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智慧教育范文10篇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1

关键词：私人领域；关怀；民主；智慧

社会科学具有重视公共领域的研究传统。内尔·诺丁斯指出：“自柏拉图以降，哲学界一直遵循的惯例是先描述一个理想国或最佳国家，然后考察家与家庭对于建构这种国家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随着此理路讨论的深入，许多学者日益发现偏于重视此领域具有不完备性，因而将思考的触角拓展至私人领域。诺丁斯便将立足点置于家庭研究以及源于私人领域的关怀关系，然后延伸考察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策[1]。戴维·黑尔德指出：“正式民主制度的常规很像良好个人关系中的常规”———人人平等，分享话语权，公开讨论问题，摒弃暴力，重视对话和自治[2]。吉登斯高度认同黑尔德的观点，指出“推进个人自主权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尊，应视作与公共领域中的法律和其它自由同等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那些自由的条件。”[2]（P113）上述视域拓展符应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客观存在的互动，符合人的成长历程，揭示了家庭和社会深刻的同构关系。

如何实现当代社会科学所希冀的私人领域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这关涉到家庭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既折射在家庭之中，又可能被家庭教育所强化。黑格尔曾论述过亲子教育承载着重要的家庭伦理功能。传统社会中的亲子教育主要满足于“保证孩子存活、促进其成长、培养能被外界接受或认可的孩子。”[3]“可被社会接受”关涉的是个体对社会的顺应，而在加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的未来性尤其突出。结合有关学科的学理指向，这种未来性在家庭教育的伦理层面至少可以具体化为关怀、民主和智慧三种路径。关怀是当代伦理学的一大新兴主题；民主作为现代德目的重要性已被托克维尔、杜威等人充分揭示；智慧或明智在伦理学中则是一种高位阶的流体道德素养。

一、家庭中的关怀回应

成熟的现代社会是超越冷漠和单子式存在状态的公民社会。人与人相互关心，人们对社会正义常怀在意感。家庭教育为此应做的准备是帮助儿童对人对事学会关心。学会关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具有被关心的体验，使得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恐惧不至于转化为伦理恐惧、敌意、冷漠，而升华为伦理关怀。为此，家庭中的成人要基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做出适当回应，给予有效关怀。关怀伦理学依据努力程度的高低将关怀分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家庭中的成人在两个层面上都必须注意关怀的限度和有效性。

埃利克森关于道德心理的发展研究揭示出儿童的需要包括自理、自主、自治，这些行为和能力直接影响其自信的生成和自我建构。因此，在自然关怀中，要警惕未经慎思的滥施关怀。生物学角度的考察表明：自然关怀生发于幼小者的需要，视需要情况，不同物种所获的亲代关怀或有或无。如果子代没有被关怀的需要，亲代的关怀就不会发生。海龟之类先天较成熟的动物，在自行孵化后从来得不到母亲的呵护。雌海龟仅将卵产在海滩的坑内，随即返回大海。几乎所有的海龟亲子终生无缘邂逅。很多低等动物却是这样生而自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由于子代先天早熟，一般具有护犊现象。人类是典型先天早熟的动物，刚性的被关怀需要时期很长，这才催生了人类双亲的关怀。但是，有效的关怀包括“不作为”，某些延迟满足，以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间接地、隐性地促进儿童发展；滥施关怀会使需要的满足蜕变为餍足，反而会阻滞儿童成长，钝化其对关怀的敏感性，剥夺儿童自主关怀，进而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的机会。

在伦理关怀层面，需要成人明晰、整全地思考儿童的需要，须鉴别社会环境、主流教育语境所断言的儿童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患有“知识饥渴”

的症状[4]，这已清晰地反映在唯知主义的应试教育中。在这里，儿童对闲暇、适度游戏的普遍需要被去合法化，而它们对自我的统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学者克拉伦斯·金斯利提出的《教育基本原则》研究报告论及七项教育目的，其中就包括“有价值地利用闲暇”[5]。我国日益增加的儿童离家出走、逃学、迷恋网络游戏等现象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诠释，实际上是被高度宰制的本我对自我和超我的反抗和叛逃。过于激烈的知识竞争超出了很多儿童的承受阈限，使他们出现退缩现象。他们通过问题表征无声地呼喊，却常常继续被家人误解。儿童在患有知识饥渴症的学校内已然负担着激烈的竞争、超强的脑力付出，家庭不能继续成为福柯所言的极度严加规训的另一监狱。私人领域中，让孩子的多重角色都有舒展的机会，有益于儿童在道德心理上获得自我的整合。

从更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儿童还有成长为合格现代公民的需要。家庭中的关怀与民主、赋权不无交叉。

二、家庭中的民主建构

杜威在“DemocracyandEducation”一书中阐述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对民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塑形作用。自“五四”以来，建设民主的现代社会成为我国的一种政治取向。鉴于我国学校的层级制惯性非常强大，家庭是比较便于推行民主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机构。

然而，强调孝悌之道的传统文化对培育现代家庭并非没有阻力。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深刻分析了传统社会由于生活、工作经验的超稳定性，加固了长老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代际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多元。米德指出了前喻、后喻、同喻3种并存的文化模式。中国父母需要认识到，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父母和孩子都同为探索者、思考者，不能要求孩子仅仅做“听话”的追随者、仿效者。

家庭中的民主建构要求父母至少在4个维度上尊重孩子。首先，尊重孩子的主体性。有些父母动辄说：“孩子是我生养的，我想打就打！谁管得着？”这是典型的前现代亲子关系模式，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儿童的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和父母享有相同无涉年龄基本权利的公民。把垂直型家庭等级关系改造为趋于扁平化的学习型家庭组织，才更有利于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首创精神和发展主体性。

其次，尊重孩子的差异性。智慧地看待差异，让孩子悦纳自己，自信、勤勉地创造优质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辩证地看，差异分为优势差异和弱势差异。多元智能学说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优势差异，没有弱势差异。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起始的“被给定身份”并不能线性地预言努力主动获得的“获致身份”，而且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因此，面对弱势差异无须自卑，两代人都要学会平和地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为弱势差异所累，进一步羁绊自身发展。父母切忌简单以他人之强对比自己孩子之弱，向孩子施压，使得孩子对于强于自己的同伴产生忌妒、怨恨心理，自暴自弃，以“不屑努力”作为失败的理由，从而避免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一旦陷入这种自卑型自我防御模式，则难以发展。面对优势差异时，则要不自傲，才能不与他人疏离。自负中含有自卑的成分以及向自卑转换的可能。许多高考优胜者进入名牌大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泯然众人”

的新身份，就是优越感向自卑感转化的实例。父母应警惕过度的赏识，赞扬优势较多的孩子，帮助其葆有平常心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第三，尊重孩子的合理选择。有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光耀门楣的载体，也让孩子熏染了“面子至上”的从众选择标尺。武断地替代做出短期选择，代价尚小；如果涉及择校、择业等长期人生项目，往往后果严重。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不断的选择对自己负责、建构自我。父母可以呈现自身阅历中与孩子选择相关的信息，协助孩子审慎地做出知情选择。这样，孩子得到的不只是一个现成的答案，而学会减少依附，较为独立、负责地筹划人生、建构自我。

第四，尊重疑似犯错孩子的人格。认知心理学和波普的证伪论科学哲学都肯定试误、证伪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儿童犯错误时，父母应慎用批评。

对于众所周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父母强化“批评”而虚化“自我批评”。他们将孩子的优点归功于自己；将孩子的缺点、不足归因于孩子，让孩子独立负责。实际上，“黑点”并非孩子与生俱来的恶，而是各种教育失当的产物，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孩子自身。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首先要客观公正地反思自身，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就应坦率承认，做自我批评，并和孩子共同分析、解决问题。以身教让孩子学会负责。

三、家庭中的智慧生成

关怀和民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有益于孕育两代人的道德智慧。而智慧的生成之道还不止于此。

智慧作为高位阶的道德素养，不同于知识或机巧；智慧具有实践性、情境性、反思性、前瞻性的特点。冯契认为，智慧是德性的能力。张汝伦认为：智慧是一种正确行动并使事物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发展的实践能力，能根据事情的特殊性做出正确的决断与反应[6]。

对智慧的内涵认识不清，会导致家庭教育出现病理现象。

许多父母将智慧混同于知识、文凭，过度崇拜知识，使自己丧失家庭教育的自信。实际上，知识是分特殊领域的，而智慧具有流动性、整体性和很强的可迁移性。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缺智慧的个体比比皆是。慎思、节制、诚实、慈爱、坚定，都是重要的生活智慧。无论学校教育经历多寡，每位父母都可以变生活阅历为人生的反思、智慧的财富，形成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追求对事情的准确判断，坚持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此引导孩子共创幸福。

忽视智慧的伦理性容易混淆大智慧与小聪明。

有些父母面对各种售票处的身高量尺教孩子屈膝逃票。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屈膝”，更是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屈膝。浸染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孩子会不耻于以良知为代价，换取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甚至以此为荣、以此为智。及其成年，很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赡养老人、蒙骗消费者等行径，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都成为道德的侏儒。

如果父母知行（言行）分裂，就会违背智慧的实践性，即稳定、长期的经验性。许多家长感到“孩子和父母拧着来”。实际上，成人作为一个个体，也并非单质的，而是多维度的人。虽然过早达到绝对的同一性意味着人格的僵化，但是，任何阶段上都应该追求一定程度的言行一致，避免过度分裂。如果父母屡屡在言行上自己和自己“拧着来”，孩子在父母的多元榜样中，往往选择最省力的榜样来仿效。“孩子不听话”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成人自身的低端自我远远悖离其理想自我。

智慧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而最大的情境莫过于时代语境。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应考虑到德目的时代变迁，审视前现代“经典”文本中包含的德目。例如《一千零一夜》中充斥着以牙还牙的暴力色彩，故事往往以暴力、诡计等手段获得金钱、美色，将此作为成功、幸福的指针。如果讲述者不加改编，它们对于孩子的负面道德影响甚至超过劣质的电视节目。

因为后者是往往被批判的；而前者披着“经典”的外衣。对于形成于前现代的经典故事，要站在现代的角度再诠释，培养孩子的批判思维能力。

家庭教育中智慧的反思性、前瞻性同样可以生成于道德叙事之中。以生活史的连续视野加以考察，任何行为都不是孤立的，而有着前因、后果。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应以内隐的价值观暗示教育启动儿童的道德思考。蒙台、梭利等人的研究表明，幼儿期是德目学习的一个敏感期。此时，父母为其讲授的故事中所含的德目容易被“有吸收力的心灵”内化。因此，在亲子故事时间里，可对德目进行拓展讨论。许多文化中都有类似《铁斧子的故事》，试图传递的核心德目是诚实。故事中的权威“仙人”往往会把金斧子、银斧子一起送给铁斧子的主人，以奖赏他说真话，当即实现令人喜出望外的德福一致。而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德福错位现象。父母可以问孩子：“如果你是丢了铁斧子的打柴人，不诚实，就能得到金斧子；如果诚实，没有奖赏，只能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铁斧子，你还要不要诚实呢？”进而将康德所言的“完全义务”概念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播种在其心田，将孩子培养成道德的自主思考者、合格的潜在道德立法者。

关怀、民主、智慧三维度在实践中是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的。本文将其分而述之，以便在分析的基础上更好地综合，更好地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正如童话《皮诺丘》描绘的那样，一个孩子从蒙昧的人形“木偶”变成拥有精神力量的真正儿童，需要关怀、信任以及智慧的引导。面对公共领域中良莠不齐的影响因素，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启迪慧眼，培养道德判断力和现代公民品质。私人领域的道德养成有助于以关怀破解道德冷漠、以民主平等促和谐、以智慧的慎思避免盲从，使社会以较低成本加速实现成熟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13.

