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论文范文10篇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1

通过随机抽样方式，从2008年4月至10月之间自贡市电视台播出的《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中各抽取了非节假日和非特别节目的9期节目进行内容分析，旨在正常情况下和自然状态中，对这两档节日所体现的普遍性特征进行客观研究。

1两档节目的本地新闻信息量分析

《盐都播报》每天的节目时间大约在十五分钟左右，每天的本地新闻信息量保持在7～9条新闻之间。平均每条新闻的时长为1.5～2.1分钟。《都市全接触》每天的节目时间大约在三十分钟左右。其中，除去每天固定的话题讨论子栏目《东评西说》以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栏目时间，留给新闻性节目的时间只有12分钟左右，每天的本地新闻信息量保持在5～6条新闻之间。平均每条新闻的时长为2—2，4分钟。

2两档节目的子栏目分析

《盐都播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盐都播报》的主体内容——本地的民生新闻，没有设置栏目名称；第二个子栏目“今日扫描”，内容主要为时政新闻，不属于民生新闻的范畴，以简讯的形式。《都市全接触》设置了五个子栏目：“目击现场”、“东评西说”、“当日快报”、“百姓说事”、“侯琪说天气”。除“百姓说事”和“侯琪说天气”之外，其余的内容都为民生新闻。“目击现场”把重大的、突发性的新闻事件在第一时间传递给市民，“东评西说”则通过“说新闻”加上“点评新闻”的方式，传递新鲜资讯并直接表明媒体的态度。“当日快报”选取当天国内报纸上刊登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新闻资讯加以报道，信息量大，报道面广。

3两档节目的报道内容分析

通过对《盐都播报》与《都市全接触》两档节目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几个信息：

第一，两档节目的新闻内容侧重点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盐都播报》的报道题材集中在文化遗产、交通治安、健身运动、农村信息、求助与助人信息等方面；《都市全接触》的报道题材集中在社会公德、就业上学、交通治安等方面。对于一些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两档栏目都有报道，但报道视角、报道内容则有所不同，避免了报道题材的重复。两档栏目不同的侧重点避免了两个栏目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并有利于观众了解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状况。

第二，“健身运动”和“农村信息”逐渐成为报道热点。2008年是“奥运年”，“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更多市民投入到体育健身活动中来。此外，自贡市提出了“体育惠民”战略，大大推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因此，这两档栏目中记录“健身运动”的报道数量也大幅度增多。

“三农”问题，是国家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农民医疗保险、农村政策执行情况等问题，在两档栏目中都得到了客观、及时的反映。但是，两档栏目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农民的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关注不够。

第三，“自贡市物质文化遗产”题材得到深化。

自贡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粲海井、吉成质?如何争取持续发展的空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1“大民生”的报道理念

地方电视传媒应树立“大民生”的报道理念，在新闻题材的选取、报道角度、报道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提升民生新闻的高度，拓展民生新闻的厚度，充分发挥电视传媒的舆论影响力。

首先，拓宽民生新闻题材选取的范围。加大就业上学、物价波动、打假治劣等与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的报道力度；更多关注新兴的社会现象与流行的社会时尚。并加以解释、点评与引导；更多关注市民的艺术文化生活和民间文化艺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创新新闻策划对当地独有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度报道和开发。

其次，改变报道角度。叙述角度由俯视向平视转变。运用平民的视角报道、平视的拍摄角度、平等的、平易近人的表述方式，关注现实社会，体现传媒的人文关怀。强化传媒的服务性，更多地从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报道，并对观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第三，改变报道方式。国家有关民生问题的大政方针，和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也是市民密切关注的。在报道方式上，应做到将这类“硬新闻”题材软化，将普遍的问题个体化，采用平民化的语言风格、故事性的叙事方式，将“硬新闻”人性化、人情化，以激发观众的收视兴趣。

2传媒资源的整合，发展民生新闻报道力量。

加强媒体间合作互动，建立一个由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整合而成的媒体新闻信息平台，形成一个跨媒体的互动资讯架构。这种结构具有灵活互动，优势互补的特点，能够让传媒的新闻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利用率大大提高。

构建覆盖面广、主动活跃的“新闻线人网”和“新闻通讯员网”，培养和发展一批掌握基本拍摄和报道技能的“新闻线人”和基层“新闻通讯员”。在突发性的新闻事实发生时，处在新闻现场的新闻线人不仅能够丰富新闻线索来源，并能够作为临时记者承担起采制新闻的任务。从而保证突发新闻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并且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记录，将日常生活变为媒体场景，在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上更加贴近民众。基层“新闻通讯员”队伍，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并在情感上与民众相互交融，他们的报道能够迅速有效地传达民情、民意。

3培育民生新闻的特色品牌栏目，建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

培育民生新闻的特色品牌栏目。电视传媒应依托本土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受众环境，培育一批具有相对优势和地方特色的个性化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具体的发展战略如下：

第一，在定位上突出差异化。以自贡电视台为例，可考虑将《盐都播报》发展成为“记录自贡市民每天生活”的聚焦本地新闻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在报道上突出新闻的现场性和权威性，在报道方式上体现细节性、故事化和人性化将《都市全接触》发展为提供快速和密集信息的民生新闻杂志栏目，关注视角拓展到国内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政策资讯、消费、经济等重大题材，把重点放在服务性和引导性的内容上。

第二，发展新的民生新闻栏目类型，建构更为完善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可依据现有的媒体资源和人文资源，开发新的民生栏目类型，建构更为完善的民生新闻节目体系。可开办民生新闻评论栏日，形成幽默诙谐、休闲轻松、精当犀利的评论特色，从而拓展民生新闻的深度。此外，可考虑培育采用方言播报和评论的民生新闻和民生新闻评论栏目。方言代表了地方的特色和文化，地方级电视台的收视对象主要为本地市民。因此，发展方言的民生新闻栏目，寻求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能够突出地域个性和语言特色，能够凸显浓重的本土文化，让市民感觉更质朴、细腻、率真，在情感上更加认同，有利于提高新闻传播的效果。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⑶《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1996年9月27日。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全球化；传媒；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势必对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必须认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新闻传媒本质上属上层建筑，是社会的稳定器。对于经济全球化对新闻传媒发展、变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更加积极地应对，把握主动权。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使我国的新闻传媒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新闻传媒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之相适应；跨国物流、资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长，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应的增长，这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即传播速度和信息内容深度上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的市场，它对世界新闻传媒格局的变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形成了一批跨国传媒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如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所的新闻公司，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这些跨国传媒公司都有多种新闻传媒产品，其电视网、报纸、杂志销售网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销售自己的传媒产品，有的是采取与当地合作的形式销售传媒产品。传媒的营收也是国际性的。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体，穷民主》一书说，“时代华纳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国国内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们的大部分收是来自非美国市场，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尘，到海外寻求发展”。

