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范文10篇

文艺范文篇1

一、目的：配合“五四”大型文艺晚会的顺利进行，为学院挖掘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晚会主持人，院文艺部特举办此次司仪选拔赛，希望透过此次比赛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大学生语言方面的能力，同时推广主持行业在校园乃致全国的发展，也促进同学对大学生活的热爱，创造自我文化空间。

二、参赛条件：在校学生，形象良好，口齿伶俐，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主持或表演潜质。

三、报名方式：

1、以班为单位，由文委收齐报名名单，于4月4日、4月11日下午4点到6点交于F栋学生会办公室。

2、网上报名：加QQ：******，注明系别，班级，姓名，联系方式

四、截止日期：2006年4月11日下午。

五、比赛内容：（比赛共分四个环节）

1、简单自我介绍，限在1分钟内。

2、朗读或演讲，参赛选手自行准备材料。（诗歌、散文或记叙文等）限在2分钟内完成。

3、模拟电视节目主持，参赛选手抽取题目，现场模拟主持。限在3分钟内完成。

4、特长展示，如歌唱舞蹈类特长，现场可进行表演，其他特长，现场出示获奖证书，并向组委会说明。限在3分钟之内。

注：四项比赛时间须在10分钟内完成、

六、评分标准：

（1）普通话发音标准、吐字清晰，声音宏亮，语速适当；

（2）形象气质较好，言谈举止大方；

（3）具有良好语言组织及口头表达能力，语言流畅、思维清晰，具有一定逻辑性；

（4）形体语言得体，能较为完满地配合自身在各环节的展示；

（5）现场应变能力较强。

（6）具有一定的主持能力，能较好地控制现场节目的节奏与气氛，并能积极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

（7）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思维，能对所给主题进行大胆诠释和创意，内容新鲜，形式活泼，现场观众反应较好。

七、比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4月12日晚上7：30

地点：学生活动中心

八、时间安排：

1、3月21日召开会议，动员个相关部门。

2、3月27日出宣传版头与宣传海报。

3、3月22日开始接受报名。

4、4月11日收齐报名表，晚上召集参赛人员开会，安排比赛顺序。

5、4月12日正式比赛。

九、工作安排：

1、文艺部：负责比赛的筹备工作。

2、宣传部：制作比赛的宣传海报。

文艺范文篇2

斗转星移，日月待续，在不知不觉中，一年就这样飞快的过去了！回顾一年前的自己，拖着行李箱懵懂的来到了学校。对于学生会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高中的印象当中，一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六号楼里的大众传媒系学生会动员大会中，我认识了现在级的大哥哥姐姐们，在他们的认真讲解下，对学生会有了一定的了解。最终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我成功的成为了我们大众传媒系学生会的一员，也很荣幸的进入了文艺部，这个我更为喜爱的部门。一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即将成为下一届同学眼中的“前辈”，所以个人的工作总结、自我的分析也十分重要，在这后半年文艺部的工作中，我也学会了更多，成熟了不少。

学生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团体，部门的合作更是不可少。在工作中，我深深的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一个人所无法完成的，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不管个人的力量有多么的微薄，团结起来就会是最棒的。在这后半学期中，我们学生会主要是围绕着“第六届科技文化艺术节”而展开的。我们文艺部最初是负责原创剧本大赛的工作，从工作策划，到工作实施，再到最后的剧本敲定，在这中间，我们每个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首先我积极参与了所必须的工作，在策划中我也出谋献策，策划在于软件系的合作下得到了完美的结果。也是像大家常说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家的思想都很先进，起初在演员的选定部分，我们计划举办一个演员海选，本以为效果会很不错，可是到最后并未能得以实施。首先，是我们在策划没有根据本院实际来考虑，也许学生的积极性并不如我们所想象，但是这也可以说是工作的不到位，不是所有人都是积极的，也许是大家没有积极性，也或许是大家心里想参加，但没有勇气，其实如果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工作中的一大突破。可是不管结果如何，最后这项工作还是顺利完成了。

随后，我们文艺部响应院组宣部，在“五四红歌比赛”中，我安排时间地点与我们部的成员选出了三名选手参加比赛。在这中间，选选手时候，因为行动不便，我没有参加选拔，这让我很是遗憾，这也是我工作中的不足，应该牺牲小我的。不过，在三名选手参加初赛和决赛时，我都到场参加，虽然因为主持的原因，并不能作为观众为他们呐喊助威，但是从始至终，我都为他们高兴，心和他们一直在连在一起。不付众望，三名选手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我们文艺部最后负责的是心理健康情景剧。我们编排了两个剧本《从心飞翔》和《蜕变》，在最后的比赛中我们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分别荣获了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好成绩，为我们再次争得了骄人的荣誉。这是我们文艺部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会继续保持，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本次情景剧准备过程中，我们最初并没有很快的选好剧本，在部长的督促下，临近比赛初选不长，我们才选好剧本。在是此项工作中，我们的失职，在今后一定不会再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

只要努力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是我的人生格言。所以我相信，不管工作再难，只要付出了，努力了，没有完成不了的。在下半学期的工作中，有苦有甜，不管怎么样，我都认真的走过来了；有努力也有失误，努力要继续保持，失误要在今后尽量避免。文艺，这是我的工作，我骄傲；干一行爱一行，我荣幸！最后，我想大声说：加油！为自己加油，也为所有人加油。文艺部加油，学生会加油，大众传媒系加油！

文艺范文篇3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代文艺；文艺启示

一、文化的“软”作用

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此术语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可译为文化工业/产业。当今总体上是和平稳定的世界，虽有局部热战，但国际形势整体尚好，国内经济政治稳定，不容忽视的是，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来越多的提到国家的层面上。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强权和文化霸权主义，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应对、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与文化产业。在发表《讲话》的1942年，当时中国存在着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外来入侵者的腹背受敌的危急状况状况。清楚而先见认识到文化在人民军队和战胜敌人中的不可小觑的作用，并分析了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立场的文化，如何看待敌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和自己人的关系，就我们国家现在的态势而言，政治稳定、经济逐步增长、科学技术水平进步、综合国力逐步增强是肯定的，但文化的发展却未及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与今后长期发展的国际态势，各国间经济与科技的较量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日益紧张、激烈，文化软实力的位置就摆在更加明显的地方。就文艺工作者而言（先暂时以这个称呼自居），文艺作品的质量关乎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文艺作品的传播速度之快与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之大，是一个国家不能忽略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对国家产生向上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就应该提倡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与民心的文艺作品。

二、文化的“吸收”与“去除”

在发展本国文化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本国的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识别本国文化发展与外国文化入侵的关系，即文化的方向性“东”与“西”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对于外来文化，我们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有个别的激进分子持全盘吸收、全盘西化态度，又有个别的保守分子持坚决反对、“闭门造车”的态度。的《讲话》谈到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都是片面的，虽然此篇文章的背景与现在完全不同，所提到的“改造”与现在所需要的亦不尽相同，但同志的思路和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的。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需要的是服务于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的“笔杆子”，需要《黄河大合唱》、《我的祖国》等合唱或独唱作品鼓舞士气，需要各种优秀文学（诗歌）的振奋人心的艺术作品，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这些艺术作品，全部都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当今的大时代下，中国的文化界也有许多成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山西省作家刘慈欣在2015年8月23日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这些艺术作品的成功，除了有作者本人的思考和努力，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作就可以的，而是要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去粗取精才能创作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大熔炉，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得以流通和融合，文艺创作者的眼光应该着眼于全世界，站好自己的立场去创作去写实。

三、对当今文艺工作者的启示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首先真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工作的性质，认识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更好的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文艺工作及自身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深入人民群众，不做高姿态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或从事文化的相关人员，应该与人民同呼吸，与人民站在同一点上。应学习山西“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

四、文艺工作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要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七十多年前的的《讲话》就明确指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指导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更甚于生活。尤其是从事文化文艺工作者们，更应该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的作品才具有时代意义，才能创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就文化而言，好的文艺作品不仅可以使人们身心愉悦，而且可以给社会带来良好风气，使人民更具有向心力，这对国家稳定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五、结语

笔者在读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文化需要，认识到其对当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当下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先暂时以一个自称为“文艺工作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当下的国内背景和文化环境，以的讲话为主要内容，提出了自己的些许认识和观点，若有偏颇，还望指正。

作者:张毓倩 单位:中北大学

文艺范文篇4

女：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合：晚上好！

女：我们的激情燃烧明天的希望，

男：小康的中国升华缤纷的理想。

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首激情飞扬的《****》拉开了我们今天晚会的序幕。

男：再过几天啊，就是五四青年节了。今年的五月四号，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可不比寻常，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周年。

女：回顾波澜壮阔的20世纪，无数热血青年在团的组织中茁壮成长，“五四”精神也始终激励着中国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卓越贡献。

男：为了纪念伟大的85周年，*******在这里举办《xx市各界青年庆五四迎七艺文艺晚会》。

女：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今天晚会的各位领导和来宾，他们是：

感谢你们的光临。

男：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2、大合唱《万岁祖国》、《共青团员之歌》

女：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共青团xx文理学院委员会选送的大合唱《万岁祖国》，指挥：xxx，钢琴伴奏：xxx。

（《万岁祖国》演唱毕，主持人幕后）

女：再请欣赏《共青团员之歌》

3、健美操《青春飞扬》

男：让激情燃烧，让青春飞扬，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当代青年始终是一股锐不可挡的奋进力量。

女：在新世纪崛起的洪流中，我们青年始终充满着蓬勃向上的青春气派。

男：朋友们，下面请欣赏由共青团xx县委选送的健美操《青春飞扬》。

4、小品《相亲》

男：青年是主力军，青年是突击队。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各条战线上，我们的青年人敬业爱岗、顾全大局，为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为加快实现两个“率先”都在做着默默的奉献和无私的付出。由共青团xx市委选送的小品《相亲》，讲述的就是这样一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5、歌伴舞《世纪春雨》

