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路径范文10篇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1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低碳经济;融资;路径

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这就需要资金的鼓励与支持，而资金的来源就需要社会方面的融资，资金在城市低碳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让城市低碳发展过程中的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得到有效的实施和大力支持，它在城市低碳发展的道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武汉城市圈低碳发展融资的主要问题

武汉正在处于城市建设高度发展的阶段，而且武汉因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其经济辐射整个中部地区，但是武汉在城市建设发面存在许多的问题，特别是在低碳发展发面，低碳发展方面有存在一些不足。（一）低碳产业发展和融资的动力不够。现在一些城市在低碳发展和融资方面的动力严重不足，它们的城市发展方式还处在传统的高能耗阶段，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和投资相对较少。这些城市为了达到自己政绩目标的实现，一味的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忽略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环境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暂时的优秀政绩是用高能耗来换取的。我们必须在经济的发展与低碳环保之间做出一定的选择。大多数量众多的城市在经济发展发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为其资源数量、种类和使用情况都各不相同，所以它在低碳发展和融资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在现在城市发展情况下，很多城市总是想用耗费时间短、发展快且容易发展的产业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低碳的发展，现在大多数城市在低碳建设方面的新技术要求高、回报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需要不断进行资金的投入，配套产业的辅助与支持。在以为现代城市低碳发展为时过早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还在大力发展重工业，会使低碳产业得投资规模有所下降，环境还会继续恶化，城市最终会逐渐衰败。即使有些城市也在开展低碳发展的理念学习与实践，但其总是建设一些高浪费地效应的建设，该建设期结束以后，相配套的低碳设施和产业也会随之闲置，投资得不到长远科学的回报，大量的资金可环境遭到浪费和破坏。（二）公共财政压力影响低碳融资总量。国内外的许多城市在低碳发展及融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实践，在大多数城市的低碳发展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投资起主要作用，财政在城市垃圾处理、绿化维护、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投资尤其大，从全球城市低碳发展的近况来看，政府在城市低碳发展的投入相对较大。在经济发达，城市建设先进的大城市还好，资金投入相对较多，很多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偏远城市，经济落后，财政收入较低，对城市低碳发展的投入也就随之减少，在2014年度全国各大城市低碳发展的评估报告指出，到2015年年底，中小城市的人口比重占全国的80%左右，但是其经济总量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8%，地方性的财政收入只能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44.01%左右，地方性人均财政收入比较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问题是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城市低碳经济发展如果只依靠城市的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来发展的话，城市低碳发展会很难有所建树，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城市圈的低碳发展。（三）融资方式较少。现在我们周围的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了城市低碳发展的大范围投资，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各大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建立有助于环境保护、低碳发展的绿色信贷制度，但从银行现在的实际操作情况来看，各大商业银行从放款的安全性、信贷收益性和资金的流动性方面来考虑，现阶段银行对城市低碳发展的这种投资周期比较长，而且经济效益比较缓慢且比较低。随着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容量的承载力会越来越小，节能减排的标准会越来越高，随着沿海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不断地向中西部等欠发达的地区转移，说明城市低碳发展的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不能合理促进城市低碳发展。有些商业银行对那些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城市低碳发展建设项目的投入相对较低，而是更加趋向于对那些得到快速利润回报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一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相对紧缺，技术水平不高，技术创新比较困难，那些高新科技、没有污染或者污染很少的的产业很少入驻该城市，银行或其它一些投资机构对城市低碳融资的投入极少。城市在现有的资本市场里，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表现较好的的上市公司数量更是少的可怜。这些城市在低碳发展方面，它的融资总量和融资结构都不是很好，都不进合理。（四）融资工具与创新较少。近几年来，为了更好的实现低碳发展，各国和各大城市建立了碳交易市场和相关的机制，这两年国际碳交易市场规模得到不断的壮大，特别是在碳期权、碳期货等方面，衍生出许多有助于低碳发展的金融产品，促进了城市低碳发展的融资规模。低碳经济这几年方兴未艾，我国也开始建立碳交易试点，不过一般都是区域性的，现在许多城市在碳交易市场里的实际操作与项目开发还不够成熟，这样就使得城市具备碳金融工具使用与开发的诸多条件很少，甚至是没有。现在有些城市的低碳发展融资的投资机构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些投资融资机构还不健全，城市低碳发展的投资分析技术还有待提高，对城市低碳发展的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与风险对比与规避风险的技术还不完善，融资路径与创新需要改进。城市低碳发展的融资路径的开拓离不开政府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更加离不开政府资金的投入和政策制度的保障。而我国城市低碳发展法律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有些时候，地方和单位都会出现2018年第12期下旬刊（总第718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2，2018（CumulativetyNO.718）TimesFinance严重的地方性保护，真正的低碳发展路线得不到规范、严格、公平的执行，许多企业单位在低碳发展方面得不到相应的资金支持，企业单位在低碳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打击，还是主要走传统的发展道路。城市低碳发展的融资是新时代的产物，它的专业性要求比较高，而且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和实际管理操作人才较少。

二、国外低碳发展融资的经验和教训

随着环境恶化和可再生资源的减少，许多国家为了自身及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建立了城市低碳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了开发城市低碳经济，新技术在不断的升级与革新，高能源消费，高环境污染的经济发展老步伐已经跟不上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这严重阻碍了城市低碳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通过对近几年来国外各大低碳经济发展不错的国家进行研究与理解，得到以下几点城市低碳发展在融资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发达国家制度模式引以为鉴。发达国家在城市低碳发展方面建立了许多与之相配套的政策与法律法规，在立法立规方面经过多年的应用与实践，这些制度越来越完善，被执行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应该认真从中学习和借鉴。（二）政府公共财政投资。许多国家的政府财政在城市低碳发展方面投入比例非常大，从税收等公共财政方面对城市低碳发展建设实行优惠及减免，进而促进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体现城市低碳发展融资的作用。（三）新技术革命为本。西方许多国家在城市低碳发展的建设中，把通过各种途径筹集的大量资金投放到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面，而这些得到革新的技术又促进了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四）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在发达国家，一些政府从多面使用财政的手段，通过财政对低碳城市建设提供资金投入与全面细致的补贴，通过发展绿色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发展城市低碳经济方面的资金支持即时到位，建立和健全相关的绿色贷款机制，低碳产业和低碳企业比高碳产业和高碳企业可以享受更加方便快捷、贷款额度大、贷款利息低等更加优惠的条件，从而使城市在低碳发展的时候有充裕的资金可以及时投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建设低碳发展的和谐可持续城市。我国低碳城市的建设开始比较晚，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低碳发展方面处于弱势，经验教训没有其他发达国家的丰富，在经济总量和资金投入方面也略显不足，所以，我们在发展低碳城市的同时还要借鉴国外先进可持续的经验，展开多角度的合作，促进我国低碳城市的发展。

三、武汉城市圈低碳发展的融资路径选择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2

关键词：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融合发展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公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均获得了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拓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与公共文化领域相互渗透、相互依托，逐渐形成了融合发展的态势。本文试图以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为着眼点，讨论当下公共文化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探寻未来公共文化空间形态建构的更多可能。

1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阐释与界定

学术界关于公共文化、文化空间、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等概念的专业理论庞杂丰富，所涉及的领域、范畴甚多。本文中的“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一个复合概念，为进一步厘清本文讨论的核心议题，尽可能避免产生过多的歧义或争议，故而有必要对“公共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作一个简要的阐释和界定。1.1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公共空间。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必然是一个公共空间。广义上的公共空间，所指并不仅限于地理的、物质的活动场所，还是一个社会的、抽象的概念，包括身处其境的人及其言论、行为和活动。人、活动和场所三要素构成的公共空间反映了公众对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的意象[1]。从城市发展研究角度而言，公共空间就是属于大众的开放空间，是一个所有人不受身份、地位、金钱等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限制而均可共享、共用的社会文化生活空间。从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角度而言，公共空间还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也就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是由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创造、通过互动和沉淀而动态形成的，涵义更为广泛，形态也更为多样。各种划界问题的公共讨论所需要的主体性、公共性和交往理性将在这里培育起来[2]。本文特指的是“文化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话语、意见、信息等围绕广义的文化范畴内的公共事物的个体观念可以自由、平等、公开地交流，从而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因此，本文探讨和追求的公共文化空间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公民身处其中，可自主地参与和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平等地交流意见或讨论公共事物，完成信息互动与资源共享。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迅猛发展，当前我国已然形成现实和虚拟两大公共空间，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多活跃于现实公共空间，而以文化观念、公共事务为主题的公共话语的交流和互动往往发生在虚拟公共空间。1.2公共文化空间属于公共文化范畴。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公共空间是一个涵义极为广泛、庞杂的概念，本文仅从公共文化这个范畴展开论述。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公共空间的边界是由公共文化来界定的。事实上，在我国当前文化语境下使用的“公共文化”一词正是从空间层面来理解和认知的，即在公共空间呈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内容则称之为公共文化。公共文化亦即公众文化，其服务对象则是无差别的社会全体公众。因此，这里先要界定一下“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指的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3]。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程中逐渐清晰的关于“公共文化”的概念阐述。所以，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对所有用以呈现公共文化形态和实施公共文化活动的公益场所和公共空间的统称。1.3公共文化空间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背景。不论是公共空间还是公共文化，其概念都是在一种互动、互相影响和交互的状态中形成和动态发展的。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演进，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不断深入和延展，公共文化空间也由此涵盖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指征与空间范式。尤其是在我国将“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概念及其体系化建设纳入公共文化范畴之后，我国公共文化的内涵发生了深刻转变，呈现出多系统、多学科、多领域、多形态的交叉融合，因此公共文化空间的边界和维度也随之不断拓展。正因为我国公共文化的内涵被赋予了极为广泛的含义，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被正式纳入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因此，原本在狭义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有名词的“文化空间”至此有了法定的“公共性”，成为了“公共文化空间”的一个部分或一种类型。可见，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是以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背景和语境的。综上所述，本文讨论的“公共文化空间”一语概之为用以承载、呈现、提供公共文化形态和内容的公共空间和文化场所，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它不仅强调空间的文化性，而且突出空间的公共性”[4]。进一步说，公共文化空间正是抽象和物质的统一，是特性和范式的交叠，是虚拟和现实的勾连，这些文化特质在当前特定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的驱动下一步步趋向融合。那么，从具体的、物质的研究视角和本文的讨论要求来说，公共文化空间包括但不仅仅只限于由政府拨款、文化部门或行政机构管理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以及广场、公园等具有免费开放功能的相关公益性文化场馆或公共场地，还包括更多形态各异的、颇具文化创意的新型文化空间和专业艺术场馆，例如剧场、音乐厅、时尚生活方式书店、主题概念书店、画廊、艺术展示馆、咖啡馆等场所。

