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伦理范文10篇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1

公共管理伦理失范是公共管理权力的异化现象。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根据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在结构，可具体概括为两种。

1.意识失范

主要表现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治理念不坚定，公共管理活动中若出现困难，这类主体会摇摆不定，没有形成正确的权力价值观，他们缺少较高的政治理想。在道德认知方面，官本位理念却愈发占据主要地位，公共管理主体的以民为本的理念逐渐降低。

2.行为失范

公共管理伦理的行为失范主要与腐败有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政治性失范，经济性失范，组织人事性失范，渎职性失范，社会公德性范。虽然这五种失范行为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是都是权力使用者放弃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公共公权力进行私人动，实现个人利益。

二、我国公共管理伦理失范的形成原因

1.公共管理人员在对待个人和群体时的态度标准不一致

内因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本质。我国公共管理伦理失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公共管理人员在对待个人和群体利益时所采取的态度标准不一致。公共管理伦理失范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思维，人们思想逐渐对公共利益淡化，而动机产生的原因是以公共管理组织和管理人员的伦理水平过低为前提的。伦理水平的过低现象一般是由组织和管理人员所信奉的价值理念来决定。管理人员的价值理念的形成是收到家庭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公共管理组织和管理人员在自身的人格素质上应该具有以下能力：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并且关心公众利益和幸福感，拥有一定的道德上的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组织和管理人员在面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用的不正当态度，根本原因分析，首先是公共管理组织的任务、宗旨与社会所需要的不一致导致偏差的出现，例如，公共管理人员录用上偏差，只是观察了应聘者的能力水平等客观的考查，而没有注重对应聘人员的自身素质的考核；第二就是公共管理人员在管理工作中降低了对个人的要求。

2.公共管理环境中不同的刺激因素

加强伦理失范的外在力量主要是公共管理环境中的刺激因素造成的，环境中的不同的刺激因素，有些来源于内部环境，有些来源于外部环境，譬如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对与公共管理组织和管理人员逐渐的影响。内部环境对其的影响，形成的基础是组织传统文化和文化的内容。公共管理组织基本是非营利性质的组织，它的管理人员基本上是不受社会团体的利益所影响左右的，可是当今社会的发展，到时各种利益不断向其冲击，再加上这些管理人员受到自身素质的束缚，会有一定的影响。

3.公共管理伦理思想建设和教育问题建设速度过慢

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尽管传统的公共管理伦理准则不断的受到打击，可是依旧有很大的社会群众基础，公共管理组织这些旧的伦理标准时，也只看重履行并不注重发展与延续。目前，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建设教育建设的速度却十分缓慢，这是造成公共管理伦理失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由于我国的公共管理伦理和对应的教育建设较经济发展缓慢，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尤其是在这个人口流动性强、城市化速度飞快、社会群体对公共服务急迫需求的特殊时刻，公共管理产品供应渠道过于单一是导致生产和消费间伦理冲突重要原因。

三、应对我国公共管理伦理失范的措施

1.加强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及规范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活动所覆盖的不断扩大，因此，相关的政府机构应该加强对公共管理活动的作用，逐渐明确公共管理活动的作用领域和相应的伦理标准，将针对公共管理体系的伦理要求同针对公共管理人员的伦理要求区分，并明确受公共管理活动所影响的社会受众的公共伦理标准。根据不同公共管理体系对于社会受众生活的影响程度的不同，拟定出不同的伦理标准和道德标准，加大公共管理伦理的涉及范围。增强公共管理组织伦理的研究深度，在公共管理体系和管理人员在面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时，所采取不同态度这一现象，可以从增强文化建设和提高公共管理人员的个人道德水平等方面来减少不道德行为。所以，我们要加强公共管理体系的监督，并着重提高公共管理人员的道德束缚。同时，伦理建设需要一定的针对性，不要将一般体系的伦理考核方法应用在公共管理体系中。重视公共组织管理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身廉洁自律情况，通过教育与管理等方法来指导公共管理者正确控制个人欲望。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和教育体制完善过程中，需要进步和有选择性地保存传统的伦理思维，比如儒家文化中的一些思想，需要明确其范畴在当今社会环境中的显示意义；与此同时，要大胆的批判吸收外国优秀的的公共伦理思想，比如西方伦理学中的善良、快乐、大度、诚信、机敏、坚强等伦理因素。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中，需要将把良好的行为、公正的行为综合在一起考虑，使公共管理者成为公平正义的实践人员。

2.强化公共管理领域的伦理监控我国公共管理在现阶段的社会活动

日渐增多，所以要加强公共管理体系的伦理监管，从而减少某些功利因素给各种公共管理组织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建设完善一个覆盖公共管理领域的伦理监管系统，对各政府部门以及有经济性质利益的公共管理组织，提出一个和其功能一致的伦理要求，同时并对其实践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台，加强对损坏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行为的监管，对不履行公共管理工作的，部门和个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严格的执行措施。在公共管理伦理建设过程中加入公众思维，加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以及民主决策的思想意识，制订一个长期确实有效管理方针。公共管理部门要约束个人的利益，并且为社会大众追求更大的利益，为社会群体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服务，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让各群体间的交往更合理化。目前，由于出现许多外在的因素，导致公共管理组织和管理人员的伦理日渐缺失，所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可以涵盖不同公共管理活动的伦理规范系统。建立一个可以在决策中表现出公共思想的民主、科学的公共管理体制，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在工作上、处事上表现出一个公正、公平、平等、法治和严格自律的一般素质，让管理者可以在面对个人利益时，表现出一种自我控制、适度适当，在面对公共利益时可以表现出一种实践、公正公平对待弱势群体。让诚实意识、责任意识、廉政意识等思想深入到每一个公共管理者思想中，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当成是对公共管理组织和管理者考察的一个必要依据，重视加强公共管理岗位上的非经济性特征，用服务式管理代替统治式管理，倡导在法制意识指导下的公民自由意识，在公共管理组织中用伦理作为一个评判考核标准。

3.加快伦理建设速度塑造道德模范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官僚主义”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3

