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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学前沿问题研究

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学的建构

中西政治体制存在巨大差异,最显著的区别是中国不搞西式竞选式民主政治。学者们对生搬硬套基于选举政治的西方政治传播理论解读中国现实的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建构基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荆学民、段锐指出,当前适用于中国政治传播的基础理论构建十分薄弱,需要从西方政治传播理论进行剥离和重建,更需要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创新(“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6期)。荆学民、苏颖就如何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进行了思考,认为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对中国价值的观照和完善中国政治传播话语体系(“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学者们对中国政治传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荆学民、段锐提出从政治与传播“同一”的深度来界定政治传播范畴、构建政治传播框架、规制政治传播研究;认为政治传播存在政治宣传、政治沟通与政治营销三种基本形态以及分别以之为核心的三种基本运行模式(“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6期);荆学民、祖昊探索了政治传播中的政治、媒介、资本三种要素及其逻辑,认为这三种逻辑在现代政治传播中相互交织博弈(“政治传播中政治、媒介、资本的三种逻辑及其博弈”,《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9期);荆学民对政治传播内容进行了研究,认为主要是“观念形态”的政治信息,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潜在形态”的政治信息,主要是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关于政治传播内容的理论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学者们还就如何开展政治传播研究进行了探讨。荆学民提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有“聚焦高势能运转的政治宣传研究”“关注方兴未艾的微政治传播研究”“融合迅猛兴起的政治传播交叉学科研究”三条进路(“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现代传播》2018年第1期);史安斌、杨云康提出,政治传播研究应关注基于“情感化真相”的另类空间;并提出推动政治传播研究的“行省化”,引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本土理论和在地经验(“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李智认为化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困境的唯一出路是从(逻辑)思辨向(经验)实证的方法论转向,以使之摆脱空泛、“务虚”的状态,踏上科学化的进程(“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现状及未来发展”,《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吕焰、丁社教认为,政治传播急需寻找到自己的独特研究视角。视角的重构包含重新审视现实问题、反思前提假设和定向研究内容(“政治传播研究视角重构的第一里路:伦理—政治商谈中理解的实现”,《学术论坛》2017年第1期)。

二、当前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各级党委政府也日益重视政治传播。而随着社会转型、政治进步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日趋媒介化,我国传统的政治传播方略方式面临新的挑战。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回应。李先伦、杨弘认为政治传播能力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时代的国家治理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具有相应的政治传播能力(“政治传播能力:党在信息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荆学民提出“努力把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提升到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的目标(“探索中国政治传播的新境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政治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苏颖分析了“政党国家—党员—群众”二级政治传播模式,认为当前自发性社会力量的增长使其面临舆论领袖失灵导致中介链条断裂的困境(“舆论领袖的失灵——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中介链条的断裂”,《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4期);杨逍通过对140起抗争事件的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政治沟通的薄弱环节在于“倾听”(“倾听:当前中国政治沟通的薄弱环节”,《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2期);张宁通过对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观察,发现存在没有让社会公众获得认同和理解的“非传播”现象(“政治传播中的‘非传播’现象”,《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王维佳对“媒体化政治”在中国政府传播实践中的表现进行了反思,认为行政力量和媒体力量的同构让主流政治传播所强调的“公开”“透明”“民主”理念在落地时受损(“反思当代社会的‘媒体化政治’”,《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学者们对改进我国的政治传播提出了各种建议。杨逍提出要强化体制内倾听机制和提高民意倾听能力(“倾听:当前中国政治沟通的薄弱环节”,《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2期);张宁建议政府新闻发布会建立公共话语框架,注重人心沟通,从旧有的组织内部传播模式向主动而科学的社会化传播转型(“政治传播中的‘非传播’现象”,《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张燚提出要完善农村政治传播的媒介,优化农村地区政治传播的信息,强化农村地区政治传播的互动(“政治传播与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江汉论坛》2017年第12期)。学者们还对新媒体挑战下我国政治传播的变革进行了分析。张涛甫、徐亦舒通过对“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的考量,认为中国政治沟通体系在多个维度展开了制度调适(“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龙强、李艳红通过对“@人民日报”和“侠客岛”的研究,认为新兴党媒建构了吸纳专业主义、煽情主义等不同范式元素的“杂糅化”形态,体现了执政党致力于建构分层化传播体系和传播调适的努力(“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2期);周勇和王晓红都对十九大“党代表通道”进行了分析,认为是我国政治传播的重要创新和进步(“十九大‘党代表通道’:政治传播的语态创新”、“十九大‘党代表通道’的政治传播学意义”,《现代传播》2018年第1期)。

三、新媒体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新媒体给政治传播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媒体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及对策。新媒体对政治传播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学者们的关注点之一。韩娜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社会运动,认为社交媒体正在改变着各国民众政治参与的模式、国际政治的话语空间以及个体政治的行为能力(“社交媒体对政治传播影响的研究”,《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邵培仁、张梦晗认为在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在传播者与传播中介、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等各个环节都发生了复杂变化。政治传播正不断走向更日常化、更透明、更混杂和更具参与性(“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实特征与基本转向”,《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2期);刘海龙以“帝吧出征”为例探究了新媒体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发现新媒体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达、组织动员和实施方式(“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2017年第8期);刘晶、陈世华、陈红玉等从视觉修辞角度研究了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认为出现了视觉修辞转向,呈现狂欢化的视觉祛魅;视觉修辞为政治传播带来强大的能量场(“政治视觉修辞研究引论”,《东南学术》2017年第1期;“政治传播中的视觉修辞流变”,《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视觉修辞与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学者们还关注了新媒体政治传播的功能、模式、效果和规制等问题。张爱军、刘姝红认为自媒体政治传播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性质、方向、步骤、举措(“自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研究”,《现代传播》2017年第12期);贾哲敏认为当前网络政治传播的模式存在一个输入与输出“不均衡”困境,需要提高需求输入质量,改进“陈述”输出策略(“网络政治传播模式及其优化”,《理论探索》2015年第3期);卢春龙、严挺、金恒江、聂静虹等发现传统媒体促进了农村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而网络新媒体弱化了这种政治信任;传统媒体的政治新闻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积极显著的影响,而网络政治新闻则是显著负向影响(“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2期;“媒介使用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刘远亮、虞崇胜认为需要通过完备的法律来保障和规范网络空间政治信息有序自由流动,以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基于国家政治安全的网络政治传播自由与规制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作者:王勇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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