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论文十篇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1

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2

关键词：全质量观 比较优势 制度 生态 社会

引言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文献回顾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 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质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是有影响的，并且是正向影响。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资料还少有涉及。

通过上述现状及研究状况的述评，本文拟在勾画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多要素参与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提出包含技术、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质量观及评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钩沉

“发生贸易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及方向。最早贸易产生的雏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原始贸易形式。随着剩余商品的增多，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难以承载丰富的商品交易活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资本要素），扩展了要素观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劳动这一要素对经济起作用，要素的内容渐渐地丰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作为资本积累的大国，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英国的发展，工业革命由此在英国开展，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德美等国家的工业化革命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绝对优势理论地位不保。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发生是由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斯密的观点，即优势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比较之比较”的概念，这一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之后许多贸易理论，无一不包含“比较之比较”的思想。

总之，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从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新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而该体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原则，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经典及超长的生命力。“比较之比较”的思想广泛地在各种国际贸易研究中出现。

但同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解释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下，在“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干中学（learn-by-doing）”的影响下，要素的价格有均等化的趋势。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产品价格相对地均等化，产品将失去比较优势，故学界也展开了呼唤新的比较优势要素、全要素论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故比较之要素亟待进一步广义化。

（二）质量观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广泛地运用于贸易领域。科学质量观的形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品的质量，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ISO（世界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给出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这一定义是从 “特性”和 “要求”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质量的内容的，即某种事物的“特性”满足某个群体“要求”的程度，满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说这种事物的品质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则认为该事物的品质低或差。

依据质量的定义，本文认为品质应包含供需两重含义。从供给面看，主要体现为商品品质标准；从需求面看，具体体现为品质要满足市场消费者对质量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的需求；通过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商品的质量。

（三）比较优势质量观的评论

比较优势和质量观（一种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对价格，即“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之原因，而质量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演化过程中，其演进动力依然是相对价格的差异。简言之，即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质量观作一个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过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认为这种制度激励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否定了这种绝对的完全有效的说法，并认为相对价格仅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影响因素。再后来诺斯（1991）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于相对价格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国学者黄少安（2004）认为只有当演进主体预先预测出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并进行制度创新使其最终结果获得经济效益时，变迁才有可能发生。这与国际贸易之动因不谋而合。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孙杰（1997）详细说明了不仅只有传统的比较优势，才能促进经贸发展，并认同诺斯的制度促进论。比较优势质量观正是一种既基于比较优势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较优势形式。

比较优势质量观之所以目前提出，还在于在传统观念当中，对于质量的理解即技术相关性指标，认为质量即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质量使用价值中，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属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属性。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还在于“制度”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当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进行的研究。在以牺牲生态、社会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中，质量的内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诠释，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量观带有明显的工科色彩，这为比较优势质量观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力，并且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难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提出，初始阶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应该认识到全质量观的提出的理论价值及较高的实际应用性。

形成比较优势之要素

（一）基本假设

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制度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中，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设，将原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修改为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人”。并且对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学假设修改为规模报酬递增，这符合制度要素在经济中的实际效果。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之一：技术制度

技术制度，即质量技术制度，具体为商品的技术指标。通过技术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历史上英国正是依靠技术革新获得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发现时期，贸易体现为西方列强的殖民贸易，期间英国等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资本，并诞生了重商主义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论证当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应专一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即能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德美在英国崛起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促使德美的崛起。技术要素在工业革命时期显的格外重要。

技术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通常为符合目标市场国的标准，符合标准进入，不符合则禁止。表1列出部分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即符合这些标准，并且超越这些标准，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日、韩对我国玩具、纺织、食品、机电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只有通过质量技术标准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标市场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品质技术标准形成中，各国相继开展技术竞赛，试图通过技术的革新，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占领世界市场。技术标准主要体现为技术不断更新，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形成比较成本优势。

（三）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制度

产品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给出口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摩擦，出现了以生态为由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世界开始关注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在贸易中日益重视，生态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化的要素纳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形成生态制度。生态制度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态制度的技术制度。目前生态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态环境的认证、通报的形式，如欧盟目前已经在商品中开展生态设计认证，美国也开始了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德国亦开始关注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试图把生态标准纳入产品的生产标准当中，如G/TBT/N/DEU/9关于生质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关于促进生物燃料使用规定的法规草案，G/TBT/N/DEU/10关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要求的法令。

生态制度在这一阶段，体现为通过实施生态标准，使商品的附加使用价值提升，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四）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三：社会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制度不仅体现技术、生态的诉求，对于商品的社会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制度综合体现为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三者动态耦合。社会制度在这一阶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广义比较优势，既包括比较成本优势又包括比较竞争优势。

目前关于社会制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认证的形式。目前国际标准认证有向生态化、人文化演进的趋势，如表2所示。

“全质量观”的提出

质量是商贸活动中永恒的话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工权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质量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如何使技术、生态、社会三大属性要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全质量观”的提出，是一种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较优势来诠释的，一种全新质量制度安排。通过“比较之比较”的方法，发现制度优势（如规模化优势），寻找“全质量”的优势之所在。

所谓“全质量观”，即将生态、社会福利制度要求内部化，并与技术制度作为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质量诉求当中，有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要求，三种制度有机耦合，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全质量”概念。

全质量观实现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破坏之间的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协调的矛盾。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质量观强调将空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社会制度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中，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从而起到调节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经济研究，1997

4.施用海，沙玮，高耀松.标准化与国际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

5.徐洁香.标准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价格月刊，2010

6.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P.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7.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hon&Company，inc，New York，1981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3

