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基础理论范文10篇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1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董学文.文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2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高校作曲；课程改革；基础理论

目前，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的改革正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如何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就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改革是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基础下进行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改革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力。使学生在走入社会时能够更好的展现自己的才华，得到社会的认可。本文主要阐述的就是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如何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

一、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是音乐系的一门基础课程，理论知识占有绝大部分。而大多数的理论知识都是需要死记硬背的，导致整个课堂教学枯燥乏味，学生对作曲基础理论这门课程提不起兴趣。如果长期的这样下去，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学生没办法进行有效的学习。如果学生基础没有打好，那么后期的其他音乐教学课程也就没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通过改革提高学生对作曲基础理论这门课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能力，进而提高作曲基础理论这门课程学生的整体水平。为今后学习其它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进入社会做好充足的准备。当走入社会时候能更从容，更淡定，展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二、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改革的方式方法

（一）完善高校的硬件设施

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学校提供的基础设施不足，也是导致高校作曲老师没办法有效的发挥自己的音乐才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虽然作为理论课程对教学设备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这门课程如果想长时间的进行下去或者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学习，就必须对硬件设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钢琴，即使做不到人手一个也要让几个学生共有一个，当学生在记住基础理论的同时可以在课后进行练习，使知识得到巩固，这种方法可以使高校基础理论课程不在是死记硬背的课程，让同学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还能锻炼学生的思维活跃度。高校通过对作曲基础理论课程的改革，学生不断的改善自己，完善自己，更好的面对未来人生。

（二）改善高校作曲基础理论教师的思维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大多数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的老师的思想观念还是停留在理论知识就是想要进行传统的死记硬背，老师的思维模式死板导致教学方式也不灵活。因此想要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首先就要改变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教师的思维模式。让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的老师意识到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可以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的老师进行培训，指导。让老师跟得上时代的进步，也让老师明白对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也是教育改革的要求。只要老师明白这一道理并且能够在自己的课堂上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进行变通讲解，才能让对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改革更有效果。也能让学生更好的接受这门课程。因此想要对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就必须改变作曲基础理论教师的思维模式。

（三）改变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教师的教学方式

当老师的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后就要更改教学方式，不在采用单一的黑板教学或者是理论教学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把理论、实践、教材相结合进行教学。第一，教师可以把教材分为基本教材、直观教材、参考教材对每个教材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重视程度先进行分析然后一步一步的进行教学，这样能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第二，老师在对课程进行讲解时候，可以把实践教学适当的穿插在理论课程当中，在对多声部理论知识进行讲解的时候，可以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当多声部的理论知识讲解结束之后，可以让学生进行简单的练习，让学生自己设计一个多声部的和旋或者让学生自由发挥。这样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段练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三、结语

对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进行改革是顺应教育改革的发展需求，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因此高校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改革是必须坚持下去的，也是作曲基础理论课程教师最重要的任务。最后高校作曲基础理论教师和高校学生共同努力，为了学生的明天，也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明天。

[参考文献]

[1]王暕.论地方高师音乐专业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的整合与实践[J].华章,2012,27:205,215.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4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

二

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把文学最终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动反映——审美反映。在“反映”这个语码前面无论加多少定语，还是哲学的话码，如此语境混乱，怎能使话语独立呢?难道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吗?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著《意境》中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创造”。即艺术所以谓艺术，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文学是语言艺术，同样也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这是对文学恰如其分的定位。无庸讳言，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地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合目的的想像性创造。诚然，理论是抽象的，但理论间的层次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国文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种学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错离，话语的无度扩张，必然要带来话语系统的变态。

童庆炳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就文学理论的形态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概括。他说：“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使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③从广义上说，这种概括是合理的，多元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多形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狭义的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广义的形态应称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态，对各种研究形态的把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话语扩张，我们不能使文学基础理论话语成为各种话语杂糅的大拼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概念和范畴要进行学理性的定位。哲学的、美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属于文学理论的概念，不能进入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防止话语扩张，要注意命题的科学性。就文学的起源问题而论，由一尊的劳动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巫术说、摹仿说、心灵表现说、游戏说各有道理的肯定，以及围绕着劳动所展开的各种说，使劳动说本身发生了动摇，事实亦正是如此，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劳动不无牵强，劳动说和围绕着劳动见仁见智的各种说法，都脱离不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先验假设。劳动——人——文学所组成的派生式因果链条，使这一命题总给人一种立论的虚假性，假使文学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劳动，那么导致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命题忽视了主体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鲁迅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普列汉诺夫对原始部落精心的现象描述，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主体的内在活动。

外在的研究的确需要，但最终应回到主体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走近文艺本体。尤其对于具体的创作活动，现有的发生命题似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命题。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学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到人，才能搞清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在现实的存在中，人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人做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精神的张力场拥有无限的张力度，这种张力就与现实形成了一个悖论。简言之，现实是有限的，人类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现实的有限性，常常使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陷入困境，于是人类那不满足的精神世界，就会对现实困境行使超越。联想、想像、幻想等都是为超越现实所采取的心理自救的途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现实无奈的超越，儿童从安徒生的童话里所寻求的也是对现实无知的超越，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也是满足了人们超越现实的愿望。当然，人类心理世界那强烈的超越现实困境的愿望是分层次的，有知与无知的，成熟与不成熟的。这里面也包蕴着一个背反，即对现实愈无知愈不成熟，他的超越愿望愈强烈显著。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神话只能产生在原始的不发达阶段，这是因为：“神话不过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④面对原始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神话便成了原始人类超越现实困境的形式。从逻辑上去认识“劳动创造了人”，只意味着劳动创造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主体，并没有创造文艺，换言之，文学艺术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如果把文艺的起源归之为劳动，就等于取消了创造文艺的主体，不着边际的追溯扩张，只能导致科学意义上的痛苦。

