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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司法改革目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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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之雄 工作单位:湖北警官学院

司法改革要实现三大基本目标,即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司法独立。其中,公正和效率是司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属于司法改革的价值性目标。而司法独立则属于司法改革的制度性目标,是服务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的。但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并不是绝对并行不悖的,两者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如何兼顾公正与效率,正确地处理好两者间的矛盾关系,是司法改革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对立统一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的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实体的公正是指司法裁判结果的公正,程序的公正也称形式的公正,是司法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与合理。司法公正作为两者的统一体,就是要求司法必须严格按照公平、正义、合理、民主的程序,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平等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公正地解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问题。效率是个经济学概念,它表征资源的投入和产出之比。司法效率就是指一定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入量与诉讼案件的司法处理之比。(张正德:5刑事诉讼法价值评析6,载5中国法学61997年第4期)司法的效率价值目标就是从一个给定的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入中取得最大的司法效益。司法的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统一表现在:一方面,效率的追求应当以公正价值的实现为前提,没有公正的效率所体现的是负价。如果司法裁判错误,不仅否定了公正,而且也否定了效率本身。另一方面,司法公正又以司法效率为内容,即司法公正要求司法的效率,如果司法活动没有效率,诉讼案件久拖不决,合法权益不能及时给予司法保护,法律责任不能及时予以追究,对有关当事人就是不公正的。正如法谚所云:/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0因此,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又具有对立性,为了公正,必须层层布防,设置合理的司法程序,确立严格的司法裁判标准,对司法权的行使作出种种限制,从而影响司法效率。而效率的追求总是要求最大限度地简化程序,赋予司法机关以充分的权力,弱化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放宽乃至取消司法裁判标准,使司法机关拥有足够的自由裁判权力,但这又使公正失去了制度上的保障,从而影响公正价值的实现。公正与效率的这种对立表现在司法制度的许多方面。比如,在审级制度上,为了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需要设置多级审判制度,而为了效率,则最好是确立一审终审制;在证明标准上,为了公正,应当确立严格的证明标准,加重证明责任,而为了效率,则应当降低证明标准,减轻证明责任;在证据规则上,为了公正,应当设立严格的证据规则,但为了效率,则应当放弃证据规则的要求;在刑事诉讼模式上,为了公正,应当建立强化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为了效率,则应当建立突出司法机关职权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等。公正与效率的相互关系表明,司法制度的设计必须兼顾公正和效率,两者不能偏废,但两种价值追求又必然导致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矛盾。因此,司法制度的设计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难题:如何协调、平衡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现实是,在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时,要实现两者的绝对均衡是难以做到的。司法既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又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这只能成为人类的理想。因此,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0,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正0,是司法制度设计上两种现实的选择。人类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司法制度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价值目标优先选择上的差异造成的,英美法系国家在价值目标的优先选择上,明显是偏向于公正优先的,司法效率相对较为低下。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偏重职权主义,比较而言,传统上更重视司法效率。但近现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在公正与效率之间的优先选择,已逐步发生了转移,公正在司法制度中已逐步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价值目标的优先选择

建国以后,我国司法制度的建立,明显地是以效率为其价值目标的优先选择的,形成了一种超职权主义的司法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超职权主义司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司法改革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开启了司法改革的帷幕。应当说,近几年来的司法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在刑法司法领域,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现了控审两种职能的分离,强化了辩护职能,确立了罪从判定的原则,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控辩对抗,也强化了合议庭的职权,设置了简易程序,等等。这些改革是有利于刑事司法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实现的。在民事司法领域,围绕着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职责等环节也进行了审判方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诉讼效率,改善了民事审判作风,推动了司法民主的发展。