关键词：工商管理；国际化；工商管理教育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与之相对应，我国面临的世界竞争越来越严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商管理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随着远程教育、联合办学的开展，工商管理教育应对国际化发展形势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各界对工商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化意识，并深入了解国内、国际工商管理形势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工商管理教育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的现状

首先，教学目标进一步明确。当前，大部分高校都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和要求，制定了具有针对性和时代性的教学目标，并根据教学目标适时调整了课程内容和形式。其次，师资体系逐渐完善。许多高校都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积极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师资构建原则。借鉴吸收、引进聘请国外优秀工商管理教育者，并组织教师通过多种途径接受国家化培训。再次，课程体系更加科学。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大部分高校都构建了相对应的课程体系，例如积极推进双语教学或全外语教学，还对工商管理专业教材进行了适当调整。积极开设国际化课程内容，并引进外文原版教材。最后，实行常态化国际交流。目前，我国许多高校都革新传统工商管理教学模式，一方面加强与地区、部级单位和企业的合作交流，另一方面借鉴吸收国际先进工商管理教学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以提升自身的工商管理教学水平。

二、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下工商管理教育改革途径

当前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都根据国际形势，在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革新，但不可否认，我国高校工商管理教育中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不仅不符合当前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的内在要求，反而严重阻碍了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因此，高校应当根据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的特点，改革工商管理教育模式。笔者根据多年研究经验，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完善国际化培养途径

首先，应当适时课程国际化。高校应当积极引进当前世界最新的工商实践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及时了解和学习各种新知识、新观点，以增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全球化战略和国际化思维。与此同时应当重视基础专业课程，深入探究我国工商管理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将创新、引进、吸收有机结合。其次，要开展国际化工商管理论坛。高校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国际化教育成果，并与相关国家高校联合举办工商管理论坛。当今社会，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都已取得显著成绩。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国际化工商管理人才，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国高校与这些国家的高校不仅文化特征相似，而且地缘接近，联合举办工商管理论坛成本相对较低，且操作起来更加便捷。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当与工商界展开交流沟通，工商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积累专业经验、丰富专业知识储备。深入了解工商行业的发展规律、发展现状。因此，我国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利用本地区的国际企业、外贸企业、企业家协会等资源，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国际化工商管理者参与论坛探究，进而帮助大学生了解最新的工商管理动向与问题。

2.构建国际化师资队伍

首先，高校应当引进和聘请国外著名管理学院的学者或具有国际工商管理经验的从业人员，为学生讲授国际化管理理念与经验。其次，高校应当排遣工商管理专业教师到国外进修，或安排教师到知名企业参与管理和决策，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积累教学案例、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业务素养。在参与国外培训或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工商管理专业教师能够接触和了解最新的专业教育理念，进而更新知识储备，引进国际化管理知识。再次，高校还当鼓励教师不断拓宽自身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丰富工商管理专业教师的知识储备，以适应当前的国际化趋势。最后，高校应当设立多元化人才引进机制，要根据工商管理课程体系，积极引进不同专业和学科的高级人才，加强专业知识的交叉与融合。

3.构建国际化培养体系

当前，我国对高校的教育教学评价途径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根据学术论文和课题情况进行评比；二是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评估。很少有针对工商管理教育的评价标准和制度。因此，若要应对工商管理国际化趋势，就必须根据工商管理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与制度，根据高校工商管理教育在市场环境中的市场化程度、生存能力。以及工商管理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符合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霍国庆．台港地区工商管理教育的特色及发展走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台港考察记录［J］.管理评论，2003.

［2］姚福生，王磊，张志伟，谢峰．新时期大学生国际视野教育初探［J］.学术论坛，2008.

［3］杨芙蓉．面向国际，处理好工商管理教育中的几个问题［J］.职业技术教育研究，2002.

［4］李兴华．试析欧盟内部语言纷争的经济因素［J］.法国研究，2008.

［5］胡笑寒，方迪昉．国外工商管理教育的系统分析及借鉴［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4

理论的融合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从世界经济理论来看，我们已经难以将“一带一路”地共同发展简单看成一个贸易问题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或是国际投资理论难以解决“一带一路”地区所表现出的较大的异质性以及严重的经济地理分割问题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强调贸易的形成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而传统要素桌赋理论则认为要素桌赋差异是比较优势的真正来源。但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要素桌赋理论其重要前提条件都是零关税与零运输成本。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经济分割的“一带一路”地区，满足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因而潜在的比较优势将难以发挥。此外，国家经济水平的差异性也使得克鲁一格曼提出新贸易理论以及林德提出的需求重叠理论难以适用于该地区的贸易，这两者都需要贸易国之间存在较大本地市场规模或相似的消费偏好以便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国际投资理论同样难以支持“一带一路”地区的发展。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同样是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重要前提，而这此正是“一带一路”地区所缺乏的发展基础。虽然东亚地区凭借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人参与了国际分工，最终促进了贸易的增加。但对于“一带一路”地区而言，过大的经济差距以及远离世界市场的经济地理条件都使得落后国家难以承接产业转移，因此难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人总之，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包括垄断优势理论(Hymen1960、产品周期理论(Vernon,1966)、内部化理论(Buckley,1976)国际生产折衷论(Dunning,1977)等理论均是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理解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带一路”地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外部性较强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显然难以满足。可见，“一带一路”地区发展需要先行社会资本的投人，而只要是遵循着严格的比较优势假定的提倡新自由主义的贸易理论，都难以支撑“一带一路”地区发展。打破经济地理分割，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是实现“一带一路”地区贸易重塑的重要方向。

