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监管范文10篇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1

一、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框架分析

(一)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

1．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社会联合防范机制。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缺乏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下级行经营者强化内部控制的激励不足。同时，作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重要内容的稽核监督体系隶属于各级行经营者，没有有效独立出来，其监督职能也容易流于形式。由于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导致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薄弱，中央银行忙于外部监管，其结果，往往是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精力，但监管效果不明显。此外，社会信用秩序不健全，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金融运行的问题仍然存在，金融机构恶性竞争多，规范化的金融互律机制不健全，一个地方政府关心和支持、强化行业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监管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2．缺乏一整套系统性的风险预警、处置、缓冲、补救机制。金融监管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体系，缺乏早期预警和早期控制，监管信息没有有效利用，风险防范工作忙于事后“救火”；在当前机构市场退出主要采取撤销(关闭)和破产等方式的情况下，稳定的市场退出和保障机制(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的破产关闭程序等)没有建立起来，导致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的手段加以解决，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总体而言，系统化的事前预警、事中灵敏处置和缓冲化解、事后及时补救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不利于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3．基层中央银行尚缺乏一套科学严密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方法，监管工作具有被动性，监管权威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由于商业银行报送数据可用性较差，中央银行非现场监管体系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相结合的现代监管方法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从现场监管情况看，检查走过场、应付上级行任务、工作主动性差等现象仍然存在。同时，对监管工作中发现的未达到监管标准和违规违章的机构和人员，有的没有依法严肃处理，监管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降低了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和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威。

4．金融监管存在分散性或孤立性问题，系统性和持续性监管不到位。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仍然是分层监管，没有实现按法人的集中监管，无法全面系统掌握金融机构经营的整体情况；人民银行内部监管职能分散，监管工作孤立，各部门协调配合的合力监管工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同时，监管内容不全面，监管手段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于手工操作，监管标准随意，监管操作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够，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监管、并表监管等持续性监管手段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无法实现对金融机构的全过程系统监管。另外，分业监管使各监管机构自成系统，缺乏配合，存在监管工作漏洞，出现分业监管与跨业违规经营的矛盾。

5．金融监管的核心仍然停留在合规性监管。我国金融监管仍然把重点放在机构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上，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未全面展开，对市场退出前的监管基本空白。在现行监管中存在着重审批、轻管理，重国有银行、轻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重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轻表外业务及其他创新业务等问题。

(二)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基本框架

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金融业行业自律体系、社会联合监管防范体系四个层次。

1．人民银行监管体系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金融监管职能是一种政府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金融业行政主管机关。因此，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体系理当成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其内容包括：(1)人民银行内部各层次、各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纵横结合的合力监管组织体系；(2)过程连续、衔接有序、运作规范、方法科学的现代化金融监管操作体系；(3)内容可靠、传递及时、部门共享、目标明确的金融监管信息体系；(4)预警超前、处置快捷、灵敏有效的系统化风险防范控制体系；(5)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指标体系，等等。

2．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如前所述，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重视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而市场约束依赖于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中，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或者所有者对银行的监督约束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称之为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是在信息充分披露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实现自我约束的保证，因而是市场约束的实质。因此，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是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治理体系要求加强所有者或上级行对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职能。因为，所有者或上级行对金融机构负有监管责任。总分银行体制下，分支行是总行或上级行的派出机构，在总行或上级行的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并不是独立的责任和风险承担主体。总行或上级行作为分支行的所有者，必然负有监管责任。

3．金融业行业自律体系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补充。行业自律是指各类金融机构通过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等自律性组织进行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金融同业协会在维护金融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x=B.TJ!N+~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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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联合监管防范体系是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环境保障。金融活动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诱发金融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没有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以各级地方政府为核心，包括人民法院、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财政部门、新闻宣传部门、会计或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等在内的社会联合监管防范体系，构成有效银行监管的外部环境。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联合监管防范体系是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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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我国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对策研究

(一)建立中央银行有效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其监管的核心作用

1．合理划分职责，强化合力监管，努力构建监管与再监管相结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一是建立职责明确的纵向组织体系。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根据本辖区情况，建立和健全分行、中心支行和支行三级监管体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监管、部门落实、责任到人”的工作制度，合理划分各级行的监管职责，使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纵向监管组织体系中，要逐步实现监管操作与监管政策制定的分离，合理进行监管分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二是建立合力监管的横向组织体系。建立人民银行横向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核心是建立以金融监管职能部门为主、其他职能部门为辅的职责明确、部门联动的合力监管工作体系，达到金融监管的及时性、全面性和有效性。要探索建立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和工作协调会议制度，促进部门间的协调，使之形成监管合力。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是各级行金融监管核心和责任主体，主要职责是协调各监管部门的业务，就共同的监管事项制定统一规划；根据辖区风险情况和监管实际，制定监管政策；负责创建金融安全区；与政府及其各部门、保监会、证监会联系沟通信息。成员由行长、分管副行长以及金融监管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在领导协调小组下，由分管行长协调监督各相关处(科)室，形成从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分管行长、部门负责人至具体责任人的四级组织体系。工作会议制度采取定期会议制度和重大事项通报制度两种形式。金融监管领导协调小组要通过协调会议，建立起人民银行内部各部门在监管操作和监管政策两个层次上的协调机制。同时，要结合完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实施信息共享制度，建立监管工作流程等，进一步探索建立人民银行内部各部门、各岗位的合力监管工作机制。三是积极探索建立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再监管机制，切实防范监管工作中的道德风险。要建立监管业绩考核制度．结合年度考核、年度评优，加强对监管部门和人员的绩效考核。建立金融监管责任追究制度，对因监管失误或监管不力导致金融风险事件发生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处罚。进一步健全对监管人员的社会举报制度，对被举报部门和人员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为促进监管部门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积极性，可以依据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对人民银行分支行及其各监管部门进行责任考核。

2．建立和完善系统连续、衔接有序的全过程监管操作流程，实现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系统化、电子化。要通过建立全过程的监管操作流程体系，真正使金融监管成为一个由市场准入、日常营运、风险防范与控制、跟踪监控和市场退出等各要素和环节构成的系统、连续、完整、循环的过程。建立监管操作流程，要在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做到工作衔接有序、运作规范、职责分明，使各环节能够自动配合、自动运行。

在监管操作的各环节上，要注意建立规范化的监管操作文本规范。金融监管文书体系包括：(1)《金融监管操作手册》。内容包括监管组织体系、监管职责、监管流程、操作方法等。(2)非现场分析报告和现场检查报告。(3)金融监管报告。同时，适应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发展趋势的要求，要不断加强监管操作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逐步实现监管操作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提高金融监管效率。要加强计算机安全管理，为金融监管提供安全的现代化的技术保障。

3．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监管数据库，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在风险预警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要按照区别对待原则，对不同的监管对象建立不同的预警指标体系。对于政策性银行，重点监测信贷资产质量；对作为非法人机构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重点监测信贷投向和资产质量、流动性、效益性，不考虑资本充足性指标；对法人机构包括城乡信用社实行全面监测；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重点监测风险性和合规性指标。非现场监管部门要采用一定的分析方法，如水平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同业分析法等，对上述指标进行单一和组合分析，并根据预警指标在不同的变化区间所预示的风险状况，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作出评价，判断其所面临的风险状况。要探索建立金融分析师制度，实现非现场监管分析预警的专业化，为金融监管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二是建立金融监管数据库。充分发挥非现场监管的作用，必须建立金融监管数据库。监管数据库是风险预警、处置、补救等风险防范体系的前提，是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基础。建立科学的金融监管数据库，必须实现预警指标的数据采集、汇总、加工、传递的电子化、网络化。金融监管数据库要在金融统计数据库的基础上，按金融监管预警指标体系的内容需要建立，由金融统计部门负责建设。条件成熟后，连通人民银行监管数据库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数据库，使人民银行能够调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数据，从而可以更加科学准确地分析、评价金融机构经营情况，使风险预警更加客观。三是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为确保监管数据真实可靠，要建立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真实性责任追究制度。金融机构必须按人民银行的要求报送有关报表、报告，对人民银行要求披露的信息，必须按要求披露。主要签字负责人对有关报告、报表以及其他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人民银行发现虚假行为，要追究签字负责人责任。4．建立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方法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持续性、计划性、超前性。非现场监管为现场监管提供分层次的早期预警信号，现场监管据以制定检查计划，采取层次不同的检查措施。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辅相承，互为补充。非现场监管部门根据金融监管预警指标体系和其他信息，从资产安全性、流动性、资本充足性、效益性等，对金融机构风险情况和经营情况进行监测，作出评价，提出预警报告，传递给相应的专业监管部门。专业监管部门根据专项检查方案和非现场监管部门的初步评价和风险信号，通过质询、谈话、现场检查、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等手段，对风险进行确认核实。同时，结合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市场风险水平等的分析评价，对金融机构进行综合分析预警，提出整改措施。要强化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的目的、范围和重点，对金融机构开展全面检查或专项检查、常规检查或非常规检查。全面现场检查要涵盖被检查金融机构的各项主要业务和风险，以及管理内控的各个领域，要对金融机构的总体经营和风险状况作出判断。专项检查要针对金融机构的一项业务或几项业务进行重点检查，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金融机构的常规性全面检查应定期进行；非常规或专项检查的频率视具体情况而定。对关注的高风险或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应更高。同时，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人员要注重与金融机构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制度，要建立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监管工作制度，要建立跟踪监控工作制度，要强化对法人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和集中监管，逐步克服当前分层监管工作中因“各管一段”所带来的监管信息零散或者不综合的问题。

5．建立灵敏快捷的系统性风险防范控制体系，按分类处置原则，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金融风险。在建立前面所述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风险预警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信号传导和风险控制处置体系。监管部门要在风险综合预警后，及时发出风险警报。对一般问题警报，应采取巩固性或改善性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某一业务领域的风险控制，纠正违规行为，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业务结构及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例等，由专业监管部门监督金融机构执行。所采取的监管行动可以是非正式的，包括向金融机构发出信函、备忘录和协约等，指出问题所在，提出整改措施或要求。如果信函或者备忘录没有产生明显效果，特别是银行管理层未给予积极配合，人民银行可以采取正式的监管行动，包括正式签发停止办理有关业务的命令，要求其立即增加资本、调整主要负责人等。对重大问题警报，要区别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救助性措施。包括重组，政府出资，动用存款准备金，资金拆借，人民银行紧急再贷款，人民银行接管。二是市场退出。包括兼并或收购，行政关闭、破产。

