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论文范文10篇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对思想的萌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对思想萌芽的开端意见不一。关键是因为对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认识不同。仅以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程度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略显片面，还要结合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思想的萌芽时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和终结又该怎样界定呢?笔者认为，这应该先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谈起。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编辑思想；发展；内容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编辑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亲手创办报刊，经常为报刊、通讯社、电台撰写新闻、评论，并在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作过许多精辟的研究。目前，我们对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尚缺乏认真的研究。我认为，深入系统地研究的编辑思想，对于研究我们党和新中国的编辑出版史，研究和发展我国编辑出版理论以及繁荣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编辑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

从事报刊编辑的活动，是在“‘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开始的。时代社会条件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条件要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上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这是我们研究编辑思想形成和发展时应该抓住的一个主要线索。世界革命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类解放运动的深入展开。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促使人类解放，而人类解放思想，又必须通过灌输，才能进入人们的头脑。灌输的重要渠道之一，便是通过刊物广为宣传，这就是立志要自办刊物的重要原因。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两大问题，其实在当时仅是个开头，直到现在都没有真正解决，但的确成了当时世界人民努力奋斗以祈求解决的时代主题。所以说世界革命运动的兴起，人类解放思想的传播，是形成编辑思想最早的契机。

编辑思想的形成，主要受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办报实践及其思想的影响。

一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编辑报刊的主张和实践，对青年时期的有着深刻的影响。早在家乡读书时，就已经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书报。他曾在深夜挑灯阅读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其中的《日报编》提出“广设报纸”，以求“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对报刊编辑思想的形成起了启蒙的作用。到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他又着迷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其“笔端常带感情”的政论文崇仰备至。

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主张和实践，给思想上以极大的振动。当在长沙第一次读到同盟会会员主办的《民立报》，就立即被报上激烈锋利的反清宣传和“激动人心的材料”所吸引。从这类宣传报道中，看到了报刊在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并满怀激情地投入辛亥革命爆发后组建的湖南革命新军。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报刊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研究和介绍。1918年10月，参加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的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研究会。在新闻学研究会里，对报纸的作用、任务和办报的原则，以及报纸的编辑业务等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知识，这对日后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报刊活动，为编辑思想的形成，起了指点迷津、拨正航向的作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该刊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这些文章热烈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有志的青年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陈独秀、等人的报刊活动，对正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在伟大的“五四”运动感召下，已经作好思想和业务准备的迅即投入了创办、编辑报刊的实践中去。

早期编辑活动，主要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与其革命活动密切相关。从事编辑工作不仅是出于爱好，更不是以此为赖以生存的职业，而是把报刊当作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觉悟的工具。二是编、著、校、印、发合一。在创办的几种报纸中，他自己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写稿、审稿、校对、印刷、发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他的心血，表现了职业革命家对革命报刊的极端重视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精神。

二、编辑思想发展的三个阶级

1在世界革命大潮冲击和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革中开始产生，形成观点。这一阶段以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协编的《湖南通俗报》为标志，是编辑思想形成的初期。这一阶段，编辑思想所明显表现的观点包括：第一，要明确编辑报刊的宗旨；第二，编辑报刊要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第三，编辑报刊要立足于“唤起民众之觉醒”；第四，要注意编辑形式的多样化。

2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展开，形成体系。这一阶段大体从建党初期到抗日战争结束。前期以创办《新时代》月刊和主编《政治周报》为标志，后期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这一阶段是编辑思想的一大飞跃。这一阶段，编辑思想突出表现在：第一，要求编辑人员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第二，报刊编辑应坚持“群众办报”的路线；第三，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第四，报刊编辑要着意倡导“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第五，报刊编辑人员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编报办刊。

3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形成高峰。1948年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对其近三十年来的编辑思想和实践作了较系统、全面的总结。这一阶段，就编辑方针、编辑内容、编辑方法、编辑职责、编辑风格和编辑修养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精辟的见解，从而形成了他的更为完整的编辑思想和编辑理论。