[3]Ruddick，S.MaternalThinking[M].FeministStudies，1980，（2）。

[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83.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2

关键词：私人领域关怀民主智慧

社会科学具有重视公共领域的研究传统。内尔·诺丁斯指出：“自柏拉图以降，哲学界一直遵循的惯例是先描述一个理想国或最佳国家，然后考察家与家庭对于建构这种国家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随着此理路讨论的深入，许多学者日益发现偏于重视此领域具有不完备性，因而将思考的触角拓展至私人领域。诺丁斯便将立足点置于家庭研究以及源于私人领域的关怀关系，然后延伸考察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策[1]。戴维·黑尔德指出：“正式民主制度的常规很像良好个人关系中的常规”人人平等，分享话语权，公开讨论问题，摒弃暴力，重视对话和自治[2]。吉登斯高度认同黑尔德的观点，指出“推进个人自主权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尊，应视作与公共领域中的法律和其它自由同等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那些自由的条件。”[2]（P113）上述视域拓展符应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客观存在的互动，符合人的成长历程，揭示了家庭和社会深刻的同构关系。

如何实现当代社会科学所希冀的私人领域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这关涉到家庭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既折射在家庭之中，又可能被家庭教育所强化。黑格尔曾论述过亲子教育承载着重要的家庭伦理功能。传统社会中的亲子教育主要满足于“保证孩子存活、促进其成长、培养能被外界接受或认可的孩子。”[3]“可被社会接受”关涉的是个体对社会的顺应，而在加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的未来性尤其突出。结合有关学科的学理指向，这种未来性在家庭教育的伦理层面至少可以具体化为关怀、民主和智慧三种路径。关怀是当代伦理学的一大新兴主题；民主作为现代德目的重要性已被托克维尔、杜威等人充分揭示；智慧或明智在伦理学中则是一种高位阶的流体道德素养。

一、家庭中的关怀回应

成熟的现代社会是超越冷漠和单子式存在状态的公民社会。人与人相互关心，人们对社会正义常怀在意感。家庭教育为此应做的准备是帮助儿童对人对事学会关心。学会关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具有被关心的体验，使得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恐惧不至于转化为伦理恐惧、敌意、冷漠，而升华为伦理关怀。为此，家庭中的成人要基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做出适当回应，给予有效关怀。关怀伦理学依据努力程度的高低将关怀分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家庭中的成人在两个层面上都必须注意关怀的限度和有效性。

埃利克森关于道德心理的发展研究揭示出儿童的需要包括自理、自主、自治，这些行为和能力直接影响其自信的生成和自我建构。因此，在自然关怀中，要警惕未经慎思的滥施关怀。生物学角度的考察表明：自然关怀生发于幼小者的需要，视需要情况，不同物种所获的亲代关怀或有或无。如果子代没有被关怀的需要，亲代的关怀就不会发生。海龟之类先天较成熟的动物，在自行孵化后从来得不到母亲的呵护。雌海龟仅将卵产在海滩的坑内，随即返回大海。几乎所有的海龟亲子终生无缘邂逅。很多低等动物却是这样生而自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由于子代先天早熟，一般具有护犊现象。人类是典型先天早熟的动物，刚性的被关怀需要时期很长，这才催生了人类双亲的关怀。但是，有效的关怀包括“不作为”，某些延迟满足，以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间接地、隐性地促进儿童发展；滥施关怀会使需要的满足蜕变为餍足，反而会阻滞儿童成长，钝化其对关怀的敏感性，剥夺儿童自主关怀，进而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的机会。

在伦理关怀层面，需要成人明晰、整全地思考儿童的需要，须鉴别社会环境、主流教育语境所断言的儿童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患有“知识饥渴”

的症状[4]，这已清晰地反映在唯知主义的应试教育中。在这里，儿童对闲暇、适度游戏的普遍需要被去合法化，而它们对自我的统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学者克拉伦斯·金斯利提出的《教育基本原则》研究报告论及七项教育目的，其中就包括“有价值地利用闲暇”[5]。我国日益增加的儿童离家出走、逃学、迷恋网络游戏等现象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诠释，实际上是被高度宰制的本我对自我和超我的反抗和叛逃。过于激烈的知识竞争超出了很多儿童的承受阈限，使他们出现退缩现象。他们通过问题表征无声地呼喊，却常常继续被家人误解。儿童在患有知识饥渴症的学校内已然负担着激烈的竞争、超强的脑力付出，家庭不能继续成为福柯所言的极度严加规训的另一监狱。私人领域中，让孩子的多重角色都有舒展的机会，有益于儿童在道德心理上获得自我的整合。

从更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儿童还有成长为合格现代公民的需要。家庭中的关怀与民主、赋权不无交叉。

二、家庭中的民主建构

杜威在“DemocracyandEducation”一书中阐述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对民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塑形作用。自“五四”以来，建设民主的现代社会成为我国的一种政治取向。鉴于我国学校的层级制惯性非常强大，家庭是比较便于推行民主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机构。

然而，强调孝悌之道的传统文化对培育现代家庭并非没有阻力。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深刻分析了传统社会由于生活、工作经验的超稳定性，加固了长老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代际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多元。米德指出了前喻、后喻、同喻3种并存的文化模式。中国父母需要认识到，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父母和孩子都同为探索者、思考者，不能要求孩子仅仅做“听话”的追随者、仿效者。

家庭中的民主建构要求父母至少在4个维度上尊重孩子。

第一，尊重孩子的主体性。有些父母动辄说：“孩子是我生养的，我想打就打！谁管得着？”这是典型的前现代亲子关系模式，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儿童的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和父母享有相同无涉年龄基本权利的公民。把垂直型家庭等级关系改造为趋于扁平化的学习型家庭组织，才更有利于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首创精神和发展主体性。

第二，尊重孩子的差异性。智慧地看待差异，让孩子悦纳自己，自信、勤勉地创造优质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辩证地看，差异分为优势差异和弱势差异。多元智能学说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优势差异，没有弱势差异。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起始的“被给定身份”并不能线性地预言努力主动获得的“获致身份”，而且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因此，面对弱势差异无须自卑，两代人都要学会平和地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为弱势差异所累，进一步羁绊自身发展。父母切忌简单以他人之强对比自己孩子之弱，向孩子施压，使得孩子对于强于自己的同伴产生忌妒、怨恨心理，自暴自弃，以“不屑努力”作为失败的理由，从而避免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一旦陷入这种自卑型自我防御模式，则难以发展。面对优势差异时，则要不自傲，才能不与他人疏离。自负中含有自卑的成分以及向自卑转换的可能。许多高考优胜者进入名牌大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泯然众人”的新身份，就是优越感向自卑感转化的实例。父母应警惕过度的赏识，赞扬优势较多的孩子，帮助其葆有平常心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第三，尊重孩子的合理选择。有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光耀门楣的载体，也让孩子熏染了“面子至上”的从众选择标尺。武断地替代做出短期选择，代价尚小；如果涉及择校、择业等长期人生项目，往往后果严重。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不断的选择对自己负责、建构自我。父母可以呈现自身阅历中与孩子选择相关的信息，协助孩子审慎地做出知情选择。这样，孩子得到的不只是一个现成的答案，而学会减少依附，较为独立、负责地筹划人生、建构自我。

第四，尊重疑似犯错孩子的人格。认知心理学和波普的证伪论科学哲学都肯定试误、证伪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儿童犯错误时，父母应慎用批评。

对于众所周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父母强化“批评”而虚化“自我批评”。他们将孩子的优点归功于自己；将孩子的缺点、不足归因于孩子，让孩子独立负责。实际上，“黑点”并非孩子与生俱来的恶，而是各种教育失当的产物，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孩子自身。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首先要客观公正地反思自身，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就应坦率承认，做自我批评，并和孩子共同分析、解决问题。以身教让孩子学会负责。

三、家庭中的智慧生成。

关怀和民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有益于孕育两代人的道德智慧。而智慧的生成之道还不止于此。

智慧作为高位阶的道德素养，不同于知识或机巧；智慧具有实践性、情境性、反思性、前瞻性的特点。冯契认为，智慧是德性的能力。张汝伦认为：智慧是一种正确行动并使事物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发展的实践能力，能根据事情的特殊性做出正确的决断与反应[6]。

对智慧的内涵认识不清，会导致家庭教育出现病理现象。许多父母将智慧混同于知识、文凭，过度崇拜知识，使自己丧失家庭教育的自信。实际上，知识是分特殊领域的，而智慧具有流动性、整体性和很强的可迁移性。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缺智慧的个体比比皆是。慎思、节制、诚实、慈爱、坚定，都是重要的生活智慧。无论学校教育经历多寡，每位父母都可以变生活阅历为人生的反思、智慧的财富，形成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追求对事情的准确判断，坚持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此引导孩子共创幸福。

忽视智慧的伦理性容易混淆大智慧与小聪明。有些父母面对各种售票处的身高量尺教孩子屈膝逃票。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屈膝”，更是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屈膝。浸染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孩子会不耻于以良知为代价，换取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甚至以此为荣、以此为智。及其成年，很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赡养老人、蒙骗消费者等行径，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都成为道德的侏儒。

如果父母知行（言行）分裂，就会违背智慧的实践性，即稳定、长期的经验性。许多家长感到“孩子和父母拧着来”。实际上，成人作为一个个体，也并非单质的，而是多维度的人。虽然过早达到绝对的同一性意味着人格的僵化，但是，任何阶段上都应该追求一定程度的言行一致，避免过度分裂。如果父母屡屡在言行上自己和自己“拧着来”，孩子在父母的多元榜样中，往往选择最省力的榜样来仿效。“孩子不听话”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成人自身的低端自我远远悖离其理想自我。

智慧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而最大的情境莫过于时代语境。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应考虑到德目的时代变迁，审视前现代“经典”文本中包含的德目。例如《一千零一夜》中充斥着以牙还牙的暴力色彩，故事往往以暴力、诡计等手段获得金钱、美色，将此作为成功、幸福的指针。如果讲述者不加改编，它们对于孩子的负面道德影响甚至超过劣质的电视节目。因为后者是往往被批判的；而前者披着“经典”的外衣。对于形成于前现代的经典故事，要站在现代的角度再诠释，培养孩子的批判思维能力。

家庭教育中智慧的反思性、前瞻性同样可以生成于道德叙事之中。以生活史的连续视野加以考察，任何行为都不是孤立的，而有着前因、后果。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应以内隐的价值观暗示教育启动儿童的道德思考。蒙台、梭利等人的研究表明，幼儿期是德目学习的一个敏感期。此时，父母为其讲授的故事中所含的德目容易被“有吸收力的心灵”内化。因此，在亲子故事时间里，可对德目进行拓展讨论。许多文化中都有类似《铁斧子的故事》，试图传递的核心德目是诚实。故事中的权威“仙人”往往会把金斧子、银斧子一起送给铁斧子的主人，以奖赏他说真话，当即实现令人喜出望外的德福一致。而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德福错位现象。父母可以问孩子：“如果你是丢了铁斧子的打柴人，不诚实，就能得到金斧子；如果诚实，没有奖赏，只能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铁斧子，你还要不要诚实呢？”进而将康德所言的“完全义务”概念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播种在其心田，将孩子培养成道德的自主思考者、合格的潜在道德立法者。

关怀、民主、智慧三维度在实践中是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的。本文将其分而述之，以便在分析的基础上更好地综合，更好地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正如童话《皮诺丘》描绘的那样，一个孩子从蒙昧的人形“木偶”变成拥有精神力量的真正儿童，需要关怀、信任以及智慧的引导。面对公共领域中良莠不齐的影响因素，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启迪慧眼，培养道德判断力和现代公民品质。私人领域的道德养成有助于以关怀破解道德冷漠、以民主平等促和谐、以智慧的慎思避免盲从，使社会以较低成本加速实现成熟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13。

[3]Ruddick，S.MaternalThinking[M].FeministStudies，1980，（2）。

[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83。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3

关键词：私人领域；关怀；民主；智慧

社会科学具有重视公共领域的研究传统。内尔·诺丁斯指出：“自柏拉图以降，哲学界一直遵循的惯例是先描述一个理想国或最佳国家，然后考察家与家庭对于建构这种国家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随着此理路讨论的深入，许多学者日益发现偏于重视此领域具有不完备性，因而将思考的触角拓展至私人领域。诺丁斯便将立足点置于家庭研究以及源于私人领域的关怀关系，然后延伸考察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策[1]。戴维·黑尔德指出：“正式民主制度的常规很像良好个人关系中的常规”———人人平等，分享话语权，公开讨论问题，摒弃暴力，重视对话和自治[2]。吉登斯高度认同黑尔德的观点，指出“推进个人自主权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尊，应视作与公共领域中的法律和其它自由同等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那些自由的条件。”[2]（P113）上述视域拓展符应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客观存在的互动，符合人的成长历程，揭示了家庭和社会深刻的同构关系。

如何实现当代社会科学所希冀的私人领域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这关涉到家庭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既折射在家庭之中，又可能被家庭教育所强化。黑格尔曾论述过亲子教育承载着重要的家庭伦理功能。传统社会中的亲子教育主要满足于“保证孩子存活、促进其成长、培养能被外界接受或认可的孩子。”[3]“可被社会接受”关涉的是个体对社会的顺应，而在加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的未来性尤其突出。结合有关学科的学理指向，这种未来性在家庭教育的伦理层面至少可以具体化为关怀、民主和智慧三种路径。关怀是当代伦理学的一大新兴主题；民主作为现代德目的重要性已被托克维尔、杜威等人充分揭示；智慧或明智在伦理学中则是一种高位阶的流体道德素养。