6．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共享制度，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效率。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是持续性监管的基础，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要在完善金融监管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内容包括：非现场监管的报表、报告资料；现场检查报告和处罚记录；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档案，其中包括有关部门的处罚记录；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有关资料；金融监管报告。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金融监管提供连续、系统、动态的信息服务；通过信息共享制度，节省各监管部门监管信息的搜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监管信息系统实行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办法。重要监管信息实行集中管理。监管职能部门和监管员对所辖业务资料进行分散管理。有关信息管理责任人员对金融监管的有关政策规定、领导批示、重要调研报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资格档案、市场准入监管资料、有关数据，均应科学分类，建档保存。原件需送出的，应复印保存(规定不易保存的除外)。必须注重监管资料的积累，保持监管资料的历史连续性。各类信息资料应统一口径，实行电子化、网络化管理。实行监管信息共享制度，凡是经过正当途径、手续齐备的，需要调阅有关监管资料，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和协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要注重建立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各监管部门之间要在监管领导小组的组织下就市场准入、日常营运和市场退出监管的情况互通信息，就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对策，将有关信息传递给金融监管信息系统。

7．建立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制定年度金融监管规划，努力提高金融运行质量。金融监管指标应根据辖区金融风险情况，按“立足现状、区别对待、简单明确、突出重点、全面实用”的原则设立。监管部门要根据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制定年度金融监管规划。要根据上年度金融监管指标完成情况，确定本年度金融监管指标值，作为本年度金融监管工作目标。监管部门根据监管目标，制定本年度监管措施规划，根据规划展开本年度金融监管。

(二)建立以央行监管促进、所有者责任追究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监督体系，夯实中央银行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

如前所述，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自我约束能力差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监督体系建设。要通过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促进和所有者责任追究等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治理体系，以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促进金融机构内部监管职能发挥。

1．建立对金融机构内控监测制度和备案制度。细化金融机构内控指标体系，包括重要单证印鉴保管制度、岗位牵制制度、内部操作规程科学性、结算纪律、贷款审批程序、财务管理制度、“三防一保”措施、内部审汁稽核制度以及内控组织体系严密性等。依据细化指标，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同时，建立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备案制度，金融机构实施新的内控制度必须事先报人民银行同意。

2．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机构的上级行责任追究制度。要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金融机构的双重处罚制度。即在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处罚的同时，要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上级行进行处罚，追究其监督不力的责任，以此增强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执行人民银行监管制度的信号传导，增强对下级行的监督约束力度。

如前所述，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自我约束能力差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监督体系建设。要通过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促进和所有者责任追究等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治理体系，以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促进金融机构内部监管职能发挥。

1．建立对金融机构内控监测制度和备案制度。细化金融机构内控指标体系，包括重要单证印鉴保管制度、岗位牵制制度、内部操作规程科学性、结算纪律、贷款审批程序、财务管理制度、“三防一保”措施、内部审汁稽核制度以及内控组织体系严密性等。依据细化指标，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同时，建立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备案制度，金融机构实施新的内控制度必须事先报人民银行同意。

2．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机构的上级行责任追究制度。要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金融机构的双重处罚制度。即在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处罚的同时，要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上级行进行处罚，追究其监督不力的责任，以此增强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执行人民银行监管制度的信号传导，增强对下级行的监督约束力度。

如前所述，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自我约束能力差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监督体系建设。要通过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促进和所有者责任追究等制度，促进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治理体系，以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促进金融机构内部监管职能发挥。

1．建立对金融机构内控监测制度和备案制度。细化金融机构内控指标体系，包括重要单证印鉴保管制度、岗位牵制制度、内部操作规程科学性、结算纪律、贷款审批程序、财务管理制度、“三防一保”措施、内部审汁稽核制度以及内控组织体系严密性等。依据细化指标，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督促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及时解决。同时，建立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备案制度，金融机构实施新的内控制度必须事先报人民银行同意。

2．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机构的上级行责任追究制度。要建立对有内控问题和金融违规问题金融机构的双重处罚制度。即在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处罚的同时，要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上级行进行处罚，追究其监督不力的责任，以此增强金融机构上级行对下级行执行人民银行监管制度的信号传导，增强对下级行的监督约束力度。

3．建立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核通报制度。人民银行每年要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业绩、遵纪守法、金融违规行为及其处罚、个人处罚记录、个人素质等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通报金融机构的上级行或其股东、董事会，使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能够被其上级行或所有者所了解，以强化监督约束。

4．建立金融机构违规责任人处分建议制度。对金融机构违规责任人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处罚外，记入其任职资格档案。同时，对违规程度较重、尚不足以取消任职资格的高级管理人员，由监管部门起草《金融机构违规责任人处分建议书》，与纪检监察部门会签后，经行党委(组)讨论决定，由行长签发，送有关违规责任人的任用机关。同时，要求任用机关反馈处罚措施。

5．将商业银行各级行的内部监督体系独立出来。即在金融机构总行监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将金融机构各级行内部稽核部门分离出来，直接隶属于该审计委员会。各分支机构的内审或稽核人员由上一级内审或稽核委派，其人事关系不受分支行行长领导，工资待遇由上级行确定。在此基础上，建立内审或稽核人员的异地交流制度。

6.强化金融机构的市场信息披露，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金融机构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经营透明度，从而逐步强化债权人和股东单位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提高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能力。

(三)建立银行同业自律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的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机制

要在各省范围内分别成立银行同业协会，各地市分别成立，接受省协会指导。银行协会可以比照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形式建立。建立人民银行对同业协会指导监督关系。银行同业协会作为民间团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独立开展业务活动。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行政机关，对其进行业务监督和指导。同业协会应积极监督、引导各会员单位遵守人民银行规章制度。人民银行对有关违规机构的行为及时通报同业协会，要求其监督解决。人民银行不干预同业协会正常的自律行为，但自律行为明显违反国家法律或损害其他当事人利益时除外。同业协会的自律公约、规章应征求人民银行意见，接受人民银行指导。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2

一、现代金融网络系统典型架构及其安全现状

就金融业目前的大部分网络应用而言，典型的省内网络结构一般是由一个总部（省级网络中心）和若干个地市分支机构、以及数量不等的合作伙伴和移动远程（拨号）用户所组成。除远程用户外，其余各地市分支机构均为规模不等的局域网络系统。其中省级局域网络是整个网络系统的核心，为金融机构中心服务所在地，同时也是该金融企业的省级网络管理中心。而各地市及合作伙伴之间的联接方式则多种多样，包括远程拨号、专线、Internet等。

从省级和地市金融机构的互联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1）移动用户和远程机构用户通过拨号访问网络，拨号访问本身又可分为通过电话网络拨入管理中心访问服务器和拨入网络服务提供商两种方式；（2）各地市远程金融分支机构局域网通过专线或公共网络与总部局域网络连接；（3）合作伙伴（客户、供应商）局域网通过专线或公共网络与总部局域网连接。

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网络系统均有其特定的发展历史，其网络技术的运用也是传统技术和先进技术兼收并蓄。通常在金融机构的网络系统建设过程中，主要侧重于网络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并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生产营运。

就网络信息系统安全而言，目前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机制仍然是脆弱的，一般金融机构仅利用了一些常规的安全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利用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自身的安全设施；购买并部署商用的防火墙和防病毒产品等。在应用程序的设计中，也仅考虑到了部分信息安全问题。应该说这在金融业务网络建设初期的客观环境下是可行的，也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必然。由于业务网络系统中大量采用不是专为安全系统设计的各种版本的商用基础软件，这些软件通常仅具备一些基本的安全功能，而且在安装时的缺省配置往往更多地照顾了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系统的安全性，如考虑不周很容易留下安全漏洞。此外，金融机构在获得公共Internet信息服务的同时并不能可靠地获得安全保障，Internet服务提供商（ISP）采取的安全手段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和他们核心服务的可靠性，而不是保护他们的客户不被攻击，他们对于你的安全问题的反应可能是提供建议，也可能是尽力帮助，或者只是关闭你的连接直到你恢复正常。因此，总的来说金融系统中的大部分网络系统远没有达到与金融系统信息的重要性相称的安全级别，有的甚至对于一些常规的攻击手段也无法抵御，这些都是金融管理信息系统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

二、现代金融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安全需求

目前金融系统存在的网络安全威胁，就其攻击手段而言可分为针对信息的攻击、针对系统的攻击、针对使用者的攻击以及针对系统资源的攻击等四类，而实施安全攻击的人员则可能是外部人员，也可能是机构内部人员。

针对信息的攻击是最常见的攻击行为，信息攻击是针对处于传输和存储形态的信息进行的，其攻击地点既可以在局域网内，也可以在广域网上。针对信息的攻击手段的可怕之处在于其隐蔽性和突然性，攻击者可以不动声色地窃取并利用信息，而无虑被发现；犯罪者也可以在积聚足够的信息后骤起发难，进行敲诈勒索。此类案件见诸报端层出不穷，而未公开案例与之相比更是数以倍数。

利用系统（包括操作系统、支撑软件及应用系统）固有的或系统配置及管理过程中的安全漏洞，穿透或绕过安全设施的防护策略，达到非法访问直至控制系统的目的，并以此为跳板，继续攻击其他系统。由于我国的网络信息系统中大量采用不是专为安全系统设计的基础软件和支撑平台，为了照顾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安全性，导致许多安全漏洞的产生，如果再考虑到某些软件供应商出于政治或经济的目的，可能在系统中预留“后门”，因此必须采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加以预防。

针对使用者的攻击是一种看似困难却普遍存在的攻击途径，攻击者多利用管理者和使用者安全意识不强、管理制度松弛、认证技术不严密的特点，通过种种手段窃取系统权限，通过合法程序来达到非法目的，并可在事后嫁祸他人或毁灭证据，导致此类攻击难以取证。

针对资源的攻击是以各种手段耗尽系统某一资源，使之丧失继续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又称为拒绝服务类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的高级形式为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即攻击者利用其所控制的成百上千个系统同时发起攻击，迫使攻击对象瘫痪。由于针对资源的攻击利用的是现有的网络架构，尤其是Internet以及TCP/IP协议的固有缺陷，因此在网络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大的改进前，难以彻底解决。