公共管理伦理是一种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伦理，是人们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公共管理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判断过程和判断依据。公共管理伦理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公共管理伦理是针对公共管理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规范体系。理论上而言，公共管理主体既要履行道德义务又可以享有道德权力。但在实践中，公共管理主体必须以义务为本位，要做出一定牺牲。但是当前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社会主体在做出任何行为时都会参照等价交换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但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更不要提等值的回报了。在这种时候，当公共管理的主体需要去权衡自己的得失的时候就需要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作用。第二，公共管理伦理是一种调节公私利益观念的道德体系。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是公共管理伦理最基本的要求。维护公共利益的行政伦理的基本内容、基本道德原则是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道德规范是道德原则的体现。但是随着公私领域边界的日渐清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逐渐凸显。公共管理主体作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者和维护者的同时也拥有追求私人利益的权利和要求，于是公私利益的合理分割和合法实现就成为摆在公共管理主体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主体信任度的高低。所以公共管理需要公共管理伦理体系的规范和控制，需要公共管理伦理体系发挥价值导向和价值指引的作用。第三，公共管理伦理是一种行政权力的内在约束机制。行政权力的约束机制包括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他律机制更多地体现为法律和外在主体的监督，而自律机制则体现为伦理道德的约束。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作为公共管理主体服务精神得以实现的依托和保障机制，同时也可以成为对行政权力的一种内在约束机制。第四，公共管理伦理是政府管理的价值体系。政府管理的实践行为要以一定的伦理目标为导向，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要秉承一定的价值准则。无论是遵从“企业逻辑”、“技术主义”和“科学主义”［2］仅注重效率，还是注重效率的同时亦关注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都可以成为政府管理主体的价值选择。公共管理伦理的内涵和特点展示了公共管理伦理的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正如前面所说，公共管理伦理价值观的逻辑推演是伴随着从传统的行政学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行政学或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演变的。从历时态的角度探究公共管理伦理的发展、演变以及发展演变的规律和动因，可以提供系统有效的公共管理伦理逻辑推演的历史经验，从而为真实有效地把握西方国家公共管理伦理演变的深层动因和内在规律提供良好的动力支持。

二、西方公共管理伦理诉求的嬗变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西方公共管理伦理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奉行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二是倡导社会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三是推行以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

（一）奉行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

公共管理伦理演变历程的第一时期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伍德罗•威尔逊受德国学者斯坦因和布隆赤里的启发于1887年发表了《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并认为公共行政应该严格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威尔逊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是为了解决当时美国政府管理和政府服务体系的混乱和无效，顺应了民众对政府管理专业化、稳定化、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要求，催生了传统公共行政对效率的关注。在威尔逊宣扬公共行政的“效率”观的基础之上，马克斯•韦伯将效率观发展开来。马克斯•韦伯认为要想实现组织管理的合理化必须强调以效率为核心的稳定、严格、精细、可靠的管理。韦伯创立了“理性官僚制”，将威尔逊对“效率”的柏拉图式的追求变成了具有可操作的制度性方案。韦伯建立在“合理性———合法化”基础之上的“理性官僚制”以及同时期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与威尔逊的“价值中立”原则相结合催生了20世纪公共行政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导向，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摒弃了道德价值，使得“形式化”、“效率化”成为了公共行政体系的主流［3］。

（二）倡导社会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

1929—1931年的经济危机及二战期间“行政国家”的出现，引发了众多行政学者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的质疑和批评，传统公共行政“形式合理化”和“效率至上”的外衣逐渐被学者剥开，裸露出的以科学化和技术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问题引发了公众对韦伯所倡导的工具理性的怀疑。而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不仅大大发展了生产力，同时也孕育了大量与理性官僚制格格不入的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危机。严峻的社会现实对公共行政学以及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也引起行政理论界的深刻反思，他们开始对传统行政模式进行检讨与创新。1968年在美国行政学者沃尔多的倡导下，发起了一场“新公共行政”运动。参与此运动并赞同其观点的学者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派。以美国行政学者沃尔多和弗雷德里克森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政治—行政两分法“、价值中立”原则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传统公共行政学派所倡导的理性官僚体制对价值的一切巫魅的祛除是不妥的；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取向应该是社会公平。公平“展现着价值诉求观念体系的总特征，决定着观念体系发展的总方向，维护着价值诉求观念体系的稳定性和统一性”［4］，它是价值体系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础性条件，统率和凝聚着其他的边缘化的价值。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社会公平是一种将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行政组织管理的内部公平和社会价值分配公平耦合为一体的公共管理伦理价值诉求体系。

（三）推行以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

20世纪后期，社会多元化的色彩日益浓烈，在日常生活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涌现出多股要求构建和谐生活和要求实现自我治理的力量，“传统社会同质性及其统一、稳定的文化系统解体了，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得到承认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5］。社会的多元化带来的现实反应就是社会成员需求的多样性，面对多元化的需求政府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否则其所承担的社会治理责任就将沦为空谈。而传统的追求统一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于是作为政府对社会问题和人民呼声的回应和解决政府自身的财政压力的要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它的主要方向是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引入到公共部门中，在企业逻辑的指导下将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管理实践中，公共部门应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为目标，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扩大公共服务的范畴为己任。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以追求“3E”即“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这就是新公共管理范式。批判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新公共管理理论重新界定和发展了效率观。在“传统公共行政”的经济、效率原则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效益原则。“效益”原则强调效果和利益。这里的效益指的是对社会和发展有利的效果。具体而言，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行政效率”本身不包含有任何的价值判断，行政效率高并不见得是好事，如果方向错了，就不见得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增进社会公平，还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而“效益”原则包含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不仅强调低投入高产出，还暗指这些行政活动在方向上应该是有利于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的，是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只有这样的高效率才是有效益的。新公共管理时期的公共管理伦理追求是多元化的，责任、公平、善治、回应、服务成为这一时期学者强调的主要的价值诉求。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将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推呈到世人面前，那就是公共管理模式。作为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面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的需求，必须强调德治和法治的统一；必须构建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公共管理伦理体系，这种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观念和价值诉求的梳理和构建上，还应将这些观念和价值诉求转化为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三、西方公共管理伦理演进的主要特征

