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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法规范文10篇

时间：2023-07-19 17:30:49

法律与法规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发展；法律法规；四大关系

一、经济发展与法律法规的相互作用

我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两条主线：一条是法律建设，另一条是经济发展，近年来，社会的经济逐渐向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法律的建设也逐渐应用法治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经济的发展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更多人重视。经济发展与法律法规的相互作用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经济发展是法律法规得以完善的基础。在20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对于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甚至没有可以满足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制度。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2）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健全的法律法规可以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经济也处在飞速发展的过程。

二、前后关系与保护关系

前后关系指的是在经济先行的基础上法律实施跟上，这体现出的是一种很明显的前后关系，这种前后关系应该是步步为营，不能离得很远，前后关系的实质是经济的发展与法律法规两者各自处的位置，属于时间与理论关系的一种。前后关系中一定是经济发展在前，法律法规在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性强，法律法规的特点是理论性强。因此，也可以将法律法规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总结。经济的发展至少具备三个特性：（1）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主要有低级阶段、中级阶段以及高阶阶段，还会有一定的平稳期以及动荡阶段等。所以，在经济的低级阶段只适用于低级阶段的法律实施，不能将高级阶段的法律应用于低级阶段发展的经济；（2）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经济的周期性发展需要有弹性的法律实施；（3）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性，需要法律适应经济的变化。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律法规最主要的实施手段就是立法与执法，两者的对象都是经济，立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总结，规范相应的经济行为，主要的目的是维护经济的发展，执法是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具体实施的经济发展管理，实现立法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完善的。保护关系又称为服务关系，保护主要是指服务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也为经济行为画出来框架。法律的实施是保证经济发展的核心功能，对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保护关系体现的是主次关系，这里的主角是经济发展，法律法规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属于配角，这也证明法律法规的实施应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发展。保护关系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法律法规设立了经济发展的底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法律法规的底线不可越过，但经济政策可以随时更改和突破，法律的实施保证了经济发展中的权利和利益，设置了一定的利益边界，保证了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不会随意被他方占借，保障了基本的权力和利益；二是经济发展中的规范是靠法律法规完成的。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都是依靠法律来济你想那个调节、规范以及维护的。因此，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实施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经济秩序；三是法律法规可以纠正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错误问题，并及时处理矛盾和纠纷，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三、间联关系与反作用关系

间联关系是指经济政策、法律法规、行政法规是通过间接地关系产生相应的联系，可以看成是间接关系，过于重视两者的直接关系而忽视间接关系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更谈不上经济法制。因此，认清经济发展与法律法规之间的间接关系，并处理好这一间接关系，是衡量法律法规实施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从经济政策方面来看，我国的经济正处在改革的过程，经济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和调节作用，除此之外，经济政策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因此，经济政策也可以看成是在履行法律法规中的一些内容。从行政法规的角度看，中国的行政法规是法律实施的基础。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看，法律法规的实施是经济政策与行政法规的最高阶段，具有使用周期长的特点，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反作用关系就是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负面作用，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当负面作用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对正作用造成很大的伤害，严重者会抵消正作用。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过于滞后的法律法规。不及时立法就会造成经济野蛮增长的状态，致使经济混乱无序；（2）没有及时的修改或者更新法律法规。法律法规过于之后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新变化以及新事物的出现会导致原有的法律法规不适用于新的经济形式，没有对法律进行及时的修改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经济的发展；（3）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执行力度不够。对于违法人员没有严格执行应有的惩戒，就会导致在某种程度上的法律失效，逐渐法律就会形同虚设，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经济产生的正向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清楚地认识法律法规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才能保证法治经济的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保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并执行法律法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好反作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加强经济管理部门与法律部门的合作，为更好地实现法治经济建设奠定基础。

作者:刘冰单位:白城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

参考文献：

[1]何辉.周口市规划局认真学习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J].中州建设,2016,12(16):35-35.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2

首先，人才法律法规数量少、层次不高，人才法律体系不健全。人大通过的人才法律只是在教育、劳动、知识产权、企业法等法律中涉及人才培养、企业人才使用管理、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而综合性人才法律法规和人才评价、使用与管理等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法规明显缺乏。已有的为数不多的法规也层次不高，多数是国务院所属部委制定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目前我国人才政策法规体系以政策为主，法规、规章所占比重小。在2000年国家颁布立法法后，人事部出台的众多文件中属于规章的只有《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一个。如人事争议仲裁，因为没有法律法规，有的法院不予受理，最后仲裁了也执行不了，从而使人事争议仲裁工作陷入尴尬境地。

其次，人才法律法规内容规定不够具体，缺乏操作性。与人才相关的法律规定大多是在其他法律中涉及一些人才方面内容，即人才法律法规大多是“业余兼职”的，而缺乏专门的人才法规，因而对人才方面问题的规定比较原则、笼统，不够具体、系统，缺乏操作性，从而影响了人才法律法规的效力。如对人才公平就业权，在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中对保障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的就业权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却没有专门的人才公平就业法。

第三，人才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缺乏惩罚性规定，影响了人才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法律法规不同于政策的一个根本之处，就在于其有强制执行力，违反法律要追究法律责任。如古人在法律中对任人惟亲作出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若大臣亲戚非奉特旨不许除官职，违者罪亦如之。”（《明律．职制》）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才法律法规却很少有这样的惩罚性条款，有的虽然有惩罚条款也比较笼统，不够明确具体，或者惩罚力度不够，从而削弱了人才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3

（一）我国老龄法制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

1．以老龄政策和行政规章为主导阶段(1980-1996年)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尚处于年轻型，国家和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后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老龄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老龄工作没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并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老龄政策，只是存在一些零散的老年人政策。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呼吁世界各国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此次大会加速了中国老龄工作机构的建立，198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为常设机构。从此中国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进入形成期。2．《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与老龄法规与政策建设并重阶段(1996-2000年)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中组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等25个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老龄工作会议。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2002年，明确了“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这些重大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3．启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范老龄法规与政策阶段(2003年至今)近年来，我国社会养老服务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由于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一些地方屡屡发生侵害老年人权益的案件，各类养老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标准不规范，许多养老机构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从法律法规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整规范，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2003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着手修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新形势下贯彻党和国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发展，维护广大老年人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全国人大正在组织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推动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

(二)初步形成了老龄政策法规体系

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老龄政策法规：1．老年人养老的政策法规，比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等行政法规和政策；2．老年人医疗的政策法规，比如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加强老年卫生工作的意见》等行政法规和政策；3．老年人文化生活的政策法规，比如《关于加强老年文化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老年教育工作的通知》、《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等一批规章和政策性文件；4．老年人司法保护的政策法规，比如《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行政法规和政策。

二、国外老龄法制建设概略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对老年权益保障认识不一，老龄法制建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的看来，西方发达国家老龄法制建设起步早，起点高、覆盖面广、保障力度大，有的发展中国家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也相当完备，为我国老龄法制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一）美国的老龄法制

美国的养老保障制度起步早，通过多年运作和调整，其制度逐步完善。美国从1935年起就开始建立了针对退休人员社会安全制度，对退休人员提供生活保障。1939年增加对遗属的照顾，1956年增加对残障者的照顾，1965年建立了老年人医疗援助体系，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养老保障体系和制度，并立法进行保障实施。原则上10年做一次修改和完善。美国老年人法律依据是美国国会制定的《老年人福利法》，该法共有11章,内容非常详细,其中第三章“社会计划、服务与训练的经费”中,分别就“拨款授权”、“拨款分配”、“州级计划”、“州及计划行政经费”等做出非常具体的规定;联邦政府有老年人福利法，州政府也有老年人福利法，联邦和州政府都有专项拨款，相互搭配，共同负责老年人福利。州里又按区域分成若干个相应机构，具体负责资金计划、筹集、分配、检查落实等。社区老人服务机构负责具体的照顾、服务。政策法规和执行相配套，自上而下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美国老龄法制体系确保了养老保障覆盖面广泛，养老保障和社会安全福利经费保障可靠，并有效地监督经费合理使用。

（二）日本的老龄法制

日本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即通过立法来解决养老问题。逐步建立了健全的老年人法律保障体系，从经济、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和生活护理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强有力的制度保障。1959年，日本颁布《国民年金法》，采取国家、行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办法，强制20岁至60岁的日本人都参加国民年金体系。1963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倡导保障老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推行社会化养老制度。1982年又出台了全面推广老人保健设施的《老人保健法》，使日本老人福利政策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居家养老、看护的方向。形成了劳动就业、收入保障、医疗保健以及社会保险四大对策体系。

（三）巴西的老龄法制

地处南美洲的巴西60岁以上老人仅占全国人口的8.6%。虽然尚未步入人口老龄化国家之列，但巴西未雨绸缪，很早将保障老年人权益提上议事日程。巴西宪法明确规定，“家庭、社会和国家有义务赡养老年人，保障他们参与社会，捍卫他们的尊严和福社，保证他们的生活权利”。老年人优先是巴西老年人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之一，也是落实得最好的一项规定。巴西所有老年人都有权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根据1993年12月通过的法律，70岁以上老GE50人，如果能证明自己无收入且得不到子女的赡养，或人均家庭收入不足国家规定最低工资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到国家社会保险局申请领取一份最低工资，孤寡老人可以住进公办的养老院。1998年1月，巴西政府又将享受这种社会救济的年龄从70岁降低到67岁。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法律规定政府应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各级法院优先审理65岁以上老人提出的诉讼。