三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人们增强学科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话语独立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直接影响文论话语的科学化进程。学科话语系统的建构，要从该学科的特殊性入手，不能简单照搬，诚如“艺术概论”对“文学概论”的诉求，“文学概论”对“美学”的诉求等，都缺少基本的话语独立意识。于是就造成了“美学”对“文学概论”的掠夺，“文学概论”对“艺术概论”的掠夺，尤其“艺术概论”几乎成了“文学概论”翻版。造成这种学科话语的变态，有主流话语的强制问题，治学心态问题，学风问题，学科年轻不成熟问题等等，更有缺少学科独立意识的问题。我们狂热地诉求各种话语，却很难忍住寂寞，在科学化的轨道上通过学理性的研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建国以来，学人们对政治话语那带有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诉求，常常使我们抛开自身应有的话语，围绕着政治话语，甚至操持着政治话语去研究文论问题，致使各种文学观念的论争都伴随着浓烈的火药味而游离出文学本身。这的确是缺少话语独立意识的悲哀。诚如上面所举：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突然湮没，而当大战结束，现代主义的声浪再发而不可收。这种自觉意识和我们伴随《讲话》走了半个世纪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去认识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在学科意识自觉上的差距。

学科话语的独立，不能只在自发的盲目状态中进行，必须要有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去制导。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故有命题的求证，却很少怀疑故有命题，在虚拟的正确前提驱使下，采用同化的心理机制去牵强地求证，谬误自然百出。再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我们用对立统一法则去套化，得出的结论仍是一个哲学公式的再书写，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内容与形式推至审美的统一，以减轻正常思维情况下的痛苦，斯大林的某些看法，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马、恩的思维框架里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同一”，“同一”的不可分割被人为地撕裂为二元对立，致使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痛苦不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开这个二元对立的怪圈，从“同一”的角度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呢?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划分而言，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归属区分，如果将诸要素统称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因素，操作起来岂不更接近创作实际?要增强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就必须要修炼出科学的怀疑精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更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出非科学的“理念”，不断地求异和否定是科学历史的真谛，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荒缪思想逐渐消除的历史，就是以新的然而较少荒谬的荒谬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⑤无庸讳言，学科自觉的独立意识，离不开开拓创新否定原有“真理”的过程。

自觉的独立意识还体现为自觉地吸纳和转化。实现真正的吸纳和转化，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学术心态，克服由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浮躁心理。积极拓荒且精心耕耘，我们既需要治小学的严谨，也需要治今文经学的奔放，无论严谨和奔放，只有用学理性的丝线，才能放飞出科学的风筝。

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合理的东西，有意识的充实和完善我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必须要作到学习深入、消化得当。20世纪的后20年，西方大量的文论引进中国，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回顾来路，我们究竟消化掉多少呢?生吞活剥，浅尝辄止，非驴非马令人啼笑皆非者多。就“意识流”而言，无论中国文论界，批评界，电影理论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化不良问题。例如把意识流手法等同于意识流牵强附会，于是王蒙的作品被称为“意识流”作品。“意识流”的创作原则，不等于“意识流”具体的创造手法，借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技巧，并不意味着照拓了“意识流”的原则。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无奈，说明了王蒙的清醒和理性上的自觉。电影理论界亦然，笼统地把“时空交错”界定为“意识流电影”的标志，只触其表，未得其核。于是《小花》、《天云山传奇》被誉为“意识流电影”的代表作。相对于《广岛之恋》等真正的“意识流电影”，我们实在有指鹿为马的悲哀。在电影的表述话语中，“意识流”必然会产生时空交错，但时空交错并不等于“意识流”。传统的叙述话语如“倒叙”、“插叙”等同样会产生时空交错，但它不是“意识流”，即使在电影里偶尔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只要没有跳出理性的规范，怎么可以称之为“意识流电影”呢?所以《小花》、《天云山传奇》根本不是“意识流电影”。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5

在学校外进行艺术实践，主要形式有：学院领导和教师组织指导学生参加学校所在地政府、文化、教育等部门组织的大型演出活动、公益演出、下乡义务演出和对贫困山区中小学进行义务扶贫教育活动；或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学校、少年宫、艺术馆等文化教育单位参与艺术培训、教学辅导或编排文艺节目；利用寒暑假或节假日，到企事业单位、学校、文化馆等文化、教育单位，从事艺术培训、教学辅导或协助编排文艺节目等活动；与和声、合唱指挥、歌曲作法、民族民间音乐、小乐队配器、电脑音乐作曲与编配等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的演唱、演奏、新作品试唱试奏等活动。参加政府、文化、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组织的各类比赛和竞赛；到民间采风，或观摩学习，以及大学生假期文化下乡等形式的实践活动。实践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一)实践是高师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关键环节

(二)艺术实践是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保证

1、培养巩固兴趣，激发学习积极性

2、感悟艺术魅力，提高音乐和文化素养

3、参与舞台创作实践，提高综合技能

4、提高社会能力，满足就业需求

(三)艺术实践是高师音乐教育成功的关键环节

当前，我国普通高师音乐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技能训练部分。该部分主要由两个层面组成：（1）声乐演唱、器乐演奏、视唱练耳、合唱指挥、电脑音乐制作等技能类课程，此类课程明确属于实践类范畴，是技能技巧训练、特殊语言表达和艺术情感表达的实践环节。（2）毕业论文环节。毕业论文环节看似与音乐专业技能训练的距离很远，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基础理论部分。基础理论课程是研究音乐构成规律及其创作法则的课程体系。一般讲，除了技法实训类（如声乐、器乐）和音乐史学、美学方面的课程外，音乐专业的所有集体类课程都可划入这一范畴，如基本乐理、和声学、曲式分析与作曲、复调等。

第三、多种形式的艺术实践部分。我国普通高师音乐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个方面。加强艺术实践锻炼，对全面提升普通高校师音乐专业大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市场也逐渐形成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就要求艺术教育工作面对这个被喻为“朝阳产业”的文化市场作出及时调整，培养各类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艺术实践以现代音乐教育文化产业的建立为契机，活跃全民音乐的文化氛围，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高师艺术实践形式之一的“工作室制”。

“工作室制”是将艺术教育同社会发展、文化消费紧密相连，在完成专业教学任务的同时，承担一些社会发展性项目的研究开发任务，使艺术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使产、学、研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实际的结合，给艺术教育注入了活力，在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同时还与社会、市场紧密结合起来。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6

中国现代美学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是，由于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生命活力及长处、短处缺乏真正的认识，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常常陷于盲目状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走在我们前头，因而其文学艺术也先进于我们。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诸君用西方文学艺术的悲剧精神和写实主义方法为标准，批判、否定中国文学、戏剧、小说、绘画及其大团圆精神。这种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但50年代以后又出现照搬前苏联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状况。进入90年代，人们一方面反省由于搬用前苏联的弊端，另一方面却又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以代替自己的思考与创造，并且仍以否定传统为代价。这是值得深思的。中西文学艺术分属于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体系，各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不能从西方科学技术先进的事实中推断出西方文学艺术也同样先进的结论。