同样，我们也难以将“一带一路”倡议简单看成一种发展战略从发展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为研究问题，以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为政策手段，其中强调了投资的不可分性与部门之间的互补性，突出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此思路虽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内容如出一辙，但发展经济学中强调的是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强调的是中国带动的区域共同发展，因而需要发展经济理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开放条件中进行更多的拓展。同时，也有人采用对外援助理论来解释“一带一路”倡议，将“一带一路”倡议当作是中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工业化。这显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相违背，同时也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合。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是共同发展。当前中国经济进人新常态，中国通过需要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实现互补性，进而实现经济转型，而且中国当前的经济地位尚未达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由中国倡导的以基础建设投资为重要实现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能仅仅看成一种对外援助的发展战略，其日的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人以及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来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

因此，“一带一路”地区发展的理论基础需要从世界经济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两者融合的角度来思考，而且一日_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问题，一此在某一框架下矛盾的问题将在新的框架下得以解释。“一带一路”地区贸易发展离不开具有“不可分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直接投资，而在新古典的框架下大规模投资的进人仍然需要以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即区域内的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为前提。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循环因果关系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就迎刃而解，“一带一路”地区可以通过发挥类似“大推进”理论中政府作为经济体系中的协调者的功能进而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因此，对于比较优势缺失的“一带一路”地区而言，需要存在区域贸易核心国并发挥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促进贸易分工的国家能力，如此才能打破新古典框架下的增长陷阱，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本文将核心国的这种国家能力称之为区域发展的“国家优势”，而将核心国通过发挥国家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为，称之为贸易发展中的“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则是通过发挥核心国的“国家优势”，实现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大推进”投资，进而促进区域贸易的形成与重塑。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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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6

唐家璇，国务委员。1938年1月生于江苏镇江。1988-1991年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1998-2003年3月任外交部长。2003年3月任国务委员。2004年6月出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2010年11月17日出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

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退役老兵，我想就当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和研究院的未来发展谈几点感言。

外交“新机遇期”呼唤新理论支撑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面临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这是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自身发展两个大环境决定的。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最重大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综合实力下降；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力蒸蒸日上。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国际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新的重大变化。就国际思潮而言，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西方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和所谓民主价值观难以一统天下。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层出不穷，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给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研究正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方纷纷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

从中国发展来看，中国的和平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近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崛起的意义更加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已成为牵动国际形势演变、国际格局变革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已经被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的中心位置。当今世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离不开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世界各国不仅普遍关注中国在具体国际事务上的政策立场，而且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理念。我们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是我国发展道路的重大抉择，也是对外战略的重大宣示。这条道路能不能走通、走成功，除了中国自身的决心、信心、坚持和探索之外，也离不开其他国家的信任与支持。这些都需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加强理论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以公共外交展现国家“软实力”

公共外交正成为中国外交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内政和外交之间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两种趋势交织发展。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传统硬实力竞争依然激烈的同时，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制度模式、政治主张、民族精神、国家形象、文化传统影响力等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竞争也日渐升温。公共外交是加强“软实力”建设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各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升。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都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强化相关机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已成为国际潮流。

对我国而言，加强公共外交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的长期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硬实力层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领先局面。现在，我国外汇储备世界最多，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有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铁路和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手中握着的“世界第一”头衔日趋增多，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国际上得到更多关注和认同。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软实力”建设仍相对滞后，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成见、偏见仍然普遍存在，西方有些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态矛盾复杂，心存疑虑、戒心，甚至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评估我们。西方占主导的国际媒体也不时炒作“中国”等负面论调。这不仅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给对外交往带来不少消极影响。同时，我国国内媒体、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正在增大，在对我国外交工作形成有力支持与配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冷静、不够理性的声音和行动。

新形势下，我国日益重视开展公共外交，将其作为总体外交工作大力拓展的新领域，加大投入，致力于增信释疑、扩大共识，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式，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在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和出访时，主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向外界介绍中国国情和大政方针，取得很好效果。我国驻外使节和各级外交官积极“走出去”，通过接受采访、发表演讲、公开撰文、座谈对话等多种方式向驻在国各界宣传介绍我国发展成就和理念。

外交外事部门的同志也加强了同国内媒体、学术界、民间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交流沟通。这些做法对塑造我国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也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国外经验看，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学者等社会力量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效果显著。我希望，研究院在成立伊始就要重视公共外交这一新领域，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创新，为我国公共外交发展贡献力量。

“智库”的建设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一流的智库。我在外交外事战线工作了40多年，与国外许多官方或民间的学术机构、智库打过交道，深感它们在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成熟。比如美国在政府部门和智库之间形成了“旋转门”机制，可以让学者和官员实现身份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政府部委、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高校等机构，我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逐步建立了一批智库。

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我国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的智库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度还相当有限，还缺乏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智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是理论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加强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既要不断发掘中国“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文化传统的潜力，也要汲取世界上合理、先进的理念，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易为外界理解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与国内其他智库、研究力量加强合作，逐步形成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对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充实其理论内涵，增强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理解和认同。

二是战略研究。要紧密结合我国外交实践，加强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既要重视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战略这些重大的战略性领域，也要加强对国际格局、体系、秩序变革、大国关系、气候变化等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要善于见微知著，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从国际形势的动态变化中看全局、抓趋势、找规律。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尤其要关注以下战略性问题：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形势走势，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国际体系改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前景，我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等。