（四）德国的老龄法制

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心，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的国家之一。为了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经过多年的努力，德国已经构建起一个从国际公约到国内立法、从基本法到部门法的多层次、多方位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德国国内立法对老年人的(社会)权益保障非常全面的.其一系列制度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100多年前，德国就颁布了工人医疗保险法(1883年)事故保险法(1884年)和养老保险法(1889年)。此后，1911年制定了职员保险法，1923年制定了帝国矿工联合会法，1927年制定了失业保险法，1957年制定了农民老年援助法。在这期间养老保险、事故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都适时进行了改革或调整。1995年又颁布实施了被称作社会保险第五大支柱的社会护理保险法。而在实践中，德国老年人的权益也得到了切实有效的保障。

三、我国老龄法制建设现状

（一）初步形成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体系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大量的有关保护老年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等国家重要法律中,均有涉及保护老年人生活和权益的条款。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高度重视涉老法规政策建设，初步形成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体系。

（二）加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工作，保障了老年人的诉讼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近年来司法部门加强了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工作，保障了老年人的诉讼权利。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和督促落实律师、公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有关规定。各地人民法院加大了对涉老案件的审判力度，人民法院系统对涉老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的“三优先”制度;对较复杂和易反复的案件实行回访制度，落实了对特困老年人投诉案件实行诉讼费缓、减、免的制度;一些地方还大力推广基层法院设立老年合议庭、老年法庭,专门审理老年人起诉的案件,保证此类弱势群体的案件及时得到审理，在司法上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地级市成立了老年法律援助中心、老年法律事务所，有的开设了老年法律服务热线，方便了老年人的维权活动。公安部门特别是基层公安干警在保护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老年群众组织做了大量调解和服务工作

（三）加强了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工作，提高了全社会敬老养老助老意识和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意识

老年人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保护，离不开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对涉及老年人法律法规政策进行大力宣传，才能从社会层面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形成爱老、敬老尊老的社会氛围。近年来，各地政府、各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进行老年法规政策宣传和敬老主题教育。老年法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采用道德、行政、法律多种手段相结合的办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制宣传教育成为许多地方领导每年的工作计划，领导带头学习老年法，形成一种老年人学法经常化的制度。

四、我国老龄法制建设的目标、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

（一）我国老龄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

当前，我国老龄法制工作正逐步完善，立法范围不断扩大，覆盖面日益延伸，内容更加丰富，分类更加细化。总体说来，今后一段时间内，老龄法制建设的目标将会由被动性转向主动性，由片面性转向全面性，由分散性转向专门性，由宏观抽象向微观具体，由政策化转向制度化，由中央立法为主转向中央立法、地方立法、部门立法相结合。1．主要目标中国特色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的主要目标：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切实保障老年人经济、文化等基本权益，重点解决生活、医疗、照料等突出问题，推动老年人共享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成果，促进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国家《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以“六个方面”为主体的、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2．基本层级建立以“六个方面”为核心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包括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法规系统、老年人救助政策法规系统、老年人医疗政策法规系统、老年人赡养与照护政策法规系统、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法规系统、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系统六大系统，体系涵盖了各类老年人权益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各个环节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中国特色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的层级构架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法律。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根据老龄工作中一些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及广大老年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制定颁布老年人相关的各种法律。比如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等。第二个层级：法规。由国务院根据老龄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的老龄工作的行政法规。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细则》等。第三个层级：规章。由国务院所属部委，根据老龄工作发展与改革的要求，制定和各种部门规章。第四个层级：规范性文件。由部委所属老龄工作的主管部门，根据老龄工作中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制定和下达的各种规范性政策文件。地方人才立法工作可参照中央执行。

（二）老龄法制建设的基本内容

1．加速老龄立法，建立完善的老龄法律体系老龄立法是老龄执法、老龄司法、老龄普法与法律监督等一切法律活动的前提和依据。目前，老龄立法还不够健全，尚存在许多法律空白，亟需加速老龄立法。2．加强老龄执法，建立健全老龄执法网络做好老龄执法工作，关键在于明确老龄执法机构，建立健全法律保障网络。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存在着管理体制分散的问题，缺乏宏观的协调机制。因此，做好老龄执法工作的关键在于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各自必须确定一个专门的老龄执法机构，这一机构应该在司法审判、公安、老龄委等各个执法和行政部门间起到很好的贯穿衔接作用。3．加劲老龄司法，全面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老年人除了享有一般社会成员所应有的司法保护之外，由于老年人的特殊性，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更应该对老年人有所倾斜来全面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例如当老年人权益受损时，诉讼可享受减缓免费或者获得司法援助；对向老年人施加暴力或拒绝赡养、扶养义务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加快老龄普法，形成全社会养老敬老氛围老龄普法指的是普及相关老龄法律知识。现实生活中，很多老年人在遇到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状况时，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或者是找政府领导反映情况，而不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老人法律意识弱，对法律诉讼缺乏正确的认识，或者是维权方式不得当。老龄普法工作的重点就在于培养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和老年人的维权意识，使大多数的老年人知法、懂法、用法。

（三）老龄法制的基本原则

老龄法制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原则；国家和社会物质帮助义务的原则；享受社会发展成果权利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区域协调的原则等。

五、构建我国老龄政策法规体系的领域和框架

（一）我国老龄政策法规体系所涉及的领域

老龄政策法规体系所涉及的领域包括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法规、老年人救助政策法规、老年人医疗政策法规、老年人赡养与照护政策法规、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法规、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等领域，并以此形成我国老龄政策法规体系。1．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法规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法规，大体上可分为收入保障和服务保障两类。属于收入保障的政策法规主要包括：关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法规；关于医疗保险的政策法规；关于农村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关于城市普遍实施和农村试点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关于农村五保制度法规；关于城乡贫困GE52人口实行医疗救助和生活救助的政策；关于特殊优待老年人的政策等等。属于为老服务保障的政策法规主要包括：老年福利服务机构举办、运营、管理监督、质量评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规定、办法、标准、规范等；社区为老服务场所、设施建设、运营的管理办法及标准、规范等；院舍、家庭和社会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等多种为老服务方面的政策规定和服务技术规范、标准等；为老服务队伍建设的职业标准和专业技术等级管理规定等；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评估办法和标准；有关发展老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康复健身等服务的政策规定；发展老年产业和老年用品市场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等等。2．老年人救助政策法规老年人救助政策法规主要涉及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法律援助、流浪乞讨救助、灾害救助等涉及老年人的政策法规。3．老年人医疗政策法规老年人医疗政策法规主要涉及老年人健康保障政策、老年人医疗保险政策法规、老年人康复政策等。4．老年人赡养与照护政策法规老年人赡养与照护政策法规主要包括：老年人生活照料政策；老年人医疗保健政策；老年人康复护理政策；老年人家政服务政策；老年人心理咨询政策；老年人文化学习、体育健身、娱乐休闲等综合性服务政策法规，构筑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老年人赡养与照护政策法规体系。5．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法规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法规主要包括：老年人的终身学习方面的政策和制度，为老年人到老年大学（学校）继续学习提供制度保障；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在健康条件允许和自愿的情况下让老年人能够继续在正式劳动部门工作的制度和政策；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方面，通过政策规定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各种义务活动，实现老年人的自我价值。6．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我国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老年人的权益保障的重要法律。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保障、文化道德建设以及自我保护方法等相关政策。

（二）我国老龄政策法规体系的架构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4

0引言

环境保护工作的持续发展，需要有完善、科学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支持和保障，加强环境环保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创建和保障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是有法可依的理论基础，是执法必严的重要保证，在环保工作中，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大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大气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目前建立了由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环境标准、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组成的大气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宪法是现有国家和地方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的依据和基础。在这个体系中，法律层次不管是综合法、单行法还是相关法，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法律效力是一样的，如果法律规定中有不一致的，应遵循后法低于宪法的原则。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仅次于法律，部门行政规章、地方环境法规均不得有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定只在制定法规、规章的辖区内有效。

2大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执行和落实情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1989年，首部《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共颁布了8部环境保护法律、14部自然资源管理法律和34项环境保护法规，环境保护部门出台了90多项全国性环境保护规章和1020多件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环境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其中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专项法律法规有“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细则”，以及各个地方制定的地方性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等。

3现有大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适应性评价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群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现有法律法规本身的一些缺陷对环境保护执法的效果、力度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当前存在的问题有：

3.1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限制了环境执法我国在环保领域实行的是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环保部门对本辖区的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管，土地、矿产、林业等部门按照资源要素分别对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如出现涉及多个环境要素的违法问题时，容易出现部门与部门之间争权推责现象，严重影响了环境执法效率和效果。

3.2违法成本低环境法律、法规授予环保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处罚措施是罚款，而罚款的数额与企业违法情节、环境危害程度、违法得利不挂钩，禁则多、罚则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了一些法律禁止的行为，但法律对罚则规定不明确，没法追究其责任。对于偷排行为，环保部门只能作罚款的行政处罚，不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违法所得。

3.3制止较困难环境法律、法规仅授予环保部门对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企业责令停产权力，而停产的处罚执行起来又比较困难。首先，法律没有规定建议工商部门吊销或者暂扣停产企业营业执照；其次，环保部门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操作也比较困难，一不能查封企业，二不能查封设备，只能对不执行者处以罚款或者司法拘留。

3.4公众参与不够充分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执法主要体现在环评中，但由于时间紧、调查经费少等原因，较多项目的公众参与仅限于在局部群众中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没能广泛听取与之相关利益群众的意见。

4完善大气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管理体制建议

为完善大气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议今后主要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4.1加强立法，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对旧的、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正；要健全地方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目前，特别是对责令停产停业，应当在立法上解决与法院执行之间的衔接问题以及如何执行问题；还要解决在强制执行后因停产停业罚种的暂时性特点在恢复生产时如何解决原先已处罚和强制执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

