非平稳序列。在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GG）、D（FIR）和D（FE）的ADF是平稳序列，可见原三个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4.2.2 协整检验

由上面的检验结果，GDP增长率、金融相关率以及金融发展效率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故三者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上表结果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GG、FIR、FE这三个变量间存在且只有一种协整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4.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确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如何。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其因果关系，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发展效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能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效率，而金融效率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5 结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分析

本文基于帕加诺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我们的实证检验结论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金融发展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Granger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也只是单向受经济增长影响。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指标选取或者考察期限长短方面；另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市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这必然会对金融体系的效率产生影响，因而可能在做实证分析的时候分阶段去考虑得到的结果应该会更理想一些。

5.2 政策建议

尽管本文的实证结果没能检验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显著的影响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还处在相对较低水平上，政府信贷政策的倾斜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例如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些导致我国金融发展效率不高。

鉴于此，我国应该积极推行金融体制改革，调整信贷政策，合理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可更好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Goldsmith， Raymond. W1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 New Haven， CT： Yale U1 Press， 1969.

[2] Pagano M..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37，1993：631-622.

[3] 韩廷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模型与政策分析[J]. 世界经济，2001（6）：3-9 .

[4] 谈儒勇.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10）：53-61.

[5] 姜晓霞，史进学，孔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J].中国市场，2013（10）.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5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地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6－0007－03中图分类号：F831.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层面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距（赵伟、马瑞永，2006）。研究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对于解释和控制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就解决这个问题做初步尝试。

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地区差异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区的地理位置（如距离港口的远近）、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释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的地区经济金融也能发展得很好。

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Krugman(1991)提出的规模收益递增，核心思想是两个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区，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从而产生地区差异。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开始考虑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传统地理学未涉及的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Yeung,2003）。但是常常将政策因素和传统地理因素一样视为偶然事件来分析，认为它们对于经济金融起的是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陈钊、陆铭，2006)。在中国经济政策和传统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间接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国的“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起了不可否认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纳入了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融地理学秉承了新经济地理学超越传统地理学框架分析问题的特点，并且发展出了更加综合分析问题的视角，强调跨学科的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多个角度来研究区域金融的发展。在这个视角下，传统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内。金雪军、田霖（2004）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作了初步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综合视角构建了区域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区位等多个方面。

本文试图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地理学分析地区金融发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将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经济、科技、历史等多种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描述性分析

我们分别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市场化率(FMR)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长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为了更好地反映影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我们特地还采用另一指标金融市场化率（FMR）来反映非国有金融发展状况（周立，2001）。FIR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

FMR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贷款，以FIR表示金融相关率,那么计算公式则为：FIR=(S+L)/GDP。本文下面也将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金融相关比率。相对应的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就为非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周立，2001）。

由表1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明显的变化，表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的FMR的变化相对表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的FIR更加明显。我们将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混同回归模型和非观测效应模型来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区域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水平分别建模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把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三类：

1.传统地理因素。按照地理位置和区域研究的传统，我们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设立两个虚拟变量region2、region3来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

2.新经济地理因素。根据Henderson(1974)、Krugman(1991)、金雪军、田霖（2004）等前人的研究和金融地理学的特点，对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因素我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外溢效应。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indusratio）来表示。（2）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我们采用当地每百人中高校大学生的数量（hcap）来表示。（3）信息化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邮政和电信业务的总量（comm）来表示信息化水平。（4）交通运输状况。我们用地区公路里程总长度（highway）来反映。（5）科技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专利审批通过的数量（patent）来反映。（6）文化因素。我们用当地城镇居民除衣物、食品和居住消费以外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consu）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金雪军、田霖，2004）。（7）历史因素。用该地区1997年的人均GDP指标（pergdp97）水平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经济状况。

3.经济政策。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考虑政策的影响：（1）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我们用当地财政支出中除教育、行政管理和基本建设之外的支出所占份额（government）来表示（金煜、陈钊、陆铭，2006)。（2）对外开放程度。研究对外开放程度较多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但是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选用中国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指数（Sylvie Démurge，2002；张学勇等，2006）来反映开放程度。（3）货币政策。中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作用效果（宋旺、钟正生，2006），我们采用央行基准存款利率水平来反映货币政策力度。

我们选取1997-200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非国有金融在90年代初以前发展趋势不明显，另一方面从1996年以后利率政策使用较为频繁，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产生影响。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的地区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二）模型

1.地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我们选取地区金融相关比率来反映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分别利用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建模如下：