三是引导公众。作为外交领域的智库，不能“关门”搞研究，而应打开门“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互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外交智库开展公共外交，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向世界介绍中国，帮助国外公众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政策理念；另一方面向国内公众介绍世界和中国外交，增进他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举措的理解和支持。各位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民意方面有优势，通过在电视、网络上做访谈，在报纸、刊物上发文章，同国外同行、媒体和政府部门进行交流沟通，来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7

【关键词】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四个结合”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取得实效，必须要注意与“形势”结合，与“政策”结合，与“热点”结合，与“群众”结合。

一、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形势”结合

一般来说，形势是指国内、国际的时事发生发展的基本趋势或基本走向。具体而言，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高考形势、农村形势、物价形势等等。高校对大学生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有利于大学生及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了解，进而正确肩负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梦想的责任。因此，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就成为当代大学生人生中的必修课。当然，除课堂外，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如各种媒介和信息工具，如网络、电视、报纸等。另外，还可以利用学校形势政策课开展讨论，与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了解国际国内有关形势。新时代的大学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认识世界，拥抱世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形势”结合，不与形势结合，就不是形势与政策课了。因为，“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形势”结合，在教学中，紧紧扣住“形势” 问题开展教学。如本学期，南华大学扣住国际国内重大形势，选择5个专题开展教学。这5个专题分别是：1、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2、坚定中国自信，实现复兴梦想； 3、2013经济形势及展望（此专题含“两会” 精神）；4、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考；5、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些专题紧紧扣住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在全校学生中宣讲，使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由于形势变化较快，因此，教师要紧跟形势的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相关数据，教学内容常讲常新。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政策”结合

形势与政策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前面在第一个结合中，《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形势”结合，但“讲形势”不是为了讲形势而讲形势，了解形势，分析形势，是为了更好地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因此，讲形势又必须讲政策。不讲政策，不与政策结合，也就不是形势与政策课了。一般来说，政策是指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可见，政策的实质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反映。作为国家的政策，一般可分为两大部分，对内政策和与对外政策。对内政策又包括财政经济政策、科技文化教育政策、军事国防政策、劳动就业保障政策、民族宗教政策、“三农”政策等。对外政策是指外交政策。 政策是国家或者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就要与宣讲政策，解读政策，有针对性与政策结合进行讲解。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把政策提到生命的高度，可见政策的重要性。既然政策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在教学中，就要把政策当作自己的生命，讲深讲透，认真解读各项政策，过去政策怎么样，现在政策有哪些调整，政策的变化，未来政策的基本走向等，要认真讲解。同时，要讲清楚政策调整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使同学觉得政策的重要性，认真执行政策的必要性。要坚决反对那种“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执行政策走样，落实政策打折扣，甚至完全违背政策办亊。为什么有的老百姓说，中央好政策，到下面执行中就“走了样， 变了味”。 在十报告中指出： 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均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每一项大的政策内容中，既有宏观方面政策，也有微观方面政策；既有共同的政策，也有不同的政策。如外交政策中，对不国家的具体政策既有共同的又有不同的；又如国内民族宗教政策，对不同的民族习俗、风俗的少数民族具体政策既有共同的又有不同的；在产业政策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政策也是不同的；还有如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地产政策、安全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既有共性政策，也有个性政策。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政策问题上，也可以这样说具体政策具体分析，可见，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结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宣讲，责任重大，意义深远。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热点”结合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既要紧密结合形势，还要紧密结合政策，讲清形势，明白政策，行动就有目的，学生学习就会有动力。同时，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做到生动活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要结合“热点”， 深入开展教学。一般来说，热点就是指广大群众高度关注的、或新闻媒体、网络、电视等在某时某地引人注目的地方、人或事等社会问题。教师在教这一门课时，要特别关注时事新闻、社会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就是需要老师向学生讲清楚，热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分析热点问题？如何化解热点问题？我们每个公民对热点问题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化解热点问题应采取平和的心态和正确的应对政策和策略，相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热点问题，关注热点问题，解决热点问题。新闻天天都有，热点年年不同。为什么热点会年年不同呢？因为，先前的热点出现了，党和政府积极应对，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热点。如2012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综合新华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组织的“2012年两会调查”结果发现，网民最关注的“五个热点话题”分别是：社会道德建设、食品安全监管、缩小贫富差距、房产市场调控和加强反腐倡廉。其中，“社会道德”和“食品安全”成为网民新的两会关注点。2013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与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第12次联合推出大型网络调查。2013年前十位的热点问题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反腐倡廉、住房保障房价、医疗改革、物价问题、食品药品安全、法制中国、体制行政改革、国防建设。这些热点问题在教学中都要认真加以分析。

面对社会热点问题，教师要从容面对，认真分析，不能迴避，要有针对性，讲清热点、难点，以利增强大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决心。如讲“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专题，就要把生态危机现状，生态文明发展历程，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内涵、基本特征，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二者辩证关系，建设生态文明与实现美丽中国的对策以及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祥细讲解后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再一次升华，并把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美丽中国的远景蓝图结合起来，展现在大学生面前，使学生充滿自信心。又如讲民生问题，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时代最强音；在“十二五”规划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十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民生情怀，既有理性，又有事实，细心解读，以理服人，以亊动人，以情感人。