4.2加强环保政绩考核，使各级政府切实加强环境执法工作按照环境法律，地方政府应对本辖区范围的环境质量负责，更应高度重视环境执法，在任期内逐步改善环境质量。对出现重特大污染事故、出台与国家环境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文件、引进国家明令禁止的企业，造成污染集中反弹的，实行一票否决。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5

「关键词」宪法解释违宪审查程序

一、引言

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为一切法令之效力渊源，宪法规定之含义如何，关系着国家宪政秩序之稳定，人民权利之保障。因此，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精神的落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含义，排除违宪的法律、法规，以维护宪法的最高性，使立法机关不得以违宪的法律，行政机关以违宪的法规、命令歪曲宪法的精神，变异宪法的性质，损害人民的权利。我国修宪伊始，宪法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人权、公共利益等，要明确其内涵，落实修宪精神，更需要借助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则有待于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与之配合。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即体现在其作为实现宪法解释的手段或途径的有效性，使宪法解释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可以说，宪法解释程序直接制约着宪法解释活动的进行，没有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活动就无从发起，一旦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将宪法束之高阁，任由宪法与现实脱节，或者轻易的发动修宪程序，而此两者，都不利于宪法的成长和宪法精神的落实。我国自1982年宪法以来，已经进行了5次大的宪法修改，而作为“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最主要、最经常手段”[1]的宪法解释，却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宪法解释程序的欠缺可以说是其主要原因。

二、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的选择

当今世界各宪政国家，根据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宪法解释程序，计有立法机构解释宪法的程序、普通法院解释宪法的程序和特别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2].那么，我国应当采取何种宪法解释程序呢？笔者认为，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设计，与宪法解释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必导然致宪法解释程序的差异。因此，阐述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选择，必须明确我国宪法解释的主体。我国宪法第67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尽管对于这种立法机关解释体制存在着诸多批评，例如，由于籍宪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所以，将违宪审查制度化之职责完全交由立法机关，等于是要立法者自己设计一套限制自身权力之制度。这是违背常理的安排。[3]的确，由立法机关执掌宪法解释职权，存在着“自己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困惑，但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也最具权威性，若果真能行之有效，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法。[4]应当看到，由代议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的监督，解释宪法具有长久的传统，在我国更是一以贯之，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的条件使之胜任和履行其职责。我国宪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法机关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讲，也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固然，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工作还不理想，还不尽如人意，但是这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本身。目前我国制约宪法解释工作进行的首要问题不是立法机关解释宪法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内部缺乏必要的运行机制，以致制约了宪法解释工作的进行。因此，我们在我国探讨宪法解释程序，只能以立法机关解释模式为出发点。

三、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架构

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架构应当建立在宪法解释类型化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上讲，宪法解释包括两类，即宪法含义之解释与法令有无抵触宪法之解释。具体述之：

（一）宪法含义之解释

宪法含义之解释，并非出于存在违宪的疑虑，而是宪法解释机关为了使人民明确宪法的内涵，以助于遵守，从而对宪法条文的含义所作的阐述。此类宪法解释可以由宪法解释机关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基于职权主动发起，亦可由宪法适用机关就适用宪法发生疑虑之事项，声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宪法含义的说明。该宪法解释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宪法条文的含义多过于抽象和简洁，于适用时难免发生疑义；况且我国尚处于宪政的初期，人民的宪法知识、宪法意识并未深入，因此，更有宪法解释之必要。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司职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方面可以不以特定主体的声请解释为程序要件，得基于宪法解释之职权，主动对于宪法含义加以解释和说明，以扮演宪法“指导者”之角色；另一方面，当宪法适用机关在适用宪法发生疑义之际，应当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时基于其声请而得为宪法的解释，以扮演宪法“咨询者”之角色。应当注意，这里的宪法适用机关关于适用宪法发生疑义之事项，并非意指对相关法律、法规存在违宪的疑虑，而仅仅是指对于应当如何理解宪法含义，如何具体适用宪法发生疑义。而适用宪法之机关，则是指直接基于宪法的授权行使权力的机关，主要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其他直接根据宪法行使职权的主体。上述宪法适用主体于适用宪法之际，对于宪法文本的含义为何难免会产生疑问，为了避免误用，应当允许其事先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的解释。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也是宪法的直接适用主体，但鉴于声请主体与解释主体的同一性，因此，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于适用宪法发生疑义时，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职权主动进行宪法解释。

相关宪法适用机关声请解释宪法的具体程序，我国法律没有专门的规定，但是《立法法》第43—46条却明确规定了法律解释的相应程序。《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程序为：1、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法律的要求；2、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拘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3、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4、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由于在我国解释宪法语法律的主体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在没有专门规定宪法解释程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类推适用法律解释的程序规定，不过为了体现宪法解释的程序严格性，在通过的程序限制上应该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2/3通过。

（二）法令有无抵触宪法之解释

宪法解释主体所作的关于法律、法令有无直接抵触宪法之解释，即法律、法令的违宪审查，是当今宪法解释的主要类型。因为宪法不仅是一种法规范，而且是一国具有最高效力之法规范，其他一切下位法规范由不得与之抵触，因此，相关主体于适用法律、法规之际，如果对其合宪性产生怀疑，就应当声请宪法解释机关进行法令的违宪性审查，排除违宪疑虑，从而保障一国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维护宪法的最严与权威。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乃唯一之宪法解释机关，有关主体在具体应用法律、法规之际，如果对其合宪性产生合理怀疑，不应当勉强适用，而应主动声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释宪法，进行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而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则居于被动的地位，对宪法解释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只有当相关主体声请时才解释之。只有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才能维护我国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确保客观之宪法秩序，保证全国的法律体系在宪法的统率下和谐、统一；相关的宪法适用主体虽然不能直接解释宪法，但由于其担任了宪法解释程序发动者的角色，通过发现法律、法规的违宪之处，能够增强其宪法意识，培养其宪法感觉，使宪法精神真正落实到实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实行宪法的立法解释模式，宪法解释机关同为国家的立法机关，这就使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存在制度上的困难。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行使解释宪法权从而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自身制定的法律？尽管从理想状态来讲，人大常委会可能基于自己的良心和宪法信仰从而宣布法律违宪，但这本身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释宪机关违宪审查的对象，最主要的就是议会制定的法律，通过对议会法律的监督，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维护客观之宪法秩序，而这正是我国的缺失。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宪法解释权对法律进行违宪性审查存在制度上的困难，那么，法律以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能否成为违宪审查的对象而有宪法解释运作的余地呢？首先，在现代法治国家，根据法律保留原则[5]，在法律所保留的空间内行政机关订立行政法规原则上皆需得到法律的授权，德国基本法更是不仅于第80条规定行政命令之订立在形式上要有法律的授权，更在实质上要求法律的授权规定本身必须明确规定授权的内容、目的与范围，若授权法律本身过于笼统，未能符合此项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则不仅该授权法律本身违宪无效，根据该授权法律所制定的行政命令亦因为失去授权依据而归于无效。[6]因此，在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内，法规命令的订立理论上应当得到法律的授权，不容有例外，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立法的不周延性[7]，致使行政机关在本应法律保留的领域内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大量的行政法规。对于这种直接源于宪法的“事实上”独立的行政法规，就有对其直接适用宪法加以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必要，以弥补法律“缺席”之遗憾。其次，在法律保留原则适用的例外情形下，则允许独立的直接受之于宪法的行政法规存在，即我们所说的职权性立法，这种行政法规并非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是与立法一样，直接从宪法获得正当性权力来源，如宪法第89条中的有关规定。对于这种职权性行政法规同样可以直接根据宪法进行违宪审查。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得基于宪法规定的固有职权就法律保留之外的事项确定一定行为规则（《立法法》第64条第（二）项，第66条）。我国《立法法》也是明确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列入违宪审查的范畴的。《立法法》第88条第（二）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此，在我国存在着对法律一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宪法解释的可能性和现实法律依据。

关于此类宪法解释的具体程序，《立法法》第90条作了如此规定，即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其余程序同样可以借鉴《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的相关规定，并作出较为严格的程序设计。

四、结论

通过上述关于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依法梳理，我们发现，宪法解释在我国有其具体运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只要我们从宪治、法治的予以高度重视，完善相应的程序，就能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履行其宪法解释的职能，维护我国宪政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2]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3]林子仪《权力分立与宪政发展》，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1页。

[4]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页。

[5]关于法律保留适用范围的有关论述，可参见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力》，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月旦出版公司出版，第143-195页。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6

关键词：房地产业；法规课程；教学改革

房地产属于不动产,具有财产的属性。社会存在房地产,就存在房地产交易；而房地产交易活动的有序进行,则离不开为房地产投资、开发、流通与管理提供的、经纪、居间、咨询等房地产中介服务。高校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房地产中介服务复合型人才的重任。高校只有加强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建设工作,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房地产中介人员的基本素质与执业水平,进而促进房地产中介服务质量的提高。

1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设置法规课程的必要性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是政府机关的附属,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经济运行依赖政府部门的指令性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单位已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部门的职能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所有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政府需要制定大量的法律、法规,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需要有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来保障。我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中,房地产市场也已完全融入国际大市场。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实施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房地产业的法治化运作势在必行,依法管理房地产业成为必然选择。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大批既掌握技术又掌握经济知识,既熟悉管理又熟悉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经济的增长与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房地产业的法治化环境,要求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学生应具备较强的法治观念,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牢固树立依法办事的理念。随着招标、投标制在我国房地产业的推行和完善,房地产投资、开发、流通与管理各个环节都被推入竞争激烈的市场。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市场主体的内外关系日益复杂。如果放弃法律手段,只用简单的行政与经济手段,去解决市场上的各种问题,市场秩序将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因此,只有行政、经济与法律手段三管齐下,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房地产业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因此,房地产业相关从业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和应用法律知识,依法防范与化解经营风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人才标准尽管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其具体的内涵与过去相比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德”要求学生除了应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技能外,还必须具备广博的非专业知识技能,包括运用法律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能力。因此,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现有的法规课程体系必须进行优化,高校要努力培养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学生自觉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使其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挑战。