一、家庭中的关怀回应

成熟的现代社会是超越冷漠和单子式存在状态的公民社会。人与人相互关心，人们对社会正义常怀在意感。家庭教育为此应做的准备是帮助儿童对人对事学会关心。学会关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具有被关心的体验，使得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恐惧不至于转化为伦理恐惧、敌意、冷漠，而升华为伦理关怀。为此，家庭中的成人要基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做出适当回应，给予有效关怀。关怀伦理学依据努力程度的高低将关怀分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家庭中的成人在两个层面上都必须注意关怀的限度和有效性。

埃利克森关于道德心理的发展研究揭示出儿童的需要包括自理、自主、自治，这些行为和能力直接影响其自信的生成和自我建构。因此，在自然关怀中，要警惕未经慎思的滥施关怀。生物学角度的考察表明：自然关怀生发于幼小者的需要，视需要情况，不同物种所获的亲代关怀或有或无。如果子代没有被关怀的需要，亲代的关怀就不会发生。海龟之类先天较成熟的动物，在自行孵化后从来得不到母亲的呵护。雌海龟仅将卵产在海滩的坑内，随即返回大海。几乎所有的海龟亲子终生无缘邂逅。很多低等动物却是这样生而自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由于子代先天早熟，一般具有护犊现象。人类是典型先天早熟的动物，刚性的被关怀需要时期很长，这才催生了人类双亲的关怀。但是，有效的关怀包括“不作为”，某些延迟满足，以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间接地、隐性地促进儿童发展；滥施关怀会使需要的满足蜕变为餍足，反而会阻滞儿童成长，钝化其对关怀的敏感性，剥夺儿童自主关怀，进而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的机会。

在伦理关怀层面，需要成人明晰、整全地思考儿童的需要，须鉴别社会环境、主流教育语境所断言的儿童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患有“知识饥渴”的症状[4]，这已清晰地反映在唯知主义的应试教育中。在这里，儿童对闲暇、适度游戏的普遍需要被去合法化，而它们对自我的统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学者克拉伦斯·金斯利提出的《教育基本原则》研究报告论及七项教育目的，其中就包括“有价值地利用闲暇”[5]。我国日益增加的儿童离家出走、逃学、迷恋网络游戏等现象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诠释，实际上是被高度宰制的本我对自我和超我的反抗和叛逃。过于激烈的知识竞争超出了很多儿童的承受阈限，使他们出现退缩现象。他们通过问题表征无声地呼喊，却常常继续被家人误解。儿童在患有知识饥渴症的学校内已然负担着激烈的竞争、超强的脑力付出，家庭不能继续成为福柯所言的极度严加规训的另一监狱。私人领域中，让孩子的多重角色都有舒展的机会，有益于儿童在道德心理上获得自我的整合。

从更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儿童还有成长为合格现代公民的需要。家庭中的关怀与民主、赋权不无交叉。

二、家庭中的民主建构

杜威在“DemocracyandEducation”①一书中阐述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对民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塑形作用。自“五四”以来，建设民主的现代社会成为我国的一种政治取向。鉴于我国学校的层级制惯性非常强大，家庭是比较便于推行民主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机构。

然而，强调孝悌之道的传统文化对培育现代家庭并非没有阻力。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深刻分析了传统社会由于生活、工作经验的超稳定性，加固了长老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代际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多元。米德指出了前喻、后喻、同喻3种并存的文化模式。中国父母需要认识到，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父母和孩子都同为探索者、思考者，不能要求孩子仅仅做“听话”的追随者、仿效者。

家庭中的民主建构要求父母至少在4个维度上尊重孩子。首先，尊重孩子的主体性。有些父母动辄说：“孩子是我生养的，我想打就打！谁管得着？”这是典型的前现代亲子关系模式，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儿童的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和父母享有相同无涉年龄基本权利的公民。把垂直型家庭等级关系改造为趋于扁平化的学习型家庭组织，才更有利于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首创精神和发展主体性。

其次，尊重孩子的差异性。智慧地看待差异，让孩子悦纳自己，自信、勤勉地创造优质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辩证地看，差异分为优势差异和弱势差异。多元智能学说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优势差异，没有弱势差异。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起始的“被给定身份”并不能线性地预言努力主动获得的“获致身份”，而且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因此，面对弱势差异无须自卑，两代人都要学会平和地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为弱势差异所累，进一步羁绊自身发展。父母切忌简单以他人之强对比自己孩子之弱，向孩子施压，使得孩子对于强于自己的同伴产生忌妒、怨恨心理，自暴自弃，以“不屑努力”作为失败的理由，从而避免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一旦陷入这种自卑型自我防御模式，则难以发展。面对优势差异时，则要不自傲，才能不与他人疏离。自负中含有自卑的成分以及向自卑转换的可能。许多高考优胜者进入名牌大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泯然众人”的新身份，就是优越感向自卑感转化的实例。父母应警惕过度的赏识，赞扬优势较多的孩子，帮助其葆有平常心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第三，尊重孩子的合理选择。有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光耀门楣的载体，也让孩子熏染了“面子至上”的从众选择标尺。武断地替代做出短期选择，代价尚小；如果涉及择校、择业等长期人生项目，往往后果严重。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不断的选择对自己负责、建构自我。父母可以呈现自身阅历中与孩子选择相关的信息，协助孩子审慎地做出知情选择。这样，孩子得到的不只是一个现成的答案，而学会减少依附，较为独立、负责地筹划人生、建构自我。

第四，尊重疑似犯错孩子的人格。认知心理学和波普的证伪论科学哲学都肯定试误、证伪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儿童犯错误时，父母应慎用批评。

对于众所周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父母强化“批评”而虚化“自我批评”。他们将孩子的优点归功于自己；将孩子的缺点、不足归因于孩子，让孩子独立负责。实际上，“黑点”并非孩子与生俱来的恶，而是各种教育失当的产物，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孩子自身。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首先要客观公正地反思自身，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就应坦率承认，做自我批评，并和孩子共同分析、解决问题。以身教让孩子学会负责。

三、家庭中的智慧生成

关怀和民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有益于孕育两代人的道德智慧。而智慧的生成之道还不止于此。

智慧作为高位阶的道德素养，不同于知识或机巧；智慧具有实践性、情境性、反思性、前瞻性的特点。冯契认为，智慧是德性的能力。张汝伦认为：智慧是一种正确行动并使事物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发展的实践能力，能根据事情的特殊性做出正确的决断与反应[6]。对智慧的内涵认识不清，会导致家庭教育出现病理现象。

许多父母将智慧混同于知识、文凭，过度崇拜知识，使自己丧失家庭教育的自信。实际上，知识是分特殊领域的，而智慧具有流动性、整体性和很强的可迁移性。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缺智慧的个体比比皆是。慎思、节制、诚实、慈爱、坚定，都是重要的生活智慧。无论学校教育经历多寡，每位父母都可以变生活阅历为人生的反思、智慧的财富，形成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追求对事情的准确判断，坚持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此引导孩子共创幸福。忽视智慧的伦理性容易混淆大智慧与小聪明。

有些父母面对各种售票处的身高量尺教孩子屈膝逃票。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屈膝”，更是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屈膝。浸染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孩子会不耻于以良知为代价，换取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甚至以此为荣、以此为智。及其成年，很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赡养老人、蒙骗消费者等行径，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都成为道德的侏儒。

如果父母知行（言行）分裂，就会违背智慧的实践性，即稳定、长期的经验性。许多家长感到“孩子和父母拧着来”。实际上，成人作为一个个体，也并非单质的，而是多维度的人。虽然过早达到绝对的同一性意味着人格的僵化，但是，任何阶段上都应该追求一定程度的言行一致，避免过度分裂。如果父母屡屡在言行上自己和自己“拧着来”，孩子在父母的多元榜样中，往往选择最省力的榜样来仿效。“孩子不听话”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成人自身的低端自我远远悖离其理想自我。

智慧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而最大的情境莫过于时代语境。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应考虑到德目的时代变迁，审视前现代“经典”文本中包含的德目。例如《一千零一夜》中充斥着以牙还牙的暴力色彩，故事往往以暴力、诡计等手段获得金钱、美色，将此作为成功、幸福的指针。如果讲述者不加改编，它们对于孩子的负面道德影响甚至超过劣质的电视节目。

因为后者是往往被批判的；而前者披着“经典”的外衣。对于形成于前现代的经典故事，要站在现代的角度再诠释，培养孩子的批判思维能力。

家庭教育中智慧的反思性、前瞻性同样可以生成于道德叙事之中。以生活史的连续视野加以考察，任何行为都不是孤立的，而有着前因、后果。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应以内隐的价值观暗示教育启动儿童的道德思考。蒙台、梭利等人的研究表明，幼儿期是德目学习的一个敏感期。此时，父母为其讲授的故事中所含的德目容易被“有吸收力的心灵”内化。因此，在亲子故事时间里，可对德目进行拓展讨论。许多文化中都有类似《铁斧子的故事》，试图传递的核心德目是诚实。故事中的权威“仙人”往往会把金斧子、银斧子一起送给铁斧子的主人，以奖赏他说真话，当即实现令人喜出望外的德福一致。而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德福错位现象。父母可以问孩子：“如果你是丢了铁斧子的打柴人，不诚实，就能得到金斧子；如果诚实，没有奖赏，只能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铁斧子，你还要不要诚实呢？”进而将康德所言的“完全义务”概念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播种在其心田，将孩子培养成道德的自主思考者、合格的潜在道德立法者。

关怀、民主、智慧三维度在实践中是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的。本文将其分而述之，以便在分析的基础上更好地综合，更好地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正如童话《皮诺丘》描绘的那样，一个孩子从蒙昧的人形“木偶”变成拥有精神力量的真正儿童，需要关怀、信任以及智慧的引导。面对公共领域中良莠不齐的影响因素，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启迪慧眼，培养道德判断力和现代公民品质。私人领域的道德养成有助于以关怀破解道德冷漠、以民主平等促和谐、以智慧的慎思避免盲从，使社会以较低成本加速实现成熟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13.

[3]Ruddick，S.MaternalThinking[M].FeministStudies，1980，（2）。

[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83.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4

关键词：私人领域；关怀；民主；智慧。

社会科学具有重视公共领域的研究传统。内尔·诺丁斯指出：“自柏拉图以降，哲学界一直遵循的惯例是先描述一个理想国或最佳国家，然后考察家与家庭对于建构这种国家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随着此理路讨论的深入，许多学者日益发现偏于重视此领域具有不完备性，因而将思考的触角拓展至私人领域。诺丁斯便将立足点置于家庭研究以及源于私人领域的关怀关系，然后延伸考察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政策[1]。戴维·黑尔德指出：“正式民主制度的常规很像良好个人关系中的常规”———人人平等，分享话语权，公开讨论问题，摒弃暴力，重视对话和自治[2]。吉登斯高度认同黑尔德的观点，指出“推进个人自主权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尊，应视作与公共领域中的法律和其它自由同等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那些自由的条件。”[2]（P113）上述视域拓展符应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客观存在的互动，符合人的成长历程，揭示了家庭和社会深刻的同构关系。

如何实现当代社会科学所希冀的私人领域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这关涉到家庭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既折射在家庭之中，又可能被家庭教育所强化。黑格尔曾论述过亲子教育承载着重要的家庭伦理功能。传统社会中的亲子教育主要满足于“保证孩子存活、促进其成长、培养能被外界接受或认可的孩子。”[3]“可被社会接受”关涉的是个体对社会的顺应，而在加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的未来性尤其突出。结合有关学科的学理指向，这种未来性在家庭教育的伦理层面至少可以具体化为关怀、民主和智慧三种路径。关怀是当代伦理学的一大新兴主题；民主作为现代德目的重要性已被托克维尔、杜威等人充分揭示；智慧或明智在伦理学中则是一种高位阶的流体道德素养。

一、家庭中的关怀回应。

成熟的现代社会是超越冷漠和单子式存在状态的公民社会。人与人相互关心，人们对社会正义常怀在意感。家庭教育为此应做的准备是帮助儿童对人对事学会关心。学会关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具有被关心的体验，使得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恐惧不至于转化为伦理恐惧、敌意、冷漠，而升华为伦理关怀。为此，家庭中的成人要基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做出适当回应，给予有效关怀。关怀伦理学依据努力程度的高低将关怀分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家庭中的成人在两个层面上都必须注意关怀的限度和有效性。