金融的安全需求安全包括五个基本要素：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审查性和可控性。目前国内金融机构的网络信息系统应重点解决好网络内部的信息流动及操作层面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即总部和分支机构及合作伙伴之间在各个层次上的信息传输安全和网络访问控制问题。网络系统需要解决的关键安全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传输信息的安全、节点身份认证、交易的不可抵赖性和对非法攻击事件的可追踪性。

必须指出：网络信息系统是由人参与的信息环境，建立良好的安全组织和管理是首要的安全需求，也是一切安全技术手段得以有效发挥的基础。金融行业需要的是集组织、管理和技术为一体的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

三、网络安全基本技术与VPN技术

解决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密问题的两项主要基础技术为网络访问控制技术和密码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用于对系统进行安全保护，抵抗各种外来攻击。密码技术用于加密隐蔽传输信息、认证用户身份、抗否认等。

密码技术是实现网络安全的最有效的技术之一，实际上，数据加密作为一项基本技术已经成为所有通信数据安全的基石。在多数情况下，数据加密是保证信息机密性的唯一方法。一个加密网络，不但可以防止非授权用户的搭线窃听和入网，而且也是对付恶意软件的有效方法，这使得它能以较小的代价提供很强的安全保护，在现代金融的网络安全的应用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虚拟专用网络（VPN：VirtualPrivateNetwork）技术就是在网络层通过数据包封装技术和密码技术，使数据包在公共网络中通过“加密管道”传播，从而在公共网络中建立起安全的“专用”网络。利用VPN技术，金融机构只需要租用本地的数据专线，连接上本地的公众信息网，各地的机构就可以互相安全的传递信息；另外，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公众信息网的拨号接入设备，让自己的用户拨号到公众信息网上，就可以安全的连接进入金融机构网络中，进行各类网络结算和汇兑。

综合利用网络互联的隧道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并通过适当的密钥管理机制，在公共的网络基础设施上建立安全的虚拟专用网络系统，可以实现完整的集成化金融机构范围VPN安全解决方案。对于现行的金融行业网络应用系统，采用VPN技术可以在不影响现行业务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系统的安全性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基础解决方案。

当今VPN技术中对数据包的加解密一般应用在网络层（对于TCP/IP网络，发生在IP层），从而既克服了传统的链（线）路加密技术对通讯方式、传输介质、传输协议依赖性高，适应性差，无统一标准等缺陷，又避免了应用层端——端加密管理复杂、互通性差、安装和系统迁移困难等问题，使得VPN技术具有节省成本、适应性好、标准化程度高、便于管理、易于与其他安全和系统管理技术融合等优势，成为目前和今后金融安全网络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公务员之家

从应用上看虚拟专用网可以分为虚拟企业网和虚拟专用拨号网络（VPDN）。虚拟企业网主要是使用专线上网的部分企业、合作伙伴间的虚拟专网；虚拟专用拨号网络是使用电话拨号（PPP拨号）上网的远程用户与企业网间的虚拟专网。虚拟专网的重点在于建立安全的数据通道，构造这条安全通道的协议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通讯主机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要有抵抗地址假冒（IPSpoofing）的能力。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接收到的数据必须与发送时的一致，要有抵抗不法分子篡改数据的能力。保证通道的机密性，提供强有力的加密手段，必须使窃听者不能破解拦截到的通道数据。提供动态密钥交换功能和集中安全管理服务。提供安全保护措施和访问控制，具有抵抗黑客通过VPN通道攻击企业网络的能力，并且可以对VPN通道进行访问控制。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3

一、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

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4

(一)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金融监管理念

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对金融本质与特性的认识还不充分，也没有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建构货币管理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货币管理并没有实现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18、19世纪的数次银行危机足以证明，货币信用的不稳定问题仍然没有消失，许多金融机构常常由于不谨慎的信用扩张而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起货币紧缩并制约经济发展。

(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理论界对经济运行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时期的监管理念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努力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对宏观经济的严重冲击，对金融机构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则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金融管制过分地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效率问题。因此自由主义理论和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开始复兴。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发展起来。金融自由化理论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以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因此，这一阶段在金融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金融监管的理念是放松管制、提高金融效率。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以往的较大不同是：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监管问题之外，逐渐开始重视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足以说明这一阶段的金融监管理论存在着不完全性，缺乏预见性。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70年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追求效率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金融监管进行了重新认识。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更为复杂及隐秘，同时更具有传染性，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金融产品的出现，各类综合性机构涌现，业务的交叉以及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些给世界金融市场与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而迅猛的变化。因此现代金融已不是传统的金融。要想适应这一巨变，金融监管也必须实现从传统金融监管向现代金融监管的历史性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纷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如放松政府干预、提高管制的质量、增加法律的可执行性、增加管制机构的透明度与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采用公私合作体制、政府职能社会化、引人政府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不同管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等。虽然各国在金融监管及体制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是金融监管理论与理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致于金融监管不能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同步，最终导致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过去一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只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对整个经济的特殊性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金融活动本质性和金融体系运作的特殊性。此外，过去的金融监管理论一直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而忽略了法学理论，因此难以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和构建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二、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一)依据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指出，由于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的高潮与低谷的交替出现，信贷资金的规模、结构和融资类型的变化，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稳定性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金融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金德尔伯格沿着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机一疯狂一恐慌一崩溃模型，并以此说明金融危机所具有的周期性。他认为，在这一方面，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是相同的，但二者不具有同步性，金融危机往往先于经济危机，并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三，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提的根本原因。1992年，吉本斯在其《博弈论入门》一书中将在完全但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论引入对银行行为的分析中，他指出：银行并不是博弈的局中人，它的所有行为全是随着客户的行动而确定，因而，挤提现象的发生与否完全是由银行客户之间的博弈决定的，而不是银行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可以推出，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来自于银行制度内部，与银行经营效率并无直接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是无法通过银行自身来解决的，外部的管理与风险分担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决定其脆弱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比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资产方面的变化所引起的，其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往往是金融机构自身可以决定的，而资产部分的价格则是市场决定的。

第五，金融资产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机构的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是区别金融企业与实体经济企业的根本标志，离开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将与实体经济企业没有本质区别。金融资产不是可以消费的商品，是为了牟利而发生的产品，其自身可以说没有效用，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其自身的消灭，进行价值的转移，而在于通过将其作为交易对象而进行频繁交易进而获利，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工具的原因所在。

总之，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着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仅仅依靠市场约束和内部控制无法解决其风险的产生，因此要依靠外部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由此，金融监管的理念必须是从内在脆弱性的根源入手，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效果。

(二)依据金融资源思想的基础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资源观念的确立是对金融理念的彻底更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把金融作为资源来对待。而实现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建立金融资源法律体系是必然的选择，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金融监管制度也应该以金融资源为理念，这样才能保证金融资源开发、配置趋于合理和科学化，也能够真正达到金融监管的风险防范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自然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许多社会性因素开始逐步被揭示和阐释出了“资源”属性，甚至开始成长为人类存续的主要资源，如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等。金融是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是战略性资源，它具有客观性并内在于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外在因素。它的本质特性是有用性、储藏性、开发性、有限性，这与一般资源的特性相一致。另外，它还具备自身的特性，如中介性、社会性、层次性。既然金融是资源，而且又符合一般资源的特性，因此它的使用和开发就应该与一般资源一样都要受到国家的总体协调和管理。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既具有巨大推动功能又具有极大阻抗的基本特性。因此开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开发，就可获得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否则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环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其恶性结果的积累必然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来进行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一旦一国金融资源部分或全部遭到破坏，某一层次或某些层次的资源的内部和外部正常秩序被打乱、正常运行被阻断、均衡被破坏或功能弱化或破坏，则不同形式的金融风险就会逐渐累积并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公开释放出来，从而在很短时间内传遍全国、全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乃至社会与政治危机并危及国家安全。

(三)依据法律的目标来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改革；协调监管；国际化路径

2010年7月2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9票赞成3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完成了金融危机后最重要的一项法案的确定。新法案被认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彻底的一次金融改革,其目标是重塑金融体系、重振金融竞争力、避免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随着新法案的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将成为与《1933年银行法案》比肩的又一块金融监管基石,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新的标尺。

作为世界金融规则的主要制定方之一,美国在金融监管“新政”中提出的提高银行资本金标准、监管对冲基金等内容,势必对未来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乃至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分析新法案的主要内容和不足,以及对我国银行监管改革和发展的启示职。

一、《多德弗兰克法案》主要内容

根据目前通过的法案,美国将把监管触角伸至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全面清除导致危机的各种“系统性风险”。《华尔街日报》认为,“从整体上讲,立法是为了填补监管差距,终结那些一定程度上酿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投机交易”[1]。新法案强调四个方面:注重宏观审慎监管、严格金融监管标准、扩大监管覆盖范围以及强调跨机构协调监管,有以下主要内容:

(一)新的监管权力

赋予联邦监管部门新的权力。在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如果这些金融机构的倒闭可能破坏金融体系稳定,则联邦监管部门可予以接管并对其进行分拆,而无需动用纳税人的资金进行救助。建立一套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U.S.,简称FDIC)负责操作的清算程序。美国财政部将提供接管破产公司所需的前期费用,但政府必须制定相应的还款方案。监管部门须对接管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的相关费用进行评估,以便在随后收回接管过程中所产生的损失。

(二)新的监管机构

金融稳定委员会:将新设一个由10人组成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委员会成员均为现任监管部门官员,主要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该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在认定某些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已对金融系统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向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Reserve,简称Fed)建议对这些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杠杆及其他规定。在极端情况下,该委员会还有权分拆金融机构。

消费者保护机构:新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并赋予其决策权和部分执行权,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银行和非银行实施监管。通过加强对金融产品的透明度、简洁性和公平性监督及对金融服务提供商的监管来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新机构将有权对所有抵押贷款相关业务、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和信用社、短期小额贷款公司、支票兑现机构以及某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检查和执行监管。

(三)沃尔克规则

将控制大型金融机构的自营业务,但银行可以向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进行小规模投资。这些投资的规模不得高于银行一级资本的3%。禁止银行对所投资的基金提供救助。

(四)衍生品交易

将首次对场外衍生品市场颁布全面的监管规定,监管范围包括交易行为以及出售产品的公司。要求多种常规衍生品在交易所通过清算中心进行交易。按照客户要求定制的掉期交易仍可在场外市场进行,但必须向中央数据库报告,以便监管部门能够更加全面地掌握市场状况。将在资本、保证金、报告、交易纪录和商业行为等方面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新的监管规定。