女：清爽的风送来了世纪的春雨，大地一片新绿。

男：世纪的雨润泽了神州的沃土，传递出崭新的人生创意。

女：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共青团xx市委选送的歌伴舞《世纪春雨》。

6、时装表演《青春放歌》

男：青春的旋律最优美动听，年轻的身影最自信动人。朋友们，下面让我们在轻柔的乐曲声中一起来欣赏由xx市大学生时装表演队为我们带来的时装表演《青春放歌》。

7、舞蹈《荷韵》

女：诗仙李白曾有诗云：“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了了几句，勾勒出好一派江南风情！朋友们，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共青团xx县委选送的舞蹈《荷韵》。

8、现代舞《创造者之路》

男：“青年是决定未来和影响当前的重要力量，青年最富有创造力，最少保守思想，最勇于开风气之先”。

女：是的，作为青年集聚的组织，共青团在80多年的历程中，敢于牺牲，敢于奋斗，敢于创造，写下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辉煌诗篇。

男：下面请欣赏由xx市青年舞蹈团表演的现代舞《创造者之路》

9、相声《说绍兴》

女：目前，我市上下正在开展“争做文明人，争创全国文明城”活动，文明城市人民创，古城人民呈文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反映社会公德的相声《说xx》，这个节目是由xx市学生联合会选送的。

10、舞蹈《长空飞歌》

女：嫦娥奔月，敦煌飞天，是华夏儿女五千年的渴望。

男：拥抱蓝天，自由翱翔，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梦想。

女：当2003年10月15日神州五号飞船顺利升空，随着那冲天而起的火光和共鸣，欢呼声和雷动声响彻每位炎黄子孙的心间。

男：因为我们知道，那升起的不仅是载人飞船，还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可爱的飞天英雄们已经把中国人的自信力写满了全世界。

女：下面请欣赏由共青团xx县委选送的舞蹈《长空飞歌》。

11、歌舞《未来战士》

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也永远是我们全社会关注的目标。今天啊，有一群活泼可爱的《未来战士》也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他们是来自xx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小朋友，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吧。

12、诗朗诵《五月颂歌》

女：五月，鲜红的团旗迎风飘扬，

五月，赞美的歌声起伏成波涛的力量，

五月，祖国的五月，我们把幸福与祖国相联！

五月，青春的五月！我们把青春和热血奉献！

下面请欣赏由xx市青年联合会选送的诗朗诵《五月颂歌》。

13、舞蹈《青石板》

女：悠悠镜湖水，滋养了xx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青青石板路则犹如一卷长长的史书，记载着这片神奇的土地所经历的风雨和如今呈现的辉煌。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共青团xx市职教中心委员会选送的舞蹈《青石板》。

14、歌舞《今夜无眠》

男：今夜歌如潮，今夜花似海，

女：今夜是歌舞的海洋，今夜是我们的盛会。

男：朋友们，最后请大家欣赏由共青团xx文理学院委员会选送的歌舞《今夜无眠》。

女：今夜无眠，当欢乐穿越时空，激荡豪情无限。

男：今夜有约，当梦想挽起明天，拥抱生活的灿烂。

女：让我们珍惜青春年华，在奋斗中领悟青春的瑰丽和人生的真谛吧，用满腔的激情和热血共同创造我们的美好未来！

男：让我们担负起振兴祖国的历史责任，用坚定的信心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女：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文艺范文篇5

女：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合：晚上好！

女：我们的激情燃烧明天的希望，

男：小康的中国升华缤纷的理想。

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首激情飞扬的《****》拉开了我们今天晚会的序幕。

男：再过几天啊，就是五四青年节了。今年的五月四号，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可不比寻常，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周年。

女：回顾波澜壮阔的20世纪，无数热血青年在团的组织中茁壮成长，“五四”精神也始终激励着中国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卓越贡献。

男：为了纪念伟大的85周年，*******在这里举办《xx市各界青年庆五四迎七艺文艺晚会》。

女：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今天晚会的各位领导和来宾，他们是：

感谢你们的光临。

男：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2、大合唱《万岁祖国》、《共青团员之歌》

女：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共青团xx文理学院委员会选送的大合唱《万岁祖国》，指挥：xxx，钢琴伴奏：xxx。

（《万岁祖国》演唱毕，主持人幕后）

女：再请欣赏《共青团员之歌》

3、健美操《青春飞扬》

男：让激情燃烧，让青春飞扬，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当代青年始终是一股锐不可挡的奋进力量。

女：在新世纪崛起的洪流中，我们青年始终充满着蓬勃向上的青春气派。

男：朋友们，下面请欣赏由共青团xx县委选送的健美操《青春飞扬》。

4、小品《相亲》

男：青年是主力军，青年是突击队。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各条战线上，我们的青年人敬业爱岗、顾全大局，为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为加快实现两个“率先”都在做着默默的奉献和无私的付出。由共青团xx市委选送的小品《相亲》，讲述的就是这样一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5、歌伴舞《世纪春雨》

女：清爽的风送来了世纪的春雨，大地一片新绿。

男：世纪的雨润泽了神州的沃土，传递出崭新的人生创意。

女：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共青团xx市委选送的歌伴舞《世纪春雨》。

6、时装表演《青春放歌》

男：青春的旋律最优美动听，年轻的身影最自信动人。朋友们，下面让我们在轻柔的乐曲声中一起来欣赏由xx市大学生时装表演队为我们带来的时装表演《青春放歌》。

7、舞蹈《荷韵》

女：诗仙李白曾有诗云：“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了了几句，勾勒出好一派江南风情！朋友们，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共青团xx县委选送的舞蹈《荷韵》。

8、现代舞《创造者之路》

男：“青年是决定未来和影响当前的重要力量，青年最富有创造力，最少保守思想，最勇于开风气之先”。

女：是的，作为青年集聚的组织，共青团在80多年的历程中，敢于牺牲，敢于奋斗，敢于创造，写下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辉煌诗篇。

男：下面请欣赏由xx市青年舞蹈团表演的现代舞《创造者之路》

9、相声《说绍兴》

女：目前，我市上下正在开展“争做文明人，争创全国文明城”活动，文明城市人民创，古城人民呈文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反映社会公德的相声《说xx》，这个节目是由xx市学生联合会选送的。

10、舞蹈《长空飞歌》

女：嫦娥奔月，敦煌飞天，是华夏儿女五千年的渴望。

男：拥抱蓝天，自由翱翔，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梦想。

女：当2003年10月15日神州五号飞船顺利升空，随着那冲天而起的火光和共鸣，欢呼声和雷动声响彻每位炎黄子孙的心间。

男：因为我们知道，那升起的不仅是载人飞船，还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可爱的飞天英雄们已经把中国人的自信力写满了全世界。

女：下面请欣赏由共青团xx县委选送的舞蹈《长空飞歌》。

11、歌舞《未来战士》

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也永远是我们全社会关注的目标。今天啊，有一群活泼可爱的《未来战士》也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他们是来自xx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小朋友，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吧。

12、诗朗诵《五月颂歌》

女：五月，鲜红的团旗迎风飘扬，

五月，赞美的歌声起伏成波涛的力量，

五月，祖国的五月，我们把幸福与祖国相联！

五月，青春的五月！我们把青春和热血奉献！

下面请欣赏由xx市青年联合会选送的诗朗诵《五月颂歌》。

13、舞蹈《青石板》

女：悠悠镜湖水，滋养了xx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青青石板路则犹如一卷长长的史书，记载着这片神奇的土地所经历的风雨和如今呈现的辉煌。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共青团xx市职教中心委员会选送的舞蹈《青石板》。

14、歌舞《今夜无眠》

男：今夜歌如潮，今夜花似海，

女：今夜是歌舞的海洋，今夜是我们的盛会。

男：朋友们，最后请大家欣赏由共青团xx文理学院委员会选送的歌舞《今夜无眠》。

女：今夜无眠，当欢乐穿越时空，激荡豪情无限。

男：今夜有约，当梦想挽起明天，拥抱生活的灿烂。

女：让我们珍惜青春年华，在奋斗中领悟青春的瑰丽和人生的真谛吧，用满腔的激情和热血共同创造我们的美好未来！

男：让我们担负起振兴祖国的历史责任，用坚定的信心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女：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文艺范文篇6

×男：各位领导

×女：各位来宾

×合：晚上好！

×男：廉政之光文艺晚会是由中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举办，××县文化体育局具体承办的，这次晚会还得到了各县纪委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女：出席今天晚会的有××，我们对光临今天晚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男：桃红李艳云彩霞光

×女：芳草又绿火炬光辉红五月原创：

×杏花红透东风吹遍好河山

×男：都道人生一世，犹如草木一春，就该效松竹风骨、梅兰品格。

×勿分权贵重臣，还是文武下官，都应怀廉政节操、天地良心。

×女：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男：风清气正民康乐法严纪肃国太平

×女：克己奉公昭正直为民做仆倡清廉

×男：廉政之光文艺晚会现在开始－－－

×、三山五岳长江黄河神州处处呈锦绣

×长城内外高原珠峰祖国江山尽欢颜

×请欣赏歌伴舞《江山》

×、请欣赏女声独唱

×、卖身葬父传佳话，感动仙女下嫁他。

×可恨老天下绝手，槐荫树下手难拉。

×请欣赏器乐与舞蹈《槐荫情思》，此节目曾获省政府最高奖－－楚天群星奖

×，获××市建市十周年文艺演出唯一的一个特等奖。

×、吊子贪赌不争气，输得没有年饭米。

×妻子教育舅弟劝，重新做人改恶习。

×请欣赏戏剧小品《吊子卖鞋》，此节目曾获湖北省第七届戏剧新人新作大奖，

×××市建市十周年文艺演出一等奖。

×、轻歌慢舞喜气来，丹心朝阳乐开怀。

×请欣赏舞蹈《丹心朝阳》

×、请欣赏独唱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有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安危、