从传统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管理伦理价值的诉求一直贯穿其中，无论是效率至上，还是倡导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都是和工业化的祛魅过程紧密相连的。这昭示了公共管理伦理价值的追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是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规律的。1.效率观贯穿于公共管理伦理演变的全过程。威尔逊的“价值中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以及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把效率作为终极性价值来敬仰，认为效率是最大的善。新公共行政学派批判传统公共行政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反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质疑非人格化的理性官僚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倡导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完全排斥效率观的。他们并不是否定效率本身，相反，他们提出的回应性政府的构建、社会价值公平的分配、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集合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社会公平制度的建立都离不开政府部门高效的运作和管理，而社会公平的体现之一———政府组织内部管理的公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部门重视内部管理的效率。事实上，可以将新公共行政时期的公共管理伦理诉求理解为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个人价值和效率观的协调整体。进入到新公共管理时期，公共管理伦理诉求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种价值观充斥在公共部门管理公共事务的各个领域，指导着公共部门和公共部门管理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尽管如此，效率观仍然是作为制胜的法宝被广为推崇。此时，红极一时的B模式倡导用企业逻辑指导公共部门来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中，强调从关注顾客的视角去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而提高公共部门管理和作为的效率毫无疑问成了上述主张得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当然，这种效率观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派所强调的机械效率观、非人格化的效率观，它扩充了机械效率观的内涵和外延，更重视个人价值，更注重政府供给和社会需求的有效契合。由此可见，对效率的重视贯穿于公共管理伦理演变过程的始末，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派对效率观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和要求有所不同罢了。2.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成为公共管理伦理体系的核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使得传统公共行政学派忽视了个人价值的存在，并且该学派的学者认为个人价值是孕育于组织价值之中的，这意味着只要实现了组织的价值，个人对价值的诉求诸如快乐、幸福、内在价值的实现等自然而然就可以成为现实。因此，公平和正义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派的学者看来是功利的，是服务于工具理性的。但事实表明，传统公共行政学派出于“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要求而对一切价值因素的“祛魅”造成了公共行政实践的畸形。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政治丑闻使得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平等等伦理价值的需求呼之欲出，而新公共行政学派的理论倡导恰好迎合了这些呼吁，正所谓“生逢吉时”。同时期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在公共行政领域构建伦理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尔斯所提出的社会公正强调关注个人价值，强调关注社会公平保障的差异性。这两项基本内容成为公共行政伦理学的基础和组织民主的原则，对后期公共管理伦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石。如果说新公共行政学派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和倡导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呐喊层面，那么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倡导者却将如何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的价值诉求和现实需求提到了重要的实践层面。满足公众对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的需求成为了公共部门治理和善治的原始动因。历时态地去梳理社会公正从无到有的历程就会发现未来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只会多不会少，而且社会公正必将成为未来公共管理伦理体系构建的核心价值基础。3.中心化与边缘化价值诉求共存的公共管理伦理价值结构形态将长期存在。所谓中心化的价值诉求是指在公共管理伦理价值结构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价值诉求，例如平等、公平、公正、效率。而边缘化的价值诉求虽不是公共管理伦理价值结构的主导诉求，但却作为中心化价值诉求得以实现的有效支撑而将长期存在，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纵观西方公共管理伦理演变的三个阶段，中心化与边缘化价值诉求共存的价值结构一直存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虽然倡导效率至上，但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等诸多边缘化价值诉求同时存在。新公共行政时期是以公平价值为中心，但对民主、平等、正义、回应、创新等诸多边缘价值的追求和呼吁从未停止。而新公共管理时期本身就是一个呼吁价值多元化的时期。

四、西方公共管理伦理的嬗变对我国公共管理伦理体系建设的启示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4

（一）公共管理中环境的因素加剧了公共管理伦理缺失。公共管理的环境因素包括组织的内部环境，如对政策、财产、人员、物品等资源的调配权力。同时环境因素还包括组织的外部环境，如社会、经济和文化。一般而言，以功利化为目的的组织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较多，以非功利化为目的的组织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较小。公共管理组织属于非功利化组织。但是随着功利化不断向公共管理组织渗透，公共管理理论也在逐渐缺失。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许多政府监督管理和市场都难以介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大多为公共领域。这也使得公共领域成为腐败蔓延的场所。

（二）公共管理伦理及其建设滞后。我国公共管理伦理文化和相关的建设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虽然城市化进程推进、社会对公共服务要求迅速提升，社会对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投入相对不足。公共管理产品的提供者只有政府使得提供渠道过于单一。而公共组织对待公共管理伦理也是以传承为主，忽略了发展。由此导致公共管理伦理缺失。

二、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对策

从目前来看，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有一致性，更有其特殊性。治理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首要任务是监管拥有和使用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对其进行公共管理伦理的引导和教育。具体措施有以下三点：

（一）理清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并出台相关政策。随着我国公共管理领域迅速扩大，相关单位应理清公共管理伦理作用领域，对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要求明确区分。依照不同公共管理组织对社会的影响情况，出台不同的伦理考核标准和规范，提高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水平，重视公共管理伦理教育。对于公共管理者及其组织者在对待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时采取了不恰当态度这一问题，要以提高文化建设和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个人道德两方面相结合的角度下功夫，同时加强监督管理。要加强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廉洁自律意识。在公共管理伦理教育阶段，要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崇尚善良和公正结合起来，将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塑造成公平正义的实践者。

（二）强化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监管。建立健全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质量监管框架，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具有经济利益的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进行监管，建立与其职能匹配的评价机制可以有效强化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监管。由于社会转型期带来不同外在因素对公共管理伦理的冲击，建立与其职能匹配的评价机制可以体现出科学、民主的公共意识，能够使全体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体现出依法办事的素质，使廉洁、法治、责任、诚信深入人心，提升组织的非经济特性，减少统治性管理，提高服务型管理。

（三）树立道德模范，提速公共管理建设。由于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不提倡功利化目标，因此可以适当根据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的服务特点，通过树立道德模范、提速公共管理建设来扩大公共管理伦理的影响。同时，把完善目前存在的公共活动和建立新的公共活动结合起来。