模仿、照搬外来的文化模式、观念、方法，而不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融化而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传播西方美学，至20年代开始在高等学校开设美学课，并陆续出版了各种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美学文章，但在质上却又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苏联）模式，范畴、命题、体系都是西方的或模仿西方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范畴、命题和重要思想观点却长期搁置、无人问津。这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的必然结果。当然，西方的美学理论我们必须借鉴，它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但西方的美学理论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因为西方的美学理论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我们也不要企图建构全世界公用的美学理论，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规律。同时，美学不是揭示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是揭示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属于人文之学。文化不同，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终极关怀等是很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异质因素，与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

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衡量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用西方的审美标准取舍中国的思想资料，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有人撰写孔孟老庄的美学思想时，大谈他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其实，孔孟老庄乃至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质并不感兴趣，很少直接谈论这种问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形上精神。他们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不像柏拉图那样进行抽象的思辨和逻辑推导，而是进行鉴赏、体验、感悟、洞观，因此在形式上也不见逻辑体系。所以，大谈孔孟老庄如何论述美的本质，无疑是无的放矢。当然，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学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求同、相互印证、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有不同甚至相互反对之处，这尤其不能忽视。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才使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论说形式，中西艺术才各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西方艺术以自然科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实和客观描写，结果落实到认识论；中国艺术以道德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意和主观表现，结果落实到育人的教育实践；二者的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价值取向很不相同，各有长短。可以说，中西艺术没有完全相同的范畴、命题和论说形式。正因如此，中西对话交流、取长补短、融合出新才是必要的，才能有发展、创造。因此，进行深入、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乃是未来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认识前提，也为美学创新展开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美学比较，才能做到深刻、符合历史实际；才能通过比较，认识优劣，择善相从，吸收消化，吐故纳新。中西美学融化出新，这是我国未来美学理论建构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鉴于以往的经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应当做到：一是中西美学融化出新，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未来美学的发展便会失去根基，没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并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二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中西文化各自的优越性、局限性和生命活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清除“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才能正确掌握比较的标准。三是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独到的建树。

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化途径

薛富兴

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从王国维开始，他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和观念审视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发现了在传统学术视野下很难发现的东西。此后，以宗白华、朱光潜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在深入认识中华审美精神个性方面，得出许多精到的认识。但整体而言，20世纪前期是一个集中输入西方美学理论、尝试基础理论建构的时期，中国美学研究处于零星讨论、尚不系统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美学研究进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断代史和专题性研究著作也层出不穷，发表的单篇论文则更多。从此，中国美学与美学理论、西方美学鼎足而三，被视为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支，初步建立起中国美学这一美学分支学科，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打破了20世纪前期以西方美学为美学的局面，充分注意到人类审美意识中的民族文化个性，使美学学科内部的生态结构更趋丰富、合理，对美学在中国的深化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中国美学研究已成为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

当然，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研究也有其局限。最主要者有二：一曰基础薄弱。依理，一门学科的建立当从具体、微观的专题实证研究开始，只有专题研究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通史式的宏观总结成果。但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研究正好相反，一开始便是通史式研究占主导的宏观研究阶段。著者积数年之功来言说数千年审美传统，其粗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单篇学术论文，也以大话题居多，缺乏扎实的专题实证研究，有先天不足之症。二曰观念研究。现行中国美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审美观念梳理阶段，观念只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最后阶段、最抽象形态，审美研究若只停留于审美观念，没有更质朴、丰富的审美实践材料来支撑，将始终是无根之苗。这一点，现在已开始为美学界所认识。

中国美学研究正处于自我深化的新阶段，其具体途径有四：

化宏观为微观，走出通史情结，重新回到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重新做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工作，补先贤之未足，为中国美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的具体情形尚知之甚少，诸如中国自然审美史、工艺审美史、生活审美史这些极具意义的专题，尚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只有这些较为具体而又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出来之后，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才会有更符合实际、更新、更高的认识。

化观念为活动，走出理论文本，回到生动、丰富的大众审美实践，回到更质朴、具体的审美活动的器物、文字材料中，重新做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美学史首先当是现实的审美活动史，观念的梳理当是终结而非起始环节。美学是人类感性精神现象学，从丰富复杂的现实生命活动中分析审美要素，从浩如烟海的器物与文献中爬梳审美的蛛丝马迹，确是一桩苦役，但不下如此功夫，中国美学研究便无以深化，永远只能处于前科学阶段。这实际上是以实证专题研究补课的方式来超越20世纪后期的观念研究。

以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来解决人类美学的普遍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独特审美精神视为中国美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其实这只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初步。若仅以审美民族文化个性呈现为职责，中西美学将永远各自言说而无法形成人类共享性美学知识体系，中国美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学术价值。中国美学研究若没有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普遍性学术视野，没有美学基础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也将很难深化、提升。因此，以中华审美独特性材料为基础，提出一些对研究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史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解决一些西方美学尚未提出，或虽已提出却还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将中华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共享性知识体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所谓美学的“失语”、无平等对话权、中西美学各自为政等问题，也才会逐步得到切实解决。

坚持审美世俗本性，发扬中华审美传统。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起点，当下感性立场决定了它永远是最世俗的精神生活。中国有深厚的以审美乐生的文化传统，自然审美、工艺审美、生活审美和艺术审美在中华古典文化中全面展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正需要在当代社会发扬光大。较之西方那种以审美为真理、信仰的传统，中华以审美为乐生之情的传统更符合人类审美活动本性。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两方面都有精彩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促进当代美学基础理论建设和现实人文关怀方面，中国美学研究应该有极好的前景。

现代性视野中的美育学科建设

曾繁仁

美育学科的发展从来都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紧密相关。在工业化之前，人类社会只有美育活动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育学科。美育学科的产生，应以1793年席勒发表《美育书简》为标志，该书意在通过美育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分裂”。而“二战”之后，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针对教育的科技化、工具化和职业化倾向，提出了包含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20世纪80年代，美国盖蒂艺术中心为使美育更加规范化并列入课程体系，提出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在我国，首倡并实施美育学科建设者为蔡元培，他将美育列为教育方针的五个方面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提出“德、智、体、美和生产技术”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不过，美育学科建设的真正起步，则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不仅把美育正式写进教育方针，而且将其提到“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高度。教育部于1998年和2002年先后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98－2001）》与《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前一个规划带有拨乱反正、恢复美育学科的性质，后一个规划则已立足美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内涵丰富而切实可行。同时，我国还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艺术教育委员会和美育的相关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美育教材和论著，极大地推动了美育学科的发展。