2当前公共文化空间的规划与设计缺陷

人性化的空间营造成为公共空间的价值呈现[5]。使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和研究成为必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前较大多数公共文化空间在理念、格局、服务、产品内容以及位置分布等各方面体现出来的规划和设计上的诸多缺陷。这些规划和设计缺陷使得整个城市的文化气质与文化氛围受损或缺失。2.1场馆分散，融合度低。在诸多规划设计缺陷中首当其冲、频被诟病的是很多公共文化空间或场馆的位置分布较为分散，难以从地理空间上融合成城市文化圈，人气凝聚力低。对一个一线大都市来说，历史积淀深厚，既有条件优越，公众需求迥异且饱满，极易刺激各种类型、特征的公共空间和文化场所应运而生，大小文化空间随着商圈延伸，遍布全城。但对于二三线甚至三四线中小城市而言，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和公众文化需求都相对较弱，这就对这个层级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布局的规划和设计能力有一定考量。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单个的公益文化场馆仅靠一馆之力很难带动和吸引更多商业经营者进驻。因而，更紧凑的文化空间间隔距离能融合出更好的文化区块氛围，凝聚人气，形成文化活跃场域再向周边辐射，这对提升该城市的文化气质大有裨益。2.2位置偏远，便捷性差。很多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选址存在较大问题。或许大部分城市都具有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用地较为紧张，地方政府更多地看中和考虑土地的商业价值而忽略甚至漠视它的文化价值，那些距离市中心、商业中心、居民小区更近的地块往往被考虑用于商业用途而非公益用途，公共文化场馆用地常被排在其他用地规划之后。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建公益文化场馆和公共空间地理位置越来越偏远，且交通规划滞后，便捷性差，市民体验感差，不愿前往。2.3格局老套，设计感弱。诚然，有些城市依旧在沿用原有的旧场馆，地理位置多处于老城区，距离居民区较近，交通也便利，且周边配套设施齐备，相比位置偏远的新建文化场馆而言具有较高人气，活跃程度较高。但文化空间是具有空间文化意义的。这些建造时长超过15年甚至20年以上的老旧文化场馆均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那就是现有场馆内部布局毫无设计感，市民体验差，难以获得愉悦感。而很多能够获得年轻人青睐的新兴公共文化空间的最大魅力就是其颇具设计感的空间景观。2.4内容单一，吸引力小。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或公益场馆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项目内容单一，活动策划缺乏创意，文化产品不够精致，对当前新样式文化活动、高品质文化项目拥有更多体验值、期待值的广大年轻市民来说，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产品都很难对他们形成吸引力。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文化服务及产品对当地市民的吸引力与时尚的、新颖的、主题各异的、风格各异的、特质各异的新型文化空间相去甚远，更不用期望能如一些“网红”文化空间一样吸引异地游客慕名前往了。

3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发展路径

3.1城市空间布局多视角融合。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文化的变迁和更迭同样令人瞩目，新型的文化形态和样式蓬勃生长，日新月异。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化形态、文化样式如何与传统的、既有的公共文化空间融合共生共同繁荣？城市空间重构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变迁等社会过程紧密联系[6]。在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魅力提升、城市软实力竞争都越来越依赖于城市文化竞争力时，文化建设规划与顶层设计便显得尤为重要。前文提到，除了少数几个一线大都市的城市文化空间布局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文化生态外，其他更多的二三线或三四线中小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布局缺乏章法，缺乏规划，缺乏设计，更缺乏引线和燃点。事实上，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布局往往是根据公众的文化需求逐步建设形成的，这和这个城市的阶段性发展规划不无关联。这就要求政府依据各自的发展需求和能力提前规划公共服务[7]。城市文化空间布局的理念和视野通常融合了城市定位、文化气质、功能分布、发展蓝图等多重视角，通过“多规合一”来统筹城市空间规划与发展的。一个能够焕发盎然生机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必然在城市空间规划与架构中达成了以下几个文化区块的融合：一是传统公共文化区块（如历史文化街区等）与新兴公共文化空间的新旧交融。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依托的是身处其中的人，反之，一个成熟的、优质的公共文化空间又能起到培养市民生活方式的作用。那些呈现持续生命力的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无疑具有一个成熟、优质文化空间所需的必要品质，而且这种品质正是那些充满活力但缺乏底蕴的新兴文化形态需要融汇和吸纳的。二是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中心商圈的交叉融合。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有赖于年轻人的选择和赋予。与传统的文化、生活街区相比，城市中心商圈呈现的现代意象更代表了年轻人追求的时尚品位，引领并更新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由此也聚集了更高的人气。现代公共文化空间的地理位置选择与分布应充分考虑与年轻人聚集场所、城市中心商圈的高度密合或重叠。三是公共文化空间与社区活动空间的生态融合。与那些具有明星气质、象征意味的文化建筑地标相比，各类不同主题、不同风格、不同特质的小型特色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盘活、改造和利用，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态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选择，更是塑造和提升整个城市文化氛围与精神气质的基础元素。3.2公共文化空间多领域融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部分的公共文化空间，尤其是政府、文化部门主导和管理的公益性文化场馆都一直处于一种“孤岛运行”的模式，各类空间、各个场馆都仅局限于自己领域内的单一服务，相互之间较少联系和交流。但随着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化、系统化、整体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的联动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且取得良好成效。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首先必须打破公益性空间和市场化经营空间的壁垒，相互融合发展，共生共荣，才是这个城市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可靠路径。事实上，当前城市各类新兴文化空间得以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多种文化元素和其他领域的融合刺激和唤起了大众自身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期待，甚至融合的双方或多方的边界愈模糊，唤起的公众诉求便愈浓烈。一是文旅融合。随着我国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的职责整合，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已然成为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战略。其实，无论是从时空视阈还是人文视角，文旅融合一直贯穿在双方领域内。旅游景点本身就是生动的、生态的公共文化空间，是鲜活的、动态的文化载体，文化的加持让各类旅游空间有了更浓郁的人文气息和文化意蕴。而新兴的公共文化空间因其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游人慕名前往，成为了新兴的旅游“打卡点”。文旅融合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未来还有更多的文旅资源和潜力空间有待挖掘和开发。二是文创融合。如今，我们在各类层出不穷的“网红”公共文化空间的背后，捕捉或解读到的都是文化创意的附加甚至覆盖。元素丰富、创意多元的新兴公共文化空间之所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青睐和追捧，是因为完美或巧妙融合在这个空间里的这些别具一格的创意赋予了原有文化空间更鲜活、更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可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下的公共文化空间、场馆、活动中心要提升自身的产品品质与服务水准，增强自身吸引力和受众满意度，就应大力推动文创融合发展，使原本内容单一、品质欠缺的公共文化服务及产品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3.3公共文化空间多维度融合。事实上，本文探讨的“公共文化空间”也可以从最广义的层面，根据每个人对此词最朴素、最基础的理解和认知来界定的话，它其实指的就是一个容纳、汇聚、融合并讨论、传播、交流文化的公共空间。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是系统的、生态的、开放的，也是抽象和物质、虚拟和现实、个体和生态多维度融合的。一是时间和空间的多维融合。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是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印记，蕴含着城市文化发展脉络，彰显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气韵。在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中融入更多有着经久生命力的历史印记与文化意象，完成时间与空间的高度融合与有机统一，从而合成一个历史感与现代感共存的复合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同时融合了历史和当代的语境，每个人既能阅读到城市文化的前世今生，也能触摸到每个生命个体的未来期许。二是线上和线下的整合交互。在现实的物质空间很难形成的公共领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得以生长。网络文化空间打破了现实空间中人的外在桎梏和身份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变得更加直接、坦诚和纯粹。但线下的公共文化空间更加富有情感的温度，更加真实可触，也能获得更愉悦的服务体验。线上线下的整合交互能够融合形成一个更多体验层次、更多情感表达、更多信息共享的多维文化空间。三是人和空间的生态交融。本文在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进行界定时已经指出，公共文化空间不仅仅只是一个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身处其境的人，正是人与人的交流互动才使得一个文化空间具有了公共性。所以，公共文化空间不应只是单向的承载、接受或赋予，它真正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与空间中的每个人浑然一体，融合成一个良性、有活力的文化引导和文化说服影响的生态，互相给予，互相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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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钟晓华.田子坊是如何可能的：行动者的空间实践视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65-145.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3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城镇建设

当今世界，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声音，城市化发展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城市的繁荣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城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

一、吉林省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吉林省作为我国东北部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及边疆民族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与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人口数量较大，城市数量较少，城市供给比较短缺

截至2008年底，吉林省常住人口为2734万，其中城镇人口占53·21%，城市化水平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5%)，与部分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如上海为85·76%、北京为75·6%、天津为60·09%)，城市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全省共有城市28个，副省级城市1个，地级市仅有7个，比甘肃省(12个)、云南省(8个)还少，县级市有20个。而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有城市44个，其中地级城市就有19个，县级城市也达23个。

(二)城市低端就业市场日趋紧张，城镇失业率逐年增长

2000年以来，吉林省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得到了较快发展。2000—2008年，吉林省城镇化水平上升了3·6个百分点，8年内有120多万农民走进城市；到2008年底，全省城镇人口为1454万，城镇化率为53·21%。而城镇失业率却从2000年的3·7%上升到2006年的4·2%，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劳动力向省内城镇的转移。尽管到了2007年吉林省城镇失业率回落到3·9%，而且比当年的全国平均数低0·1个百分点，但与经济发达的广东省(2007年为2·5%)、江苏省(2007年为3·25%)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三)水资源短缺问题严重威胁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目前吉林省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2007年吉林省水资源总量为346亿立方米，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为1267立方米，仅仅为全国平均水平(2153立方米)的59%。而且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降水量波动很大、保证率低的弊端。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吉林省属于中度缺水地区。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99·7毫米，由东南山区向西北平原递减。其中辽源、松原属重度缺水区，长春、四平属极度缺水区。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同时还属于生态缺水区。另外在水资源方面还存在干旱加剧、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仅为28%)、工业和城市用水浪费严重等问题。

(四)工业不强，产业不大

吉林省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又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够高。2007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企业仅有长春一汽、通钢、长春大成、中铁13局、吉粮和长春亚泰6家。

从产业结构层次水平来看，2008年吉林省的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14·3%，高于全国当年3个百分点，与经济发达省份之一———江苏省(当年第一产业比重为6·9%)相比，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是比较高；而2008年吉林省的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47·7%，低于全国0·9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2491·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8·6%。其中轻工业增加值638·58亿元，增长27·0%；重工业增加值1852·69亿元，增长16·0%。

此外，民营经济弱小也是导致吉林省城市化落后的重要因素。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江苏省相比，2007年江苏省个体私营经济累计登记注册户数超过270万户，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总额13621·7亿元。而2007年吉林省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为1158亿元，不到江苏省的1/10。

二、吉林省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对策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55%，到202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65%。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城市建设中优化配置资源功能，积极调动企业在城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保持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科学而合理的城镇化体系结构。

为此，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吉林省必须加快推进城市经济体制的创新，充分利用东北亚区位优势，通过对内、对外开放，广泛运用省内外经济资源，进一步壮大经济实力和城市功能。如长春市、吉林市和延吉市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大学城和开发区为支撑、加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柱、旅游业和生态农业为特色的科学城和生态园林城，从而提高城市首位度。

(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推动一批市场前景好、有一定基础的中小骨干企业，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中小企业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龙头企业。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的链条式配套服务和专业化经营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以“雪球”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充分利用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基础条件，鼓励中小企业进入，共享资源、降低成本、优势互补，发挥企业集聚功能，突出县域特色，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特”的发展格局。

(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我国旧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在享受国家政策时有很大区别。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过去的“二元制”户口政策已经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形成制约和障碍。凡在城市或城镇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要鼓励他们把户口迁入城镇，在就业、经商、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与原城镇居民享受同等权利。最近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12个省区取消了二元户籍制度，建议吉林省也尽快取消旧的户籍制度，以促进城镇化水平提高。

(四)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

目前吉林省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阶段，这意味着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将被城市征用。经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1056平方公里，即158万亩，耕地减少615亩，由此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那么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已经成为目前吉林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应尽早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基本的保障，在感受党和政府温暖的同时，会更积极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和工作中去。2007年城市经济发达的江苏省无锡市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城市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征地时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的农民，可纳入政府保养范围，按月发放保养金，标准为229元。

(五)构建吉林省大、中、小城市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布局体系

在市场牵引和政策引导下，统一规划，将资本、技术、土地和水资源等要素科学地配置到城镇化进程之中，并且要鼓励大中城市对口支持小城镇建设。根据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设想，可以将吉林省的城镇化体系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大城市圈。指以长春市和吉林市的市区为中心，再由周围的卫星城市和卫星城镇构成的城市圈。

二是区域中心城市，即行政区划的中心城市和周边的城市结合而成的城市群。如通化—白山城市群、延吉—图们—珲春城市群等。三是小城镇。

[参考文献]

[1]赵静杰.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及城镇体系的构建[J].经济纵横，2006(12).