×冷暖挂在心上，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廉政清官，咱老百姓今儿不是真高兴吗。

×请欣赏歌伴舞《咱老百姓今儿真高兴》

×、改革开放致富路，精神文明开新花筹办婚事新变化。

×请欣赏方言小品《筹办婚事》

×、观大千物景，星朝北斗葵朝日。

×听公仆颂歌，民心所向众赞扬。

×请欣赏快板《公仆颂》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身居高位，胸怀天下，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人民爱戴清正廉明的父母官，他们的美名将世代传扬，

×请欣赏荒诞小品《王府落成》

×、高天雪舞银蛇去，大地春归骏马来。山舞银蛇，北国风光无限美，

×一代天娇英雄人物看今朝。

×请欣赏舞蹈《雪》

×（放乐曲《欢乐今宵》：渐进，由小到大）

×桃红柳绿莺歌燕舞原创：

×锦绣河山添壮丽英雄儿女着先鞭

×党风端正民心顺国法严明天下安

×廉让之间其风肆好吉祥所止与日俱长

×峥嵘岁月衬公仆本色

文艺范文篇7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2006年“五月的鲜花”文艺演出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居民科学素养”主题群众文化工程启动仪式。首先让我代表＊对光临今天活动的＊单位领导、＊等嘉宾及演员和广大观众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五月的阳光灿烂明媚，五月的鲜花绚丽璀璨，年年花相似，岁岁意不同。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建党85周年”，是“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是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教育活动全面贯彻之年，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代里，＊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结合“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全面推动2006年“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居民科学素养”的主题群众文化工程。这个工程以系列文化演出为载体，以宣传教育为主线，以推动普及提高为目的，历时5个月，陆续在全地区开展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项活动，达到提高居民科学素养，凝聚地区人民的意志，团结社会各界力量，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满足地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地区的和谐建设。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的“五月鲜花”文艺汇演，标志着2006年群众文化工程的正式启动，我们希望地区各单位以及各界人士都能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教体卫活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紧扣时代脉搏，唱响时代主旋律，提高羊坊店地区文明程度，创建与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城市文化形象。我们相信，通过全地区共同努力，群众文化工程的实施一定会对丰富地区广大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居民的科学素养，打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建设和谐的羊坊店地区，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艺范文篇8

如今,恐怕再没有什么人会否认上个世纪40年代初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到70年代前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所产生的失误。那次失误主要表现在将文艺与政治割裂开来,将政治狭义地归结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它非无产阶级的斗争,将文艺理解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它非无产阶级的工具。这个失误不仅严重妨害了文艺自身的繁荣发展,而且严重挫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情,一些在艺术上有独特见地和造诣的人甚至遭到了种种迫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失误得到了纠正。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文艺从政治这驾马车上“解放”出来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围绕着文艺与政治关系发表了许多议论,可以看出,当时整个文艺界,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是异常兴奋的。人们当作一种教训,批评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等说法,并开始谈论起文艺自身的规律问题。应该说,这些议论和批评,基本倾向是对的,也是积极的,但思想方法上却是错误的,可以说重复着被批评者同样的错误:把文艺与政治机械地割裂开来,并且依然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理解政治;尽管当时最权威的层次上对政治已经做了新的解释[1]。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所谓“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中,有人为了强化文艺与政治,乃至经济等的区别,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出了文艺“向内转”的口号,认为文艺的本质决定于文艺自身,而政治充其量只是条件,文艺的繁荣发展归根结底是文艺自身的事情。这一口号的提出意味着文艺界在刚刚纠正一种失误后陷入一个新的误区。主张文艺“向内转”的人没有认识到任何事物的本质都不是事物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这一事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决定的。所谓本质就是内化了的关系。文艺问题不可能仅仅是文艺自身的问题。文艺的繁荣发展固然要靠文艺工作者对文艺规律的不懈探求,同时也要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不仅如此,文艺工作者的饱满的政治胸襟与热情往往是他在艺术上能否达到较高成就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一个因素。政治对于文艺不完全是外部问题,而常常作为一种契机,一种视野,一种情结,一种价值渗透在文艺创作的肌理中。这一点如果要举例,那么在中国,从屈原到杜甫,到鲁迅;在西方,从荷马到但丁,到卡夫卡,可以说举不胜举。如果没有政治这个因素,我们不知道这些伟大作家会不会创作出那么卓越不朽的作品;如果没有政治这个因素,我们甚至不知道会不会为这些不朽作品所感动,以至于每当提起它们便不禁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

二、政治是个历史性概念

为了正确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需要对政治这个概念重新解读。

政治这个概念和其它许多概念一样,是历史的。随着人类政治生活实践的发展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赋予它以新的意义。最初,古代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以《政治学》命名他的一部著作。那时候他所讲的政治,主要是现在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或政权形式。亚里士多德曾详细考察了当时希腊及地中海沿岸各个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把它们归纳为三种,即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他自己比较赞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贵族制。后来,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也对当时各种政治体制进行了评论,他主张一种包括民众代表、元老院贵族、执政官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这种政治观念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有了改变,新生的市民阶级,包括商人、手工业者等,为了把少数人的政治变成多数人的政治、把关注的重心从政治体制扩展为整个国家的结构和权力。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1513年撰写了一部书,叫《君主国》,其中第一次运用了“国家”这个词。他把国家分为“君主国”与“共和国”,认为理想的国家应为“市民的君主国”,国家的核心问题不是古代希腊人强调的“正义”,而是权力。晚于马基雅弗利半个世纪的法国人让·布丹更专门写了一部六卷本的《国家论》,正式把国家概念当作了全部“政治科学”的基础概念。在他看来,“国家”应与“政府”区分开,“国家”的根本特征是“主权”(summapotestas),“主权”是维持国家内在统一及独立的根本。之后,从约翰·阿尔都塞、雨果·格劳秀斯、孟德斯鸠、卢梭,以至康德讨论的重心都是国家的本质、起源、形式、职能以及法律、义务和公民权利等等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在欧洲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之后。这时先是在英国,后是在法国、德国,“阶级”这个词流行起来了。英国学者约翰·韦德1833年写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率先讨论了阶级的产生及相互关系这一当时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现象。随之,马克思便把“阶级”这一概念当作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的前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等级”,“要使一个等级parexcellence[真正]成为解放者阶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阶级”。[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由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谈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作为整个社会的“解放者”阶级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论》最后未完成的章节中,马克思本拟从经济学角度进一步对“阶级”的社会本质及其历史地位作出论证,可惜这一打算未能实现。

正象古代希腊的政治体制或政权形式是协调均衡奴隶主之间权益的产物,近代国家也是各个“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为“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而相互妥协的结果。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有人类就有的,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产生“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3]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与阶级对抗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国家的本质,从而把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国家引向了阶级和阶级对抗,阶级问题于是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阶级问题不是政治生活的全部问题,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竞争和资本的不断重新组合,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日益突现出来,同时,资本与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劳动与享乐的对立则日益减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虽然没有消失但已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人民内部的各种冲突相反变得日趋复杂尖锐,因而,政治问题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当代政治概念当然不能不包含阶级问题,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论断并没有过时,但是阶级之外,还应包括由地域、民族、阶层、职业、财团、各种社会组织等构成的“无数的形态”。[4]所以一些政治学家正力图在政治体制、国家、阶级之外寻求一个更能体现政治本质和更具有概括性的概念。

三、政治对人的三重意义

政治一旦成为物质的事实,政治体制、国家、阶级及其它社会形式一旦介入到人类物质生活之中,它便同时成为反思的对象,并通过反思衍化为种种的社会观念,所谓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在前一种意义上,政治就是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在后一种意义上,就是马克思讲的社会意识形态。此外,政治作为物质事实和社会观念既然是人类生活中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既然是人类完善自身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必然渗透在每个人心灵里,与饮食男女、劳动、游戏等一样成为一种基本需要和基本情结。这应该是政治对人的第三重意义。

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动物。不管亚里士多德本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命题显然可以引发我们三个方面的思索:

首先,人是彼此间构成一定政治关系,并在一定政治环境下生活的动物。其它动物,可以是群居的,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分工和秩序,但是只有人才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才有剩余劳动和私有制,才需要并实际建立了一定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大多数人的各自不同的利益。这一点,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已有所表达。亚里士多德讲,人类除了维系自身的生存之外,似乎还有一种更高的目的,那就是“至善”,而家庭、村社、城邦国家就是通向“至善”的途径。对于家庭来讲,个体仅仅是“质料”;对于村社来讲,家庭也仅仅是“质料”,对于城邦国家来讲,村社又仅仅是“质料”,城邦国家才是人类实现“至善”的最高形式,因而才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对人性本善的理解,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受到了质疑和批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接受了古罗马诗人普劳图斯(Macciusplautus)“人即是豺狼”的说法,认为促使人走向联合并建立国家的不是人的“至善”目的和“社交性”,而是人与人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及与生俱有的对同类的恐惧感。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国家所遵循的是成文法,不是自然法,而人只有摆脱了自然状态才可能过渡到文明状态。霍布斯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似相反,但均立足于对人性的虚拟的设定,马克思、恩格斯之重要就在于他们试图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中寻求解释。在他们看来,家庭、私有制乃至国家根源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事实。经济是基础,政治体制、国家机构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便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的根本使命就是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保证。国家不是永恒的,当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及其对抗逐渐消失后,国家也必将最终消亡。但是,无论如何,政治体制与国家(以及阶级等社会形式)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人类正是通过一定政治体制与国家形式缓和并消除了源于自身的各种矛盾冲突,保持了内在的整体性或统一性,使人类智慧得以集中在物质生产与科学文化事业上,并实际造就了绵延数千年之久的文明史。当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国家都仅仅是一定政治关系的体现,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变,人们会不断探寻和创造出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国家消亡了,人类的政治关系却不会消亡。

