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交易所得税理论争议与进展思索

证券交易所得是指通过买卖股票、债券、基金等有价证券所获得的正的买卖差价，属于资本利得的一种。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以证券资产在买卖过程中产生的增值所得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又可称为证券利得税，属于资本利得税（也称资本收益税）的范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中，证券交易所得税都是作为资本利得税的一个重要项目进行征税的，甚至在许多国家的税收制度中并不存在名为“证券交易所得税”的税种。但在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将实践中以证券交易所得为课税对象的税收通称为证券交易所得税。这完全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长期以来，人们就资本利得税制争论不休：资本利得是否为所得？如为所得，是否实行特殊税收待遇？是轻税、免税还是重税？

一、主张对资本利得不应征税

与一般性的薪金、利息或佣金所得相比，证券交易所得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不具有规律性和可预期性，该所得的实现是证券资本价格变动的结果，而证券资产价格的涨跌受较多的无法预测的因素影响，这与一般商品价格的预期上涨通常由商品流通过程的各种费用（如工资、地租、利息)与利润累积而成并不相同；二是如果对没有实现的资本增值不征税，那么，潜在的纳税人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所得及税负实现的时点。主张对资本利得不应征税的理由是：一是根据“所得源泉说”的所得税立法思想，所谓所得是指在来源上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的收入，而那些一次性或偶发性的收入因其既不能长久又无规律性而不能列为所得，证券资本利得就是其中的一种。弗里茨•纽马克将其表述为：只有从一个可以获得固定收入的永久性来源中取得的收入，才应被视为应税所得。因此，资本利得本身价值的增值是一时性、偶发性、不规则的收入，不具有循环发生的源泉性质，是一种不能预期的意外收益，不应作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时，资本转让过程中的损失也不能扣减其他应税所得。二是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之所以增值乃至产生利得，大多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对由此而产生的证券转让收益征税，将会导致对资本的侵蚀，不利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三是交易所得因其没有规律性，往往需要冒较大风险才能获得收益，其盈亏难以预测与把握，因此可以将之视为风险收入。若对证券转让收益征税，而对亏损又不予退税，结果会导致投资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从而阻止了资本的流动，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二、主张对资本利得征税

（一）主张对资本利得征税的主要依据

主张对资本利得征税的主要依据是：一是根据“净资产增加说”的所得税立法思想，所得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投资者净资产的增加额，而不论其来源是否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美国经济学家黑格和西蒙斯将所得定义为：一个人的消费加上或减去其财产价值的增减额。根据此定义，所得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资本性资产收益。资本利得与普通所得相比，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差异，因为两者都会使投资者的净资产增加，如果对资本利得不征税，显然是厚此薄彼，有失公平。二是资本利得属于非劳动所得，劳动所得一般都要纳税，非劳动所得更应纳入课税范围之内。三是证券利得税的征收可以调节某些证券投资者的巨额利润，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二）具体税制设计上的分歧

在主张对资本利得征税的观点中，还存在着具体税制设计上的分歧。

1.关于资本利得计税依据的分歧。按照“净资产增加说”理论，对证券资本利得应该征税，但净资产增加的形式有两种。因此，在关于资本利得税的计税依据的选择上，存在以下两种设计方法。

（1）以增值表现为基础的计税依据。所谓增值表现，即账面上看到了净资产数值的增加，但该部分价值并未实现，即“虚拟利得”。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以增值表现为计税依据的理论认为：资本一旦产生，无论其价值是否已经实现，都表明投资者获得了相应的经济生产能力或经济购买能力。因此，只要资本利得发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

（2）以增值实现为基础的计税依据。所谓增值实现，即由于资产的出售或转让所得使净资产增值。建立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的、以增值实现为计税依据的理论认为：资产在尚未出售之前，账面上所反映出来的资产增值还仅仅是潜在的“虚拟利得”。既然是没有实现的所得，却要投资者另外拿出一笔钱来交税，甚至有可能迫使投资者提前出售有价证券而改变投资结构影响资本构成。因此，资产在出售或转让之前表现于账面上的增值，不能被列入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范围，只有当资产被售出或转让，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能对其资本利得部分征收利得税。再者，对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进行测算和评估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费时费力，其结果也不一定准确。所以，对已实现了的证券资本利得课税更具有可行性。

2.关于资本利得税负担轻重的分歧。关于资本利得税的税负轻重问题上，存在相反的两种看法。

（1）主张对资本利得采取轻税政策。持此观点的依据在于，对资本利得不征税有违税负公平原则，但又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一是资本利得与其他所得不完全等同，它是“纸上利润”（PaperProfit）,是投资人资本账上的一部分，通常会再投资于其他证券，而不纳入其正常家庭预算之内用于消费，即取之于投资，用之于投资。二是税负聚集的考虑。通常情况下，资本利得是多年积累形成的，若在其实现时一次适用较高的累进税率课税，则其税负要比按照资产持有年限，将资本利得按分期等量实现时的税负重得多。这将造成课税制度上的不公平，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利得数额较大、收入不规律的投资者而言，更是一种税收政策上的歧视，不利于人们从事长期投资。三是通货膨胀的因素。部分资本利得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反映，这种名义所得的增加，并没有增加投资者的实际购买力，假如对其课以重税，则无异于没收其部分资本。经过若干年课税之后，投资者的“证券资产”可能变成“国家资产”。四是紧锁效应的考虑。在实现基础上，资产出售即发生利得税负，投资者为了节税或避税，可能不愿出售或延迟出售其资本资产，从而阻碍资产的正常流通，干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对资本利得采取低税政策，可以促进资本流动，防止产生投资“锁定效应”，在总体上能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五是对风险性投资诱因的考虑。资本利得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投资收益，对投资者而言，盈利与风险并存。若对盈利征税而对亏损不予退税，会导致投资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为促使投资人从事收益高但风险也较大的产业，给予优惠的税收使其有累积资本的计划，有利于发展风险投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2）主张对资本利得采取重税政策。主张对资本利得课重税的理由是：一是不劳性。认为资本利得是因资产增值而发生的所得，投资人只要持有证券即可获利，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所得。对不劳所得应课以较辛勤劳动所得较重的税率，再则资本利得的税负能力强，即使重税也不致影响工作意愿。二是高所得阶层所占比例大。人们通常的感受是，资本利得在高所得阶层所占的比例较低所得阶层为高，且差距较大，如课轻税，无异于是对富人的所得课轻税，有损于税收的累进程度，违反了税收公平原则，从而使贫富更加悬殊。三是避免逃税。如对资本利得采取较一般所得较轻的课税措施，将可能诱使其他所得有意地转变为资本利得形式，以逃避税负，这不仅损失了税收，有欠公允，而且将使更多的人力投入于逃税的活动中。是否对资本利得课税以及如何课税，见仁见智，各国一般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权衡利弊，决定各自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