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论文范文10篇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1

第二、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文艺评判标准是文艺评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要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运用到文艺评论实践中,加强文学、艺术学学科和教材建设。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确立文艺评判标准的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艺评论活动,着力推出准确鲜明、见解深刻、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生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要从当代文艺实践出发,结合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认真研究国际通行的文艺规则,建立和完善既具有优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以增强我国文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切实保障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

第三、文艺评论要始终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欣赏的主体,也是文艺评论接受的主体。这些年我们大力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双脚站在土地上,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文艺创作者中间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当代群众和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中实现文艺评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要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特点新趋向,密切追踪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吸收和补充营养,听取人民群众对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接受群众的检验。各级各类媒体要为广大基层群众开展文艺评论提供园地,多发表来自基层的评论作品,多刊登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评论文章,多使用来自普通群众的质朴生动、率真中肯的评论语言。各类文艺评论组织要改进方式方法,扎实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影评、剧评、书评、乐评等活动,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的鉴赏和评论水平。

第四、不断增强文艺评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创新是文艺评论的生命之魂、魅力之本、动力之源。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放眼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文艺活动的新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质始终保持深刻独到的理解把握,从广阔的创作实践中选取评论题材,从丰富的文艺现象中提炼真知灼见,用逻辑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打造时代的评论精品。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广泛吸收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长,改进研究方法,提高评论水平,努力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时代审美特征的概念与范畴,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评论文体和语言,创造出体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评论风格,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流畅,让群众爱读、爱听、爱看。

第五、大力拓展文艺评论阵地。这是繁荣文艺评论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进一步打开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搭建评论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要充分发挥报刊阵地的骨干作用。中央和省级党报要开辟版面,对重要文艺作品、文艺活动和现象进行深入评析,注意发挥好优秀文艺评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专业文艺报刊要突出自身特点,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提高文艺评论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对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力。都市生活类报刊要加大对优秀作品的宣传评介力度,注重思想内涵,提高文化品位。要加强电视文艺评论。中央电视台和有条件的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要开办文艺评论节目,精心组织、精心编排,办出质量、办出品牌。要适应现代传播发展的新特点,重视抓好网络文艺评论,鼓励和扶持一批重点文艺评论网站,支持文艺评论家开展公开、平等、善意、理性的网上评论,增强优秀文艺评论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感染力和覆盖面。总之,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文艺评论搭建更大的展示平台,为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提供更大的传播空间。

第六、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艺评论队伍。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关键在队伍,根本在人才。要加强文艺评论人才培养工作,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增加文艺评论人才的数量,着力培养中青年文艺评论领军人物。要把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评论培训班制度化、经常化,充实和强化文艺评论专业教育,探索文艺界人民团体、文艺媒体、高校以及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培养的新路子,努力造就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各领域的评论专门人才。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文艺评论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予以表彰奖励。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树立文艺评论家的威信,使优秀文艺评论家社会上受尊重、专业上有权威,并进一步提高文艺评论家的待遇,增加文艺评论的报酬。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规范建设,倡导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倡导为文与为人的统一,秉笔直书、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各级文艺管理部门和人民团体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民主协商、平等讨论的办法解决艺术上的问题,允许艺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不求全责备,不以行政命令代替文艺评论。要多为文艺评论家办实事、办好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形成团结融洽、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第二、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文艺评判标准是文艺评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要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运用到文艺评论实践中,加强文学、艺术学学科和教材建设。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确立文艺评判标准的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艺评论活动,着力推出准确鲜明、见解深刻、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生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要从当代文艺实践出发,结合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认真研究国际通行的文艺规则,建立和完善既具有优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以增强我国文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切实保障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

第三、文艺评论要始终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欣赏的主体,也是文艺评论接受的主体。这些年我们大力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双脚站在土地上,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文艺创作者中间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当代群众和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中实现文艺评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要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特点新趋向,密切追踪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吸收和补充营养,听取人民群众对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接受群众的检验。各级各类媒体要为广大基层群众开展文艺评论提供园地,多发表来自基层的评论作品,多刊登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评论文章,多使用来自普通群众的质朴生动、率真中肯的评论语言。各类文艺评论组织要改进方式方法,扎实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影评、剧评、书评、乐评等活动,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的鉴赏和评论水平。

第四、不断增强文艺评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创新是文艺评论的生命之魂、魅力之本、动力之源。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放眼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文艺活动的新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质始终保持深刻独到的理解把握,从广阔的创作实践中选取评论题材,从丰富的文艺现象中提炼真知灼见,用逻辑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打造时代的评论精品。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广泛吸收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长,改进研究方法,提高评论水平,努力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时代审美特征的概念与范畴,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评论文体和语言,创造出体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评论风格,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流畅,让群众爱读、爱听、爱看。

第五、大力拓展文艺评论阵地。这是繁荣文艺评论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进一步打开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搭建评论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要充分发挥报刊阵地的骨干作用。中央和省级党报要开辟版面,对重要文艺作品、文艺活动和现象进行深入评析,注意发挥好优秀文艺评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专业文艺报刊要突出自身特点,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提高文艺评论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对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力。都市生活类报刊要加大对优秀作品的宣传评介力度,注重思想内涵,提高文化品位。要加强电视文艺评论。中央电视台和有条件的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要开办文艺评论节目,精心组织、精心编排,办出质量、办出品牌。要适应现代传播发展的新特点,重视抓好网络文艺评论,鼓励和扶持一批重点文艺评论网站,支持文艺评论家开展公开、平等、善意、理性的网上评论,增强优秀文艺评论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感染力和覆盖面。总之,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文艺评论搭建更大的展示平台,为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提供更大的传播空间。

第六、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艺评论队伍。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关键在队伍,根本在人才。要加强文艺评论人才培养工作,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增加文艺评论人才的数量,着力培养中青年文艺评论领军人物。要把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评论培训班制度化、经常化,充实和强化文艺评论专业教育,探索文艺界人民团体、文艺媒体、高校以及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培养的新路子,努力造就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各领域的评论专门人才。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文艺评论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予以表彰奖励。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树立文艺评论家的威信,使优秀文艺评论家社会上受尊重、专业上有权威,并进一步提高文艺评论家的待遇,增加文艺评论的报酬。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规范建设,倡导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倡导为文与为人的统一,秉笔直书、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各级文艺管理部门和人民团体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民主协商、平等讨论的办法解决艺术上的问题,允许艺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不求全责备,不以行政命令代替文艺评论。要多为文艺评论家办实事、办好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形成团结融洽、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文艺发展形势很好。文艺创作积极活跃,文艺氛围融洽和谐,文艺队伍意气风发,文艺园地生机勃勃,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发生可喜变化。文艺理论建设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推进,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积极关注文艺思潮发展,紧密联系创作实际,正确把握文艺现象,认真分析文艺作品,发现和推介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重大节庆期间,丰富多彩的文艺评论唱响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文艺评论界积极借鉴国外文艺创作与评论的有益经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文艺评论的观念、文体、载体和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可贵探索,推出一批创新性成果。文艺评论自身建设逐渐加强、品位不断提高,实事求是、重在建设的评论理念逐步成为共识,心平气和、健康理性的评论态度得到尊重,观点鲜明、言之有物、说服力强的评论作品得到推崇,文坛公案和笔墨官司减少,网络恶搞和谩骂遭到抵制,科学说理的评论风气逐步形成,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2

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大道理。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特征等大问题，不是搞形象思维的作家、艺术家能够深入研究的问题，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是“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的角色，要承担起为整个文艺界举旗引路的作用。

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手段。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双百方针”执行的很不稳定，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忽左忽右的政策倾斜，严重影响了文艺的正常发展。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摸索出一套加强和改善领导文艺的有效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通过人民团体这个桥梁和纽带来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而文联和作协组织、影响文艺家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和贯彻文艺方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文艺批评，以文艺批评为导向纠正错误，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我们发挥评论界的作用还很不够。不够的原因是两方面，一是掌管人财物的部门不知道文艺批评有什么用，舍不得投入，使评论界的“巧妇”们一直无米难为炊，造成了当前队伍涣散、人才外流、刊物难办、阵地失守的局面。另一方面，文艺评论界也常拿自己当外人，靠边站，不上前儿，假装谦谦君子，站在局外说点怪话，放点怨气，不扛旗、不领军，批评不到位，说话没份量，所谓的缺位、失语，就是没尽到责任。

关于批评家的舞台站位

如果把文艺比作一个大舞台，批评家应该站在哪里？是前台还是后台？是边幕条里还是幕后？

批评家应该是作家、艺术家的先生，而不是“后声”，先生是能够帮助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后声”是跟在人家后面说三道四。目前看来，先生不多，为人家摇旗呐喊，刷色捧场的不少。当然，一部作品问世、某些艺术家走红，批评家站出来，以先生的身份为其把脉诊病，帮助他们完善提高也有必要。可是，当前更多的“歌颂派”，看红包有多厚就给人家说多少好话，拍马屁、捧臭脚、马后放炮似的所谓批评，有了不多，缺了不少。尤其是拿了人家的好处，就无原则地为人家高唱赞歌，把差的说成好的，把丑的说成美的，明明是红肿之处，偏说是艳若桃花，不但讨嫌而且丑恶，有损批评界的形象。

批评家要靠自己的真知灼见、真才实学树立自己的权威性。真正的学术权威才有资格站在高处指点迷津。当前的理论家、批评家，理不直、气不壮，面孔模糊、形象暗淡，不是因为没有话语权，而是用权不当。我建议，一部分提前富起来的走市场的批评家，应该退出这个行当，另成立个“文艺装修公司”，归工商局去管。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