其次,人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且具有某种共同的政治观念的动物。动物生活在群体中,但是并不意识自己是群体的一员,它们既没有个体意识,也没有群体意识;人则不同,正像马克思讲的,人是“类的存在物”,正因为是“类的存在物”,所以是“有意识的存在物”;“类”总是人思考和行动的一个出发点。人不仅创立了一定的政治体制,一定的国家,组成了一定的阶级或其它社会形式,而且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各种政治观念,乃至政治理论。这些政治观念与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超越了任何具体的政治体制、国家、阶级及其它社会形式的特殊性质,由于融入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经验,同时由于表达了某种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内涵,所以往往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建立在“正义”观念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没有随着城邦国家的解体,罗马专制帝国的建立而丧失其影响。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关于“自然法”及“天赋人权”的观念及理论在几个世纪中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用语。如今,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仍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的政治理想。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建立,阶级的观念,民主与专政的观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更成为了人们观察人生,评价历史,瞻望未来的重要依据。政治观念与理论是人为自己营造的另一种精神环境,任何人可以不关心这个环境,但不可以游离这个环境,而恰是这种看似外在于人的环境构成了人的内在生活的一个必然的部分。

再次,人是在本性上趋向政治,对政治怀有原始情结的动物。其它动物不需要也不懂得政治,维系它们生活节律的,尤如任何有机物的自然钟一样,是大自然预先就安排好了的;但是人不同,人在有了自我意识和类意识之后已不再愿意循守自然的指令,于是通过政治重新安排人生,安顿自己成了人的一种基本的生命欲求。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与“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卢梭等并无原则的区别。当然,问题在于这种原始的生命欲求如何转化成为支配具体行为的现实的冲动,而这就不能不求助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作为杠杆的解释。近一个世纪来,心理学,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为现代政治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政治作为人的一种原始需要或情结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的《政治中的人性》(1908年)首先开创了政治心理学研究。他指出,政治学在过去数百年中,对政治体制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对政治中的人性因素却关注甚少。而在他看来,“政治行为和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做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5]继沃拉斯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戴维斯(《在政治生活中的人类本性》HumanNatureinpolitics)、阿尔蒙得(《对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研究》ThepolitiesofthedevelopmentAreas)、克里斯琴·贝(《政治和伪政治:对某些有关行为主义著作的批判性评价》Politicsandpseudopolitics:AcriticalEvaluationofsomeBehavioralLiterature)等借鉴马斯洛的人类需要等级理论围绕政治作为一种需要与人的生存、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深入的讨论。当然,马斯洛的学说本身尚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这就是他的出发点是孤立的个体,而忽略了人所归属的群体给人带来的影响。人当然首先需要生存,需要安定,但是人总是在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中去维系生存,寻求安全,而不是把自我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群体永远是人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依托。也正因为如此,人才逐步学会了爱、自尊、自我实现等等。所以,确切的说,对群体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而且这种需要贯穿在人的所有需要,特别是高层次需要中。人是政治动物,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意识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分子,并且时时关注着群体,必要时甚至为群体放弃自己生存的动物。

四、同一网络中的政治与文艺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比作网络,那么,政治与文艺都是这网络的经纬。

宇宙是一元的,人生是个整体,只是为了认识的方便,人们才将宇宙和人生分析成各个部分,才有了有机物与无机物,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以及政治、宗教、伦理、科学、文艺等等的区分。不肖说,这些区分都是相对的,因为不仅其中略去了许多中间性和过渡性的因素,而且相互区别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人们把政治与文艺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部分机械地割裂开来,以为它们可以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政治是什么?如前所说,至少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被理解为阶级斗争;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这个字眼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代之进入人们意识的是政党或政府的行为。这样说来,政治充其量是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的事,至于意识形态与作为人的生命情结意义上的政治则完全被人们忽略了。既是如此,一个厌倦了阶级斗争,厌倦了听命于某种政治指令的作家或艺术家,就完全有可能为自己营造一个象牙之塔,并且有理由声明自己是不问政治的人;相反,一个对政治本来满怀激情,笔触下不乏讽刺性和批判性文字的作家、艺术家也会以为自己与政治无关,完全在为艺术本身而创作。

文艺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流行的一种见解是文艺是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表现形式。依据这一见解,美是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的高层次需要,文艺的根本特征是它的超越性,也就是它的美;文艺对人生的意义在于使人在享受审美快感的同时受到净化或陶冶。其实,正像西方哲学家卡西尔讲的,美并不是文艺的本质,特别是现代艺术中许多作品并不是以美来打动我们。文艺是人的生命的一个侧面,它与人生有着几乎全方位的联系,其中包括政治。文艺给人提供的快感不仅仅是审美的,常常还是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历史的和科学的。一些人相信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甚至毕加索的《哥尔尼卡》的魅力全在作家、艺术家精心构制的结构或语言密码,而与政治、宗教、道德等无关,这种论调显然违背了一般的阅读经验,是无法说服任何一个普通人的。

人的生命是个整体,同样,由于历史与文化的种种契机所构成的民族和国家也是个整体。在这样的整体中,政治与文艺作为两种基本的因素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完全不涉及政治的文艺(指文艺总体,而非单个作品)和完全不理会文艺的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就每个人来说,他对群体的关注,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他对政权机构及其政策法令的意见都会自然地影响到他对文艺的创作或鉴赏,相反,某些文艺作品的创作和鉴赏也会影响他的政治态度。中国人讲的所谓“诗可以怨”,“不平则鸣”就是这个意思。就每个民族或国家来讲,作为执掌政权的人,总是要利用文艺的形式来申张和渲染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也总是要利用政治机遇和氛围来观察反映社会现实,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这一点古今中外似乎没有例外。

五、作为政治生活干预者的文艺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指政权机关及政策法令等)属上层建筑,文艺则属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与所从属的经济基础的关系是直接的,而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间接的。这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直接反映到政治生活中来,政治必须适应经济状况;而经济对文艺的影响则是经过了政治这个中介,文艺与经济状况的关系常常是不平衡的。这一情况决定了在总的趋向上政治的单一性及文艺的多样性,同时也决定了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及文艺在一定意义上的从属性。政治由于与经济的直接的关系,由于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是全部社会的基础,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的更多的关注。

文艺与经济状况可以是不平衡的,经济的繁荣或衰退不一定使文艺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文艺与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却是平衡的,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总是要通过文艺表现出来,同时文艺总是会通过重大事件的描写作用于政治,构成政治生活中最生动、最富色彩的一页。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政治环境,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是自由的,他们能够把笔触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把内心最真实的体验抒发出来,而且可以指望向较多的读者、观众陈示自己的作品,所以文艺往往是繁荣的;相反,一个相对封闭和晦暗的政治环境,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是不自由的,他们往往被拘束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失去了与最有生机的那部分社会机体的联系,而大多数民众又苦于生计而无暇或不屑介入文艺生活,所以文艺往往是衰退的。这是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上,一般讲来,政治处于主导地位,但文艺并不总是从属的,这是因为文艺面对的不仅仅是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同时不仅仅是政治,还有宗教、道德,某种绵延不绝、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传统;作家、艺术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特定政治环境的公民,而且是作为超越一切政治环境的世界公民的眼光看待生活,进行创作的,他们的作品除了作为当代政治生活的“晴雨表”外,常常触及到人类本性中某些最为普遍的东西。因此,对于政治来说,文艺是天然的思想家和批判家。在某种情况下,文艺似乎是站在政治一边的,它以最绚丽的语言讴歌政治,把政治化解为一缕缕暖风吹入人们怀中;在另一种情况下,文艺似乎又是站在政治的对立的一边的,它的语言就像“投抢”和“匕首”,无情地指向了政治。在某种情况下,文艺似乎逃避着政治,但却以充满忧伤和哀怨的笔触倾诉着自己失落的心理,因而唤起了人们对政治的疑虑;在另一种情况下文艺又似乎超越了政治,在人们面前描绘着类似乌托邦的幻象。这样,文艺不时地改换它的角色:“歌德派”、叛逆者、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文艺作品也是如此。文艺因此直接介入了经济生活。但即使如此,文艺也不同于一般商品,因为决定文艺价值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还有当时的政治、道德、文化状况。不过,恰恰是这一事实使一些更看重文艺的经济效益的作家、艺术家有可能丧失自身的品格,蜕化为文艺掮客。

六、作为政治观念阐释者的文艺

政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与文艺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们的关系是互相渗透,互为条件的关系。

观念形态的政治与上层建筑意义的政治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但与文艺一样,又有其自身的历史与逻辑。正义、权力、法、等级、领袖等观念虽然在其形成时都有某种特定的政治背景,但是一旦经过反复阐释而稳定下来,便具有了普遍和恒久的意义。由于这一点,政治观念才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政治观念是抽象的,在生活中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对应物,文艺则是具象的,酷似生活本身,但文艺与政治观念却是这样的密不可分:它们都属于一定的时代,而又超越这个时代;它们都禀有自己时代的种种倾向,又具有某些共同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与宗教、道德等一起构成了人的观念总体,乃至人生观,世界观,同时又把这观念总体,人生观,世界观当作了自己的出发点。

但是,同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和文艺在相互作用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方面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前者由于常常直接体现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的需要,能够得到某些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更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由于与广大民众的政治需求和政治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民众中常常获得普遍的呼应,所以一般地总处在强势地位,后者则相对地处在弱势地位。无疑,政治观念需要文艺为之鼓噪和包装,所以我们看到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几乎没有一种乌托邦的蓝图是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但是,文艺更需要政治观念为之依托和引领,因此,我们几乎找不到一部称得上经典的伟大作品其中没有洋溢着强烈的阶级意识、民族观念以及爱国主义的激情。政治观念、还有道德、宗教观念是精魂,文艺是血肉,失去了血肉的精魂是虚幻的,而失去了精魂的血肉是僵死的。

