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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教育的必要性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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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鸿鹏 工作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

一、宪法教育的涵义

1.宪法教育的涵义。长期以来,关于建立“宪政中国”一直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从清末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提到的“民智未开”,到后来鲁迅先生或柏杨先生不断揭露的所谓民族劣根性,都认为中国民众的素质是建立宪政制度的阻碍,这种思想影响到了后来的实干家,孙中山更多地注意了自由的消极面,常把自由比作“离心力”“、一盘散沙”“、放荡不羁”,视自由为民族和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基于此,孙中山先生在建立中华民国后,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希望逐步建立国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新中国建立后,在民主法治方面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大致也是基于相同的想法。实质上“,民智未开”和所谓“民族劣根性”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长期以来宪法教育缺乏的表现,但如果把宪法教育的缺乏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是很不妥当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作为美国公民在权利意识方面和美国人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香港人对英国法律制度的适应也说明了这一点,并不是国人不能适应民主、缺乏参政议政的素质,而是缺乏这方面的教育。由于关于宪法教育的书籍和文章都比较少,因此尚未见到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个人认为,所谓宪法教育是指以普及宪法知识为手段,旨在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信仰的教育方式。与通常提到的普法教育方式不同,宪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宗教式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宪法意识到宪法信仰的过渡。2.宪法教育与普法教育的区别。从198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即“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在一个长期被儒家思想影响的、法治思想较为淡薄的国家,进行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声势浩大、时间长久的普法“补课”活动,可谓亘古未有。事实上,长期的普法教育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普法教育虽然包括对宪法意识的普及,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目的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目的是树立意识、培养信仰,而普法教育是一种知识性的教育。宪法教育是建立宪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宪政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完善都必须要由人来做,这里的人既包括享有公权力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公权力之外的所有民众。民众通过选举等方式参政议政是宪政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由民众引起的宪法诉讼、行政诉讼、媒体的监督可以暴露当下宪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司法、立法机关的工作来促成制度的完善,而作为宪政制度运作的重要参加者———政府工作人员更是不可或缺。简言之,宪政制度的运行,需要沐浴在这个制度之下的所有人的参与。而宪政的本质是由若干规则组成的一个大的国家运作的规则体系,其良性运行要以参加者尊重规则乃至自觉地遵守规则为基础。如何实现自觉地遵守规则就是宪法教育的任务。而通常意义上的普法教育,侧重法律条文的单向灌输,忽视了法律素质的养成;侧重法制教育的普及率,忽视了法治的亲历亲为。通常我们把学习法律或者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称为法律人,这种做法有意无意地把法律抬高到了类似于“交响乐”的高度,而实质上,法律尤其是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应当是平民百姓都能看到听到的“通俗音乐”,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素质是每个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具备的素质。而我们的“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离培养公民法律素养,建立宪法信仰还有一定的距离。(2)手段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必须从小做起,而普法教育是可以后期补足的。从幼儿园、小学等初级课本中的历史人物、革命先烈的事迹,到孩子们观看的卡通片中的英雄,很多都反映了一种不屈不挠、为了成功拼搏努力的精神,这种精神教育比书本中的知识教育更让人印象深刻,更能影响一个人将来的性格。因为人类是从模仿开始,在模仿中逐步建立自我的,因此,孩提时代对英雄的模仿也会在无形中学到这种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正因为这种教育从小开始渗透,其效果才会持久,甚至影响人的一生。宪法教育的目的决定了宪法教育也是这种意识方面的教育,也必须要从小做起,从娃娃抓起。这种教育的方式决定了其手段的多样性,既可以是传统的书本教育,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等媒体渗透,其目的就是培养公民的宪法意识,建立宪法信仰。而通常意义上的普法教育表现为短期法律培训,很难在培养信仰方面发生作用。