2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建设策略

2.1法规课程体系设置应与专业培养目标相一致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只有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自觉地学法,用学到的法律、法规知识武装自己,才能在将来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大展身手,才能保证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减少不应有的损失；只有掌握了必备的法律知识,才能在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时,牢固树立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按照法律程序从业与执业,用法律手段解决房地产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如果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毕业生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就难以在我国房地产行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适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努力培养既具备基本专业知识技能,又具备相关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社会对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高校应该按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中的教学目标,将课程的知识结构建立在技术、管理、经济、法律这四大平台课程之上。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应当在技术、经济、管理和法律等平台课程的支撑下,体现培养复合型高级人才的基本要求。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是一个由技术、经济、管理与法律等若干学科组成的宽口径、复合型的专业,法规课程是其课程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平台。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只有掌握必要的法律、法规知识,才能在将来从容地解决从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棘手问题。一般来讲,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专业法规课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因此,高校应在大学一年级开设《思想道德与法治》《法学基础理论》课程；大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开设《经济法理论与实务》课程,使学生掌握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应遵循的经济法律、法规；大学四年级开设和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相关的《房地产法规》《房地产法律实务与案例》等课程。学生通过法律平台相关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够增强自身依法从业、依法执业的法律意识,还能够进一步提高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相关纠纷的能力。

2.2法规课程教学大纲应与专业课程体系相吻合

教学大纲是以专业教学计划为依据,以提要的形式编制的教学指导文件。与教学计划相比,教学大纲内容更加具体,教学指导性更强,它既是高校组织教学活动、评估课程教学效果的标准,也是教师选编教材、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据。一个好的专业课程体系,如果没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大纲,那么这个课程体系的教学目标就难以实现。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案以及法规课程体系的要求,编写体现专业特色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编写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教学质量能否得到提高,还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标准和要求,就是通过教学大纲来建立的。课程体系一经确定,教学大纲的优劣就直接影响着课程的教学质量。各高校历来十分重视教学大纲编写工作,所编写的各课程教学大纲对高校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也要按照专业课程体系要求,对法规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整体优化。高校在选定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教学大纲的教学内容时,既要考虑专业目标的要求与法学自身的特点,还要考虑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高校要在实现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法规课程体系与学科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法规课程教学大纲的思想性与科学性应表现在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一致上。教学大纲中的论点,应当符合社会实践客观规律,经得起辩证唯物论的检验。法规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应当完整,且详略得当。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教学大纲一般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简略部分,往往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包括课程名称、课程编码、课程类别、课程性质、学分、开课学期、总学时、理论学时、实验与上机学时、课外学时、开课单位、适用专业与层次等内容；第二部分为详述部分,包括课程简介、课程目标、课程教学内容与安排、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等内容,该部分必须明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时间分配、教学活动与思政元素,特别要对教学重点与难点提出必要的教学建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反映课程的教学深度。

2.3法规课程教学方法应与当今时代总体要求相符合

课堂效果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大纲编写水平,还取决于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的合理性。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以有效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和人才质量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是单纯掌握一些死板的知识,而是要学会生存和发展,这一目标是过去那些教学方法所不能达到的。因此,为了提高法规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积极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从“授人以鱼”变为“授人以渔”,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法规课程作为高校专业理论课,离不开案例教学。教师在开展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教学时,应重点结合房地产领域的真实案例,形成一套符合法规课程教学要求的案例教学体系。教师按照该案例教学体系的脉络,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生解决相关法律纠纷的能力,使学生了解房地产工作实践中的法律要求,感受法律知识对房地产行业产生的影响,从而将学到的法律知识应用于将来的工作实践中。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既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也是发展学生智能和潜能的过程。传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却忽视了对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培养,从而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不足,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效率低下。因此,高校教师要改进那些落后的教学方法,积极开展启发诱导式教学,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针对各章节内容的特点精心设计一些提问、反提问、学生发言等环节,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内容,积极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为保证翻转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在备课环节上下足功夫。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既要梳理法规教材内容,又要准备大量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辅助资料。在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以“边讲边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梳理与掌握必要的法规知识,还要转变教学思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从被动听变为主动问,将被动学习压力变为积极学习的动力。

3结语

综上所述,房地产中介服务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的人员在掌握相应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还应具有丰富的法律、法规知识。为了全面提高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职业素养,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市场要求的房地产人才,高校应承担起培育人才的重任,重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法规课程的教学,优化课程教学体系,编写高质量的课程教学大纲,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学生的法律、法规应用水平,使学生在毕业后能有效利用法律武器,促进房地产行业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卓君,马颖颖,王磊.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中的城乡规划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21(2):95-97.

[2]马云.基于房地产行业需求的高职院校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广西教育,2020(31):146-147.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7

本文作者：陈应珍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国家急需各种法律,因此,1955年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及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通过两次授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法规及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修改法律的权力。这样的立法体制一直维持到1979年5地方组织法6颁布前夕。纵观建国初期直到1979年5地方组织法6颁布前的三十年立法制度史,不难发现,虽然这一时期的立法权限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宪法和组织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来看,都具有一个特点,即对立法制度的规定极为笼统、零散,主要是对各立法主体立法权力的授予,而对立法权限的划分或立法程序极少规定。2.宪法和组织法程序化规定阶段。这一阶段以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6的颁布为标志。这一阶段,法律关于立法制度规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即0之后对于民主与法制的重新认识和强调。1979年5地方组织法6赋予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而且对议案的提出、审议、通过、撤销及其处理首次进行了规范。1982年公布施行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6和现行宪法吸收了这些成果,奠定了中央与地方分享立法职权的宪法基础,并初步建立起了法律法规监督体系。根据1982年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除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对立法的需求,1986年第二次修改的5地方组织法6进一步授予了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至此,我国的立法权限体制基本建立起来。在这一阶段,立法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立法主体范围扩大,中央一级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一级有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较大的市和省会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2)开始从程序方面规范立法活动;(3)初步建立起立法监督体系。3.单行法律或法规规定阶段。80年代后期,关于程序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程序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自身还具有促进民主、保障人权的功能。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促成了80年代后期的三个典型的程序性法律的诞生,即1989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6、1987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6和1987年5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6。前两个议事规则都以专章的形式对议案的提出和审议作出了规定,使立法制度具有了操作性。5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6是我国第一个关于立法制度的单行法规,根据这一具有行政法规效力的法律性文件,国务院部分组成部门和一些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根据该条例制定了规章制定程序。同时,伴随着80年代后期地方性法规的大量涌现,各地普遍感到明确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程序对于提高地方性立法质量的意义,各地相继制定了规范地方立法活动的程序法。如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于1989年制定的5关于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的规定6,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制定的5河北省地方性法规规程6。据统计,截止到1987年底,全国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作了具体规定。还有一些省,在关于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议事规程的地方性法规中亦对此作了规定,如1990年5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6[1](P187)193)。此外,1990年国务院还了5法规规章备案规定6及国务院办公厅了5关于贯彻实施3法规规章备案规定4的通知6。这一阶段立法制度在确认现存立法权限体制的基础上,突出的特点在于从注重立法的数量到注重立法的质量,偏重于从程序方面规范立法活动,立法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大大向前迈了一步。4.法典化阶段。这个阶段以5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6的制定和颁布为标志。十五大报告提出的、由现行宪法第三次修正案所确认的依法治国方略为5立法法6的产生提供了宏观背景。正如学者袁宏曙所说:现在制定立法法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因为我们正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任务都十分繁重,立法法不出台,很多重要的立法问题无法可依,显然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0[2]同时,随意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我国立法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当然,也暴露出我国立法制度分散、不统一的弊端。这一方面,为制定统一的立法法提供了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又为统一的立法法的尽快出台提出了现实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5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6诞生了。5立法法6以宪法为依据,总结了二十多年的经验,对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适用规则及立法监督等作了系统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法活动本身的全面规范化、制度化。

5立法法6是关于国家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它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立法乃至整个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将对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1.5立法法6的公布和实施,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的不同,法可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在我国传统的法制建设中,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对程序基本上持一种工具主义的立场,程序虚无主义在法律实务领域滋生蔓延,程序工具主义得到整个法学界的自觉认同和系统论证[3]。80年代末以来,由于研究的深入及受法制发达国家以程序控制权力倾向的影响,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性转变,程序被认为有其自成体系的程序组成要素,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独特的法治功能,独立的程序权利义务和程序法律后果0[4]。这种观念的转变反映到立法中,就是程序性法制建设的加强,司法领域三大诉讼法的问世自不必说,在行政领域,5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6、5专利法6、5治安管理处罚条例6等以程序规定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就是明证。在立法领域,虽有前述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但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过于原则或不具有普适性。因此,制定和颁布5立法法6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2.5立法法6规范了立法程序,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本身的质量。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法制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立法的先天不足、所立之法的质量有明显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科学的立法程序是保证立法质量的极为重要的外部设备,是立法科学化的保障0[1](P102)。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进行的,硬要推进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因此,程序应当成为中国今后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一个真正的焦点。0[5]民主与法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追求,良法之治0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望,而制定出反映客观规律和人们意志的良法正是立法程序化的价值所在。因为要使法律既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又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必须设置科学、民主、公正或正当的立法程序0[6]。5立法法6作为以程序性规定为主的法律,为科学立法提供了保障。3.5立法法6划分了立法权限,有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法出多门0是我国立法制度的突出特点。立法主体多元化及立法权限的模糊不清,导致了立法中的不少混乱现象,如立法上的越权或不尽职守现象、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程度地不顾整体利益而为部门、地方争局部利益的倾向等等。因此,有学者从现代宪政理论的高度,分析了立法权限划分不当的危害:一是可能出现中央过分集权或者地方过分分权的状况,从而会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损害;二是造成政治体制结构失衡和政治权力行使失控,给管理造成混乱,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三是会对立法造成损害,出现立法无序,如越权立法、重复立法、立法懈怠等现象,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和法律难以实施[7]。5立法法6在规范立法程序的同时,对立法权限也进行了划分。不仅如此,在5立法法6总则中,还明确地把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0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这些都是治乱0的重要举措。4.5立法法6的公布实施有利于统一立法学的基本理论,推动我国立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了37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6000多件[8]。立法实践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立法理论问世。然而在5立法法6颁布以前,我国的立法研究偏重于不同时空中的立法实务,追踪述说立法机关、程序、技术等,实务多于价值判断,经验记述多于理性抽象,为数不多的立法学著作在基本理论方面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对立法0一词的界定、对立法体制与立法权限体制的把握。5立法法6的颁布为我们加强对立法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基线,有利于统一立法学的基本理论,进而对立法实践予以理论指导。