2、大规模的新闻信息的跨国流动。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电视台发送电视新闻；美联社每天向全球各报刊发送文字新闻2001万字，新闻图片120万张以及350家电视新闻用户。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简单新闻信息的交换。国际贸易规则已将新闻传媒跨国经营列入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WT01997年规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时代华纳的《体育画报》在其境内发行加拿大版本。近年来，一些国际贸易谈判已将媒体市场开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全球范围内新闻传媒市场垄断局面逐渐形成

全球经济发展规律对新闻传媒的发展和变化产生的制约、影响作用日益明显，新闻传媒市场集中甚至垄断局面也逐渐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开始涉足新闻传媒领域，参股或收购新闻传媒企业，二是新闻传媒进人资本市场，兼并浪潮兴起，新闻文化传媒巨头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国还有125个拥有报社的集团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国重要报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业行为向新闻传媒全面渗透

经济全球化推动新闻传媒向产业转变，因此，寻求自身资本的增长成为新闻传媒的一个重要目的，利益驱动取向越来越明显。一是商业信息在跨国新闻信息的传播中比例越来越大，成为重要的新闻传媒产品。二是新闻传媒内容的娱乐化。美国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一书将公民政治意识减弱、选举投票率低归结为传媒的娱乐化，认为“媒体的娱乐化减弱人们的政治兴趣”。

5、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大幅度扩大了新闻传媒的市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开发、扩大市场，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输出的过程。这一趋势同样发生在新闻传媒领域。据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新的媒体，较之旧媒体，不仅扩张了信息交流的范围，加快了信息沟通的频率，还增加了受众人数。以美国为例，报纸和杂志的读者总数约为1.63亿人，占全美人口总数的近60%;而全美广播听众家庭户为9440万户，占家庭户总数9699万户的97%；电视用户则达98%。

二、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新闻传媒要融入国际化，还有相当的路程，中国新闻传媒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1、传媒观念的滞后

中国的传播观念一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老问题、大问题、敏感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传媒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作，一切由国家包下来，国家拨巨款扶持传媒，传媒是附属的“事业”单位，成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传媒虽表面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工具，保持与党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实际操作上已有很大的变化。例如隶属于上海广电局的“东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为上市公司，每年利润回报数千万元。但从理论上讲，这些产业仍是党的喉舌，是国家事业单位，是“限制性或垄断性的行业。”魏永征教授在《中国传媒业利用业外资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中国传媒单位是事业而不是企业”。这些都是由于传播理论、传播结构、传播体制的现状决定的。问题是，在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作为“喉舌”和“工具”的“事业单位”究竟有无影响。

2、经营观念的误区

媒介经营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点。虽然有高层认为不拟提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但随着我国融入国际步伐的加快，已难以回避了。传媒作为产业不进入市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产业，而只能叫“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媒介开始了从经营广告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并从实践中认识媒介走向市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国现行传媒政策对传媒的市场准入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支持，而不少人对传媒走向市场后的发展张力和空间缺乏分析和预测。

竞争是传媒发展的真正动力。五十年代初，我国只有百余家报纸和百余家广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报社、广播电视台几千家，以及一批网络媒体，以开拓传媒的广告市场为突破点的传媒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媒介初步认识到传媒产业的高回报率，即阳光产业。当前，联盟、整合、兼并远非中国传媒的主流趋势，虽然媒介集团已出现一批。这些媒介集团，也还不能说已走向市场。如果传媒的重组靠政治权威主导，媒介的竞争不可能公平地、市场化进行，集团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标为主、兼顾经济利益的联合。

3、结构与体制的顽疾

我国的经济模式是国有（即全民）、集体、个体、外资、合资等，但传媒却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传媒业至今仍是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媒体或明或暗介入中国新闻传媒业，单“广东的报纸或明或暗与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已有30多家。”

传媒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国营性质，国家投资，党委管理，这种体制和结构下的传媒业曾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国际信息一体化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大国对传媒市场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媒介市场资源的分割与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媒体发展受市场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媒体不把自己融入市场轨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包括受众市场、信息资源市场。进入市场的关键是思想上的转变，即要树立媒介经济意识、媒介市场意识、媒介竞争意识，把媒介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把政治上对媒介的控制逐步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与制约相结合，变为宏观的调控。

4、传媒势大力薄

全国有报纸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广播电视台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团，这样大的媒介市场，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实力来说，却是“势不单力薄”。以报纸为例，美国《纽约时报》每天平均广告额为1000多万美元，最多一天可达1700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一天近亿元人民币的广告额，几乎等于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额。

中国传媒的势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国媒介一直吃“皇粮”，没有竞争对象，从未担心“断粮”，充满自信和优越感。如今要融入国际，才发现是小巫见大巫。其次是中国传媒的单一产品模式，搞图书出版发行的不能办电视台，纸质媒介不能搞电子媒介。因此，中国传媒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出售媒介产品。

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传媒发展的应对策略

对经济全球化世界新闻传媒新变化应对策略的考虑，不应局限于传媒本身，而应站在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整体的高度作宏观的把握。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世界传媒发展的新趋势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

新闻舆论作为“软势力”就是“通过说服别人追随自己，或使别人同意自己的规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来使别人产生自己所想经的行为”。目前，西方跨国新闻传媒发展和西方新闻信息产品大量冲击世界市场，对此，发展中国家既要提高新闻信息产品量的规模也要进一步改善自己新闻信息产品的质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提高新闻信息产品的竞争力，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新闻舆论影响。在具体策略方面，对外，要主动出击，提高国家影响，应对跨国新闻传媒出现的需要；对内，要增强我们政策影响力，争取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养新闻信息产品的产业