关于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是时代的产物，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了文艺更好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而提出来的。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为了避免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批评也不能脱离开政治环境来开展。不讲政治以什么为标准来开展批评呢？“以艺术标准”，哪一种艺术标准？是西方的艺术标准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标准？所以要明确新的批评标准是什么？不能将西方的某些文艺思潮搬来，作成格式化来衡量我们民族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也不能完全以市场化为标准，用票房或收视率衡量一部作品或某些艺术家的价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要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创新。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明确的批评标准，在一片“杂学唱”似的批评中，主旋律不可能清晰。为什么批评？怎样批评？大家随心所欲就等于没有标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文艺理论，我认为要按照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创作更多反映人民的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为理论指导，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文艺批评标准，是发展文艺事业的重要基础。

关于批评的大众化问题

开展文艺批评是少数人的事，是职业批评家的事。要让大家都关心文艺批评，除非等到“人们可以上午钓鱼、下午打猎，晚上当批评家”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共产主义时代。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当下文艺批评既脱离大众，又脱离文艺界实际的问题要不要解决？怎样解决？只能在少数人中间，局限于批评界内部开展的文艺批评有什么用？有

人说，文艺理论是不可能普及的，一本理论刊物能有百八十人看就不错了。从现象上看这话没错，可是我们也应该反思，文艺批评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在理论界内部开展的“游戏”，文艺界都不关心的批评，有用吗？没有实际用处政府愿意加大投入吗？

那么文艺批评能够大众化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为什么王朔骂人、陈祖德放刁、胡戈恶搞会有市场？搞得网络上一片喧嚣。从某种角度说，这些人搞得是另类的批评，是批评界的失语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和话语权。张艺谋是不是装修工？《无极》是不是无聊之极？央视是不是惟利是图？“血馒头”够不够成侵权？这些看是无聊的现象，却都是人民大众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批评界为什么不屑一顾呢？

文艺批评能不能大众化，关键是我们的批评家站在什么立场上开展批评和怎样批评。其实中国人是很关心文艺的，也乐于参与。那么众多网民对《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及对“梨花体”、对李宇春、韩寒、郭敬明等现象展开的大讨论，批评界却没有声音。当有人大骂“文坛算个屁”、叫嚷要解散文联、作协的时候，我们理论界也听之任之，这不正常。我建议我们的批评家一定要摆脱贵族化，放下身段，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走到文艺家中间去，关注民生，关心文艺发展的现状，替老百姓说话，替文艺界说话，肯定会受到人民的欢迎。躲上小楼成不了一统，更练不出高雅情怀。

至于文艺批评的语言问题，我不想多说，我只说“高僧都说明白话”，玄学都是小沙弥玩的。千万别把晦涩当高雅，别拿无聊当深刻，真正有出息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一定要把双脚站在土地上，面对人民、面对时代说话，说该说的话。

给批评家的三条建议

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呼唤大批评家。

辽宁要实现建设文艺强省的宏伟目标，需要出人才——出尖子人才，出作品——传世出精品，出文化产品——出名牌产品。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靠加大投入就能买来的。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多出几个有权威的大师级的文艺批评家来带动文艺事业的全面发展。一个优秀文艺批评家的作用要胜过无数“吹鼓手”。

著名文艺批评家的必备条件最少应该有如下三条：

一是既懂理论又会实践。能说会道不如能说会做。最好自己本身就是大艺术家又是批评家，这样别人服气，自己底气也足。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3

(一)议论文

议论文也称论说文，这类文章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用议论或者说理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议论文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遇到的文体，其应用十分广泛而且重要。党和政府的文件大多数是带有议论性的，还有报纸杂志的社论、短评、国际评论、杂文分析、调查材料等，均属议论文。阅读这些文件，需要具有分析和理解议论文的能力。参加公务员测试，没有扎实的议论文写作能力，是不可能在申论写作中充分表现自己的才能的。因此我们说，议论文是申论测试中最重要的写作体裁，也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的写作文体。

1.议论文的主要特点

(1)内容的理论性。议论文以议论和说理为主，它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有的议论文直接阐明理论，有的议论文则以某种理论为指导来论述一个问题。

(2)语言的概括性。议论文需要对具体事物作理论上的分析，它的语言往往是抽象而概括的。理论性越强，语言的概括性也就越强。

(3)写法的逻辑性。议论文是议论和说理的，它的写法就需要有严密的逻辑性。只有把文章写得有条有理，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言之有理，才能说服读者。总之，议论文主要是对客观事物或者存在的问题，用概括的语言，按照一定的理论和逻辑关系，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使人信服，并受到启发和教育。

2.议论文的三要素

议论文具有论点、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论点是作者对所论述的事物或者问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科学原理和典型事实，论证是运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

论点是贯穿全文的论述中心，是议论中的中心观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篇议论文一般只有一个论点，即中心论点或者基本论点。有的议论文为了把复杂的内容论述得更加严密、透彻，为了把道理讲得全面、深刻，就需要围绕中心论点分成几点或者几个方面来论述，提出一些证明、补充或者发挥中心论点的从属论点，这就是分论点。论点就是作者要在文章中表现的主要看法。一个好的论点应该符合下面三个要求：(1)正确性。论点要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2)理论性。论点要言之成理，必须是作者从材料中得出的道理，而不能是一些肤浅的感受。(3)鲜明性。论点应写得集中、醒目，表现论点的语句必须提炼得十分简明扼要。分论点在说明中心论点时，一般以两种形式出现：(1)并列式。即各分论点之间是并列关系，分论点在同一个层次上说明中心论点。(2)层进式。即各分论点在意义上互相承接，逐层深入地说明中心论点。

论据是作者用来证明论点正确的事实、道理或根据。论据是为论点服务的。光有论点或者空发议论，不容易使人理解，也不容易说服人，还得用适当材料作为论点的论据。可以作为论据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理论论据包括一切经过实践证明的为人们所公认的真理，例如革命领袖的言论，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以及警言、警句等；事实论据包括有代表性的事例、各种统计数字和各种自然现象等。复杂议论文里的分论点，对所论述的部分来说是论点，而对全文的中心论点来说，同时也起论据的作用。理论论据要有权威性，事实论据要有典型性。论点和论据一致是议论文成功的关键。

论证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方法和过程，它主要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把论点和论据组织起来，证明论点是正确可信的。它所显示的语言形式是整段、几段甚至整篇文章。论证要合乎逻辑，常用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形式。

总之，论点、论据和论证是议论文的三要素。论点是灵魂，论据是血肉，论证是骨骼。论点是解决“证明什么”的问题，论据是解决“用什么来证明”的问题，论证是解决“怎样进行证明”的问题。三者紧密联系，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

就议论文的要素来说，一般要求论点正确鲜明，论据准确充分，论证严密、合乎逻辑。

论点正确，就是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并且能从实际出发。鲜明，就是要有明确的态度，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主张什么，驳斥什么，爱什么，恨什么，都毫不含糊。正确鲜明的论点，一般是深入社会实践，对某个问题作周密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的、可靠的事实和材料，然后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对事实和材料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而概括和提炼出来的。它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方向。

论据准确，就是所举的事例和道理，都要确凿可靠，符合客观实际。充分，就是这些事例和道理，都要有足够的代表性和说服力。论据必须准确充分，因为只有被准确而又充分的论据证明的论点，才能言之有据，正确可信。如果论据不充分，论点就难以成立；论据不准确，文章漏洞百出，似是而非，论点就更站不住脚，其结果或以偏概全，得出片面的结论；或以现象代替本质，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都达不到说服读者的目的。

论证严密、合乎逻辑，就是要能体现论点和论据之间的内在联系，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写议论文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观点的论证要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上。观点和材料有机地结合、妥当地安排，就能使布局周全，结构严密，表达鲜明，并富有逻辑力量。

3.议论文的方式

议论文有两种基本方式，即立论和驳论。

立论就是指作者就某一问题或者事物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要阐明持这种态度和主张的理由。立论要注意以下三点：

(1)立论首先要求我们对事物或者问题的见解和主张，必须经过认真的思考或者一定的实践，确是自己所有的，或者是正确的认识，或者是独到的见解，或者是能切实解决问题的主张。要使人读了感到有新意，能增长知识，明确问题，提高认识。

(2)一篇议论文的立论，必须围绕所论述的问题和中心论点来进行论证。开头提出什么问题，最后仍要归结到什么问题。在论证过程中，不能任意离题发挥，或者变换论题。如果有几个分论点，分成几个部分来论证，那么，每个分论点都要与中心论点有关，从属于中心论点。所有论证都要围绕中心论点来进行。这样读者看完一部分，就能清楚地了解一个分论点；看完全文，就能清楚地了解全文的中心论点。议论文讲逻辑性，论证必须紧扣中心，前后一贯，首尾一致，这是写议论文的一个重要原则。

(3)“立”往往要在“破”的基础上进行。在立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提到一些错误的见解和主张，对此加以否定和反驳，以增强论证的效果。

我们不但要从正面发表自己正确的见解和主张，有时还要反驳别人错误的言论。就某一事物或者问题发表议论，揭露和反驳别人错误的或反动的言论，通常叫做驳论。

驳论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反驳别人的错误言论，一定要对存在的错误作具体分析，特别要注意不能就事论事，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主要应该揭示错误的性质，分析它的思想根源和危害性，这样才能击中它的要害，使读者认清这种言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如果反驳的要点抓得不准，理由讲得含糊不清，对错误的性质又没有揭露出来，这样的驳论不能以理服人，更不能驳倒错误言论。