虽然阶级这个概念是近代的产物,但是阶级及相应的阶级观念却是与文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奴隶主与奴隶,封建庄园主与农民之间的区分与相互对抗不仅体现在各种历史文本中,也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文艺作品里,但是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和庄园主的观念。资产阶级是第一个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作为阶级(“第三等级”)的独特地位与力量的阶级。他们在政治上有明确的主张和口号,并且培养了一批为之鼓噪的作家、艺术家。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曾支配了从启蒙运动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两百多年的文艺运动。不过,资产阶级是最虚伪的阶级,他们所要维护的明明是自己阶级的私利,却要标以全人类的名义。作为它的对立物的无产阶级却不同,它公开申明它的目的是依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这个世界,是消灭一切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并且明白地要求它的作家、艺术家,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武器,当作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民族问题一般说就是阶级问题,但是,民族观念由于人种、地域、传统及历史的原因常常更为根深蒂固。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史诗,在交通和信息不怎么发达的年代,正是这些神话和史诗将同一民族的人群紧紧地凝固在一起。同一个神,同一部历史,同一种语言,同一块栖息地,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标志。资产阶级兴起,强化了阶级观念,同时使民族主义成了具有阶级内涵的一个口号。资产阶级文艺正是在民族主义旗号下发展起来的。但丁、薄迦丘、蒙田、莎士比亚、莱辛等最早一批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都是民族语言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的作品一般也被视为各个民族经典之作。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俄罗斯民族、阿拉伯民族以及我们中华民族在文艺领域里都曾崭领风骚,创造了自己的辉煌。

国家作为一个概念至今还在讨论,但这对于普通人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在长久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政治家、历史家和作家、艺术家们已经对国家作过种种描述,国家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中。政治家大胆地为人们构想着国家的未来,历史家小心地为人们追溯着国家的过去,而作家、艺术家则充满激情地为人们描绘着国家的广袤与贫瘠、富足与赢弱,古老与新生、庄严与秀丽。因此,国家观念与阶级观念、民族观念不同,几乎是一个活生生的具象观念。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具有国家观念,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文学艺术本身与国家观念却有着天然的联系,祖国作为文艺创作的母题,与爱情、母亲、自然一样是永恒的。如果我们不能记住所有的作品,至少应该记得在宋明及清初战乱年代的那些荡气回肠的诗词,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慷慨激昂的散文和小说,洋溢在其中并深深打动我们的正是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热情及牺牲精神。应该说,这是人性中最崇高最壮丽的一面,文学艺术家常常由于生动地展示了这一面而成为了人类灵魂的导师。

七、作为政治情结体现者的文艺

人都有以关注所属群体为特征的原始的政治情结,作家、艺术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文艺自身的人类性特点更为强烈和深沉。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指出:“在经验里,美只在社会里产生着兴趣,并且假使人们承认人们的社交倾向是天然的,而对此的适应能力和执着,这就是社交性,是人作为社会的生物规定为必须的,也就是说这是属于人性里的特性的话,那么,就要容许人们把鉴赏力也看做是一种评定机能,通过它,人们甚至于能够把他的情感传达给别人,因而对每个人的天然倾向性里所要求的成为促进手段。”康德还指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他不会修饰自己和装点环境,只有在与人群交往中他才会想到“不仅做一个人,而且按照他的样式做一个文雅的人”,而所谓“文雅的人”,就是“倾向于并且善于把他的情感传达于别人,他不满足于独自欣赏而未能在社会里和别人共同感受”。康德说,如果对美的兴趣是筑基在这上面的话,那么,“鉴赏将发现我们的评判机能的一个从官能享受到道德情绪的过渡。”[6]

康德肯定人性中有一种“社交倾向”,美及对美的鉴赏植根于人的这种社交倾向上,而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存在着由“官能享受”到“道德情绪”的过渡。应该指出,这里讲的“道德情绪”包括人在处理与社会群体及社会组织的关系时所体现的政治情绪。

文艺无论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是作为主观情趣和理想的表现,其目的均不是自我欣赏,因而很难设想,当世界仅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还在创作;文艺的目的在于传达和同别人分享。它一方面要求敞显自己,渲泄自己,实现自己;另一方面要求打动他人,影响他人,引起他人的共鸣。所以文艺本身就是为群体而存在的,其性质,其价值,其功用无一例外地决定于群体。

作家、艺术家都应是热切地关注群体的人,特别是那些称得上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关注群体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一修养。一个伟大作家、艺术家与三、四流作家、艺术家(如果还能称为作家、艺术家)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和在多大程序上超越自我,或者确切地说,将“小我”升华为“大我”,成为人类群体的代言人。记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论了许多词人、其中对李后主、纳兰性德最为叹赏,其原因就是他们的词直抒胸臆,“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主张,作家、艺术家应具有“诗人之眼”,能够“通古今而观之”[7],意思就是要求最大限度地超越自我,关注人类群体的命运,承载他们的忧愁和苦难。

如果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当代作家、艺术家,不用说会有许多遗憾,当然,也有不少令人感到欣慰的。王蒙在发表了“四季”系列之后对记者的一番谈话至今还让我们记忆犹新。他说,许多人劝他写遗老遗少,宫闱秘闻;写俊男美女,月下床上,但他觉得还是社会主义的题材对他最为合适,因为他是在社会主义环境中长大的,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都是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他最为熟悉,最为亲切。他说他不隐晦自己喜欢写政治,他这不完全是出于个人偏好,而是生活中确实少不了政治,一个诚实的作家没有理由回避政治。

虽然人人都有一种原始的政治情结,但作家、艺术家却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之外,而升华为对人类整体的命运的关注。政治在他们的眼中永远带有几分理想性,几层浪漫主义色彩。他们虽然有时也会附庸于当时的政治,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它的质疑者、批判者。他们引渡人们的不仅仅是从“感官享乐”到包括政治情绪在内的“道德情绪”,而且是从享乐的、道德的以及政治的情绪到完整的和更为人性的人。

注释:

[1]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卷第14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第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中文版,第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文艺范文篇9

如今,恐怕再没有什么人会否认上个世纪40年代初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到70年代前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所产生的失误。那次失误主要表现在将文艺与政治割裂开来,将政治狭义地归结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它非无产阶级的斗争,将文艺理解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它非无产阶级的工具。这个失误不仅严重妨害了文艺自身的繁荣发展,而且严重挫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情,一些在艺术上有独特见地和造诣的人甚至遭到了种种迫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失误得到了纠正。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文艺从政治这驾马车上“解放”出来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围绕着文艺与政治关系发表了许多议论,可以看出,当时整个文艺界,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是异常兴奋的。人们当作一种教训,批评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等说法,并开始谈论起文艺自身的规律问题。应该说,这些议论和批评,基本倾向是对的,也是积极的,但思想方法上却是错误的,可以说重复着被批评者同样的错误:把文艺与政治机械地割裂开来,并且依然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理解政治;尽管当时最权威的层次上对政治已经做了新的解释[1]。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所谓“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中,有人为了强化文艺与政治,乃至经济等的区别,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出了文艺“向内转”的口号,认为文艺的本质决定于文艺自身,而政治充其量只是条件,文艺的繁荣发展归根结底是文艺自身的事情。这一口号的提出意味着文艺界在刚刚纠正一种失误后陷入一个新的误区。主张文艺“向内转”的人没有认识到任何事物的本质都不是事物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这一事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决定的。所谓本质就是内化了的关系。文艺问题不可能仅仅是文艺自身的问题。文艺的繁荣发展固然要靠文艺工作者对文艺规律的不懈探求,同时也要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不仅如此,文艺工作者的饱满的政治胸襟与热情往往是他在艺术上能否达到较高成就和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一个因素。政治对于文艺不完全是外部问题,而常常作为一种契机,一种视野,一种情结,一种价值渗透在文艺创作的肌理中。这一点如果要举例,那么在中国,从屈原到杜甫,到鲁迅;在西方,从荷马到但丁,到卡夫卡,可以说举不胜举。如果没有政治这个因素,我们不知道这些伟大作家会不会创作出那么卓越不朽的作品;如果没有政治这个因素,我们甚至不知道会不会为这些不朽作品所感动,以至于每当提起它们便不禁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

二、政治是个历史性概念

为了正确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需要对政治这个概念重新解读。

政治这个概念和其它许多概念一样,是历史的。随着人类政治生活实践的发展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赋予它以新的意义。最初,古代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以《政治学》命名他的一部著作。那时候他所讲的政治,主要是现在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或政权形式。亚里士多德曾详细考察了当时希腊及地中海沿岸各个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把它们归纳为三种,即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他自己比较赞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贵族制。后来,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也对当时各种政治体制进行了评论,他主张一种包括民众代表、元老院贵族、执政官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这种政治观念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有了改变,新生的市民阶级,包括商人、手工业者等,为了把少数人的政治变成多数人的政治、把关注的重心从政治体制扩展为整个国家的结构和权力。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1513年撰写了一部书,叫《君主国》,其中第一次运用了“国家”这个词。他把国家分为“君主国”与“共和国”,认为理想的国家应为“市民的君主国”,国家的核心问题不是古代希腊人强调的“正义”,而是权力。晚于马基雅弗利半个世纪的法国人让·布丹更专门写了一部六卷本的《国家论》,正式把国家概念当作了全部“政治科学”的基础概念。在他看来,“国家”应与“政府”区分开,“国家”的根本特征是“主权”(summapotestas),“主权”是维持国家内在统一及独立的根本。之后,从约翰·阿尔都塞、雨果·格劳秀斯、孟德斯鸠、卢梭,以至康德讨论的重心都是国家的本质、起源、形式、职能以及法律、义务和公民权利等等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在欧洲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之后。这时先是在英国,后是在法国、德国,“阶级”这个词流行起来了。英国学者约翰·韦德1833年写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率先讨论了阶级的产生及相互关系这一当时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现象。随之,马克思便把“阶级”这一概念当作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的前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等级”,“要使一个等级parexcellence[真正]成为解放者阶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阶级”。[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由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谈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作为整个社会的“解放者”阶级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论》最后未完成的章节中,马克思本拟从经济学角度进一步对“阶级”的社会本质及其历史地位作出论证,可惜这一打算未能实现。