(五)联邦法律优先原则

新法案允许各州对全国性银行实施它们自己更加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州检察长将有权执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某些规则。如果州法律妨碍或严重影响了银行的业务能力,这些银行可以根据依据个案的不同情况逐一向各州申请相关法律的豁免权。这一规定提高了联邦监管部门优先适用联邦监管规定的门坎,各州司法部长有权强制执行新设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所的某些规定。

(六)强化美联储权利,强调增强美联储的权威性和管辖权

美联储从以往美元购买力的守护者、宏观经济的保护者,跃升为“超级调控者”和“超级监管者”[2]。如今后大型金融机构经营出现困难时,美联储可直接接管并介入经营,而且有权更换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管理层;美联储将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统一监管,对重要支付结算体系进行监管。美国财长盖特纳认为,相关改革将制约不谨慎的机构,从而降低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即使危机到来,也能更好地处理;法案将恢复人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保护消费者、刺激增长。

总体而言,新法案旨在防止美国金融业重蹈2008年覆辙并保护消费者,重振美国金融业。其实是在提高金融业的稳定和活力,并非在稳定和效率间寻求平衡,最终目的依然是要尽量提高金融市场对经济长期贡献的效率,其最终核心是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控制系统性风险。新法案可能会有损于银行的短期利润,但最终将有利于提高长期经济发展的效率。

二、权力妥协与利益博弈:新法案的主要特点及影响

(一)新法案的主要特点

综观这项被一些美国官员称之为“推土机式”的改革,明确责任、加强监管、防患于未然是这次金融监管的方向。美国金融监管的新法案从金融机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危机处理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构筑安全防线,力图使公众恢复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在危机爆发的背景下,这样的改革显得尤必要,体现出了以下特点:

首先,权力的分享和延伸。对监管机构而言,美联储的独立性或被削减,但其权力却大大增强。其他监管机构则各有所得,作为监管者中惟一的破产清算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或将成为新的破产清算授权的最大受益者;储蓄机构监理局和货币监理署在合并后,将成为银行业的主要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的机构和产品范围均有所扩大。新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有可能剥夺美联储在消费者金融方面的监管权力。

其次,实行全面监管、集中协调式监管。监管重心从局部性、个体性监管转向对整个金融市场全面监管,尤其强调了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对交叉业务的协调监管;监管范围延伸至几乎所有金融领域;监管方式从分业分散监管向统一集中监管转变,通过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加强各监管机构间的政策协调和政令统一。

最后,严格的消费者保护。对消费者而言,理论上或将成为“大赢家”。消费者将受到更全面的监管保护,即便是最简单的刷卡消费也将面对相应的监管和得到安全措施的保护,类似于住房按揭和信用卡贷款中的诈欺行为将受到严厉惩罚。当然,由于有了消费者保护机构,对消费者的信贷审查将更严,消费者或将负担更高的信贷成本,面临更少的选择,贷款的可得性也会降低。

(二)新法案的影响

次贷危机导致现代金融制度面临重大变革,在整合金融监管力量的同时,将突出金融监管当局实施以加强行业竞争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监管。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长亨瑞·保尔森在《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时,强调实施金融竞争性监管的迫切性;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评论新修改的《真实信贷规则之家庭住房按竭条款》时,指出要增强按揭市场竞争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的重要性。这些都表明政府越来越重视银行业的竞争问题。此次新法案的最终通过,把监管重点再次放在金融业的安全方面,重拾安全至上的理念。似乎可以认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着效率至上和安全为重的徘徊和决择。这样的犹豫和矛盾在新法案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也是新法案不足和改革不彻底的表现。

首先,金融监管理念选择的不坚决。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强调对市场创新的制衡,本次改革是对以前强调自由市场和纵容创新的监管理念的一个重要转变,但同时却没有考虑市场竞争对金融监管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新法案的实施,重新实现对金融竞争的压制。

美国自诩其金融市场的运作和监管机制为全球典范,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美国先后通过了一系列金融法律,最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模式。混业经营提高了金融企业的效率,也把金融风险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危机之后,美国危机治理和金融监管的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从2008年3月开始的《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到2009年3月《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再到刚刚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三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核心是注重提升美国政府的权威、注重扩大美联储的职能、控制金融资本的过度投机、监控衍生品交易、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

其次,监管重点的不对称问题。从美国的改革思路来看,加强了对大型、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却忽略了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和监督。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看,不仅要关注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同样还需要关注可能影响到宏观审慎的一系列体制性因素。

再次,监管机构设置的不彻底。具体表现在:一是没有触及联邦监管与州监管并存的监管“二元”格局;二是不同的联邦层级监管机构仍然并存;三是没有动摇美联储作为伞式监管者的职能[3]。为新法案增加和放大了美联储的职能,但没有列明与其他机构设置的相互关系和协作机制。这样的处理使监管机构的设置不仅有叠床架屋的嫌疑,也为实施过程中机构的冲突的发生设下了隐患。新法案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置于国会的权杖之下,这将影响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甚至严重削弱美联储“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公务员之家

最后,相关制度实施的不彻底。尽管新法案内容详尽,触及金融业的各项业务。但法案对相关制度实施的具体内容涉及不多,留下了许多空白。如监管范围延伸至几乎所有金融领域但在金融机构高管的激励方式及其道德风险问题方面没有任何举措,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投机行为,未能平息民众对有问题金融机构和高管行为的不满。《纽约时报》认为,监管者需要做大量工作以填补新法案留下的空白,这或许又将是另一场持续数年的“战役”[4]。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触及各国经济。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危害较小,部分原因是我国金融业开放性不足,资本流动尚存在一定限制。但是,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监管体制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美国金融监管新法案在于实现监管方式由分散监管向集中性监管的转变,以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薪酬政策等纳入监管范围,力图消除监管真空的改革举措,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监管范围扩大。我国在事实上实行混业经营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同时经营多种业务或通过创新产品进行跨行业经营,而分业监管造成了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有必要通过设立制度化实体机构加强监管协调,在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权限和分工边界的基础上,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做到监管覆盖的全面性。针对我国当前金融监管存在的薄弱环节,可以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树立“全覆盖”的监管理念。

其次,从美国的改革思路来看,其加强对大型、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对我国未来监管重点的确立也有借鉴意义。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金融机构一直受到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一直受到多个主体相对严格的监管。因此,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看,不仅要关注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同样还需要关注可能影响到宏观审慎的一系列体制性的因素。坚持区分风险、分类监管的原则,强化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

另外,金融业的同质化经营模式可以说是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银行发展强烈地受到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各家银行从发展战略到客户定位等严重趋同,这加剧了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性。鼓励多样化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发展多元化、异质化的金融业务模式和业务品种,构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是改变这一状况的客观要求。

再次,建立良好协调机制,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合作。我国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缺乏法律保障,仅处在原则性框架层面,“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也尚未发挥有效作用。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协调和一致行动也成为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失的必然选择。进一步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各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将协调机制法治化、机构化。成立覆盖银行、证券和保险的机构,该机构成员来自各个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如“一行三会”、财政部、审计署等,弥补交叉监管的疏漏,促进监管政策的协调和执行。

最后,国际化治理路径的趋同与合作。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遍及世界各地的市场,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全球化金融监管的规则和合作。应当考虑对大型跨国机构采用统一监管标准,实现跨国监管合作。国际监管合作不仅是防范外源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有助于统一各经济体在金融监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产生的风险发生转移。金融危机揭示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透明度的不足、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协调的失败、普遍存在的监管套利行为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道德风险,也表明发达国家所一直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方式并不能完全为我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合适的标准,这便使得探索一种新的全球合作框架成为一种必需。利用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局面,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了解国外金融市场发展的最新趋势和监管机构的最新动向,从而为国内市场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避免国外金融风险向国内的转移和扩散[5]。

值得注意的是,《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了美国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母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延伸监管的权力,这有可能使得美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在监管政策标准等方面产生一定摩擦,进而削弱东道国监管政策的独立性。面对不同的全球治理框架路径,我国也需要认真考虑其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不仅应当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改变当前我国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格局,也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四、结论

放松管制—危机—加强监管—繁荣—放松监管,一直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循环之路。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过后,都面临一次重要的对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此次金融监管法案的实施是美国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全面反思和讨论的成果,尽管其中有不少利益的折衷和妥协,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未来美国和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所在。

随着外部风险的加大和本土金融体系的发展,我国建立机构监管、社会监督和机构自律等“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符合现代金融风险特征的监管框架,已是大势所趋。未来金融监管体系正在成为新的博弈杠杆,金融监管也将成为国家新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国需要认真思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定位,除了维护自身健康稳定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和监管体制外,应当参与全球监管体系建设。从我国金融业的实际看来,需要在强调安全的基础上,提高本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起到对内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外发挥国际融资,提升国家新的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详细解读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EB].