模型（Ⅰ）是混同数据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模型中除了前面所阐述的变量之外，还添加了政策变量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region2和region3是地区虚拟变量，我们以东部地区为基准，β1和β2分别表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β13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大小，β10+β13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同理，β10+β14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1+β15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1+β16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2+β17表示利率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2+β18表示利率政策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0是常数项，ε是误差项，i表示省份（或直辖市）。模型（II）是非观测效应模型，变量和系数的含义同（Ⅰ）式相同，其中t表示年份。

对于模型（Ⅰ），表2的（Ⅰ）列报告了异方差稳健回归的结果。模型（II）是非观测效应模型，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接受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同模型（I）基本一致，只是在模型（II）中，反映科技水平和产业外溢程度的变量也表现出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高度显著的正影响；利率水平表现出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显著的负影响，对中部地区的负影响较东部地区弱，对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影响不显著。

2.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我们选取地区金融市场化比率（FMR）来反映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同样分别利用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建模如下，解释变量的含义和模型（I）、（II）相同。

模型（III）是混同回归模型，表2（III）列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模型（IV）得出了与模型（III）近乎一致的结论。

（三）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

1.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各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非国有金融却有显著影响。中国金融中国有金融占比较大，行政色彩浓厚并非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经济发达地区并非金融发展程度高，经济落后地区也未必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但是非国有金融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处于不利地理位置的西部地区其地理位置必然对其非国有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2.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区域金融发展有重要影响。（1）其中的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历史经济基础对地区总体金融发展和非国有金融发展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的影响。（2）地区的消费文化只在混同回归模型中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的影响，但是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并不显著；其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也没有显著影响。（3）科技发展水平只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其他模型中统计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对当地科技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依赖性。（4）交通运输状况对区域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由于金融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化水平，而对于交通运输条件的依赖已经很弱了。（5）产业外溢程度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作用，即第三产业越发达，对区域金融发展越有利。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3.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1）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对于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均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对西部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无明显影响。（2）对外开放的地区优惠政策在对地区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方面，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有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在影响非国有金融发展方面，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于东部地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对于西部地区却具有负影响。东部地区享受到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力度最大，而且取得了卓著的政策实施效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较小，且未起到明显的效果。（3）利率政策对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利率水平与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成负相关，但是这种负的影响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其次，西部最弱。东部地区由于投资意识相对发达，对于利率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敏感，所以利率政策作用也更加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框架，并且结合中国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地理因素中地理位置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有显著影响；新经济地理因素中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历史经济基础等都对金融发展有显著正影响，而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影响不显著；经济政策有着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影响显著，对于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明显；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尤其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利率政策的敏感程度按照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可以继续保持，但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见明显，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应该采用其他方式。第二，要促进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对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第三，为了更好地促进地区金融发展，需要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较低的利率水平对区域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利率水平最为敏感，因此利率可以作为调节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得很好的政策工具。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影响程度依次减弱，但是影响仍然显著。所以如果要利用差异化的利率政策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利率水平应该按东、中、西部顺序依次提高才能发挥出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Krugman，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499, 1991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6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金融学;教学改革

应用型高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技术性专业人才或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特定行业或区域的发展需要。与这种应用型的培养目标相适应，其课程设置要兼顾理论性与实操性。金融学是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程，它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操性的课程，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和运行机制及其各主体行为规律的科学。因此，如何将高大上的金融理论知识讲得更生动，让大多数学生理解和接受，是所有金融学教师需要不断探索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探索教学实践，对金融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思考。

一、历史脉络法

1.教学背景。任何制度或规则的出台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对于金融学内的某些理论和制度也是如此。因此，通过叙述历史脉络的方式讲述理论或制度的诞生，为枯燥的理论配上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使理论更为形象具体，无疑更能使学生记忆深刻。

2.实施过程。历史脉络法要求教师课前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理论诞生的历史背景及重要人物，搜索一些相关图片，在讲授时进行多媒体放映。

3.教学案例。在讲授货币与货币制度时，可提问“货币是怎么来的？为何需要货币？假如世界上没有货币会如何？”以此引入货币的发展历史。接着展示古代货币、各种币材（如盐等）、各国的货币版式等图片。在讲述国际货币体系时引入金本位、银本位、美元本位的发展历史，过渡到The Economist杂志关于“巨无霸汉堡包指数”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可向学生讲述2009年由中本聪提出并风靡世界多个国家一段时日的比特币的诞生及发展。最后亦可以“世界货币是否会诞生，若是，该由谁来主导？”为结尾，引起学生对货币与货币制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