[2]徐光远，陈松群.城市经济学[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4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城镇建设

当今世界,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声音,城市化发展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城市的繁荣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城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

一、吉林省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吉林省作为我国东北部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及边疆民族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与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一)人口数量较大,城市数量较少,城市供给比较短缺

截至2008年底,吉林省常住人口为2734万,其中城镇人口占53·21%,城市化水平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5%),与部分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如上海为85·76%、北京为75·6%、天津为60·09%),城市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全省共有城市28个,副省级城市1个,地级市仅有7个,比甘肃省(12个)、云南省(8个)还少,县级市有20个。而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有城市44个,其中地级城市就有19个,县级城市也达23个。

(二)城市低端就业市场日趋紧张,城镇失业率逐年增长

2000年以来,吉林省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得到了较快发展。2000—2008年,吉林省城镇化水平上升了3·6个百分点,8年内有120多万农民走进城市;到2008年底,全省城镇人口为1454万,城镇化率为53·21%。而城镇失业率却从2000年的3·7%上升到2006年的4·2%,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劳动力向省内城镇的转移。尽管到了2007年吉林省城镇失业率回落到3·9%,而且比当年的全国平均数低0·1个百分点,但与经济发达的广东省(2007年为2·5%)、江苏省(2007年为3·25%)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三)水资源短缺问题严重威胁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目前吉林省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2007年吉林省水资源总量为346亿立方米,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为1267立方米,仅仅为全国平均水平(2153立方米)的59%。而且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降水量波动很大、保证率低的弊端。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吉林省属于中度缺水地区。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99·7毫米,由东南山区向西北平原递减。其中辽源、松原属重度缺水区,长春、四平属极度缺水区。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同时还属于生态缺水区。另外在水资源方面还存在干旱加剧、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仅为28%)、工业和城市用水浪费严重等问题。

(四)工业不强,产业不大

吉林省的工业企业大的不多,小的又不强,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不够高。2007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企业仅有长春一汽、通钢、长春大成、中铁13局、吉粮和长春亚泰6家。

从产业结构层次水平来看,2008年吉林省的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14·3%,高于全国当年3个百分点,与经济发达省份之一———江苏省(当年第一产业比重为6·9%)相比,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是比较高；

而2008年吉林省的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47·7%,低于全国0·9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2491·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8·6%。其中轻工业增加值638·58亿元,增长27·0%；

重工业增加值1852·69亿元,增长16·0%。

此外,民营经济弱小也是导致吉林省城市化落后的重要因素。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江苏省相比,2007年江苏省个体私营经济累计登记注册户数超过270万户,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总额13621·7亿元。而2007年吉林省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为1158亿元,不到江苏省的1/10。

二、吉林省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对策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55%,到202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65%。为实现上述目标,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城市建设中优化配置资源功能,积极调动企业在城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保持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科学而合理的城镇化体系结构。

为此,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吉林省必须加快推进城市经济体制的创新,充分利用东北亚区位优势,通过对内、对外开放,广泛运用省内外经济资源,进一步壮大经济实力和城市功能。如长春市、吉林市和延吉市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大学城和开发区为支撑、加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柱、旅游业和生态农业为特色的科学城和生态园林城,从而提高城市首位度。

(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推动一批市场前景好、有一定基础的中小骨干企业,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中小企业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龙头企业。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的链条式配套服务和专业化经营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以“雪球”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充分利用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基础条件,鼓励中小企业进入,共享资源、降低成本、优势互补,发挥企业集聚功能,突出县域特色,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特”的发展格局。

(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我国旧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在享受国家政策时有很大区别。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过去的“二元制”户口政策已经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形成制约和障碍。凡在城市或城镇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要鼓励他们把户口迁入城镇,在就业、经商、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与原城镇居民享受同等权利。最近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12个省区取消了二元户籍制度,建议吉林省也尽快取消旧的户籍制度,以促进城镇化水平提高。

(四)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

目前吉林省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阶段,这意味着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将被城市征用。经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1056平方公里,即158万亩,耕地减少615亩,由此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那么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已经成为目前吉林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应尽早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基本的保障,在感受党和政府温暖的同时,会更积极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和工作中去。2007年城市经济发达的江苏省无锡市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城市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征地时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的农民,可纳入政府保养范围,按月发放保养金,标准为229元。

(五)构建吉林省大、中、小城市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布局体系

在市场牵引和政策引导下,统一规划,将资本、技术、土地和水资源等要素科学地配置到城镇化进程之中,并且要鼓励大中城市对口支持小城镇建设。根据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设想,可以将吉林省的城镇化体系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大城市圈。指以长春市和吉林市的市区为中心,再由周围的卫星城市和卫星城镇构成的城市圈。

二是区域中心城市,即行政区划的中心城市和周边的城市结合而成的城市群。如通化—白山城市群、延吉—图们—珲春城市群等。三是小城镇。

[参考文献]

[1]赵静杰.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及城镇体系的构建[J].经济纵横,2006(12).

[2]徐光远,陈松群.城市经济学[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5

关键词：社区治理；变迁历程；现实困境；发展路径

一、引言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平台，既是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域，也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场[1]。近年来，社区治理作为一个新的话题不断被推向讨论热潮，并且我国也相继颁发了一系列以社区治理为主体的政策文件，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6月颁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作为新形势下指导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党的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并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这不仅彰显了基层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3]，也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改善社会民生工作的重点和方向。目前，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既处于“大有可为”的机遇期，又处于“何以可为”的挑战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城市社区治理在政策层面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鼓励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然而，城市社区治理归根结底来说，还是生在社区，长在社区。随着中央和地方的治理压力逐级传导到城市社区层面，作为治理承接者与执行者的社区已经难以再进行转嫁和分解[4]，“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繁杂局面日益成为基层社区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本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宏观背景，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演变历程及实践模式，分析了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面临的难题与困境，并在经验层面上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发展对策。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历程及实践经验

解读当下必须追溯历史，历史发展过程中前期的规则范式会因报酬递增出现自我强化效应，在不断取得优势地位的同时，阻碍更加有效的规则范式的形成[5]。因此，回顾社区治理的演变历程，不仅是理解社区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形式与转化逻辑的关键所在，也是更好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的不二法门。总的来说，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和演进（见表1）。（一）行政社区时代（1949—1985）：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废除民国时期确立的“保甲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这一时期，城市基层政权和管理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一是1949年至1966年，通过展开“民主建政”运动初步在全国各个城市建立了城市居委会和居民小组，同时以“军队大院”、“干部大院”等为代表的“单位制”开始不断渗入城市国营和集体性质的基层企事业单位，“政社合一”、“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基层社区管理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这既是当时我国基层社会的一次深化变革，也是居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具体体现[6]；二是1967年至1978年，“单位制”在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中获得主体性地位，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相继被更名为“街道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街居制成为“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的工具；三是1979年至1985年，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伴随改革开放的进行而得到恢复，其工作性质受到宪法的肯定和有关法律的明确规定[7]，但“单位制”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而走向衰退。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单位制”与“街居制”由相向而行到分崩离析的过程，其治理逻辑是“强政府、弱社会”的集体经济思维，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主导型的制度性安排[8]。在这一阶段，主要形成了三点治理经验：一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对街道和居委会实行绝对控制，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区关系的和谐稳定；二是企业通过“为居委会的活动经费及其干部的生活补贴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满足社区居民的内部福利；三是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作为“单位”的辅助，主要管理没有进入“单位”的居民，尽管在维持社区生活秩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遇到了职能超载、职权有限和角色尴尬的现实困境[9]。（二）社区服务时代（1986—1999）：政府主导向社区自治过渡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引起的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使得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逐渐向下放权，这一时期也可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至1988年的兴起阶段，主要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86年国家民政部以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为出发点，开始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服务工作；另一个是1987年9月，“全国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在武汉成功召开，标志着社区服务的正式展开。第二阶段是1989年至1992年的发展阶段，国家有关部门从1989年开始在全国的街道和居委会普遍推广开展社区服务，但当时的社区服务仅仅局限于居民之间有组织的救贫帮困、社区互助以及满足居民日常简单的低层次生活需求服务等。第三阶段是1993年至1999年的繁荣阶段，1993年民政部、国家计委等14个部委联合《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10]。作为社区服务发展中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该《意见》倡导社区服务产业化、社会化，从而将社区服务推向了高潮，社区服务不再局限于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也包括了社区绿化、社区治安、下岗再就业、流动人口管理等广义上的服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的十几年时间，可以看作是政府权力逐步下放到基层社区的有益探索。在“小政府、大社会”和“小政府、大服务”的治理逻辑框架下，“社区”日益成为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微观重心。在这一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点经验：一是尽管党委或工委仍然是社区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但社区内不再是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二是社区在决策上相对于以往有了较多的自主决策权，其服务职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束缚。（三）社区建设时代（2000—2011）：以社区为核心的社区自治模式。尽管社区建设的口号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被提出，但由于当时侧重于服务功能的社区服务工作占据主流，所以真正的社区建设实践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从2000年才正式开始。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拉开了社区建设的序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11]，指明了社区建设的具体目标。2005年，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民政部首次提出建设“和谐社区”的概念，标志着城市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国各地建设和谐社区的热潮中，各级政府积极探索社区自治方式，形成了诸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上海模式、“一会两站、自治和服务相分离”的盐田模式、“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沈阳模式、“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江汉模式等典型的城市社区自治模式。城市社区建设从行政推动走向社区自治，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变迁。在这一阶段，城市社区治理表现出了几个典型特征：第一，政府逐渐跳出体制内循环的封闭状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其角色从传统的“事事包办”转向“社区自理”。第二，社区管理组织结构出现新的变化，除了党组织和政府派出机构外，一些居民自治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等逐渐参与到社区的合作共建中。第三，如何处理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问题成为制约基层社区建设的核心因素，社区治理主体的权责不清、社区服务建设的资源不足、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低等问题成为新时期实现社区良好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四）社区治理时代（2012—）：以共同体为要义的多元共治模式。2012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鼓励因地制宜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同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一阶段，动员全社会力量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共识。2014年，民政部确定31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进行社区治理的创新性试点，并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如北京的田村街道）、市场主导型（如武汉的百步亭社区）、社会自治型（如南京的翠竹园社区）和专家参与型（如清华大学清河实验区）四类社区治理模式[12]。2017年，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进入以打造社区共同体为核心内涵的新的发展阶段，“无缝隙治理模式”、“四社联动治理模式”、“‘党建+’治理模式”、“圈层治理模式”、“精细化治理模式”、“协商共治模式”等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在社区治理的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逻辑受到普遍重视，全国各地在丰富的实践中形成了四点治理经验：一是在治理理念上，经历了从“西方舶来”到“东方创新”的过程，在保留中国传统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开创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和实践模式。二是在治理主体上，从政府主导型向社区自治型和多元共治型转变，政府逐渐理清自己与社区自组织、社会力量的关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组织引导、简政放权等方式来寻求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平衡。三是在治理重点上，如何有效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点环节，推进社区治理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成为培育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抉择。四是在治理空间上，社会生活网络化拓宽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网络化治理逐步取代了传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网格化社会管理[13]，社区治理的云服务平台建设也日益引起广泛关注。