2.王秀华.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及我国的监管走向[J].新金融[J],2010,(5):57.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6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完善建议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等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金融创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尽快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金融创新产品与市场监管齐头并进。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并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可观、产品繁多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在2万亿元的基础上翻了数倍，融资结构也呈现多元发展，金融对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在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最为庞大，衍生品的种类和数量远超过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积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对金融行业意义深远，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增强，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府开始关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情况，同时由于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同时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如注重保护金融系统各层级的参与等，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金融衍生品由于其形成的特定机制决定其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对资本追逐利益与规避风险等多种要求均能很好地满足，是扩展投资渠道，引进投资的重要金融工具。但是目前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及监管体系以及相关的宏观调控等各个环节出现脱节，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有机可乘，随意开发金融衍生品，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金融衍生品行业混乱、缺乏创新

目前国内金融衍生品行业状况混乱，衍生产品的创新力度严重不足；大多数国内平台因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时间不长，没有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也没有完善的风险度量体系和评估体系；很多从业人员不具备专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无法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进行防范。

2.监管主体过于分散

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体系主要是由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来实施，形成了一线多头的监管模式，而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交叉业务的增多，这种监管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首先，在这一监管制度下，不同的监管部门只能对自己权限下的问题进行监管，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多方面的，单一部门是无法解决，这就需要多个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但是由于部门和人员众多，需要大量时间沟通合作，往往不能第一时间控制住风险态势，造成监管效率低下的后果。其次，在这种监管模式下，各个监管主体各自为政，往往导致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监管目标不明确、职责模糊，造成金融监管冲突和空白的不良后果。

3.行业自律水平比较低

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各行业协会和4大交易所（包括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但其发挥的监管作用比较有限。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仍旧不够成熟、仍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阴影，使金融衍生品的自律组织难以形成，并且也使现有自律组织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基本沦为政府部门的附庸。

4.与国际监管合作有待加强

虽然目前我国在与国际上的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在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中，主要是对商业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况进行合作，其他组织合作过少；同时在立法上，我国在金融衍生品的国际合作中只有总括条款，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国际监管方面的合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三、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1.加强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政府应该积极寻求增加新的融资渠道，通过金融衍生品行业的发展，扩展投资渠道，合理地利用金融市场上庞大的资金资源，同时建立多层级的具有更为丰富的金融产品的市场，进一步完善金融衍生品行业的立法，使参与者有法可依，有法可守，用法律来规范整个金融行业，通过立法来明确行业责任，保证投资者的投资权益，降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

2.建立明确的金融市场监管和管理体系

整合目前金融市场监管资源，理顺各监管部门的关系，明确监管职责及目标，同时积极与国内外知名金融集团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引进国外专家及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并且应该结合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推动金融衍生品行业自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顺应现代金融业多元发展要求，使整个金融监管体制架构清楚、脉络清晰，推动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

3.推动金融衍生品行业的从业资格认证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一方面，应严格金融市场的准入资格的认定和资格审核，推行金融衍生品从业人员资格认证上岗。同时，重视从业人员业务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完善金融衍生品从业人员后续教育培训机制；重视从业人员在上岗前锻炼实际操作业务，并每年对从业人员进行审查和认定。另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的资格认证体系，通过系统地讲解金融衍生品管理理论，要求从业人员在保证日常工作开展同时，从战略角度认识和了解金融衍生品市场，努力培养服务型、监管型从业综合人才，使其成为长期拥有领先的核心战略竞争能力和不竭的金融创新能力的人才。

作者:乔琳 单位: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沈翔.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温州金融行业发展对策浅析[J].时代金融旬刊，2010，（11）：72-73.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7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金融市场已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融合,面临的金融风险日益增强。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在发展壮大金融产业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项关系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任务。首先介绍了金融风险的概念以及特点,然后分析了目前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最后,针对现存的一些问题,指出防范和化解中国金融风险的对策。

一、金融风险的现状

1.呆坏账水平高。2003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尽管如此,过多地强调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事实上不良贷款蕴涵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根据中国银监会2007年2月12日公布的200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状况报告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

2.信贷投放过快。应该看到,当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仍然高涨。因为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从贷款的结构来看,投资的大部分流向许多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长期贷款比重仍较大。由于长期债券市场的缺乏,潜在的金融风险又集中于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通过发放大量新贷款来稀释不良贷款率的盲目扩张行为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社会信用环境不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商业银行自身的内控机制欠缺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过快的信贷投放可能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3.流动性问题。当前,长期的流动性问题,是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主要是一些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等。这是一种不太合理的金融现象,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

4.房地产带来的金融泡沫。在加入wto后,国内银行业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以及商业化经营的压力,各大银行都在争抢高回报、低风险的客户,而房地产信贷一向被看做优质客户,信贷风险较少,导致银行近年对房地产的贷款额大幅上升[5]。当前比较突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真正自有资金往往不足30%,发展商“出地”、银行“出钱”的情况严重;二是一些分阶段连续开发的大型楼盘过度开发形成风险;三是银行对贷款的监控不力,信贷资金被挪用,从而形成风险;四是房贷、车贷等项目贷款条件放松,消费者违约现象增多,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房地产二级市场不活跃,房产预售、未完工房屋交易预期价格水平上涨,收入预期不合理,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高,促进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聚。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5.信用体制不健全。2002年,中国颁布了银行业新的《信息披露准则》,信息披露水平和行业透明度有了相应的提高,但中国商业银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来遗留的一些特性,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存在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观,尤其是涉及公司内部经营、个人收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比如,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在前几年被认为是风险相对较小、收益较高的优质项目,但近期频频发生的违约现象正在改变这种观念。一些消费者购买多套住宅以至发生偿还危机。继2003年银行业公布车贷黑名单以后,2004年银行业又公布了房贷黑名单。这种事后惩罚往往难以弥补银行业的损失,客观上也加重了银行业的风险。职称论文

6.金融风险意识欠缺。从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我们没有巴林银行教训,没有日本兴业银行的遗憾,更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于是社会各业中,对金融风险的危机意识很是淡漠,如为追求高息收入,高息集资,高息吸储的现象不断出现,甚至还存在着抵押房产,贷款炒股,置风险于不顾,盲目出资,这些都使金融风险的积存和滋生提供了养分。

二、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

1.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防范于未然。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各种隐患,就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紧跟现代国际金融发展的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健全现代金融制度。这不仅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国金融能否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不论是在资金、规模,还有金融创新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位居世界500强之列,但是在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方面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证券和保险机构与外资机构相比差距更大。因此,第一,我们要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第二,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需要,加快改革中国现代金融教育体制,下大力气加强现代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培养。第三,逐步组建几个实力雄厚、经营多元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金融机构。

2.市场开放稳定有序,避免强烈冲击。中国还处于经济转轨阶段,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有效建立,诚信意识、内控机制、激励机制、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因此,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有目标、分阶段、审慎有序地进行,既要积极、稳妥,又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做到趋利避害。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对外开放过早过急,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尤其要注意防范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放开尤其要谨慎,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限制,往往是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国家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市场一旦放开,再要完全管住资本项目是相当困难的。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保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大量外资金融机构涌入中国,对中国金融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要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监管法规和制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金融业的综合监管。第一,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局部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要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要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要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中国要改变单向内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政策和手段,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一致,争取早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先,监管政策的覆盖面应既包括国内金融业及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又要包括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其次,监管的内容要适应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应成为中国监管当局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最后,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手段应该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各项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风险;金融体系;中国

1.呆坏账水平高。2003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尽管如此,过多地强调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事实上不良贷款蕴涵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根据中国银监会2007年2月12日公布的200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状况报告所公布的数据显示[1],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

2.信贷投放过快。应该看到,当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仍然高涨。因为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2]。从贷款的结构来看,投资的大部分流向许多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长期贷款比重仍较大。由于长期债券市场的缺乏,潜在的金融风险又集中于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通过发放大量新贷款来稀释不良贷款率的盲目扩张行为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社会信用环境不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商业银行自身的内控机制欠缺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过快的信贷投放可能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3.流动性问题。当前,长期的流动性问题,是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主要是一些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等。这是一种不太合理的金融现象,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

4.房地产带来的金融泡沫。在加入WTO后,国内银行业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以及商业化经营的压力,各大银行都在争抢高回报、低风险的客户,而房地产信贷一向被看做优质客户,信贷风险较少,导致银行近年对房地产的贷款额大幅上升[5]。当前比较突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真正自有资金往往不足30%,发展商“出地”、银行“出钱”的情况严重;二是一些分阶段连续开发的大型楼盘过度开发形成风险;三是银行对贷款的监控不力,信贷资金被挪用,从而形成风险;四是房贷、车贷等项目贷款条件放松,消费者违约现象增多,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房地产二级市场不活跃,房产预售、未完工房屋交易预期价格水平上涨,收入预期不合理,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高,促进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聚。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5.信用体制不健全。2002年,中国颁布了银行业新的《信息披露准则》,信息披露水平和行业透明度有了相应的提高,但中国商业银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来遗留的一些特性,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存在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观,尤其是涉及公司内部经营、个人收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比如,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在前几年被认为是风险相对较小、收益较高的优质项目,但近期频频发生的违约现象正在改变这种观念。一些消费者购买多套住宅以至发生偿还危机。继2003年银行业公布车贷黑名单以后,2004年银行业又公布了房贷黑名单。这种事后惩罚往往难以弥补银行业的损失,客观上也加重了银行业的风险。

6.金融风险意识欠缺。从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我们没有巴林银行教训,没有日本兴业银行的遗憾,更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于是社会各业中,对金融风险的危机意识很是淡漠,如为追求高息收入,高息集资,高息吸储的现象不断出现,甚至还存在着抵押房产,贷款炒股,置风险于不顾,盲目出资,这些都使金融风险的积存和滋生提供了养分。

1.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防范于未然。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各种隐患,就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紧跟现代国际金融发展的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健全现代金融制度[3]。这不仅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国金融能否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不论是在资金、规模,还有金融创新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位居世界500强之列,但是在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方面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证券和保险机构与外资机构相比差距更大。因此,第一,我们要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第二,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需要,加快改革中国现代金融教育体制,下大力气加强现代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培养。第三,逐步组建几个实力雄厚、经营多元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金融机构。

2.市场开放稳定有序,避免强烈冲击。中国还处于经济转轨阶段,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有效建立,诚信意识、内控机制、激励机制、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因此,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有目标、分阶段、审慎有序地进行,既要积极、稳妥,又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做到趋利避害[4]。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对外开放过早过急,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尤其要注意防范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放开尤其要谨慎,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限制,往往是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国家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市场一旦放开,再要完全管住资本项目是相当困难的。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保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大量外资金融机构涌入中国,对中国金融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要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监管法规和制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金融业的综合监管。第一,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局部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要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要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要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5]。另一方面,中国要改变单向内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政策和手段,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一致,争取早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先,监管政策的覆盖面应既包括国内金融业及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又要包括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其次,监管的内容要适应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应成为中国监管当局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最后,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手段应该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各项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金融监管；监管制度

当前，次贷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次贷危机起源于美联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刺激美国金融机构大肆放松贷款标准，导致所谓“谎言贷款”、“倒贴贷款”等花样繁多的次级贷款急剧膨胀，刺激美国以投资银行为首的所有金融机构拼命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业毫无节制地发行了天文数字般的各种债务。由于自1999年以来，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级住房贷款支持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全球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到1％，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当次贷危机像核武器一样炸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些经过无数包装打扮出来的“创新”产品，竟然能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畅行无阻，华尔街的精英以及各国的金融才俊，竟然对其中的风险视而不见，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监管是否需要及如何变革和完善，究竟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同时如何提升监管能力，或者说，如何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成为重点思考的内容之一。本文将重点研究对金融衍生交易的政府监管以及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在此之前，我们势必事先需要对金融衍生工具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世界金融创新的产物，而且也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显出其多样性。处于金融创新的大潮中，金融衍生工具有其特有的含义以及发展历程。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