4.教学总结。在采用历史脉络法教学过程中，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时而面带微笑倾听，时而双眉微皱思考，仿佛置身于整个货币发展历史的长河中。采用历史脉络法的目的在于让死气沉沉的理论知识生动具体起来。因此，要求教师在充分把握整个历史脉络以及背景的情况下梳理知识，使讲述更为连贯及易于理解。若是脉络理得不顺则可能出现断层，学生也不易接受。

二、案例教学法

1.教学背景。金融学课程有着抽象性、实践性等特征，传统的纯理论、填鸭式教学模式使学生感到乏味，走上社会后，面对具体的金融问题无所适从，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改变这一现状，可在金融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

2.实施过程。讲述完基础理论后，教师可将选定的金融案例通过口述、PPT或打印分发等方式呈现给学生。由学生将案例中涉及的知识点提炼出来进行讨论学习，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踊跃发言。讨论结束后，教师汇总评价学生的发言。

3.教学案例。讲解信用时，以目前我国的住房和汽车按揭贷款为例，让学生了解我国消费者贷款的操作方法;讲解汇率相关章节时，让学生看外汇牌价表，同时结合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分析其成因及效应;讲解衍生金融资产时，以“327”国债期货事件、中航油期货交易等案例，使学生了解期货与期权的功能。

4.教学总结。在讲述案例时，学生听讲认真，同时在讨论环节畅所欲言。在案例教学法中，教师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案例与理论并重，案例的引申是为更好地阐述理论，因此，所选取的案例需与理论相关。二是保证案例的真实性和时效性，陈旧的案例起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三是注意把握过程，教师在点评过程中要以鼓励和引导为主。

三、引导式辩论法

1.教学背景。笔者观察到大多数高校都会定期开展一些辩论赛，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相关命题进行资料的查找并辩证。多数学生对辩论赛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即使熬夜查找资料，也乐此不疲。经分析，这是因为命题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唤起了学生的求知欲，由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探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种方法也可以被引入传统的教学中。

2.实施过程。讲授完理论知识后，教师择取时下金融界的争议，由学生就这些争议自由组成正反两方进行辩论。正反两方各四名辩手，辩论过程中，教师应重在观察和倾听，根据辩手的表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辩论结束后，让旁观的学生发表看法。这样既能让辩手们因为同学的关注而乐在其中，又能让观看的学生不因旁观者的身份而心不在焉。教师在辩论结束后也应适当进行总结性点评。当然，对于教学辩论法的开展，教师要进行适当地引导，以使学生更为明确方向，不至于在资料查找和辩论时出现偏题或人身攻击的现象。

3.教学案例。在讲授存款保险制度时，可提出辩题：中国现阶段是否应该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引导学生通过了解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中国现阶段的银行存款状况，存款保险制度的利弊分析等方面进行辩论。在讲述利率这一章节时，可引入辩题：目前中国利率是否应该市场化？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分析利率的作用，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的风险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好处等。

4.教学总结。引入引导式辩论的教学方法，学生表现出浓厚的兴致，课间没有休息，结束后大家仍觉得意犹未尽。教师在组织引导式辩论时要精心布局，否则可能事倍功半。尤其要注意四点：（1）选题一定要紧跟时势;（2）要设置适当的激励机制，将辩论中学生的表现公平地记下，避免搭便车;（3）教师自己要对论题有充分的把握，层层深入，控制好节奏;（4）教师在辩论中要充分相信学生，不要轻易打断学生的思路。在激辩中，学生们的思维得到锤炼，运用知识的能力得以加强。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7

内容摘要：当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处于低谷当中。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并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及其周期性必然的历史存在。本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对本次金融危机进行探讨。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视域 应对 信心 信念 信仰

当前，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由“严冬期”转向“冰河期”，是自20世纪“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39年)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已深刻剖析并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本质及其周期性必然的历史存在。

资本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光辉文献，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论》之所以重新被人重视，不仅因为它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还在于它创建了联系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研究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认识经济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思路。

《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曾明确断言：“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可见，他对虚拟资本与生俱来的价值不确定性和所有权归属不确定性是深切担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不计后果大玩“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的变戏法所致。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早已透彻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买空卖空”必然最终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马克思所阐述的危机逻辑是：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我国大量的出口赚外汇、挣美元是必要的，但是要获取实实在在的财富。如果出口赚外汇有风险，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国内巨大的市场上。因为有些小国家的市场潜力还不如国内的一个省。美国虽然出现了金融危机，但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吸取外国财富的方式和能力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方法，重点考虑建立我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应及时减税。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我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

（二）我国必须着力改善的方面

我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我国GDP的60%是出口，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无法独善其身。所有投资于海外的我国企业，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均出现巨额亏损。已经显露的有中投、中行、建行、工行、中国平安、中信泰富、中铁、中铁建、深南电、江西铜业等。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向商业、工业的深度扩展和蔓延，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涉外企业遭受重创。