三、编辑思想的主要内容

编辑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编辑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编辑思想有其独特的内容和特点。

1编辑出发点：党性原则

第一，编辑报刊应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为主要任务。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报刊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报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喉舌，也是人民大众的喉舌，所以，报刊编辑工作者应该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办报过程中提出来的，他明确指出：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是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的新闻理论、报刊编辑理论中，第一个原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党性原则。

认为，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报刊编辑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必须贯彻到报刊编辑过程的始终和方方面面。1942年，亲自领导和具体指导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就是他坚持报刊编辑党性原则的一次生动体现。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对于这样的大事，作为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部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只是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上作了报道，却以主要版面和篇幅来刊登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这种状况引起了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党报离开了党的中,bE作，不能很好地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反映党的行为，这样的党报不能说是完全的党报，这样的党报编辑部就是缺乏坚强的党性。于是，亲自领导并参与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使党报编辑部增强党性，使党报由不完全的党报成为完全的党报。

认为，报刊编辑工作的党性原则，从立场上来说，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选用和编辑一切稿件。他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从思想上来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科学的求实的态度，既反对假、大、空的主观主义，又反对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自觉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编辑观的侵蚀。从政治上来说，就是要无条件地毫不含糊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反映党的工作，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他指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从组织上来说，就是要服从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第二，编辑工作要坚持依靠群众办报办刊的方针。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指出：“办报和办别的事情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是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它是群众路线在报刊编辑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认为，按照列宁关于报刊是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思想，党经过报刊来宣传自己的主张，经过报刊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各种活动，因此，我们的报刊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是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集体的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只有全党关心、人民群众关心，发动全党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把报刊办好。

认为，要依靠群众办报，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扎根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求，牢固地树立群众观念，把党的方针、政策、法规、法令交给群众，并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还要让广大群众了解我们的报刊等出版物，因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他还要求编辑人员一方面向群众学习，接触他们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际；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研究他们的材料和文章；用以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和思想境界。另一方面要鼓励广大群众的创作热情，特别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工农群众的作品，要造成一个作者乐意写工农群众的作品，编者愿意编工农群众的作品，刊物经常刊载工农群众的作品这样一个大气候环境。

不仅极力倡导报刊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而且身体力行。不论是主编报纸，还是写文章、做报告，都努力运用工农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让群众看得懂，理解得透。“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农村中去”，群众观点是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编辑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原则。

2编辑基本要求：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

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各类信息的合理配置是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一，政治家办报是的一贯主张。1959年6月，针对新闻工作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明确指示：“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所谓政治家办报，主要是就新闻工作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实质上就是要求搞新闻工作要有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敏锐的政治头脑，这样记者、编辑才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现象认识本质。批评书生办报，其“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所以不能“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如果不是政治家办报，而是“书生”办报，那就难免“多谋寡断”，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辨别是非，因而也就难以坚持报刊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自己主办报纸、撰写发刊词、编者按等等，都是严谨地遵循这一主张，紧密联系现实政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第二，报刊要重视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1964年3月22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时指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学术文章”，“《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1964年6月，又指出：“《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判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充分认识到，报纸不能没有理论宣传，如果光靠喊政治口号，不进行深入的理论思维，是难以达到宣传目的的。只有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深入研究其中的精髓，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又不偏离正确的航向。