承担着资本经营和社会整合双重功能的当代中国传媒产业，日益从只注重传播的传统观念向重视经营发展。并且，随着拥有资金、人员、设备和技术优势的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国传媒产业将面临的是没有退路的竞争。那么，长期“事业性质”、“党的喉舌”的中国媒体该怎样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怎样在国内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怎样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团化是中国传媒的大势所趋，自1996年国内出现了第一个媒体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后，媒体集团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媒集团使资源得到重组，优化了资源配置也优化了管理形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就目前中国广播电视集团来说，其机构之庞大，人员之众多，在世界上堪称一流。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相较之新闻集团、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国际传媒大王，论资金实力、新闻传播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在国际舆论界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体集团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为，基本上没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国内新闻传媒市场合理的发展环境

市场竞争规则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动性，对新闻传媒也是如此。随着国际新闻传媒涉足我国市场，以及国内新闻传媒市场的形成，竞争的盲动性、破坏性也会加大。我们要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变重审批为重监管，要把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作为新闻传媒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建设，形成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工作方法、办法，扶持合理的竞争，处罚违规行为，培育和维护好国内新闻传媒发展的市场秩序。

4、设立必要的市场准入机制

世界新闻传媒北强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长期的历史形成的。当今，在西方文化传媒不断渗透和对先进文化传播技能的运用，已经影响或导致了部分民族和国家文化的主权变形与失踪。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应对办法，决不能让西方新闻传媒借市场化，以其现有的强势，无规则地进人我国内市场，冲击我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要未雨绸缪，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制建设，设置必要的门槛和市场活动规则，为日常的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条件，维护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护我国内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张向东：《媒介重组时不我待》，《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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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注释：

[1][2][3]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0,5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5][12][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316,255页。

[6]《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杜1996年版，第272页。

[7]《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8][9][10][11][14][15][16](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12、153、]，6、177、192、197页。

[13][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270页。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新闻传媒改革发展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page_break]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⑶《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1996年9月27日。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传媒和谐社会舆论导向公众舆论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其它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使命与作用，不仅是全体新闻宣传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须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与作用。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传播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从传播学学科初创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学科理念影响着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早就指出传播学的三种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2)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做出反应时相互关联；(3)传播社会遗产。”他甚至乐观地设想过：“在民主社会中，合理的选择取决于教养，而教养又取决于传播，尤其取决于领导者、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能有相同的注意内容。”[1]“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可对世界大多数人的趋势有同样的大体估计，也可对战争的可能性有同样的总体看法。在整个社会，使普通人头脑中关于现实世界重大关系的图景，与专家、领袖头脑中的图景高度相等，将主要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促成，这绝不是幻想。”[2]实际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学的三项社会功能中，有两项是直接涉及生存环境构建问题的。在当下社会，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介。另一位传播学家麦奎尔，还形象地列出了一个“媒介地图”，如图1。（图略）

这样一张媒介图，清晰表明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中介，在社会、国家和媒介受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学科特点，通过适当的价值目标、实现控制，以及给受众提供信息文化服务方面的协调关系。比如，媒介与其它机构，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联系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与社会的替论。另外，他还通过对以媒介的变化、自由、多样性为内容的“离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为内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另一位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中摒弃冷战思维的“报刊的四种理论”，重新划分成三种社会传播模式，即市场经济世界模式、马克思主义世界模式、进步中世界模式。尽管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待研究，但它通过对三种模式在新闻事业的目的、信念、新闻自由等方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证实：不管是哪个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且主要体现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尔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有时被人称为核时代，有时被人称为信息爆炸时代。这些术语的含义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使之改换面貌的世界，一个充满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对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胁。爆炸式的突飞猛进、铺天盖地的情形既是知识的源泉，又是毁灭的种子。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秩序中，在新闻媒介从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闻商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描绘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构成人类抉择行动的基础。认识不到这个基本而又严酷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3]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进入到信息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们消费的“信息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恰好呈负相关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饮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数则越高(见图2)。（图略）

当今社会，新闻传播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闻已经成了政治信息体系中的核心，甚至成为当下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利益集团，抑或普通民众，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闻文本里面，新闻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与其观众交流的平台，它已经成了从国家上层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监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开反映的主要渠道，成为他们了解政府和政治的运转，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谁在那里制造了新闻，或谁没有制造新闻，新闻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影响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家们都已经很习惯地走到公众面前，利用大众传媒向广大民众传递他们的思想。信息已经越来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们的手中。

现代新闻的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元结构：一是媒体本身，这是新闻的生产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闻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媒体；三是读者，亦为受众，离开受众，新闻就失去了基础，受众是新闻的消费者。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传媒

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闻传媒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传媒舆论的重要性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是“社会舆论的纸币”，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来，“社会舆论的纸币”的流通已不限于报纸，它从单一的报纸发展到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媒体，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广泛、影响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里的目标，描述的就是一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他主张新闻单位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党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庚好的舆论环境。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6]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提倡的。新闻舆论引导之势要反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从全局考虑，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央视和各省市的广播、电视，有责任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发挥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舆论引导中成为“领唱者”。现在有一些媒体，习惯于炒作那些发生在周围的鸡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应当说，偶尔为之，也没什么不好，但长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闻搞成“主打”产品就不好了。

发挥舆论引导之势，首先要关注大势。何为大势?大势就是大趋势，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击非典，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开发西部和中部崛起的问题，三农问题等，都是国家的大势。

在关注大势方面，新闻传媒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比如，对1998年抗洪斗争的宣传以及后来升华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国新闻单位开展的“三项学习”、“三贴近”活动，2004年各大媒体集中宣传任长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大势，都是舆论引导之势的大手笔。

舆论引导之势要在厘清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多下工夫，观念一变，效果也不一样。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组“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等，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出的舆论引导之势的作用，无论今天怎样去评价，我想都不过分。

舆论引导之势要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舆论之矢，要射热点、焦点问题之的。当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大多数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中的复杂性，公众关注程度比较高；二是普遍性，这也是热点、焦点问题的特性之一。还有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往往会由一些突发事件而诱发连锁反应，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一旦处置不当，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把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导舆论工作中，还要善于把握好舆论引导之“度”。“度”是一种状态，同时又是方法。中国古代的“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度”的问题。讲：“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7]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些时候，今天是热点、焦点，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从共性中找个性，透过现象看本质，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别重视舆论引导之“术”的问题。舆论引导要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讲究引导艺术。