我国经济不少领域被外资过深介入。这从参股或控股上市公司的外资中就有明显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外资绝不允许我国经济独自支撑，这不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图谋。即我国经济发展，外资可以坐享红利；我国经济休克，外资可以展开收购，拿到更多筹码，便于使我国在经济上殖民化。

一些政府投资是为外资作嫁。比如高速铁路，日德法不仅控制了我国机车制造技术，而且通过合资公司垄断了高铁的市场。高铁的每一份订单，都是输送给日德法的利润。在合资合作中，我国不仅无法获取核心技术，而且将市场也完全拱手让人。“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很难实现，“市场被外资所垄断”可能会被未来所兑现。

内需能力被房产、股票等大量消耗。尽管有人大肆吹嘘我国十亿消费者的崛起，但是，繁荣了多年的房地产，那将要用今后二十年的内需来弥补。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没有任何保障，基本上是处于“裸奔”状态。十六大以后虽然给了农民一些补贴和医疗保障，也被快速上涨的农资价格和医疗费用所抵消。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但十几年的打工收入，却填不满高校扩招后子女上学产生的窟窿。另外，“裸官”、一些明星和富人等又向国外移民，使得内需变外需。

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空前置疑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本论》重新在欧洲一些地区热销。有关人士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青睐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人们在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德文版的《资本论》也开始热销。据最近《环球时报》报道，现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苦难中反思，公开争论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随着金融危机的日益加深，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在法国巴黎，人们高举“资本主义已到尽头”的标语游行。在德国柏林，联邦总理府门前游行的市民打着“资本主义罪恶制度”，“资本主义赶快结束”等标语。原东德人有52％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2％的人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愿选择资本主义。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心、信念和信仰

（一）马克思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100多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一个客观真理：惟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世”、“救中国”和“复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对劳苦大众早已深入骨髓，激励着无数先烈投身革命。苏联、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恰恰相反，我国则高擎马克思主义。在风云变换之际，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二）科学社会主义影响深远

关于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鲜明观点。首先，“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客观真理。《资本论》不仅揭示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而且特别阐明了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有计划。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时，在江西苏区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处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毛泽东的论断，也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大家知道，正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反而胜利完成。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深远影响，当代人应该抱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精神，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发扬光大。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8

1987年11月，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正式成立，并立即对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料和钱币实物的收集查找、历史见证人的采访以及有关资料的筛选、整理、研究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和实施，明确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迫切抢救工作。1988年4月，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在江西南昌召开会议，对这一项目确定了“重点深入，全面铺开”的工作方针和“统筹规划，深化调查，分块吃透，由点到面”的工作步骤。此后，中国钱币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钱币学会又分别召开了多次有关的学术研讨会、调研会，对根据地货币的史料调查收集，资料整理鉴定，分析研究历史情况等做了大量工作。1991年8月中国钱币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将“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改组为“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1992年3月，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委员会“鉴于各地钱币学会发掘掌握的史料、文物已达到相当程度，需要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研究”，决定在根据地货币委员会之下组建《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编委会，负责编纂出版一套《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以“系统全面地反映我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历史实际，认识战时货币规律，对我国当代货币金融工作有所借鉴，并有助于青年金融工作者学习和继承革命光荣传统。”

1992年3月17至19日，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编委会的任务和组成人员，制定了对书稿内容的要求和审稿标准。针对根据地货币具有在各地独立发行、分区流通的特点，编委会以各大根据地为基础研究拟定了丛书编写规划，决定采取分卷编写的办法，由根据地相关的省、自治区钱币学会负责组织编写出版；横跨几个省区的根据地卷，由一个省区主要负责，其他相关省区积极支持配合，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任务。丛书规划共计22卷，在以后执行过程中略有调整。编委会同时约请中国金融出版社承担从书的全部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以后，各地钱币学会都积极响应，认真安排了人力、物力和资金，大力开展这项工作。1992年6月，丛书的第一个分卷本由江西省钱币学会和湖南省钱币学会组织编写了《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正式出版，在井冈山举行了首发式。此后，各个分卷本陆续编写完成，正式出版。到目前为止，丛书共出版各卷本18种，综合性学术著作1种，总计篇幅约达350余万字，基本上完成了原定规划。

此外，还有《晋察冀边区货币史》、《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史(下)》、《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三个分卷本尚未正式出版。据了解，这三卷的稿本均已在编审或出版过程之中，相信它们不久将陆续面市。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所撰述的内容，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革命根据地银行和货币，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建行初期和人民币发行初期的历史事实。