四、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群众”结合

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还要注意与“群众”结合。群众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民大众”或“居民的大多数”，即与“人民”一词同义；二是指“未加入党团的人”，表示“党员”与“群众”的区别，“干部”与“群众”的区别。再说“公民”与“人民”，“公民”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法学概念。在国家治理领域我们使用“公民”概念。公民概念反映的是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就是公民，公民就是人民，二者统一。我们讲形势与政策课要注意与“群众”结合，也就是要注意与“人民” 结合，与“公民” 结合，公民关注的问题，就是群众关注的问题。作为大学生，首先是“公民”，也叫“人民”、“国民”； 同时也称“群众”、 大学生双重身份。因此，教学要与群众结合，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群众观点。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注意与“群众”结合，也就是说要与大学生结合，贴近群众，贴近学生，帮助当代青年大学生深刻领会在八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坚定理想，服务人民；深入群众，投身实践；勤奋学习，勇于创造；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当代大学生既要肩负责任和义务，又要拥有自身不可剥夺的权利。权利、责任、义务，应该是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不文明举止，公共道德淡漠现象和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问其根源就在于公民意识的缺失。良好的公共道德意识形成，靠一种自觉和一种自我约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是当代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神圣职责。教学要与“群众”结合，既讲理论，还要实践，真正与群众结合，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大学生进社区，积极组织开展“社区邻居节”、“孝敬文化周”等活动，促进社区文明形成，家庭和美，邻里和睦，人际和谐。大学生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依靠群众，启动“十镇百村文化”活动，深化“双千结对共建文明”活动，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真正“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参考文献】

[1] .十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2.

[2]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Z].2004.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12——辩证看务实办[M]. 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8

[关键词]国际政治；交际理论；对称性；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54 ― 03

上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主流理论受到新兴主义的冲击。这些新兴理论（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将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共同探讨国际政治，由此产生了很多成果性创新。虽然这些理论观点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而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其中出现的跨学科的政治探究方法未尝不是理论创新的敲门砖。本文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即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的社会交际定理对国际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从社会交际视角对几类常见的国家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际定理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茨拉维克认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对称性和互补性是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相同或不同的基础上而划分的。〔1〕人际交往存在多种行为方式，包括强势行为（One-up）、弱势行为（One-down）和中和行为（One-cross）。所谓强势行为，即某一行为者在交际中占据强势地位，试图主导双方的交际行为；弱势行为与之相反处于被动状态；中和行为则表示，行为者试图缩小双方在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做出的行动。交际关系可以根据双方在上述行为方式的差异或等同分为互补性与对称性。如果行为体双方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一一对等，那么两者交际关系可称作为对称关系。但如果双方出现行为风格上的差异，则其交际关系表现出互补性。但在实际交往中是不可能出现完全对称的，因为交际双方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完全对等，其行为方式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的实际力量，正因为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交际的对称性是难以实现的。即双方交际的最终形态将回归到互补性关系上来。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也会呈现类似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不同国家拥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及其背后的行为力量。国家的“社会行为会趋于朝着有利于权力较大一方的方向发展”〔2〕。在此有必要提及权力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3〕。它更多地强调行为体贯彻自己意志时的行为，此时既可以表现为对自己行为力量的运用；又可以以口头警告的方式体现在对话中，即行为风格。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权力看成行为风格与行为力量的上位概念。国家行为力量（因素）可以进行细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地缘特点、人口、领土等多种因素。霍布斯学派对力量的理解基于资源、财富或者潜在实力上，以上三个概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像摩根索等一些学者将补充了资源、人口、国家特征、国家道德、外交能力和国家机器的水平，此外还有人将气候、地缘、教育和人口因素加入其中。〔4〕但国家力量绝不是所有因素的叠加，正如华尔兹所言，“强国将因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感到烦恼，尽管弱国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强大，但是它们却可以像强国一样行事”〔5〕。国际关系也因此呈现各种各样的对称与互补关系，下文将逐一对这些国际关系进行梳理。

二、完全对称关系与部分对称关系

双方对称关系和互补关系是基于双方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存在这样的一种假设，若世界被唯一两个国家行为体均质地占有所有资源，那么双方在任何领域的对话将会呈现理想式的完全对称，此时双方都表现为中和行为，因为完全强势的行为必然导致新一轮的危机冲突甚至会面临同归于尽的后果。合作将成为双方不言而喻的默契。这样的话，囚徒困境时候不再是一种困境，双方只会向共赢发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对称关系。这种积极的、基于同质化的对称关系形式只能称作为一种理想，它只能适用于乌托邦式的社会。〔6〕

所谓部分对称关系，即双方在交际行为中同时表现出强势行为或者弱势行为，在当前无政府体系的国际关系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7〕，甚至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所以双方的弱势对称关系是不现实的。双方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强硬态度来占据对话的主导地位，因此常见的部分对称关系表现为强势对称关系。正如针对乌克兰问题上俄美两国互不相让的强势行为使我们感受到此次争端的遥遥无期。俄美两国长期以来在核心利益上的对抗传统总是呈现出强强对抗的稳定对称关系，由于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较小，使双方的强势行为风格呈现出稳定性的特点。

当然存在另一类部分对称关系，正如美国与伊朗双方在核谈判中的存在的强强对称关系，由于核因素的存在，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的伊朗屡次表现出的强势行为风格使美国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种部分对称关系并不稳定，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危险对称关系，伊朗不可能期望存在那种像俄美对抗式的对称关系，因为伊朗不具有保持长期强势风格的对抗资本，也就是说，伊朗的强势行为很快将会被纠正，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国际舆论或国际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伊拉克的政权。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危险对称关系。

部分对称关系是暂时的，或者通过军事威胁、国际舆论使一方屈服，或者导致双方对话的无限期搁置（往往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但通过无限制搁置的强强对话最终会被一种互补性关系所替代，因为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想要让自身偏安一隅的理想不现实的。问题争端最终会重新摆上谈判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称关系的最终形态将会导向一种更加稳定的互补关系模式。