正象古代希腊的政治体制或政权形式是协调均衡奴隶主之间权益的产物,近代国家也是各个“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为“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而相互妥协的结果。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有人类就有的,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产生“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3]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与阶级对抗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国家的本质,从而把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国家引向了阶级和阶级对抗,阶级问题于是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阶级问题不是政治生活的全部问题,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竞争和资本的不断重新组合,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日益突现出来,同时,资本与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劳动与享乐的对立则日益减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虽然没有消失但已不再占据主要地位,人民内部的各种冲突相反变得日趋复杂尖锐,因而,政治问题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当代政治概念当然不能不包含阶级问题,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论断并没有过时,但是阶级之外,还应包括由地域、民族、阶层、职业、财团、各种社会组织等构成的“无数的形态”。[4]所以一些政治学家正力图在政治体制、国家、阶级之外寻求一个更能体现政治本质和更具有概括性的概念。

三、政治对人的三重意义

政治一旦成为物质的事实,政治体制、国家、阶级及其它社会形式一旦介入到人类物质生活之中,它便同时成为反思的对象,并通过反思衍化为种种的社会观念,所谓政治学或政治哲学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在前一种意义上,政治就是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在后一种意义上,就是马克思讲的社会意识形态。此外,政治作为物质事实和社会观念既然是人类生活中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既然是人类完善自身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必然渗透在每个人心灵里,与饮食男女、劳动、游戏等一样成为一种基本需要和基本情结。这应该是政治对人的第三重意义。

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动物。不管亚里士多德本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命题显然可以引发我们三个方面的思索:

首先,人是彼此间构成一定政治关系,并在一定政治环境下生活的动物。其它动物,可以是群居的,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分工和秩序,但是只有人才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才有剩余劳动和私有制,才需要并实际建立了一定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大多数人的各自不同的利益。这一点,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已有所表达。亚里士多德讲,人类除了维系自身的生存之外,似乎还有一种更高的目的,那就是“至善”,而家庭、村社、城邦国家就是通向“至善”的途径。对于家庭来讲,个体仅仅是“质料”;对于村社来讲,家庭也仅仅是“质料”,对于城邦国家来讲,村社又仅仅是“质料”,城邦国家才是人类实现“至善”的最高形式,因而才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对人性本善的理解,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受到了质疑和批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接受了古罗马诗人普劳图斯(Macciusplautus)“人即是豺狼”的说法,认为促使人走向联合并建立国家的不是人的“至善”目的和“社交性”,而是人与人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及与生俱有的对同类的恐惧感。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国家所遵循的是成文法,不是自然法,而人只有摆脱了自然状态才可能过渡到文明状态。霍布斯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似相反,但均立足于对人性的虚拟的设定,马克思、恩格斯之重要就在于他们试图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中寻求解释。在他们看来,家庭、私有制乃至国家根源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事实。经济是基础,政治体制、国家机构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便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的根本使命就是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保证。国家不是永恒的,当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及其对抗逐渐消失后,国家也必将最终消亡。但是,无论如何,政治体制与国家(以及阶级等社会形式)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人类正是通过一定政治体制与国家形式缓和并消除了源于自身的各种矛盾冲突,保持了内在的整体性或统一性,使人类智慧得以集中在物质生产与科学文化事业上,并实际造就了绵延数千年之久的文明史。当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国家都仅仅是一定政治关系的体现,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变,人们会不断探寻和创造出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国家消亡了,人类的政治关系却不会消亡。

其次,人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且具有某种共同的政治观念的动物。动物生活在群体中,但是并不意识自己是群体的一员,它们既没有个体意识,也没有群体意识;人则不同,正像马克思讲的,人是“类的存在物”,正因为是“类的存在物”,所以是“有意识的存在物”;“类”总是人思考和行动的一个出发点。人不仅创立了一定的政治体制,一定的国家,组成了一定的阶级或其它社会形式,而且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各种政治观念,乃至政治理论。这些政治观念与理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超越了任何具体的政治体制、国家、阶级及其它社会形式的特殊性质,由于融入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经验,同时由于表达了某种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内涵,所以往往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建立在“正义”观念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没有随着城邦国家的解体,罗马专制帝国的建立而丧失其影响。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关于“自然法”及“天赋人权”的观念及理论在几个世纪中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用语。如今,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仍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的政治理想。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建立,阶级的观念,民主与专政的观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更成为了人们观察人生,评价历史,瞻望未来的重要依据。政治观念与理论是人为自己营造的另一种精神环境,任何人可以不关心这个环境,但不可以游离这个环境,而恰是这种看似外在于人的环境构成了人的内在生活的一个必然的部分。

再次,人是在本性上趋向政治,对政治怀有原始情结的动物。其它动物不需要也不懂得政治,维系它们生活节律的,尤如任何有机物的自然钟一样,是大自然预先就安排好了的;但是人不同,人在有了自我意识和类意识之后已不再愿意循守自然的指令,于是通过政治重新安排人生,安顿自己成了人的一种基本的生命欲求。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与“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卢梭等并无原则的区别。当然,问题在于这种原始的生命欲求如何转化成为支配具体行为的现实的冲动,而这就不能不求助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作为杠杆的解释。近一个世纪来,心理学,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为现代政治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政治作为人的一种原始需要或情结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的《政治中的人性》(1908年)首先开创了政治心理学研究。他指出,政治学在过去数百年中,对政治体制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对政治中的人性因素却关注甚少。而在他看来,“政治行为和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做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5]继沃拉斯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戴维斯(《在政治生活中的人类本性》HumanNatureinpolitics)、阿尔蒙得(《对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研究》ThepolitiesofthedevelopmentAreas)、克里斯琴·贝(《政治和伪政治:对某些有关行为主义著作的批判性评价》Politicsandpseudopolitics:AcriticalEvaluationofsomeBehavioralLiterature)等借鉴马斯洛的人类需要等级理论围绕政治作为一种需要与人的生存、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深入的讨论。当然,马斯洛的学说本身尚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这就是他的出发点是孤立的个体,而忽略了人所归属的群体给人带来的影响。人当然首先需要生存,需要安定,但是人总是在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中去维系生存,寻求安全,而不是把自我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群体永远是人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依托。也正因为如此,人才逐步学会了爱、自尊、自我实现等等。所以,确切的说,对群体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而且这种需要贯穿在人的所有需要,特别是高层次需要中。人是政治动物,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意识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分子,并且时时关注着群体,必要时甚至为群体放弃自己生存的动物。

四、同一网络中的政治与文艺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比作网络,那么,政治与文艺都是这网络的经纬。

宇宙是一元的,人生是个整体,只是为了认识的方便,人们才将宇宙和人生分析成各个部分,才有了有机物与无机物,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以及政治、宗教、伦理、科学、文艺等等的区分。不肖说,这些区分都是相对的,因为不仅其中略去了许多中间性和过渡性的因素,而且相互区别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人们把政治与文艺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部分机械地割裂开来,以为它们可以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政治是什么?如前所说,至少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被理解为阶级斗争;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这个字眼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代之进入人们意识的是政党或政府的行为。这样说来,政治充其量是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的事,至于意识形态与作为人的生命情结意义上的政治则完全被人们忽略了。既是如此,一个厌倦了阶级斗争,厌倦了听命于某种政治指令的作家或艺术家,就完全有可能为自己营造一个象牙之塔,并且有理由声明自己是不问政治的人;相反,一个对政治本来满怀激情,笔触下不乏讽刺性和批判性文字的作家、艺术家也会以为自己与政治无关,完全在为艺术本身而创作。

文艺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流行的一种见解是文艺是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表现形式。依据这一见解,美是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的高层次需要,文艺的根本特征是它的超越性,也就是它的美;文艺对人生的意义在于使人在享受审美快感的同时受到净化或陶冶。其实,正像西方哲学家卡西尔讲的,美并不是文艺的本质,特别是现代艺术中许多作品并不是以美来打动我们。文艺是人的生命的一个侧面,它与人生有着几乎全方位的联系,其中包括政治。文艺给人提供的快感不仅仅是审美的,常常还是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历史的和科学的。一些人相信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甚至毕加索的《哥尔尼卡》的魅力全在作家、艺术家精心构制的结构或语言密码,而与政治、宗教、道德等无关,这种论调显然违背了一般的阅读经验,是无法说服任何一个普通人的。

人的生命是个整体,同样,由于历史与文化的种种契机所构成的民族和国家也是个整体。在这样的整体中,政治与文艺作为两种基本的因素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完全不涉及政治的文艺(指文艺总体,而非单个作品)和完全不理会文艺的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就每个人来说,他对群体的关注,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他对政权机构及其政策法令的意见都会自然地影响到他对文艺的创作或鉴赏,相反,某些文艺作品的创作和鉴赏也会影响他的政治态度。中国人讲的所谓“诗可以怨”,“不平则鸣”就是这个意思。就每个民族或国家来讲,作为执掌政权的人,总是要利用文艺的形式来申张和渲染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也总是要利用政治机遇和氛围来观察反映社会现实,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这一点古今中外似乎没有例外。