立法法6实现了立法制度的法典化,推动了立法制度的新发展。同以往有关规范立法的法律法规相比,其对我国立法制度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1.充实了程序性规范,增强了立法的民主性。一部好的法律应当具有可操作性。5立法法6主要是一部关于立法活动的程序性法律,它从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到议案的提出、审议、法律草案的表决及法律的公布与备案都作了较强的程序性规定,对于规范立法行为,提高立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5立法法6所规定的程序中,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立法所应采取的民主形式,即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应当采取座谈、论证、听证等形式,让老百姓有广泛参与立法的机会。在这些民主形式中,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是听证。与座谈、论证不同,它要求必须把老百姓的意见记录下来,采纳与否都要给予反馈;它有严格的规则,比座谈、论证更规范、更有效。立法的民主化是实现国家民主政治、保证公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老百姓参与立法是提高其法律素质、保证法律得到自觉认同和遵守的重要途径。2.根据实际需要,扩大了立法主体的范围。中央一级主要是确认了军事领导机关的立法权,使实践中存在的军事立法权获得了法律依据。5立法法6第93条明确规定了享有军事法规规章制定权的立法主体及其权限范围。我国军事机关制定军事法规规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战争年代,中央军委及其总部不仅制定了许多规范军事活动和军人行为的军事法规,而且还行使政权机关的立法职权,制定了一些在革命根据地普遍适用的重要法律。1949年2月,中共中央在5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6中明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解放军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的法律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中,中央军委总部、军兵种、军区一直在行使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的制定权,制定了数以百计的军事法规和数以千计的军事规章。这些军事法规、军事规章贯彻了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关于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对于促进和保障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5立法法6对军事立法权的规定,一方面是对军事立法这一长期存在的不应回避的客观事实的确认;另一方面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5立法法6作为规范立法活动、确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应当具有涵盖性,理应对各级各类立法活动作出规定。在地方,规定了经济特区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这里所指的经济特区立法是从立法主体角度而言的,即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改、废止法规规章的活动。5立法法6颁布之前,经济特区立法以授权立法的形式存在,自从1992年深圳市首次行使立法权,1994年、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授予了厦门市、珠海市及汕头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的权力。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种个别授权方式显然不能满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对立法的迫切要求。5立法法6对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规定,既可以减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负担,又可以满足特区的立法需求,适应了形势的发展。3.对地方立法权、行政立法权给予了一定的制约,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由于立法法颁布之前的有关规范立法活动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立法权限划分,造成立法特别是地方立法和行政立法的随意性很大,主要表现在:(1)必须由法律设定的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政治权利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行为,却被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甚至其它规范性文件广泛设定着,广泛存在着乱收费、乱处罚、乱摊派、乱许可以及限制或者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等基本权利的现象。(2)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顾国家整体利益而为部门、地方争局部利益的倾向。为了克服这些缺陷,5立法法6采取了以下措施:(1)以明文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各立法主体的权限,特别是规定关于犯罪与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等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剥夺了其他立法主体在这些事项上的立法权。(2)规定列入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最后进行统一审议;行政法规由国务院统一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由负责统一审议的机构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及草案修改稿。5立法法6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利于防止部门保护主义,防止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4.增加了法规规章之间的冲突裁决机制,完善了立法监督制度。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我国法出多门所带来的弊端之一,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给法的适用和遵守带来了困难。5立法法6关于冲突裁决机制的设定为法的适用和清理提供了依据。法的适用规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二是除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实行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关于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矛盾冲突,根据两种不同情形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一是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冲突,应根据改变或撤销规则来解决;二是对于同等效力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的矛盾冲突,应通过冲突裁决机制作出裁决。为消除矛盾,维护法制统一,5立法法6对冲突裁决机制及改变与撤销规则的运行和行使都作了操作性较强的规定,为立法监督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毫不夸张地说,从一国立法制度的完善程度,便可窥见其民主政治建设的范围和进程0[9](P15),因为一国立法制度的水准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相适应的。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要等立法法十分成熟以后再出台显然不可能,已出台的5立法法6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我们相信,5立法法6必将在实践中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而进一步完善。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8

关键词:法律解释;有效性;问题;探析

法律研究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法律有效性的研究分析，也是法律研究的最基础问题，要想做好法律解释有效性的研究首先要做好法律有效性的研究分析。

一、法律有效性的分析

法律有效性又称法律效力，在界定法律有效力概念时分两部分来介绍，首先，某一法律法规宣布在规定之日开始执行，自执行之日起，本条法律法规就生效了，即具有有效性［1］。此条法律法规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法律效力，所有人都要严格遵守，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同时也可享受其权利和待遇;其次，法律有效性表示此条法律法规对人、事、空间、时间都具有约束作用。

二、法律解释有效性的概念

法律解释有效性指的是通过对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法规进行解释说明，对于法律解释有效性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种是对法律解释的形式有效性进行分析，另一种是对法律解释的实质有效性进行分析。

三、法律解释的主要内容

针对法律解释有效性的分析首先要对法律有效性进行确定，对于法律解释是否有效首先要确定法律本身是否有效，通过法律解释来认清法律法规的实质内容，而法律解释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法律概念的解释，做好法律概念归纳的前提工作之后，再与所要判断的时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合理的法律解释，得出最终的判断。通过对概念的分析能够对法律法规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和归纳，同时还要做到对法律逻辑进行分析［2］，通过合理的逻辑分析完善法律解释。法律法规中的逻辑思维与一般的逻辑思维类似，因此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针对法律解释形式有效性的特征，在实际司法中的使用情况来看，概念逻辑分析是帮助我们分析好法律法规的重要手段，是帮助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重要辅助模式。

四、法律解释有效性的实质

法律解释是通过对法律主体概念的分析解释，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不免要考虑到个体因素，因此，我们来判断相关法官针对某一事件，是否采用适用的法律条文来进行依法裁决时，相关法官要做出对于法律法规的解释，而法律解释在实质上也是对法官的一种约束，保障法律判决的公平性，但是现实情况下，很多法律解释在实际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法律解释方面使用方法中的问题。在目前进行法律解释大多使用的都是法律方法论，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很多人认为，法律方法论大多运用在法律教学中，而在实际中应用多有不妥，但是也有些人认为法律方法论在实际法律解释中应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问题分歧一直存在于法律解释工作之中，归根结底来说是属于法律实践中的竞争，导致法律解释有效性未能得到全面的认可。(二)法律解释中对法律创造背景的忽视每。一条法律法规在规定时都有其独特的创造性、辩证性、灵活性和价值观念存在，发现法律就是针对某一事物或者行为进行法律规范［3］，但是在实际的法律制定解释时，就面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逻辑思维，法官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比较全面的，切不可忽视法律创造的背景，先入为主的对法律进行解释，一定要认真遵守法律依据，结合相关实例进行解释，以保证法律解释的有效性。(三)法律解释中的主体变化。随着法律解释的不断发展，针对的解释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以作者为主体转变到以读者为主体，进而转向到了以法律法规为主体的方式，因此在进行法律解释时，要做好协调作用，既要考虑好法律法规的本质又要结合好现实的情况。法律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国家机关所保证进行的强制执行，而法律解释的有效性也是基于这一背景［4］，法律解释不仅仅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并且在解释中必须要展现出法律的正确、合规、与当今社会融会贯通并且易于大众接受，法律解释不仅仅代表了法律的权威性，还占了时代的发展权威，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过程中不仅要对法律本身进项解释，更应该加上理性的证据进行解释确立，保障法律解释受到社会的认可。

五、结语

综上可知，法律解释的有效性是需要通过多个方面保证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也在不断的进行变革，因此，要想保证法律解释的有效性，要注意对法律变革的密切关注，从多的方面进行判断思考，不可只从一个维度进行解释，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要求，保证法律解释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刘江伟．股东之间股权转让公司担保效力研究———基于法律解释论的视角［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6):94－99．

［2］陈坤．所指确定与法律解释———一种适用于一般法律词项的指称理论［J］．法学研究，2016(5):108－129．

［3］史亚杰．试论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3):28－29．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9