三、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困境

目前，全国各地的社区治理实践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毋庸讳言，不同省份的不同地区和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域在探索城市社区治理的实效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承担着社会治理使命的城市社区受传统管理路径和居民素质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社区治理结构不合理，治理行政化倾向依然突出。在社区治理的改革实践过程中，由于国家基层政权及其派出机构依法要求社区（居委会）协助行政，导致了社区的行政化到再行政化的内卷化过程，严重影响了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全面发展[14]。现有的社区建设与治理架构是从传统街居管理体制承袭而来的，在市、区、街道三级管理层次上，机构设置与权限呈“倒金字塔”型，政府有多少个职能部门，街道和社区就要对口多少类事务，大大降低了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社区的工作效率。城市社区已经成为基层政府活动的空间，其基本标志为：一是社区空间的行政化，即政府通过行政规划重建城市社区管理单元；二是社区组织的行政化，即政府以行政逻辑改造社区组织结构，形成垂直权力网络；三是社区事务的行政化，即政府以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行政指令管理社区事务。社区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制约着社区自主的成长[15]，致使社区行政困境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组织职能的行政化，部分社会团体和政府把工作延伸到社区，使得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针眼，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通过这个“针眼”去具体组织落实[16]。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本应是指导和被指导、支持帮助和协助的关系，却在行政化的指令下恢复了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政府、街道、社区的界限模糊，致使社区行政化，挤压社区的自治空间。现实中，社区居委会既要对社区居民服务，又要对上级政府及街道办事处负责，这种双重角色的困境使得社区的本职工作难以开展，转而执行上级政府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委托给社区的行政工作，使得居民的自治权落空。（二）居民自主参与不积极，治理边缘化困境明显。社区建设与治理的主体是社区成员，他们是社区建设与治理的主要力量和成果的享用者。尽管近年的社区治理日益重视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偏低、参与热情低下等“老大难”问题依旧存在，造成居民参与的主体地位边缘化趋向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居民的参与意愿不强。已有研究指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较弱，这既是经济发展转型、权力格局分裂导致的利益多元化和人际关系疏离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区中主要活跃群体即职业群体对社区共同问题漠视的主要表现[17]。在现实生活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依然在社区居民群体中广泛存在。大多数居民把社区建设视为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事，依赖心理和领受意识强。仅有的少数参与行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参与，更多可能是出于社区的动员而采取的“执行任务”性质的被动参与，真正在民主自愿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主动社区参与行为寥寥无几。二是居民的参与结构失衡。目前在中国的许多社区中，积极参加社区活动的主要为以下三类人群：一是需要社区平台发挥余热、排除孤寂的老年人群体；二是满怀爱心和热情，需要进行实践学习的中小学生群体；三是需要定期到社区领取低保，与社区存在一种近乎“交换关系”的低保户群体。而能力强、技术高，能够为社区建设提供更为高效的支持和帮助的中青年等社会中坚力量却很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三是居民的参与层次偏低。城市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型是将社区建成一种以民主自愿为基础的公共领域。在这种领域中，社区居民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共同关心的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等过程当中。但是目前中国社区治理的现状与这种理想模型的差距依然较大，主要表现在居民的社区参与大多只停留在服从和执行层面上。这类参与的前提往往是决策已经形成，居民参与只是为了支持、配合社区工作，例如听取部署、参加各类活动等，而更加具有民主价值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等环节上的社区参与行为相当匮乏。（三）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缓慢，治理社会化困境凸显。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在我国社区建设与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部分社区社会组织缺乏政策扶持、财政支持等，使得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建设与参与社区治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较弱。当前，官办色彩过浓的“准政府”性社会组织大量存在，即使没有官办色彩的，也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使组织的民间性大打折扣，失去其独立发展的条件，造成“非官非民，官民不分”这种尴尬的状况。这类带有政府行政色彩的社会团体或协会分为三类：一种是按照上级政府部门系统要求，上下对口，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或间接组建；一种是由政府职能转变过来，国家定编、定级、拨经费，成为名副其实的“二政府”；一贾志科，罗志华: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种是为了部门职能的行使和安排剩余人员，结合行使职能成立的，其名为“自收自支”单位。二是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社区社会组织大多数规模小，职能内容比较单一，且经营成本较高，无法争取到社会捐助，导致其发展举步维艰，只好采取“以会养会”的办法，收取培训费、咨询费等维持生存，造成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作用也无从体现。同时，社区社会组织的很多成员是政府的精简人员或离退休人员，管理能力缺乏，结构老化，又没有固定的人才获取渠道，无法吸引专业管理人才。部分社区社会组织还存在着内部制度建设不健全，社会公信力不高，资金筹措和市场开拓能力较弱等问题。三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缺少资金。目前，社区社会组织日常管理及开展活动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资助和补贴、服务性收入和接受捐赠。然而在现实中，除了政府资助和补贴，依靠服务性收入和接受捐赠方式来筹集资金的社区自组织运转十分困难。由于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参差不齐，大量因注册登记而造成的身份模糊性的组织，难以取得信任和认同，因此从服务性收入和捐赠角度募集资金难上加难。如何解决资金短缺，有效筹集资金是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一大难题。此外，社区社会组织在活动场地方面受限，或因面积较小，或因场所不固定，成为困扰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实际活动的一大难题，直接影响了活动举行的频率和质量。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文体娱乐类组织所需活动场地本身就需要足够的活动空间，并且尽量不受环境影响，但实际上，一些老年人为参与主体的组织，其活动场地大多设在露天公共场所，有的借用其他组织或单位场地，这样一来，就只能放弃组织章程规定的定期举办活动，而是等候“时机”举办活动，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而这个瓶颈也是靠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力量难以突破的，还需通过社区规划和政策引导予以解决。

四、社区治理何以可能：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坚定方向、紧抓机遇，尤其是《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为我们如何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指明了方向。因此，我们要结合实际，针对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来思考解决社区治理问题的对策与方案，为新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新的发展路径。一是转变社区治理理念，增强共建共治共享意识。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明晰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树立和强化自治意识，是实现社区自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要想树立和强化自治意识，必须加强社区自治理论研究和宣传，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这既是社区自治建设的原动力，也是保持社区自治强大生命力的精神保障。另外，树立自治观念还需实现政府、社会机构、社区、居民观念的转变。从政府层面上来说，要实现从领导到指导、从包办到重心下移、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从社会机构组织层面来说，要从行政化到更加开明的社会化、从支持者到支持者和参与共建者角色共享转变；从社区自治组织来看，要加快实现从顺从到自觉、从依赖到自主、从配角到主体的转变；从社区居民来看，必须推动从“单位人”到“社区人”、从社区建设和治理与己无关到有关、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从不知权利和义务到自觉履行权利和义务的转变。二是倡导社会组织治理，畅通共建共治共享路径。首先，要理顺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在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基础上，逐渐斩断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依附关系，减少并消除政府对社区中介组织的行政干预和指挥控制，使其真正回归社会，同时要加大政府对社区中介组织在资金、税收等政策上的倾斜力度，积极培育新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其次，健全立法及内部约束机制，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完善社会组织的微观管理，建立“权、责、利”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和激励机制。再次，发挥社区居委会对社区组织的引导、组织、协调作用，社区居委会是贯穿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一根线”，一方面要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及时沟通和协调好三者之间的信息和要求，另一方面要起到引导、组织、监督和考核的作用，统筹安排好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工作的介入，针对不同情况做出不同的侧重。最后，突出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释放社区自治的能量，由社区居民对社区中介组织的服务进行评议和考核，以居民的信任和满意度作为对社区中介组织工作评价的最终标准，以此来激励社区中介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推动社区组织的发展与完善。三是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首先，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从制度上将政府对社区社会事务购买的经费在各级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并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非营利组织发展基金，逐步建立对社区非营利组织资助制度，并将其纳入政府经常性的财政预算，最终实现“政府购买社会劳务”，支付“社会资本”的局面。其次，应用新型横向交叉式的契约治理方法，政府通过政策或项目竞标，以委托人的身份委托社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社区以人的身份履行社区建设的事务性职能，从事社区发展与建设中的社会事务性活动，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建立多方再谈判机制，成立专门的协商组织———社区工作委员会来承担组织再谈判的功能，先由社区工作委员会派出专门的信访员做出调查并公布结果，然后召开听证会、论证会，也可以借鉴和采取更为广泛的方式与方法，诸如大会发言、座谈、专题研讨、公开协商、内部沟通、公开监督等等，由此保证相关主体能够顺畅交流，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顺利完成。

五、结语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6

一、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现状

作为国家战略的城市群，其概念源自戈特曼对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化现象的研究，国内“城市群”概念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80年代，当时认为是指“多经济中心的城市区域”，“大城市及其周围小城镇或卫星镇的结合，可视为城市群类型的变型”②。从国内实践看，我国始终强调要发挥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辐射作用，既适应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也覆盖相对欠发达甚至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如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既要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也要在中西部地区建设若干个区域性城市群及一批省内的城市群，以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③。从目前国内实际情况看，以城市群为主要核心的初步格局已经逐渐显现，城市群已经开始慢慢突破各省之间的界限，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突破各省界限逐步向各城市群经济转变，渐渐实现跨区发展。但是，国内的城市群在面积、体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方面，差异十分巨大。如发展水平极高的珠三角城市群面积仅5．47万平方千米，而长江中游城市群面积广达31．7万平方千米，两者相差6倍。后者甚至超过除黑龙江外所有东部和中部各省的面积。如前所述，既有单个城市就“富可敌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也有经济落后的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等。城市群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和集聚经济，主要是通过内部城市之间相互之间的整合及提升自身竞争力来提高吸引离，形成较为显著的规模经济，实现聚合效应。无论如何，城市群是城市集中化的产物，也是经济集中化的高度体现，城市群经济发展将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速度、质量的主要因素。