三、结语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5

所谓公共管理伦理,是指与公共管理行为相关的基本伦理要素及道德规范的总称。现阶段对于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公共管理伦理涵义和基于全球公共管理伦理这三种不同的角度。1•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我国传统伦理观念造成了公共伦理观念缺失的思想和意识困境。一直以来,主流文化观念对公与私的关系缺乏辩证认识,具体表现在以公私对立、崇公抑私、公私两无为典型的公私关系的错误定位,以重个人修养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私德关系而忽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公德关系为典型的公共道德的理解偏差,以私人关系的亲情伦理被泛化为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符合情理而不合法理、送礼文化、礼深情重等为典型的公共伦理的理性缺失和以历经千年的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导致的权力崇拜、与世无争为典型的公民参政意识的淡漠。[1]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内因在于管理主体既有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同时又掌握着公共权力,因而具有双重人格;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外因则在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2]2•基于公共管理伦理涵义的研究。在理论上,公共管理伦理关系在作用路线与表现特征方面不同于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它的作用路线是由个体到群体,因而其表现形式具有显性化特点,这种伦理关系强调人人平等。[3]但是,在现实中伦理决策的标准差异及非伦理行为的标准差异,往往使公共管理者非伦理行为的产生存在多种原因,并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历史条件和社会道德风尚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4],因而通常难以对非伦理行为的性质做出准确判定。对制度的过分强调和依赖是工具理性扩张的结果,这一结果导致了公共管理主体性丧失。道德责任感、良知和信念作为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自觉意识,是人们履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内在动力;制度性责任内在化和伦理责任外在化是体现公共管理责任完整性的重要途径。[5]主体性的丧失和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目前公共管理伦理的缺失。3•基于全球公共管理伦理的研究。公共管理伦理缺失在许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现象并不为发展中国家所独有。作为一种对世界经济政治均有重要影响的社会道德规范,公共管理伦理应当有新的标准,尤其是区域性或世界性标准,以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打击公共管理领域犯罪。每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人员都面对着腐败和贿赂的诱惑,与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作斗争是国际性任务,为此必须在自决权、自由、诚实、信任和稳定等各类价值观上达成共识。[6]上述三种不同研究角度虽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思路,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商榷。一是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何从约束公共管理者行为的角度来讨论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而很少从组织行为的角度探讨如何约束公共管理机构的权力;二是把公共管理伦理观念缺失归因于文化落后,对腐败问题的批判并不是主要针对违法犯罪主体,而仅是针对它们所依存的文化环境,这显然没有触及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的实质;三是通过公共管理伦理的涵义这一角度分析问题,而不与中国社会发展特点及其公共管理伦理发展现状结合,则显得过于理想化;四是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角度来探讨公共管理伦理缺失及相应标准建立等问题,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缺乏现实针对性。

二、我国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我国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取了不正当的态度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决定事物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我国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取了不正当的态度。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社会心理根源在于人们思想深处充满了对于公共利益的淡化与侵占的动机,而这种动机的产生是以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的伦理道德水平低下为前提条件的。这种伦理道德水平的低下状况通常由组织及其管理者所奉行的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念所决定。组织的是非观、价值观受组织创办者所秉承的信念及组织发展历史的影响,而管理者的是非观、价值观的形成则受其个人家庭生活环境、受教育情况和社会工作阅历的综合影响。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人格特质上应当具备在内心深处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关心公众利益和公共幸福,具有较强的道德自律和约束能力,具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所采取的不正确态度,从内因层面分析,一方面是公共管理组织的目标、使命、宗旨与社会要求出现严重偏差,比如管理者任用方面的失策,只重视能力、勤奋、业绩等指标考核,而忽略了对其进行德性与廉洁方面的考核;另一方面则是公共管理者在具体管理工作中对自身道德约束要求的降低。一般而言,人们都有获取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欲望,但是持有不同是非观念、价值观念的人群,在具体获取方式上却存在显著差异。个人在对待私人财富和公众财富方面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对于自己不经过努力就获得的非份之财,是否会面临良心这个“公正的法官”的审判[7],是否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这些都是公共管理伦理中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因此,私心和私欲是导致公共管理人员道德败坏的心理根源。如果公共管理者缺乏一种自省自律意识,那么社会转型和市场开放就会为这种不良欲望演变为腐败行为创造条件。社会上存在的公共管理伦理缺失行为,在本质上是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它同时又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群的是非观念、价值观念等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

2.公共管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因素成为强化伦理缺失的外在力量

公共管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因素,一部分来自于组织内部环境,如对于人、财、物、信息、政策等资源的控制与调配权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地位和身份的变化,一部分来自于组织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潜移默化的影响。组织内部环境诱因,其形成基础是组织传统及其文化色彩;组织外部环境诱因,则与整个社会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一般而言,功利化组织中的各种诱因比较多,因而对于管理者的影响比较大;而非功利化组织中的诱因比较少,因而对于管理者的影响比较小。公共管理组织一般属于非功利化的组织机构,其管理者在理论上不应当受社会功利因素的过度影响,但是在功利化色彩不断向这些组织渗透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组织及其管理者也会形成功利型人格,进而导致公共管理伦理的缺失。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本身就带有比较浓重的功利化色彩。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与社会经济地位直接相关联的各种利益因素,都容易蜕变为引起公共管理伦理道德缺失的外部力量。各种经济诱因为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尤其是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导向作用,使评价公平与正义的伦理精神中的是非观念被商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所取代。这种伦理道德标准概念不明确及其约束力缺乏的现状使一些公共组织管理者的腐败行为变得更加放纵,并使腐败成为一种对社会经济活动构成较大威胁的社会性问题。兼之体制改革这一过程本身导致了政府行为必须从大量经济活动中逐步退出,并让位于各个不同的市场主体,这就使一些掌握“公权”的部门或者组织有了与各个不同市场主体的“私利”之间进行“权钱”交易的机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管理组织通常拥有较大权力,而且市场经济越是向前推进,人们对于公共管理的需求就越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组织在与市场主体交往中容易发生腐败。因此,社会转型时期大量出现的政府监管与市场调节都无法直接介入的公共领域,客观上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场所。腐败现象控制不力和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拥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并由此产生的寻租行为;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的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结果要看腐败和法制的市场经济哪一个跑得更快。[8]

3.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及其相关教育制度建设进程过于迟缓

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表明,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及其相关教育制度建设进程过于迟缓是造成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重要原因。我国公共管理伦理文化及其相关教育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的社会转型时期,与物质财富大量增加和快速积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伦理这一精神领域的投入明显不足。政府部门仍然是公共管理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企业和个人则是这种产品的主要使用者。公共管理产品提供渠道的单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伦理冲突。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发展阶段,传统社会的公共管理伦理标准尽管不断受到冲击,但是仍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公共管理组织对待这些传统伦理体系的态度,往往也是只重视传承而不重视发展。而能够引导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些新的伦理标准比如对于习惯、良心、理想等的新的解释,既要符合当代人的生活习惯和内心信念,又必须经历社会全体成员的服从、认同、内化的阶段,这就必然导致对于社会发展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公共管理伦理精神的整体缺位。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及其相关教育制度建设进程过于迟缓具体表现为:一是社会上对于伦理问题尤其是公共管理伦理重视不够,理论界对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管理伦理规范缺乏深入、系统、透彻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善、公平、正义等伦理范围缺乏可操作的、具体的解释,这就导致了实践中伦理建设的具体目标不明确,精神文化建设所依赖的伦理工具的相对缺乏;二是一些公共管理组织以赢利性组织的伦理规范进行员工选聘和管理,处理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不仅导致了公共管理伦理水平的下降,降低了公共管理服务水平,同时还激化了社会矛盾,有的公共管理组织甚至以亲情伦理、教育伦理和职业伦理教育替代了公共管理伦理教育,使公共管理伦理教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三是伦理教育公益性特点不明显,政府有关部门、大众传播媒体在这一领域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公共管理伦理教育受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驱使的现象较为严重;四是伦理教育体系不健全,公共伦理范畴概念不明确、缺乏导向性和实践性,教育内容陈旧,体系不科学,方法简单、手段落后,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社会道德伦理指导现阶段公共管理者行为;五是公共管理伦理教育缺乏明确指向性,没有专门针对公共管理者的教育体系、教育内容,直接导致效果不明显。