埃利克森关于道德心理的发展研究揭示出儿童的需要包括自理、自主、自治，这些行为和能力直接影响其自信的生成和自我建构。因此，在自然关怀中，要警惕未经慎思的滥施关怀。生物学角度的考察表明：自然关怀生发于幼小者的需要，视需要情况，不同物种所获的亲代关怀或有或无。如果子代没有被关怀的需要，亲代的关怀就不会发生。海龟之类先天较成熟的动物，在自行孵化后从来得不到母亲的呵护。雌海龟仅将卵产在海滩的坑内，随即返回大海。几乎所有的海龟亲子终生无缘邂逅。很多低等动物却是这样生而自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由于子代先天早熟，一般具有护犊现象。人类是典型先天早熟的动物，刚性的被关怀需要时期很长，这才催生了人类双亲的关怀。但是，有效的关怀包括“不作为”，某些延迟满足，以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间接地、隐性地促进儿童发展；滥施关怀会使需要的满足蜕变为餍足，反而会阻滞儿童成长，钝化其对关怀的敏感性，剥夺儿童自主关怀，进而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的机会。

在伦理关怀层面，需要成人明晰、整全地思考儿童的需要，须鉴别社会环境、主流教育语境所断言的儿童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患有“知识饥渴”的症状[4]，这已清晰地反映在唯知主义的应试教育中。在这里，儿童对闲暇、适度游戏的普遍需要被去合法化，而它们对自我的统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学者克拉伦斯·金斯利提出的《教育基本原则》研究报告论及七项教育目的，其中就包括“有价值地利用闲暇”[5]。我国日益增加的儿童离家出走、逃学、迷恋网络游戏等现象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诠释，实际上是被高度宰制的本我对自我和超我的反抗和叛逃。过于激烈的知识竞争超出了很多儿童的承受阈限，使他们出现退缩现象。他们通过问题表征无声地呼喊，却常常继续被家人误解。儿童在患有知识饥渴症的学校内已然负担着激烈的竞争、超强的脑力付出，家庭不能继续成为福柯所言的极度严加规训的另一监狱。私人领域中，让孩子的多重角色都有舒展的机会，有益于儿童在道德心理上获得自我的整合。

从更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儿童还有成长为合格现代公民的需要。家庭中的关怀与民主、赋权不无交叉。

二、家庭中的民主建构。

杜威在“DemocracyandEducation”①一书中阐述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对民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塑形作用。自“五四”以来，建设民主的现代社会成为我国的一种政治取向。鉴于我国学校的层级制惯性非常强大，家庭是比较便于推行民主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机构。

然而，强调孝悌之道的传统文化对培育现代家庭并非没有阻力。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深刻分析了传统社会由于生活、工作经验的超稳定性，加固了长老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代际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多元。米德指出了前喻、后喻、同喻3种并存的文化模式。中国父母需要认识到，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父母和孩子都同为探索者、思考者，不能要求孩子仅仅做“听话”的追随者、仿效者。

家庭中的民主建构要求父母至少在4个维度上尊重孩子。首先，尊重孩子的主体性。有些父母动辄说：“孩子是我生养的，我想打就打！谁管得着？”这是典型的前现代亲子关系模式，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儿童的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和父母享有相同无涉年龄基本权利的公民。把垂直型家庭等级关系改造为趋于扁平化的学习型家庭组织，才更有利于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首创精神和发展主体性。

其次，尊重孩子的差异性。智慧地看待差异，让孩子悦纳自己，自信、勤勉地创造优质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辩证地看，差异分为优势差异和弱势差异。多元智能学说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优势差异，没有弱势差异。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起始的“被给定身份”并不能线性地预言努力主动获得的“获致身份”，而且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因此，面对弱势差异无须自卑，两代人都要学会平和地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为弱势差异所累，进一步羁绊自身发展。父母切忌简单以他人之强对比自己孩子之弱，向孩子施压，使得孩子对于强于自己的同伴产生忌妒、怨恨心理，自暴自弃，以“不屑努力”作为失败的理由，从而避免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一旦陷入这种自卑型自我防御模式，则难以发展。面对优势差异时，则要不自傲，才能不与他人疏离。自负中含有自卑的成分以及向自卑转换的可能。许多高考优胜者进入名牌大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泯然众人”的新身份，就是优越感向自卑感转化的实例。父母应警惕过度的赏识，赞扬优势较多的孩子，帮助其葆有平常心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第三，尊重孩子的合理选择。有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光耀门楣的载体，也让孩子熏染了“面子至上”的从众选择标尺。武断地替代做出短期选择，代价尚小；如果涉及择校、择业等长期人生项目，往往后果严重。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不断的选择对自己负责、建构自我。父母可以呈现自身阅历中与孩子选择相关的信息，协助孩子审慎地做出知情选择。这样，孩子得到的不只是一个现成的答案，而学会减少依附，较为独立、负责地筹划人生、建构自我。

第四，尊重疑似犯错孩子的人格。认知心理学和波普的证伪论科学哲学都肯定试误、证伪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儿童犯错误时，父母应慎用批评。

对于众所周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父母强化“批评”而虚化“自我批评”。他们将孩子的优点归功于自己；将孩子的缺点、不足归因于孩子，让孩子独立负责。实际上，“黑点”并非孩子与生俱来的恶，而是各种教育失当的产物，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孩子自身。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首先要客观公正地反思自身，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就应坦率承认，做自我批评，并和孩子共同分析、解决问题。以身教让孩子学会负责。

三、家庭中的智慧生成。

关怀和民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有益于孕育两代人的道德智慧。而智慧的生成之道还不止于此。

智慧作为高位阶的道德素养，不同于知识或机巧；智慧具有实践性、情境性、反思性、前瞻性的特点。冯契认为，智慧是德性的能力。张汝伦认为：智慧是一种正确行动并使事物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发展的实践能力，能根据事情的特殊性做出正确的决断与反应[6]。

对智慧的内涵认识不清，会导致家庭教育出现病理现象。

许多父母将智慧混同于知识、文凭，过度崇拜知识，使自己丧失家庭教育的自信。实际上，知识是分特殊领域的，而智慧具有流动性、整体性和很强的可迁移性。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缺智慧的个体比比皆是。慎思、节制、诚实、慈爱、坚定，都是重要的生活智慧。无论学校教育经历多寡，每位父母都可以变生活阅历为人生的反思、智慧的财富，形成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追求对事情的准确判断，坚持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此引导孩子共创幸福。

忽视智慧的伦理性容易混淆大智慧与小聪明。

有些父母面对各种售票处的身高量尺教孩子屈膝逃票。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屈膝”，更是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屈膝。浸染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孩子会不耻于以良知为代价，换取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甚至以此为荣、以此为智。及其成年，很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赡养老人、蒙骗消费者等行径，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都成为道德的侏儒。

如果父母知行（言行）分裂，就会违背智慧的实践性，即稳定、长期的经验性。许多家长感到“孩子和父母拧着来”。实际上，成人作为一个个体，也并非单质的，而是多维度的人。虽然过早达到绝对的同一性意味着人格的僵化，但是，任何阶段上都应该追求一定程度的言行一致，避免过度分裂。如果父母屡屡在言行上自己和自己“拧着来”，孩子在父母的多元榜样中，往往选择最省力的榜样来仿效。“孩子不听话”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成人自身的低端自我远远悖离其理想自我。

智慧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而最大的情境莫过于时代语境。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应考虑到德目的时代变迁，审视前现代“经典”文本中包含的德目。例如《一千零一夜》中充斥着以牙还牙的暴力色彩，故事往往以暴力、诡计等手段获得金钱、美色，将此作为成功、幸福的指针。如果讲述者不加改编，它们对于孩子的负面道德影响甚至超过劣质的电视节目。

因为后者是往往被批判的；而前者披着“经典”的外衣。对于形成于前现代的经典故事，要站在现代的角度再诠释，培养孩子的批判思维能力。

家庭教育中智慧的反思性、前瞻性同样可以生成于道德叙事之中。以生活史的连续视野加以考察，任何行为都不是孤立的，而有着前因、后果。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应以内隐的价值观暗示教育启动儿童的道德思考。蒙台、梭利等人的研究表明，幼儿期是德目学习的一个敏感期。此时，父母为其讲授的故事中所含的德目容易被“有吸收力的心灵”内化。因此，在亲子故事时间里，可对德目进行拓展讨论。许多文化中都有类似《铁斧子的故事》，试图传递的核心德目是诚实。故事中的权威“仙人”往往会把金斧子、银斧子一起送给铁斧子的主人，以奖赏他说真话，当即实现令人喜出望外的德福一致。而在现代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德福错位现象。父母可以问孩子：“如果你是丢了铁斧子的打柴人，不诚实，就能得到金斧子；如果诚实，没有奖赏，只能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铁斧子，你还要不要诚实呢？”进而将康德所言的“完全义务”概念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播种在其心田，将孩子培养成道德的自主思考者、合格的潜在道德立法者。

关怀、民主、智慧三维度在实践中是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的。本文将其分而述之，以便在分析的基础上更好地综合，更好地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正如童话《皮诺丘》描绘的那样，一个孩子从蒙昧的人形“木偶”变成拥有精神力量的真正儿童，需要关怀、信任以及智慧的引导。面对公共领域中良莠不齐的影响因素，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启迪慧眼，培养道德判断力和现代公民品质。私人领域的道德养成有助于以关怀破解道德冷漠、以民主平等促和谐、以智慧的慎思避免盲从，使社会以较低成本加速实现成熟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13.

[3]Ruddick，S.MaternalThinking[M].FeministStudies，1980，（2）。

[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83.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5

开学初，在拼音教学开始前夕，我对本班使用人教版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58名学生进行了学前汉语拼音声、韵、整体认读音节掌握情况测查。测查方式是：把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印在一张纸上，让每个学生去认，去读，并在他们会认的字母或音节下作上记号。其结果是他们虽来自不同的教育和家庭环境，但都或多或少的能拼读和知晓。这说明现代的儿童在国人普遍重视教育的情况下，在学前已掌握了大量的拼音知识，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对他们来说已不是陌生的东西。如果我们教师不改变教学方法，必将泯灭学生在初入学时的兴趣萌芽，使他们觉得学习是索然无味的事。

学生基本条件摆在眼前，如何去引导和开发他们的兴趣与潜力呢？新的课程标准下编排的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体现了标准所要求的综合性、科学性、时代性、开放性等特点。具体体现如下：

1、它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每一篇汉语拼音课文不仅在教字母，而且把认识事物、积累语言、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融为一体；

2、它的科学性表现在：它改变以往陈旧的先教6个单韵母，再教声母、韵母、音节，最后教整体认读音节的编排体例，大胆地，有机地把这些知识点中有联系的部分揉合在一篇课文中，让学生去观察、比较、认识、分辨，从中发现规律，养成学生探索、思考的学习习惯，遵循了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

3、它的时代性表现在拼音课文内容的安排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当代儿童的生活环境。

4、它的开放性表现在每篇课文内容饱满、弹性空间大，既有老师自主教学创造的空间，又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自主学习的空间。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词语、造句、说话、编儿歌等多方面的综合训练，学生可以在学习中去体验，去表现，去探索，去参加自由实践活动。

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教材，给了我极大的创新空间，我努力地在教学上打破以往强调字母音、形的教学程序，变革教学方式，努力激发学生的探究合作的学习精神，使枯燥、单调的拼音课，迸发出学生智慧的火花，使师生乐上拼音课，爱上拼音课。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用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证明每一个人至少有7种不同的“智力中心”，分别是语言智慧、逻辑数学智慧、视觉空间智慧、肢体运作智慧、音乐智慧、人际智慧、内省智慧。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这些智慧不断受先天及后天的影响启发或开闭，而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在知识的传授上，更是在发掘并引领这些智慧的发展。多元智慧理论对于规划孩子的教育，开发他们的智慧潜力，提高综合素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尝试着用多元智慧理论来指导汉语拼音教学。在课堂上，我不断变换讲课的方法，从语言到视觉再到音乐等等，经常以创新的方式激活孩子不同的智慧，活跃课堂气氛，调动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抽象枯燥的拼音符号变得具体可感，学生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

一、联系生活，发展语言智慧

鉴于拼音符号抽象枯燥的特点，教师如果不为刚刚进校的一年级孩子在头脑中建起一座抽象符号与具体事物之间的桥梁，那么，拼音将有可能成为孩子学习上第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对于保护他们刚刚萌发的学习兴趣与信心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应让拼音教学生活化，即让学生从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提炼出对拼音符号的认同、理解。语言来源于生活，在拼音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地为儿童创设一种语言环境，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用带调音节组词或者说一两句简单的话，赋予音节以意义。例如，在教“m”这个音节时，我请三个孩子上台来站在一块组成“m”的形状，然后让学生把观察到的用一两句话说出来。孩子们有的说：“像个城门”；有的说：“像两个桥洞”；甚至有一个孩子还用这样两句非常精彩的话来概括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像商店的门，我要进去吃麦当劳”。由此可见，当音节仅仅作为符号单独存在时，它对学生是没有意义的，而没有意义的识记又是非常困难的。可一旦把音节放在具体的环境中，让它与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就不仅能引起儿童的注意和学习兴趣，更关键的是在强化音节教学的同时，又能够发展孩子的语言智慧。