三、互补关系及其相互转化

国际政治中的互补关系是行为体双方所建构的常态和最终形式。“不对称性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8〕。这种交际关系的存在以共同承认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认可一方的主导行为为前提。也就是承认一方的领导权地位。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互补关系表现为霸权世界的存在，地区性互补关系则表现为一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互补关系在人类互动初期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因为其共有知识是建立在一种敌对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将势力范围伸向周边国家，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动荡时期。而当人类历史进程过渡到一种“康德”式文明时，军事手段已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国家间对话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

“等级制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倾向于和平的体系”〔9〕，单极世界的出现反而会引领世界朝向一个更高效率的社会发展。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10〕霸主如果可以“自我克制”，并“运用其权力服务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这种理想模式下，霸主的“权力便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转变为影响力”〔11〕。正如美国所努力的那样，尽管某些行为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指责，但这却是未来和平的前提保障。究其不称职的原因，一方面世界无政府体系使国际社会并不能像国家机器一样正常的运转，由于缺失一种绝对权威的国际司法程序，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欧盟、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力量的崛起使得美国的权威主义往往陷入尴尬局面，当地区动荡出现时，当事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不再看美国人的眼色，而是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大国，若此时美国仍充当这一世界警察的角色，国际舆论反而会质疑美国的真实目的。但由于美国角色在避免世界规模的战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大多数国家还是默许了美国的这一光荣使命，但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暴力工具的警察国家出现在对话平台上时，难免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惯性：特权意识和领导观念将会渗透到行为方式中使得一种与其他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得益于其“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 〔12〕。

同时一种基于互补关系上的国家对话往往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往往能够很快地达成某种一致，不管弱势一方表现为主动或被动接受，世界政治将会向一种秩序化机制发展。因为“秩序产生于一个支配性大国将它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能力” 〔13〕。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以及它的受益国“不愿意让渡给新兴国家更多的东西”，同时“新兴国家从现状中可以得到的好处较为有限”〔14〕。 因此，当出现双方行为力量的对比与行为方式不相称时，往往伴随着战争来加速权力转移进程。通过战争来进行角色关系转换往往是收效最快的。当然军事手段存在一种高风险性，如果失败，双方之间的权力地位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甚至有灭亡的危险。

但军事手段并不是可以逆转角色的唯一方式。是否会出现一种缓慢的转换模式，它通过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而产生关系互换呢？即一种和平崛起的范例。

这种和平渐进式的逆转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比较困难，较弱方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去完成自身的改变，期间可能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过程，单以战后时期来看，从经济腾飞后的日本，到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共同经历过战败国的弱势地位，但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除了背后分别拥有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外，更多的是自身行为因素的增长（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等）。

四、理想的合作范式：基于中和行为的对称关系

基于双边关系之上的国家之间的交流是国际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交际模式。当第三方或其他多个行为体出现在这一双边模式里时，传统的沟通模式将会变得复杂，因为各方利益都需要平衡，想要在此进程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将会变得异常艰难。若希望将这种复杂的沟通模式顺利进行下去，其一必须明确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明确框架范围内进行对话，其二必须建立一种良性对称关系，需要强势一方做出某些妥协让步以缩小各方之间的差异性。一些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15〕

通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理想的合作范式：经济腾飞后的德国亟需一个强大欧洲的支持，原本受限的德国通过一种捆绑的形式―煤钢领域―获得了与邻国相同的地位，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法国也试图弥补与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去弥补双方的短板。像德法之间的中和行为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我们习惯性地将共同利益局限为一种狭义且工具主义色彩的行为影响因素，类似双方之间的合作无非存在于经济利益或军事安全领域那样，而忽视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平。就此抱有乐观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以经济合作为纽带的世界各国将会将战争遏制在共同利益的摇篮中，但这种论调很快招致现实主义的批评。由于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及其毁灭性后果使和平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堪忧。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互动关系可以将双方固定在一种和平的机制框架之中？笔者认为，要构建一种这种理想的对称模型，需要达到如下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要存在一种普世原则的共同利益，因为利益会决定行为体的行动方式。行为体通过各自的中和行为缩小各自的差异，原本双方的互补关系将逐渐向中间靠拢，形成各自克制的对称关系。“减少国家之间的不同会加大它们利益的趋同”，从而产生一种“集体身份”〔16〕。而这种集体身份正是理想中的国家合作模式。

追溯到问题的根本就是一种这样的建构主义逻辑：行为与观念的相互建构。缩小各国之间的差异以形成一种趋于理想的对称关系（集体身份）。使我们对这种理想关系抱有乐观态度的原因在于，“对安全和利益的理解”更加趋于理性化，从而“使得因为这些因素而爆发的战争至少在大国之间越来越少”〔17〕。观念层面上会形成这样的共有知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下时代的主题。而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利益表现为双方之间基于共同发展与安全上的交流与合作，当这种观念进一步深化时，对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将成为各国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在这种理想观念作用下强势行为方式更多的是自我约束，而对方则会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我们无法确信这样的理想模式会在多久后出现，但从一种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上升到各个国家行为体的共有观念，需要的更多是时间与谅解。

〔参 考 文 献〕

〔1〕 Paul Watzlawick， Janet H. Beavin， Don D. Jackson： Menschliche Kommunikation： Formen， St？rungen， Paradoxien， Bern： Hans Huber Verlag， 2007， p.70.