三、我国应对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策略

现阶段,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一些公共权力比较大的领域,这一问题显得尤其严重。因此,防止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重点对象应当是那些拥有和使用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对于这些组织和个人,尤其需要进行公共管理伦理观念宣传教育。解决公共管理伦理缺失问题的具体措施有:

1.明确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

鉴于我国公共管理活动领域不断拓展,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应当加强对于公共管理活动的研究,明确公共管理活动的范围及其相应的伦理标准,把针对公共管理组织的伦理要求与针对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要求作出明确区分,同时明确受公共管理活动影响的社会公众的公共伦理规范。根据各类公共管理组织对于社会大众生活的影响程度,制订不同的伦理考核标准与道德规范,拓展公共管理伦理体系的层次和覆盖范围。加强公共管理组织伦理的研究力度,充实公共管理领域伦理精神教育内容。针对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在对待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时采取不正当态度这一问题,要从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与提升公共管理者个人道德素质这两个方面来促进不道德行为的减少。为此,要在公共管理组织的监督上下功夫,同时加强对于公共管理者的道德约束与考核。伦理建设要有针对性,不应将适用于一般组织的伦理考核标准运用于公共管理组织。要尤其强调公共组织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对正义事业的投入以及廉洁自律情况,通过伦理教育与管理手段约束公共管理人员的私欲。在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及其相关的教育制度建设中,要与时俱进、有选择地保留传统社会形态中形成的伦理思想,如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廉、耻,并明确这些范畴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具体内涵;同时批判地吸收国外的公共管理伦理思想,如西方伦理学中的善、幸福、德性、快乐、勇敢、大方、大度、温和、友善、诚实、机智、明智、自制、坚强、自爱等伦理范畴。在建立公共管理伦理体系时,要把崇尚美好行为、善良与公正行为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9],使公共管理人员成为公平正义的真正实践者。

2.加强公共管理领域伦理环境质量监控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与公共管理相关的活动不断增多,因此要不断加强公共管理领域的伦理质量监控,以减少社会环境中功利性因素对于各类公共管理组织的影响。建立覆盖整个公共管理领域的伦理环境质量监控体系,对于政府部门的行为、事业单位的行为、一些具有经济利益的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提出与其职能性质相一致的伦理要求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以行业协会为平台加强对于危害公众利益的公共管理行为的监督,对有维护公共管理义务但不履行职责、部门及个人制订严厉的惩治措施。在公共管理伦理精神建设中注入理性精神和民众意志,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和进行民主决策的意识,制订反对腐败的长期战略。[10]公共管理组织要在约束个人利益的同时,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社会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依法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使社会大众之间的交往伦理化、秩序化。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外在诱因对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者的伦理道德所造成的冲击,应当建立起能够覆盖公共管理活动各个方面的道德规范体系。建立能够在决策中充分体现公共意志的民主化、科学化的管理机制,要求公共管理人员在工作作风上要体现出公正、公道、平等、依法办事并控制自身欲望的基本素质,使他们在对待个人利益上能够体现出节制、适度,在对待公众利益上能够体现出具有实践精神、慷慨对待弱势群体。让诚信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廉洁意识深入到公共管理人员心中,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对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管理人员考核的重要依据,强化公共管理组织岗位的非经济性特点,以服务型管理取代统治型管理,提倡在法制精神指导下的公民自由权,在公共管理组织中实施以道德为评价标准的人性化管理。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成因；对策

公共管理的主体缺少较强自律意识，且外在环境影响因素较多等，均会造成公共管理出现伦理缺少。因此，政府需要对腐败和失信等情况进行规范处理，并对其伦理作用进行明确，重点加强公共管理伦理施行力度，通过社会心理方面进行强化，确保腐败动因得到全面消除，在加大管理行为监督力度的同时，为公共管理伦理的建设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一、公共管理伦理浅析

（一）含义。将符合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作为公共管理伦理，可以在整个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保障公共管理顺利进行的关键，而公共管理则属于严格按照伦理进行实践的重要保障。在进行公共管理实施机制的分析发现，因其是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等作为核心，所以，此类机构会选择不同方式进行各项工作，以此提升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以便于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好地服务[1]。（二）重要性。公共管理伦理产生具有一定社会意义，例如：保证社会公共利益，以便于维护社会持续发展等。与此同时，公共管理伦理还具有保证社会正义的特点，以此促进公共利益的具体化，从而发挥公共伦理最大价值。

二、公共管理伦理缺少成因

（一）管理环境的刺激因素。可能会造成公共管理伦理的缺失的原因较多，其中外在原因表现为不同刺激因素方面，此类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环境方面，例如：经济和文化等，均会对其造成直接影响。内部环境在公管人员方面造成的影响包括：传统文化的组织。在公管组织中，因其是非营利性组织，所以，内部管理人员并不会在社会团体方面受到利益的干扰，但会由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很难避免不同利益造成的冲突和影响，最终造成伦理缺失[2]。（二）群众利益、个人利益间的矛盾。对于多数人来讲，在公共利益方面均存在独占欲，其原因为：在公共管理工作中，管理者和组织人员普遍缺少较强伦理道德素质，由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共管理和组织人员在目标和宗旨等方面存在一定偏差，即将工作能力和业绩等作为关注重点，逐渐忽略了廉政和德行等考虑。另外，管理者缺少较强道德约束能力，还会影响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最终造成公共管理伦理缺少。（三）伦理知识缺少有效教育。当公共管理伦缺失时，其成因还表现为：多数公管组织和政府部门缺少伦理知识的掌握，导致公共管理经常出现问题和错误。当管理人员不具有较强伦理观念遵守意识，很难对工作职责进行确定，工作确立确定则缺少科学性，最终导致公共管理经常呈现个人、公共利益无法有效划分的情况。