二、中国宪法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1908年8月27日由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宪法字样的宪法文件,也就是说中国的宪法教育最早从1908年开始。但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类似于宪法教育的国民教育,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顽强的生命力,直接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宪法教育和宪政建设。从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把儒教所倡导的“礼”作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过法律制度以及各种判例逐步确立了从家族到社会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并由此产生了国民对“礼”的信仰和畏惧,最终形成了礼教传统。现在依旧流行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畏官”的思想恐怕就是这种“礼”的传统的延续,这种思想与宪法教育主张的“国家是由税款支撑的,作为宪法教育的必要性分析纳税人有权监督税款的使用”等观点无疑是相悖的。五四时期是一个开启了中国宪政思想历程转轨的时代。西方宪政文化所内含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及作为西方宪政底盘的个人主义都被“五四人”掏挖出来。他们自觉地树立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并把民主升华为一种根固的信仰。但五四运动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五四人对民族的拯救给予了比个人更多的关注。个人主义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无政府主义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流行外,并没有在整个国家得到重视。相反,由于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有西方的理论、思想无不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成为富国强民的“工具”。在以自由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不能立即转化被使用时,个人主义就迅速地被遗弃。严复在早期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把自由作为国家富强的工具。然而在真正将自由与中国现状联系在一起时,严复出于对国民素质的怀疑和对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把自由分为“国群自由”和“小己自由”,逐步地把秩序放到了个人自由之上。到辛亥革命之后,严复对自由主义彻底绝望,确信“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转而追求秩序。无独有偶,与严复相比,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在过多地关注了自由消极面之后,提出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争取国家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牺牲个人自由,追求军队式的统一,即秩序。大概由于救亡图存者对祖国爱得太深,所以在付诸行动时难免急切,抑或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直主张“一山不容二虎”,所以缺乏妥协的精神,乃至于在此后的百年,秩序与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一直没有办法共存。毕竟观念与制度是一整套的东西,即便是急切的爱国热忱也不能改变其中国化的时间段,更不可能断章取义,片面消化。缘于此,个人权利、自由在集体主义中被淡化、忽略不计,所以中国的宪法教育虽然在五四之后一直都有提及,但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重视,更没有落到实处。从198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即“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对宪法教育有所裨益。与此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的公民读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公民读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五普法公民读本》等,但基本上都处于实验阶段,还没有真正地落实到现实的教育中。

三、建立和完善宪法教育的必要性

1.宪法教育是培养公民权利意识和民主习惯的主要途径。从戊戌变法开始,在整个中国半个多世纪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致力于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变落后的中国,但基本上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除了通常我们提到的阶级局限性、历史偶然性之外,引入的制度缺乏植根的土壤恐怕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就有了严复、鲁迅为代表的对国民素质绝望的知识分子,严复由追求自由转为追求秩序,而鲁迅则由医生转为作家,希望通过文章来唤醒国民,改正所谓的“国民劣根性”。但是土壤的肥力并不会因为偶然的迅猛施肥就有所改变,它需要的是肥力的长期的培养。“民主”二字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了解的,“权利”也没有人是生下来就知道维护的,民主和权利作为舶来的东西,在我们的土壤上可以说是空白。而当民主和权利成为全人类都追求的目标时,我们也不得不从几千年留下的传统中爬出来,从头再来。正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是一穷二白,所以要求我们在国民教育、宪法教育上付出更多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主动或者被动地改变着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说明国家在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中国既然要成为一个重视规则的社会,就需要遵守、执行、维护规则的人,也就是中国的每一个公民,我们既要让公民了解规则,明白其存在的原因和优点。也要让公民了解权利,明白哪些权利是宪法保护的、不能随便剥夺的。只有制度改革和宪法教育同时并行,相互促进,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宪政国家。2.宪法教育是一种权利与敬畏的教育,有利于实现公职人员的自我约束。通常意义上我们讲权利意识的时候主要是站在公民的角度,希望可以唤起公民的维权意识,希望改变中国人“畏官”、“厌诉”的传统。但事实上,权利意识应当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表现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表现为公职人员对权利的敬畏。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比比皆是,充分反映出我国的部分公职人员权利意识淡薄。在他们心中,对“什么是不可剥夺的权利”没有概念,更不存在敬畏。我们的传统中并不存在天赋人权,但我们需要通过宪法教育来灌输相同或类似的意识,正如王怡所讲的,“不言而喻”、“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一种超验主义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唯心,不可能被证实,但是也不可能被证伪。但这种唯心的东西,在成为信仰之后,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权利是自然法、天道传统式的存在是一种类似于神授的东西,人们才会去敬畏,而敬畏是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前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恐怕就是人们对权利缺乏敬畏的集中表现。唯一可以牵制司法权力的,是法官面对宪法和法治传统时的克制。司法权的自我克制与违宪审查制度,是“主权者自我约束”这一宪政主义硬币的两面,都是对在先价值和法治传统的承认和信服。任何制度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具体到细微的部分更是漏洞百出,看到漏洞而保持克制,是宪法教育的目的。这种情况下的宪法教育更像是中国古代的“君子教育”和西方的“绅士教育”。这种教育没有止境,没有合格、优秀的标准,但却不可或缺,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道德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是几次宣讲就能发挥作用的,因为宪法教育的目的就决定了它需要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对于一个病人,虽然猛药可以短期缓解痛苦,但要想真正健康,就必须采用中药式的长期的调理,我国的公民素质培养需要的就是宪法教育这种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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