美育作为美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的发展必将极大地推动这两个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从美学来说，美育学科的发展将使美学学科由抽象的本质主义探讨回归人的生活世界；从教育学来说，美育学科发展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构筑了融会二者的桥梁，从而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而从整体的社会发展来说，面对日益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步伐，美育学科的发展对于不断膨胀的工具理性、精神焦虑与市场拜物，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疗治和补缺。可以认为，在当代，美育学科的发展承担着培养一代新人的重任。

从长远建设来看，美育学科发展须在现代性视野下遵循学科自身规律加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美化”和“非美化”的二律背反现实，从学科建设所必具的“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这一基本要求出发，开展学科建设工作。这里，所谓“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就是从美育学科的“审美力的培养”这一基本范畴出发，面对当前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形势，吸收当代美学领域富有价值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语言学美学和文化诗学的精华，构建具有新的内涵的当代美育理论体系，并做到古今中外各种美育资源的综合运用。从我国古代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和论”美育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天、地、人交汇融合为指归，最后落脚于文与质、外在与内在、入世与出世高度统一的“君子”的培养。这是一种迥异于西方古代感性与理性二分的“和谐论”美育思想，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应予批判地继承。可惜的是，这种“中和论”美育思想的价值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对于西方，除重视古希腊以来“和谐论”美育传统之外，还更应重视西方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突破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为特征、以追求人的“诗意的生存”为目标的美学与美育思潮，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我国现代以来以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美育思想传统，特别是对于近五十年来，包括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更应给于重视和继承发扬。由此，在诸多资源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美育学科体系。

所谓“独立的研究方法”，是指美育作为交叉学科应立足于理论与应用的统一，吸收当代心理学、社会学、教育评价体系与脑科学的种种方法和成果，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当代美育研究方法。其中，尤其要重视当代教育评价体系的探讨和脑科学的发展。而从教育评价体系来说，目前存在两种教育评价测试体系：统一的智商评价测试体系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式评价测试体系。如果机械地依照智商评价测试体系，则美育与德育等非智力教育一定会被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从而走上应试教育的道路。因此，只有遵循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式评价测式体系，美育才可能拥有其应有的地位。只是这方面的具体操作难度较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而由于美育同教育学科的关系，它同心理学、特别同“神经心理学”与脑科学研究密切相关，如我们所熟悉的美育所特具的“开发右脑”、“情感升华”、“肯定性的情感评价”等，都同神经心理学和脑科学有关。因此，美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必要借鉴脑科学的成果，使之具有自然科学的重要支撑。至于“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目前应侧重从现有艺术教育队伍出发，通过行政和学术的渠道来采取措施，尽快提高其实际能力和水平。同时还应吸收相关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逐步形成一支同我国美育学科发展相适应的质高量足的美育学术队伍。应该说，从时代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两方面来说，我国的美育学科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取得更大发展。

文艺美学：问题与希望

王德胜

文艺美学被正式当作一门特定的理论“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接受西方美学学科方法之后在自身后期发展中的一种努力，文艺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化建构不仅追蹑了现代中国美学的理论意图——把美学的思辨过程延伸进感性形象的文艺活动之中，正是自王国维以来中国美学一以贯之的学理追求之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美学界对于“美学的中国化”、“美学体系建设”的一种具体回应方式和现实态度。

值得瞩目的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文艺美学在中国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不过，也正因为文艺美学历史之短，其学术发展中难免存在种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体现在有关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上。如果说，提倡文艺美学的学科化建构最初具有某种“应时而生”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强调文艺回归其自身审美属性，因而有着鲜明的理论应用企图；那么，随着研究过程的不断展开，我们便不能不严肃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被当作特定学科或美学分支来建构的文艺美学又如何才能确定它自身的学科性质？对此，目前各种有关“什么是文艺美学”的认识，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文艺美学是美学（包括文艺理论）问题的特殊化或具体化。然而，这种认识不能真正令人满意，因为它仍然无法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方面真正有效地区别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的学科界限：难道为了保证文艺美学的独立性，美学在思辨层面对于文艺活动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探讨、文艺理论从具体审美过程出发对于文艺活动的研究，就必须无条件地“让渡”给文艺美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又将带出一个新的、悖论性的学科建构难题，即为了区别于美学的存在形态，文艺美学必须有意识地淡化对于美本体的思辨，弱化美学思维之于具体艺术问题的统摄性；而为了撇清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相似性，文艺美学又必须有意识地强化文学艺术问题的美学抽象性，增加文艺美学的哲学光色。应该承认，这个学科建构上的难题，还没有在当前的文艺美学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它不仅影响了文艺美学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们对文艺美学存在合法性的信心。

那么，解决文艺美学的定位问题、化解文艺美学学科建构难题的希望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个希望就在于我们转换态度，把文艺美学从一种学科形态转向一种具体研究形态来加以理解，即文艺美学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明确指向了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深刻把握。因为很显然，既然文艺美学的讨论话题基本上都可以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中找到其叙述形式，而20世纪以来各种美学、文艺理论研究不仅没有拒绝艺术的审美考察，而且正越来越趋向于把研究视点深入到艺术母题之中，那么，文艺美学的研究其实就可以被理解为美学、文艺理论内在话题的当代延伸，它的任务就是提供一种从内在结构层面观照艺术的具体审美存在特性、审美表现方式、审美体验过程和规律等的特定理论思路、讨论形态。质言之，文艺美学的定位可以在当代美学、文艺理论的自身问题中获得确立，“学科化”的“文艺美学”实际就是一种当代形态的“文艺的美学研究”。