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编辑工作的方针。一再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矛盾这一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两个前提条件是：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二是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斗争。如果人民不当家作主，就不可能具备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共产党靠“武器的批判”推翻了三座大山，显然不能再用“武器的批判”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同的观点大家可以摆出来进行争鸣，正如所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作为“双百”方针的倡导者，要求在报刊编辑工作中也必须贯彻这一方针。他指出，“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是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的，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报刊有正、负两种舆论导向，如果将一些政策性问题在报刊上纠缠不清地争来争去，势必混淆视听，使人民群众莫衷一是。因此，我们在贯彻“双百”方针时，要正确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双百”方针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各种争鸣只能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展开。二是正确理解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所谓舆论一律，实质上是个新闻自由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新闻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家剥削的人，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建立在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的自由。舆论一律与不一律，其实就是指的公民言论、出版有自由，但要受到限制，盲目地追逐新闻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三是正确理解“以写光明面为主”和报刊上的批评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现实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光明是主流，黑暗是支流，一切真诚希望“写真实”的文学艺术家，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是光明，因而也不能不将描写光明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歌颂光明是主流；同时意味着还有支流，即暴露敌人的黑暗和批评人民内部阴暗面的作品。因此，不能用“以写光明面为主”要求一切作品，对那些不利于革命的黑暗面必须进行讽刺、揭露。“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因此，在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时，应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自觉执行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歌颂光明，鞭挞落后。

3编辑风格：通俗、生动、简明、有力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编辑风格。

第一，行文力求通俗易懂。一贯重视新闻语言，主张报纸上要“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对于那些不生动、不形象，半文半白，语言干瘪、废话连篇，使人看了头痛的八股文章，他是深恶痛绝的。撰写的新闻稿，都几乎没有堆砌什么形容词，而只用一些通俗的文字，却显得很幽默，很有分量。

第二，文字要生动形象，简洁明快。经常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撰文和演说，从不陈词滥调，喜怒哀乐形于字里行间，行文波澜起伏令人叫绝。所写的新闻，很少超过千字，其他理论文章也尽量避免言之无物。在《反对党八股》中对怎样写文章，怎样做学问，如何做编辑，论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我们研究编辑理论的经典之作。“深入群众，力戒空谈”，高度地概括了的编辑风格。

4编辑重要一环：培养一支出色的编辑队伍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3

【英文摘要】Onthebasisofreadinglotsofdocumentarymaterials,wemakethemacroscopicandgeneralcommentsontheresearchofMaozedongThoughtofourcountryinrecenttwentyyears,suchastheproblemsofresearchsituationonthewhole,itsdevelopmentstage,characteristicofstudytodayandtrendofdevelopmentinthefuture.

【关键词】思想/研究特点/发展趋势

MaozedongThought/characteristicofstudy/trendofdevelopment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042(2003)04-0005-05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对近20年来我国学者开展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研究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概述。

一、近20年来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的历史地位，对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农村调查文集》《书信》《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诗词选》《哲学批注》《军事文集》《外交文选》《文集》《建国以来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任弼时、、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著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思想概论》《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思想论坛》《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及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二、近20年来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1981年至1986年，是开拓进取阶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做出的科学评价，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但研究仅是初步的，有创建性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且以“注释”为特色，关于生平、著作、思想体系研究的专著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的思想研究，由于他们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益增多。梁怡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近20年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在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1]。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虽然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著剧减，但第三世界的“热”也明显减退。

1987年至1993年，是逐步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团体和大型学术活动增多，领域得到拓宽，研究人员由分散趋向集中，选题由自发议定走向统一规划。有十几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如全国性团体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地方性团体湖南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并且与错误思潮有所交锋（少数研究者带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著述，曾经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综合性的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有《思想辞典》《风范辞典》《著作大辞典》《墨迹大辞典》《诗词大辞典》《大观》《思想宝库》等工具书和《研究》《思想的科学体系》《思想与实践》《的艺术世界》《中国出了个》等大型丛书。1993年以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学术活动频繁，研究进入高潮。

1994年至今，是稳定发展阶段。1994年以后，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进度。王世谊等认为，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研究思想，从研究中看到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新问题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了思想。[2]这个时期主要是结合邓小平理论和的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展了思想的内容。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共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随后召开的纪念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检阅了学术界对他们个人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当前思想研究的特点