一　丛书内容的简要回顾

在近现代的旧中国，长期以来市场上只行使流通北洋政府银行、银行、外商银行、华商银行等在内发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货币体系。192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银行和货币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革命根据地货币，是为革命战争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货币体系，是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型货币体系。二十多年来，新旧两个货币体系不断碰撞和斗争，革命根据地货币在革命战争火与血的磨炼中，曲曲折折地逐渐发育、成长壮大起来，最终统一了全中国货币流通市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就是以文字、实物图片和统计图表等形式揭示了这一段的历史实际。

丛书各卷以各种史实分别阐述了各个根据地货币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及它们当时所处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环境。综合来看，这一货币体系共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历史时期。如果从1926年12月湖南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钞票产生时算起，到1951年10月以维吾尔文版人民币收兑新疆省银行银元票时止，共经历了24年零11个月。在此期间，革命根据地货币先后共有发行机构392个，发行了525种名称7种币材的货币，其中金币1种、银币8种、铜币13种、锡币1种、J币3种、纸币465种、布币14种。从各个历史时期来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货币10种，土地革命时期农村根据地货币150种，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货币252种，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货币111种，全国性的人民币2种。此外，一些分卷本还介绍了当地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既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又不完全等同于革命根据地货币或货币的边缘性货币，如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晋西北抗日货币、浙东商会抗币、苏北殷实商号抗币，以及解决战争时期苏联红军司令部钞票等，据不完全统计共约50余种。

丛书各卷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根据地，分别叙述了这些货币在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党政组织机构情况，货币发行机构的变迁，货币的形制与制作、货币本位与币材等货币制度，如实记录了货币的发行、市场货币流通和币值变化情况，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和管理措施等。各卷在书中都插入各种图表、实物图片等形象性资料，体现了图文并茂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各卷除讲述金融业务史实外，还都以各种生动事倒展示了根据地货币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记录了二十多年来金融领域的先贤们为革命的货币金融事业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面貌，有的分卷还具体介绍了根据地货币当局对既要解决战争对货币刚性需求又要保持币值基本稳定这对矛盾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货币工作上的影响和从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丛书的《史纲》卷是丛书的综合卷，其内容是就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体系的整体来阐述它的历史发展轨迹。该卷首先分析研究了革命根据地货币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理论基础，阐述了这一货币体系二十多年来所经历的“初创、发育成长、长足发展、集中统一”四个发展历史阶段，提出了它们在各个阶段所表现的不同特点。同时作为各分卷的拾遗补缺，还重点介绍了中国人民银行与人民币诞生前后及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史事实；也具体介绍了这一体系初创时农民协会货币的历史情况。《史纲》卷还叙述了这一体系在货币本位制，钱币的币材、形制与制造，货币政策、货币发行与数量管理、外汇与金银管理和反假斗争等方面的整体发展趋势及其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最后提出了这一体系的几点历史经验。

二　丛书编写出版的重要意义

1　丛书通过记叙我党开创中国特色新型 货币金融事业的曲折历史道路，阐明了实事求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货币金融战线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曾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把货币、信贷武器掌握在国家手中，还批评了巴黎公社在这方面的错误。但是，这些论述都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的背景下提出的，而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闭塞的农村，能不能够运用呢?中国的革命政权在实际工作中，又应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货币金融武器的正确运用呢?革命导师们都没有提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先例。丛书通过记叙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工作的史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疑问已作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证明只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的货币、银行就可以成为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有力武器。

2　丛书通过介绍根据地货币金融事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介绍从事货币金融工作前辈们为这一事业而艰苦奋斗、流血流汗的各种史实，生动地弘扬了伟大的革命献身精神。

丛书各卷列举了根据地军民为支持、帮助、护卫银行账表、钞票、物资和人员而不惜牺牲自己家庭和个人生命的感人肺腑的事例；介绍了根据地货币金融工作者在沙区、在地洞、在海上、在行军途中，在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困苦环境下艰难地工作和生活，有的积劳成疾忍着病痛而坚持再坚持，甚至病死，有的遭遇敌人袭击或被叛徒出卖而英勇牺牲的史实，这种为革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正是我们今天从事货币金融工作同志的学习榜样。

3　通过介绍根据地货币金融工作的成功经验，可为当前实际工作有所借鉴。

二十多年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工作实践，有着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当前工作可资借鉴。例如，在战争环境下如何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保持币值相对稳定的做法；如何通过各部门有机配合，实行货币数量管理等政策措施，适度掌控货币发行的做法；如何实行以我为主，开展比价斗争与阵地斗争，取得外汇管理胜利的做法；如何艰苦奋斗、就地取材，不断提高印钞造币科学技术含量的做法；以及如何以人为本，培育思想道德高尚、勤劳勇敢、技术过硬职工队伍的做法等等，都可作为当前实际金融工作的借鉴与参考。