因此，依照美学、文艺理论的当展特性来寻找深化文艺美学的真实理论问题，以对问题的确定来奠定文艺美学作为一种当代研究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以对问题的阐释来展开文艺美学研究的合法性过程，应该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当前文艺美学研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者有三：第一，艺术现代性追求与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关联。这其中又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内涵及其在文化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维度。第二，当代大众传播制度对于艺术活动、艺术作品的效果的具体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实现过程和美学意义。由于当代艺术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众传播的具体特性，因而只有把艺术效果问题与整个文化的大众传播制度问题加以整体考虑，我们才能获得对于艺术审美本质的当代性把握，在理论上真正体现现实的价值和立场，文艺美学研究也才可能产生理论的现实有效性。第三，艺术活动与日常活动的现实美学关系。把艺术活动与人的日常活动的关系放在现实生存语境中来把握，既是对当代艺术的美学追求的一种具体认识，也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体现自身当代追问能力的内在根据。

西方美学研究之展望

朱立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包括美学原理及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每一次突破，都主要以西方美学为参照系或借鉴对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1世纪，中国美学建设面临重大的突破发展和历史性机遇，而研究和借鉴西方美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新成果，对于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仍然是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我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现在还只是起步阶段，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首先，在21世纪，西方美学译介工作还需要大力拓展。20多年来，西方美学的译介在我国虽初具规模，但从整个西方美学研究需要来看还远远不够，不但有些重要时期如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涉及美学内容的译作太少，而且美学史上有些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相关译著也不够完备，如美国经验派、德国理性派和浪漫派，以及除狄德罗、莱辛以外的欧洲启蒙主义美学家等；19世纪欧洲美学史上许多重要美学著作至今未见到完善的译本；20世纪美学译著虽已有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但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美学论著或相关论著还未曾译介过来，尤其近一二十年里大量新的重要论著（不限于纯美学论著，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方面的著作）还来不及介绍进来，有的甚至根本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对于已经翻译介绍进来的大批各个时代的美学著作，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还跟不上，许多重要著作至今没有被认真、系统地研究过，有的甚至从未引起注意。受到普遍关注的不外乎那么一些屈指可数的热门书。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其次，与译介工作密切相关，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远非无事可作。断代史研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上面所提到的缺少译介的时期和学派都值得专门研究并写出断代史或学派史。尤其是，当代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西方美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与后现代的美学共生共荣，它们都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更及时、深入的研究。

再次，西方美学的范畴与范畴史研究需要大力发展。美学范畴作为各种审美现象的本质、关系的规律性表达和逻辑概括，是美学思想和观念的理论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是对一般西方美学史研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提升，又是对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我国对西方美学范畴的专题研究虽有一些论著，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至于范畴史的研究更显得薄弱，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四，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史层次来进行，即可以把特定时代以理论形态呈现的美学思想，与那个时代以具体审美意识、观念、趣味、风尚、艺术创作等体现的审美实践活动和原生态的审美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阐发而相得益彰。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7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县融媒体中心

承办单位：县文化馆（县文化中心）

县图书馆

二、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强群众文化摄影普及和推广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全县范围内树立群众文化意识，大幅提升社会文化内涵，推动我县特色文化事业的创新性发展。

三、培训内容

学习政务信息摄影、新闻摄影、手机摄影、档案材料拍摄等相关知识，教授剪影APP、调色snapseed使用方法（智能手机），使拍摄图片更具观赏性和艺术性，为新媒体平台宣传奠定基础。

四、培训教师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政务新闻摄影、风光摄影、民俗摄影等。摄影作品发表于《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等报刊，有多幅作品在国内外摄影大赛中获奖，摄影作品入选国内外摄影画册。

**：晨报记者站站长，从事新闻工作21年。

县融媒体中心

五、报到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2020年9月23日

报到地点：县大酒店

六、培训时间和地点

培训时间：2020年9月24日-25日

培训地点：县图书馆

七、培训对象和人数

县内各乡镇、社区（街道）文艺骨干，共40余人，由各文化站负责选送工作。

八、培训费用

食宿费由文化馆承担，往返交通费自理。

九、相关要求

1、学习和传播摄影对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效推进地域特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乡镇和社区文化站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参训人员选拔和推荐工作，确保此次培训活动取得实效。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8

国内出版学界在有关学术出版问题的讨论上，主要集中在出版服务的比较[1]、学术期刊定位[2]、学术期刊引注标准[3]、学术期刊发展[4]及学术期刊新媒体化传播的研究[5]。有关出版学术期刊的主题讨论上，徐玲玲等人以8种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CSSCI）收录的编辑出版类期刊2010—2019年刊登的27214篇文献为数据样本，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我国编辑出版学的研究热点进行梳理，该研究发现近10年我国对出版领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出版社、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编辑加工五大领域[6]。邱俊明也作了相似的研究，他主要以出版学科核心期刊为分析对象，除上述五个热门领域外，出版人才培养、出版学科建设及跨学科出版业同样是当前编辑出版学界关注的研究重点[7]。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首先是有关出版产业链的讨论，包括对于人才升级、技术升级、版权升级的要求；其次则是有关学科建设的讨论，积极探索国内编辑出版学科与出版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再次则是对期刊影响力的关注，特别是对科技期刊提升影响因子、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策略讨论。除对国内出版领域期刊的研究热点进行探索外，也有相关学者关注到了国外出版领域学术期刊现状对我国的指导意义。以刘杨和林璐为代表，他们以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SCI）收录的学术出版研究期刊JournalofScholarlyPublishing（《学术出版杂志》）和LearnedPublishing（《学术出版》）在2010—2019年期间刊发的686篇文献为样本展开分析，发现中国学术出版、学术出版未来发展是前沿研究热点[8]。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国外学术期刊对中国出版领域学术期刊的引导意义，但总体来说，国内的研究仍旧以分析和统计国内出版领域学术期刊出版热点为核心。学术期刊出版主题不仅会对出版学界的研究方向产生指引意义，同时会间接影响出版业界，进而对整个出版业的方向产生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国外对出版领域的探索对国内出版业也具有启发意义，因而本文将对比国内出版领域10本CSSCI来源的学术期刊和国外出版领域3本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SSCI）来源的学术期刊在2020年所刊发的学术论文的研究主题，通过对比总结差异的原因，为我国将来出版领域学术研究主题的选择提供一些参考。