金融衍生品(FinaneialDerivatives)，也称金融衍生工具、衍生证券，是从传统的金融工具衍生变化出来的，通常指某种具有流通性的票据、证券化的契约或者代表一定资产的所有权凭证。我们将其基础的金融工具称为基础性金融工具或原生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的概念在实务中更为宽泛，指根据某种相关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定值的金融工具。

(二)金融衍生品的特性

1，杠杆性

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较多的投资，以小博大，交易时不必交纳相关资产的全值，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便可得到相关资产的管理权。但这种杠杆效虚使收益扩大的同时也可以同比例地放大风险。这种特性容易诱发过度投机和巨额亏损事件，正如巴林银行破产案和我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2，虚拟性

独立于现实资产运动之外，能给证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衍生工具市场的规模有可能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有时会脱离原生市场膨胀，形成经济的倒三角，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造成金融动荡或危机。

3，复杂性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是“火箭科学家们”匠心独具的成果，由多种组合技术构成，很复杂，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很复杂。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难以理解它，明白它的风险所在，再加上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使得它更神秘莫测。

4，未来性

与传统金融交易不同，金融衍生交易的定义我们可知它是对未来的权利和义务做价，合约的订立和资产的实际交割是分离的。市场中的投机者正是利用这种分寓间通过判断市场行情而获利的。

二、金融衍生品涉及的风险

1994年，国际证券事务委员会及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对衍生商品涉及的风险作了权威性论述。认为衍生商品涉及以下6种风险：

1，市场风险。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亏损的风险。

2，信用风险。指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合约对手违约或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场外交易中尤为突出。因为交易所会员制制度保证了进行交易的交易商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信用，风险转嫁到结算公司。而交易所的保证金制度，持仓限制等都使信用风险降低。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合约的期限长短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合约的期限越长，信用风险就越大。

3，流动性风险。一方当事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出货或平仓机会所造成的风险。

4，操作风险。因人为错误、系统故障造成的风险。

5，结算风险。属于广义的信用风险的一种，指在结算日交易时对手未能根据舍约履行责任而引起亏损的风险。因其关系到交易目的能否实现，影响重大，故予以单列。

6，交易目的无法实现带来的损失。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监管体制比较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政府监管指政府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政府监管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制中的宏观层面，是对一国金融市场整体实施监管的重要力量。各国均从促进本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目的出发，选择并建立起一套适应本国或地区特点的政府监管体系。

政府监管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特点。强制性表现在监管机构的设立、职权的取得等都以相关法律为依据，代表国家履行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职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提起诉讼。广泛性表现在各国的政府监管机构都有权对整个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不仅包括境内交易，也包括境外交易，监管对象不仅包括各类主体如期货交易所、经纪商、结算所、投资者及行业自律组织，同时还包括上市合钧各品种及期货市场的交易活动。此外随着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国际化趋势也不断加强。各国政府监管机构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逐步加强监管信息交流与沟通，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1，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实行专职分离型的多头监管体制。由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期货市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证券市场，对商业银行从事衍生工具交易活动则按这些银行市场准人的审批权限分别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监理署负责。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是独立于一般行政部门之外行使职权的机关。他们具有行政执行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除在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品种上有所区别外，这两个委员会在基本职能湘工作手段上大体相同。

其基本职能是：(1)负责管理、监督和指导各经营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所及行业组织的活动。(2)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各项法规。(3)管理金融衍生市场的各种商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活动。(4)审批各种交易机构提出的申请。(5)协助发展衍生品交易的教育，使衍生品的交易知识和信息能普及于生产者、市场交易者和一般大众。(6)对违反交易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主要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1)审批可以进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交易品种，决定交易所可以经营的衍生品交易合约的种类。(2)批准交易所的开办以及会员、经纪人资格，批准和确认各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行为规范标准细则，并对交易所和经纪人进行严掐的监督。(3)分析、检查市场交易秩序，防止垄断、操纵行为，避免因价格暴涨暴跌致使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为此委员会有权随时查阅有关交易的账目、文件。被查者必须配合，并接受委员会的相关处罚决定。

由上可知。美国当前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美国人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利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利的过度集中，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承认，美国的这套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标准不一致，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规则描述过于细致，监管对于市场的反应太慢和滞后，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例如控股公司的监管，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得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者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投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

目前，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问题以经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反思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种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抨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英国自我监管核心过去是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证券期货管理局等非政府机构。为适应监管一体化趋势：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对市场的敏感度，英国政府于1997年10月将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改组为金融服务局，并根据《金融服务法案》吸收了许多原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和其他监管组织及其监管职能。此外它还接收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查职，能等。《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授权金融服务局从2001年12月1日起全面行使监管职权，从而使金融服务局成为直接负责监管吸收存款、保险和投资业的惟一法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但客观上向财政部门负责，履行了相当于政府机构的职责。这一特色是英国传统上重视行业自律，又适应现代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要求的反映。相比较于美国的多监管机构并存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反映了金融机构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可以更有效地避免因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而导致的监管方式不同，监管法律法规不一致，监管内容交叉重复，监管要求各异等问题而造成的金融机构之间不平等竞争，调和监管冲突，明确监管责任，降低监管成本，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但由于缺乏管理监管权力可能过于强大，容易孽生官僚主义、垄断和权力滥用。单一监管机构可能因规模过大而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也可能因规模过小而实现不了应有的效率。

3，日本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承袭欧美模式，就政府监管而言，与英国设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日本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是按衍生工具的不同类型分别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实质上是多头监管，即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由大藏省监管，其中与证券相关的期货、期权是由大藏省证券局主管，金融期货商品交易由大藏省银行局_主管，其法律依据是《证券交易法》；农副产品期货期权与工业品期货期权则分别由农林局和通产省管理，其法律依据是《商品交易法》。这种“三省归口”政府监管模式有利于明确各部门职能，容易协调部门内部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来配合市场的监管。但是这种监管模式缺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管理机构，对部门之间产生的矛盾难以协调。

四、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

(一)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创设了数以千计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上是对国外产品的模仿和引进。如果说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金融业便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金融创新更成为了“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经历了1989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大的变革，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五个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务员之家

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建立对于提高金融专业化监管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甩。但是，面对金融业综合经营加快推进的新形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更为复杂的新挑战，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在运作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推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对跨行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职，责界定不清晰，协调监管难度大，存在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容易出现逃避监管现象。特别是在现代金融活动全球化、交叉化、信息化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监管和稳定(调控)，需要系统性的考虑和迅速的应对。分业监管体系对于涉及系统性、全局性问题的监管、救助和调控等往往难以形成迅速有效的应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

(二)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的重要启示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无论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变革，中央银行都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影响力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如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该机构可由国务院牵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参加，促使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经常化、程序化的有实际决策内容的制度安排。这一机构的定位，可以类似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金融控股公司在总公司层面是多元化经营，但在子公司层面是分业经营，这样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适应混业经营也能适应分业经营。所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关键是要发挥更高层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为此，其职能应该主要是包括对现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监管、实业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一些监管空白领域的监管。

第二，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她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

对此，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监管者在事前的监管中。应当对创新产品有更深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产品风险评估，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应当将其相应的监管环节前移，深人分析和评估金融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

现代金融监管范文篇10

关键词：现代金融法；品性；历史考察；金融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法在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是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壮大而凸现的。但金融法在法学体系中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受到了种种非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历史地审视金融法及其发展演变，缺乏结合金融法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法基本理论进行提炼和建构。欠缺理论的支撑和担纲。这导致在诸如现代金融法品性等问题上缺乏科学认识和定位。并进一步影响到对金融法主旨和任务的分辨，同时导致金融法缺乏支撑其整个内容和体系的理念和思想，并进而造成其组成部分因有机联系的迷失而似乎呈现出一种东拼西凑的“杂烩”状态。没有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成为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法还没有完成从金融法学科向金融法学的转变。

科学地建构现代金融法理论，需要首先回答：现代金融法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品性?这是关系到金融法的主旨、任务、目标、定位、内容体系和金融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否有立足之地的大问题。对此问题，国内外虽然有一定的阐述和观点，但实际上是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的。其中，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倾向于将金融法定性和定位为混合法或。即认为金融法既调整金融调控与监管关系，具有公法性特征，同时也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金融交易关系，包含有大量的私法规则和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法性，金融法是典型的公法和私法相融合的法，是“一个法群”(abodyoflaw)；或者认为“金融法”也是一个以“金融”事项为参照的“法域”。由性质不同的调整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与调整金融监管规范构成的二元结构的“法域”。

但是，这些看法在理论上进而在金融法制建设上由于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因而需要慎加对待：金融法为什么同时调整两类不同的关系，进而有两类不同的规范组成?难道金融法就是相关的行政法规范和民商法规范的简单累加吗?如前所述，有学者就认为金融法呈现二元规范结构。既包括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也包括金融监管法律规范，提出金融法是以事项为参照标准的法律规范群，与作为法律部门存在的法是不同的。据此，金融法就是为调整金融关系而由两类不同规范的简单叠加和习称而已。果真如此，金融法就没有任何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发挥，因而“可有可无”，可以纳入到行政法和民商法之中，没有必要“另立门户”。如果金融法不是上述两类规范的简单叠加，那么，金融法是什么?金融法有无独有的个性、作用和独立存在的理念?如果有，这些个性、作用和理念在哪里?在所谓私法性和公法性的规范中。哪些应属于或不属于金融法的范畴?决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是金融法的重要基础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金融法作为一门法律科学的基石仍然是缺失的，且难以厘清和厘定金融法学的体系。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奠定现代金融法学的基石和科学体系，宜历史地对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进而辨识现代金融法存在的理念、作用和品性。

法的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表明，法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的文明进步而演进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法的演变。这意味着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金融业和金融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金融业和金融关系如果发生了发展变化，金融法律规范迟早地会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满足其发挥调整金融关系之功能的需要。对于金融法及其品性，需要历史地结合其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发挥的作用来考察，而不宜一概而论。为此，以下主采史学通说并适当考虑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征，以自由资本主义出现前后和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为界将金融法律规范的变迁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比较和辨别金融法规范随金融业发展而出现的变化。