回顾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为思想研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些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文集》、《建国以来文稿》等一系列著作和、刘少奇、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较高的起点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军事文集》《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虽然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著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著作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才使得关于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

二是新视野的不断开阔对思想研究拓展了发展空间。

1993年纪念诞辰100周年以来，有关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事业、思想的研究著作也进入了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传》(1893-1949)，则根据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传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的一生。

在此期间，《传》《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传》《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对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记录片《》，为直观形象地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邓小平》《》《》《刘少奇》等传记以及《在浙江》《与上海》等资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

三是新领域的不断拓宽为思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对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研究文章，而且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吴军认为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伟大实践基础上成就的，是对古代哲学、近代哲学智力水平的全面突破和提升。[3]除此之外，近年关于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观点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曾军指出：近20年来，文艺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走上组织化、规模化和系统化的轨道。[4]一些过去有所研究或取得一定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如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的成果。但是，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跃上一个台阶，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必将丰富新时期对思想的研究。各地高校、各级党校纷纷开设《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等课程，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地讲授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纪念诞辰100周年时，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如四川社会科学院编写的《思想发展史》和湘潭大学编写的《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一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集中地反映了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至使近几年来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的特征。与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相对应，关于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都在研究中比较热门。此外，随着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

四是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为思想研究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例如，王湘军指出，以“双百”“双用”方针为核心的文化思想，已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和支撑。[5]

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结合历史实际研究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关于反腐倡廉、关于加强政党建设、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等的论述，都能够引起人们很大的研究兴趣。例如，刘泽雨指出，非常注意加强党风建设，并把执政党建设与廉政建设一起抓。[6]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出现，以及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些年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四、当前思想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它的时代特征是所有专家一致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认为：学习和研究思想，一要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是这么做的，对思想更应如此。因为思想在这方面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经历的时间差不多为半个世纪。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机结合，更是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可以超越，但不可以被省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由此出发和成长的最深层次的根基和文化渊源。同时，又在革命建设实践及其理论形成过程中，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至重建。思想是中华文明步入现代化的文化标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于20世纪所形成的最高典范。二要与时代和实际相结合。思想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实际来研究，就会看到：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所不能代替的。三要有高度的针对性。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是诊断当时的“左”的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观点而提出的。今天学习、研究思想，既要联系它产生时的高度针对性，也要重视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这样，才能使人感到亲切，感到解渴，感到能解决问题。[7]

当前，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

趋势之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是由于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思想的精髓就是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地把握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是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自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邓小平理论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热烈的讨论。其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思想阶段，后一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阶段，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两个阶段的关系，有继承、发展与继承、纠正和发展的争论。关于比较研究的背景，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认为，应着眼于被比较的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8]关于比较研究的标准问题，许全兴教授认为，只能是实践。[9]

趋势之二：重视建党思想的研究，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

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重新学习建党思想十分必要。田克勤、田岩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其理论渊源。建党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从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永远在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中国发展方向的位置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强调先进性，二是强调广泛的代表性。的建党思想，其丰富的内涵贯穿了一条主线，即怎么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能够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建党思想的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倡导了党的三大作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格化，要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来体现，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归根到底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和养成优秀的党风来实现的，这是建党思想一条相当成功的经验。[10]

趋势之三：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着重于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其根本内容与跨世纪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遇到的重大课题有许多相类似的层面。例如：在新旧体制转轨、封闭开放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在持续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如何使中国既要不断地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既要不断地摄取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文化，又要坚决地抵御和积极清除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推动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又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等。重新研究及思想，尤其是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必将给人民以深刻启迪和帮助。石仲泉等认为，研究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充分地肯定了探索的积极意义。[11]汪杰指出，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的错误是有其原因的，并将真理与失误交织、成就和缺点共生之复杂景图呈现在人民面前，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启示。[12]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关于思想的研究，较之以前，资料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领域有所更新，方法有所改进。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论文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达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缺乏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力作。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纪念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有一批力作推出，提高对思想研究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3－07-03

【参考文献】

[1]梁怡.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澳大利亚部分[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2).