4　通过各地钱币学会有关人员走遍全国各个角落，进行根据地货币史料和实物的调查采访、收集鉴定、筛选整理，抢救了大批即将散失湮灭的珍贵史料和文物。

战争年代的史料和实物本来已散失很多，后保存下来的更少。经过抢救整理，对已掌握的资料和实物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对过去不知道的情况，有了发掘和发现；对于历史上一些搞不清楚的历史悬案，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例如，历史上最早的革命根据地货币是在哪里发行的?过去只知道湖南浏东平民银行钞票比较早。1987年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成立后，湖南省钱币学会组织了五个调查组调查论证，从而发现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的布质钞票是最早的货币。又如，1934年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后，变成游击区的中央苏区内是否还发行过货币?大家谁也说不清楚。经江西的同志调查发现，当时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曾发行过由张鼎承签署的借钱票，后来抗战初期由新四军负责兑回；曹菊如行长也证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长征途中曾四次发行和收兑过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说明革命根据地货币即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况下，也还绵绵不断地生存了下来，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5　丛书的编写出版面市，为中国共产党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金融史、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

翻开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些著作，几乎都没有或很少反映和研究货币金融领域的历史情况，以及论述货币金融工作在革命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内容。在一次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座谈会上，我介绍了这方面情况，与会的一些专家学者们觉得很新颖，表现出很大的关注，有人表示他过去没有重视这方面的研究。过去一些有关中国金融史、货币史的著作，对根据地货币史的论述，有的也显得“语焉不详”，或者史料支离破碎。当然，这些也与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做得不够有关，今后值得注意。

6　丛书收录编纂了迄今最全的革命根据地钱币资料，为当前革命根据地钱币收藏活动提供了查阅检对的可靠线索，也为今后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打下了基础。

各地钱币学会在编撰丛书各卷时，对相关的根据地钱币都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发掘、核查、甄别鉴定，对某些存疑问题的钱币，采取个别访查、开会研讨等方式，经过反复研究才慎重作出结论。丛书的《史纲》卷，在汇总各卷资料的同时，又根据其他著作增补了某些相关资料，汇集编列了四个历史时期革命根据地钱币资料一览表，可供需要者参考。

三　二十年来丛书各卷陆续顺利面市，是全国钱币学会的同仁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1　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学会秘书处的有力领导和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对丛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各地钱币学会在当地人民银行的大力支持下，积极主动按照丛书规划要求，克服各种困难，认真开展工作，对丛书的编写出版起了决定性作用。

3　丛书编委会认真负责地进行对编写书稿的指导、修改补充、审查定稿和出版协调工作，对丛书各卷按质按量地完成任务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4　中国金融出版社对丛书各卷的编辑校订、版式设计、图片安排、图书质检、印制装帧等，进行了尽心尽责的细致工作，从而使这套丛书以全新的面貌推向市场。

四　今后展望

1　全始全终，抓紧时间，继续完成丛书编纂出版规划。

按照丛书规划，目前还有三个卷本没有正式出版。我们希望各有关人民银行机构和钱币学会，下定决心，再接再励，抓紧时间工作，认真研究解决问题，将所承担的书稿尽快完成，及时定稿出版。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让这套丛书善始善终地画上句号。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9

列宁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研究，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从“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的高度得出了“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等一系列科学结论”。列宁认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列宁经济国际化思想亦即全球化理论的集中表达。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理论，是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著作发表已近百年，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全球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许多重大的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变化。从发展的趋势看，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由其转化而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进而向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进，或者说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正如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认为，列宁指的新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称之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经历列宁所论述的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即从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阶段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到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这称之为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从本质上说虽然依旧是在列宁讲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的变化，但确实是重大变化，甚至是某种质的变化。

“注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是胡锦涛同志一再要求的，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必将产生多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挑战，并非仅仅来自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骤然剧变，还有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因此，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和根源即转变的内在机制、影响及历史地位，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定位和阶段性特征，以便在扑朔迷离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更主要的是对于我们在揭示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运行规律中，利用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规律、做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二、梳理与辨析