(2)一篇驳论所驳的错误论点一般只能有一个，也可以叫做反面的中心论点。在论证过程中，必须始终围绕着这个错误论点来进行反驳，不能任意转移或分散。驳论也要做到紧扣中心，前后一贯，首尾一致，使读者一目了然。

(3)“破”中有“立”，反驳别人的错误言论，就能从中表达自己正确的见解和主张。有时在反驳中还需要把正确的见解和主张明确地提出来，使读者容易明辨是非，更好地达到反驳的目的。

在驳论中，反驳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指出对方论据的错误。论据是论点的基础，论据有错误，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2)指出对方言论中论证的错误，也即对方推理的错误。由于论证有错误，即使论据是正确的，得出的结论也就站不住脚了。

(3)引申对方言论中的错误部分。这实际上就是论证方法中的“归谬法”。

(4)提出自己正确的论点，并加以有力的论证。这样错误的东西就不辩自明了。

驳论有三种类型：

(1)短评式驳论。它篇幅短小，一般只抓住对方错误言论的只语片言进行反驳，但它们体现着驳论文章的基本特点。

(2)评论式驳论。是短评式评论在反驳这一部分(即短评的本论部分)的扩充，即对对方言论进行多方面的反驳。

(3)局部性驳论。即指有些文章从整篇看不是驳论，但在议论中包含着一部分驳论。

立论和驳论，即证明正确的和反驳错误的，这两方面常常密切配合，互相为用。有的文章是“立”中有“破”，有的文章则是“破”中有“立”，还有的可以分为立论和驳论两部分，先“立”后“破”或者先“破”后“立”。先“立”后“破”是先阐明正确的见解和主张，再反驳错误的言论，使读者先有了正确的认识，再在反驳中加深认识。先“破”后“立”是先反驳错误的言论，再阐明正确的见解和主张，使读者在反驳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

4.议论文的结构安排

结构就是文章中材料的组织与安排的技巧，它是作者思路的体现。文章结构包括开头、结尾、层次、段落、过渡、照应等多个方面。

议论文是说理的，它要完全按照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来安排结构。

议论文的结构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引论、本论和结论。引论就是文章的开头，有领起全文的作用，或者提出论题，或者点明论点，或者概述议论范围，或者交作目的，或者摆出反驳的错误观点等等。有的单用一种，有的兼用几种，一般都是把文章所要论证的论点整个地或部分地告诉读者。引论一般都写得比较简要，有的只用几句话就引入本论。本论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对提出的论点进行分析和论证，往往需要用较大的篇幅，内容复杂的还要分成几节或者几个部分，分别论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本论的论述内容决定整篇文章质量的好坏。结论就是文章的结尾，或者归纳论点，或者总结全文，或者明确任务，或者提出希望等等，根据表达的需要，内容可详可略，但一般都与引论相呼应。

议论文按照这样的顺序分成三个基本部分，是文章内在逻辑性的反映。一般议论文总是先提出问题，点明论点，这就是“引论”。问题提出以后，进一步加以分析，提出证明论点的论据，组成论证过程，这就是“本论”。问题经过分析，证明论点是正确的，最后需要向读者再作一番交代，这也就是“结论”。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在文章的结构上也就必然构成从引论、本论到结论具有一定逻辑性的三个部分。

(二)说明文

1.说明文的特点

(1)解说性。这是说明文的主要特征。记叙文通过对人物活动、事件经过、环境状况的描绘，使人获得生动具体的感受，并从中领会作者的表达意图；议论文通过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某种意见和主张，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说明文则是对事物各方面的情况作直接的介绍、解释，使人对事物有直接的、理性的了解为目的，不强调感性的描绘去让人领悟什么，也不论证什么见解和主张去让人信从。

所以，说明文与记叙文和议论文不同，它是一种直接告知性的文字。

(2)知识性。说明文以介绍知识为宗旨。说明文的内容不外乎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或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所需要的知识。

记叙文和议论文中也包含各种知识，但记叙文总的来说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议论文则是表达、论证见解、主张的，都不以传授或传播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为目的；而说明文的主要任务则直接给人以知识，包括各种技术知识。

所以，说明文较之记叙文和议论文，又是与生活实践联系最密切、实用性最强的文字。

(3)客观性。说明文通过介绍、解说、阐述事物或事理，达到给人以知、教人以用的目的。因而，不管是对实体事物的说明，还是对抽象事物、事理的说明，都必须如实地反映事物和事理的本来面貌，作者必须采取完全冷静、理智和客观的态度，不能如记叙文那样带上对事物的感情倾向，或如议论文那样带上对事物的个人见解。总之，记叙文和议论文虽然也要求正确反映客观现实，但允许主观感情的抒发，主观认识的表达；而说明文则要求“不动声色”地将事物或事理说清，重在如实告知。

所以，说明文在某种意义上较之记叙文和议论文，又是最讲“科学性”的文字。

(4)平易性。说明文的目的在于把事物、事理说明白，让读者以最省力的方式理解有关知识，因而，说明文要求语言浅显、简明、平实。它既不像记叙文那样对人物、事件或环境的形象描绘、渲染，感情的细腻抒发；也不像议论文那样对事物作深入的剖析和“复杂”的逻辑推理，而是越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干净利落、质朴无华越好。当然为吸引读者，说明文在语言上也要注意生动形象，注意表达上的趣味性，甚至也要讲些“艺术技巧”，但毕竟与记叙性文字的要求和目的不同。

为把事物、事理说明白，让读者易于接受，说明文也最注意条理性，一般不应像记叙文那样讲究技巧，在结构上搞些“花样”，也不应像议论文那样旁征博引，或在论证上搞些什么“手法”，说明也有不少方法，但一般都较简单。说明文更应注意的是按事物固有的条理和读者便于接受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将事物说明白，结构越简单越好，手法越简化越好，尽量避免人为的复杂化。

2.说明的方法

(1)介绍说明。指对所要说明的对象的情况作概括扼要的陈述，使人了解或熟悉，又称概说。多用于对人物、事物状况，书籍、作品内容梗概，日常用品、产品、商品性能以及参观导游等的说明。概括而全面，突出重点难点，平易浅显是其特点。

(2)定义说明。就是用简明准确的语言把事物的本质属性提示出来，以示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区别，给人以清晰的概念。它常常表现为一个科学而严密的判断。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本质，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也有着不同的作用。如何给事物下定义，根据说明对象和目的，可灵活决定。

(3)诠释说明。是一种对事物或概念进行详细解释的说明方法。往往和定义说明结合起来使用，即先给说明对象下定义，然后作解释，使人对事物既有概括的认识，又有具体的了解。

诠释说明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穿插在行文中，和上下文融为一体；一种是用括号括起来或前置破折号加以标示；一种是置于当页下端，并用横线隔开，或置于文未，均用小于正文的铅字排印，称注解或注释。一般说的诠释说明指第一种方式。

(4)分类说明。将被说明事物，按某一标准划分为若干小类，逐类分别加以说明。这是一种从不同类别上说明事物的方法。每次分类要遵循以下要求：一是要标准一致；二是要“包举”或穷尽，即分出来的各类加起来正好是被分类的事物，如不便穷尽就加“等”，使二者相等；三是划分出来的各类必须是并列关系，既不能互相交叉，也不能互相包容。如要进行另一种分类，必须明确标示，不能与前一种相混。

(5)分解说明。指将被说明事物，由整体划分为它的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加以逐一说明。这不但包括对一个静态事物的整体作分项目的说明，也包括将一个动态事物的全程作出分阶段的说明。事物整体是由它的局部或要素构成的，事物的全程是由它的各个阶段组成的，通过认识局部、阶段而认识整体或全程是最一般的认识方法，因而也是常用的一种说明方法。

(6)举例说明。指举出实际事例，对事物或概念进行说明的方法。其作用是可将比较抽象、复杂的事物或事理变得具体可感和浅显易懂。举例说明的“举例”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典型举例法，即只举一两个有代表性或普遍意义的例子；一种是列举法，即举出三个以上的多个例子；一种是包举法，即举出有关事物或概念所包括的全部实例。总的来说，举例要典型、真实、具体、生动。有的实例材料不怎么确凿肯定，可用“据说”、“传说”之类的字眼标明，以示慎重。

(7)数字说明。有些事物或事理可以用某种数字、百分比来表明其特征或本质，因而数字、百分比也是常用的说明方法。

数字是事实的高度概括，用数字说明能突出说明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表述简便、说服力强。

用于说明的数字有两种：一种是数据，即可为科学研究或技术设计提供依据的各种固定性数值；一种是表示事物有多少的具体数目。用数字说明，一是应有必要性，即用在关键处、着重处，不随意乱用；二是要有精确性，确数要核实无误，约数要接近实际并交代清楚。

(8)引用说明。即将现成的书面或传闻材料及其他有关资料拿来作说明依据，充分说明内容的方法。可以引用的材料或资料极为广泛，包括有关文献、名言、格言、俗语、谚语、警句、诗词、故事、科研成果、报刊文章等等。

引用说明可使说明显得有根有据、生动充实，并可扩大读者视野，增加阅读兴趣。对于比较枯燥的说明文来说，无疑是弥补其“先天”缺陷的重要手段之一。

使用引用说明，一是要有针对性。要少而精和恰到好处，不宜旁征博引，大量堆砌。二是要有“亲和性”。即与要说明的事物、事理水乳交融，不宜“文不对题”，若即若离，成为多余的赘笔。三是要有精确性。明引要只字不易，必要时注明出处；暗引也要不走样，符合原意。

(9)比较说明。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其特征和本质往往只有通过各种比较才能显示出来。通过种种比较对事物或事理加以说明，也是常用的说明方法。