[2]王世谊，郭渐强.思想研究：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3]吴军.中国哲学的“和题”——哲学思想的意义和历史地位评析[J].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5).

[4]曾军.熔铸时代精神深化系统研究——二十年来国内文艺思想研究[J].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3).

[5]王湘军.的文化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J].思想研究，2000,(2).

[6]刘泽雨.党风建设的理论建树和若干特点[J].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6).

[7]庄福龄.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J].邓小平理沦研究，1999,(6).

[8]郑谦.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9]许全兴.着眼于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比较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10]田克勤，田岩.“三个代表”思想探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4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权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Jacques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推翻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墨子·明鬼下[M]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J]，中国法学2001

[4]周易·序卦[M]

[5]老子·第四十二章[M]

[6]王处辉冲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13][德]卡尔·雅斯贝斯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思想、信仰与世界[A]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9]费孝通语。见陆学艺，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周泰卷)[M]

[10]老子·第六十六章[M]

[1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韩非子·解老[M]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5

刘勰的《文心雕龙》包含的美学思想，是“龙学”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本文论述了刘勰对美的本质、审美原则和标准、审美感知等问题的认识；对刘勰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不同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刘勰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美美感方法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历来被认为是我古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自60年代以来，“龙学”研究者开始从美学角度对《文心雕龙》加以研讨，开掘其中深邃的美学思想，成果显著，遂使这一当代显学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另有些问题则有待深入开掘和拓展。这里谈谈个人的见解，补苴罅漏，故名之曰“发微”。

一

对美的本质，作为一种美学思想是必须首先加以界定的。刘勰一方面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认为美就是“文”，而“文”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作为“道”的一种形式原出于“自然”。这就肯定了美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又从人类中心说出发，认为美是作为万物的中心的人创造的，“文”作为心灵的显现原出于人。这就又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美的主观性。同时，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划分为三种范畴，即自然美、人文美、艺术美。从宇宙本体论出发，他认为自然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人类中心说出发，他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带有主观性；而人文美则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这就是刘勰对美的本质的认识。

对自然美，他认为这是先于人类，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它不是精神的产物，而是自由自在的。《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在他看来，天地、日月和动物、植物即天下万物都有它美的形式，它不但不是人工所为，而且为人的创造所不及。这种认识源出于老子的“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荀子的“王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类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人文美，他从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人文美是与人类的生成所俱来的，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之美，天与地之间出现了人，也就有了人文之美。《文心雕龙·原道》：“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在他看来，天、地、人是所谓“三才”，即构成世界的三种本质因素，而人在三才之中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精华所在，是有性灵之物。人有性灵，便会有语言文字借之以表达思想感情，这种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文字就是人文之美，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认识源于《易传·系辞》所表述的宇宙生成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太极”。如果我们把“太极”理解为一种精神实体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这种客观唯心主义与前面所说朴素唯物主义也不无内在联系。或者可以说刘勰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中不无唯心主义成份，客观唯心主义的某些观点中又不无唯物主义的含理内核。

至于他把人文美与自然美合而为一，相提并论，则是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观点，《庄子·齐物》说：“天地与我并在，万物与我为一。”这种物我同一，人与天合为一体的境界为最高境界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的观点。既然天人合一，那么人之外的自然有其美，人也有其美，人文美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然美。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推论。刘勰把人文美等同于自然美虽然不尽科学，但人体之美，语言文字之美说它具有客观性也是不无道理的。其实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人体自身也是一种物，不过是属别于“无识之物”的“有心之器”罢了。