三、公共管理伦理的加强对策

（一）加大管理领域的环境监管。在公管领域伦理环境中，为了对其进行科学质控，应该科学创建质控体系，同时保证其完整性。对于政府部门来讲，需要对自身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同时做好相关处理和加强措施，以便于满足其伦理要求和职能性质标准，确保实施结果得到科学和公正评定。除此之外，在进行公共管理工作时，还应该将诚信和法制等意识合理应用其中，在强化公管组织各项特征的同时，坚持按照服务型模式进行管理，从而对公民的自由权予以重视，保证公管决策具有科学性和民主化特点[3]。（二）对伦理作用和规范标准的确定。在公共管理工作中，因其领域范围呈现扩宽化特征，所以，政府部门应该重点进行此项领域活动研究，在对公共管理活动范围和伦理标准进行确定的同时，以便于实现管理组织和人员有效规范，使其更好符合伦理要求和标准，同时进行可能会影响公管活动因素进行具体处理。结合公共管理工作需求，以及在社会大众影响，对其考核标准和规范进行具体明确，以此实现公共管理的伦理体系拓宽处理。除此之外，政府组织应该对组织伦理研究予以重视，重点展开精神教育的充实处理。根据管理者和组织人员的自身行为，尤其是公共和个人利益方面的态度，尽可能加大组织文化建设力度，同时提高人员道德素质，避免出现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并对管理组织监管予以重视，保证管理者道德实施具有规范性特征。（三）强化公管伦理的知识宣传。若要有效解决公管伦理的缺失问题，则应该在时间、资金和人员等方面进行重点加强，以整体角度来讲，强化公管伦理的知识宣传，需要认真做好以下工作内容：第一，公管部门应该对人员培训予以重视，确保其正确掌握公管工作职责和权利关系。第二，政府和教育部门需要在相互协调下，通过对公管伦理教学课程的设置，强化相应教育工作，以便于社会公众更好掌握相应知识内容，为其今后更好进入社会奠定基础[4]。第三，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展开理论研究的扶持，以此强化社会各界的认识力度，保证公管伦理受社会各界关注和重视。

社会治理过程中，因公共管理为新型管理模式，且内容具有丰富化特点，使其呈现形式、结构的多样化和多层华。当进行公共管理工作时，其伦理学相对较强，且主体为政府和国家人员等，需要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以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原则。所以，在公共管理工作中，对其伦理缺少成因进行深入了解，同时进行相关建设对策的落实，可以保证此项工作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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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曙光.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研究[J].管理观察,2015(31):267-267.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成因；对策

0.前言

现今我国正处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阶段，公共管理的伦理建设除却是帮助实现当代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的重要方式外，还是帮助促进文化繁荣及民族进步的有效途径。所以，对公共管理工作开展中，伦理缺失的成因及应采取的针对化措施加强重视及探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成因

1.1公共管理者及组织人员对于公共与个人利益持不恰当态度

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对于公共利益具有极强的占有欲望。此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为：公共管理者及其组织人员所具备的伦理道德水平较低，且受到了其自身世界观、是非观及价值观影响。公共管理及组织人员的目标、宗旨及社会性要求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将对于工作能力、业绩考察作为重点，进而较为忽视对其自身德行、廉政方面的考察。与此同时，公共管理者自身的道德约束性较弱，进而对其世界观、是非观造成影响。在世界观、是非观、价值观有所差异的群体中，其对于物质、精神双方财富的获取方式也有所不同[1]。针对经非努力所获取到的非分财富，能否得到公正审理及社会严格监管，均会对公共管理的伦理造成极大影响。如果政府组织公共管理人员对于自身的反省缺乏全面性，那么整个较为开放的市场会致使一些不良欲望变为现实。公共管理伦理的缺失本质在于：管理人员心理的缺失是其世界观、价值观、是非观的缺失。

1.2公共管理伦理知识教育未完全开展

公管伦理缺失状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大部分的公管组织及部门人员对于公管伦理缺乏科学认识，时常会犯无知主义错误。这些公管人员自身缺乏了对于公管伦理观念的遵循意识，其工作职责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对于工作权力的科学应用也缺乏明确界限，从而使得这些公管人员在管理工作中极易出现个人与公共利益混淆不清的状况。站在实际角度上看，公管部门、组织对于内部工作的公管伦理教育投入较少，致使工作人员尚未形成一个科学的伦理观念。其次，社会研究者在公管伦理教育的研究中，所获取到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缺乏了对于公管伦理的科学认识。另外，在国家法规中对于公管伦理的说明也较少，公管工作开展中缺乏了坚实的法律支撑。

1.3公共管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性因素

导致公管伦理缺失问题出现的外在原因为公管环境中所含有的各种刺激性因素[2]。这些刺激性因素包含内部及外部环境两部分，如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对于公管组织及内部管理人员造成的影响。内部环境对于公管人员的影响基础主要为：组织传统文化内容。公管组织属于非营利性的组织，在其内部的管理人员理论上而言并不会受到社会团体的利益影响，但是由于受到社会的发展的影响，公管工作开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利益的冲击，结合管理人员的自身素质水平的限制，易导致伦理缺失状况出现。

2.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改进对策

2.1公共管理政府机构需明确公共管理伦理作用领域及规范标准

由于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范围呈现出逐渐拓宽化的趋势，因此政府职能部门需做到加强对该领域活动的研究，明确公共管理的具体活动范围及伦理标准，明确区分公共管理组织及管理人员的伦理要求，并对受到公管活动影响的社会公众伦理规范做明确化处理。依据各公共管理组织工作开展中对于社会大众生活的影响，为其制定好针对化的考核标准及规范，将公共管理伦理体系的层次及覆盖领域做拓宽处理。另外，政府组织还需注意加强对公共管理组织伦理的研究工作力度，对其相关的精神教育内容做充实化处理。针对公共管理者及组织人员对于公共与个人利益持有不恰当态度的状况，需注意加强对其组织文化的建设，并全面提升公共管理人员的道德素质，进而帮助减少一些不道德行为的出现。另外，还需注意加强对公共管理组织的监管，对管理者的道德实施严格规范、考核。在伦理建设中，需注意其需具备针对性，不应单用一些常用的伦理考核标准。特别需注意增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意识及对于一些正义事业的投入，确保公共管理人员的廉洁自律，采用伦理教育及管理的方式对公管人员私欲予以限制。而在公管伦理精神及教育制度的建设中，需做到与时俱进，将传统社会形态中所留下来的伦理思想予以继承，明确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内涵。与此同时，对于国外的一些公共管理伦理知识，还需采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处理方式，将西方伦理学说中的幸福、勇敢、大度、友善、诚实、明智、坚强、自爱等思想予以吸收。在健全完善公管伦理体系的活动中，需做到有机结合崇尚美好及公正行为，促使公管人员成为公正的实践者。