二、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城市群作为集团化的城市组合，其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该城市群外部的制约和内部城市之间的相互制约。所有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实际而进行，对于所有城市群而言，身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是一定的，近年城市群数量迅速上涨，也各为生存、拓展空间而进行“生存斗争”。在城市群内部，每个城市之间也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为了自身的生存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利益冲突和激烈竞争。总的来说，决定一个城市群经济是否能健康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是内部因素，特别是不同企业、城市政府和市民的微观利益冲突。这些内部的相互掣肘因素，如果没有处理好，势必严重影响整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影响整体合力和发展后劲。

(一)政府层面的相互制约因素

城市政府自然属性中就涵盖了担负维护辖区的社会和谐、促进辖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提高辖区人民生活水平等重大任务。因此，政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公权力的代表。城市政府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在有限的资源要素和发展空间背景下，在不断的相互竞争和制约的情况下发展城市经济，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改善城市的交通等等。如此而来，各个城市就会出现争夺企业投资项目、争夺文明城市、争夺高铁等等现象产生。由于政绩考核因素影响，很多城市群中的地方官员为了职务上的晋升，更倾向于不断通过项目投资等等提升城市竞争力，导致加剧了城市政府之间竞争更加激烈。

(二)企业层面的相互制约因素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基本的构成单元之一，都是根据会计核算原则，以及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利润主要由成本与收入两部分组成。任何企业都想通过提质增效来降低企业自身的成本，然而提质增效需要通过引进高端人才及价廉物美的生产原材料来实现。因此，企业要在人力和物力等方面多下功夫。再者，企业要通过不断开拓市场，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来把握市场的话语权，在城市群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城市群内的企业在如此竞争激烈中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必然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制约和掣肘，才能赢得各生产要素与市场的争夺战争。

(三)市民层面的相互制约因素

市民作为城市最基本的组成元素，生活在这人口的不断聚集的城市中，势必成为利益群体的最终追逐者。同一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的市民，也以群体的名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常常以网络发声、聚集“散步”的方式，表现出巨大的“民意”。在现在的城市中，绝大部分的市民都在追求各自的利益，其中有较完善的医疗条件，较高品质的教育资源以及更丰厚待遇的收入等等利益，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的同时，就会出现相当大的竞争，甚至不少市民只能通过网络渠道来发泄。

三、加快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路径建议

城市群是一个高密度、紧密关联的多城市组织，通过不断的谋求区域资源共享与相互协调发展等途径，寻求大的整体利益及协同经济。一个城市群中，不仅要具有核心城市，还需要每个城市有高度发达的分工协作。城市群形成并不断发展，将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逐步实现规划同编、产业同链、城乡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金融同城、市场同体、科技同兴、环保同治、生态同建的经济和利益共同体④。它们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功能上分工与合作，在管理上相互融合策应，直接涉及亿万人的利益和命运。城市群因为规模异常广阔、人口数量巨大，因此其经济发展问题不同于单个城市，也不是多个城市的简单相加，如何高效协调、最大限度实现“1+1＞2”的发展效果，急需予以研究探讨。笔者认为，要实现城市群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做到“四个加强”。

(一)加强整体规划统筹

当前，由于在一定区域内有限的经济、自然和人口资源，使得大部分城市较倾向城市规划，从单一城市自身来说，有些规划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但是如果放在城市群的角度上来衡量，就有些地方会显得不够合理。对于城市群而言，如果缺乏城市间的统筹规划，并且默契地互相配合，囊而每个城市都会出于个体利益而激烈竞争，甚至陷入无序竞争、恶性竞争，从而破坏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发展格局。城市群中经常会有一些园区或者管委会，通过优惠的政策来吸引新的大项目入驻，这些做法对于园区或者管委会这种小范围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侵害整体经济合力。比如，北部湾城市群包括湛江、海口、南宁、防城港等城市，但是湛江和防城港都在发展钢铁，具有同质竞争关系。产业同质的情况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也存在，比如武汉、南昌、长沙，都在发展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业。长江中游城市群所涉及的江西、湖北、湖南，三省都各自规划了省会城市群，而省会之间距离数百公里，产业协调和人员往来还待加强，导致整个城市群中还没产生类似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经济辐射力很强的中心城市，缺乏动力强劲的经济“发动机”。为此，发展城市群经济，必须加强整体统筹，这也是国家层面城市群发展规划，并随着情况变化不断加以编修的原因。

(二)加强城际发展协同

城市群形成合理规划后，要得到有力落实，强化城际协同，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最大程度的发挥城市群的经济作用，必须从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发展入手，一是要在各行业产业的具体分工上要做到相互协调发展，要不断加强城市群内部各大小城市之间的产业合作和协调发展;二是要在各城市之间形成一种凝聚力，从而实现在机制上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发挥整体效应;三是要在交通和信息同城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各城市之间人口、产业布局通、医疗、教育、就业等等同城化效应，从而促进区域合作和城市发展。因此，由于城市群体系内部各个城市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功能定位，且互补性很强，在人流、金融、信息等不同层面上的一体化发展，必将有助于加强城市经济联系及城市间其他方面的对接。

(三)加强环保经济合作

城市群的形成首先需要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多有一定的自然条件基础，往往与水体流域、山脉海湾等紧密相关，如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天山北坡、北部湾等城市群。形成城市群后，由于经济体量大，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也随之增大，对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要求更高。为了实现城市群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城市合理分工、强化协作，共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当前，不少城市群发展起来后，出现水土流失、水土大气污染严重等现象，城市群内部，处于江河上游的城市要加大对生产生活污染物的净化处理力度。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视角内探讨环保问题，决不能沦为环保民粹主义，而必须紧扣经济发展来规划环保问题。这就要求在城市群内部产业链上作科学调整，特别是要优化区域内农业经济结构，既确保城市群发展的农业产品供给，又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探索城市群内部“环保补偿”机制，由经济发达、农副产品受惠城市对服从城市群产业协调、提供农副产品的地方予以补偿、扶持，对发展环保农业的企业和领域予以减税、免税及税收返还等。

(四)加强社会治理融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市群经济高度融合，必要要求社会治理方面的融合，以更好地适应城市群经济发展需要，促进城市群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城市群之间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影响城市群各个城市社会治理组织的行为，才能有效推动社会治理融合⑤。也就是说，实现公共服务的共享，以解决统一城市群内相邻城市的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城市政府应该通过多元化的合同或者协议来加强各项公告服务事项的合作，促进公共资源的最大利用，并且要通过沟通协调各方的利益，明确各自的职责，规范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使得公共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地共享，同时也把风险降得最低，从而实现城市群的公共利益最大化。需要指出的一点，当前我国单个城市治理，仍然以各地政府及部门为主导，但城市群经济发展会带动公民的大量流动。因此，在发展城市群经济的过程中，要注意克服“政府包打天下”的倾向，而要发展和完善城市群内非政府组织、公民尝试与政府共同处理公共事务，以形成多层次的协调对接，提高城市群内个城市之间社会治理的融合度。

四、结语

城市群战略弥补了有利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密切的组织分工和协作，促进了各城市资源的集约使用;规避了单个城市“单兵突进”式经济集聚发展模式突出的同质化竞争、信息不对称、创新资源浪费的问题，通过加强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知识共享和协作配合，最大限度实现“互利多赢”局面，最终提高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效率。因此，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区域经济高度集聚的显著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作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增长奇迹也是城市群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为此我们要加强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研究，目的就是彰显区域内每一座城市的价值，实现更加科学、协调的发展。

作者:周靖 单位:福建武夷学院

参考文献：

②宋家泰，崔功豪，张同海．城市总体规划［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③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体育组织；困境；发展路径；天水市

市场化背景下，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加大了社会管理体制变革与转型的压力[1]。面对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形势下，特别政府加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背景下，体育行政部门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即如何实现从“全能管理”向“有限管理”的转变是落实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重中之重。目前，由于我国体育体制机制的欠缺与不完善，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探寻一条适合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是体育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应该关注的重点。

一、培育和发展体育社会组织的意义

（一）发展社会体育组织是贯彻《体育法》必然要求

我国《体育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体育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组织和开展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2]。各级体育总会在在发展体育事业中发挥作用。据天水市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的调研得知，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方面，无论是政策支持、理念创新，还是制度供给与对接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从而影响了社会体育组织在承接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能力和作用的发挥，尤其社会体育组织自主性、独立性还不强，资源保障措施还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社会体育组织在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的培育与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居民体育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性以及多目标性日益突出。相对应的，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矛盾突出越来越明显，亟需社会休育组织积极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中来。

（二）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与培育是积极实施《全民健身条例》重中之重

从全民健身的开展来看，社会体育组织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调研得知，目前天水市各类体育项目协会有25个，这些社会体育组织大多数都存在“官办不分”、“政社不分”的状况、组织发展目标不够明确，组织体系还不完善、承接公共体育服务经费、人员编制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组织在全民健身计划作用发挥。《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国家推动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要求单项体育协会应当将普及推广体育项目和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列入工作计划，并对全民健身活动给予指导和支持，鼓励全民健身活动站点、体育俱乐部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宣传科学健身知识。因此，加强社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网络建设、全民健身路径的开发、健身指导队伍建设与培养、全民健身知识的宣传等，既要面向全体市民又要照顾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和农村居民的特殊需求，为城市居民提供多元体育健身需求，切实发挥社会体育组织在普及推广体育项目和开展城市全民健身活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工作重心和落脚点应放在社区基层，从而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一步实施。

（三）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是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有效载体

目前，从天水市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情况来看，尚处于成长之中，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力量十分薄弱，需要政府扶持培育。虽然前期天水市政府下发了一些文件，出台了一些倾斜政策，朝着“政社分开”、“官办分离”的改革方向迈进，但是在扶持、引导不同类型组织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对接，以及承接具体职能等方面的作用发挥还不够，特别是社会体育组织自身的发展与壮大还缺乏动力，从而严重制约着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要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关键，亟待解决的薄弱环节就是做强体育公共服务。目前，社会成员多元化的体育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矛盾日益突出。建立长效的、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惠及全体公民体育健身需求的关键，其中，既要考虑项目内容、硬件要求、专业化指导团队等的建设，还要考虑发挥组织要尽最大可能贴近居民、灵活等优势，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体育健身服务。

二、天水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政府职能承接与转化不够完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客观上需要一个多元主体来承接体育政府部门和市场的转移职能，社会体育组织作为体育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毋庸置疑地成为承接政府放权和实施社会体育服务职能的主要载体。日益复杂的体育健身矛盾决定了体育政府部门不可能承担全部的社会管理职能，应该将组织的自我管理的权力和事项有序返还给社会，随着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入，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将让渡给市场和社会体育组织承接。