2国内外学术期刊对比

2.1国内出版学术期刊

本文选取了10本出版领域CSSCI来源期刊（复合影响因子前十）作为国内出版学术期刊的代表，包括《编辑之友》《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广角》《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中国编辑》《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现代出版》。由于学术讨论的时代关联性较强，同时卷期整体具有内部结构性，因此本文以2020年全年期刊发文作为统计分析的对象，以保证其时新性与结构完整。笔者统计了这10本期刊在2020年所刊发的文章主题分布、作者和机构的信息，并利用相关软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总体而言，2020年在国内10本出版领域CSSCI来源期刊中，有关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大多集中在媒体融合、短视频、科技期刊、开放获取、知识服务、主题出版及版权贸易上。这些研究热点对于学界和业界的相关话题都有涉及，如与学界相关的“学科定位”“同行评议”“学术不端”等话题，而“出题出版”“全民阅读”“消费者”等话题则直接与业界相关。同时，本年度出版领域的学术文章对于出版产业链也有较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如有关“媒介消费”“媒体融合”“知识服务”“微信公众号”“主题出版”等研究热点，对整个出版行业从“产”到“销”都进行了相关的探索，因而从整体来看，国内出版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内出版学术期刊的研究热点虽然涉及出版领域的各个方面，但是总的来说大多集中在对于新出版技术、新出版环境、新出版政策等“新出版”的探索上，对于出版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及纵深性研究相对较少。笔者统计了2020年度这10本学术期刊中发文量排名前五的作者和机构之后发现：第一，整体集中度较高，即较低占比的作者与机构往往提供了较高占比的文章数量，这可能会导致更多新观点、新策略、新思考难以被发现。第二，统计发文量前五的机构发现，高校仍是学术论文生产最为积极活跃的阵地。第三，在高发文量的机构中，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几乎占据了被统计的每一家期刊的前五位。就2020年而言，在我国出版领域学术期刊的发文总体上，机构的集中度较高，而同一作者虽在同一期刊发表了多篇文章，但文章数量所占比例较低。如表1所示：

2.2国外出版学术期刊

为统计国外学术期刊的出版主题情况，本文选取了三本传播度较高的SCI来源英文期刊在2020年刊发的125篇相关文章来进行统计分析，分别是Learnedpublishing、Journalofscholarlypublishing和Serialsreview（《期刊评论》）。笔者通过统计发现，国外期刊对于出版领域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分别为“InformationScienceandLibraryScience”（情报学与图书馆学）、“Behavioralscience”（行为科学）、“Communication”（传播学）。但每本期刊各自又有自己更为关注的领域，Journalofscholarlypublishing相对更为关注人文艺术学科，而Serialsreview则以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为核心。提供最多文献的来源国依次是美国、英国和中国，这与其期刊来源地大致是吻合的。中国作为非期刊创办地却能成为发文最多的国家之一，这说明中国出版领域的学术活跃度较高，国内相关学者能够主动地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2020年在三本核心期刊中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北卡罗来纳大学），其次为CaliforniaStateUniversity（加州州立大学）、CiberResearchLTD（Ciber研究有限公司）、JohnWiley&SonsLTD（约翰威立父子集团）等。前两者是出版领域学界思考的代表，而后两者均是国际知名的出版集团，其更偏重对于出版业界的具体探讨。在相关作者发文量的统计上，2020年有5位作者在此三本刊物上均发表了3篇文章，与国内期刊的现状大致相似。与国外的学术期刊主题研究知识基础的对比发现，国内研究者的视角主要集中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上，同时关注新出版技术的应用问题，而且大多学术期刊主题的研究者对于重要理论的关注还局限在国内[9]，对国际上的重要理论关注太少。不同于国内出版学术期刊的选题主要集中在新时代与新技术上，国外对于出版的讨论更多以交叉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多维探索。其次，国内对于出版学科的思考呈现出集中式、热潮式的特征，对于新问题、新现象、新技术的讨论角度相似度较高，在相关建议的提出上更偏重理论层面，实践性不强。国外对于出版学科的思考则较为分散，且实证性研究占比较高，积极利用数据去帮助分析市场和分析问题背后的逻辑，而不仅仅靠理论的思辨性。再次，对于文章发表主体的机构而言，国外期刊在机构的分布上更为科学，既有以研究为核心的高校，也有以实务为目标的出版集团，学界和业界的知识结构和思考角度不同，可以给出版领域的发展提供双重动力。

3思考与启示

3.1以多学科交叉视野挖掘选题

多学科交叉是指多门学科的理论知识进行互相交融，或者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互相借鉴渗透的过程，因而多学科交叉视野指的是研究者以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去探究相关领域的核心问题。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及广泛的领域中，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方法、技术的交叉渗透时有发生，多学科交叉视野不是简单的套用与拼凑，也不是停留在简单的学科跨越或者是个别方法的互相引用上，而是基于学科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找寻看似毫不相关的两门学科之间的共同点，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出版人是“专家”还是“杂家”的争论由来已久，事实上一个出色的出版人既是“杂家”也是“专家”。当前，世界经济、文化、社会、科学都在迅猛发展，由此产生的新问题需要新的融合思考模式才能解决，因而对具有学科交叉背景和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对于出版领域的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其在掌握与关注出版领域的前沿研究之外，也要积极拓展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相关知识，提升自己运用多学科交叉视野的能力。学科交叉可以为学术研究注入新动力，是未来知识生产的主要形态，也是产生重大理论突破的源泉。

3.2聚力基础理论探索

目前国内出版领域的主题思考大都针对的是业界，更偏重的是实务方向，基础理论性的探究较为滞后，而国外则通过与相近学科进行多学科交叉视野的使用，开始着力于更为理论性的探究。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在实务层面可以探究受众态度改变的主导因素、知识服务类市场的根本准则及内容生产的核心目标；在学科建设层面则可更好地与其他传播现象进行区分，进行学科边界的进一步清晰划分，同时配合时展进一步丰富学科内涵。媒介融合是信息时代鲜明的特征，“整合”一词逐渐成了关键，从“市场整合”“整合传播”到“整合营销”，都受到了关注。但出版领域的本质仍旧是意识形态的引领者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因而需以优秀的顶层设计带动整个学科和行业健康发展。理论是实践的前提，理论可以引导实践更好地发展，因而相关理论的研究是必要的。尽管出版领域本身是一个实操性强的学科，但是一个学科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与发展力，就必须要积极发展基础理论。因此，基础理论的探索应当成为我国出版领域学术期刊未来的研究热点之一。期刊编辑人员可以有意识地设立专栏，邀请国内该领域的知名教授进行相关文章的撰写，从而吸引更多的学者主动积极地对该选题方向进行深入思考。