二、古代金融法

金融的原本意义是资金融通，即资金剩余者与资金需求者以信用方式进行的资金余缺调剂。这一含义本身就表明金融的产生需要具备社会产品及其体现的财富出现剩余这一条件，原始社会因缺乏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没有金融。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金融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出现，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出现前，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社会经济的主导模式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自我积累、丰衣足食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推手、主导驱动模式和形态。这不是说这一时期就没有资金融通的发生，而是说资金融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纵而观之，这一时期的金融主要有以下体现和特征：第一，伴随货币的出现而派生的金融活动。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后，人类社会就出现了早期的金银兑换、保管、汇兑和借贷业务，形成了早期的货币兑换商和钱庄、银号等机构，如欧洲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就有金银保管兑换与放贷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结束前，这种钱庄业务一直停留在传统的形式上而没有进一步的突破，究其原因是低下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模式的限制所致。第二，当时的金融活动主要体现为人们之间借贷关系，这种借贷通常是直接的而不需借助金融媒介，金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弱小而非庞大，简单而非复杂，零散而非集中，自发而缺乏组织性、专业化和社会化。适应金融的这种发展状况，早期的金融法萌芽于货币兑换、收支、借贷等活动中逐渐形成并普遍遵循的各种契约和习惯，在奴隶社会成为奴隶主和大商人高利借贷的习惯法。而在封建社会，金融法的最具重要意义的发展是统一货币制度的建立，并使有关借贷关系的不成文习惯法成文化。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文明的统制，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法律典籍中，并体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依现代部门法的标准和观点来看，当时的金融法律规范不仅

民刑不分，而且实体法与程序化不分。第二，当时对金融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当今观念看来，以强制性的公法性规范为主，并且金融违法行为通常都具有刑法上的效果，即对金融民事违法行为通常采取刑事制裁的方法。法律对金融关系的“严讯峻法”式的调整。反映了当时的法律极力保护奴隶主和封建主私有制，剥削小生产者和其它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将金融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普遍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对社会危害的需要。

三、近代金融法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依靠传统自给自足条件下的家庭世代积累以及具有浓厚人际色彩的偶发借贷。已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金融业发生了严重的依赖，并催化了包括银行业和证券业在内的金融业的大发展。就银行业而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革命推动了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向近代乃至现代金融业的转变。虽然16世纪中叶。为满足地中海沿岸各国工商业与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融资需求，最早的商人银行出现了。虽然这些商人银行既办理存款与贷款，也从事转账结算业务，但其贷款往往带有高利贷性质，使一般工场手工业主和商人很难获得贷款，即使获得也因高额利息而无利可图。这显然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近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逐步发展起来了。这些银行取代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利贷商，以其雄厚的资本大规模地吸收社会资金，同时以较低的利率发放贷款，逐步成为社会信用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就证券业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例如，工业革命后涌现出一些高回报项目，但这些项目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而财富所有人通常并不愿意长期放弃对财产的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将资产便利地转化为交换媒介的瓶颈。资本市场应需而生。有了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存在，人们可以放心地以股票、债券等形式持有资产，在需要变现时可以方便和迅速地出售。资本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将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转换成了对生产过程的非流动的长期资本投资。据考证，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生产的产品远在此之前已经发明出来，许多发明创造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没有金融市场的配合而仅有技术创新并不能引发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在18世纪的英国引发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换，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依赖及其导致的金融业的发展，近代金融立法有了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适应资本主义对市场统一、货币统一的要求和币值稳定的需要而颁布的立法，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建立。如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该条例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央银行法。第二，规范金融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立法，主要包括银行立法和票据立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在有效聚积和配置社会资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故一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对银行的管理，对其组织和业务开展予以规范，例如，美国在1864年颁布了《国民银行法》。根据该法，美国联邦财政部设立了货币监理署(OCC)，用于负责国民银行的注册、检查和监督，并以统一的纸币代替州银行券，开始了联邦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加拿大在1871年颁布了《加拿大银行法》。在票据立法方面，1807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规定了汇票和本票。1865年法国又制定了《支票法》。统一前的德国各邦都有自己的票据法，德国统一后于1871年将《普鲁士票据条例》稍加修改，颁行全国。日本于1882年制定了《汇票本票条例》，英国也于同年制定颁布了《票据法》，规定了汇票、本票和支票。

由于上述立法的颁行，这一时期的金融立法具有了一定的规制性质，例如，银行法从一开始就具有对银行的组织和经营行为进行规制的天性。但是，纵观这一时期的金融法，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私法自治鲜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扮演着“消极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在经济领域实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原则上不干涉经济活动。资本主义法制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利益的同时，维护私法自治，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权利。在私法自治中，私法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取决于个人意思。国家和法律的任务是保护个人意思。国家一般不主动干预私法关系。只在个人有所请求时才进行干预，即便干预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私法自治源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崇。19世纪，贝戈豪特面对运行良好的英国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感叹道：“在英国，资本总是肯定地和立即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和资本能够赚取最多的地方。就象是水总能流向需要它的平面”。在这种条件下，各国对大量的市场行为并没有制定强制性的立法。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资本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对其进行规制则基本上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由于证券的发行和出售属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的领地，因此，在证券的发行和出售中便出现了“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sellbuildinglotsintheblueskyinfeesimple)”的现象，即便如此，法律在长时间里仍然采取隐忍和不干预的态度。

第二，由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崇和实行私法自治，金融规制范围和程度有限，而其中可视为规制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相当数量的规制性规范乃属于商法的范畴，例如。当时出现的票据立法就是规范票据行为的商法规范，而对大量的金融市场行为缺乏规制。这些有限的规制的目的除维护货币统一和币值稳定外，主要在于维护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信誉和秩序，虽然其中固然蕴含着维护金融安全稳健的成分，但防范金融风险等现代金融法的目标并不是这一时期金融立法的主旨。也正是因为金融业缺乏必要的规制，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仍发生，但一般被看作是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和修补。例如，从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场经济危机开始，这种危机就频繁地造访西方国家，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都有发生。美国自1783年取得了对英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先后在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总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除少数情况外，对金融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民商法，金融法就其主流而言是金融民商法，这是当时金融法的真实写照，金融法也因而缺乏独立的品性而不具有不可或缺的法律地位。

四、现代金融法

从历史发展体现的脉络来看，现代金融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引起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剧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由于工业高涨和经济危机的交替作用，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银行业也迅速地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并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溶合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通过对工商业的长期贷款、股票和债券的买卖以及直接向工商业投资。支配着整个工商企业，统治着整个国民经济活动。

由于金融在整个经济中取得和占据了支配性地位，频繁、深刻的经济危机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创伤愈益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发生后。一味强调市场自发调节的自由放任主义信条遭到沉重打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此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和制止金融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被动摇和侵蚀，并为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金融法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向和转变。

首先。几乎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大致同步，中央银行的重点转向维护金融稳定，其在消除危机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强。英格兰银行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1866年。英国发生了欧沃伦?格尼银行(0verendandGurney)危机，英国通过贴现率的及时适当调整，避免了严重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由中央银行采取适当行动避免危机的方法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受到效法之后，欧洲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减少了危机的发生。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则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历程。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即使是上帝手中的权力不仅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这一格言概括了美国人对任何种类权力集中的不信任。1836年至1914年期间美国没有没有中央银行，此间美国爆发了多次危机，但仍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表明这一时期美国的危机与增长并存。1907年，美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蔓延的其他国家。一位法国银行家在其报告中评论到：“美国是金融界中非常重要的麻烦制造者”。这次危机带来的严重损失和经济衰退，引发了美国是否需要中央银行的再次争论。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并在1914年正式运营，但亚当斯表达的美国人对权力集中的不信任被继承了下来，其体现就是美联储的组织机构与英格兰银行等传统的中央银行是不同的。美联储具有区域结构，决策权是分散式的，自从其建立之后一直没有获得防范危机的能力。始于1929年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之后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银行系统的问题催生了1933年的《银行法》即《格拉斯一斯蒂尔法》(Glass-SteagallAct)，依据该法美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规定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以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1935年的银行法扩展了美联储的权力并改变了其运作方式。可见，1933年美国银行业危机和美联储防范风险的失败，导致了美国对金融规制的广泛采用，尤其是将存款保险和其它谨慎干预作为防范危机的方法。

其次，证券规制立法开始大量出台，以保护投资者、维护资本市场的根基。以证券法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美国为例，虽然美国证券法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前几个世纪的英国有关立法，但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制定规制证券市场的立法。在20世纪之前美国证券市场处于自由放任状态，这导致证券欺诈泛滥。为了制止欺诈，堪萨斯州1911年率先对公募证券进行规制，通过了第一部“蓝天法”(blueskylaw)，瞄准的就是“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的证券出售者。此法通过后，其它各州竞相效仿。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导致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和美国经济的瘫痪。而各州分别立法的方式不能有效地对付欺诈活动，许多证券发行者利用州与州之间法律的差异和州际竞争，逃避法律的规制。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使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公平、有序的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统一的联邦立法。1933年5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美国在联邦层面的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证券法》，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披露特定的信息，美国接着又在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这两部法律所包括的两项基本内容就是强制披露和禁止欺诈，其中强制披露包括公开发行时的初始披露和上市交易后的持续披露，两部法律都强调政府对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监管，特别关注对证券交易违法行为的查处和制裁。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不仅奠定了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也为其他许多国家的证券立法提供了蓝本。例如。日本就效法美国证券立法于1948年4月制定了《证券交易法》。

最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许多国家加强了银行立法和银行监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银行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银行业在所有国家都受到严格的规制和监管。在美国，银行制度事实上一直以规制和监管为发展趋向的。1863年国民银行制度的建立和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尽管如此，大危机还是暴露了当时银行制度的软弱和混乱，并给予银行业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转，就必须对原有的银行制度进行改革，于是1933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如前所述，该法确立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明确分开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证券发行、证券包售、证券分销、证券经纪人业务都属于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由投资银行专门经营。任何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除了可以进行投资、经营指定的政府债券、用自有资金有限制地买卖股票债券以外，不能同时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投资业务。同时。经营证券投资业务的投资银行也不能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和金融稳定，美国根据《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对存款利率实行限制。美国1933年《银行法》及其确立的体制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金融立法，其中对英国、日本和我国的金融立法影响尤为明显。英国仿效美国实行了银证分立的模式，英国的银行主要有《1979年银行法》和《1987年银行法》，前者赋予英格兰银行监督的责任。后者加强了这一监督职能。日本在吸收英美银行监管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银行监管法律体制，其主要银行监管立法是1981年《日本普通银行法》、《日本银行法》，对银行业务范围、财务监督、经营管理、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总之，由于大危机的作用和结果，在有些国家，政府直接干预金融体系来分配资源，利率被控制，系统风险得以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被认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论以多大代价也要避免其发生，银行业监管的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或许是严格监管的作用，也或许是限制市场力量的结果，在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各国政府都没有出现与银行有关的系统风险。波尔多和埃肯格林指出，除了1962年的巴西之外，1945年至1971年期间没有爆发银行业危机。