（二）社会体育组织的能力偏弱，尚未形成良好的效果和有效的管理机制

后奥运效应的影响，大多数居民的健康意识持续增强，体育公共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职能对接尴尬境界，使得利益群体和利益主体的日益分化和多元化，各种复杂的体育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日渐尖锐，政府治理的压力日益增加，政府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也逐步由体育经济领域转向了社会体育领域。社会体育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主体，能够帮助政府分担社会体育公共事务，有效缓解社会体育矛盾。目前，天水市虽然有25个体育项目协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30家，其中部级有10家，在甘肃省的同类城市位居前列。在2011-2015年期间，全面落实“三纳入”工作，搭建政府、社会合作平台，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大群体”发展格局，但是从实施效果可以看出，社会体育组织承接政府转移体育公共服务的能力还不够，社会体育组织仍然存在行政色彩，社会体育组织整体组织化程度不高，组织成员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另外，社会体育组织功能专门化不够，没有形成优势，组织的发展形式还比较单一，尚未形成长效的管理体制。

（三）经费严重短缺，筹资途径单一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对社会体育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矛盾日渐突出，迫切需要政府扩大社会体育公共服务，社会体育组织的公益性特征正好满足这一点需求。2015年8个体育惠民工程全部高标准完成了建设任务，省上补助的160万元资金全部拨付到位，配套建设资金达260万元，但是由于天水市基础设施的先天薄弱，历史欠账太大，体育经费的投入依然不足。因此，在争取各级政府加大全民健身投入力度的同时，还需加大体育宣传力度，吸引外资、民资等各类资本的投入，增加全民健身的后劲和活力。

三、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路径

（一）突破双重管理体制阈限，形成齐抓共管机制，凝聚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推进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天水市社会体育组织呈现混乱和滞后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受双重管理体制的影响，因此，改革社会体育组织的管理体制已迫在眉睫，冲破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是体育社会组织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有条件的情况下，考虑建立“枢纽型”社会体育组织工作体系，一方面弥补管理缺位的情况，另一方面缓解社会体育组织没有主管单位的尴尬，有利于社会体育组织间的良性互动与资源共享。即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的社会体育组织进行整合，构建相互联系、服务和管理的联合型组织，并发挥桥梁纽带、业务引领和日常服务管理等三方面的职能，其实质是改变治理方式，实现社会体育组织的自主管理，淡化行政色彩。另外，重点培育一批能够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社会体育组织，使之逐步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覆盖面广、发展有序的社会体育组织体系，使社会体育组织在总量、规模、结构等方面与天水市的社会体育发展相适应。

（二）建立有序的体育社会组织体系，优先发展体育社会组织

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对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分类发展的扶持优惠政策，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实质展开，启动社会体育组织监督与评估，引入社会监督机制。首先，要转变观念，以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建立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其次，将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纳入本地区体育发展发展规划中，重点培育体育行业协会、民非单位、公益类社会体育组织、社区体育团队和职业类社会体育团体等组织，促进社会体育组织的均衡化发展。再次，改革当前社会体育组织登记管理制度，通过降低门槛、简化手续、放宽条件等措施，促进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加大对公益类和服务类社会体育组织的孵化和培育力度，为其提供必须的发展空间、人才交流、人员培训、政策咨询等服务，并且在资金和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最后，推进政府向社会体育组织转移职能，加大政府购买社会体育组织服务的力度，并将其纳入政府财政体系中，同时，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建立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综合监督体系和整体联动机制。

（三）加强社会体育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促进社会组织良性发展

提高社会体育组织的生存能力是社会组织能力建没的首要任务，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生存能力社会体育组织才能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充足的资金能够保障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但事实上，很多体育社会组织因为资金问题阻碍了其发展。因此，要建立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设立奖励和资助机制：重点扶持一批具有示范导向作用的公益性服务类体育组织，设立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补贴标准和实施办法。同时，鼓励社会组织主动拓宽筹资渠道，消除对社会体育组织非营利性的错误认识，使其认识到社会体育组织的非营利性是指社会组织的收入不得在内部分配，仍要从事公益事业。二是制定适合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长远规划。社会体育组织要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长远规划，如果没有一个立足于长远的全面整体规划，即使有了资金，也会因为缺乏发展方向而止步。

（四）加强自律和监管力度，提升社会体育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

首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保障社会体育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要提高全社会对社会体育组织在改善社会治理、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等方面的认识，以各种方式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奠定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舆论基础。同时，加强社会体育组织内部自律。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内部制度和行为规范，使之成为其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南；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特别是负责人的管理水平；建立科学的决策、运行机制，鼓励社会组织成员积极参与组织决策和运行；加强诚信建设，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体育组织评估和退出机制。除了对社会体育组织定期进行评估外还要建立配套的退出机制，坚决撤销违反制度和法律的组织。最后，创新外部监管体系。建立健全一套包括行业监管、部门监督、舆论监督等在内的综合监督管理体系；同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建立执法联动机制，保证社会体育组织依法依规组织活动。

（五）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社会体育组织服务水平专业化，适应评估客体和公众对评估的期许

体育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的优秀人才。天水市体育社会组织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有522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向社会招募全民健身志愿者3.8万余名，但是老龄化、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化人才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势必会影响到社会体育组织的健康发展。一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培养纳入全市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部署，制定人才培养规划，依托天水师范学院（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现有教育资源，构建一个由政府引导与高校教育资源优势互补的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切实提升社会组织的就业吸引力，健全工作职业制度，切实落实中社会体育组织工作人员的相关社会保险、工资待遇、档案管理、职称晋级、薪酬绩效、专业化培训和继续教育等政策，目前，我国的社会体育组织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社会体育组织在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无形中给创新社会体育管理带来了压力。这就需要深入探讨社会体育组织发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寻找出解决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应对之策，积极培育社会体育组织，才能使之健康发展。

作者:程晖 雍世仁 王麒麟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体育运动与健康学院

参考文献：

［1］卢建，杨沛龙.北京市构建社会组织“枢纽型”工作体系的实践与策略［J］.社团管理研究，2011（9）.

［2］吴明等.民政部酝酿出台慈善信息公开办法［N］.新京报，2009-08-14.

［3］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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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秀萍.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当代经济管理，2013（12）.

［6］邓国胜.民问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36.

［7］周志忍，陈庆云.自律与他律［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8.

［8］田小彪.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机制研究［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3（4）.

［9］崔月琴.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契机及其限制［J］.吉林大学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3）.

［10］李珍刚.当代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8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基本条件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基础。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成功实现合并重组，就是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之后，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些必要条件可以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外向、内需”。

天时：政策的有力支持。2004年11月，银监会颁布的《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银监会支持经营状况好、管理能力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实现跨区域发展；鼓励同一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划内尚不具备跨区域发展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在自愿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原则实现资本重组和联合，有效整合金融资源，进一步拓展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空间，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支持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收购、兼并周边地区城市信用社。监管政策的调整，为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向区域性银行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城市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大的改革舞台和发展空间。银监会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2004年4月，刘明康主席到合肥市商业银行调研，对实施合并重组的意见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安徽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也多次表示鼓励和支持省内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2005年年初，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议题列入了省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省金融改革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摆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正是有了政策保障和领导支持，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工作才得以起笔破题。

地利：经营的良好基础。首先要有较大的经营数量基础。截至2005年9月末，参与此次重组的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资产总额460.80亿元，负债总额439.76亿元，整体上总资产年均增长率为29.5%，存款年均增长率为38.34%，贷款年均增长率35.81%，在全国113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其次要有较好的经营质量基础。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经营质量一直较好。按“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贷款率为3.38%，在银监会2004年度全国评级排名中，4家被评定为一类行、2家被评定为二类行，7家城市信用社在全国的排名也比较靠前，形成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安徽现象”。第三要有相对均衡的经营实力基础。参与合并重组的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规模上相当，在风险程度上相近，在内部管理上相似。在这一前提下，各方才有平等的话语权、参与权，才能够站在同一平台上，共谋合并大计。这是合并重组的“平等进入”方式与购并重组那种“以大吃小”、“以强吃弱”方式的根本区别。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中，除合肥市商业银行规模稍大外，其余的资产总额都在25亿～65亿元之间，基本处于同一档次；不良贷款比例最高的为8.1%，最低的为2.2%，悬殊也不太大。

人和：人才的资源优势。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安徽省各家城市商业银行一直十分重视吸收和培育人才，人员结构不断优化，储备了一批高素质的管理干部。此外，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建立了较为有效的人才激励约束机制，在人才使用、人才开发、人才储备方面都有一套较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才的各种潜能。

外向：业务的地缘突破。近年来，安徽省贼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已经突破所在城市的地域限制，开始将展业的触角伸向了周边市县，向那里的一些优质客户开展异地贷款或票据融资。城市商业银行向外地寻求优质客户的动机明显、动力强劲，对跨城市、跨区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提出了现实需求。与此同时，同一经济区划或行政区划内的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尝试业务交流与合作，这就为合并重组奠定了业务基础和信任基础。近年来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间在业务合作、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协作关系明显加强，建立了董事长、行长联席会议机制，相互开展了资金业务，签订了银团贷款合作协议。业务上的合作增强了彼此间合并重组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内需：联合的内在要求。由于资本实力、科技水平、机构布局的制约，以及资本充足率、单一客户贷款比例等监管指标的约束，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自身的生存压力较大，竞争弱势明显，缺乏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后劲和空间。它们迫切希望通过合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进一步壮大经营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资本水平，实现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提高资产利用率和盈利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虽然“质量不差”，但是“规模不大”的制约也比较突出，它们对联合重组具有较强的内在需求，经过适时引导，很快走上了合并重组之路。

合并重组遵循的基本原则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需遵循法律、制度、程序设计的基本规则，将具有基本条件的“优势”化为合并重组成功的“胜势”。从安徽的实践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应遵循五条基本原则。

自愿性原则。自愿性是市场法则的体现，是平稳过渡的保证，是顺利操作的前提。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金融机构合并重组搞“拉郎配”，搞行政性重组、强制性合并，最终往往事与愿违，甚至使参与方“全军覆没”，使社会产生金融震荡。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作为城市商业银行所有者和出资人的股东要愿意合并重组，并继续保持对合并后银行的出资水平。首先，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组建者、最大股东和地方金融企业的协调管理者，地方政府的意愿非常关键。其次，实际掌控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自愿，可以为合并重组清除技术障碍；与城市商业银行“同呼吸、共命运”的内部员工的自愿，可以为合并重组构建稳定的基石。由于受利益的牵扯或观念的局限，一些股东、地方政府、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或银行员工的自愿性可能起初不强烈，这就需要通过宣传教育，进行正确引导，促使他们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调研论证和决策酝酿阶段，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对此我们深入到各地市、各行社，进行利弊分析、远景描绘，动之以利，晓之以理，最终达成了共识。在方案设计和实施中，我们又充分征求各方的意见，吸收采纳合理建议，不搞强行推进、强迫命令，从而使合并重组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

合规性原则。参与合并重组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符合有关监管规定。不能让城市商业银行“带病”进入新的机构，也不能指望好银行消化差银行的包袱，更不能把“手榴弹”（参与方的一个个问题）捆绑成“炸药包”（合并后的风险积聚），不能把合并重组后的机构办成高风险机构的“收容所”。因此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履行职责，事先设定合理的监管指标，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资本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净资产市值等指标上确定进入标准，达标的可以参与合并重组，稍有差距的可以自补，不达标的拒之门外。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合并重组时规定，只有在提取足够比例（50%）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和其他应计应提费用后，不良贷款下降、历史包袱化解、每股净资产达到l元人民币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方可参加合并。少数行社在个别指标上略有不足，原有股东——地方政府——通过购买、置换不良资产、直接注资补亏等办法使之达到监管标准，从而得以首创者的身份加入徽商银行，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先机。