五、作为政治生活干预者的文艺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指政权机关及政策法令等)属上层建筑,文艺则属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与所从属的经济基础的关系是直接的,而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间接的。这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直接反映到政治生活中来,政治必须适应经济状况;而经济对文艺的影响则是经过了政治这个中介,文艺与经济状况的关系常常是不平衡的。这一情况决定了在总的趋向上政治的单一性及文艺的多样性,同时也决定了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及文艺在一定意义上的从属性。政治由于与经济的直接的关系,由于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是全部社会的基础,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的更多的关注。

文艺与经济状况可以是不平衡的,经济的繁荣或衰退不一定使文艺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文艺与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却是平衡的,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总是要通过文艺表现出来,同时文艺总是会通过重大事件的描写作用于政治,构成政治生活中最生动、最富色彩的一页。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政治环境,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是自由的,他们能够把笔触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把内心最真实的体验抒发出来,而且可以指望向较多的读者、观众陈示自己的作品,所以文艺往往是繁荣的;相反,一个相对封闭和晦暗的政治环境,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是不自由的,他们往往被拘束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失去了与最有生机的那部分社会机体的联系,而大多数民众又苦于生计而无暇或不屑介入文艺生活,所以文艺往往是衰退的。这是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上,一般讲来,政治处于主导地位,但文艺并不总是从属的,这是因为文艺面对的不仅仅是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同时不仅仅是政治,还有宗教、道德,某种绵延不绝、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传统;作家、艺术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特定政治环境的公民,而且是作为超越一切政治环境的世界公民的眼光看待生活,进行创作的,他们的作品除了作为当代政治生活的“晴雨表”外,常常触及到人类本性中某些最为普遍的东西。因此,对于政治来说,文艺是天然的思想家和批判家。在某种情况下,文艺似乎是站在政治一边的,它以最绚丽的语言讴歌政治,把政治化解为一缕缕暖风吹入人们怀中;在另一种情况下,文艺似乎又是站在政治的对立的一边的,它的语言就像“投抢”和“匕首”,无情地指向了政治。在某种情况下,文艺似乎逃避着政治,但却以充满忧伤和哀怨的笔触倾诉着自己失落的心理,因而唤起了人们对政治的疑虑;在另一种情况下文艺又似乎超越了政治,在人们面前描绘着类似乌托邦的幻象。这样,文艺不时地改换它的角色:“歌德派”、叛逆者、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文艺作品也是如此。文艺因此直接介入了经济生活。但即使如此,文艺也不同于一般商品,因为决定文艺价值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还有当时的政治、道德、文化状况。不过,恰恰是这一事实使一些更看重文艺的经济效益的作家、艺术家有可能丧失自身的品格,蜕化为文艺掮客。

六、作为政治观念阐释者的文艺

政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与文艺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们的关系是互相渗透,互为条件的关系。

观念形态的政治与上层建筑意义的政治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但与文艺一样,又有其自身的历史与逻辑。正义、权力、法、等级、领袖等观念虽然在其形成时都有某种特定的政治背景,但是一旦经过反复阐释而稳定下来,便具有了普遍和恒久的意义。由于这一点,政治观念才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政治观念是抽象的,在生活中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对应物,文艺则是具象的,酷似生活本身,但文艺与政治观念却是这样的密不可分:它们都属于一定的时代,而又超越这个时代;它们都禀有自己时代的种种倾向,又具有某些共同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与宗教、道德等一起构成了人的观念总体,乃至人生观,世界观,同时又把这观念总体,人生观,世界观当作了自己的出发点。

但是,同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和文艺在相互作用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方面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前者由于常常直接体现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的需要,能够得到某些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更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由于与广大民众的政治需求和政治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民众中常常获得普遍的呼应,所以一般地总处在强势地位,后者则相对地处在弱势地位。无疑,政治观念需要文艺为之鼓噪和包装,所以我们看到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几乎没有一种乌托邦的蓝图是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但是,文艺更需要政治观念为之依托和引领,因此,我们几乎找不到一部称得上经典的伟大作品其中没有洋溢着强烈的阶级意识、民族观念以及爱国主义的激情。政治观念、还有道德、宗教观念是精魂,文艺是血肉,失去了血肉的精魂是虚幻的,而失去了精魂的血肉是僵死的。

虽然阶级这个概念是近代的产物,但是阶级及相应的阶级观念却是与文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奴隶主与奴隶,封建庄园主与农民之间的区分与相互对抗不仅体现在各种历史文本中,也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文艺作品里,但是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和庄园主的观念。资产阶级是第一个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作为阶级(“第三等级”)的独特地位与力量的阶级。他们在政治上有明确的主张和口号,并且培养了一批为之鼓噪的作家、艺术家。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曾支配了从启蒙运动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两百多年的文艺运动。不过,资产阶级是最虚伪的阶级,他们所要维护的明明是自己阶级的私利,却要标以全人类的名义。作为它的对立物的无产阶级却不同,它公开申明它的目的是依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这个世界,是消灭一切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并且明白地要求它的作家、艺术家,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武器,当作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民族问题一般说就是阶级问题,但是,民族观念由于人种、地域、传统及历史的原因常常更为根深蒂固。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史诗,在交通和信息不怎么发达的年代,正是这些神话和史诗将同一民族的人群紧紧地凝固在一起。同一个神,同一部历史,同一种语言,同一块栖息地,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标志。资产阶级兴起,强化了阶级观念,同时使民族主义成了具有阶级内涵的一个口号。资产阶级文艺正是在民族主义旗号下发展起来的。但丁、薄迦丘、蒙田、莎士比亚、莱辛等最早一批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都是民族语言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的作品一般也被视为各个民族经典之作。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俄罗斯民族、阿拉伯民族以及我们中华民族在文艺领域里都曾崭领风骚,创造了自己的辉煌。

国家作为一个概念至今还在讨论,但这对于普通人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在长久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政治家、历史家和作家、艺术家们已经对国家作过种种描述,国家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中。政治家大胆地为人们构想着国家的未来,历史家小心地为人们追溯着国家的过去,而作家、艺术家则充满激情地为人们描绘着国家的广袤与贫瘠、富足与赢弱,古老与新生、庄严与秀丽。因此,国家观念与阶级观念、民族观念不同,几乎是一个活生生的具象观念。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具有国家观念,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文学艺术本身与国家观念却有着天然的联系,祖国作为文艺创作的母题,与爱情、母亲、自然一样是永恒的。如果我们不能记住所有的作品,至少应该记得在宋明及清初战乱年代的那些荡气回肠的诗词,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慷慨激昂的散文和小说,洋溢在其中并深深打动我们的正是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热情及牺牲精神。应该说,这是人性中最崇高最壮丽的一面,文学艺术家常常由于生动地展示了这一面而成为了人类灵魂的导师。

七、作为政治情结体现者的文艺

人都有以关注所属群体为特征的原始的政治情结,作家、艺术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文艺自身的人类性特点更为强烈和深沉。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指出:“在经验里,美只在社会里产生着兴趣,并且假使人们承认人们的社交倾向是天然的,而对此的适应能力和执着,这就是社交性,是人作为社会的生物规定为必须的,也就是说这是属于人性里的特性的话,那么,就要容许人们把鉴赏力也看做是一种评定机能,通过它,人们甚至于能够把他的情感传达给别人,因而对每个人的天然倾向性里所要求的成为促进手段。”康德还指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他不会修饰自己和装点环境,只有在与人群交往中他才会想到“不仅做一个人,而且按照他的样式做一个文雅的人”,而所谓“文雅的人”,就是“倾向于并且善于把他的情感传达于别人,他不满足于独自欣赏而未能在社会里和别人共同感受”。康德说,如果对美的兴趣是筑基在这上面的话,那么,“鉴赏将发现我们的评判机能的一个从官能享受到道德情绪的过渡。”[6]

康德肯定人性中有一种“社交倾向”,美及对美的鉴赏植根于人的这种社交倾向上,而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存在着由“官能享受”到“道德情绪”的过渡。应该指出,这里讲的“道德情绪”包括人在处理与社会群体及社会组织的关系时所体现的政治情绪。

文艺无论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是作为主观情趣和理想的表现,其目的均不是自我欣赏,因而很难设想,当世界仅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还在创作;文艺的目的在于传达和同别人分享。它一方面要求敞显自己,渲泄自己,实现自己;另一方面要求打动他人,影响他人,引起他人的共鸣。所以文艺本身就是为群体而存在的,其性质,其价值,其功用无一例外地决定于群体。

作家、艺术家都应是热切地关注群体的人,特别是那些称得上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关注群体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一修养。一个伟大作家、艺术家与三、四流作家、艺术家(如果还能称为作家、艺术家)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和在多大程序上超越自我,或者确切地说,将“小我”升华为“大我”,成为人类群体的代言人。记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论了许多词人、其中对李后主、纳兰性德最为叹赏,其原因就是他们的词直抒胸臆,“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主张,作家、艺术家应具有“诗人之眼”,能够“通古今而观之”[7],意思就是要求最大限度地超越自我,关注人类群体的命运,承载他们的忧愁和苦难。

如果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当代作家、艺术家,不用说会有许多遗憾,当然,也有不少令人感到欣慰的。王蒙在发表了“四季”系列之后对记者的一番谈话至今还让我们记忆犹新。他说,许多人劝他写遗老遗少,宫闱秘闻;写俊男美女,月下床上,但他觉得还是社会主义的题材对他最为合适,因为他是在社会主义环境中长大的,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都是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他最为熟悉,最为亲切。他说他不隐晦自己喜欢写政治,他这不完全是出于个人偏好,而是生活中确实少不了政治,一个诚实的作家没有理由回避政治。

虽然人人都有一种原始的政治情结,但作家、艺术家却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之外,而升华为对人类整体的命运的关注。政治在他们的眼中永远带有几分理想性,几层浪漫主义色彩。他们虽然有时也会附庸于当时的政治,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它的质疑者、批判者。他们引渡人们的不仅仅是从“感官享乐”到包括政治情绪在内的“道德情绪”,而且是从享乐的、道德的以及政治的情绪到完整的和更为人性的人。