比较的方法有如下几种：一种是同类事物间的比较，一种是异类事物间的比较，一种是同一事物本身前后情况或这方面与那方面的比较。还有一种特殊的比较，即将同类事物中两种完全对立的事物，或将事物间、事物本身各种对立的情况加以比较。比较能加强说明的鲜明性。运用时，一定要用人们熟知的事物与要说明的事物来比较，以达到令人明白易懂的目的。另外，作比较的两事物之间或事物本身两种情况之间，一定要存在可比性，不应随意乱比，令人莫名其妙。

(10)比喻说明。是用人们常熟悉的具体事物、事理来打比方，对较为生疏的事物、抽象的事理加以说明的方法。这是一种用一个事物、事理来说明另一个事物、事理的方法。它具有一种化深为浅、化难为易、化生为熟、化概念为具体、变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生动的特殊功能，故而常为说明文所使用。

说明文中的比喻和文学作品或记叙文中的比喻形式相同，但目的不同，说明文中的比喻主要是为了对事物作清晰、形象的介绍，而不对表现对象做“艺术加工”，因此要注意准确性和科学性，不宜有夸张的成分；另外，一般也不用暗喻和借喻，而只用明喻。

(11)分析说明。是对某种事物或事理进行介绍之后，对其进行一层一层或一部分一部分的分别剖析，以提示事物或事理所以具有某一属性或为什么如此这般的说明方法。这一说明方法，旨在回答为什么事物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做等问题。即对说明对象不仅让人知道“是什么”，而且让人知道“为什么”，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所以，它是一种提示事物根源、本质，使读者获得对事物深刻认识的说明方法。

运用分析说明必须对事物有深刻的、本质的认识，从而保证分析的科学性、严密性，避免随意性。另外，分析说明也意味着要有逻辑性或条理性，要越分析越清晰、越分明，而不是相反。

(12)描述说明。即对说明对象进行具体、形象、生动的叙述和描写的说明方法。这一方法的特点是寓说明于描写叙述之中，描述是说明的手段，是为说明服务的，和文学作品或记叙文中运用描述渲染环境、刻画人物、制造情节，最终为表达主题和作者思想感情服务的目的不同。

使用描述说明法一般是说明对象本身有某种生动形象的美感特点，不用描述无法准确加以说明，当然也可以是为了增加说明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而使用。但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夸张、虚构，而要客观、真实、恰如其分。

3.说明文的类型

(1)具体事物说明文。具体事物指有一定感性形态，人们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知的具体而实在的事物。如动物、植物、矿物、物品、物件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建筑设施等等。以实体事物为对象和内容的说明文，即实体事物说明文。

(2)抽象事物说明文。抽象事物指人类的各种精神或心理现象以及撇开各种具体形式的一般事物或事物范畴。前者如思维、灵感、情绪、记忆，后者如辩证法、历史、文学、体育等。以这些现象或事物为对象和内容的说明文即抽象事物说明文。这类说明文有专业性、科学性、针对性、具体性四个特点。

(3)文艺性说明文。对应一般说明文或科学说明文而言，文艺性说明文是指采用文艺的笔调，通过种种形象化的方式来介绍和解说事物、事理或知识的说明文。它题材广泛，适应性强；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文笔轻松，富有趣味性；具有将深奥的知识浅显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抽象的知识具体化，枯燥的知识形象化的特点。它能增强文章的亲切感或亲近感，增强表达效果，引起阅读兴趣。优秀的文艺性说明文是说明文与文学特别是散文结合而产生的一种边缘性文体。这类说明文也有四个特点，即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通俗性、文笔的趣味性、表达的形象性。

此外，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科幻小说，都属于广义的文艺说明文的范畴。

(三)应用文

1.综述

综述是一种介于评论和述评之间的新闻评论文体。如果说评论重在评和论，述评重在评，那么综述则重在综合叙述事实的基础上，适当加以评论。评论以评为主，述评既述又评，综述则以述为主。

它是以向读者告知新闻事实为目的，主要特点在于对某些重要事件、重点工作或一个时期的形势进行综合性的叙述。它客观地报道事实，一般不进行议论。有时通过提供信息的方式，转述有关人士的见解和看法，也是以客观报道形式出现。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有时也有一些说明或议论的文字，也是为综合性的叙述服务的。

2.述评

述评又称新闻述评或记者述评，是新闻领域中的一种边缘体裁，以融新闻和评论于一体为基本特点。

述评介乎新闻与评论之间，兼有两者的特点和优势。它既报道事实，又对新闻事实做出必要的分析和评价，有述有评，评述结合。从述评的篇幅来看，述往往多于评，但它的重点在于评，目的是为了评，述是为评服务的，述评属于新闻评论的范畴，它主要通过评述结合的方式，表明作者的立场和主张，从而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

(1)述评的特点

以评为主

述评集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职能于一身，既要及时报道新闻事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又要提示新闻事实的本质和意义，指明事物的发展趋势。新闻报道贵在客观，主要是报道事实，让读者从客观事实中得出结论；述评则是叙事说理兼而有之，使读者既可以得到必要的信息，又可以了解作者对这些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的探讨。新闻评论都要摆事实讲道理，都要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事件和重要问题发表议论，但新闻评论一般不对事实作详细的介绍。它有时配合新闻报道，根据报道中提供的新闻事实立论，有时在评论中用典型的新闻事实作为论据，引发议论。述评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新闻评论体裁，一般都要对新闻事实进行比较全面的、有时是多方面的介绍，包括典型的具体事实、概括的情况以及必要的背景材料等，在叙述事实的同时进行议论。当然，这种比较只是为了较具体地说明述评这种评论体裁的特点，为了便于掌握和运用这种体裁，而不是划定一个一成不变的框框。这些体裁都是为了恰当地表达一定的内容，它们之间不可能也不应当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

评述结合并不意味着评和述在篇幅或比重上相等，它主要表现在述评兼有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的特点，具备两者的功能。同时它又是以评为主的。评述结合，以评为本，这就是说，述评的目的在于评，述是为评服务的。述是评的基础，评是述的目的。因此，就一篇评论来说，有时评多于述，有时述多于评，有时在叙述新闻事实的同时，已经包含了作者的倾向和分析，只要再加以画龙点睛的议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评述结合

述评以事实为基础。这些事实来自实际生活，反映实际生活。述评的评，或者说它所讲的道理，就是在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加以阐明。述和评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容易被人们所理解。述评的评，是为了弄清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它所包含的带有普遍性的新经验、新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许多述评采取夹叙夹议的论述方式，述中有评，评中有述，可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事物之间的共同规律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2)述评的类型

述评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述评的选题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样就可以及时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评述，增强评论的时效性和群众性。按它们的内容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性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工作述评

工作述评，顾名思义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或问题进行评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不仅需要及时得到各种必要的信息，在他们对各种新闻事实进行思考的同时，还需要了解新闻媒介的看法和主张，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辨明是非和方向。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热点”或“难点”的问题，更是如此。

形势述评

形势述评是对国内外形势，包括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以及其他领域形势的述评。它的内容所及，可以是全局的形势，也可以是某个特定地区或某一条战线在一个时期、一定阶段的形势。这类述评的特点是着眼于形势的变化和转折，着眼于群众普遍关心或需要引起群众注意的问题和动向，概括全貌，指明发展趋势，帮助读者开阔眼界，提高认识。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4

（一）阅读阅读对于文学评论来说，是占有材料、调查研究的过程。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1．阅读范围。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要求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

所谓点面结合的“点”，是指作品。所谓“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这里，作品的阅读是最重要的，这是获得评论权的最重要的依据。只有阅读作品，才能使自己对评论的对象了如指掌，评论时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谓深浅结合，是指作品的阅读要深一点，钻得透一点，深到能产生真知灼见为止。为了深，就要多读几遍。恩格斯为了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本进行评论，先后将作品至少读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说：“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为了“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再如，列宁为了对小说《怎么办》进行评论，在一个夏天把这部小说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列宁论文学艺术》第897页）也说过，《红楼梦》要读五遍，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

这说明，浮光掠影、晴蜓点水式的阅读是不行的。对于被评论的对象，一定要研究得透彻一些，对作品象对人一样，要知心、知音。对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阅读不妨浅一点，浏览一遍，有一个直觉印象即可，否则，不能保证“点”的深。2．阅读方法。一般采取“总体??部分??总体”的步骤。一、总体，就是从头至尾通读。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二、部分，是要对重要部分仔细地读，分析研究，加深印象，发现特色（或发现问题），初步形成观点。三、总体，是要获得完整的本质的认识，对作品的倾向和艺术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在阅读过程中，要及时做好摘记工作。有一种“评点法”的评论，就是一手拿笔，一边阅读，一边评点的。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三国演义》。还要通过阅读培养复述节录作品内容的能力。这是因为评论中常要概述作品内容，以作评论的依据。

（二）定题所谓定题，就是在读书、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并确定评论的题旨（中心）。定题也称为“选题”。

初学写作文学评论的人在定题时常犯以下几种毛病：第一种，为评而评，无的放矢。评论者随便拿一篇作品，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未经过认真思考，就去评论。第二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一开始就写《论×××的小说创作》这样大的题目，往往无从下笔而流于一般、平庸、肤浅。第三种，缺乏新意，老生常谈，步别人的后尘，拾人牙慧。应该怎样定题呢？首先要选准作品。应该选择什么人的哪一篇作品，这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