如果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根本任务的话，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正是集中体现了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概括了舆论导向的本质，凝练了舆论导向的丰富内涵。三个“贴近”是一个相互关照的有机整体，既是原则，又是内容，三贴近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贴近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个牢固的桥梁、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

把新闻宣传作为一种领导工作方法，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

把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是我党在长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早在1940年，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就写道：“《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8]他把所有《中国工人》的读者都看作是(中国工人)这个“学校的学生”。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9]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用新闻宣传指导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一再强调：“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响，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股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影响稳定。邓小平及时明确地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进一步提出，不管是组织讨论还是开展批评，都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

回顾我党八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典型报道问题。非常重视典型报道，他曾讲过“凡典型的，都应当公开报道”[11]。邓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2]。我们党在典型宣传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把新闻宣传作为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人民群众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邓小平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办好报纸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讨厌报纸报喜不报忧，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3]。更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武器。他曾就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14]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评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15]开展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尖锐批评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16]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非常注重通过舆论去监督我们党和党员，取信于民。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7]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在我国实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目标。

把新闻宣传作为领导方法，要有一个中心，中心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报刊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列宁后来明确提出党报是“思想中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曾把办报纸称为建党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环”[18]。邓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语重心长地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中心”说的新的继承，融进了新思想、新内容。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他认为，舆论导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激励人民，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二是要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加强管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0]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激励人民”是目的，“服务大局”是准则，“加强管理”是手段，互为制约，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长春同志，都对新闻宣传做出过多次重要指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主流媒体的“中心”意识和“中心”作用。新闻传媒在公共领域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公众社会，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怎样，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媒体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介以神圣职责。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也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一般讲，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就有了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力，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大众传播媒介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的表现。

我国的新闻传媒有舆论监督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党对媒体监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体在人民群众中的美誉度。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统计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

应当指出，现代传媒所表现出来的舆论力量，对推动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影响。我国是一个社会公共体系极为庞大、公共事务极其复杂的社会，人民尚未实现对执掌公共权力者的全面自由选举，在民众与政府关系中，公共权力特有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决定了民众很难对公共权力实施直接而有效的监督。加之近年来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已经使人们的政治热情不断减少，民众对政治普遍淡漠，除非当公共权力切实触及其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压力，以保证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非社会舆论莫属。

新闻传媒因其传播活动同舆论的联系特别是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舆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服务于民主政治。传媒提供了民意上传的现代化工具，公众成员及公众团体可以通过传媒围绕其自身的利益等公开发出呼声，以此影响舆论，从而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参考各方的呼声，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此外，现代传媒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所作所为的报道，使公众了解这些情况，是使前者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重要条件。而现代传媒作为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介，可以成为公众论坛，将公众对执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意见传递给后者。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以至党和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公共资源，把批评报道变成民主化进程的内容。所有这些无疑提高了媒介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交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从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是它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前者的意义具有一种权力背景，体现和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评、监督都是上级党委、政府认可的，是一种政府权力、态度的转化。从另一方面讲，把它纳人到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舆论监督，政府可进可退，减少了政府的压力。从制度层面上讲，政府把媒介批评纳入到一种治理技术，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在以往，传媒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无从谈及公众舆论。现在把媒介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权力过程中，很自然地显现出它的公众批评的形象威力，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舆论平台。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下的新闻媒体可以说正在成为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

具体说来，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当公众参与决策的工具；可以充当公众参与评判决策及其后果、议论公共事务的工具，充分聚焦公众注意力，围绕重大问题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对权力进行舆论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除支持舆论对公共领域的监督外，应尽可能避免权力过分干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契面，这样就可以既保障社会通往繁荣的道路，也为国家的复兴和繁荣提供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讲，媒体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为大众提供言论自由的通道或载体是它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媒介权力和政府权力往往结合在一块，把党政行为变相地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弄不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监督与舆论监督混为一谈，特别是把媒体监督与政府意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监督有时会出现“缺位”或“越位”，当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们的意见、心声时，媒体缺位、失语；而在有些场合，媒体的一些人利用媒体权力干预司法、干预人身自由，把社会公器变成个人私器或少数人专用之器。一旦这种“缺位”、“越位”泛滥，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低估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必须遵循客观原则。当然，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有时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新闻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意识、理念，其次是一种方法，更高层面上应是一种境界。

媒体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是一个舆论场，而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则是民间的舆论场，两者共存于当下这个社会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体通过自身的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并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反过来，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两个舆论场的重合、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重合得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和谐；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甚至产生社会动乱。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会基础。我国新闻媒体任重道远，媒体不是局外人，媒体是最活跃和最有生命力的参与者、建设者，是先进生产力，它不仅要引领先进文化，担负党和人民的喉舌和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又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舆论平台。媒体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承载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凝力，真正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的、建设性的重要力量。

注释：

[1][2][3]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0,510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5][12][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316,255页。

[6]《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杜1996年版，第272页。

[7]《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8][9][10][11][14][15][16](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12、153、]，6、177、192、197页。

[13][1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270页。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7

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制品，对受众实施“人文关怀”必然是其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仅就我国当前新闻传媒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做了简要分析，并对其产生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当前新闻传媒；人文关怀

一、新闻传媒存在“人文关怀”

“人文”与“神文”相对，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提出，它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蒙昧主义对人性的戕害，主张恢复人存在本身的自然本性。人文主义的形态几经变迁，其核心却基本保持了稳定，那就是承认人是目的的，肯定人性的价值、意义和人的主体性。

新闻传媒的出现和繁荣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连，它以报道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为主，实际上无所不包，几乎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新闻传媒运用语言、文字、图片、广播、电视、电脑等各种传播工具反映和沟通整个世界，影响及于每个人，既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工具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工具，它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纵观新闻传媒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新闻传媒这种文化工具的发展和运用是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的，尽管它也曾作为传播“神文”的工具（例如我国本世纪初的教会报纸）；但更多的，它是作为传播“人文”价值观的工具而得到广泛运用和迅猛发展的。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它宣传民主，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关心大众的生存与发展，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戕害（例如“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各类出版物），以新闻传媒特有形式在文化层面对广大受众进行了意义深远的“人文关怀”。历史证明，那一时期新闻传媒的“人文关怀”对广大受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作用也是持久的。正是这种广播的对人的关注和尊重，以及新闻传媒自身通俗、广泛、价廉的特有优势，使新闻传媒自身得到大众的接受和喜爱，并在短短几年中迅速成长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新闻传媒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文现象。

