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经济道路发展论文

摘要：国内的健康发展是一国奉行和平对外政策的基础，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国内的健康发展主要指奉行科学的发展理念、科学的发展方式及相应的制度保证。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全面保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平崛起大国关系

依据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剧烈变革，战争则一直是其变革的主要机制。[1]所以，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快总会引起世界的疑虑与不安。虽然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她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根本区别是中国走的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本国国情和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和平崛起道路。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平崛起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战略，因此科学发展观与和平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而和平崛起道路则是中国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和平崛起提供精神保证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一种正确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对内要保证发展的方向性，对外要保证发展手段选择的正确性。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考察战前日本国家发展时指出，军国主义把日本变得强大的时候，也把它引向了失败，进而总结出：一个宏大目标如果没有正确的精神和合理的价值，那么这个目标带来的不一定是希望和憧憬，也不一定是光明和幸福。[2]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侵略理论，如“陆权论”、“海权论”、“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为其侵略行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理念基础之上，是其在对外政策上的延伸和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以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最高理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3]其内容包含两方面：对内实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对外追求“协和万邦”的大同理想”，这在外交思想上则表现为追求公正、正义、和睦相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特征和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和平崛起正是构筑在国内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没有国内的科学发展理论为指导，就不会有对外的和平崛起。回顾德国、日本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德国以“复仇”情绪作为国家崛起的精神动力，而日本则以“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崛起理念，最终导致战争和自己的失败。与之相比较，其区别在于德日缺乏正确的发展理论，而我们则重视构建一个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

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的发展方式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和平崛起提供物质保证

大国的崛起必须有充裕的物质保证，所以它应首先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经济的发展方能为其提供充裕的物质保证。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研究员认为，大国的崛起必须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全面提升综合国力。[4]因此，和平崛起首先要求的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经济增长、市场扩展和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能依靠科学的发展方式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德、日法西斯以战争为手段掠夺资源，扩展市场导致了崛起过程的中断，苏联由于发展缓慢而在崛起中失败，这些都是源于非科学的发展方式。这是我们必须借鉴的历史教训。

科学发展观主张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改变近代以来实现国家崛起的传统方式和手段。针对目前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短缺、能源匮乏问题，中国坚持以科技进步而非“战争扩张”的方式作为解决手段，正确处理各种国内、国际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现实性与长远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勇敢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充分把自己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国生产等和平方式从国际市场引进资源、能源，以科学的理念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全球资源流动加快，促进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走向市场化、开放化，从根本上避免历史上以战争为手段解决上述问题的现象。

三、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为和平崛起提供全方位保证

大国崛起不仅是政治、军事的崛起，也包括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面发展。任何一种不均衡的社会发展都将制约该国的崛起进程，甚至导致其中断。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只重视硬实力的增长而忽视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

国内制度弊端是国际冲突的根源，和平崛起必须是全面、协调发展，这既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也需要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和平崛起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的原则,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实现三个文明建设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全面推进。[5]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改革，推进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时，文化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大国崛起的重要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研究员认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大国崛起必须有文化上的保证”，[6]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如果不加强民族的文化建设、如果不相应地提高全民族素质，容易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每当遇到重大挫折时，极易把国家导向战争轨道，历史上，德日都是因为本国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而使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中断，走向法西斯专政。这种制度上的不足在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国家把战争作为实现国家崛起的唯一手段，进而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因此，必须注重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全面发展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协调发展。指导经济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国家软实力建设。软实力建设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不仅以科技为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要求我们以科学的眼光立足发展，完善各项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民众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促进政治制度民主化建设，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调动人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形成良好舆论环境，建立有效的国内危机处理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从而避免极端民族思潮的泛滥引起的国家战略畸形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强调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既为和平崛起指明的方向，也为和平崛起提供软实力上的保证。

四、和平崛起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必然选择，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大国”不仅意味着能力，也意味着责任。因为任何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这就要求崛起中的大国不仅要妥善处理国内发展问题，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德国、日本、苏联都以挑战霸权的方式崛起，结果引发了一战、二战和冷战，使自己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中，导致了自身崛起进程的中断，其影响扩及全球，贯穿百年。中国已经及时地发现了自身庞大的经济规模及高速增长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自身经济增长方式与世界资源和能源需求压力的密切关系，因此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负责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也必将深刻影响世界，针对近年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地发展”而非战争地崛起；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也庄严地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国际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这充分证明发展的中国也是负责的大国。因此，我国把和平崛起既作为发展目标，也作为发展方式，为此把科学发展观提到战略高度，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方式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不以扩张作为发展的手段，不以他国的牺牲作为发展的基础，并以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全面保证。因此，科学发展观就是和平的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国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自身发展模式的主观选择。我国的和平崛起首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这一良好的外部环，在自身发展模式上，我国摈弃了以往的战争崛起之路，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探索新型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崛起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科学发展观以其科学的理论、深刻的内涵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要求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关怀理念，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价值。其次，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和谐发展”的核心目标，中国的发展将促进国内稳定，利于世界和平。第三，中国的发展必须体现出“可持续性”的特征，中国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自身内敛式发展和与世界的同步发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为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

[1][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3页

[2]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5页。

[3]冷溶：《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意义》，《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期。

[4]黄仁伟：《大国兴衰的历史比较》，《世界史》（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11期。

[5]林其屏：《科学发展观:中国“和平崛起”的指导观》，《天府新论》2004年第4期。

[6]于沛：《对近代大国崛起的文化思考》，《北方论丛》，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