（一）作品的价值。一篇作品拿到手，要掂一掂份量，权衡一下，问问自己：这作品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评？俄国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假使你要做一个彻底的人，那么就应该特别注意作品的价值，而不必拘泥于你以前觉得这同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好还是坏。”（《谈批评中的坦率精神》）这说明：文学评论要评的是文学作品，作品本身的价值才是我们确定评论与否的重要依据。所谓作品的价值，指的是它的美学价值，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的水平应是很高的，或比较高的；另外，是某一种作品代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或者就是坏作品。这两类作品都是值得评论的。因为，评论好的，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平，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也可使作者认识到自己的特色，向好的方面发展，提高一步；评论坏的，可以防微杜渐，给作者敲警钟，使读者也能认识假、恶、丑。

（二）现实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指的是：国家事业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凡是现实需要评论的作品，我们作为评论者，就应该负起评论的责任。

（三）个人的专长。选作品要根据自己的爱好、专长来定。也就是说，要选自己有所研究的，有把握的，有心得的，能评论的来评。尤其是初学评论写作的，更要扬长避短，否则评起来困难，也不容易评好。其次要定好中心。要确定评的论中心，有两个原则要遵守：第一、不同体裁，区别对待。体裁不同，确立评论中心的角度也应有所不同。如：叙事文学的评论，评论的角度应信笺于人物塑造、矛盾冲突等方面。抒情文学的评论，评论的角度应偏重于艺术意境、感情抒发等方面。第二、应有真知，贵在创新。评论的中心，必须从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真知灼见出发来确立。由于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就可避免雷同，就能创新，评出新水平。对一篇作品，是评人物形象，还是评情节安排，是评某一细节，还是评全篇结构，是评思想意义，还是评语言风格，都需要评论者具有一双慧眼。培养“眼力”，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选取。选取作品有意义之点来评。因为作者在写作时就是这样选材的。鲁迅说：“选取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应该使自己能够熟练地从评论的作品中选取有意义之点。在开始时，可以选择一些名篇，自己确定一个具体的范围，选取一些有意义之点。如评价鲁迅的小说《祝福》，可以确定一个范围：评论祥林嫂的形象塑造技巧。这样，既可以从总的方面??祥林嫂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成功在哪里等方面来选取；也可以从局部的方面??鲁迅怎样刻划祥林嫂的眼睛、语言、性格等方面来选取。二是甄别。主要从三方面锻炼自己的甄别能力：一，作品中什么是应选取的有意义之点，什么是要舍弃的无意义之点；二，什么是自己对于作品的真知灼见，什么是拾人牙慧的旧调重弹、老生常谈；三，哪些是自己评论时能够驾驭的，而哪些是偏大偏难自己力不胜任的。总之，定题是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评论者的思考，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要顺利完成这个“飞跃”过程，需要花大力气、下深功夫。一些批评家能定题定得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三）评论多数评论是基于以下五个问题：

1．这部作品说些什么？

2．这部作品意味着什么？

3．这部作品是如何表达的？

4．这部作品表达得好不好？

5．这部作品值得创作吗？

第一个评论的问题，只涉及到作品的一些表面现象。主要应对“谁”、“什么”、“何处”、“何时”、“为何”和“如何”给予正确的答案。目的在于明确作品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并且把作者所经验的与自己所经验的联系起来。

第二个评论的问题，在于阐明作品的主题。这种能力只有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有了丰富的经验之后才能具备。要正确评论作品的主题，一般要从：一、内容释义；二、感觉感情；三、语言调整；四、作者意图等四个方面去理解作品。

第三个评论的问题，涉及到作者为了在读者中得到预期反应所运用的技巧。技巧是作者要达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作为文学作品来说，除非能够注意并运用这些特殊的技巧，否则，读者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和评价它。评价作品的表达技巧是读者和作者都会感兴趣的。

第四个评论的问题，是建立在对前三个问题的刻苦研究之上的，是为了公平、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与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能力。这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评论者对这部文学作品的个人感受。但是他如果能正确判断作者艺术手法表达的成功程度，对作品的技巧的运用作出应有的评价，将会得到作者和许多读者的赞同。

第五个评论的问题是关于作品的价值的。一篇文学评论只有正确地指出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才称得上是一篇好的文学评论。“使文学作品获得写作价值的，除了带来愉快，扩大知识领域，提供新的见识，促进积极行动，促进对生活有更正确的态度等等以外，还有语言的描绘（通过色彩、形状、明暗、场景的描写），思想、结构或语言的宏伟，历史性（对于另一时间的描述），以及存在于许多散文和诗歌中的韵律。”（威廉?W?韦斯特《提高写作技能》）

在《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作品，为我们学习评论提供了范文，我们可以从这些评论中学习到有益的评论方法。

（四）写作文学评论属于议论文。它必须具有议论文的一般特点，这是它与其它议论文相同的共性。但是由于它是对文学作品发表的评论，所以又不同于其它的议论文，而要有点文学色彩，这是它的个性。因此，一篇好的文学评论，既要具有一般论说文的特点，又要讲究文学性。

1．要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论点）。我们对一篇文学作品发表议论，总要有个基本看法：是好还是坏？是基本上好的还有缺点，还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处？这个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而这个论点必须是正确的、鲜明的。

2．要有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文学评论的论据，主要应从作品的人物、情节和艺术描写中去找，也就是说，要对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的分析。从而引用足以说明自己论点的材料来作为论据。这些论据一定要准确可靠，不能想当然，更不可曲解，甚或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要运用科学的符合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是用归纳法，还是用演绎法，或者是类比法，应深思熟虑。而且，是写成一篇立论的评论，还是一篇驳论的评论，也需要根据写作目的，从作品实际和读者需要出发来确定。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三毛这位风靡华人世论了文学批评的现象，借由“三”文学现象的国各地涌现“三毛热”的文学现象。本文在论述三毛文学及其引发的文学现象后，重点讨，重点探讨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的正确三角关系.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一种哲学运动的名称，其开创者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一1938)主张“面对实事本身”，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搁置已有的知识和信念，直接审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本身，从而获得哲学研究的全新对象、全新视角和全新方法。现象学一个研究的基本法就是’‘还原”，亦即’‘现象材料的还原、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现象，或者说“文学的现象与研究”，不是文学的独创，而是文学对哲学的借助。而“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它往往包容与反映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又因时代思潮的变迁，多元的文学现象随之兴起，而多元的文学现象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干创作;一类属于批评。而“文学现象”通常是由于“作品”、“作家”和‘.读者”三者关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现象”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展露出独异的风格，从而构成独有的历史存在，在历史上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我们通常所称“三毛热”、‘.三毛震撼”的文学现象，是指三毛其人其文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热烈讨论，亦包括了对三毛本身文品和人品的评价。从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之后，声誉日隆，颂扬四溢相继而出的<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等著作。三毛不断以其特殊生活经验，加上其特有的人格风格，在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上找到了契合点，受读者的肯定与支持，在大陆地区，包含港台拥有巨大的读者群，文艺界出现了“三毛热”的现象。与此同时，文艺批评对人品和作品的批评和非议相继出现，并日益增多，日渐深化。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两者密切联系起来，以文学的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真正基础，而以文学批评来辅导，甚至指导文学研究的进行。而众多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三毛热”文学现象反思的一个起点。

在文学批评的现象中，借由.‘三毛热”的探讨，将“作品”、“作家”和“读者”三方面的研究做紧密的结合，找出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正确的关系。www.gwyoo

首先，读者对作家作品的广泛接受，因而出现“畅销现象”。作家有感于读者之热情与支持，更努力于从事创作，期以更新、更好之作品回报于读者。对三毛来说，她的作品所以受人欢迎，和她的人格与风格是分不开的。三毛漂流异域、远走他乡，去了许多中国人从没有到过的地方，洞开了异域文化，她在文化上满足了大家探视异域的好奇心。所以，她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深受观众喜欢，风靡一时，读者遍及台、港、澳、星马、欧美各地。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6