“金融资本”的概念不是时下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必然性、形式、特征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全面、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就是说，所谓垄断资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达到极限的资本。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从理论上推断垄断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敏锐地发现当时所出现的垄断组织萌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保证这种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家之间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就是最早的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晚年沿着这一思路，更多地关注垄断资本形式问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进而到垄断的形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工商业关系的分析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垄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拉法格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一个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精髓的人。他在1903年就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文中以美国为典型，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基本特征。拉法格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型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为其筹集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拉法格没有明确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他已经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要旨在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拉法格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是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垄断的否定，而金融垄断则是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否定之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以当时德国的银行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探讨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原因、途径、运行规律及银行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公司等。通过考察，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的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密切结合起来，将“现代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清楚地指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希法亭认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而把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希法亭已经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以及建构在金融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和时展的高度，对前人研究成果合理吸收、辩证扬弃、科学把握的结果。在金融资本概念界定上，列宁虽然较多受到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的影响，借鉴了他的一些观点，但不是照搬移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给以科学改造。他不同意希法亭给“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而这一重要因素恰恰是希法亭所忽略的。列宁进一步分析认为，构成金融资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积聚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指出，随着银行的集中，大工业更加依赖少数大银行，同时大产业资本家为不被银行控制，也开始向银行渗透，因此，“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列宁认为，垄断资本有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形式是短期的价格协定，一般的形式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而典型形式或最高形式是金融资本。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亦即帝国主义时代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准确把握了金融资本关系从国内垄断向国外垄断扩张的特征。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一经形成，就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因此，“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做了准确概括。关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即金融垄断资本的“过渡性”，如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列宁在科学分析和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中，尤其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给予重点论证，并且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与特征，既指出金融资本的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变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口”，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表明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帝国主义战争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领土瓜分不均所导致的，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则是基于对金融垄断资本主轴分析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疑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取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学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十月革命作为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实践是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中展开的一个过程，是在全球化浪潮激荡、砥砺运行中产生的社会制度效应。

因此，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就其内核来说是科学的，列宁在金融垄断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建构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基本结论也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是当今指导认识和把握新时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和规律的理论依据。当然，肯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说列宁当时所作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绝对真理。恰恰说明，随着时展，不仅需要对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加以拓宽，也需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发展其帝国主义理论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这是因为：一是二战以后，尤其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银行一统金融业的局面已被打破；二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其他行业如商业、运输业、公用业及信息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金融自由化、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尤其是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运用，一个规模空前、真正的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并迅速发展。

那么，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如何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精神，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反映时代特征，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变化的现实呢?

金融垄断资本属于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的一种形态，是资本运动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垄断资本，特别是非金融垄断资本，如果我们把列宁关于“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称为

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话，那么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则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拓宽为：金融垄断资本是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非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还可以由金融业垄断资本和非金融业垄断资本平行组成。这种业已拓宽了的金融垄断资本的新概念既是对列宁时代金融资本概念合理内核的继承，又是一个“时代超越”。

金融垄断资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与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总称，既是列宁所指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通过银行与企业的相互渗透和参与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或垄断组织，也包括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基础上深化拓展，即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权势资本。狭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指能够产生收益的金融资产，包括债务工具、权益工具及其衍生的金融工具等具体形式。

金融资本是历史范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金融资本的发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区别在于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因此，金融产品是虚拟产品，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进的最高形态，垄断是其本质特征，表现为生息性、运动性和国际性等特性。金融资本概念的形成、深化拓展，或者说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转化，揭示了垄断资本的实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

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实质，体现在金融垄断资本作为极大的权势资本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上。金融垄断资本概念不仅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引起集中和垄断，各种垄断资本必然融合为金融资本，而且还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涵盖了国家垄断资本或国家垄断财团在战后的崛起，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或国际垄断财团在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90年展的新趋势，这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金融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强化的过程。

因此，金融垄断资本概念、范畴的进一步厘定和拓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金融资本理论的继承、深化、丰富和发展，也为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新发展提供了进一步认识的理论武器。同时，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金融垄断资本不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金融垄断资本属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和演进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金融垄断资本。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属于制度范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形式，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阶段内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金融垄断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除了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制度本质属性相同外，还表现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不同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点。因此，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有内在联系，但不能等同。

那么，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是否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呢?我们把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考量，从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中可以更进一步的把握。经济全球化包含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等诸多方面，其中资本(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这无论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素的结构来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无限追求自身的价值增值，而且通过不断运动，尤其是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得以实现其自身价值增值的最大化，资本演进扩张的最高实现形式就是金融资本，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史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不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或者说，金融垄断资本作为资本运动的最高形态包括从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演进，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经济全球化各个构成要素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先导，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条件，而资本(金融)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灵魂。因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现代金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必然也是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到更高层面则演化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以金融垄断资本要素为主导的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发展的，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达到最高程度的集中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金融垄断资本的内涵会愈加丰富，金融全球化的特征会更加凸显，但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等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篇10