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美，他从人文合一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人具有这种创造能力和需要这种创造也是很自然的。《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情采》：“若乃综述性灵，敷写气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在他看来，人受之于天而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种种情感，人与外界相接触或受到某种刺激，就会有所感发，通过不同形式的感发来表达思想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即人文合一的观念，它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还认为这种性灵的抒写就是一种美。显然，如果说《文心雕龙·原道》所说“文之为德”之“文”指自然更美，“人文之元”之“文”指人文美，那么这里的“立文之道”之“文”就是指艺术美了。而且艺术之美既包括文学之美的“辞章”，也包括美术之美的“黼黻”和音乐之美的“韶夏”。它们都是人的创造，而人之所以能有这种创造性，则为“神理”所支配。这“神理”便是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由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而天人合一，由天人合一而人文合一，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在对刘勰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论美的出发点是“心”，美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产物，就此提出，在《文心雕龙》中“‘心’是美的内核。”〔1〕与此相近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刘勰把感情视为艺术的本源，灵魂和血液。”〔2〕这种观点似有以偏概全的弊端。我们肯定刘勰把艺术美视为人的创造，但同时也肯定刘勰把这种创造的本源归之于客观世界，这在前面的阐述已清晰可见。那么，如果把美或艺术美的核心、本源仅止于艺术家的内心或感情，那就不仅不符合《文心雕龙》的本意，而且无异于把刘勰对美的认识归之于唯心主义的一派了。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二

美学原则和审美功能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对美学原则，刘勰认为创造艺术美尤其是文学之美应当以圣人为楷模，以经籍为典范，象他们的作品那样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自然和谐之美。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在《原道》之后设《征圣》，《宗经》的本意。《文心雕龙·征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人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文心雕龙·宗经》：“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这就是说，追求文学之美就应当向圣人学习，应当以他们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为典范。它们的创作原则都是一致的，作品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又要有华美的语言和巧妙的表达方式，此乃金科玉律。《情采》所说“文附质”，“质待文”；《才略》所说“文质相称”，“华实相扶”也都是此意。完美统一亦即“自然”这美的最高境界。

对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刘勰提出了“六义”说和“六观”说。《宗经》“六义”是：“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里的“情”、“事”、“义”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感情深厚而不做作，事实具体而不虚妄，观点正确而不诡诈。

“体”、“文”主要是从艺术形式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文风简炼而不繁冗，语言华美而不靡丽。“风”则主要是指作品在社会中能产生积极的教化作用而不致造成思想混乱。《知音》“六观”是：“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是谋篇立体，“置辞”是遣词造句，“通变”是继承与创新，“奇正”是新奇与雅正，“事义”是选材与用典，“宫商”是平仄与韵律。这里包括了文学作品的诸多方面，既有题材、主题问题，又有语言、风格问题，乃至创造方法问题等，刘勰对审视文学作品考虑得是非常全面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六义”和“六观”到底什么是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过去曾有些不同的看法，学术界引起过一些争议。郭绍虞和罗根泽等人认为“六观”是批评标准，赵盛德等人沿用此说。而陆侃如、牟世金等人则提出异议，认为“六义”既是刘勰对创作的要求，也是论文的六个批评标准。“六观”则是需要考察的六个方面。后来牟世金又在《刘勰论文学欣赏》一文中说：“六观，不过是从六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方法，而不是六条衡量优劣的标准。”“‘六观’就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3〕马白进一步指出：“‘六义’是刘勰所主张的文艺批评标准。其中‘情深’、‘风清’、‘事信’、‘义直’是政治标准，‘体约’、‘文丽’是艺术标准。”〔4〕如何看待这一分歧？我们肯定《宗经》“六义”是批评标准，也可以说是审美标准，但从《文心雕龙》全书总体来看，它主要是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要求的，所指艺术范围也更大些，而不是就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来谈的，所以它出现在总论《宗经》之中。然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就此来断言“六观”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因为刘勰在《知音》提出“六观”之后，紧接着就说：“斯术既形，优劣是矣。”这里的“术”固然可解释为方法、方面，那么，这里的“形”也不可忽视，“形”即表现。因而，这两句话就应当疏解为：看看这六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作品的优劣也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作此疏解，刘勰所说“斯术既形”的本意就不能说无涉批评标准，因为人们常说的“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本身就是标准，自不待言。只不过是“六观”主要从读者鉴赏文学作品这个角度看问题罢了，所指艺术范围也狭窄一些。