一、文学批评与争鸣

所谓文学批评，指的是批评家“根据一定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和文艺观点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文学批评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同时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常常上升为文学理论”[1]。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一种具体体现。建国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批评与争鸣比较活跃，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有过一些较有影响的批评与与争鸣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也比较活跃，尤其是汕头市作协在1995年成立了文学研究室以来，更有了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潮汕文坛历史以来文学发展的独轮车现象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综观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零星的鉴赏性批评，主要是个人行为。多为私下邀请，赞颂性评点，除一些作家结集成书之外，多零星刊发于本地各种报刊，一般不列入我们的考察范畴。其二是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和争鸣性的批评，它有相关的报刊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为主，也有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主要有：1.1954年，农民诗人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对《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研讨。2.1954年，《工农兵》杂志开辟了“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发表了李心一的争鸣文章《必须改变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评。3.1957-1958年，所谓反右斗争期间，《工农兵》杂志刊发反右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蔡烨、丹木、沈吟、张华云、陈健、吴颖、刘庆英、谢海若、王奔腾、方乃钊，以及饶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张道济和普宁的杜绿波等潮汕地区的知名文艺工作者[2]597-598。虽然此举不完全属于文学批评范畴，但由于《工农兵》充当的是政治运动的工具，批判的对象又主要是比较知名的文学作者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我们也将之列入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范畴。4.1984年汕头市青年文学学会成立，出版会刊《青年文讯》，从1984年的第一期开始，便辟有“文学评论”的专栏，除了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批评之外，也着意刊发争鸣文章，如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的“朦胧性”的争鸣。5.1986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刊发了汕头市青年作家钟海帆的《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检讨和反思》一文之后，引发了潮汕文坛关于潮汕文学现状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关于“吾潮文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时近四年，参与者有《汕头特区报》、《文化走廊》、《汕头日报》、《潮声》杂志，讨论的范畴涉及潮汕文学乃至潮汕文坛的方方面面，对潮汕文学的落后现状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讨不可谓不深不广。具体如下：1989年3月《汕头特区报》的副刊《龙泉》开辟了“吾潮文学”专栏，意在引发大家对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争鸣，6月28日刊发吴颖《承认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随后汕头市群众文化艺术馆主办的《文化走廊》为之呼应，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发了陈放的《潮汕文学乱弹》、11月的第50期刊发了吴颖的《当代文学“向内转”漫议》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发了黄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学创作》等文章。《汕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也刊发了鲁牛（王治功）的《关于潮汕地区文学现状的评估标准及其他》一文参与讨论。1992年初，《汕头日报》开辟了“我看潮汕文坛”的栏目，力图对“吾潮文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先后于2月3日刊发了李衍平的《给文坛注入创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发了黄景忠的《对创作现状的反思》等文章。《潮声》杂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发了潮州市陈耿之和《潮州日报》记者张松的对话录《我看潮汕文学》。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头特区报》又先后刊发了吴奕錡、翁奕波的《多一点“危机意识”》、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吴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护》、翁奕波、吴奕錡的《从记者、编辑与作家谈起》和翁奕波、吴奕錡的《一种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图进一步把“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思考”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7.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1993年1月1日，《汕头电视周报》开辟了“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专栏，先后刊发了公羽的《“不满于现状”与超前意识》（1月1日）、鲁澄南的《参与“崛起”的对话》（1月15日）、吴二持的《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坛的崛起》（1月29日）、杨友爱的《不可忽略“忧患意识”》（2月12日）、鲁澄南的《充分张扬文学主体——与吴二持先生对话》（2月26日）、吴二持的《离开文学的“生产过程”，如何张扬文学主体——鲁澄南先生“对话”的对话》（3月19日）和公羽《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4月16日）等文章，这次争鸣是潮汕文坛60年来首次真正意义的文学对话。8.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2004年2月《汕头作家》（总第51期）转载了王少辉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新世纪文坛》2003年11月发表的《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引发了郑明标、林牧、肖涛声、许因才、公羽、彭妙艳、郑白涛、陈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头作家》从总第51期开始，先后刊发了郑明标的《喜听“争鸣吧”的警钟》（总第51期）、林牧的《讴歌农业文明有何不可》（总第52期）、肖涛声的《批评重要，而建设更重要——〈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读后》（总第52期）、许因才的《传承与扬弃——对〈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荐一言》（总第53期）、公羽的《汕头文学“逃入农业文明”了吗——与王少辉先生商榷》（总第54期）、揭阳作家协会彭妙艳的《无妨多一点宽容——参加〈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总第54期）、郑白涛的《潮汕人与潮人文学——兼谈〈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总第54期）以及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陈培浩的《关于潮汕文学的一点胡言乱语》（总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头作家协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学研究室以来，组织过一系列的潮汕文学研讨会。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声》杂志、澄海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陈跃子作品研讨会；1999年7月3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阳市文联作协共同举办的蔡金才、陈致和文学作品研讨会等；也有专题的文学研讨会，主要专题文学研讨会有：1992年21月6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年现代诗研讨会。1993年11月28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年新诗创作研讨会。1994年10月15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散文创作研讨会。1997年5月1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讨会，等。

综观建国以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批评活动，其特点如下：其一，以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为主，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为辅。从以上列举的潮汕文学批评实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发的争鸣性批评只有1993年借助《汕头电视周报》展开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一次。尽管这一次争鸣在总体上观点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是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毕竟是一次有正反两方通过几轮辩论的文学争鸣，其意义在潮汕文坛自然是非同凡响。至于2004年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貌似自发，其实后来与王少辉商榷的文章，还大多是有隐形推手在推动着的，其争鸣也呈一边倒的态势，并没引起真正的争鸣。尽管如此，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还是推动了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潮汕文坛就如十年一样，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学的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是功不可没的。其二，自发的争鸣性批评难以在潮汕文坛掀起波澜。从上列潮汕文坛60年来的文学批评与争鸣实例可见，在潮汕文坛是难以掀起真正的文学争鸣活动的。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潮汕地区的各阶层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学现状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紧迫感。因而，无论是谁组织发起的讨论，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讨，都想看到针锋相对的争鸣，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头大学教师吴奕錡、翁奕波在《汕头特区报》发表了《多一点“危机意识”》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进一步争论。没想到发表以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波澜都不起。两位无法可施，只好商量着继续炮制文章，结果连发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争鸣，只好作罢。上列所有的文学批评实例，几乎都成了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各说各话，即使有些另类，如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也只能落入一边倒的结局。颇为难得的有点争鸣意味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其实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争鸣的鲁澄南后来在遇见始作俑者公羽时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笔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可以想见，在潮汕文坛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学争鸣，谈何容易！为什么在潮汕文坛难得有真正的文学争鸣？这个问题恐怕要留待文化学者从潮汕人的俗语“大海虽阔，船头有时也会相碰”的文化内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各种先锋思潮难以进入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视野。从上列潮汕文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坛历次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曾经引发热烈争鸣的各种文学思潮，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等，似乎并没有进入潮汕文坛文学探索文学争鸣的视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散文似乎还引起一些关注，《青年文讯》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朦胧性”的争鸣，就是一个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没能引发热烈的探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时四年断断续续的关于潮汕文学落后现状的讨论，本来应该关注到这些内容，但也还是擦肩而过。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对“突围”的重视与思考，却至今仍被一些文坛权威人士定性为“伪命题”[2]612。可见，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破茧难，各种先锋思潮的输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尽管我们不难见到潮汕的某些评论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达达主义等等，等等。毋庸赘言，潮汕文学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争鸣的活动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探讨了一些潮汕文学的现实问题，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识，更重要的是开了一种风气，改变了潮汕文坛长期以来缺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独轮车”现象，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学的批评与争鸣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改进，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作品

建国以来的本土潮汕文学，前30年尚未发现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后30年结集出版的也不多，但参与文学评论的作家及其评论作品却不在少数，这是潮汕文学发展在新时期呈现的可喜现象。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形态的急遽发展变化，早先的农业经济时代不仅为商品经济时代所代替，也逐渐为信息时代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传媒载体纷纷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竞相亮相。文学虽然被挤到了极为边缘的角落，但可供发表的载体却不少，尤其是网络的盛行，更给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显而易见的是发表的园地却十分的零碎与分散，这就给我们对文学评论作品的收集和统计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对于这些散发于各种媒介载体的零散的评论作品我们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无法进入我们的评介视野。我们只能根据收集到的已经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做一番梳理和评介。我们的收集范围：一是本地作家的文论著作，包括部分收入较多（含有一辑以上）评论文章的综合性文集；二是本地高校文论作家对本土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据此，我们收集到的结集文论作品共21种，其中非文论专集3种，评论专号1种。在这些文论著作中，文论专著有4种：翁奕波、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海外篇》、郑明标的《近现代潮汕文学•国内篇》、黄春龙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达亮的《苏东坡与佛教》。文学基本理论及相关问题探讨的作品有7种：汕头市青年文艺研究会编的《文艺求索》、冷梅的《请原谅我的浅陋》、黄昏的《随心所欲：黄昏诗歌随笔评论集》、王睦武的《一蠡诗话》、林伟光的《书难斋书店》、郑云翔的《超越自尊——郑云翔文集》、陈耀城的《耕余走笔》。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有10种：黄景忠的《潮汕新文学论稿》、郑明标的《绿叶无悔》、《绿叶无怨》、翁奕波的《潮汕文坛漫论》、黄育新的《“文化”宽容与文学成功》、林伟光的《书边散墨》、黄少青的《山河留影月留痕——黄少青散文文艺评论集》、颜烈的《金谷鸣蝉》、陈镇朝的《挑灯看剑》、揭阳市作家协会编的《揭阳作家》2009年评论专号等。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7