随着科学的发展，新闻传媒传播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同时，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和精力的有限，人不可能与整个外部环境都发生直接的接触。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靠于传媒所提供的信息。正如居延安所说：“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众媒介选择和解释过的媒介。”①因此，新闻媒介的工作就等于为受众创造了一个“拟态环境”②。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是受意识支配的，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基于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和认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的实践活动作用于现实环境，就会使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使“拟态环境环境化”③。因此，新闻媒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调节机制。它有责任、有能力在人文层面上体现对人的关怀。

二、新闻传媒缺乏“人文关怀”的现状

在当代，人文主义的实质主要是在理顺人与其他种种对象的关系中，确立人的主体性，从而确立一种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价值关怀。

新闻传媒以新闻为主要传播内容。从新闻的内容看，绝大部分新闻报道的是与人有关的事物，因此，新闻总是在传播信息的同时，有选择、有倾向地向受众展示着人与其他各种对象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新闻传媒实施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手段。新闻传媒一旦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将无法确立人的主体性，以及构建起能赋予受众以人生意义的人生价值关怀。其结果也必将是无法完成新闻传媒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或对受众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导，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当前，我国新闻传媒存在的一些缺乏人文关怀的现象，正是体现在这样几对关系的处理不当上。

1.人与社会的关系

1996年以来，关于下岗工人的报道开始频频出现在各传媒上，有的传媒却连篇累牍地把再就业的困境完全归咎于下岗工人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类似的报道，无视原有体制问题（如缺少社会保障制度），无视再就业中公开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它潜在地将下岗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的“合理淘汰者”，不做具体分析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的原因。

人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必须看到人是社会的主体。在人的推动下，社会的种种变革和运动，其目的都应落脚于人自身。也就是说社会竞争机制的引入、科学技术的推广，其目的都是为了造福于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不适应其发展的弱势群体是正常的，传媒对这一事实进行报道也是正常的。但把这一部分弱势完全归咎于其自身的原因，并以“合理淘汰者”为理由而完全失去了对他们的同情，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救”上，这就不那么公正了。

因为这样的报道使传媒这一本来应为人服务的手段，反而成了人千文百计追求的主体，人在手段面前反倒完全处在了被动的地位。这显然是把人等同于机器零件，要么符合需要而得到使用，要么不符合需要而遭到淘汰。在这里传媒“物化”了人性，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维护人的主体性了。从实际的传播效果来看，这样的报道也是很难得到受众（特别是下岗工人）认可的。

2.人与人的关系

在现今的许多报道中，反映模范人物如何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为他人无私奉献一切的较多，关于不计报酬的报道也曾经屡屡见诸报端。然而却很少见到报道模范人物在为他人奉献时，他人是如何理解、如何帮助、如何关心他们的。不求索取，只求奉献当然是一种值得报道和学习的行为，但单方面集中在如何奉献上，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很难在受众中产生共鸣。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人”只有在“为我”依托下，才能长久，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因为人性既具有其社会的一面，也具有其作为他自身目的的一面。传媒过分强调“为人”，就在客观上否定了人是目的的这一特性，自然也就背离了人性的价值。

3.人与自身的关系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以指导消费和宣传消费为内容的出版物纷纷投放市场。除却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中国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外，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新时代》、《How》等纷纷创刊。相对低廉因而更成功的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型小报。后者名之为《精品购物指南》、《购物导报》、《为您服务》。1995年的《精品购物指南》上索性刊载文章，具体告之，收入5000元者应穿载某一／某些品牌的皮带、皮鞋、皮包、手表；并以此类推出四千元、三千元、两千元者又当如何如何。④

这类传媒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显然是在传播问题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商业文化，部分电视媒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有明显的效仿痕迹。必须看到，在这些传媒展现出的喧闹和繁华下，我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能消受这种奢靡的商业文化“关怀”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这样的传媒又将引导受众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来面对转型期的社会调整。诚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了吗？在这种不切合我国实际的奢靡的商业文化吹拂下，受众难免要面临着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审视，是“工作赚钱的消费者”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这种人与自身的困惑中，又如何会建立能赋予人生以价值和意义的终级价值关怀呢？

三、提倡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对社会发展有哪些作用

新闻传媒中的“人文关怀”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分为物质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两个部分。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必然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在这方面，除了各种专门的教育系统外，新闻传媒这种最为广泛的文化载体，发挥的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现代社会，新闻传媒几乎总是走在最前沿，几乎总是在传播最新的文化价值观。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从物质的层面上体现了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关怀；精神文明建设，应是更多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上体现这种对人的关怀。新闻传媒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阵地，在人文层面上将为现代化建设发挥以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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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把人放在核心地位的。从哲学角度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也是解放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以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激发人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那么与以往的计划经济相比，在这种新型的社会机制下，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人格和人的素质。国家的现代化首先需要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这种人格和素质的建立将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

新闻传媒以其广泛性、通俗性、可反复性等特点，在这一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新闻传媒在文化上的向导性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的把握上，将是舆论上更深层次的导向。在境外文化纷纷登陆的今天，如何在我国社会构建起自己的人生价值关怀，并使这种价值关怀符合我国社会现在和今后发展的需要，将是新闻传媒的重要任务。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看“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国家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国家之祸”这句话，更加意义深远。