〔2〕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23.

〔3〕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81.

〔4〕 Frank R. Pfetsch， Alice Landau， “Symmetry and Asymmetry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5， 2000， pp. 21-42.

〔5〕〔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7.

〔6〕 Hans Jürgen Heringe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Grundlagen und Konzepte， Tübingen： Narr Francke Verlag， 2014， p.22.

〔7〕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5.

〔8〕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2.

〔9〕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M〕.上海：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8.

〔10〕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4.

〔11〕 〔美〕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M〕.上海：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156.

〔12〕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 上海：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7.

〔13〕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M〕.上海：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2.

〔14〕同上

〔15〕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79.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9

摘要：翻译理论家Venuti在其《译者的隐身》中推出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并极力主张异化翻译观，此举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但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争议与质疑，从而引发了归化—通顺派与异化—革新派之间一场持久的论战。近期有学者提出“适度异化”的折中策略。本文以Venuti的翻译理论为基础，依托上述两大学派的观点与理据，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比较当前形势下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优势与劣势，认为“适度异化”策略在当前形势下是较为适用的策略。

关键词：归化；异化；适度异化；Venuti

一、归化/异化翻译理论的发展背景

翻译界的学者都熟知，异化和归化说起始于德国神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弗雷德里希·施莱尔玛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 -1834）1813年6月24日在柏林的皇家科学院做的一次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Ueber die versschiedenen Methoden des Uebersetzens）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了这两种既迥然不同但却又相辅相成的翻译方法：“但现在真正的译者，也即那些真想把这两种截然分开的人———他的作者和他的读者———拉到一起来的译者，往往帮助后者去获取对前者的最为正确和完整的理解和欣赏，但却没有迫使他走出自己的母语，这样一来，为了那个目标，对译者开放的是什么样的路径呢？依我之见，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屈就作者，要么他就尽可能地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屈就读者。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必须严格地坚持其中的一种，因为如果忽视了它们就有可能产生极不可靠的结果，而且很可能，作者与读者是根本走不到一起来的。”（Schulte &Biguenet，1992：41-42）但直到Venuti在其《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正式将这两种策略命名为归化与异化，并大力主张异化翻译观，这两个概念才引起译界的广泛关注。此后，译界对于归化异化策略孰优孰劣的问题争论不休。形成了主张归化—通顺的归化派与主张异化—革新的异化派两大翻译理论阵营。正如Friedrich在那次演讲中所述，必须严格坚持其中的一种。这两大阵营矗立两极，在一段时间内二分对峙。因此，译者在实践中只能选其一而为之。笔者疑虑：归化与异化策略难道真如Friedrich所述的那样不可兼容吗？它们之间有没有折中的办法呢？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什么样的翻译策略更佳？本文以Venuti的译论为基础，依托上述两大学派的观点与理据，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就上述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并提出一些个人的拙见。

二、基于Venuti翻译理论的思考：

在《译者的隐身》一文中，Venuti提出两种翻译取向：一是诉诸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归化（domesticating）翻译观；二是诉诸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转化的异化（foreignizing）翻译观。归化和异化是将语言层次的探究提升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靶心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外在冲突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的得失问题。这一层次的论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交锋，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交锋，抑或是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交锋。（杨山青）上述乍看似为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其实不然。考虑当前的国际发展形势，政治、经济的竞争已逐渐让位于文化的竞争。文化产业是无形的财富，是各国角逐的目标。而翻译则是国际间传播文化的工具。因此，翻译策略正确、合适与否是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归化—通顺的翻译策略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排异性给归化的盛行提供了沃土。用Venuti的理论来讲，归化就是尽量不去打扰读者，让作者屈就读者。这样的翻译作品使读者有一种归属感和亲切感，从而缩小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读者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被其观点影响。Venuti自己也说：“译文越是通顺，译者就越是不可见；因而外国文本的原作者或意义就越是突显。”（Venuti，1995：2）。Venuti反对归化主张异化就是为了防止西方强势文化继续侵蚀其它弱势文化。过分强调用译语的某些优势取代原语特异的表现形式，相当于让译者将原语自己细嚼慢咽后再喂给译语读者，完全剥夺了读者对原语著作本身滋味的体验和回味。译者虽然采用译语的优势帮助读者回避了一些原语的语结，用对译语读者来说一点也不感到陌生的思路和意象来替代原作，但实际上译者并没有解开这些语结，这些语结也仍然会阻碍读者对原语作品整体上的理解、把握和消化。（胡卫平，2007，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添加主观理解使译文通顺了，却于不知不觉中剥夺了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思考的机会，同时，读者还会受到译者个人的主观思想的影响。

翻译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是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其代表性人物Venuti认为，翻译过程中采取归化或是异化策略应该根据原文本，目标语言的读者，及译者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而判定的。如源语言属于强势文化而目标语言属于弱势文化，则提倡异化策略。因为异化通过保留原作的“异质性”突显了译者身份，可以使读者感受到外来文化的新颖、陌生，避免读者思想于无意识中受外来文化的侵蚀。再者，把原作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给予读者完整的思考空间。从翻译角度来说，是忠于原文，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与风格；从文化传播角度来说，可给目标语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丰富目标语言与文化。

异化翻译所带来的异质，有利于促进目标语言及其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众所周知，五四时期，大量外国作品译入汉语并广泛传播，掀起了国内改革的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思维逐渐深化，当今的青年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自身的外语能力及文化素质都在不断提高。他们对译文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借助自己的外语阅读经验，语境以及自己的经历主动去理解译文中的“异”，这就为大量异化翻译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胡卫平，2001，4）