根据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记录第1326号记载，1931年5月，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上呈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周刊《满洲评论》发行事宜获准①。另据日本学术界的考证，早在1931年初，橘朴、野田兰藏、小山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华文人，便不时在大连举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聚会，主题大多是谈论时事、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创办时事评论杂志的创意[1]。负责疏通工作的是曾任《东方通信》社记者的小林英一，他通过旧交在关东军及关东州厅迅速开始活动。先是从关东州厅打探评论类杂志刊行的相关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寻求援助；得知时事杂志的刊行极为困难以后，他又在关东军内部进行疏通，并通过关东州厅的友人极力促成此事。与此同时。兼任满铁和关东军特派员的“满洲青年联盟会”理事的小山贞知，也频繁游说关东军的上层，并得到了橘朴的至交、时任关东州厅外事课长河相达夫的助力。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终于取得了《满洲评论》的发刊许可，条件是需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并须在许可日开始50天以内发行创刊号嘲。其时杂志的运营资金、事务所和编辑人员等诸多问题尚无着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东京，意欲向亚细亚学会筹措资金，结果因告败而未归，留给橘朴的是主编的机遇。不仅如此，该刊同时面I临了其他杂志提出收购《满洲评论》发行权、实行联合办刊的局面。坚持自主办刊的小山贞知，先行垫付了500元保证金，并恳求关东州厅将创刊号的发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访了当时在满铁涉外部资料课做特派员的橘朴，并承诺由自己来负责周刊运营，聘请橘朴负责编辑业务及相关事宜。橘朴当即应诺，并主张应启用新生力量从事编辑工作。为此，橘朴找到了资料课的同僚大缘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还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组成了创刊号的编辑阵容[3]。该刊文学专栏正式创设于1936年，就杂志本身的历史而言时期较晚。但相关文艺文学专题的文章刊发却几乎与该刊诞生同步，并横亘了《满洲评论》办刊14年。伪满时期知名日本文学家山口慎一，创刊伊始便担任责任编辑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责任编辑。他以矢间恒耀和大内隆雄这两个笔名，分别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报道，两种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当时伪满文坛乃至中国近代文坛做出了研究。应该说，作为时评周刊中的文艺元素，《满洲评论》文学专栏及文艺报道是对时事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主战的军部地位浮升，并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中国东北地区彻底沦陷。在此前长期的殖民渗透过程中。东北地区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内的大量日本移民，关东军也企图利用这些在华活动的日本文人，为自己的殖民文化统治服务。《满洲评论》的问世可以称得上是应运而生，但其存在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刊物本身、特别是文学专栏并未受到当局高压舆论管制的束缚，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对的真实性。因此，从全新的角度对《满洲评论》及其文学专栏做出分析，弥补《满洲评论》研究空白，对本世纪的新伪满洲国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下文分述该刊主编橘朴和文学编辑山口慎一，从办刊方针与文艺栏目构成两方面考证《满洲评论》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追求，探寻评论周刊中时事与文学的初衷。橘朴，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报人、新闻记者、汉学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05年任札幌《北海时报》记者。翌年，24岁的橘朴来到中国，担任大连《辽东新报》记者，1913年开始从事中国道教研究。1916年从事北洋政府财政、税制、土地制度的调查工作。1917年任“满洲报社贸易部”总经理，1922年成为《京津日日新闻》主笔，并确立了在华日本报界人士的稳固地位。此间同时编辑《支那研究资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杂志。笔墨所至触及了以民间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及社会结构。为其后主编《满洲评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作为《满洲评论》总编辑的橘朴，历时长达14年，横亘了伪满洲国历史的全过程。他不仅主导了《满洲评论114年的思想与言论动向。而且在坊间赢得了“《满洲评论》即橘朴，橘朴即《满洲评论》”的称道[5]。橘朴在中国思想、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华4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局势、中国东北农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伪满洲国时期从事中国研究的知名日本学者‘6。。橘朴50岁上逢九--]k事变，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其后他积极投身“满洲国建国运动”①。事变爆发后，橘朴在《满洲评论》上发表了《我的方向转换》一文，成为他此后从理论到实践朝着“新方向”转型的历史印迹‘7。。他最初是反对九--／k事变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田中内阁时代的东方会议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军部的盲目行动”，还预言“这种局面是暂时的，东北地区财政和内政迟早要回归到满洲地方”。并以此为主旨开始执笔《百分之百的怀疑论》一文，准备在《满洲评论》上发表旧J。1931年10月，经小山贞知斡旋。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东拓楼，橘朴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为《满洲评论》创刊而从旅顺移住大连桃源台的橘朴。就曾与石原莞尔私下会面，就“满洲”时局交换意见‘9。。此次会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决定了橘朴的“方向转换”。此后的橘朴，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频繁联系。并为伪满洲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朴的《满洲与日本》。这是一本为日本侵华行径提供“理论依据”的书。同月，“自治指导部”成立并聘任他为顾问⑦。这年年底，他与野田兰藏等结成了“建国社”，集结了支持伪满洲国的一批在华日本文人，唱颂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应关东军的旨意。组织成立了满铁经济调查会。同年6月，他还与石原莞尔有过密谈，商议伪满洲国人事组织问题。+7月“协和会”成立，橘朴出任了该会的理事①。橘朴“转换”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义的理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开脱，并幻想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环境下实现所谓“大众利益”。橘朴作为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长期在中国东北地方实践“农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动的本质，却是在关东军的指使和资助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武器”。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民主主义的自由民权、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与社会主义的民众利益于一身的橘朴，其思想内涵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

他作为该刊主编，主导了《满洲评论》的主要舆论导向。他执笔撰写了《满洲评论社告》，为该刊特别是时事评论栏确立了政治立场：“一、科学且公正地对支那时事做出批判与评论；二、做具有解说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纪事杂报；为支那及满洲现势做出判断提供必要的内外部文献资料；四、用平易朴实的文体，传递科学且实用的新闻。”[1此橘朴主张的这一办刊原则，奠定了《满洲评论》中时事部分的基调，也对文艺栏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自幼来到中国，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29年进入满铁工作。他与中国近代文坛一直保持着深入接触，与鲁迅、郁达夫、田汉交好；他以《满洲评论》为阵地，翻译了中国左翼文人朱其华的政治经济论文，并引介了东北文学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学作品。因其积极的左倾思想，他遭到当局严密监管，几次被捕入狱，但始终不放弃在文学上的创作和研究。他凭借自身对中国东北近代文学的深厚了解，著《东北文学20年》一书，奠定了他在伪满文坛上不容小窥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满洲评论》第2卷第1期，山口即发表了评论《支那学界一瞥》。随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发表了《中国文艺与文化之展望》和《中国舆论界就满洲问题之讨论》两篇文章。前者是文艺报道，而后者则是时事评论，但就两篇的内在联系而言，都是针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伪满洲国成立前夕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探讨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东北地区文艺发展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满洲评论》文学专栏最终确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满洲评论》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学青年为《满支文坛时评》投稿，这是文学与时事的有机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关照的真实体现。该栏目刊载了以山口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谓满洲文学作品》(第10卷第19期)、《鲁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启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学报道和文艺评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满洲评论》多元化的文学部分构成，成为该时事评论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而言，发表在文学专栏的文章以文艺评论居多，特别是对当时的伪满文坛多有反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前后几次追踪报道，对现今考证东北文学史有极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对中国近代文坛特别是鲁迅的关注，也是该刊区别于同时代报刊的显著特征之一。

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在山口的带动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在满日本知识青年。这些左翼文艺分子与山口一道，撰写了大量文学色彩浓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艺术评论，这不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该刊的“评论”机能，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繁荣伪满洲国文坛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殖民文学伴随殖民政策而生长”；与此同时，“殖民文学又加速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步伐眦托】。就《满洲评论》的情况而言，在橘朴确立的刊物言论主导为针砭时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学专栏促成了刊物栏目构成的多元化、充实了办刊主题与内容。四80年来，包括日本的学术界在内，与《满洲评论》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导致这本杂志的史料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解读和充分的认定。作为伪满洲国研究的重要文字依凭与历史记录，《满洲评论}28卷总计约700余期的内容，留下了政治、文学、经济、军事、农业、民俗以及伪满洲国相关机构人士变动等极为丰饶的原生态史料，改变这种现状无疑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橘朴作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价值近年来得到中日两围学界的日益关注。橘朴是《满洲评论》舆论导向的灵魂，《满洲评论》也是他新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断言，橘朴作为主编，中止了《满洲评论》成为关东军喉舌的命运。与之相对．山口慎一是伪满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家。他作为具有左翼思想的积极进步人士，以文学为武器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他将《满洲评论》中的文艺要素最大化，使该刊成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伪满的重要活动舞台。橘朴与山口慎一对《满洲评论》的影响，恰如该刊中同时充斥着的时评与文艺两种力量，既互为补充，又彼此作用。可见，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在受政治时事左右的同时，也能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响力。想必这就是《满洲评论》的创刊初衷，也是时事与文学的共同初衷。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感受；批评：王蒙；文学批评；范式

在众语喧哗的文学批评界，由于20世纪以来一批精英和大师的崛起，个人风格和多元化批评方法的形成和运用，一个文学批评热闹而有序的批评格局早已形成。如今，各路批评家的热情未减，他们以新锐的文思和珠玑般的文字，不断创造着这个世界的文学辉煌。对批评规范的考量，让我们追问诸如什么样的品头评足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批评话语这样的问题，这最终落实到对于批评形态的把握。当代学者徐岱将文学批评分为三大类六种形态：作为专家批评的“思潮／个案批评”、作为作家批评的“大师／巧匠批评”、作为行家批评的“传札记批评”。他从确证批评家的身份出发，将文学思潮和批评文本的六种形态对应于三类批评家身份，从而为文学批评到底怎样进行才异彩纷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他们并不热衷于理论的制造与体系的构筑，而是通过知识积累与研究琢磨而对文学艺术现象有了真正全面深人的掌握。”…挪在定位文学批评行业中的专家后，当代学者徐岱对作家批评的理解为我们拓开了视野，与专家批评比肩而立的作家批评则是文学批评的另一道风景。作家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作家以其对世事的洞明与人情的练达，对生活的亲近与对人性的洞察构建了人文艺术。那些似乎带有些许“客串”和“玩票”意味的作家，之所以能够一语中的、切中肯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深人细致地体察生活，在深切感悟生活、创造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赤子情怀，守护着新鲜的生命感受。

一位批评家的批评观是其文学观的体现，一位优秀的小说理论家同时也必然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从王蒙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认识其文学观，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展开了对王蒙批评观的探讨。曾几何时，王蒙别开生面地道出了曹雪芹红楼故事的“后四十回”没有写出的原因是这篇作品的主题过于沉重、反映的生活过于庞大，小说的叙述原本就难以继续，他将贾宝玉的悲剧归咎于他的生活理想就是“闲散人生”，他对《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和“兴衰”作出了独特的理解，他对“躲避崇高、解构神圣”的王朔小说公开叫好，等等。从他对文学的理解中，我们看到，作为最为典型的作家批评者的王蒙成为批评界的主角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艺术家，当他谈体裁时，一般都是谈他自己。”蒂勃代的这番话向我们道出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家总是从自我经验出发来品评艺术作品，或者换句话说，以自我经验为参照来看待艺术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德罗认为：“一个作品的最严格的评者应该是作者自己”，这样看来，创作经验和人生体验是作家水到渠成地进入批评苑地的通途。“他怎么找到这样一个好的、我要说的是非凡的题目?你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燃烧起来了。……在看完《北方的河》以后，我想完啦，您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流啦，至少30年，您写不过他啦。”王蒙这段对张承志《北方的河》的“描写”可入当代批评史上的经典之列。批评家阅读作品的那种欣喜若狂、那种抑制不住的激赏、那种不加掩饰的“嫉妒”或艳羡，活灵活现，如在目前，而“非凡的题目”、“这样的气魄”、“这样的心胸”、“何等的胆量”、“何等的匠心”等语句又不时冒出，“这哪里是一个知名作家在评一个青年作家的作品，分明是一个贪杯者喝醉了茅台；哪里是在批评，简直是在‘燃烧”引，有论者这样说道。在批评家的主观感受里，作品的特色、价值、意义尽在其中，“它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心、用血和泪写的。