注释:

[1]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卷第14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第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中文版,第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文艺范文篇10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文学独立转向文学依附意识形态。五四文学虽然主张发挥文学的启蒙功用，但仍然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独立，“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苏联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革命的武器。

其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取代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并成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欧洲新古典主义发生于17世纪，其历史任务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想象，因此理性和规范成为其基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确立，它除了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现实外，还突出了两个要点：其一，革命理想性，即用本质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描写现实，表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体现更高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其二，意识形态教化性，即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学的倾向性、革命性、典型性置于真实性、批判性、创作个性之上，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属于特殊的新古典主义——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形成了文学大众化倾向。苏联文学理论为了革命的需要，提出文艺大众化策略。30年代左翼文学也开始深入探讨大众化问题。从形式上看，大众化问题讨论似乎延续了五四平民文学的思想，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文学，其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平民文学以城市平民为接受群体，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学传统。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意在建立雅文学规范和雅语言规范。而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实质上是一种“化大众”，借助俗文学的形式传达政治理念，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苏联文学理论在左联时期的崛起，与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革命形势，因此苏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学思想。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去。于是，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主导了文学思想的时代风潮，文学被加上了国家主义的重轭。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强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理论实际上获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统治地位。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演变为文学为抗战服务）、革命现实主义（演变为抗日

的现实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演变为工农兵文学）等，都成为文艺界和全民族的共识。

二苏联文学思想的中国化：文艺思想

前面已经说明，苏联文学理论具有认识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化性质。而几千年来中国盛行的“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具有意识形态论的一元化性质。同时，中国革命更需要文学的鼓动、宣传，要求文学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载体。可见，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文学理论的二元论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历史选择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即在革命形势下，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思想体系。文艺思想由此诞生。

文艺思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产物。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重组成带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学理论，并借助整风之机在解放区加以普及，确立了文艺思想的权威性。与苏联文学理论相比，文艺思想加强了意识形态性、理想主义和民间化倾向。

首先，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苏联文学理论循着欧洲认识论传统建构体系，建立了反映论的文学观，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的内在矛盾。而文艺思想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意识形态论传统，弱化文学的认识功能，强化文学的载道功能，是一元化的文学思想体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从认识论、反映论出发来论述文学的本质，而是从社会功利目的即“文学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命题出发展开论述。这预设了一种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本质观，即文学代表着主观价值，与客观认识和反映无涉；这与苏联文学理论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后来愈演愈烈，导致了二者的分道扬镳。虽然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但是，他仅仅在谈到文学创作的源泉时才使用了反映概念，而且从全文看，也仅是个别论述，并没有成为基本的观念。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社会功利作用，而不是文学的客观性、认识作用。他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他还说：“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这种功利主义的出发点以及意识形态论前提，与“文以载道”的传统论调不谋而合。这篇讲话，在逻辑起点上，向传统文论回归。

同时，对文学本质问题采取了实用理性的态度，而不是科学主义态度。他在讲话《结论》部分的开篇处着力批驳了从本本出发的文学观，主张从实际出发，文学为现实服务。“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3]这种阐释策略，回避了苏联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论界定，暗中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他找到了中国传统实用理性和马克思实践论的平衡点，增强文艺思想的合法性依据。而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实际问题，便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以及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纪梦想。

其次，文艺思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修正，突出强调文学的革命理想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4]“六个更”实际上突出了文学的理想性，用革命理想主义的神圣光环来矫饰和美化现实，以激发起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情怀，从而推动革命进程，使文学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思想避免了苏联文学理论二元体系的内在矛盾，让文学真实性服务于意识形态性。明确提出“以写光明为主”的创作指导思想。文艺思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改造，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乐感文化”精神、大团圆模式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文艺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大众化”文艺思想，并且主张民间化的文学路线。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形成了革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具有反资本主义、大众化、集权化、道德化以及大众崇拜等特征。厌弃西化路线，终其一生苦苦追寻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他带有浓厚的大众意识，不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依赖于人民大众的价值观。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主义对于那些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关的组织和制度都很厌恶，这一点与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对专业化分工的偏见，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大规模集中化组织形式的反感，对所有官僚主义现象的坚决反对态度，以及对于正规高等教育的不信任”[5]革命民粹主义倾向，注定了中国革命文艺政策的大众化、民间化路线。

的“大众化”思想有两大要点。其一，创造性地把“大众化”口号具体化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阐述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第一，普及是基础，提高是指导，“……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这实际上是要消除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区别，使二者统一于工农兵文学。第二，先普及后提高，“对于他们，第一部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这实际上是要高雅文学为工农兵文学作出牺牲。第三，屏弃知识分子书写传统，主张在工农群众的俗文学（普及）基础上创造新的雅文学（提高）。“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这实际上要避开古今中外已经有的高雅文学遗产，另起炉灶，从工农兵文学中产生新的高雅文学。其二，大力提倡“民族形式”，走上了一条民间化路线。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这段话并不直接针对文艺界，但对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引发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在《讲话》中对此次大讨论作了总结，批评部分作家“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确定民间形式为大众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又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1而大众化、民间化的提出，并不代表民间立场的崛起，。只是希望通过民间舞台来演出革命意识形态的大戏，实质上是国家主义对民间立场的借用和转喻。必须指出，苏联文学理论、文艺思想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任务的完成，这是不能否认的。同时，由于理论本身的偏颇以及历史条件的变化，不能适应文学的现展，产生了“左”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三文艺思想与苏联文学理论由合作到分裂、对抗

建国以后，苏联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有了一段合作时期。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形而上学传统，建立了严整的逻辑体系，理论性较强。因此，在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文艺思想继承了中国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思辨性较弱，但更适合中国国情，更具有政策实用性。二者互补，共同主导着中国文坛。它们共同的对手是五四时期引进的现代西方文学思想。因此，自建国以来，连续发生了文艺领域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主流的苏联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联手对残存的西方文学思想进行了清除。这个时期，苏联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它们之间的分歧被掩盖了。

但是，苏联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分歧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分歧就有可能突显并且扩大，发生冲突和对抗。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自苏联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以来，中苏的政治分歧扩大为两党、两国之间的分裂，终于演变为中国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文学思想领域的分歧也逐日公开化，成为政治斗争的缩影。1958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取代了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标志着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取代了苏联式的新古典主义。“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以“现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为副；而前者提高了“浪漫主义”的地位，与现实主义平起平坐。实际上，在苏联文学思想的语境中，所谓“现实主义”被阐释为现实性、客观性，而“浪漫主义”被阐释为理想性、主观性，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这当然是一种曲解。实际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它反抗工具理性和现代工业文明对激情、自然的扼杀。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二次反叛，它揭露、批判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灾难以及人性的堕落。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两结合”都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无关，它们只是新古典主义的不同形式。苏联式的新古典主义保留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强调客观性、真实性的基础，而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即“两结合”更突出地强调了文学的理想化，进一步冲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微弱的客观性。“两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必然把文学导向粉饰现实的歧途。

“两结合”的提出仅仅意味着中苏文学思想的分歧初露端倪，而后的“反修”运动才正式揭开了双方斗争的序幕。文艺思想与苏联文学理论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化为对抗。文艺思想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结合，而把尚保留有认识论和人道主义倾向的苏联文学理论当作“修正主义”批判。1960年初，《文艺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动员在文艺界开展反修斗争。《文艺报》社论称：“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政治上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它的主要表现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爱等腐朽观点来模糊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唯心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宣扬个人主义来反对集体主义；以‘写真实’的幌子来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以‘艺术即政治’的诡辩来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创作自由’的滥调来反对党和国家对文艺事业的领导。”1以后，中国文艺界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时期，并发展为对“文艺黑线”的斗争，也就是把“三十年代文艺”、“十七年来的文艺”与“现代修正主义文艺”联系起来，编织成一条“文艺黑线”。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出批判“黑八论”，所谓“黑八论”是“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离经叛道论”等。可以看出，这些受到批判的文艺主张基本上是属于苏联文学理论，特别是“非斯大林化”以来的苏联文学理论。紧跟文艺路线，而又有苏联文学理论背景的周扬等正统理论家受到批判，只有从中苏文学思想之争的角度才能理解。与苏联文学理论分家，在“”中偏执化的主流文艺思想走向极端，它把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遗产打成“封、资、修黑货”，使中国文学完全封闭；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大批文学作品被打成“小说”，提出了包括文学领域在内的“全面专政”理论；新古典主义演变为伪古典主义，所谓“样板戏经验”（根本任务论、三突出等）成为文艺的唯一指导原则；“工农兵文艺”的极端化导致文学创作的毁灭。总之，在革命战争中诞生的革命文艺思想，在和平时期没有及时加以调整，走向偏执化，并且与苏联文学理论发生对抗，给文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值得思考的是：同样是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苏联文学，依然有像肖洛霍夫那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且出现了像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异端作家，他们拒绝加入国家大合唱，拒绝廉价的颂歌，保持着心中的那份真实和真诚，即便遭受镇压、监禁、流亡亦无悔。他们给苏联文学留下了辉煌的遗产。而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建国以后的文学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成果。其内在原因是，苏联文学理论是二元结构的理论体系，不仅有意识形态论，还继承了西方认识论的思想传统，还有人道主义的影响。这样，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功能和真实性追求相互制衡，为文学创作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而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形式则是意识形态一元论，取消了文学的真实性、客观性，也抹杀了文学的人道主义因素，因此没有给文学留下最足够的生存空间。一元论的文艺思想虽然有助于加强革命宣传，发挥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但由于产生了“左‘的倾向，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异端思想存在，最终把文学桎梏在偏执化的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

参考文献：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