2.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知识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才。文化建设的目的，并不只是局限在读书识字，更重要的是在全民族培养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观念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而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长期的文化濡染过程；并且只有在社会上，与物相对的人的地位得以确立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把文化看作与衣食一样重要，看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手段，文化的发展也才能走上健康的道路。新闻传媒正适应了这一要求，特别是在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对娱乐的需求的同时，完成了这一过程，使它具有其它文化载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从新闻传媒形成合力的角度看，它在社会上形成的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文化氛围，将为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3.新闻传媒“人文关怀”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安全不仅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也包括意识形态安全。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形态发生了动摇，精神支柱锈蚀乃至瘫塌，那这个国家不仅在政治信仰上，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规范方面，将处于严重的无序的状态，引发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也将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发展。”⑤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这种冲突不仅会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全面展开，甚至成为诸多冲突的焦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主要阵地就是“新闻”。苏联解体后，美国总结了其“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东欧国家分化、西化“非常在效、非常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由美国新闻署管辖，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对华广播网。在通信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简单依靠封锁信息来对抗这种渗透，显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互联网络在我国日益发展的今天，这样做更是不现实的。但必须看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而文化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文精神③。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法律的保护，被流散到世界各国长达1700多年，但是他们始终拿着一本《圣经》，他们心中始终有着共同的信念，在精神上始终有一个民族魂，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48年又回到了祖先的故士，成立了以色列国，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割不断的精神纽带，只是我们的新闻媒介把握住了文化这一核心，建构起自己的人文精神，在文化上维系住自己的受众，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维护了国家的安全。这将对维护安全团结的社会局面作出巨大贡献，必将使任何渗透走向失败，必将使新闻传媒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成为出色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成为国家建设中有力的“组织者”。

四、当前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体现在哪些方面

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⑥那么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传媒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而这种关怀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注、尊重和维护，是对人的主体性和弘扬，以及在情感上对人的关怀和理解。新闻传媒的关怀方式，应该是在尊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关怀，采用符合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方式实施这种关怀。笔者认为，在我国新闻传媒中，“人文关怀”主要应体现在以下4点：

1.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立足于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范畴的开掘，既包含了对人的全面性、理想性的追求，又包含了对人的现实性、具体性的认识，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它实现了关于人的社会本质问题的科学解答。它通过对人的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表着一种人文价值的终极关怀。⑦西方著名人道主义哲学家弗洛姆也这样称赞：“马克思是最传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把人视为社会发展的目的’的传大传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人的自我实现做出了贡献。”⑧因此新闻传媒应切实以马克思主义为建立自己的人文关怀的立足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2.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维护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说过：“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也就是说，人既有他的自身价值，也有他的社会价值，过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人就会变得自私；过份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人的主体性就会被抹煞。新闻传媒应在避免两种偏颇的基础上维护人的主体性。

我国当前的新闻传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宣传中不断校正方向，人的主体性的宏扬使许多新闻作品成为传世的名篇，《在大海中永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文中没有列举邓小平作为伟大领袖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相反，文中回忆了邓小平与卓林相识、相爱，共同生活了58年的历程。在这里，爱国主义、革命品质当然是伟大精神中最硬的内核。但同时，邓小平面对人生的三起三落，始终保持了对人生理想的忠贞不二，以及和爱人相濡以沫、携手人生的脉脉深情，使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成为了一种传大的人格力量；而这种人格力量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将感动所有的中国人民。这与作者在采写过程中注意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双重存在”的特性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真正以人为主体的新闻者是受众能够接受的新闻。

3.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关怀”受众中的大多数

文化无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只有在对大多数受众进行“关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深入人心。这就要求新闻传媒要贴近大多数受众的生活，符合大多数受众的情感、习惯与思维方式。

英雄是时代的代表，群众是生活的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或杰出的作用，揭示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中发挥领导和榜样作用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闻宣传中，对英雄与群众任何一方的“一边倒”，都可能造成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误导，都不利于受众把握社会价值的平衡，也不利于建设一个有益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环境。

新时期的新闻传媒在重视典型宣传的同时，注意了在新闻传媒宣传中“英雄”与“群众”的辩证关系，坚持了“点”与“面”相结合，出现了“平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为内容的报道逐渐增多，关系平常人生存状态的专栏、专刊不断涌现。对人的关怀对象不是长远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关注的主体不是少数的“英雄人物”，而是人世间所有的苍生大众。这体现了新闻传媒对受众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中国青年报》的专栏“冰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以“普遍关注”为突破口，以报道普通人中不普通的命运为显著特色。虽然报道的不是“热点”而是“冰点”，却由于在普通人中具有普遍的意义，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生存状态相关，而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喜爱，探其原因，除了接近性强，更深层次原因就是“冰点”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普通人居家生活中的一般问题，而是，普通人的人性价值，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冰点”不是利用情感的扩张，使读者置于受摆布的地位，从而使其在情感错迷中被迫接受某些化解社会冲突的陈腐观念；而是以大多数人的行为语言、习惯爱好、思想伦理为切入点，遵循与大多数受众同一文化的潜在秩序，来叙事、说理、抒情，受众自然会与之同喜同悲，在情感与认识上产生共鸣。正是这种从文化层面上给予受众精神的激励和满足，使一些文化周刊、杂志和晚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对现代人建立一种平衡的价值观、健康的生活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应尊重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

新应该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的新。新闻传媒在构建文化价值观时，不能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否则，新闻传媒“人文关怀”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文化是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积，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不仅在书本上，在某些学者的头脑里；它更是根植在这个民族所在的社会里，溶解在每个人的血液里，因此，新闻传媒不可能割断这种文化上传统的联系。违背由传统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传播方式将很难被受从接受。

另外对受众“文化—心理结构”的尊重，仅仅体现在传播中使用受众习惯的“语词系统”（即符合大多数受众语言习惯的语言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大部分受众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审美习惯等。

新闻传媒与正面宣传相配合的反面报道、批评报道的增多，体现了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和自觉适应。例如，在党的好干部孔繁森的典型宣传后，开展的对王宝森的罪行的披露和曝光，就体现了这种正面报道的完整性。一方面党的好干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党和人民敬仰而流芳千古；一方面一些干部视党纪国法于不顾，贪赃枉法，畏罪自杀，为天下人所不齿，遗臭万年。这种宣传建立在双方对立基础上，有破有立，使报道形象鲜明，意义深刻，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受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新闻传媒如何在文化层面上对受众进行“关怀”，将关系到更深层次的“舆论导向”。特别是在国门向世界敞开的今天，各种境外文化纷纷在我国登陆，“自己的阵地守不住就会有别人来占领”，新闻传媒更应在文化这个至关重要的“阵地”上做到守土有责，而构建起自己的“人文关怀”将是这项任务的重中之重，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

注释：

①《断裂与继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

②《舆论学》李普曼著，林珊译，华夏出版社

③《高信息化社会的传播》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编，1990年版，藤竹晓

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捍卫国家根本利益》姚有志苗小平《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