经过初步改革后的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较之于以往,对公正价值的追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在许多方面,其基本价值取向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正0。这主要表现在:11在审级制度上,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均实行两审终审制。这比之于西方许多国家实行的三审终审制明显是偏重于效率的。21在证据制度上,三大诉讼法均未确立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且赋予审判机关以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不确立言词原则,诉讼中的证人无需出庭作证,这虽然有可能降低诉讼成本,但对证人的书面证言无法在法庭上进行有效的质证,其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难以确定,以这样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难保审判结果的公正。同时,法官往往在第一次庭审之后,根据庭审掌握的情况去自行调查、收集、核实证据,并根据自己调查、收集、核实的证据材料,在不经过法庭质证的情况下作出判决。这虽然简单易行,提高了效率,但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材料未经法庭质证,有悖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自然也难保裁判结果的公正。31在刑事诉讼方面,新刑诉法虽然在审判程序上借鉴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些做法,但整个诉讼仍然是以职权主义模式为基调的。诉、辩两方力量仍不均衡,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等腰三角形审判结构0的诉讼格局还有很大距离。尤其是侦查程序中的职权主义特征明显,侦查机关被赋予广泛的权力,而辩护方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则很有限,虽然新法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至审查起诉阶段,也赋予了辨护律师的取证权,但限制条件甚多,难以同控方的权力相抗衡。不仅如此,刑诉法没有确立在西方国家被普遍认可,也被有关的国际条约所采纳的/沉默权0规则,而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这为某些侦查人员实行刑讯逼供提供了法律上的/理由0。虽然刑诉法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相关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未在刑诉法中确立。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与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相联系的。应当说,在三大诉讼法中,刑事诉讼制度在公正与效率价值冲突情况下的优先选择最充分地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正0的价值取向。41在行政诉讼方面,按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第一审行政案件通常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如此规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将大量行政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有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节省开支,也有利于人民法院审判,便于调查取证和案件的执行。0(方世荣主编:5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6第35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但在现有体制下,基层法院的人权、财权等都受制于县级地方政府,对法院行使实际领导权的政法委书记也多由地方政府领导成员或公安局长担任,因此,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往往会对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甚至于直接干涉,严重地影响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很显然,行诉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是把效率置于公正之先的。此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度较多,行政终局裁决的范围较大,实际上也是为了保证行政的高效率,减少行政诉讼对行政的制约,而把公正放在了次要的地位。我国司法制度的许多方面把效率置于比公正更优先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受国家本位主义传统的影响。在传统上,我国历来强调国家利益、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国家本位主义观念。国家本位实际上意味着国家权力高于个人权利,秩序重于自由。这体现在司法价值上,就是效率重于公正。效率尽管也是公正的一项要求,但它主要是服务于社会控制的,而公正价值更主要的是偏重于权利保障。为了有效地实行社会控制,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就需要给予司法机关以充分的权力,保证司法的高效率。而为了维护公民的权益,就需要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设立公正的司法程序,以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司法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在国家本位主义观念之下,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把司法效率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其次,重实体、轻程序也是我国的一项法律传统,对实体法的施行与适用效果的过分重视必然要求司法的高效率。对于程序的公正合理对保障实体法的公正实施所具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程序公正的观念难以确立。这种状况又是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论相关联。既然认为人性本善,人便可以达到公正无私的至善的境界,司法人员通过道德教化而无需制度上的制约便能公正无私地适用法律。因此,法律的公正主要是实体法的公正,司法公正主要是司法结果的公正。这种观念对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国以后,人们受传统的人性论的影响,先验地认为,国家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无视人性中固有的弱点,因此司法领域程序公正的观念便难以确立。司法公正被寄望于司法工作人员在道德操守上的自律,在司法制度、司法程序的设计上,把效率置于比程序公正更优先考虑的地位便是很自然的了。

三、司法改革应以公正作为价值目标的优先选择