2.2公共管理组织部门需加大对于公管伦理知识的传播力度

为了有效改善公管伦理缺失问题，需注意增加资金、人员及时间三方面的投入，从整体的角度上入手，加大对于公管伦理知识的传播力度。首先，公管部门需注意加强对于内部工作人员的伦理性培训，促使其正确明白到公管工作开展中需做到职责与权力的两相统一。其次需做到的是，政府可与教育部门一同联合起来，在众多高校中积极设立公管伦理教育课程，增强公管伦理教育理念，为一些即将走上公管事业岗位的大学生提供参考助力，促使其具备基本的公管伦理素质。现今在我国的众多高校内均开展了与公管伦理学相关的课程。最后，为了增强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公管伦理的科学认识，政府部门需给予相关理论研究工作开展一定的扶持帮助，促使公管伦理观念可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

2.3增强公共管理领域伦理环境监控

对于公管领域的伦理环境的科学质控需积极建立好一个全面化的质控体系[3]。政府部门需对自身行为作出严格规范化处理，向其提出于自身职能性质相符的伦理要求，并对最终的实施效果予以工作、科学化评定。另外，还需在公管工作中融入诚信、法制、廉洁等意识，增强公管组织岗位的非经济性特点，应用服务型模式去开展管理工作，重视公民自由权，实现公管决策实施的科学、民主化。

3.结语

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公共管理属于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其内容极为丰富化，主要特点为：内部结构多层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在此管理活动中，具有极强的伦理性，其主体在于政府、国家、公管机构工作人员，以实现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公共管理伦理主要体现于整个社会活动中。在现今的公管伦理建设中，存在着伦理缺失问题，其主要成因在于：公共管理者及组织人员对于公共与个人利益持不恰当态度；公共管理伦理知识教育未完全开展；公共管理环境中的各种刺激性因素。针对于此，从明确公共管理伦理作用领域及规范标准；加大对于公管伦理知识的传播力度；增强公共管理领域伦理环境监控三方面入手，才可帮助全面推动公管伦理工作的建设进程，促进该项工作的顺利及高效开展。

参考文献：

[1]苗月新.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1,(04):60-63.

[2]李晶.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研究[J].才智,2015,(14):329.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8

（一）公共管理中环境的因素加剧了公共管理伦理缺失。公共管理的环境因素包括组织的内部环境，如对政策、财产、人员、物品等资源的调配权力。同时环境因素还包括组织的外部环境，如社会、经济和文化。一般而言，以功利化为目的的组织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较多，以非功利化为目的的组织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较小。公共管理组织属于非功利化组织。但是随着功利化不断向公共管理组织渗透，公共管理理论也在逐渐缺失。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许多政府监督管理和市场都难以介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大多为公共领域。这也使得公共领域成为腐败蔓延的场所。

（二）公共管理伦理及其建设滞后。我国公共管理伦理文化和相关的建设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虽然城市化进程推进、社会对公共服务要求迅速提升，社会对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投入相对不足。公共管理产品的提供者只有政府使得提供渠道过于单一。而公共组织对待公共管理伦理也是以传承为主，忽略了发展。由此导致公共管理伦理缺失。

二、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对策

从目前来看，公共管理伦理缺失有一致性，更有其特殊性。治理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首要任务是监管拥有和使用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对其进行公共管理伦理的引导和教育。具体措施有以下三点：

（一）理清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领域并出台相关政策。随着我国公共管理领域迅速扩大，相关单位应理清公共管理伦理作用领域，对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要求明确区分。依照不同公共管理组织对社会的影响情况，出台不同的伦理考核标准和规范，提高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水平，重视公共管理伦理教育。对于公共管理者及其组织者在对待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时采取了不恰当态度这一问题，要以提高文化建设和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个人道德两方面相结合的角度下功夫，同时加强监督管理。要加强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的道德责任感和廉洁自律意识。在公共管理伦理教育阶段，要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崇尚善良和公正结合起来，将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塑造成公平正义的实践者。

（二）强化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监管。建立健全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质量监管框架，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具有经济利益的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进行监管，建立与其职能匹配的评价机制可以有效强化公共管理伦理环境因素监管。由于社会转型期带来不同外在因素对公共管理伦理的冲击，建立与其职能匹配的评价机制可以体现出科学、民主的公共意识，能够使全体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体现出依法办事的素质，使廉洁、法治、责任、诚信深入人心，提升组织的非经济特性，减少统治性管理，提高服务型管理。

（三）树立道德模范，提速公共管理建设。由于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不提倡功利化目标，因此可以适当根据公共管理者和组织者的服务特点，通过树立道德模范、提速公共管理建设来扩大公共管理伦理的影响。同时，把完善目前存在的公共活动和建立新的公共活动结合起来。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9

责任中心主义问题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是马克斯·韦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20世纪影响巨大，深深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行政管理学等领域之中。韦伯在区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就是走向形式合理性和合理化的过程。所谓形式合理性就是合乎工具理性原则的科学性，指的是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形式的合逻辑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立足于某一信念、理想的合理性。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形式合理性不包含价值因素，而实质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价值因素。近代成长起来的科层制是这种形式合理性的最为典型的表现。科层制由于推崇“价值无涉”而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不能不使人们对其效率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用产生巨大怀疑，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如何摆脱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不足，真正促成现代社会组织在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化达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其实，韦伯也看到了科层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作为现代权力理论的奠基者之一，韦伯提出了权力集中以强化社会成员个体的政治认同，依系于权力集中的有效社会整合能够纠正科层制所存在的动力不足问题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运行动力机制。除此而外，韦伯还提出了政治领袖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感召力量，在强调法理型权威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视克里斯玛型权威所带有的特定魅力，因而政治领袖本身的道德养成必须引起重视。然而，韦伯的努力并不成功：“韦伯如果想把‘价值理性行为’也纳入到这个结构中，就必须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种类型只能具有信念伦理的行为取向，而不能带有责任伦理的行为取向。这样就忽略了一种根本的特征，有了这个特征，新教伦理才被确定为生活方式的方法论框架。”由此可见，韦伯所进行的努力并没有触及科层制的核心原则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分，而仅仅是在弥补二者日益增大的罅隙，由此所进行的将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正而无法带来科层制的创造性提升和根本性转变。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同样关注到了科层制的缺陷与困境，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集中分析评价了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这种科层制由于无限放大了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组织建构中的作用，造成了现代人在道德表达、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障碍，片面强调客观责任的现代管理系统实际上却造成了不负责任行为的频繁发生，在科层制主导的现代社会管理中公共权力正在以理性的名义在无情地宰制着原本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正在遭到压缩。针对这种状况，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根据这种商谈伦理学，人们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交流方式并由此促进各种各样的现代公共领域，当言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交往方式，在社会纠纷与矛盾发生时人们就不会再诉诸于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方式，社会共识在自由交谈中逐渐形成，人们乐于将社会问题上升为社会议题并将之推到社会舆论的焦点加以关注、讨论、分析、解决和评价。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构思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治理模式，对实现科层制的扬弃具有积极意义。必须要看到，近代科学的定量化、规范化、科学化成为一种理性精神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近代社会成为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社会，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衰落，就意味着价值理性交出了它作为伦理道德和宗教洞见的“权”。根据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科层制就是这种工具理性高度张扬的典型体现。科层制推崇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要求其体制安排和结构设计从属于权力本位和效率第一的目标。“这种形式理性却成了工业社会广泛应用的工具理性，在制度设计、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建构等各个方面，都被作为理性的原则加以贯彻。结果，事实的多样性遭到扼杀，以至于再度物化的事实违背了人的本性，对人自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使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必须要超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简单二分以实现二者的有机整合，现代公共管理需要科层制作为其基本的结构框架，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有更为审慎精细的道德思考，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组织体系的科学和完备，人才是现代公共管理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力量的因素，要关注人的道德素养所激发的积极行动，在程序设计与组织弹性的基础上构思现代公共管理体系。换言之，我们需要从伦理内生性的角度对现代公共管理进行重新诠释，才能找到超越现代科层制的根本途径。