2.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重新抬头，并在80年代后成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严格监管，特别是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主张放松金融规制，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成为了西方政府的基本理念。以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㈣，将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作为“普遍真理”向全世界推广，也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政策的逆转。

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金融自由化改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兴起，许多国家逐步放松并最终取消利率管制，降低强制性的准备金要求，降低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准人限制，放松政府对信贷配置的直接介入，许多国家还进行了国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这些改革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而竞争又促使金融不断创新，金融业通过兼寻求优势互补，拓展业务领域。新技术特别是电子通讯、信息处理、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业，为金融创新以及跨国银行的跨地区经营提供了支持。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的冲击下。并伴随着金融市场全球联系的日益加强，以英、美、日为代表的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在冲击中遭到挑战并最终瓦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业经营的代表——美国为了提高金融业和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其金融体制不断地进行调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放松规制的规定，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肯定了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模式。英国、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放弃分业经营，采用混业经营。

金融自由化导致了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放松或放弃。以美国为例，在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如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机构，或监管职能弱化，或监管标准降低，或不实行监管。例如，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美国住房信贷机构实行了“忍者贷款”(NINJA(NoIncome，NoJobandAssets)loans)，即无收入、工作和资产，也就是无需任何证明、只要有脉搏的人都可以申请的贷款。这是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忽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即借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的典型体现，也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埋下信用风险的巨患，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却在金融风险的火山口上呼呼地睡起大觉。又如。在金融衍生产品监管问题上，美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主动放弃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与监管，尤其是以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期间更为突出。1998年春季，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对场外衍生工具激增表示担忧时，格林斯潘则表示，出台新监管措施有扰乱资本市场的风险。正是受到以格林斯潘为代表人物的影响，加之华尔街金融大鳄的推动，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彻底解除了对包括CDS(CreditDefaultSwap，信用违约掉期)在内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和监管。国会通过该法正是基于对市场自我约束的考虑，认为投资者的自我选择可以有效地约束金融机构。无需政府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这不仅是因为衍生产品本身过于复杂，缺乏透明度，同时投资者也不允许调查最初借款者即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信息都无法全面了解，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自我约束从何谈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人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很难找到哪个监管机构来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立法抛弃了金融规制。可见，金融自由化的开展、规制和监管的放松或抛弃、带有自发、盲目性的市场力量的回归，加剧了金融动荡，导致了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再现，防范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问题再次凸现。

3.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规制的松懈，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在那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曾经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金融危机成为金融自由化的伴生物。但直到2007年始于美国、扩展全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才不得不对放松金融规制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进行深刻反思和矫正。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经济体、相关重要的国际机构和G20峰会等，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检讨，并相继出台了防范和医治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系统方案，极力寻求未来避免如此规模、代价如此沉重的金融危机的重现之道。纵观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尽管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不能保证今后不发生金融危机，但国际社会对有效的金融规制与监管至少能够防范如此规模金融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严重性和爆发频率深信不疑，因而各金融改革方案不约而同地都将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防范和医治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处方。

纵观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国际机构的改革方案和G20峰会的努力与成果，它们具有以下主要共同特征：

(1)各金融改革方案都以改革和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统领性主题和主导内容。从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来看。对于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问题。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危机根源中，金融规制与监管薄弱或失败作为危机的主要根源自不待言。其它根源。如金融市场失灵可以说是规制与监管的“渎职”，因为金融规制与监管存在的基本理念就在于医治市场失灵；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国际经济失衡，是宏观审慎理念和宏观审慎监管缺失的典型体现。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都把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防范和医治

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疗法。

(2)金融规制与监管的改革，体现为相关法律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最终凝结为相关法律的出台或对原有法律规定的修改。危机发生后，许多经济体在总结危机教训的基础上而展开的一轮造法运动就是充分的体现。

(3)金融规制与监管制度的改革具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加强宏观审慎与对系统风险的规制与监管改革，改革规制资本要求，提高抗周期性的规制与监管改革，加强流动性监管改革，改革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加强对证券化和对场外衍生品的规制与监管改革，加强支持金融稳定的薪酬改革，改革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监管结构和模式的改革，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制与监管改革，改革会计制度，加强危机化解与解决的改革等。

(4)这些金融改革方案都强调，国内金融规制和监管制度的改革需要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共同一致的监管及其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造成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短板，无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就成为各经济体进行金融规制与监管改革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补充。事实上，危机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十分强调各项规制和监管改革，如果不能在国际间配套地、一致地实施，就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因此，都要求在国际层面进行相应的金融监管配套改革，以保障各国监管改革取得应有的成果。

五、余论

从金融法嬗变的历史考察及由此适当拓展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金融法律规范适应不同时期金融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任务、角色的不同以及受限于法律文明的状况而具有不同的品性。在古代，金融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峻法”中。在近代，虽然有规范金融机构及其市场行为的少量规制性规范。但金融关系多是由民商法律规范来调整，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法基本上是在金融领域适用的民商法原则和规则。但意思自治和由此而致的市场自发性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金融危机，因此，到了现代，金融法转向强调金融规制，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保护金融消费者和维护金融市场的效率及信心。尽管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围绕规制和放松规制发生过激烈博弈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些也表明金融法在历经曲折之后以不可逆转之势愈加展现出自身的品性和科学定位。这就是现代金融法是金融规制之法，规制是现代金融法的基石和支柱，现代金融法制建设的主旨在于科学的金融规制，至此金融法才获得了不同于民商法的独立品性。公务员之家

从实证来看，各国有关金融立法多为规制之法。从国外来看，以备受推崇的美国证券法为例，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所包括的两个基本内容就是强制披露和禁止欺诈，这些制度都是公权力对证券的市场发行和交易的干预和介入，具有突出的规制性质。近而言之，美国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于2009年12月12日由众议院通过了长达一千多页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etl。201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另一名称通过了《2010年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接下来，二者合并通过后，即可送交美国总统签字生效。这一法律的重心在于加强规制及监管，其通过生效后，将成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改革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规制及监管改革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纵观我国商业银行法、银行监督管理法、证券法、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金融法规，规制性规定占到了压倒性的优势。有些法律和条例，如银行监督管理法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由清一色的监管性规范构成。有些法规即便含有少量的调整双方当事人在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规制的原因而规定的，目的是使有关当事人因违反规制而给交易对方造成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规制的延伸，带有显著的规制性质和烙印。

第二，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规制因具有坚不可摧的经济社会根基而不可或缺，同时这些根基也为金融规制确立了内在的规定性，内设了金融规制的目标及任务、程度及范围、方式等，从而赋予了现代金融法以科学性。金融规制的经济社会根源就在于金融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业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如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对金融业的监管必要、正当且合理。金融业具有战略重要性、高风险性和公共信心维系性等特性，客观上要求通过规制使金融机构依法运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金融规制产生的这些社会经济根源决定着金融规制和金融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消除金融垄断需要放松限制竞争的金融规制，以引入竞争和提高效率，但放松这些规制并不是要放松或取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审慎监管措施，相反，随着更充分的市场化，金融风险更易滋生和蔓延，因此，引入竞争和提高效率需要加强和完备金融审慎规制。外部性、金融业的战略重要性、高风险性以及公众信心维系性，更突出地表明金融规制旨在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特别是系统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危机。信息不对称性意味着金融规制需要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保单持有人等，同时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为了防止金融滥用和金融欺诈对公众信心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侵蚀和动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金融规制的目标主要防范系统风险和危机，保护保护投资者、存款人、被保险人等。提高效率。金融规制所根植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决定的金融规制目标。又决定了金融规制的范围和程度。金融规制只有出于上述经济社会根源并服务于上述规制目标，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否则，则不应规制，因此，金融规制不是漫无边际的，是有限度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通过规制介入金融业，在什么情况下不应介入?这一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但从金融规制所根植的基本理念来看，规制只有在其避免发生的损失或取得的利益大于规制监管的成本和代价时，才是正当和合理的。

第三，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整和管理，隐含着公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规制可以看作是国家运用权力规定的法律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家期冀产生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的结果，或阻止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会发生的结果。规制作为国家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限制，表现为两种法律关系：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交易关系。金融规制离不开金融监管，因为规制需要借助监管来实现，因此，现代金融法的许多规范体现出行政法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规制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重塑或再造金融交易关系来表达和实现，只不过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根据规制的需要进行了重新配置而已。这种重新配置不是消灭了而是创设和改变了有关的法律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融规制是基于和服务于金融市场的金融活动和经营行为而为的，而不是行政法单纯调整的行政关系。即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金融法发生的环境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而行政法发生的环境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能进行的行政管理。因此，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是导致金融法在强调对金融监管关系调整的同时，亦包括对金融交易关系调整的根源所在。因此，金融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法，它包括了因金融规制而产生的金融交易规范。

第四，现代金融法也不是金融民商法。虽然金融规制会导致交易类规范的出现，在交易当事方之间产生、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关系，但这类规制性交易规范通常就是金融规制的产物和体现。很难归属于传统“纯粹自治”的民法规范。从实证来看，在金融领域，许多传统的民法规范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时普遍受到了规制性的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已经被改造为规制性的交易规范，不受限制的纯粹民法规范在金融法中已经很少，金融规制已遍及金融交易关系，因此，现代金融法中调整金融交易的法律规范除少数情形外几乎都有规制的性质和色彩，或者说现代金融法中调整金融交易的法律规范除少数情形外都受到了规制性的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过程中具体甄别哪些规范是规制性交易规范，哪些规范是“纯粹自治”的非规制性规范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在观念上不能将在金融领域适用的所有的交易性规范都纳入金融法的范畴，确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就在于其是否基于金融规制而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中。在关注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等传统民法规则的同时。需要更多地把握现代金融法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时对其施加的形形色色的规制性限制，将民法规范与在其之上附加的规制限制既要分离开来，又要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