司法改革一方面应当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另一方面应当以提高司法效率为目标,两个目标不可偏废,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当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而不可能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实现均衡时,司法改革应当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0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需要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这首先是因为,公正是司法最根本的价值。因为司法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公正地解决法律纠纷,它是人类产生公共权力机构之后追求公正的一种必然选择。当人类发生矛盾和纠纷时,或者当一部分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为了公正地解决纠纷,合理地确定法律上的责任,恢复遭到破坏的权利义务关系,就需要有一个公正的居间裁判者作出公正的裁判。这个居间裁判者通常是由国家来担当的,而国家则将这种公正裁判的职责具体委托给了由一群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组成的机构)))司法机关。在现代宪政制度之下,由于司法权实现了同立法权、行政权的分离,司法具有独立性,其裁判职责在范围上被拓展了。它不仅用以解决私权之争,也用以解决公权力之争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纠纷问题。人们之所以将纠纷诉诸于司法机关,无非是期盼一个公正的解决。因此,公正裁判是司法的基本功能,也是司法得以存在的合理根据与价值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公正始终是司法的本质要求。0(王利明:5司法改革研究6第13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其次,司法公正反映了法治的本质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来理解,法治就是法律对社会的统治,即形成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服从法律的社会秩序,法律成为社会的最高主宰。而法治的精神实质就是实现法律上的人人平等。首先,法治必须是良法之治,而/良法0必须是平等之法。其次,法治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服从法律,平等地行使法定权利,承担法定义务。第三,法治要求对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平等地提供司法保护和司法救济,即实现司法的平等与公正。法治虽然也可以秩序为其价值目标,但这种秩序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必须服从法律为基础的秩序,平等乃是法治秩序的第一要义,相应地,司法公正乃是法治对司法最根本的要求。第三,司法是法律的正义价值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环,司法公正直接关系人们法律信仰与社会正义感的培育。在实际生活中,法律不仅仅是一种抽象逻辑,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体验。法律规则只有通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适用,才会体现出其实际的内涵和意义。如果法律能够得到公正适用,使人们能体验到其公正价值,就能使人们逐步形成对法律的良好信念。反之,民众的法律信仰便难以形成。一个明知诉诸法律无望的人是不可能理睬法律的。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司法是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种救济手段而设置的。如果司法不公,就意味着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因此,司法公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法律正义的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体验,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与社会正义感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英国哲人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危害远甚于多次犯罪。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所污染的乃是正义之源。与公正相比,效率对于司法的意义固然重要,但它毕竟不是最根本的要求。司法应当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把效率置于公正之先。否则,不仅有悖于司法的本质,而且还会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民众的法律信仰,使法治秩序难以建立,最终既否定了公开,又否定了效率。基于上述,如果从应该的角度讲,司法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0为其价值取向,或许不会有太多异议。但如果从现实情况看,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虑:中国司法效率本来就不高,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程度又不高,尤其是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这种局面急需通过提高司法效率得以扭转,如果司法改革以公正而不是效率为其价值目标的优先选择,是否会有碍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呢?这种疑虑是不必要的。诚然,我国的司法效率确实不高,大量犯罪黑数的存在及大量的法律纠纷未能通过司法渠道得到解决便是证明。但是,司法的低效率并非强调公正优先的结果。正如前述,我国的法律在许多方面本身就是把效率置于公正之先予以考虑的。司法效率不高,主要是源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司法管理体制、司法人员的素质、司法装备等。只有解决好了这些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效率。司法改革的效率目标就是要通过有力度的改革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司法效率。而公正优先的价值取向只是强调公正与效率相冲突时,应把实现公正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是不会对司法效率价值的实现构成根本妨害的。从公正优先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看,虽然公正优先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效率,从表面上看,这会使遭到破坏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迅速恢复受到影响,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从根本上说,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是有赖于社会公正的。社会合理化程度越高,司法越公正,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就会越强,良好的社会秩序就有可能形成,而如果司法不公,人们便难以寄望于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解决纠纷,社会责任感也难以养成。我国社会治安状态的恶化,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官员的腐败包括司法的腐败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对民众社会责任感的损害及对民风的毒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来提高司法效率以强化社会的控制功能,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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