它不是写在书斋案头，而是诞生在北大荒的一望无际的暴风雪之中。……它比一切文人雅作都更粗犷、更浓烈、更震撼人心。所以我说它庄严，而在庄严的真实面前，我肃然起敬。”王蒙进一步评论道。在这里，“肃然起敬”是批评家或读者的主观感受，也正是一种“最佳的感觉”，“理智的体验”，实际上就是“一眼看透”，透过浅层的表象看到潜伏在深处的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为了“觑住”、“捉住”与艺术品(批评对象)交流中的“最高境界”，王蒙不仅动用自己的思维、学问，更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智慧、情感、灵魂，全身心地投入、沉浸。这最能体现王蒙式的感受式批评特色，作者与文本相契合相交融，也正如柏格森所说“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这与当代学者徐岱的说法如出一辙：“作为一种‘接受’活动的文学批评本身也有一个‘接受’问题：它所面对的是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这样的读者所期待的不是耳提面命式的教诲，而是对一种审美体验的分享”。

“不要一写评论文章就摆出那么一副规范化的架式。评而论之，大而化之，褒之贬之，真实之倾向之固然可以是评论，思而念之，悲而叹之，谐而谑之，联而想之，或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或别出心裁，别有高见，又何尝不是评论?”王蒙的这番话使我们认识到：正因为批评不一定要摆出那么一副规范的架式，批评才显得如此轻松自如，如此自由灵活。它不一定要穷究某种学理，也不一定要做出某种判断，它更突出的是批评家自己的直觉、体验与感悟，更着重的是自己的主观感受，因而，论题的选择，对象的确定，方法的采用，角度的选取，都是不拘一格的灵活多变的。只要有利于自己的主观感受的表达，什么都行，怎样都行。王蒙从不以思想权威、理论权威、学术权威的面目出现，他的批评文章很少使用“评”、“论”之类的大词，而使用：‘话说”、“漫谈”、“断想”等自由活泼、亲切可人的小词，他不拘泥于规范的学术名词、概念，也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用鲜活、通俗、形象、幽默风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悟、感受和观念，使读者在文字的愉悦中消除“学问之累”。

然而，仔细考察起来，我们发现，真实自然和理想精神是王蒙的相对稳固的艺术批评标准。王蒙特别注重生活的真实自然，强调作家要“倾听生活的声息”。在他眼里，“倾听生活的声息”不仅是为了再现生活的真实，而且是进行艺术形式创新的需要，更是作家心灵造就的需要。“如果不用自己的耳朵倾听世界的声音、时代的声音、生活的声音，难道任何新的形式的探索是可能的么”；“生活是心灵观照的对象，又是造就心灵的土壤，……心灵只有在生活化后才能形成与成熟，也只有在生活化后才能被认识，被感受”…卯。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王蒙对梁晓声、铁凝、王安忆早期创作的“生活含量”较高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众所周知，“痞子作家”王朔的创作是“假、大、空”伪理想时代的空谷足音，充满了生活气息，王蒙为其辩护的言辞激烈而沉稳：“艺术之所以是艺术，恰恰因为它反映了却又实现了对现实的某种超越。这种超越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可以比现实更理想、更美好、更升华、更生动、更迷人。也可以比现实更沉重、更刺激、更疯狂、更难以忍受。可以更细腻、更玄妙、更精微、更神经末稍化。也可以更广博、更悠远、更抽象、更大而无当。当然，也就可以比现实生活更空灵、更超脱、更非功利、更悠然飘然。”王蒙的这段话让我们看出了王蒙“理想”的真谛：对真实自然生活的某种超越，对人生、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曾几何时，王蒙对信念、激情、青春、崇高、神圣等带有理想精神的词，对那些既不回避生活矛盾又充满理想信念的作品情有独钟。他肯定阿城的《棋王》，是因为它超越了题材的局限，写出了“人是自己的主人”，“表现了一种新的强力”，所以“这是一幅画，也是一种境界，是对人的智慧、注意力、精力和潜力的一种礼赞”。他赞扬梁晓声笔下“知青”身上的“动乱年代与艰苦环境中的英雄主义”，称赞其“作品浓如烈酒，充满了悲壮豪迈感”。青春、激情、理想、信念乃至信仰是张承志艺术世界里永不褪色的旗帜，正因为如此，王蒙对张承志的作品才一往情深。“然而张承志并没有随波逐流，不论一些作品怎样用不下于炼狱的惨状的暴露代替了当年的慷慨激越的‘理想之歌’，张承志在严峻的真实里仍然肯定着上山下乡当中，与劳动人民结合当中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一切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

王蒙在评《绿夜》时说这样说道。而《北方的河》则是对于祖国大地、对于艰难而奇妙的生活，对于质朴的人民，“以及对于永远年轻的理想和热情的刻骨铭心，始终不渝的情歌，而且是一首刚强而滚烫的歌”。这样的批评文字总让我们激情满怀，它不是对文本的条分缕析、恶意分割，而是兴之所致，娓娓道来，似乎是接着作者在说。“我的‘评论’是打引号的，因为他缺乏理论的严谨性，而更多的是随感的性质。我追求把评论当散文或者杂文来写。”

王蒙追求的批评风格被与王蒙对话的王干概括为“把自己的感想与别人的作品融合起来谈”。这只是王蒙批评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将自己的创作体会同理论问题相融合，这就形成了他的独特批评方式：感受批评

詹姆斯曾说：“对于一个诗人或者一个小说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他对生活有何感受?”“人们如何体验生活，他们也就会如何体验和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小说。”王蒙的言说与詹氏异曲同工：“创作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那么评论呢?首先是评论家对作品的感受。正像作家应该善于感受(感觉、体验、认识)生活一样，评论家也应该善于感受(感觉、体验、认识)作品。”王蒙的感受批评，首先是作为作家对创作的体会，再将这些体会与所批评的对象(作家、作品、理论)结合，在批评的形式上则采用散文体或杂文体。王蒙是有感受天赋的，不论谈小说技巧，还是谈理论问题，抑或批评作家作品，感受批评运用灵活自如。他以作家身份参与批评，这正是他的优势，他推崇孙犁的印象式批评，他认为孙犁的批评文章写得好是因为孙犁的批评后面有孙犁本身的巨大背景，这个“巨大背景”指的是丰富的创作经历。这样评价王蒙本人的批评也是恰当的，王蒙的批评背后也有他巨大的背景，譬如，王蒙反对小说过份戏剧化，“因为过份戏剧化往往剥夺了我们本来可以更多使用的属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艺术手段。”这是王蒙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独到体悟。譬如，《(雪)的联想》是王蒙批评中很独特的一篇文章，它给我们一种理解王蒙感受批评的视角：王蒙放弃了学院式批评方法，从学者型进入作家型，形成了他的感受批评方法。这说明王蒙的感受式批评方式是在自觉探索的基础上构建的。

王蒙的感受批评与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方法有众多相似之处。在思维方向上，与西方重视逻辑推理过程不同，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更重视感觉、经验。中国古典文论多谈观点、印象，不重视观点、印象得来的逻辑推理过程、分析过程，而其推理过程多是从直观的、具体的材料中取得，缺少西方文艺批评中的形而上纯抽象思辨。王蒙将文艺批评分为偏重主观和“更加科学化的方式”两种：“文艺评论的偏于主观艺术的方式——如会意的方式，印象的方式，自由联系借题发挥的方式，感情共鸣和扩展开拓的方式，其实可以与那种更加科学化的方式——综合与分析的方式乃至统计与制表的方式等等——并存。”副王蒙的感受批评显然是属于他自己所说的“偏于主观艺术的方式”的，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相契合。在对待作者、文本、接受三个环节上，西方文论更重视文本，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更重视作者。像“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则典”¨之类的以人论文、以文论人的批评在传统的批评中随处可见。传统文艺批评强调的是“知人”、“知言”，甚至将揣测作家意图作为文艺批评的目标：“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而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王蒙推崇的文艺批评是“堪称知音的品评”，指的是批评家的批评与作家创作意图的一种沟通，王蒙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亦将“知音”作为他的批评标准之一，正是从“知音”这个角度，他激赏如曾镇南、南帆等人的批评。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HTtP//: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文艺评论论文范文篇10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核心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核心，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核心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核心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核心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注释：

①见严昭柱:《论文学本质多元化的实质》,《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1期。

②见山人:《〈坚硬的稀粥〉,是一篇什么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

③三文依次见《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中国文化报》1990年5月23曰,《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④参见:贺敬之《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点意见》。《求是》1991年第5,6期,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2,5,6期,《文艺报》1990年4月28日的有关文章。

⑤见《书外琐谈》,《中华读书报》l997年8月13日6版。

⑥见《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学者的人间情怀》第123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