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增长调研报告

一、“一保一控”是宏观政策基调基本一致下的适时微调

近期，中央将经济工作方针由“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继续坚持对通胀压力高度关注的前提下，“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被“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所取代。国内外都十分关注这个政策基调微调背后可能出现的宏观调控新举措。

从基本的政策取向上看，这些政策措辞变化的政策基调是连续和一致的，并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取向出现了重大改变。今年以来的宏观政策走势也与预定的方向基本一致，只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的自然灾害、经济结构调整、外部需求降低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为防止经济短期内出现过快下滑而进行了微调。

2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稳步发展，但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加剧、能源价格上涨、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进入周期性回落的运行阶段，同时也进入到一个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空前加大的阶段。从统计数据来看，GDP增速在20**年二季度达到11.9%的高峰后，出现了不断下滑的走势，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10.6%，二季度为10.1%，目前已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出现回落。出口方面的回落更为明显，在人民币升值效应不断扩大和外需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下，上半年出口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7个百分点，6月份更是大幅回落到20%以下。应该看到，经济增速的放缓固然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和年初制订的“双防”调控措施密切相关，经济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宏观调控的目标得到初步实现。

客观地讲，在全球经济普遍回落的情况下，20**年上半年我国GDP取得10.4%的增幅并不低，同时，经济的下滑还带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经济增长回落主要是由珠三角、长三角等以外向型企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下滑所带动的，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经济增幅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全国有15个省市的GDP增幅达到或超过13%，中部9个省、自治区GDP平均增幅达14.01%，而西部9个省市、自治区（除遭受地震灾害的四川省）GDP平均增幅也达12.31%。这种行业和地区性差异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结构调整的阶段密切相关，传统的依靠低要素价格投入、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长，在人民币升值和资源价格上扬后，必然会进入到一个以提高生产效率、淘汰落后产能为主的调整阶段。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首当其冲，调整过程中的经济回落和阵痛也在所难免。

不过，从国际经济环境上看，全球经济的回落已经是一个显著趋势，其中的主导力量之一是美国。目前，世界经济周期性回落的调整压力才刚刚显现，这对已经日益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看，过快上涨和过快回落都可能对经济形成显著冲击。当前政策基调的微调，关键目标还是在于防止经济过快回落，而不能视为宏观政策基调的转折和拐点。

二、尽管CPI稳步回落，抑制通胀仍是当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转型往往容易伴随着通胀的压力。这一轮中国的通胀是全球经济快速扩张、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背景下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扬传导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是国内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低估压力在特定环境下的释放。

5～8月，国内CPI连续四个月呈现回落的走势，这一方面和食品价格的回落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季节性因素所致，20**年同期正是粮价高涨的时期。因此，通货膨胀可能会进一步回落，但是通胀压力依然存在，总体的通胀水平依然会处于不低的水平。目前，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依然在高位运行。尽管CPI开始出现回落，但1～8月累计仍然上涨了7.3%，属于很高的水平。生产价格方面，1～8月累计PPI同比上涨8.2%，8月份更是高达10.1%。PPI不但是衡量工业品出厂价的指标，也是CPI的领先指标。工业品价格的大幅增长也使得未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景不容乐观，即使不会全部传导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必然会挤压企业的盈利能力，从上市公司盈利的角度加大微观企业的调整压力。

从外部环境看，在次贷危机缓解、房地产价格调整大致结束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十分宽松，美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相对高通胀、低增长、实际利率为负的新时期。同时，在美元贬值以及实际需求的推动下，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未来的通胀压力。中国对成品油和电力价格的管制，暂时延缓了油价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国内的油价大致相当于国际市场80美元每桶左右的价格，一旦能源价格逐步放开，PPI将承受更大的上涨压力。

因此，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和国内PPI加速上涨的情况下，要充分意识到通胀压力可能会因为经济转型的推进而长期化。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宽松货币环境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也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可能需要通过特定行业的价格上扬来矫正。相反，如果对通胀的形势过于乐观，或过分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可能会贻误抑制通胀的良好时机，也可能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抑制通胀的成本更高。严厉的反通胀举措短期内可能会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在更高的通胀压力下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代价。越南宏观政策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通胀相对稳定在7%～8%的时期，忽视了通胀的潜在压力，导致通胀的失控转化为货币危机。与此相对照，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严厉紧缩政策创造的稳定货币环境，为美国随后近20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政策的变化更加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从“双防”到“一保一控”，也是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体现。

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的物价水平，是经济中的一道难题，理论上讲这两个目标很难同时达到。当前经济回落的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回落幅度会有多深，实际上取决于在劳动力的持续投入速度回落后，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否可以持续乃至提高。这本身就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科技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正是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有利时机。从全国格局看，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更多地出现在对出口加工型行业高度依赖的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珠三角和浙江等地，一些中小企业出现了大面积的倒闭，这固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速度，然而，这些现象的出现本身也是这些地区结构调整的一个体现。如果能够通过结构调整推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从“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转变，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经过经济转型后再次提升速度。如果基于调整中出现的一些压力和经济减速，就普遍放松货币政策，不仅会导致未来的通胀压力更大，也会影响结构调整的效果。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朝着预期有利的方向发展，投资和消费得到进一步改善。“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增速回落，六大高耗能行业生产同比增长14.5%，比上年同期回落5.6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速则进一步加快，上半年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6%，同比加快0.5个百分点。但应该看到，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会长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创新的促进等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财政、金融、税收等多方面政策进行局部调整。

首先，无论是否提货币政策从紧，抑制通胀的现实要求也不可能使货币政策具备短期放松的条件。抑制通胀仍将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任务。当然，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也要体现充分的灵活性。例如，货币供应量基调仍然需要保持从紧，但是信贷管制的决策权要更多交还给银行，让他们做出市场化决策。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中国应对结构调整还有较为有利的政策条件。现在我们财政的实力依然较强，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主要包括：完善社保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和救助，实施更为灵活的税收政策，适当降低企业经营的税收特别是受到紧缩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等等。

第三，针对不同地区在紧缩时期的不同状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举措，促进资源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

第四，在紧缩信贷市场的同时，需要鼓励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满足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金融服务需求。

第五，宏观政策从紧与理顺价格关系的调整。当前中国经济的失衡，与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价格管制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在通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果断出台调高油价电价的举措，显示了对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信心。这种主动进行的资源价格改革，预计仍然会在适当的情况下稳步推进，从而有利于理顺价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