二、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诠释

现代公共管理是政府和广大非政府公共组织运用所拥有的公共影响力，广泛地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资源和方法，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处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关系进行协调的活动。基于现代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特征，伦理是内生的而非外部强加的，将公共管理伦理仅仅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分支或部分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必须要将伦理问题贯穿于现代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因为现代公共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调整和规范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必要的道德教化与伦理规治实现个体有效的社会融入，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与和谐发展。公共管理面对的千差万别的具有道德自觉和伦理意识的个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只有尊重个体差异和社会团体施加于其成员之上的影响，才能在促进个体科学发展和团体和谐运转中实现现代公共管理的真正效能。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拥有公共影响力的政府或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公共管理行动中不仅要体现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更要注重管理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实现对公共管理仅仅是外在行为约束的超越与提升。公共管理内生着道德因素和伦理价值，这是公共管理行为活力与动力的源泉。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存在，必然要超越简单物质需求满足的生物性特征而上升为一种超越性存在，伦理道德就突显了人的这种超越性。对于基于现代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公共管理而言，这种伦理道德显得尤为重要。在公共权力的公共归属与私人掌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必须通过道德建设和伦理规划才能化解。以政府为代表的现代公共组织代表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公共意志而形成的契约组织，必须要遏止某些部门和个人的私欲，以营造公正合理的社会氛围并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我们无法避免政府等公共组织所代表的公意中存在的分歧，分歧存在是正常和现实的，容忍这种分歧并为之化解提供一种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才是体现现代公共管理之真正价值的根本所在。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现代公共管理行动中，积极协调政府与大量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突破简单的制度设计依赖，积极发掘信念养成、道德引领、伦理教化的积极社会作用才能真正营造积极、生动、活泼、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才是现代公共管理行动真正富有成效的依据和根源所在。现代公共管理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管理规律的科学性，更应该是管理行动的艺术性。公共管理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以及由此而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因而我们无法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准则。由此，公共管理的艺术性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公共管理的刚性规定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在众多时候需要公共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价值信条和道德判断做出自主决定，能否灵活运用既定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巧妙地化解已经出现的公共管理实践问题，体现了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效能。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基于职位和规则的消极应对，而是在坚持固有原则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积极行动和有效措置。要看到贯穿公共管理行为始终的是行为人自身的道德自觉和伦理内省，离开了这一点，积极的公共管理行动无法实现，真正负责任的现代公共管理组织体系也无法形成。充分意识到现代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才能在具体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实现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的有机统一，这才是突破简单的责任中心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三、现代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冲突及其伦理化解

过分信赖制度设计而对道德信念有所忽略的责任中心主义，看不到公共管理应该具有的伦理意蕴，结果造成了现代公共管理实践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从公共管理的伦理内生性出发来考察和分析这些责任冲突，将有助于我们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行动中对之加以化解。基于此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现代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责任冲突：（一）权力冲突。权力冲突主要就是由矛盾的权力来源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客观责任冲突，如法律要求与组织上级的要求冲突；组织上级的要求与社会公众的要求冲突。面对权力冲突必须澄清主观责任并考虑更为广阔和更为基本的责任；运用价值观和道德感来确定哪一种措施最可取以及如何才能证明你的做法是正当的；通过对主观责任的评估和对更为基本的客观责任的界定，试图找到一个能同时履行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办法。无论何时，公共管理最主要的是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与更广大的公众利益相符合。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组织由公众产生，为公众服务，并对公众负责。政府和公民之间可以被视为一种委托———关系，因为政府必须征得公民同意并以其名义进行治理。因此政府必须满足其为之服务的公民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受托责任，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这是最为基本的伦理关怀问题。（二）角色冲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社会角色担当，而是处于复杂网络系统的角色群之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这些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责任义务冲突。在处理角色冲突时，我们必须审查和界定自己在不同组织中的不同角色，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公共管理人员作为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其首要义务就是“扮演”好受托人的角色，真正履行好为公众服务的责任。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设计或重新设计角色、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需要公共组织人员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诸如价值观、信仰等内部控制资源，以实现不同角色之间的道德担当，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情景意识的培养尤其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个体灵活处理不同角色所赋予自身的任务和使命。（三）利益冲突。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价值的相对性和社会的多元化的存在，公共管理人员必然成为不同利益的管理者。利益冲突可以说是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体现了现代公共管理中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生活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关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作为最低现代的道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消极的意义上禁止一切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正当私人利益的行为，但法律并不能保证公共管理主体的积极作为和责任履行，道德作为一种渐次形成的内生性力量能够弥补法律效用的不足，保证公共管理主体在私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做出正当的选择。总之，利益冲突的化解不仅需要法律规制，更需要道德评估。综上所述，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种种责任冲突，主要是由于岗位所产生的客观责任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基于个人良知、道德感、价值观和信仰所产生的主观责任相对模糊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责任内涵缺乏全面而科学的把握和理解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实现协调一致。“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但主观责任却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上述的责任中心主义恰恰是忽视了主观责任而过分强调了客观责任，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化解现代公共管理的责任冲突中应该重点突出的。

四、现代公共管理提供交换正义的道德责任

公共管理伦理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官僚主义”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