3.3构建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平台

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审查是提出一个选题的必要前提，只有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研究者才能把握这一领域目前的研究进展、大致的研究思路集中于何处，从而才能以新的思路去探究新的选题。因此，出版集团和知识服务平台应主动搭建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平台，这将有利于出版领域选题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如何运用好这个趋势为我国的出版学术领域添砖加瓦，是学术期刊出版社应当思考的问题。通过给研究者提供足够宽阔的视野与便捷的信息获取方式，能够激励研究者去进行选题的探究。国际化的学术期刊平台，能够让研究者更为准确地把握学术发展脉络和未来学术走向，以便通过积极的学术探索，逐步成为国外学术领域的先锋部队，扮演引领学术潮流的角色。这样一个学术平台不仅能提升我国出版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加强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也能积极促进我国学术“走出去”，避免国内学者闭门造车的现象出现。学术无国界，中国未来的学术期刊只有拿到国际舞台上与国际学术期刊共同竞争，才能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更大压力与动力。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基础素描；艺术素养；理论知识；中国传统美学；艺术个性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素描练习有利于学生认识和理解客观对象，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锤炼艺术语言，提高造型能力.对于每个学生来讲，无论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素描练习都是必不可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曾指出:“素描是绘画、雕刻、建筑的最高点，素描是所有绘画种类的渊源和灵魂.”19世纪俄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契斯卡柯夫曾说:“素描是一切的基础，是根基，谁要是不懂得或者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没有立足之地.”

素描既有基础性的一面，也具有单独作为一种绘画方式的另一面，自成它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在学院美术教育中，素描因为其基础性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现存的教学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和不足: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强调基础，不利于学生创作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不足甚至认为素描枯燥乏味，教学效果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对各个层次、不同专业的美术人才的需求激增，美术教育急速扩张，从而人校新生的总体专业水平有所下降;基础素描课程的课时量有所缩减，教师在学生个体上花费的教学时间明显减少.面对这样的困境，当务之急是对素描课程的教学理念进行调整，拓宽现代基础素描教学的思路，给乏味的基础教学增添活力，使素描能和别的画种一样成为独具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从而使学生通过学习基础素描架构起良好的知识体系.这是构建现代素描教学模式的根本.

1、从艺术素养入手强化学生的艺术观念

在素描基础教育中，在强调学生实践技术训练的同时，还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艺术观念.传统的素描教育偏重实践而轻理论，只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而忽视了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学生也往往把技术水平作为衡量自身素质的标准，非常漠视理论水平和艺术素养的提高，甚至以为“技术”与“理论”之间是相悖的.过分专注学生的技巧性训练，不利于开阔他们的眼界，容易使他们对一些艺术产生成见甚至抵触和排斥不同类型的绘画形式，导致他们以自己所学到的具象写实和传统理性思维来衡量各种绘画流派从而产生错误.

随着我国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技能的获得不再是高等教育的唯一目标，强调培养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素质教育成为主流.为了强化学生的艺术观念，教师可以打破教学常规，从源头文化开始，把学生原本需要在素描学习中获得的对审美思想、美学思潮、艺术发展规律、艺术创造的特点的认识，提前到学习的初始阶段或与学习过程并进，使学生一开始就对即将要学习的内容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能目的明确地进行学习和研究.艺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其底部应该由人文学科来支撑.学生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很大程度上需要眼界的开阔，基础课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宽广的美术层面上找到一个可以依托的“点”.在素描教学中，教师应该向学生强调艺术理想的实现不能只依靠技能，还需要艺术理论的支撑，更需要文化素养的深厚积淀.

2强化基础理论教学，变“技入道转”为“由理入道”

绘画是一件需要动手的事情，因而很多教师都喜欢在画室里摆静物上课.但是，一些教师极少向学生讲明应怎样观察和表现物体，只是简单地讲一讲“三大面五大调子”，就要学生开始实践.这样，学生由于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画面，往往无所适从，只好迷失于画面中，依葫芦画瓢，照抄对象;由于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性，对画面没有控制力，学生对自己的作品也感到茫然，很容易产生学习上的厌倦心理.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对于素描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感性上.如果在课程开始阶段就通过鉴赏、研究、分析名家和优秀学生的素描作品，把素描的基础理论知识给学生讲解清楚，不但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能使学生对素描逐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能从更高的角度思考自己的作品，主动地把握画面.边分析作品边讲解理论的教学过程是极有活力的，这种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画面意识、创造性思维能力、形式美的想象感悟能力和创造性地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公务员之家

3、注重学生的艺术个性发展

长期以来，基础素描都遵循以写实为主的固定教学模式，整个素描教学偏重于技术技能的训练，忽略了创造性思维和个性发展的因素，从而学生在整个高等教育阶段的素描学习中只知道机械地再现客观事物，无法在画面中加上个人的感受和想象.

个性培养是艺术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之一，而艺术个性来源于真实的个人感受，来源于个体对社会、生活、自然的感受和敏锐的洞察力.在素描教学中，学生的作品中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个性萌芽，尽管这些个性表现得不够稳定，但教师应该及时地把握住学生这种偶发的闪光点，不应该忽视或者是放任自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学生的艺术个性进行精心引导，决不能机械地为学生制定“依样画葫芦”的标准，否则，就会扼杀学生的艺术个性，学生的素描作品只能成为客观世界的复制品，只能是千人一面、万物一形，而不可能是独具匠心的创作.在高校美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在练习基本功的同时，还应该自主地对每一种绘画基本要素进行研究，以确立哪些要素能够成为自己的绘画语言，并能将绘画对象转化成为艺术符号，即根据内在需要去描述对象.没有内在的触动，素描习作只能是简单的图像练习，只能是一个模仿对象的过程.