工会在劳动法律法规监督中承担着重要职责，职责的落实要有机制的保障，因此工会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机制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发挥工会维护职能，是工会劳动法律机制监督的理论根基和客观需求，而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机制监督又是工会维权的重要的基础保障。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机制监督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工会要不断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监督工作的组织机制。要形成哪里有工会，哪里就有劳动法律监督组织，真正构成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制“网络”体系。在镇、街道、村、社区工会及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工会设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小组，镇、街道以上工会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可以委派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进入本辖区内的用人单位履行监督、调查职责。二是工会要不断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监督的工作机制。工会应当与同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联合建立劳动法律监督检查制度、劳动违法案件处理反馈制度、劳动者权益保障评价制度和严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单位的记录、公示制度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或者基层工会应当通过接待来访、设置信箱、公布电话和电子邮箱等方式受理举报投诉，对举报投诉人的个人信息应当保密。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完善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机制等。加强法律监督与劳动争议调解、法律援助的有机衔接，促进劳动关系矛盾的及时化解。在现实中为避免监督机制虚化，工会还需不断协调创新完善监督机制。

二、发挥工会建设职能，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科学监督

工会的建设职能就是要充分调动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处理好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关系，推动企业和职工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会的建设职能为劳动法律法规的科学监督提供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保障，而劳动法律法规的科学监督又促进企事业单位和职工全方位的发展，使工会建设职能落到实处。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科学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开展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过程中，树立和谐共赢理念，坚持共建共享，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有机统一。既要依法监督，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又要科学监督，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企业遇到困难时，要在支持职工合理诉求、督促企业规范用工的同时，真诚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动员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实现共赢。二是要形成合力推进格局，发挥自身优势和借助社会各方力量来共同推进，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自身优势，对企业贯彻实施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开展经常性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企业依法改正。三是要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始终做到提前主动防范和事后积极调处并重，最大限度地把劳动争议和劳动关系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四是把劳动法律法规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等环节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引导劳动关系双方学法、遵法、守法、用法，养成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习惯。

三、发挥工会参与职能，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源头监督

工会源头监督的重要途径有企业民主管理、联席会议、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等。工会要充分发挥参与职能，通过一系列制度及设置的相应职权，来保证职工源头参与决策管理和源头监督的有效实现。工会的参与职能为劳动法律法规的源头参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载体，而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源头监督又是工会参与职能的具体体现。在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源头监督时，工会要加强对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监督、指导和服务；加强对集体协商过程的指导，督促企业和职工认真履行集体合同，加强劳动安全卫生执法监督，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督促企业依法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实行厂务公开，积极落实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不断健全完善职代会制度，履行好职代会审查监督权，监督企事业单位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办理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情况。组织开展职工代表专题巡视，对职代会决议落实情况、企业重大决定贯彻执行情况、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焦点问题进行巡视，对重要问题及时进行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工会作为职代会的组织者，在组织职工参与职代会民主监督时，应该让职工及职工代表明确职代会审议监督权的内容和程序权限。

四、发挥工会教育职能，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舆论监督

工会要充分发挥教育职能，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既要有时间的持续性，又要有空间的覆盖性，努力营造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的良好氛围。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是工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也是工会教育职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工会在对劳动法律法规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抓住两个环节：一是增强企业依法用工意识，提高职工依法维权能力，使劳动关系双方对劳动法律法规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二是对企事业单位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理性、坦率的评论，形成浓厚的舆论监督氛围，发挥舆论监督警示和教化于前的功能，让恶意逃避社会责任、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用人单位无处藏身，真正实现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监督的全覆盖。工会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劳动关系的新变化新趋势，力求舆论监督的方向更准确，把握更适度、更科学，这样才能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要求下使舆论监督水平不断提升，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负起工会应尽的责任。

法律与法规范文篇10

随着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澳门的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代《澳门组织章程》而成为澳门新的宪制性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正式生效。在《基本法》生效只有一年多时间内，一切工作都处于初步运作阶段，在实务操作上备受考验，当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较为人所争论的问题是行政长官制定的行政法规废止了特区成立之前由澳督制定的法令，这在法律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普遍意见都认为这有违法律体系延续原则。故此，本人拟对此课题进行分析、论述，期望能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二、概论

对于探讨本课题而言，有必要先了解澳门在回归前后的宪政制度。澳门回归前的政治地位跟现在已经有很大分别，在澳葡政府管治澳门时期，必然一提的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葡萄牙爆发的革命，这令澳门的政治地位起了实质上的变化，因为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通过的葡萄牙共和国新宪法，已不再把澳门当作葡萄牙领土一部分，而是将澳门视为一个由葡萄牙管理的地区，并根据适合本地特点的章程来自治。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第1/76号法律通过了《澳门组织章程》〔1〕，使澳门开始享有高度自治权，该章程主要规范了澳门的自治权，本身管理机关的权限、运作和组成，是澳门的根本大法，澳门的任何法律都不能跟它有抵触。

《澳门组织章程》在澳门法律体系中占据最高位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不同于澳门立法会通过的其它法律，因为只有葡萄牙共和国议会才有权对它进行修改，此外，它只是过渡性地引领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澳门组织章程》的适用，有其地区和时间上的限制；仅适用于澳门地区，及只适用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为止。

关于澳门前途的正式谈判于一九八六年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第二款第四项提到：“一九九九年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澳门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第二项写道：“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附件一第三节则提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除与《基本法》有抵触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系由《基本法》，以及澳门原有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它是一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的特殊行政区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力，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其行使的权力具有从属性的特点──从属于中央的权力。它与中国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同之处，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等都是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的组成部分，属于地方性质的行政区域。澳门特别行政区特别之处，在于它根据宪法的特别规定设立，实行与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比省、直辖市、自治区享有更高的自治权。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设立及运作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而《联合声明》只是中葡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国际条约，《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是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为了保证国际条约得到真正的执行，有关的国家一般要通过制定国内法，以保证国际条约在缔约国内得到普遍的遵循。特别是当国际条约明文规定当事国必须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就表明该国际条约必须通过国内法予以贯彻实施。明确规定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基本法》。

总括而言，在回归前澳门的宪制法律地位可分成三个时期：

1.混合管辖权时期（1557－1846）──中葡法律制度同时在澳门适用。对中国居民适用中国法律制度，对葡萄牙人或其它外来人士适用葡萄牙法律。

2.殖民政策时期（1846－1974）──葡萄牙法律制度扩大到适用于所有居民，同时亦存在一些适用于中国人的特别法律及自身的司法机关，并广泛接纳澳门的法律，尤其是在民事法律的范畴内，不但包括中国的成文法，也包括风俗习惯。

3.政治自治及过渡期（1974－1999）──一九七四年的葡萄牙民主革命后，澳门的前途明显地转变为取决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谅解。在这个时期内，澳门取得了广泛的立法自治，设立了立法会。该会自一九七六年起已出现部分民选议员。

自一九九九年起，澳门进入宪制历史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最少持续五十年，其间将会受到中国法制的影响，以及逐步纳入多元化的中国法制内。

三、法令和行政法规的法律性质

（一）法令的法律性质

回归前的澳门政治体制以行政主导为其特色。由葡萄牙总统任命的澳门总督，是澳门的最高行政长官，《澳门组织章程》第五条明文规定立法职能由总督和立法会共同行使。法令（Decreto-Lei）是澳督在行使立法职能时所制定的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规范性文件的名称，而由立法会所制定的则称为法律（Lei）。由澳督与立法会共同行使立法职能这一特色是承袭自葡国的宪政传统，只有对葡国宪政传统进行深入分析才能了解共同行使立法职能的实况。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主权机关应遵守《宪法》关于分立及互相依赖之规定。”当中确立了主权机关分立及互相依赖原则，该原则作为政治权力基本组成原则并未绝对采纳「权力分立」此一古典理论的主张〔2〕，这是因为考虑到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的分野并非绝对可以清晰地勾划出来，事实上，正如今天的现代公法学家所强调：“并非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进行「分割」，因为国家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所能分割的只是国家的「职能」，并把该等职能分配予各主权机关行使。”主权机关分立在宪法上被视为主权机关与宪法所定的职能或事务之间关系的一个指导标准，因为把不同职能分配予不同机关行使，目的在于使国家的职能可更好得以落实。另一方面，主权机关分立亦是政治职能分立原则的体现，政治职能分立原则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1）职能上分立──政治权力的基本职能的分立或独立化；2）机关上分立──由宪法所设定的主权机关的分立，并对之赋予主要职能或权限；3）人员上分立──主要是涉及不得兼任制度问题，以免主权机关出现「人员联合」。《宪法》以机关分立标准作为组织架构的出发点〔3〕。

职能及机关上的分立不但没有排除各主

权机关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相反更以该相互依赖性作为职能及机关上分立的前提，这种相互依赖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各主权机关的本身管治方式建基于主权机关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网上；2）在行使某些权限时要求各机关介入（例如：戒严的宣告；某些机关据位人或官职据位人的挑选、任命、撤职）；3）将同一职能分配予不同机关（立法职能）。透过组织及职能标准（每一基本职能授予一个机关或主要据位人）而订定的分立及互相依赖宪法性原则，对理解「职能根本核心理论」（Teoriadonúcleoessencialdasfun？？es）尤为重要，根据该理论，任何主权机关不得获赋予一些已专门特定赋予其它机关的实质职能，意即任一主权机构不得介入已属于其它机关的根本核心职能。

《宪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体现了权限不可处分原则，当中指出任何主权机关、自治机关或地方权力机关，均不得把权力「移转」予其它机关，但《宪法》规定「移转」时则除外。该原则是民主法治国原则的必然逻辑推论，假设权限是各主权机关权力的尺度，则不得透过「授权」或「移转」以破坏权限的宪法性划分。权力授予的禁止包括了狭义上的授权，更进一步亦包括所谓的权力移转（将据位人的权力确定性地移转予另一据位人）；在宪法角度下，权限不可处分原则在实务上所产生的重要结果为：1）「全权」授予的禁止，政府藉此可要求行使任何权力或职责；2）一般性授权的禁止（包括宪法允许下的授权），一般性授权是指关于整体职能的授权（例如主权机关向地区机关作出一般性授权）。