另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也能极大地激活孩子的语言智慧，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例如，在教“zhi”这个整体认读音节时，我请孩子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音节不能分开拼，只能整体认读。因为在教“zi”时，我就是采用故事的形式来带领他们学习的，因此，孩子们的兴趣很高，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被他们编了出来。有一个孩子这样讲道：“zh是妈妈，i是孩子，有一天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可孩子不听话，到处乱跑，走丢了。最后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妈妈，小i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听了这样充满童趣的故事，我惊异于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精彩的语言表达力。作为孩子，天生就喜欢听故事、讲故事，那么在我们低段教学中，何不利用这个特点作为我们设计教学环节的组织策略和依据，来促进学生语育智慧的发展和提高呢？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6

如何实现当代社会科学所希冀的私人领域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这关涉到家庭面临的现代性挑战。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道德失范等社会问题既折射在家庭之中，又可能被家庭教育所强化。黑格尔曾论述过亲子教育承载着重要的家庭伦理功能。传统社会中的亲子教育主要满足于“保证孩子存活、促进其成长、培养能被外界接受或认可的孩子。”[3]“可被社会接受”关涉的是个体对社会的顺应，而在加速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的未来性尤其突出。结合有关学科的学理指向，这种未来性在家庭教育的伦理层面至少可以具体化为关怀、民主和智慧三种路径。关怀是当代伦理学的一大新兴主题；民主作为现代德目的重要性已被托克维尔、杜威等人充分揭示；智慧或明智在伦理学中则是一种高位阶的流体道德素养。

一、家庭中的关怀回应。

成熟的现代社会是超越冷漠和单子式存在状态的公民社会。人与人相互关心，人们对社会正义常怀在意感。家庭教育为此应做的准备是帮助儿童对人对事学会关心。学会关心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具有被关心的体验，使得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恐惧不至于转化为伦理恐惧、敌意、冷漠，而升华为伦理关怀。为此，家庭中的成人要基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做出适当回应，给予有效关怀。关怀伦理学依据努力程度的高低将关怀分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家庭中的成人在两个层面上都必须注意关怀的限度和有效性。

埃利克森关于道德心理的发展研究揭示出儿童的需要包括自理、自主、自治，这些行为和能力直接影响其自信的生成和自我建构。因此，在自然关怀中，要警惕未经慎思的滥施关怀。生物学角度的考察表明：自然关怀生发于幼小者的需要，视需要情况，不同物种所获的亲代关怀或有或无。如果子代没有被关怀的需要，亲代的关怀就不会发生。海龟之类先天较成熟的动物，在自行孵化后从来得不到母亲的呵护。雌海龟仅将卵产在海滩的坑内，随即返回大海。几乎所有的海龟亲子终生无缘邂逅。很多低等动物却是这样生而自立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由于子代先天早熟，一般具有护犊现象。人类是典型先天早熟的动物，刚性的被关怀需要时期很长，这才催生了人类双亲的关怀。但是，有效的关怀包括“不作为”，某些延迟满足，以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间接地、隐性地促进儿童发展；滥施关怀会使需要的满足蜕变为餍足，反而会阻滞儿童成长，钝化其对关怀的敏感性，剥夺儿童自主关怀，进而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的机会。

在伦理关怀层面，需要成人明晰、整全地思考儿童的需要，须鉴别社会环境、主流教育语境所断言的儿童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患有“知识饥渴”

的症状[4]，这已清晰地反映在唯知主义的应试教育中。在这里，儿童对闲暇、适度游戏的普遍需要被去合法化，而它们对自我的统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学者克拉伦斯?金斯利提出的《教育基本原则》研究报告论及七项教育目的，其中就包括“有价值地利用闲暇”[5]。我国日益增加的儿童离家出走、逃学、迷恋网络游戏等现象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诠释，实际上是被高度宰制的本我对自我和超我的反抗和叛逃。过于激烈的知识竞争超出了很多儿童的承受阈限，使他们出现退缩现象。他们通过问题表征无声地呼喊，却常常继续被家人误解。儿童在患有知识饥渴症的学校内已然负担着激烈的竞争、超强的脑力付出，家庭不能继续成为福柯所言的极度严加规训的另一监狱。私人领域中，让孩子的多重角色都有舒展的机会，有益于儿童在道德心理上获得自我的整合。

从更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儿童还有成长为合格现代公民的需要。家庭中的关怀与民主、赋权不无交叉。

二、家庭中的民主建构。

杜威在“DemocracyandEducation”①一书中阐述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对民主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塑形作用。自“五四”以来，建设民主的现代社会成为我国的一种政治取向。鉴于我国学校的层级制惯性非常强大，家庭是比较便于推行民主生活方式的微观社会机构。

然而，强调孝悌之道的传统文化对培育现代家庭并非没有阻力。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深刻分析了传统社会由于生活、工作经验的超稳定性，加固了长老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代际文化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多元。米德指出了前喻、后喻、同喻3种并存的文化模式。中国父母需要认识到，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父母和孩子都同为探索者、思考者，不能要求孩子仅仅做“听话”的追随者、仿效者。

家庭中的民主建构要求父母至少在4个维度上尊重孩子。首先，尊重孩子的主体性。有些父母动辄说：“孩子是我生养的，我想打就打！谁管得着？”这是典型的前现代亲子关系模式，与现代的社会生活、儿童的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而是和父母享有相同无涉年龄基本权利的公民。把垂直型家庭等级关系改造为趋于扁平化的学习型家庭组织，才更有利于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首创精神和发展主体性。

其次，尊重孩子的差异性。智慧地看待差异，让孩子悦纳自己，自信、勤勉地创造优质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辩证地看，差异分为优势差异和弱势差异。多元智能学说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有优势差异，没有弱势差异。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起始的“被给定身份”并不能线性地预言努力主动获得的“获致身份”，而且人格尊严是平等的。因此，面对弱势差异无须自卑，两代人都要学会平和地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为弱势差异所累，进一步羁绊自身发展。父母切忌简单以他人之强对比自己孩子之弱，向孩子施压，使得孩子对于强于自己的同伴产生忌妒、怨恨心理，自暴自弃，以“不屑努力”作为失败的理由，从而避免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一旦陷入这种自卑型自我防御模式，则难以发展。面对优势差异时，则要不自傲，才能不与他人疏离。自负中含有自卑的成分以及向自卑转换的可能。许多高考优胜者进入名牌大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泯然众人”的新身份，就是优越感向自卑感转化的实例。父母应警惕过度的赏识，赞扬优势较多的孩子，帮助其葆有平常心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第三，尊重孩子的合理选择。有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未竟理想的工具、光耀门楣的载体，也让孩子熏染了“面子至上”的从众选择标尺。武断地替代做出短期选择，代价尚小；如果涉及择校、择业等长期人生项目，往往后果严重。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通过不断的选择对自己负责、建构自我。父母可以呈现自身阅历中与孩子选择相关的信息，协助孩子审慎地做出知情选择。这样，孩子得到的不只是一个现成的答案，而学会减少依附，较为独立、负责地筹划人生、建构自我。

第四，尊重疑似犯错孩子的人格。认知心理学和波普的证伪论科学哲学都肯定试误、证伪对于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儿童犯错误时，父母应慎用批评。

对于众所周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父母强化“批评”而虚化“自我批评”。他们将孩子的优点归功于自己；将孩子的缺点、不足归因于孩子，让孩子独立负责。实际上，“黑点”并非孩子与生俱来的恶，而是各种教育失当的产物，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孩子自身。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首先要客观公正地反思自身，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就应坦率承认，做自我批评，并和孩子共同分析、解决问题。以身教让孩子学会负责。

三、家庭中的智慧生成。

关怀和民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有益于孕育两代人的道德智慧。而智慧的生成之道还不止于此。

智慧作为高位阶的道德素养，不同于知识或机巧；智慧具有实践性、情境性、反思性、前瞻性的特点。冯契认为，智慧是德性的能力。张汝伦认为：智慧是一种正确行动并使事物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发展的实践能力，能根据事情的特殊性做出正确的决断与反应[6]。

对智慧的内涵认识不清，会导致家庭教育出现病理现象。

许多父母将智慧混同于知识、文凭，过度崇拜知识，使自己丧失家庭教育的自信。实际上，知识是分特殊领域的，而智慧具有流动性、整体性和很强的可迁移性。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凭缺智慧的个体比比皆是。慎思、节制、诚实、慈爱、坚定，都是重要的生活智慧。无论学校教育经历多寡，每位父母都可以变生活阅历为人生的反思、智慧的财富，形成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追求对事情的准确判断，坚持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以此引导孩子共创幸福。

忽视智慧的伦理性容易混淆大智慧与小聪明。

有些父母面对各种售票处的身高量尺教孩子屈膝逃票。这不仅是生理上的“屈膝”，更是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屈膝。浸染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孩子会不耻于以良知为代价，换取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甚至以此为荣、以此为智。及其成年，很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不赡养老人、蒙骗消费者等行径，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都成为道德的侏儒。

如果父母知行（言行）分裂，就会违背智慧的实践性，即稳定、长期的经验性。许多家长感到“孩子和父母拧着来”。实际上，成人作为一个个体，也并非单质的，而是多维度的人。虽然过早达到绝对的同一性意味着人格的僵化，但是，任何阶段上都应该追求一定程度的言行一致，避免过度分裂。如果父母屡屡在言行上自己和自己“拧着来”，孩子在父母的多元榜样中，往往选择最省力的榜样来仿效。“孩子不听话”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成人自身的低端自我远远悖离其理想自我。

智慧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而最大的情境莫过于时代语境。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应考虑到德目的时代变迁，审视前现代“经典”文本中包含的德目。例如《一千零一夜》中充斥着以牙还牙的暴力色彩，故事往往以暴力、诡计等手段获得金钱、美色，将此作为成功、幸福的指针。如果讲述者不加改编，它们对于孩子的负面道德影响甚至超过劣质的电视节目。

因为后者是往往被批判的；而前者披着“经典”的外衣。对于形成于前现代的经典故事，要站在现代的角度再诠释，培养孩子的批判思维能力。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7

开学初，在拼音教学开始前夕，我对本班使用人教版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58名学生进行了学前汉语拼音声、韵、整体认读音节掌握情况测查。测查方式是：把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印在一张纸上，让每个学生去认，去读，并在他们会认的字母或音节下作上记号。其结果是他们虽来自不同的教育和家庭环境，但都或多或少的能拼读和知晓。这说明现代的儿童在国人普遍重视教育的情况下，在学前已掌握了大量的拼音知识，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对他们来说已不是陌生的东西。如果我们教师不改变教学方法，必将泯灭学生在初入学时的兴趣萌芽，使他们觉得学习是索然无味的事。

学生基本条件摆在眼前，如何去引导和开发他们的兴趣与潜力呢？新的课程标准下编排的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体现了标准所要求的综合性、科学性、时代性、开放性等特点。具体体现如下：

1、它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每一篇汉语拼音课文不仅在教字母，而且把认识事物、积累语言、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融为一体；

2、它的科学性表现在：它改变以往陈旧的先教6个单韵母，再教声母、韵母、音节，最后教整体认读音节的编排体例，大胆地，有机地把这些知识点中有联系的部分揉合在一篇课文中，让学生去观察、比较、认识、分辨，从中发现规律，养成学生探索、思考的学习习惯，遵循了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

3、它的时代性表现在拼音课文内容的安排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当代儿童的生活环境。

4、它的开放性表现在每篇课文内容饱满、弹性空间大，既有老师自主教学创造的空间，又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自主学习的空间。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词语、造句、说话、编儿歌等多方面的综合训练，学生可以在学习中去体验，去表现，去探索，去参加自由实践活动。

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教材，给了我极大的创新空间，我努力地在教学上打破以往强调字母音、形的教学程序，变革教学方式，努力激发学生的探究合作的学习精神，使枯燥、单调的拼音课，迸发出学生智慧的火花，使师生乐上拼音课，爱上拼音课。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用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证明每一个人至少有7种不同的“智力中心”，分别是语言智慧、逻辑数学智慧、视觉空间智慧、肢体运作智慧、音乐智慧、人际智慧、内省智慧。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这些智慧不断受先天及后天的影响启发或开闭，而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在知识的传授上，更是在发掘并引领这些智慧的发展。多元智慧理论对于规划孩子的教育，开发他们的智慧潜力，提高综合素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尝试着用多元智慧理论来指导汉语拼音教学。在课堂上，我不断变换讲课的方法，从语言到视觉再到音乐等等，经常以创新的方式激活孩子不同的智慧，活跃课堂气氛，调动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抽象枯燥的拼音符号变得具体可感，学生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