合法性原则。必须以程序的合法性来保证和促进合并重组过程的规范、公正、透明和效率。任何法律程序上的偏离和疏漏，都会给银行合并过程带来不稳定，给合并的结果带来不确定。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所有操作程序都严格遵循《公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符合城市商业银行的章程。所有加入合并的文件都是经过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股东大会（社员大会）决议通过并授权董事长（理事长）签署的。所有合并的实施和结果，都报经监管当局审批、核准和备案。

科学性原则。根据监管当局的指引，合并重组后的徽商银行初步建立了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三会一层”架构，设立了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战略目标定位于“产权明晰、治理科学、资本充足、运营安全、信息真实、效益良好、具有城市竞争力的零售银行”，市场定位在“立足安徽、面向全国，依托城市、稳健发展，立足中小、面向三市，突出零售、立市发展”。经营机制设计为扁平化管理、事业部经营、条线型管控、团队式营销、客户制核算。建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劳资关系、等级与绩效结合的薪酬制度、股权与期权并用的激励机制、传统与现代相融的企业文化。

稳健性原则。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工作中，保持了“四个稳定”。一是保持经营秩序的稳定。监管当局制定了合并重组期间突发重大事件应急预案，向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派驻了监管小组，进行“贴身式”监管，加强了对贷款、资金汇划等方面的管理和监控，严防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法律风险。二是内部员工的稳定。合并期间一般不进行人员调动、岗位变动，并明示合并重组不裁人员、不撤机构、不降待遇，让大家安心工作、热心重组、放心展业。三是舆论导向的稳定。发挥新闻舆论的正面引导作用，及时收集分析舆情，畅通信息交流反映渠道，既避免了声誉风险的产生，又产生了舆论推动的效果。四是业务发展的稳定。城市商业银行在合并重组期间，做到改革发展“两不误、两促进”。到2005年11月底，全省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存贷款分别比年初增加55亿元和60亿元，不良贷款余额减少2.11亿元、占比下降1.8个百分点。

合并重组实施的基本步骤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程序比较繁杂、环节较多，要抓好关键的几步。

方式选择。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在重组方式选择上，用了较长的时间，从理论到实践，从各个银行董事长到股东，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和市场人士，反复征询，最终确定了一个方式新、成本低、效率高的合并重组模式。该模式有两个要点，即一级法人的组织形式和吸收合并的重组方式。由合肥市商业银行更名为徽商银行，以徽商银行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省内的芜湖、马鞍山、安庆、准北、蚌埠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六安、淮南、铜陵、阜阳科技、阜阳鑫鹰、阜阳银河、阜阳金达7家城市信用社，各行社以原有股权，根据资产评估结果核算的折股比例，置换成徽商银行的股份，同时被合并方注销法人资格。

资产评估。在合并重组工作组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安徽省各城市商业银行共同审定了清产核资方案，以招标的方式选定了中介机构。评估中重点核查了各行社的不良贷款、非信贷资产损失、固定资产增值、抵贷资产减值、应收利息、应付利息、实收资本等项目，按照同一标准对核查结果进行了相应地调增或调减，并统一按照核实的不良货款余额的50%计提拨备，在此基础上再核算各行社的资产净值和每股价值，计算出折合徽商银行新股的系数，确定其在徽商银行的权重。

依法合并。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先后召开董事会（理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了同意参与全省城市商业银行重组的相关决议，由合肥市商业银行更名后的徽商银行召开董事会，通过向省内5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定向募集股份的决议。2005年11月30日，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的董事长（理事长）共同签署了徽商银行合并合同书。

并账并表。在监管当局的监督指导下，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在并账并表阶段主要完成了四项工作：一是对会计报表进行合并，二是统一开发会计科目和核算程序，实行计算机的统一联网；三是统一企业形象设计；四是统一制定新的内控制度。以并账并表为标志，徽商银行步入了新型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之路。

合并重组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键问题

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是着眼未来发展，解决现实矛盾、化解过去遗留问题的一项系统性工作，要取得成功，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操作方案切实可行。方案是合并重组的路线图，在制度设计上要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在实施方法上要有可操作性；在工作分工要有均衡性，使地方政府、监管当局、城市商业银行各在其位、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在时间安排上要有紧凑性，方案一旦确定下下来，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能出现停顿、阻滞。

二是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涉及到股东、地方政府以及董事会和高管层的利益。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直接影响到他们参与、支持合并重组的积极性和动力。股东主要关心原有股本是否缩水，董事会和高管层主要关心经营管理权是否被削弱，地方政府主要关心对当地的贷款投入、税收是否缩减以及人事权是否缩小。有鉴于此，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在重组中充分兼顾了各方的利益。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资产评估，处置、消化了一大笔历史包袱，使原有股权价值都有所提升，股东对此感到满意。按照“一级法人，分级核算、单独考核、绩效挂钩、科学授权、兼顾地方”的原则，各城市商业银行转变为徽商银行的分行后，实现权责利对等，原有董事长和高级管理层都得到留任、重任或提任，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对参与重组的各城市商业银行所吸收的资金，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充分用于当地经济建设；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徽商银行在信贷安排上考虑优先支持城市商业银行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在税收方面，按照保证基数、增量分成的原则，确保了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度有增无减。

三是抓住时机处置风险包袱。安徽省有少数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背有沉重的历史包袱，长期挂在账上，致使这些行社的净资产不足，暂时达不到合并重组的监管标准。监管当局和重组工作组抓住合并的机会，在不降低准入标准的前提下，通过与有关市政府充分协商，确定了“谁组建、谁负责、谁弥补”的原则。有关市政府通过收购剥离不良资产、以优质资产置换不良资产、直接注资补亏等形式，一举处置了4家积累多年的风险包袱2.89亿元，使这些机构以较为“健康的躯体”加入徽商银行。

四是地方政府引导而不干预。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和地方管理当局，在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借助地方政府推动力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避免行政干预的负面影响，确保合并重组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地方政府的干预一般有三种表现：实施行政命令，搞强行合并；插手人事安排，干扰建立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重组后的城市商业银行开出更大的贷款“账单”，进行“点贷”、“诱贷”，造成信贷资金的过度集中。在安徽省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中，地方政府充分尊重参与各方意愿，只做协调工作，不搞强迫命令；充分尊重股东大会、董事会对有关人员的选举和聘任结果，充分尊重监管当局依法审查任职资格的职责；支持徽商银行把服务“三市”作为信赁支持重点。这种良好局面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地方政府领导正确的金融观，还在于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为地方经济发展预期平添了新的利好因素，在于监管当局的“立足银行为政府计、立足政府为银行计”的工作策略。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9

关键词:通勤;城市;步行空间

1引言

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方式主要有步行、自行车、电动车、公共交通(公交巴士、地铁等)、自驾车几种类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扩展，人们逐渐依赖机动车出行。然而，机动车在为人们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近年来人们开始提倡绿色出行、健康出行。1992年，国际健身与大众体育协会(TAFISA)发起了“世界步行日”活动，确定每年的9月29日为世界步行日。国外关于步行交通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行为学、交通地理学、建筑与规划学三个方向，分别从人的行为与认知角度、交通流线网络与空间、土地利用景观与空间三个角度进行研究［1］。通勤行为是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EvaHeinen等研究发现，荷兰20%的出行行为是通勤行为，并且其他西方国家的数据与其类似［2］。因此，基于通勤视角的城市步行空间研究对人们出行行为、城市交通规划、城市街路景观规划、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相关概念解析

2．1通勤

通勤是由于居民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而产生的出行行为，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城市规划学、交通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建筑设计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3］。刘爱玲、胡小琪等对我国非农业职业人群上下班交通方式现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11539名(男性6906名、女性4633名)非农业职业人群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步行、骑车、乘车、混合交通方式上下班的比例分别为33%、39．4%、14．9%、12．7%，其中步行上下班的人群平均每天上下班步行时间为26．6min［4］。

2．2空间

空间分为三类:立体空间、容积空间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混合空间。容积空间具有静态、内聚的特点，其空间的基本形式是围合，在其空间中主要突出墙体和地面的特征;立体空间具有流动性和散漫之感，空间层次丰富，相较于容积空间，其空间的基本形式是填充［5］。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埏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片庸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说明了空间的功能作用，即可用性，同时也说明容纳是空间的基本属性。2．3城市步行空间步行是一种动态的行为过程，包括起点、终点、路径三个部分，因此步行空间也是一种动态的空间，涉及人们步行活动中经过的所有路径，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空间。步行空间通常是指所有由道路边缘界定的用于步行的道路空间［6］。城市步行空间是一个系统空间，指城市中一切可对公众开放的步行空间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以人为本、和谐舒适的环境［7］。

3通勤视角下的城市步行空间结构特征

步行分为无目的性和有目的性两种，上下班、上学属于有目的性，沿某一路径向目标行进。逛街、散步属于无目的性［8］，基于通勤视角的步行属于一种有目的性的步行活动。由于通勤时间和地点的固定性，通勤人群一般具有时间紧迫性、路径重复性、着装正式性等特点。同时，由于生活工作的负担，通勤人员一般伴随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鉴于人们通勤距离的差异，通勤方式各有不同。本文研究的人群包括两部分:一是完全步行通勤的人群，二是步行及以其他交通方式混合出行的人群。其他交通方式又可分为公交、地铁、班车三类(由于乘坐出租车出行人群的步行距离较短，因此不做考虑)。

3．1步行的适宜距离

步行的适宜距离目前尚没有统一标准，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一般当到达某一空间的步行距离超过300—400m时，人们前往的意愿就会显著下降［9］。国外平均步行出行距离为252m，极限距离一般在3200m以内;1500m以下的步行出行距离约占94%。国内步行距离以小于2000m为宜，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10］。

3．2基于通勤视角下步行的路径分类

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是影响居民出行交通行为选择的重要条件。当居民的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较近(通常＜2000m)时，居民会选择全步行通勤方式;当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较远(通常＞2000m)时，人们会选择搭乘公交、地铁、班车等交通工具通勤。因此，将通勤视角下城市步行路径分为三种:A:家(公司)—公司(家);B:家(公司)—公交站(地铁站、班车站)—公司(家);C:家(公司)—公交站(地铁站)—地铁站(公交站)—公司(家)。

3．3步行空间类型及出行选择

基于通勤视角的步行空间主要包括街路、广场、天桥、地下换乘空间(表1)。通勤者步行出行的选择因素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因素两类:主观因素包括步行者身体素质、步行意愿和出行习惯;客观因素包括道路交通状况、步行空间环境质量(自然景观环境、人工景观环境、建筑环境)。随着人们对步行益处的认识以及通勤时间段城市交通的拥堵，当通勤距离较短(一般认为小于2000m时)，人们通常会选择A路径通勤。该路径涉及的步行空间主要为街路、广场和天桥。由于该路径为全步行路径，所以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对步行者步行体验均具有较大影响。当通勤距离大于2000m时，人们通常会选择B路径。该路径与A路径相比步行距离较短，与C路径相比较便捷，不需要更换交通工具，因此是通勤人员最常使用的步行路径。该路径涉及的空间类型主要为街路、天桥，影响因素主要为客观因素。当通勤距离较远、又没有直达交通时，人们会选择C路径。相较于A、B路径，C路径耗时较长，且路径繁琐，步行者心情较前两者更容易受到步行空间环境的影响，涉及的空间类型主要为街路、天桥、换乘空间(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影响因素主要为客观因素。