我国高校金融教育所面对的

国际、国内金融形势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节点，面临巨大的变局。发达国家陷入发展的危机，为摆脱困扰，各自祭出以邻为壑的种种招术，这种饮鸩止渴、害人害己的疯狂举动，给世界经济和金融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我们以“货币战争”的观点和立场来分析西方世界发起的这场金融冲击实不为过，西方的这种金融战争行为将极大地损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世界的现实及长远利益。因此，历史地看待国际货币体系，我们认为该体系是一个极不公正的、西方世界居于主导的盘剥体系；现实地观察，目前国际金融领域中，风云变幻，形势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迅猛。在系统功能、机构构成、市场规模、业务种类、国际影响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我国的外汇储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微不足道扩增至今天的世界第一，四大国有银行也已跻身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在我国金融飞速发展的同时，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如何应对如此严峻、复杂、高速发展、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金融现实，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问题，针对教育系统而言，需要我们的高校体系不断培养出有思想、有知识、有能力、有立场的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来服务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保卫中国的金融安全。

我国高校金融专业的课程

设置不尽如人意

综观现实，多数高校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多以现实的功利目的为导向，培养的方向和方式紧跟市场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以就业率为主要追求指标。因此，在金融专业的教学中呈现出重技术、重技能培养，而轻理论、轻思维能力的提升，尤其忽视了金融历史学和金融政治学方面知识的宣讲和熏陶。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相关教材和课程的设置方面。

金融学教材内容多为陈旧。我国目前的金融教材体系成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动和提升。以金融专业基础课程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为例，目前有关这两门课程的教材各不下数百种，但就其内容而言，除却一些数字更新以及小处修补以外，教材的框架体系及基本内容近三十多年来鲜有变化。

现在的教材体系可以解释金融霸权的形成与演化吗？可以说明如何应对网络化、全球化的金融实践吗？可以指导防止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吗？可以引领大数据时代的金融运行吗？可以警醒国人的金融安全意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总体看来我国高校的金融教材体系相应于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金融现实明显落伍。

教材多由国外引进。应该说中国高校的经济类教材体系是与国际接轨最彻底的领域，其中金融学尤甚。而完全不存在根据中国具体的金融实践针对中国的金融问题的教材。这种情况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心理暗示：中国的金融运行仅只是国外模式的翻版，对于国外的金融知识体系，我们所能做的仅只是照搬和模仿。而中国似乎不可能存在自己的金融学。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有如下疑问，我们引进的西方金融学是否适应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否可以解释三十年来中国的金融发展？是否可以解释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数千年的金融演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追问，由古至今、丰富多彩的中国金融实践，难道不能孕育出中国自己的金融学？笔者认为，构建中国金融学不仅仅是一种一时激起的民族主义热情，而是一种历史趋势的必然，悠久丰富的中国金融发展历史，有待中国学人总结提升为中国金融学。

教材内容多呈现中性、技术性及实务性等特征。现有金融教材皆为针对具体金融要素的中性、现象性、实务性的描述，易使人们认为金融系统仅只是一种客观运行机制或技术性的功能系统，那么金融学就应该成为类似机械原理一样的学科。当然，这种现象层面、操作层面的知识是基础性的、必要的。但是，在现有的教材内容中，我们看不到民族立场，看不到对西方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的深入分析，看不到对西方资本金融冲击进行防范的系统论述，看不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全面总结。

我们应该让学生掌握金融要素、金融现象以及金融操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更应该使其熟悉、了解货币金融的发生与演化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等诸多角度、诸多坐标系定位的、描述的金融系统才是全景的、真实的金融系统。

历史金融学、政治金融学的

课程设立正逢其时且时不我待

回顾金融演化发展史，我们发现政治与金融之间耦合紧致，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决定的关系终其发展演化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剔除政治学的内容，存在诸多弊端，其一，没有政治金融学，就把政治与金融的两行逻辑关系，变成了金融现象之间孤立的、线性的一行关系了，高校的金融教学就蜕化为金融技能培训，而没有办法探究金融的核心实质，金融研究也就失去了思想性。其二，没有政治金融学，就易使人们忽略金融立场、金融，进而忽略了金融安全。其三，没有金融政治学，对于国际资本的金融冲击就缺乏分析视角和分析工具，而仅只视其为一理性经济人的牟利行为。现实告诉我们，仅局限于金融层面来研究金融问题是片面的，中国之所以在历次金融危机中都幸免于难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自身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强大，而仅在于中国始终对于境外金融资本保持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