上文已提到，本世纪的国际竞争是文化势力的竞争。美国是强大文化势力的代表，其文化产业是全美国收入最高的产业。据统计，美国拍六部Titanic的收入约等于我国一年的GDP总收入。美国语言学家罗宾.洛克夫曾经通过观察得出结论：“20世纪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语言控制权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中国只有抓紧机遇加速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将更多的汉语经典作品“异化”到其他语言中去来提升汉语文化的地位，才能在这场角逐中胜出。

也许有人会就此提出异议：“过多的“异质性”输入，是否会侵袭汉语文化，导致“西化汉语”？在当前高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语言文化逐步相互溶合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通过相互借鉴与合作促进自身发展，提高综合实力才是科学的发展道路。有“西化汉语”就有“汉化英语”，这种影响是相互渗透的。

但异化策略并非无懈可击。过度的异化可能导致读者难以领悟作品的本质，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策略的两极，各有优势。但应该注意到，在这两极中间，存在中间地带。张智士认为：“在文化内容层面上，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则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在这“为主”和“为辅”之间，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超越了这个“度”，便成为“恶化”翻译。此外，异化与归化只能构成翻译策略的两极。其中间地带是等化翻译。异化派对于异化翻译策略的强调不应过分和过度，而应适当和适度。正如归化派对于归化翻译策略的强调也不应过分一样”。郑海凌（2001.5）提出“和谐性”原则。他认为，译语只能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融通和对抗中寻求和谐。徐丹（2000.2）认为：不顾译语文化的极端异化不可取，脱离原语文化的彻底归化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优秀的译者是在二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始终把握好“度”的分寸。（转自彭仁忠，2008.4）彭仁忠在其《论异化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一文中正式把徐丹的观点提炼成了“适度异化”策略。上述几种均为适应当前形势发展提出的折中策略，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即“适度异化”。

适度异化策略可分为以下几种：（以下均以汉译英为例）

①音译；比如：Here，as elsewhere，the Han culture has triumphed.The Koreans were perfectly assimilated.（Time，August 19，2002）（“汉文化”）；A soothsayer，steeped in the part of fengshui，advised the clan to invite a family named Ding to live in their midst.（Newsweek，Oct 16，2002）（“风水”）。这种完全音译的方法不少，还有例如 toufu，jiaozi等等。这种译法可以激发英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了解异域文化。但是，只有少数文化词适用于此种译法，否则英语读者会不知所云。而音译加解释的译法则弥补了这个不足。

②音译加解释；比如：family genealogies，or jiapu （Newsweek，Oct 7，2002）； shifu，or master （Time，June 10，2002）； CHAI-Chinese for demolish （Newsweek，Oct 21，2002）； personal connections or guanxi，that can help deals get cut and business get done.（ （Newsweek，Oct 7，2002）等等。音译加解释的方法在汉语译入英语时应用频率很高。让读者能够准确的领略新颖并陌生的异域语言文化。但此译法的准确性决定于解释部分的准确性，译者一旦加入主观认识，就会影响读者的理解，译文的忠实度就降低。

③字面直译，即完全按照汉语的语法形式进行翻译。比如英语新闻期刊中的Three Represents （三个代表）；strike hard （严打）；Western Development Plan （西部开发计划）；planned economy （计划经济）等等。这些翻译带有浓烈的中国语言文化味道，可以给英语读者带来异国情调，丰富英语语言文化，同时传播汉语言文化。但是在许多情形下我们都不能片面追求字面对应，而忽略准确性与可接受性。对于文化负载深厚的词句，就应该采用直译加解释的译法。

④直译加解释。此译法与音译加解释相似，既可以满足英语读者追求新鲜，猎奇的心理，也可以照顾到他们的理解能力。由于理解的准确性也有助于建构正确的民族形象，因此翻译实践中它运用更广。比如：Some went to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Park，a recreation center built for the proletariat during the heyday of the communism.（工人文化宫）；So with the near end of China’s system of lifetime employment，known sometimes as the iron bowl，where is the expected backlash？（铁饭碗）

⑤直译加注；叶公好龙/Lord Sheh’s love of dragons.（注：Lord Sheh was so fond of dragons that he adorned his whole palace with drawings and carvings of them.But when a real dragon heard of his infatuation and paid him a visit，he was frightened out of his wits.） （张培基译）

此译法可视为直译加解释的补充形式。区别在于前者为句内解释，后者为另外加注解。它也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译法。

综上所述，适度异化是适应当前形势发展提出的折中的翻译策略。但归根结底，它属于“异化”策略范畴，可称为科学的，发展的异化观。在当前形势下，尤其是汉语言文化正在大量译入英语语言文化，适度异化策略是较科学，较合适的策略。

三、结语

从归化异化之争到折中策略的提出，翻译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笔者通过本文的比较与思考发现，归化与异化并非不可兼容或二元对峙的，其中间地带是相溶合的。翻译策略的探索与发展历程是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地位，民族文化地位的上升而发展的。适度异化策略作为科学的翻译策略，将有力促进汉语文化地位的提升以及民族形象的构建。（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英语教研室）

参考文献：

[1]Schulte，R.& Biguenet，J.（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An Anthol2 ogy of Essays from D ryden to Derrida [C].Chicago and London：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2]Venuti，L.The Translatorp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3]彭仁忠.论异化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外语学刊.2008（4）

[4]杨山青.文化的焦点，后现代的视角：2000年以来我国异化和归化研究综述.

当前国际形势论文篇10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