另一方面，《宪法》亦接纳权限不可处分原则的例外情况，权力的授予须有明文的宪法性或法律规定作为依据〔4〕，《宪法》最典型的权力授予为共和国议会授予政府的立法许可〔5〕。而《宪法》第二百零一条明文规定了政府具有立法权限，当以机关职能标准去论述权力分立时，在分析多条宪法性规定（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百条）后得知政府享有立法职能，这与政府的立法权历史演变不无关系。一九三三年《宪法》赋予政府很大限度的立法权限，与大部分民主政制相反的是，政府所享有的立法权是独立的（并非仅取决于共和国议会的立法许可）及普通的（并非只在例外或紧急情况下立法）；而十九世纪时期的《宪法》（constitui？？esoitocentistas），按照代议制原则及权力分立理论，却完全排除了政府享有立法权，且不接受立法授权，因此行政当局颁布的法规因侵夺立法权而被讥为“独裁”法例（legisla？？odeditadura）。一九一一年《宪法》一方面重申议会立法职能专属原则，另一方面却又订定向行政当局作立法授权的规定。一九三三年《宪法》初版并未根本地修改一九一一年的宪法制度，只是在紧急情况或议会休会期间〔6〕才许可政府立法。一九三三年《宪法》实质上让政府占有了整个立法权，并几乎完全夺取议会的立法职能，直至一九四五年修宪才对此情况作出规定，政府可在各领域进行立法，但不包括一直仅保留予议会的领域，然而，在有授权的情况下则除外。一九七六年《宪法》不但没有废除承袭自一九三三年《宪法》的制度，相反更扩大了保留予共和国议会的立法事宜范围（初版第一百六十七条），一九八二年修宪继续遵循这路线，并设定了一个绝对保留予共和国议会的范围，且对立法许可设定更多限制（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而一九八九年修宪亦只稍为扩大保留予共和国议会权限的范围，由此可见政府享有立法权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综上所述，第一百一十四条所指的权力分立是权力在宪政上的分立，并非是权力的社会分立。权力社会分立新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新议会政治多元主义」，「新行业合作主义」，是与政治党团多元主义、对经济进行独立的规范和社会协调形式有关，虽然这些问题在政治层面上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应与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混淆。

《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范性行为）是整部《宪法》的关键规定，首先体现了民主法治国所固有的若干基本原则：渊源等级原则、法律类型法定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虽然第一百一十五条的标题为「规范性行为」，但明显地是一条关于规范性行为渊源的规范（行为渊源），亦是一条《宪法》订定的规范性行为效力的规范。该条订定了各种立法行为类型或立法行为与立规行为之间的层级关系，以及作为对立法者在草拟法律时的一种宪法性约束，此外，除了层级传统原则外，亦强调了权限原则作为第二个规范结构的指导性原则。该条将规范性行为分为两类：1）立法行为；2）立规行为。立法行为包括三种形式：共和国议会法律、政府法令、自治区议会立法命令；而立规行为其中一类为规章命令。

在低于《宪法》的规范性行为中最主要的是立法行为──法律，然而「法律」一词在整部《宪法》中是一个具有多义特色的词，分别有三种不同意义：1）一般意义，包括共和国议会法律、政府法令及区立法命令（《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五、六、七款）；2）共和国法律意义，指法律、法令（同条第二、三款）；3）狭义上形式法律，指仅由共和国议会制定的法律。

《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为“法律及法令具有同等效力，但不影响组织法有较强之效力，且不影响使用立法许可而公布之法令、以及充实法律制度大纲之法令对其相应法律之从属性。”该款规定了共和国议会与政府的立法行为的对等规范性地位，一般原则是法律与法令在形式、效力上平等或对等，法律与法令原则上可各自或相互进行解释、中止或废止，因此，政府法规不是次级法律且不从属于法律，反之亦然。

回归前澳门的宪政模式基本上仿照葡萄牙的宪政模式。澳督所具有的立法权限大致可分为四类：

1.一般权限──总督有权限就非保留予葡萄牙主权机关或澳门立法会的事宜，采取立法行为（《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一款）。

2.竞合权限──总督及立法会均有权对《澳门组织章程》第三十一条第四、五款所规定的事宜采取立法行为.

3.获许可的权限──总督倘获立法会许可或于立法会解散期间，得就原保留予立法会的事宜采取立法行为（《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4.专属权限──仅总督有权限充实葡萄牙主权机关所制定的纲要法，通过执行机关架构及运作的法规（《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三款）。

而立法会的立法权限则分为：

1.竞合权限──总督及立法会均有权对《澳门组织章程》第三十一条第四、五款所规定的事宜采取立法行为。

2.相对保留权限──按照《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仅立法会就有关事宜采取立法行为，但该会得透过立法许可，将原保留予立法会的立法权限授予总督，以便总督代其就特定事宜于限定期间内实施立法行为。惟于立法会解散期间，总督无须倚赖立法许可，亦得就有关事宜制定具法律效力的规范。

3.绝对保留权限或专属权限──《澳门组织章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事宜，在本质上是立法会的固有事宜，故仅立法会有权限就该等事宜

制定法律，换言之，总督既不得透过立法许可，亦不得于立法会解散期间代替该会就有关事宜立法。该等事宜包括：议员通则、选举制度（例如选民要件、被选要件、选民登记、选举能力等）、对间选方面之社会利益代表之界定、选举程序、选举日期等等。

（二）行政法规的法律性质

《基本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另外，该法第七十一条（一）项亦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行使下列职权：依照本法规定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法律。”即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限仅由一个机关行使。根据《基本法》第五十条（五）项的规定，行政长官作为特别行政区首长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并颁布执行；制定行政法规是行政长官在行使行政职能时制定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规范性文件，即行政长官所具有的权力为制定规章权限（poderregulamentar）而非立法权限，所以行政长官的行政法规仅是实质法律（leimaterial），并非是实质兼形式法律（leimaterialeformal）。

行政法规〔7〕是行使行政职能时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8〕。普遍学者均认为「行政法规」是一集合名词，现在将它作为一个特定名称来使用是不适当的，现引述有关学者对「行政法规」这一概念的见解：

“1）必须从《基本法》的整体规定，尤其是结合关于「政治体制」的规定，来理解行政法规。2）从本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来看，行政法规是个集合概念；一方面，她是指回归前总督颁布的训令及对外规范性批示；另一方面，她是指回归后行政长官行使《基本法》第五十条（五）项之职权制定的行政法规。3）《基本法》其它各章中涉及行政法规者均是指行政长官制定的行政法规。4）行政长官制定的行政法规是特区法规体系中的一种规范形式，是政府制规权的重要体现。5）特区成立后，在运作层面，行政法规祗是特指行政长官制定者。”〔9〕“第二，忽视《基本法》所用之名称及术语大多数为泛指名称，此乃同《基本法》之性质有关（《基本法》是一部原则法律，细则性内容有待立法机关充实）。典型例子为《基本法》第五十条（四）及（五）项述及之「行政命令」及「行政法规」，皆为泛指名称，然现在郄作为专有特定名称使用，继而出现第X号行政命令、第X号行政法规之情况。”〔10〕

总体而言，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能时的形式是多元化的，这是因为行政职能的性质及活动多元性所致，其行为一般可分为：命令、训令、章程、批示、政令、指引、通告、指示等。在特区政府成立前，履行行政职能的行为形式主要有：训令、章程、批示。顺序排列为：

1.训令――指履行行政职能最庄严的形式，内容通常是针对特定具体情况。

2.章程――由具有普通性及抽象性的规范组成，必定以法律为依据，即只有法律明文容许的情况下方得制定行政规章。

3.批示――通常指针对具体情况而作出的决定，一般以法律或行政章程为依据，故其地位必定从属于法律或章程。

由于有法律明示规定上述行为的等级排列及所包含的内容，故在出现冲突时，亦较易解决问题，一般采用：层级高之规范优先于层级低之规范，如冲突的规范属同一等级（或称“位阶”），则新规范胜于旧规范。

四、澳门特别行政区规范性行为的位阶

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中，各种法律规范都冠以不同的名称以区分其性质，且它们之间是按一定的等级排列，这种法律规范的等级关系称为“法律位阶”。在法律效力的角度下，法律的等级排列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层级较低的法律不得抵触层级较高的法律，而层级相同或较高的法律则可废止、变更层级相同或较低的法律，从而确保了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及安定性。分析《基本法》的相关条文（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一）项、第五十条（五）项）后，得知特区的法律规范的排列顺序（由高至低排列）为：

1.《基本法》；

2.法律；

3.行政法规；

4.行政命令；

5.规范性批示。

而在特区成立前的澳门法律规范按效力的高低排列如下：

1.适用于澳门地区的葡萄牙宪法规范；

2.一般国际法及法源条约；

3.澳门组织章程与效力高于澳门地区所制定法律的葡萄牙法律；

4.澳门立法会法律与总督的法令；

5.形式为训令的行政规章；

6.形式为批示的行政规章，及地方自治团体、行政公益法人与被特许实体所发出的行政规章。

在葡萄牙法律体系内，《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1.共和国议会法律与共和国政府法令有同等效力；

2.但共和国议会所通过之组织法（狭义者）对其余者（即议会法律与政府法令）具较强之效力，即后者不得与前者相抵触；

3.政府行使立法许可或充实纲要法时所制定之法令受有关之立法许可法律或纲要法律约束，即该等法律之效力较高。

在澳门法律体系内，《澳门组织章程》没有相应于上述制度的规定。按照《澳门组织章程》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c项及第四十条第一款等之规定，立法会依法行使立法职能时所制定法律的效力，应与总督行使立法职能时所制定法令的效力相同，但总督行使立法会授予的立法许可，或充实立法会通过的纲要法时所制定的法令，则不得与有关立法许可法律或纲要法相抵触〔11〕。