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现代化社会的文化基础（笔谈）》，王国政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期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8

凸显传媒专业特色

思维敏捷、活跃是新闻传媒专业学生不同于其他专业学生的一个特点，然而普通话作为实践比例较大的课程并不利于新闻传媒专业学生去发散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发掘出符合该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帮助他们提高普通话水平。1、增加课前说新闻实践环节开展课前说新闻的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普通话表达能力的重要一步，每堂课开始之前请五六个学生上讲台上播报一条新闻，教师针对学生的语音、语气、语法进行评价和打分，这可以作为期末总成绩的一部分，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普通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加深学生的新闻敏感度，在教师的点评下明白自身普通话的不足之处，极大的提升了口语表达水平。2、充分利用广播、影视资料的相关素材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有声有色的学习资料，帮助学生学习普通话各方面的规范，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的代表作《普通话与方言》就是很好的素材，帮助学生理解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区别；《新闻联播》作为我国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其对普通话的要求是极高的，给学生分析主持人的语气和语态，为其提供极佳的例证。CCTV每年的新年新诗会也可以作为教学素材播放给学生，为学生讲解朗读的技巧。3、邀请传媒从业人员为学生进行普通话实践教学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主持人、播音员等传媒从业人员为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普通话的重要性和实践功能，同时看到传媒从业人员极高的普通话表达水平，在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明白自身的不足，增加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这是针对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的有效举措之一。

理论教学紧贴普通话测试，强化说话训练

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语言不需要以十分飘渺的形式存在，它作为人们日常交流沟通所用的形式出现。”普通话教学对于高校新闻传媒专业学生来说不是一门单纯的课程，更应该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强化说话训练，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语气、语态等方面的培养。广播电视编导等新闻传媒专业都要求学生在报考大学前进行普通话考试，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处于中上层，流畅朗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口语表达能力还远远不够，这和缺乏一定量的说话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结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差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思路，无话可说，再次是说话形式在但是感情缺乏。说话难关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克服，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教师应该加强实践教学的比例。学生在说话过程中思维和情感都会引起一定的活跃度，这种活跃度要保持高昂的话就必须充分把握住技巧，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这和学生的事物认知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指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表达能力。通常情况下，给说话者一些词语或关键字就能激发其语言表达的思路。一般人们喜欢讨论购物和消费的话题，但是毫无目的的谈论只会让整个对话繁琐，有些时候还会无话可说。但是一旦将话题分类清楚，谈论话题就显得清晰多了，将消费分为网上购物、商店购物、电视购物等形式，帮助学生培养流畅的口语表达能力，这对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也显得至关重要。教师可以给学生指定一个话题或新闻热点，让其用正确的语态来发表对这个话题的看法，让普通话水平在日常表达中提高。教师在新闻传媒教学中要紧贴普通话教学的标准，通过多方面的训练来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学生在日常交流沟通中要注意说话方式和语气，不断扩展自身口语表达的思路，这对于一个新闻传媒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必须具备的。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更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普通话教学方式，为社会输送高素质、高水平的传媒人才。

本文作者：张鲁萍工作单位：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9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新闻传媒论文范文篇10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定义

何谓传播学？有各种理解。本文采用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的广义传播学。[2]

2．样本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方法。为提高效率，借鉴了前人的两篇同类论文，即：肖燕雄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和徐剑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合并他们给出的名单，共获得中国传播学论文引用率居于前列的学者40余人。

本文不同于以上两文的特点为，尤其重视论文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引次数越多，则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具有较高被引率的论文。对上述40余名学者发表的2000多篇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被引率在3次以上的为764篇，约占1/3。

其中，3-10次的为642篇（84%）；11-20次的为85篇（11%）；21-30次的为20篇（3%）；31次以上的为17篇（2%）。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即影响力越大的论文，数量越少。考虑到3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本文确定，以被引率在11次以上的论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共计122篇论文，出自31位学者。

图1：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篇）

需要说明，本文分析的所有论文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3]论文被引率也都来自其引文数据库，从1979年起，至2007年止。[4]

3．变量

有关作者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单位等，涉及论文的变量则包括内容、方法、贡献等。细目如下：

（1）内容——A、理论（经典学说、新媒体、舆论监督、危机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传播伦理与法规、媒介公信力、受众、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与政治、媒介经济、媒介从业者；B、历史（中国新闻与传播史、外国新闻与传播史）；C、实务（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2）方法——D、思辩（概念推理、文献分析）；E、实证（定性、定量）；F、综合。

（3）贡献——G、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或修改、推翻前人所言，对理论有显著推进意义，或对实践有显著参考价值）；H、介绍（对前人成果的介绍）；I、总结（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三、主要发现

1．总体描述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数及被引论文数，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惊人的快速增长态势。参见表1和图1。

试比较1979年和2007年，传播学论文数从358篇/年猛增为24366篇/年，增幅高达60多倍！若以1979年的358篇为基数，则至2007年累计的论文总数为224740篇，后者更高达前者600多倍。超过22万篇论文，这堪称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由此推算，作者队伍的扩张也非常可观，假设一年人均发表两篇论文，1979年的作者估计不超过200人，而2006年的作者就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0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轨迹里，有若干明显的波动，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1983-1986年，初步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界似有较为高涨的热情，数量连续突破1000、2000、3000大关；二是1992-1995年，走出“六四”风波的低谷之后，接连超越4000-8000大关；三是1997年，恰好是新闻与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那一年，骤然冲破10000大关；四是2005-2006年，经过几年的平稳行进，又急剧上升，跨越了20000大关。

如果说，论文数主要反映量变，那么，被引论文数就比较能反映质变。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93年，被引论文数很少，一直徘徊在两位数，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很低；直到1994年，才取得突破，到达三位数，此后被引论文数不断增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增幅更大。但总的来说，被引论文数（26279篇）只占数（224740篇）的1/8强。

2．高被引率论文概况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高被引率论文，共122篇（由31位作者发表，人均3.9篇）。当然，所谓“高被引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若以1979-2007年的29年间计，则11次的被引率不过意味着大约2年半才被引1次。但事实上，如表2所示，这批论文集中出现于1994－2006年（共13年），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接均每年被引1次以上，其中最高的被引次数为58次，由于该于1998年（至2006年为9年），因此相当于每年被引约6次。