4结语

步行对人的身体健康与城市交通压力的缓解均具有积极作用，居民的通勤行为是步行行为重要及独特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中对通勤者步行空间的重视度不够，通勤者步行空间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改善应结合城市规划、城市交通规划以及景观规划相统一，并针对通勤人群着装正式、路径固定、时间紧迫等特殊性进行针对性地设计，以利于提高城市的交通环境与城市宜居舒适性。

参考文献:

［1］邓柏基．山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设计初探［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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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晓俊．风景园林设计［M］．苏州: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302－308．

［6］赵春丽，杨滨章．步行空间设计与步行交通方式的选择———杨•盖尔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理论探析［J］．中国园林，2012，(6)∶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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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公路协会《交通工程手册》编委会．交通工程手册［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

［13］李怀敏．从“威尼斯步行”到“一平方英里地图”———对城市公共空间网络可步行性的探讨［J］．规划师，2007，23(4)∶21－26．

城市发展路径范文篇10

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从路径演化的视角来看，制度变迁的过程即是从路径依赖、突破到路径创造，动态的、持续的并且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无疑正在经历一个长期的、巨大的制度变迁历程，因此，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转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PaulDavid(1985)和W．BrianArther(1989)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理论。在此基础上，DouglassC．North(1990)借鉴其路径依赖的思想，将其引入到制度变迁及其绩效的分析框架，并逐步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思(North)认为，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递增的报酬又会使特定的制度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在报酬递增的前提下，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或者是大致接近零交易成本模型时，制度变迁的长期轨迹将是有效的，并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发展;而相反的，如果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则制度的变迁将朝着非绩效的方向发展，直至进入“锁定”状态而不能自拔。这是路径依赖的两种极端情况，也是诺思(North)所划分的成功的路径依赖和失败的路径依赖。

(二)路径创造理论

路径依赖理论说明，“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但其过度强调历史决定论，即路径发展过程中偶然事件对现在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传统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路径突破主要是外生力量作用的结果，而忽视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鉴于此，经济学家熊彼特开创性地提出了“破坏性创造”的思想，［1］即“不断地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Garud和Kamoe(2001)明确提出了“路径创造(pathcreation)”的概念。他们将路径创造看做是“有意识的背离”(mindfuldeviation)，具体来讲就是组织的行为主体对于已形成的路径锁定在不忽略现有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偏离原有的程序或规则的约束，从而实现路径依赖的破解，并探寻最优的路径。由此可见，路径创造的过程是一个组织不断突破现有组织边界及制度、技术等约束，在不断进行路径突破和路径创造中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过程。［2］

二、演进逻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困境

自古以来土地就是农民的生存之本，承担着农村居民基本的生存保障功能，土地保障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中始终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并形成了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城乡二元分割格局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只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社会保障理念及实践使农村形成了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并逐步陷入“锁定状态”。

(一)路径依赖的形成及演进

1．路径依赖的历史渊源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自给自足最根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中国从奴隶社会到新中国建国前的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农民的一切保障均来源于土地，形成了对土地保障模式的制度惯性。中国古代，“积蓄以备荒灾”的思想贯穿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所遵循的基本线索。［3］

2．路径依赖的初步形成

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城乡二元社会保障格局下形成的“只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理念致使农村居民长期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虽然中央政府先后依托集体经济建立了农村“五保”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农村“五保”制度仅仅属于农村社会救助项目，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设计缺陷以及其浓厚的政治动员性使得制度缺乏连续性，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逐步走向衰退。因此，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仅仅停留在重大自然灾害的救助以及以农村“五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济这一领域。［4］土地保障这种传统的、非正式的保障模式在建国初期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形式。如果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背景而形成的对土地社会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特殊的制度绩效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依旧选择土地保障模式而逃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则是形成了一种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并在惯性的作用下不断得到强化。

3．路径依赖的固化锁定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开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步瓦解，依托集体经济建立起来的农村“五保”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迅速衰退。虽然国家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探索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因为缺乏政府财政支持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混乱，制度难以为继。1999年，国务院对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进行整顿清理，停止接收新业务，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经历了短暂的探索性试点后逐渐销声匿迹。这一时期，与城市社会保障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陷入停滞状态。由此可见，中国农村在建国初期开始形成的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在自我强化机制的驱动下进入了难以逆转的锁定状态而不能自拔。

(二)路径依赖的成因及后果

1．城乡二元结构是路径依赖的制度性根源

新中国建立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设计并实施了一整套偏向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地划分为两个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单元，并实行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差别迥异的居民身份待遇，这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5］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导致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性”，即城市开始逐步建立一系列现代性、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则依旧延续传统的、非正式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社会保障模式，并形成了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结构阻碍农民社会流动、限制农民身份变迁、禁锢农民自主意识，使农村居民丧失进入制度化社会保障路径的机会和途径，造成农村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长期停滞不前。

2．既得利益集团强化了路径依赖的锁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使得绝大多数农民长期以来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而做出巨大牺牲后未能享受任何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安排，政府以及城镇作为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受益者无形中成为现有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要突破现行体制的桎梏，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则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制度建设、财政投入等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在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尚不健全以及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可能会以降低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待遇为代价。而这种非帕累托改进型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原有利益格局的改变和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利益，会凭借其优势地位竭力固守传统的制度，而不愿因为制度的改革导致其利益受损。这就使得农村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会在很长时期内沿着原来的轨迹持续下去，直至进入“锁定状态。所以，长期以来，政府将土地被视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替代，土地保障成为政府规避其提供社会保障责任的托词。

3．路径依赖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求严重失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形成的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损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阻碍了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政府和城市由于在社会保障领域无形中沦为既得利益集团致使农村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得到不断强化、锁定，而农民由于在社会阶层中的弱势地位也无法推动政府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弥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在农村先后实施的几项社会保障项目中，农村“五保”制度仅仅属于农村社会救助项目;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其制度本身的先天性缺陷和政治动员的非制度化特征导致其在不少地方都是春建秋散，难以持久;［6］至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点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于缺乏明确的政府责任使得制度难以为继。

(三)路径依赖的突破及动力

1．路径突破的动力机制

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会使一个经济体陷入报酬递减的恶性循环之中，当组织的效益和效率下降时，理性的行动者就会“搜索”新的惯例或行为路径，即引发了路径突破，路径突破是对环境变化的主动适应。［7］一般的，路径依赖的突破是经济系统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到中国农村，对土地保障路径依赖的突破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律。从内生力量来看，随着农业发展的困境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所引发的“圈地运动”，现代社会农民的社会风险正在逐渐增大，但土地保障功能却在迅速弱化，难以再承担起诸多保障的重任;［8］同时，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了刚性需求。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农村老龄化背景下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急切需求与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这一状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制度鸿沟，农村亟须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满足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从外生力量来看，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91倍;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安排16312亿元投入到社会保障、就业与住房保障领域。

2．路径突破的实现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强烈需求以及农村正式社会保障制度长期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政府开始引入强制性制度变革，以弥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2003开始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广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大的特点即是强调政府责任、互助共济，使之更加具有现代社会保险的性质。2007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面完成农村“低保”的建制。2009年10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开始试点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扩面。“新农保”方案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结构，兼具保险和福利的双重特征，这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参保热情。由此，农村开始突破长期以来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逐步建立并完善正式的、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路径选择: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近30年渐进式的改革与重构。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一系列具有现代社会保险性质的社会保障项目的建立、实施并成效初显，一个较为完整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业已构建并日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突破了对长久以来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开始逐步向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过渡。但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近30年渐进式的改革仅仅开始突破对土地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体系格局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为此，要从根本上摆脱路径依赖的束缚，就要彻底得变革现行制度和组织惯例，通过创新解除现有组织结构安排的约束，［9］从路径依赖走向持续的路径创造。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符合市场机制下劳动力要素配置的要求，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具有良性效应。［10］而且，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验表明，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该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为着力点，创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新路径。

(一)以理念创新为先导，秉持公平、公正的农村社会保障建制理念

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作为共同的文化知识、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念，能够减少制度变迁和制度运行的成本。制度变迁发动者和制度变迁参与者所具有的一致性的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的先导力量是制度变迁成功的必要条件。［11］公平、公正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诞生到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承的原则和价值追求。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观”要求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必须保证全体社会公民人人享有不受任何歧视的社会保障权利。当前，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而社会保障制度正是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因此，创建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首先要转变以往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城乡有别的偏狭观念，从公平、公正的角度重新考量社会保障的建制理念，在制度设计和实践过程中，逐步消除因户籍、性别、职业、地位等身份差别所导致的不平等，让不同身份的公民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的“惠泽”。

(二)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渐进式改革

制度创新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也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路径的必由之路。当前，中国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制度从衔接、融合到最终走向一体化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对此，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路径的探索必须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然后以需求累增和阶段性突破的方式，弥补制度缺失、创新制度设计、整合制度安排，稳步地构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新路径。法律作为正式的制度安排，是最规范的正式制度之一，它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市场秩序的有力工具，同时还具有配置稀缺资源的功能。社会保障立法不仅能够保证社会保障作为利益分配机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而且能够维系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稳定发展。回顾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由于没有法律的强制力做后盾，其发展轨迹随着政策的随意性而跌宕起伏。因此，在中国二元社会体制尚未破除的背景下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发展必须要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顶层架构和具体项目进行立法，形成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同时，通过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筹资模式、保障待遇等具体内容的规定，明确政府农村社会保障所承担的刚性责任，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长期、稳定的动力支持。在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关乎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涉及多方利益集团的博弈、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向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推进的过程应该是以相对平稳、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振荡、新旧制度之间轨迹平滑、衔接较好的制度变迁过程为目标，以需求累增和阶段性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制度升级并向终极制度靠拢。［12］首先，应当根据社会保障发展的本质规律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进行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框架设计。然后在弥补制度缺失，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全覆盖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待遇调整机制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内部不同项目之间以及城乡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水平相互衔接，［13］并以制度创新推进社会保障缴费模式、记发办法、基金管理等方面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和统筹。最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的增强以及城乡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项目和管理的一体化。

(三)以管理创新为保障，创建协调、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社会保障管理是指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对社会保障业务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的过程。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直接面对农村居民，直接服务于农村居民，是连接政府与农村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应该以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从农村社会保障组织管理、基金管理和监督管理入手，创新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提升管理理念和服务水平，为城乡社会保障的逐步融合和一体化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1．创建协调、统一的组织管理体制，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管理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使得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比较混乱，部门分割、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不仅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率低下，管理成本过高，而且导致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缺乏城乡统筹发展的整体规划，阻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进程。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管理的一体化首先要整合管理部门，建立起一个统筹全局的社会化、专业化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从宏观上负责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基金的征缴与监管以及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破除城乡分割的格局，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有效衔接，最终建立协调、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2．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创新基金投资运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