一、联系生活，发展语言智慧

鉴于拼音符号抽象枯燥的特点，教师如果不为刚刚进校的一年级孩子在头脑中建起一座抽象符号与具体事物之间的桥梁，那么，拼音将有可能成为孩子学习上第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对于保护他们刚刚萌发的学习兴趣与信心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应让拼音教学生活化，即让学生从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提炼出对拼音符号的认同、理解。语言来源于生活，在拼音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地为儿童创设一种语言环境，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用带调音节组词或者说一两句简单的话，赋予音节以意义。例如，在教“m”这个音节时，我请三个孩子上台来站在一块组成“m”的形状，然后让学生把观察到的用一两句话说出来。孩子们有的说：“像个城门”；有的说：“像两个桥洞”；甚至有一个孩子还用这样两句非常精彩的话来概括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像商店的门，我要进去吃麦当劳”。由此可见，当音节仅仅作为符号单独存在时，它对学生是没有意义的，而没有意义的识记又是非常困难的。可一旦把音节放在具体的环境中，让它与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就不仅能引起儿童的注意和学习兴趣，更关键的是在强化音节教学的同时，又能够发展孩子的语言智慧。

另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也能极大地激活孩子的语言智慧，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例如，在教“zhi”这个整体认读音节时，我请孩子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音节不能分开拼，只能整体认读。因为在教“zi”时，我就是采用故事的形式来带领他们学习的，因此，孩子们的兴趣很高，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被他们编了出来。有一个孩子这样讲道：“zh是妈妈，i是孩子，有一天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可孩子不听话，到处乱跑，走丢了。最后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妈妈，小i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听了这样充满童趣的故事，我惊异于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精彩的语言表达力。作为孩子，天生就喜欢听故事、讲故事，那么在我们低段教学中，何不利用这个特点作为我们设计教学环节的组织策略和依据，来促进学生语育智慧的发展和提高呢？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8

关键词:儿童;儿童哲学;爱智慧;教育价值;哲学探究

提起哲学，人们的首要印象往往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由一些枯涩难懂的概念和术语构成的逻辑体系，是哲学系专家的一项精致的学术研究。普通大众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进行哲学研究，更何况是懵懂无知、少不更事的幼童。但从20世纪起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儿童有自己的哲学这一观点。哲学的本义意味着对智慧的追求，目前这种离开了哲学本义的哲学概念是承认儿童有其自己的哲学这一命题的障碍。［1］

一、儿童哲学的内涵

雅思贝尔斯于1951年内隐地提出儿童有其自己的哲学，李普曼1969年在《聪聪的发现》一书中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儿童哲学”这一概念。随后马修斯从理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将其上升到学科领域。目前我国相关学者认为，儿童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定义和内涵十分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儿童的哲学”，即儿童的哲学思想。儿童的哲学可以理解为儿童对世界万物产生的好奇、困惑与探究。儿童最初时处于主客体混沌不分的“非二元论”状态，在儿童获得客体永久性概念之后才产生了主客体的微弱对立和自我意识，开始探索周围新奇的事物。但儿童作为生理和心理均不成熟的特定主体，是孤立地处理每个问题而没有将其做出的各种解释统一起来的人，其哲学观念缺少反思性思维，有着不同于成人哲学体系的生命色彩。第二，“儿童哲学探究计划”，即李普曼提出的儿童哲学教育模式。20世纪60年代中期，李普曼对美国公民之间辩论的质量感到不满，并由此发现到大学再教学生逻辑推理为时已晚，因此开始将目标转向儿童。李普曼及其同事研究、设计出儿童哲学课程教材和哲理小说并配有相应的教师手册，通过不同的练习和课堂活动促进课堂上探究团体的形成，帮助儿童独立思考，提高儿童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第三，“童年哲学”，即马修斯的儿童哲学模式。马修斯的儿童哲学倾向于欣赏儿童，认为年纪小的儿童更容易提出哲学问题，成人应该倾听儿童的声音并努力挖掘童言童语中的哲学意蕴。他为童年哲学建构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在霍利约克山学院开设并教授了“童年哲学”这门课程。［2］在西方国家，童年哲学作为哲学研究的领域之一已经逐步得到认可。本文的儿童哲学只取其第一种内涵即儿童的哲学作为其基本定义。

二、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

(一)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在希腊文中，“哲学”(philosophy)一词是由“爱”(philein)与“智慧”(sophia)这两个词演变而来，其本义是对智慧的热爱、探索和追寻。“爱智慧”是一种对人生持久探究的激情和渴望，是一种积极地探索世界、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意向性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求知亦是源于对智慧的爱，因此儿童的哲学是儿童的一种天性所在。儿童初临人世，面对周围陌生的环境充满了惊奇、困惑和不安，总是提出一些成人容易忽略、习以为常或是无法回答的问题，迫切地想知道天地的形状、物体的名称和事情的真相，甚至是在对成人给出的答案感到困惑时继续追问，从而满足自身在智力上应对外部环境的渴求。这些都是儿童对外部世界或是自我的积极探索、认识和理解，是儿童特有的哲学，是经过儿童头脑思考批判的活的知识。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儿童就其天性来讲，是富有探求精神的探索者，是世界的发现者。”［3］而儿童探索、发现事物本质的方式和爱智慧的表现就是玩耍，玩耍和爱智慧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儿童在游戏中展开对事物的提问，发展自己原始的哲学思维。儿童的这种天性决定了儿童天生就是个哲学家。(二)哲学起源于惊讶。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惊异，另一个则是闲暇。［4］由此可见，惊讶是哲学活动的发端，也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人们由于受到惊讶的驱动而开始思考、探索和进行相关的哲学活动。然而惊讶和哲学探索并不是少数成人哲学家的专利，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更是对世间万物充满了惊讶，其精神世界没有成人对事物的先入之见和刻板思维。周围的环境甚至于自身对儿童来说都是新奇和不可思议的，导致儿童天然地具有这种可贵的惊讶情绪。他们通过不断地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世界从何而来，世上第一个人是谁生的?”等一系列希腊先哲们争论不休的哲学基本问题，来满足自己内心的好奇。惊讶是一种能动的哲学意识，它所凸显的是一种基于兴趣的好奇心，是一种主动思考、积极追问的探究活动。然而由于种种影响，儿童的这种天然的惊讶情绪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萎缩甚至消失，马修斯、李普曼等人正是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才创立了儿童哲学。由此观之，虽然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但想要保持儿童的这种哲学探究精神，更需要成人创造环境来呵护儿童的这种天性。(三)每个人都进行着自己的哲学创造。从哲学的本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哲学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儿童亦不例外。许多哲学家如葛兰西、雅思贝尔斯等均秉持这一观点。“任何拒绝哲学的人，他本身就是在不知不觉地实践一种哲学”。［5］一些人类学家如莱维·斯特劳斯等更是认为原始人也是作为“哲学家”出现的。哲学不仅仅指“智慧”，更是“爱智慧”这一活动，我们应当抛开对哲学的偏见而树立一种“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观念。究其根本，哲学只是人脑运转思考后的产物，离开赖以存在的人类个体，哲学是无法产生、保存和发展的。无论个体是否承认或意识到，哲学早在儿童产生主客体对立和自我意识时就已经产生，并与之相伴相随直到最终。孔子也是在晚年才明确意识到自己早在15岁就开始刻意地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奥秘了。“哲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对真理的掌握，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哲学就意味着追寻。”［6］5哲学是一条追寻之路，我们自儿童时期踏上这条道路，便开始认识他人、探索世界、认识自我，穷其一生在这条道路上进行着自己的哲学创造以达到内心设定的最高境界。儿童对自我和周围世界的认知和探索，也是人生哲学创造的一部分。

三、儿童哲学的独特性

(一)具有浪漫幻想的性质和浓厚的生命色彩。儿童的哲学探索始于对生活的惊讶，他们对成人嗤之以鼻的动画、童话和神话都表现出极强的兴趣和爱好正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许多令人惊讶的事物。儿童的生活简单质朴，对动画、童话和神话的喜爱传达了其对智慧的追求和浪漫的幻想。成人习惯了接受权威知识，用已有的经验和标准来回答问题。小孩的思考是散点式的，不会走你事先规划的路径，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独来独往。［7］他们的知识经验是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丰富、发展起来的，面对问题时没有形成功能固着和思维定式，而是采取一种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方式对成人习以为常或是视而不见的事物产生质疑:大卫(5岁)担心苹果究竟是不是活着的，他断定苹果在地上时是活的，但带进了室内便不是活的了。［8］8这是儿童对“生命”这一概念独有的思考和探究。皮亚杰认为儿童在最初具有极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很难离开主观感情去客观地认识和判断事物，这种生命的内在的特点导致其哲学探究也带有浓重的生命色彩，直到儿童思想的逐渐成熟才被后来发展强大起来的客观性所取代。这也是儿童哲学不同于成人哲学的特性所在。(二)纯真质朴，通过概念游戏的形式展开。儿童哲学起源于儿童对生活问题的困惑，其形式或是严肃的提问、或是沉重的思考，但在通常情况下，儿童的哲学是一种概念游戏，是儿童对概念的追问和探究。早餐时詹姆斯对儿子母亲抱怨“大惊小怪的人们制订出关于早起等等的东西。”儿子丹尼斯(6岁1个月)慢条斯理但不无敏锐地说:“早和迟都不是东西，他们不像桌子、椅子和杯子一类———你能摸到的东西!”［8］20丹尼斯通过对“东西”这一概念的故意曲解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提出了一个具有概念性和哲理性的观点。从这一事例可知，儿童通常从生活经验中初步建构自己对语言和概念的理解，进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维。对词意概念、语言逻辑的理解亦是儿童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雅思贝尔斯认为，孩子们通常具有某些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反而失去的天赋。［6］2儿童的生活是朴素而简单的，他们单纯的内心在面对环境中的自然事物时往往能做出本能而直接的反应。在没有丰富的语言形容下，儿童的很多观点和想法只是一种浅显而通俗的表达，但在这纯真而质朴的表达里往往蕴含着许多成人值得思考的东西，透露出哲学的光辉。(三)具有自由创造的性质但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儿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处事是简单淳朴、充满稚气的，对社会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没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这固然会给儿童的生活造成一定的麻烦，但对清规戒律认识的缺乏使得儿童摆脱了由此带来的种种束缚，从而使其心灵得到解放，获得了成人难以拥有的自由，更容易直言不讳地提出成人羞于启齿的、具有哲学意蕴的提问和言论。正如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末尾那个孩子一样，在成人装腔作势、自欺欺人、盲目从众的情况下，却一语道出了皇帝赤身裸体招摇过市的丑态。［1］90相对于追求“虚荣”背后陷入“深度自我迷失”的成人来说，儿童具有哲理性的发现和言论为成人的生活提供了一面反思和自省的镜子。但是儿童的身心尚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中，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不能像成人一般独立地谋取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其生活和成长必须依赖成人提供的外部环境和精神照料。儿童自身的健康状况、周围环境的各种刺激及其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极易影响儿童的情绪情感体验，进而影响儿童的自我认知和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即影响着儿童的哲学思考和发问，对儿童哲学的具体内容产生直接的作用。(四)儿童早期的哲学冲动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早期经验会对其一生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1］95同理，儿童早期的哲学冲动作为早期经验的一部分亦会对人生的发展起作用。67岁的爱因斯坦在其《自述》中回忆起儿时一个罗盘引发了他对指南针如何工作的思考，这件事情促使年幼的爱因斯坦开始思考隐藏在指南针背后的奥秘，并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自然现象奇妙之处的好奇与探索，直到晚年时期仍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可见儿童早期的经历对爱因斯坦一生思想历程的影响极其深厚。无独有偶，哲学家波普尔在其著作《波普尔思想自述》中记录了他在8岁时遇到了他认为的“真正的哲学问题”———空间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他以为是由于自己年幼无知导致对这一问题一知半解，直到成年之后才发现令其烦恼的“竟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波普尔是肯定儿童“爱智慧”的活动和探究的，他在年幼时期的哲学思考肯定对其日后成为著名的哲学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儿童天生具有成人难以企及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儿童时期对智慧的探索和对哲学的思考如同种子一般深深的扎根在他们心中，待到他们羽翼丰满、思想成熟时便破茧而出，影响日后的成长与发展。