从表2和图3可见，在此历程中，最高峰值为世纪之交的2001年（24篇），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界终于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集中产出了一批相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的高被引率论文较少的情况，却未必是退步，而更可能是反映了以下规律：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

如果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为界，则此前（1979-99年）21年为33篇，占27%，此后（2000-07年）8年为89篇，占73%。也就是说，从总时间量（29年）看，后一阶段只占四分之一强（27%），但其高被引率论文的产量恰好相反，接近四分之三（73%）。

图3：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发表高被引率论文数（篇）

3．作者分析

（1）性别

如图3所示，在31位作者中，男性有26人，占83%，女性有5人，只占16％。这反映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高被引率论文作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2）年龄

这批作者的年龄，集中于20世纪40－60年代出生者，即38—67岁之间。其中，10人出生于40年代（58—67岁），占32％；12人出生于50年代（48—57岁），占39％；7人出生于60年代（38—47岁），占23％，三者合计为94％。另外的2人，出生于20—30年代（68—87岁），占6%。可见，50岁左右是研究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年龄段。

（3）单位（地域）

从作者所在单位看，显然集中于高校，共10所，另有研究机构，仅2所。作者最多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8人），其后依次为中国传媒大学（5人）、复旦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这5个单位，共拥有24人（占77%）。其余7人（占23%），则分布在7个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作者单位和地域的分布，有一种集中趋势，即偏向少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京、沪、浙、鄂地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人数111111

4．论文分析

（1）内容

在本文选取的122篇高被引率论文中，按大类分，“理论”取向最为突出，共计103篇（占85％），“实务”取向和“历史”取向分别只有15篇（占12％）和4篇（占3%）。

从“理论”取向的论文看，又可细分为13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为：“新媒体”（19.4%）、“传媒经济”（14.6%）、“经典”（14.6%）、“学科发展”（11.7%），这4类合计共六成（60.3%），可谓如实地凸显了当下中国传播业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其余9类的比例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5.8%）、“伦理与法规”、“舆论监督”、“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新闻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9％）、“危机”（1%），大体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相对而言，除了“公信力”、“危机”2类兴起不久之外，其他7项皆属于传统或常规课题。

在“历史”取向的论文中，“中国”和“外国”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再考察“实务”取向的论文，“新闻”比例最高（53.3％），超过半数，“传播”居中（26.7％），“媒介经营管理”（20％）排在末尾。但其实，后二者也可合并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实务，如此，“新闻”与“传播”就旗鼓相当了。

理论类新媒体20传媒经济15经典15学科发展12受众9

大众文化6伦理与法规5舆论监督5传媒与政治5公信力4

新闻传播教育4传媒从业者2危机1小计103

历史类中国2外国2小计4

实务类新闻8传播4媒介经营管理3小计15

从时间角度看，有什么变化呢？如上所述，这122篇论文中，近四分之三（73%）发表于2000年之后。表6显示，在此平均水准及以上的内容类目达11个（以黑体标示），占总数（18个）的六成。特别是“伦理与法规”、“公信力”、“传媒从业者”、“危机”、“传播（实务）”，100%出现于2000年以后，“传媒经济”、“新闻（实务）”、“舆论监督”也达到80%及以上。这些类目，可说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热点。

（2）方法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状况究竟如何？如图7所示，时至今日，仍以“思辨”方法为主，约占2/3（65％），相比引进传播学之初，一个不小的变化是，使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从无到有，越来越多，超过了1/5（21%），而且，出现了使用“综合”方法的论文，占14％。由此可见，“实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正在日益普及，但尚未成为主流，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历时变化如何？从图9可见，1996年以前是思辩方法论文的“一统天下”，而1997年以来，使用实证、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0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思辩方法论文。若以2000年为界，比较1999年前与2000年后使用三类方法论文的比例，结果如下：思辩——30%比70%，实证——24%比76%，综合——16%比84%，各自增幅为：思辩233%、实证317%、综合525%。差异虽不算很大，但毕竟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思辩方法论文在减少，实证、综合方法论文在增多，而且，综合方法论文的增幅最大。

（3）贡献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指标。本来，所谓科学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创新，即：为人类知识大厦（在此而言，就是传播学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但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图10），在122篇论文中，主要贡献是“总结”和“介绍”，分别有73篇、21篇，各占60％、17%，两者合计为94篇，占77%。换言之，超过3/4的论文是对他人成果的回顾、梳理、评述，而“创造”的论文仅为28篇，占23%，即不到1/4。也可以说，这如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中”态势。

与方法的情况类似，从历时变化看，如图11、表7显示，2000年以来，“创造”论文的增速虽不算很快，但超过“介绍”和“总结”的趋势已相当明朗，具体数据（1999年前与2000年后之比）如下：创造——18%比82%，介绍——24%比76%，总结——32%比68%。三者的增幅分别为：创造460%、介绍310%、总结2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状况其实与“方法”情形密切相关，即：大部分“创造”类型的论文，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在28篇“创造”论文中，有20篇使用了“实证”方法，占71%；而“思辩”方法的论文，其贡献大多局限于“总结”或“介绍”，在79篇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中，只有8篇的贡献为“创造”，仅占10%。当然，“总结”、“介绍”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喧宾夺主”、取代“创造”而成为主流，则只能理解为研究的科学性不显、方法的规范性不强、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了。

四、简短结论

纵观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历程，可谓发展迅速、进步巨大、成就显著。从专业期刊论文看，2007年与1979年对比，年发表量增60倍，总发表量增600倍。但必须承认，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生长，毕竟时日尚短，根底仍浅，因此，外延大大超过内涵，与数量的增长相比，质量的提升远远不如人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即使在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也仅有1/4弱，据此可以推测，在全部论文中，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短、基础弱等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层面看，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专业期刊的良莠并存、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科学方法的训练不足等，恐怕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举凡这些课题，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考察。

另外，在相对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区域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注释]

[1]参见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载《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2]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3]参见。据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国内出版的6642种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2460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9%；其他期刊4182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0%。文献收录期数完整率不低于99.9%，文献篇数收录完整率不低于99.9%。期刊文献互联网出版平均不迟于纸质期刊出版之后2个月。

[4]本文发表之际，中国期刊网尚未显示2008年全年的完整情况，故数据只计算到2007年为止。

[参考文献]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