如果我们再在内涵上把“六义”和“六观”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它们存在着一致性，即都强调了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中来要求和衡量文学作品，都强调了艺术的和谐完美。不同之处在于“六义”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效果问题，而“六观”则补充了创作方法（通变）和艺术风格（奇正）方面的问题。综观“六义”与“六观”，它们与前面所提审美原则是一致的，不过是在和谐统一这一美学原则下所派生的具体命题，“六义”侧重于创作方面来谈，所指范围大些，“六观”侧重于品评方面而言，所指范围小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刘勰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

对审美功能，刘勰很强调文艺的美感作用，认为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文心雕龙·征圣》：“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文心雕龙·宗经》：“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文心雕龙·程器》：“禽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刘勰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教化，表彰功德，修身养性，乃至军事都贵于有文采。特别是人文关系，文章因人的德行产生，人的德行又借文章以流传。所以孔子在文、行、忠、信四教中，把文放在首位，足见它的重要。

三

美感是美学中在研究美这个对象而外，需要研究的另一个对象，美感研究包括研究审美活动中的感知、移情、联想、思维及情感等实践活动内容。关于刘勰的美感论以前人们论及较少，一般都以为在刘勰所处的时代，对美感这一较复杂的美学问题还难以从理论上加以把提。我们认为，虽然《文心雕龙》中并未提到“美感”一词，“美感”只是在近代我国译介西方美学著作时产生的一个概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文心雕龙》并未论及有关美感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实际上，对美感接受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审美的认识过程，美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等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都有所论及，只是尚未运用“美感”“审美”等现代美学概念罢了。刘勰美感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反映在《知音》、《神思》、《物色》、《总术》、《养气》等篇目之中。

美感的接受基础包括人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等。生理基础即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一切感知、认识和理解，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美感自然也不能例外。感觉器官是我们产生美感的窗口。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觉正是产生美感的源泉。没有感觉器官也就无所谓美感。感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美感的第一步，它还有待于深入到人的内心，即实现对美的心灵观照，从而成为特定的思想感情，这便是美感的心理基础。刘勰《文心雕龙·养气》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就是讲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美感的心理基础不仅是生理基础的高级阶段，而且是生理基础的依存条件和原动力。马克思曾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杂，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5〕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处论及创作和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的这种关系。他这样论及创作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神思》：“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认为，文学家作为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而后才能萌发创作冲动，而文学家之所以能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即“物沿耳目”，“目既往还”，通过听觉和视觉捕捉、接受客观世界美的信息。舍此，无所谓美感，也无所谓创作。同时，刘勰还认为，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还需要上升而为审美的心灵观照，即“神与物游”、“心亦摇焉”、“心亦吐纳”。这种心灵观照也就是现代美学所说的“内在感官”或“黑箱装置”对客观世界所存在的美的深层感知。如果说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知觉到客观世界的现象，那么通过心灵观照所构成的则是审美意象了。

他这样论及艺术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知音》：“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总术》“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刘勰认为，无论对自然美、人文美还是艺术美的鉴赏，美感的产生也都首先起自作为生理基础的感觉器官，即“目”、“视之”、“听之”，舍此，无法进入鉴赏过程，美感也无从谈起。但在鉴赏中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同样有待于上升到作为心理基础的心灵观照，即“心敏”、“味之”、“佩之”，通过心领神会，通过咀嚼和把玩，才能真正触及美的意境和真谛。无论在艺术创造中还是在艺术鉴赏中，刘勰认为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敏锐的洞察力和较高的审美情趣。