四、儿童哲学的教育价值

(一)恢复哲学的普适性，扩展哲学的生存空间。长期以来，哲学由于被理解成晦涩难懂的学术研究而被排斥在社会大众的生活视野之外，作为一门学科也陷入被学生“敬而远之”的尴尬境遇。哲学与人们生活愈行愈远的现状导致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被社会忽略甚至是否定，使得哲学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危机。而儿童哲学则强调了哲学的应用性和实践价值，力图恢复哲学的原初意义。［9］24它坚信哲学本义是一种起源于惊讶的“爱智慧”的意向性活动，承认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将哲学拓展到儿童的世界，并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进行着自己的哲学创造。哲学来源于生活，凡是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反之将哲学与自身生活融为一体。儿童哲学试图将哲学从“被少数专家所把持，囚禁于科学研究的象牙塔之中”的局面中解放出来，力图恢复哲学本身的普适性，从承认儿童有其自己的哲学开始创建一种“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观念。儿童哲学是基于儿童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的对周围世界和自我内心的积极探索，是哲学与社会大众拉近距离，展示自身对个人生活价值所在和密切联系的最佳证明。儿童哲学从其本义证明了哲学是贴近个人的生活思考，而不是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是适合于普通大众的精神追求，而不是契合少数专家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哲学的普适价值，扩展了哲学的生存空间。(二)淡化哲学的权威性，认识哲学的发展全貌。目前，哲学作为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社会科学仍然获得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试图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著书立说来阐释哲学理论、传播生活智慧，以期达到普及哲学的教育目的。但这些著作都只是将哲学当做一种可以传播的、权威性的学科知识，并没有帮助哲学脱离学院式哲学教育的象牙塔。儿童哲学的提出却创建了一类新型的哲学思维，它将哲学看做是一种通过游戏形式展开的“爱智慧”的探索活动，淡化了哲学长久以来的不可侵犯性，而将其与普通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以积极的方式思考生活的崭新视角。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人脑思考的产物，不仅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和变革的运动中，而且存在于人类个体生活成长的生命运动中。哲学发展史是人类种族系统和个体系统的有机统一，个体的发展是以浓缩的形式扬弃的复演了人类种系漫长的历史进程。由此推知，儿童哲学大致是人类在最初时期进行哲学探索的历史缩影。古希腊人在英雄时代结束之前的漫长时期里的思维发展，表现在原始思维和神话史诗里，就大致同儿童出生到六七岁时的情况相当。［10］这表明哲学发展的历史在特定阶段与儿童哲学的发展处于相似可比的水平，对儿童哲学的重视和研究可以帮助人类在个体生命周期中得到人类最初时期关于“哲学是如何产生的”等一系列问题的简约答案，有助于认识哲学发展的全貌。(三)呵护儿童的好奇心，提升儿童的创造能力。儿童哲学是儿童适应环境的手段和渴望，也是儿童生存成长的方式和追求，它包括对已知世界的认识和探索，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和构建。儿童期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客观存在，是个体的身心由不成熟到成熟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目前的学术界对儿童认识能力和知识掌握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对儿童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关注。传统的学校教育仍然在刻意地强调师道尊严和纪律权威，师生之间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和教育大纲的强制要求使得儿童成为接收知识的容器、权威思想的附庸，而逐渐丧失了进行独立思考和哲学探索的机会与能力。这对儿童心理品质的发展、精神生活的展开和人格境界的提升是极为不利的。而儿童的哲学探索则帮助儿童摆脱了习俗惯例的约束，重新认识在熟悉事物中包含的不熟悉的一面，使儿童的好奇心永远保持最灵敏的状态。通过将自身经验与集体智慧相结合，主动建构对于未知问题的自我认知和对已知问题的全新理解，亦能激发儿童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潜能。这就需要成人保持一种“如履薄冰”的教育情怀，尊重儿童的哲学探究，引导儿童批判的看待问题，鼓励儿童通过独立思考和积极探索来展现他们对自我和世界的好奇与求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儿童“爱智慧”的天性，让他们的心灵永远纯净、自由而不发生“锈蚀”，使得儿童的哲学探索在不受任何标准答案的限制下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四)发展儿童交往能力，推动儿童的社会成长。儿童的思想往往是充满稚气的，但他们的哲学天性却包含着智慧的萌芽，相对于成人固步自封的思维状态更能给我们以启示和力量。儿童的哲学探索并不是主张个体进行闭门造车式的思考，而是可以借助成人的力量形成哲学探究群体，以培养和提高儿童的相互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养成相互关怀的心态和自我思考的习惯，从而推动儿童的社会成长。哲学认为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儿童的哲学天性启迪我们要尊重儿童发声的权利，消除牵绊儿童自由表达的枷锁，鼓励儿童主动与他人沟通交流、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认真倾听并尊重他人的观点，共同推动对某个哲学问题的阐释或理解，以期对事物作出理智的判断。在儿童哲学的探究过程中建构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共同体，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对话氛围，通过哲学探究的“无答案性”培养儿童的批判精神，促使儿童逐渐养成同情、理解和包容的品性和以理服人的态度，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珍妮弗·布莱斯比(JenniferBleazby)指出，儿童哲学认定儿童，不管其依赖的程度如何，都有为自己思考的能力，都能构建他们自身的意义。［9］28通过儿童哲学探究群体，更好的控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在哲学探究中理解和塑造儿童群体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协助儿童成长为自治能力充分发展的社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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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振宇．儿童哲学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9

关键词：教师教育；教育智慧；以人为本；“智慧型”生活方式

教师教育是教师培养和培训的统称，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教育过程。基于时展的要求和教育实践中的困境，走向教育智慧是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何谓教育智慧

深入地认识教育智慧的内涵是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关于教育智慧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教育智慧是人的多方面能力的综合。如教育智慧是教师感受的敏感性、教学机智、与学生沟通等能力的综合［1］。二是教育智慧是一种基于能力而达到的境界。如教育智慧是“教师在对教育本质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深化、完善自身的教育认知、教育理念、教育能力、教育直觉等，体悟生成的教育适切性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教育境界”［2］。三是教育智慧是一种心智思维品质。如教育智慧是指教师在其专业领域深刻体验与执着思考的基础上，对教育本质与教育过程所持有的的一种深刻洞察、精确理解、迅速判断等成熟完善的心智思维品质［3］。四是教育智慧表现为一种教育机智。范梅南认为，教育智慧“不是一种行为准则、技术或方法”，因而不能够传授，是“一种以儿童为指向的多方面的、复杂的关心品质”［4］，它表现为教育机智。这种教育机智是对儿童体验的理解，尊重儿童的主体性，“打动”儿童，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采取适切的教育行动，与儿童结成一种教育关系，从而促进儿童的成长。这些观点主要是运用知性思维的方式对教育智慧的内涵进行揭示，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没有从根本上把握教育智慧的内涵。知识和能力都是形成教育智慧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知识和能力并不是教育智慧本身。从存在论的思维方式来看，教育智慧是人们在认识教育活动和从事教育实践时所表现出的心灵活动（知、情、意）的一种整体存在状态，它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教育过程，指向学生的成长，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了教育活动相关的知识与经验，二者融合于人的教育能力中，其核心表现是教师对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和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意味着对宇宙万物、社会百态、人类心灵的深刻洞见和领悟，以及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学生的本质特征、教育情境中学生的真实状态的深刻认识，它标识着教师对从事教育活动所需的丰富知识、观念和经验的自由链接和合理创造。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是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教师能够真诚地关心学生、聆听学生和自己内心的声音，迅速地察觉到学生内外部的各种细微变化，并理解其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学意义，从而有效地引导孩子的成长，开启学生的智慧。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是建立在教育理解力和觉察力的基础之上，将人们内在的教育智识外化为处理现实问题的教育能力的关键环节，是顺利有效地组织教学活动、解决教育问题和处理教育事务的根本保证。

二、教师教育为何要走向教育智慧

教师教育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过程。教师教育走向教育智慧，意味着教师教育的目的是要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教师教育为何要走向教育智慧呢？1.教育智慧是教师胜任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教育是为了智慧和需要智慧的事业。教育为了智慧，意味着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的智慧。知识和能力固然是教育应该追求的目的，但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教育是为了人的生活。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以整全的方式存在的，并通过人的活动与人发生着意义关联，这不是仅仅依靠知识和能力所能够把握的，而是需要人的智慧。教育需要智慧，意味着教师具有教育智慧才能胜任教育工作。拥有教育知识和教育能力是教师胜任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正因为教育是为了增进人的智慧，这才需要从事教育实践的教师具有教育智慧。教育实践充满了偶然、意外和不确定性，“要求教师根据教育对象的发展特点，通过对教育情境变化的感知、辨别、选择，并探寻合理有效的行动方式”［5］。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具有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才能洞彻宇宙、人生、社会的奥秘，掌握教育的根本规律，具备教育所需的丰富知识和多方面的能力，因而可胜任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并启发学生的智慧；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具备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可在基于教育理解力的基础上，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活化，能够根据具体的教育情境迅速做出判断，采取决定，从而有效地组织教育活动、解决教育问题和处理教育事务；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具有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能敏锐地感知复杂的教育情境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在基于教育事理的理解的基础上，发现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教育意义，进而做出教育价值判断，并采取合理的教育措施，从而启迪学生的智慧，促进学生的成长。2.教育智慧是时代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迫切需要。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和更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或知识。在这个知识内储化时代逐渐趋向衰落，而知识外储化趋向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智慧也就真正要从掌握知识过程中成长的“附属”角色，转换为“主要”角色了［6］。这意味着今日的教师无须、也不可能成为知识的百科全书，但必须拥有教育智慧。教师拥有了教育智慧，就可以深刻地理解事物，觉察事物和情境的教育意义，并在教育实践中采取合理的决断和行动处理教育问题。拥有教育智慧的教师更善于发现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有效地实现知识、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迁移，从而启迪学生智慧的生成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当今的教育实践领域，为了应对时代的挑战，我们的教育改革在持续地进行。然而，在我们的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一些关乎课堂生存与质量以及人才培养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导致这一现象“最关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将各种理论引入、移植到课堂，在要求教师接受时，忽视了教师基于自身体验、感悟、反思、实践而形成的教育智慧的作用，甚至压抑了这种作用的发挥”［7］。当下的课堂，最缺少的是教育智慧，教师的素质中亟待加强的也是教育智慧。因而，教师的教育智慧是当今时代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迫切需要。3.教育智慧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动力。教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教育智慧既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最终目的，也是教师专业成长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首先，教育智慧有助于教师专业理想的建立。教育事理深广的理解力所包含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加深教师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教育意义敏锐的觉察力融合渗透了个体的教育信念、习惯和价值观，体现着教师对人生意义的关怀和价值追求，可以为教师提供专业行为的理性支点；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可以为教育理想和信念的建立提供可靠的执行力。其次，教育智慧有助于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教育智慧使得教师能够正确地认识教育现象，发现教育的规律，理解教育的原理，从而有助于教师实论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现专业知识量的扩展、质的深化和结构的优化。再次，教育智慧有助于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教育实践有效的决断力可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进行正确的判断和抉择，为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提供可供参照的标准和现实路径。最后，教育智慧有助于教师专业特点的形成。教育智慧可以促使教师进行积极的自我体验，并为教师形成个体的教育哲学与教学模式提供条件。