虽然《基本法》第六十七条指出特区立法机关是立法会，但没有指出立法具体所包括的内容，所以很难界定立法权与立章权之界限，因为《基本法》第六十四条（五）项规定“特区政府有权草拟行政法规”。

至于行政法规与行政命令的位阶问题，亦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内容。《基本法》第五十条规定：“（四）决定政府政策，行政命令；（五）制定行政法规并颁布执行；”第3/1999号法律（《法规的公布与格式法》）第三条规定如下：“下列者须公布于《公报》第一组，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1）法律；2）行政法规；3）立法会决议；4）行政命令及行政长官对外规范性批示；”。经分析以上两条条文规定得知，行政命令和行政法规在《基本法》的排列顺序明显与第3/1999号法律第三条所排列的不同（将行政法规先行排列，之后方为行政命令）。行政法规与行政命令在内容方面有根本分别：前者是针对抽象情况，并适用于普遍相对人而非特定相对人；后者则以某个具体情况为对象，亦有特定相对人。再者，行政命令必定以法律或行政法规为基础，即在一般情况下只有行政法规或法律预先容许情况下方能制定行政命令。因此，行政法规在位阶上较行政命令为高。

五、行政法规与法令在法律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

《基本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只有立法会才享有立法权限，这有别于回归前所奉行的立法制度，《澳门组织章程》第五条规定澳督与立法会共同行使立法职能，但是《基本法》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明显地排除了行政长官享有立法权限的可能性。

《基本法》第八条规定，“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或其它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而「澳门原有法律」此一概念应理解为：“1）澳门原有法律在形式上表现为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澳门已存在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除这些法律外，不存在其它任何可以划定为澳门原有法律范畴的规范。2）澳门原有法律在范围上专门指特别行政区成立时予以保留的既存法律，而不是指全部澳门现行法律。”〔12〕这充分体现了法律体系延续原则。

依照《基本法》，澳门现行法律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得以继续适用必须符合两个要件：第一，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具体而言，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方面与《基本法》规定相冲突的法律，都应予以废除和修改。第二，未经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或其它有关机关作出修改。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澳门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同本法抵触外，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以后发现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可依照本法规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这是专门规定有关废除和修改法律的程序。换句话说，特别行政区成立时，澳门现行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废除者外，均作为澳门原有法律，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如发现有法律抵触《基本法》，则可将其修改或停止生效。修改的原因则不仅是与《基本法》相抵触，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法律随社会发展而须要不断更新。

《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处理澳门原有法律的决定》〔13〕规定：“澳门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除同《基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换言之，如有关法律或法令有需要予以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须透过法律位阶较高或相同的形式为之，即须透过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法律将有关法律或法令予以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因为法律与法令是处于同一位阶，具有同等效力，如欲废止法令，必须要以立法会的法律为之，绝不可由行政法规为之。

然而，由于观点与角度的不同，这问题直到现在仍成为一个争论点。尽管基本上都认定行政法规的效力低于法令的效力，其中就有学者认为“《基本法》中的行政法规概念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不是指行政方面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好似集合名词，而是特指由行政长官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是澳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基本法》、法律的一个规范性文件的等级。其制定的主体是行政长官，其效力低于法律、高于其它规范性文件。”〔14〕然而，有些学者却认为：“6）行政法规与法令的关系：在法规体系的位阶排列上，行政法规低于法令（参见《基本法》第八及第十一条）；但基于整个法规体系基础的宪制性变更及其它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行政法规修改或废止法令。7）根据上述宪制性变更应将法令的适用与修改分别处理：基于原有法律不变的原则，在适用上确认法令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基于《基本法》已经取代《澳门组织章程》，构成新的宪制基础，可以对修改法令采取「双轨制」。即，立法会以法律修改及行政长官以行政法规修改。8）修改法令采用「双轨制」的法律依据……”〔15〕。这是其中一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由于过去大部分法令的内容仅涉及行政事宜，虽然以法令的形式进行规范，但仍可由行政法规废止，可是，同时又认为在法律位阶的角度下，是不能由行政法规废止法令的。上述两种意见明显地都是基于政治考虑而主张行政法规可以废止法令的立场。另外，某些学者则从法律解释角度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可由行政法规废止法令，其中有学者在解释《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后得出以下结论：“至于修改的机关只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即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可依法定程序修改原澳门立法机关的法律、法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修改原由澳门政府颁布的法令、行政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16〕亦有认为︰“如有关法律或法令有需要予以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则须透过法律位阶较高或相同的形式为之，即须透过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法律将有关法律或法令予以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然而，根据《基本法》的某些具体规定，似乎上述的法律保留原则有例外情况，例如《基本法》第九十二条及第一百三十九条，《基本法》已明确授权政府分别‘可作出有关当地和外来的律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执业的规定’及‘可对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人入境、逗留和离境实行出入境管制’。”〔17〕

对以上问题本人有以下见解，本人认为根据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九条，政府具有这方面的立规权限是清楚无误的，但仅在以下情况行使：当有关法令因被法律废止而出现法律真空（vacuumlegis）时，政府方可以行政法规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去填充这真空地带，又或政府可透过行政法规去制定一些与该法令有关但与之无抵触的规定。其实这问题的原理可类推适用至另一类似情况，在只有立法会才享有立法权限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所分析的法律位阶，如认为国际法在位阶上高于立法会的法律时，则立法会的法律不能抵触一般国际法的规定。综上所述，上述情况其实是涉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政府按照《基本法》规定具有制定规章权限是不能置疑的。第二，虽然具有这方面事宜的权限，却不代表可制定一些与法律位阶有冲突的规定，即以行政法规废止或修改法令。在理论层面上，明显地「行政法规可以废止法令」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实务上亦无可避免以此主流意见为依归，结果出现在立法过程中，造成了若干违背法律体系延续原则的个案，兹列举如下：

1.第11/1999号行政法规；

2.第6/1999号行政法规；

3.第30/2000号行政法规；

4.第36/2000号行政法规；

5.第5/2001号行政法规；

6.第6/2001号行政法规；

7.第80/2000号司长批示废止十二月二日第293/96/M号训令。

六、问题的解决方法

经过上述分析后，相信大家对问题基本上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现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法。方案一：行政长官透过法案向立法会建议，后由立法会以法律形式废止法令，这样便符合了由位阶相同的法规废止处于同一位阶的法规的原则。方案二︰修改《基本法》，这是一种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可采用以下任一种方法对《基本法》作出修改：1）修改立法制度，赋予行政长官立法权限，由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共同行使立法职能，这样做不会违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模式，即行政长官除了仍具有原

先的提案权外，还主动地就有关事宜进行立法；2）将「法令」降格为「行政法规」，把原先由澳督制定的法令效力规定为只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那么，行政长官便可以行政法规废止有关法令。在《基本法》中并无明文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但基于法律体系延续原则及学理上对法律位阶这问题的一贯处理方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其实我们可以仿效中国大陆最近颁布的《立法法》第七十九条〔18〕的做法，就是在《基本法》中明文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七、结论

澳门的宪政地位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一个由葡萄牙管治的地区转变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虽然作为澳门根本大法的《基本法》确保了澳门的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宪制上的转变肯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基本法》的生效时间尚短，在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只有透过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认识到《基本法》在操作上所出现的问题。目前因《基本法》而产生的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行政法规废止法令的可行性。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限只由立法会行使，行政长官并没有立法权限，行政法规是行政长官在行使行政职能时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因此不属实质兼形式的法律，他所行使的只不过是立章权限并非是立法权限。而澳葡时期由澳督所制定的法令是实质兼形式的法律，因为当时是由澳督与立法会共同行使立法权限。从法律位阶上来看，澳督的法令与立法会的法律是处于同一位阶，而行政法规则处于两者之下，层级较低的法律不能废止、修改层级较高的法律。因此，在法律角度下，行政法规基于其性质、效力是绝不能废止法令。这是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另一方面，「一国两制」毫无疑问是解决澳门问题的伟大构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较联邦制为优。在「一国两制」实行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困难、障碍亦是正常的，因为每一种建制都要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改善才会运作得更好。然而，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所出现的问题，个人认为只有以务实、客观、持平的态度去认真处理好每一个问题，才能使「一国两制」的精神能真正得到贯彻，亦只有这样，「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方具实质意义。

注释：

〔1〕经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第2/97号修正案修改。

〔2〕指为了避免因“权力”或“职能”仅集中在一个机关或一个人身上而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因而把行政、立法、司法权或职能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专属行使，它们之间绝不互相干预及互不隶属。

〔3〕见《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中提及「主权机关」以及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主权机关分立及互相依赖原则以机关分立作为标准，然而该原则并未摒弃以权限分立作为指导思想。关于权限分立见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六条。

〔4〕见《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b项。

〔5〕见《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一百六十四条e项，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

〔6〕议会的休会期较运作期长。

〔7〕某些在内容上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行政长官批示、行政命令亦属广义上的行政法规。

〔8〕行政长官批示、行政命令、行政长官公告为行使行政职能的其它表现形式。

〔9〕赵向阳，《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短期课程讲义，第5页。

〔10〕冯文庄，《澳门大学法学院学生会成立十周年特刊》，澳门大学学生会，第44页。

〔11〕基此，虽然《澳门组织章程》对上述情况没有明确规定，但《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原则与精神应直接约束本地区立法制度，换言之，有关法令的效力较相应的立法会法律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