文艺基础理论范文篇10

艺术理论的重要性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是艺术家在创作欲望的推动下，运用一定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法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思想情感转化为具体的、生动的、可感的艺术形象，即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3]。但一定的艺术创作必然受到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且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活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千百年来数以万计的艺术家与艺术理论家们也不会一直乐此不彼地对艺术创作经验进行总结。同时艺术理论对绘画创作的启发和作品格调的提升，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画家的流芳百世的艺术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反映时代精神，把握时代命脉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艺术作品表现出的是画家的内在精神、文化修养以及对事物深邃的洞察与体会，对生活和社会的认知和感悟。这些世界大师的作品大多都和社会的转折、革新、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有关，他们在世界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具备高超的绘画技艺之外，普遍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意识和人文情怀，而这种思想意识与情怀是以学术修养和理论思考为雄厚基础的。因此，掌握艺术理论，可以有效地加强画家的艺术修养，增进画家的学术思考，提升画家的审美水平，进而将自己的艺术思想和人文情怀注入绘画创作之中，最终提升其作品的品位。从根本上说，艺术作品是画家的一面镜子，它折射着画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而揭示着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奥秘。

艺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

印象派是法国19世纪下半期一个重要的艺术流派。19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光学的迅猛发展，在光学原理和实践的启发下，印象派尤其注重研究外光对物体所产生的稍纵即逝的视觉效果。正是在这一艺术理论的指导下，印象派开创了艺术的先河，为现代艺术的发展开启了一扇新的天窗。因此，印象派的画家在创作时更为关心的是画面的美感与物象在外光条件下的变换，他们的作品也大多醉心于色彩和光线，并以此来更好地表现其作品的色感和光感，正如莫奈所说“唯一的希望是和自然密切地结合”。这种做法与以前西方绘画理论中注重绘画题材的说教性截然不同。我们不难看出艺术理论的重要性，创作理论决定了创作时的创作方向以及最后的作品表现，它不仅影响画家的个人创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影响整个时代艺术的发展走向。艺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西方，东方同样如此。我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界就极为活跃，科学文化及文学艺术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时期的艺术理论可谓“百家争鸣”，极为丰富，特别是顾恺之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4]。一千多年来，中国山水画并未向两个极端发展，它既不会像自然主义那样照搬对象，也不会漫无目的地玩弄笔墨，而是自始至终沿着形神兼备的道路发展，这充分说明了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5]。由此可见，艺术理论可以指导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使他们少走弯路。日常创作中或许我们无法确切而精确地感受到理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从而易单纯地认为创作仅仅是对视觉美感的一种描绘，其实不然，理论知识往往内在地支撑着创作者对美感的认识和感悟。艺术创作体现的就是艺术家全部的修养和智慧，艺术家往往是按照“学问要博，生活要广，认识要深，情感要真，立意要新，想象要丰富锐敏，意象要饱含意蕴，形象要栩栩传神”的审美要求和标准进行创作的。因此，艺术的永久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创性。综上所述，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艺术理论不断的推陈出新引导艺术家创作出赋予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同时在艺术理论的指导下，艺术家才能不断地突破思维的禁锢和固守的疆域，从而创作出一件件精彩绝伦、流传千古的艺术作品。

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

（一）基础理论知识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早在几千年前艺术的前行者便将发现的绘画规律记录在案，宝贵的基础技术理论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起到了基础指导作用。每一次技术理论上的革新都会给艺术创作领域带来一股变革之风。15世纪以扬•凡•艾克为代表的尼德兰画家发现用油与颜料调和后，画出来的作品色彩鲜艳而充满光感。正是这一技术理论的推广与革新，形成了现今油画的基本雏形，油画作品得以长时间的保存，随后的艺术家在创作中不断探索油画技法都与这一技术理论的推广无法分离。基础理论知识不单对艺术家的创作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在更多的时候它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参照的基本规律，比如绘画大师达芬奇的艺术创作之路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对艺术与科学等多个门类都有深入研究的伟大人物达芬奇，不仅是一位跨时代的画家，也是位杰出的艺术理论家，他的理论散见于他流传下来的大量笔记与草图中。这些绘画经验的总结与传递，对16世纪后期西方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即使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些理论知识对我们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不能仅仅只注重画面的形式与趣味，而忽视基本功的训练和理论知识的学习，甚至对传统绘画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认为传统的基础理论禁锢了艺术家的创作思维。纵观古今中外的美术史，我们不难发现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多位西方现代主义大师，都有着扎实的绘画功力，他们都是在充分掌握了绘画的基础技术理论后，再忠于自己的主观意识然后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创作如果离开了基础技术理论的指导，那么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之路终究会黔驴技穷。

（二）跨学科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艺术创作活动是一种极为自觉的实践行为，艺术创作者的理论修养水平，直接影响着艺术品的创作质量。艺术理论以探究艺术本质、艺术创作规律等艺术学“元”问题为使命，它旨在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并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对艺术的精神实质予以理性的考察，对于形成艺术创作风格具有重要的作用。毕加索、马蒂斯、蒙克等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可以流芳百世，不单单因为他们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力以及丰富的内心情感，同时还有更深层次的艺术理论指导他们的艺术创作。我们试想一下具有扎实绘画功力的人不占少数，可为什么艺术大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呢？因为扎实的绘画功力是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并不是说掌握了基本技法就能成为艺术大师。艺术的基本理论相当于艺术家在创作时要遵守的规则，但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心灵对技巧的创造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培养过程。在各类理论的灌溉与熏陶下，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要积极地将头脑中的意象转化为实体的作品。这就需要手、眼、脑之间高度的配合，如果说基础艺术理论是指导艺术家如何提高动手的能力，那么观摩各大师的艺术作品则是提高眼界的有效途径。随之我们的问题也就来了，绘画手法的提升与眼界的培养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要提高绘画的思维能力即提高脑与手、眼间的配合，又需要通过怎样的途径呢？当然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历代大师的生平与各流派的艺术理论中追寻到蛛丝马迹。20世纪初现代绘画的兴起，超现实主义在西方绘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对现代包装、建筑、设计等多个门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超现实主义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绘画本质的语言特征和艺术技巧。这种创作方法是对以往以理性、现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绘画的反动。引发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进行大胆革新的依据，源于同时代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超现实主义画家将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作为自己流派的理论指导思想，对他们的视觉图像进行分析。其代表画家有米罗、达利、恩斯特等人，该流派在创作中尝试各种表现手法来表现艺术家的内心想法。在弗洛依德潜意识学说的影响下，他们将现实与梦境交织在一起给观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觉体验。创作思维打破传统，画面灵动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精神分析学理论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另一块广阔的天地。跨学科的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在思维上提升艺术家的修为与认知深度，深化艺术创造者的心灵世界，达到手、眼、脑间的高度配合。我们在创作实践中要积极的将脑中的意象具象化与图像化，使之真实的传达出艺术家要表达的内心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