三、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之建构

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是教师教育的最终目的。基于教育智慧的特性和生成规律，构建以教育智慧为目的的教师教育是实现教师教育智慧生成的有效途径。1.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因而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人生的幸福，是教育追求的根本目的。因此，“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乃是教师教育的根本要义，理应成为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的指导思想。教师教育所确立的“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教师教育要尊重教师作为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既是指“人之为人”的类本性，也指每个人的个性。人的类本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表现。个性表现为个体的差异性。教育所面对的是每个鲜活的个体，每个个体身上是人的类本性和个性的结合。以人为本的教师教育就是要尊重和发挥教师的主体性，激发教师求知的天性和创造性，将教师教育的目标指向教师本身的发展，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尊重教师生命的多样性，呵护每个教师的独特性，基于教师的个性差异，实现个性化的教育，以充分发展教师的个性。另一方面是教师教育要体现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它主要表现为关注教师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增进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促进教师的人生幸福。教育智慧是内在于人的，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必然要指向教师本身，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能动性。可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教育智慧生成的内在要求，理应成为教师教育的指导思想。2.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合理的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是实现教师教育目标的关键。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课程体系中，“通识教育、学科教育、教师专业教育、实习这四大模块是不可或缺的”［1］。围绕教育智慧的生成，教育教育的课程体系应该注重形成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多方面的能力。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提高与智慧涵养更为相关的诸如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人文课程的地位，适当增加它们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比例。西方哲学和中国的“性道之学”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哲学是“爱智慧之学”。哲学类课程包含了对宇宙、人生、思维和教育的根本看法，揭示了它们普遍的规律。学习哲学可以培养人对真理的不断追问、反思的习惯和方法，因而学习哲学的过程就是涵养人的智慧的过程。文学和艺术作品，通过具体的形象，或优美的文字，可以培养人丰富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智慧的基础。二是突出具有理智训练价值的科学课程，如语言学、数学、逻辑学等课程的重要地位。形式科学具有重要的思维训练价值，更具有迁移性，而发达的思维能力是智慧生成的基础和核心。三是设置名著研读课程，尤其是将哲学、心理学、文学、教育学名著列入课程内容。名著都出自伟大的知识分子之手，包含了对人类永恒主题和普遍真理的探求，揭示了共同的人性，蕴含了人类的智慧之光，因而加强名著的学习与交流，可以增进教师的教育智慧。四是必须格外重视教育实践类课程。因为教育能力是在掌握教育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教育教学和教育研究的实践而得到提升的。另外，从其现实表现上看，教育智慧是一种实践智慧。教育的实践智慧只有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体悟、追问和反思，将普遍性的理论知识和具体情境的实践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有效生成。因而，要加大实践课程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比例，通过教育实践涵养教师的教育智慧。3.引导教师形成“理论学习。人格修炼”的“智慧型”生活方式教育是源于生活、为了生活并通过生活而进行的。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是蕴含在教师的日常生活的整个过程之中的。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要引导教师形成以教育智慧的生成为根本目的、以“理论学习•实践反思•人格修炼”为途径的“智慧型”的生活方式。深入的理论学习和长期的生活实践经历，以及基于二者的追问和反思是涵养教育智慧的主要途径。自古以来，凡有教育大智慧者如孔子、荀子等都非常重视“好学”。孔子关于“六言六弊”的论述突出地表达了“好学”与智慧的关联性［8］。荀子的《劝学篇》开篇即说“学不可以已”；惟好学的君子才可以“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加拿大学者康奈利认为，教师通过自传、日记以及个人叙事等自我反思的方法，可以促进教育实践智慧的生成［9］。人格修炼应贯穿于人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反思的过程之中，为教育智慧的生成提供动力和保障，理应成为教师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佛家和儒家都认为，人格的修炼可以增进人的智慧。《大学》中也讲到，心“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心静就是要不为名利和各种欲望所累而理性地行动。教师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坚守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充满对教育事业的爱，能够自我约束，自我激励，每日精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反思•人格修炼”的“智慧型”的生活方式，就可实现教育智慧的生成。4.注重过程性的评价方式。教育知识、能力和经验都不是教育智慧本身，但传统的教师教育评价方式总是立足于对教师各种知识和能力的考察，因而难以实现考察教育智慧的目的。教育智慧的生成固然离不开教师教育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但它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的学习、实践和思考而慢慢地涵养出来。因此，教师教育应该注重过程性的评价方式，以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教师教育注重过程性评价，就是要将教师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课内学习与课外生活、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贯通起来，通过教育智慧生成的日常途径来考察和评价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表现。从职前教育开始，建立每个老师的专业成长记录档案，以此为依据对教师的教育智慧进行评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过程评价。成长记录档案由教师的日常生活所构成，主要包括教师日常的教育实践与反思、教学案例分析、课堂实录、理论学习的心得、教师之间学习交流的记录以及教师的教育研究记录等内容。以教师的专业成长记录作为对教师进行评价的依据，目的在于使教师将教育智慧的涵养落实到教师的日常生活之中，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引导教师形成一种智慧型的生活方式，有效地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顺应时展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要求，建构走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然路径。只有立足于教师自身，体现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将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充分激发出来，引导教师过一种“智慧型”的生活，才能促进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从而实现教师教育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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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智慧教育范文篇10

开学初，在拼音教学开始前夕，我对本班使用人教版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58名学生进行了学前汉语拼音声、韵、整体认读音节掌握情况测查。测查方式是：把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印在一张纸上，让每个学生去认，去读，并在他们会认的字母或音节下作上记号。其结果是他们虽来自不同的教育和家庭环境，但都或多或少的能拼读和知晓。这说明现代的儿童在国人普遍重视教育的情况下，在学前已掌握了大量的拼音知识，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对他们来说已不是陌生的东西。如果我们教师不改变教学方法，必将泯灭学生在初入学时的兴趣萌芽，使他们觉得学习是索然无味的事。

学生基本条件摆在眼前，如何去引导和开发他们的兴趣与潜力呢？新的课程标准下编排的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体现了标准所要求的综合性、科学性、时代性、开放性等特点。具体体现如下：

1、它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每一篇汉语拼音课文不仅在教字母，而且把认识事物、积累语言、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融为一体；

2、它的科学性表现在：它改变以往陈旧的先教6个单韵母，再教声母、韵母、音节，最后教整体认读音节的编排体例，大胆地，有机地把这些知识点中有联系的部分揉合在一篇课文中，让学生去观察、比较、认识、分辨，从中发现规律，养成学生探索、思考的学习习惯，遵循了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

3、它的时代性表现在拼音课文内容的安排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当代儿童的生活环境。

4、它的开放性表现在每篇课文内容饱满、弹性空间大，既有老师自主教学创造的空间，又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自主学习的空间。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词语、造句、说话、编儿歌等多方面的综合训练，学生可以在学习中去体验，去表现，去探索，去参加自由实践活动。

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教材，给了我极大的创新空间，我努力地在教学上打破以往强调字母音、形的教学程序，变革教学方式，努力激发学生的探究合作的学习精神，使枯燥、单调的拼音课，迸发出学生智慧的火花，使师生乐上拼音课，爱上拼音课。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用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证明每一个人至少有7种不同的“智力中心”，分别是语言智慧、逻辑数学智慧、视觉空间智慧、肢体运作智慧、音乐智慧、人际智慧、内省智慧。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这些智慧不断受先天及后天的影响启发或开闭，而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在知识的传授上，更是在发掘并引领这些智慧的发展。多元智慧理论对于规划孩子的教育，开发他们的智慧潜力，提高综合素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尝试着用多元智慧理论来指导汉语拼音教学。在课堂上，我不断变换讲课的方法，从语言到视觉再到音乐等等，经常以创新的方式激活孩子不同的智慧，活跃课堂气氛，调动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使抽象枯燥的拼音符号变得具体可感，学生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

一、联系生活，发展语言智慧

鉴于拼音符号抽象枯燥的特点，教师如果不为刚刚进校的一年级孩子在头脑中建起一座抽象符号与具体事物之间的桥梁，那么，拼音将有可能成为孩子学习上第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对于保护他们刚刚萌发的学习兴趣与信心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应让拼音教学生活化，即让学生从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提炼出对拼音符号的认同、理解。语言来源于生活，在拼音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地为儿童创设一种语言环境，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用带调音节组词或者说一两句简单的话，赋予音节以意义。例如，在教“m”这个音节时，我请三个孩子上台来站在一块组成“m”的形状，然后让学生把观察到的用一两句话说出来。孩子们有的说：“像个城门”；有的说：“像两个桥洞”；甚至有一个孩子还用这样两句非常精彩的话来概括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像商店的门，我要进去吃麦当劳”。由此可见，当音节仅仅作为符号单独存在时，它对学生是没有意义的，而没有意义的识记又是非常困难的。可一旦把音节放在具体的环境中，让它与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就不仅能引起儿童的注意和学习兴趣，更关键的是在强化音节教学的同时，又能够发展孩子的语言智慧。

另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也能极大地激活孩子的语言智慧，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例如，在教“zhi”这个整体认读音节时，我请孩子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音节不能分开拼，只能整体认读。因为在教“zi”时，我就是采用故事的形式来带领他们学习的，因此，孩子们的兴趣很高，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被他们编了出来。有一个孩子这样讲道：“zh是妈妈，i是孩子，有一天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可孩子不听话，到处乱跑，走丢了。最后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妈妈，小i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听了这样充满童趣的故事，我惊异于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精彩的语言表达力。作为孩子，天生就喜欢听故事、讲故事，那么在我们低段教学中，何不利用这个特点作为我们设计教学环节的组织策略和依据，来促进学生语育智慧的发展和提高呢？

二、色彩记忆，发展视觉空间智慧

低段儿童对记忆材料是以视觉加工为主，即主要是以看来进行记忆。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生动直观的图画和鲜明的色彩，强烈的视觉刺激除了能够引起视神经中枢的兴奋外，还能在他们的“心灵黑板”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教学中，我坚持以学生为主，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我常设计这样的环节，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给声母和整体认读音节涂色，给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涂色，给字母和音节涂色等等，使抽象的拼音符号变成一个个美丽的彩色记号，让学生在填色过程中不仅受到美的熏陶，记住了这些抽象符号在形状上的细微区别，而且发展了视觉空间智慧。有个孩子就曾拿着自制的拼音卡片对我说：“我以前者分不清声母z、c、s和整体认读音节zi、ci、si，可现在我一看见卡片上的颜色，我就知道它叫什么了，因为我把声母全部涂成了红色，把整体认读音节涂成了蓝色。”受到这个孩子一番话的启发，我黑板上的“拼音角”也利用了不同颜色的粉笔来书写；红色代表声母，黄色代表整体认读音节，白色代表韵母。这种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教学设计我想可能比老师直接把知识灌输给他们要深刻得多。

三、儿歌串连，发展音乐智慧

儿歌是一种将所学内容本身转化为音乐智慧的最便捷、最直观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对于爱说爱唱的一年级孩子来说，尤为喜欢。在拼音教学中，无论是教字母的发音，还是规范字母的形式，我都运用了大量的儿歌，有的是传统的儿歌。例如。“圆圆脸蛋羊角辫，张大嘴巴aaa；太阳出来红彤彤，公鸡一叫ooo；清清池塘一只鹅，水中倒影eee。”有的是我为了教学需要，自编的儿歌。例如在教“ei”这个复韵母时，我就编了这样一首儿歌：“小兔飞飞，爱喝咖啡。e前i后，喝了一杯。”像这样的儿歌还有很多。例如，在教“d、t、n、l”四个声母时，由于教师的不断创造影响了学生，课后，学生聚在一起，认真动脑筋，给“小兔追马图”配上了一首有联系的儿歌：“小马驮大米，米粒洒一地，小兔追上来，劝它快停蹄。”由此可见，通过儿歌，学生不仅可以记住拼音字母的音、形，而且还创设了一种充满韵律的课堂节奏，学生一边拍手，一边说唱，在流动的节奏感中发展了音乐智慧。

四、游戏活动，发展肢体运作智慧

对于刚进校的一年级学生，拼音教学如果不让学生充分地“动”起来，那么他们将对学习产生厌倦情绪，注意力难以集中。在教学中，我经常鼓励学生用肢体、手势来进行“手舞足蹈”。例如，在教“o”这个单的母的形时。我启发学生思考：“怎样用你的肢体动作来展示o的样子？”于是，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有的孩子把嘴巴张开，拢成一个圆形；有的孩子把食指和大拇指围成一个圆形；还有的孩子把两只手臂团成一个圆形……各式各样的“o”让孩子们兴奋不已。可见他们小小的躯体里潜藏着非常丰富的知识表现力，只要教师善于引领、挖掘，孩子的肢体运作智慧就会得到非常完美的体现。又例如，在区分“u-ü”这对形近韵母时，我建议孩子们用两个小拳头来代替ü头上的两点。当我读到“u”时孩子们的手就不动；当我读到“ü”时，他们就把小拳头举在头顶上，这种练习形式儿童非常喜欢。我在课堂上还开展“找朋友”、“摘苹果”、“开火车”等游戏，这些活动使学生的大脑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综合，形成暂时联系，提高了学习效率。同时，又发展了他们的肢体运作智慧，使学习从被动变为主动，学起来轻松愉快。

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我也碰到过一些难题和障碍，总结一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有些是来自于拼音本身的，如形近的声母、韵母较多，给学生的分辨带来了困难。“b”和“d”、“p”和“q”，仅半圆的位置不同而发音不同，而半圆的位置与声母的本音之间又毫无本质联系。又如声母的发音难以弄准。“n”和“l”、平舌音和翘舌音。

2、有些来自于方言环境的影响。在教学中有这么一个案例：我在教学生发“n”和“l”时，有些学生总也分不清。仔细分析发现并不全是学生口舌不灵，更有可能是来自于“听觉障碍”。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们所在环境里不甚标准的发音影响，造成他们脑海里“先入为主”的思想。

3、有些来自于我个人水平的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班58个学生条件能力各有差异，如何让他们在学习完后的考核中一个都不赖？确实是我今后需加倍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