美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中都有一个心理过程，即审美认识过程，只有通过这一过程在创作中才能构成艺术形象，在鉴赏中产生审美愉悦。审美认识过程是复杂而微妙的。刘勰对此也有形象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

刘勰认为，在创作中创作冲动由客观世界美的事物所引起，文辞这种美的表现形式则产生于作家由美的事物所激发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美感表现为“物——情——辞”这样一个心理过程。而在鉴赏过程中，审美主体首先接触到的是文辞，由文辞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唤起作家所体验过的情感，由此而认识世界。在鉴赏中美感表现为“辞—情—物”这样一个相反的心理过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对由审美鉴赏所唤起的审美愉悦，即“深识鉴奥”“欢然内怿”。刘勰引用了《老子》中的两段话来作比喻，一是第二十章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一是三十五章中的“乐与饵，过客止”。这两个比喻形象而恰切地说明了艺术鉴赏中的审美快感。

在美感的心理过程中离不开移情和联想。所谓移情就是审美主体把情感外射到与“我”相对立的“物”上去，使审美主体的情感也为外物所具有，即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刘勰对这种移情现象也有生动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刘勰认为，“情”本为人类所有，自然物无所谓“情”，但在审美的心理过程中人的情感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转移到物上。譬如，无论春暖花开之日还是秋风萧瑟之时，都会牵动人的感情，在观赏自然景物之际把自己的特定情感象馈赠那样赋予自然物，自然物引起自己的兴致又象它对自己的酬谢一样，通过心与境的交融达到了物我同一。再譬如，富于情感的艺术家，登上高山似乎山都化作自己的情，面临大海似乎一望无际的海面都洋溢着自己的情。只有通过这种移情才能创造出美的意境，假若置身于良辰美景之中无动于衷，泰然处之，也就不会有美的创造。

所谓联想就是由此一事物而想到彼一事物，由彼一事物又想到相关的其他事物的审美想象，通过这一桥梁构成的以少总多，以一统万的意象。对此刘勰也有论及。《文心雕龙·物色》：“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刘勰认为，诗歌的艺术美的创造正是在移情的基础上，通过无穷无尽的由此及彼的联想，才能构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意境。其实这也就是在现代美学中所说的艺术想象或形象思维。

美感有其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审美成为全人类的活动，使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在人与人之间沟通起来，但美感又有其差异性，它使艺术创作五彩缤纷，也满足了人们在艺术鉴赏中的不同需求。刘勰论美感的共同性已如上文所论，它是全人类相通的“性情之数”，即人的共同生理和心理所构成的客观规律，亦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刘勰还注意到了美感的差异性。《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刘勰认为，由于美感的差异性不仅创作会有不同的风格，鉴赏也会有偏爱和异趣。

四

刘勰的美学思想在我国6世纪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可谓独步当时。对其后的美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后来的中国古代美学论著所难以企及。先进的理论成果总是与先进的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文心雕龙》美学成就的取得与刘勰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论分不开。

早在50年代范文澜就已指出：《文心雕龙》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学方法论”〔6〕。60年代刘永济也认为，“彦和此书，思绪周密，条理井然，无畸重畸轻之失。”〔7〕70年代杨明照也曾盛赞“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而后王元化、马宏山人也都就其方法论有所论及，但专门进行探讨的论文还较为少见。80年代马白的《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及《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两文则是以新的科学方法探讨《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的专论。他认为，“从方法论着眼，我们不难看出，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条红线便是朴素的初步的辩证思维方法。正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不仅使全书结构严密完整，而且分析剖视鞭辟入里，思想闪闪发光；也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引起中国美学史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从而使《文心雕龙》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占踞极其重要的地位。”〔8〕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大胆而有见地的论断。还有人认为，刘勰的方法论是“折衷”思想：‘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确实是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要求看到事物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统一起来，而不要只孤立地强调其中某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采取‘折衷’的方法，使得刘勰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比较全面，客观的。”〔9〕如果这里的“折衷”并非指不偏不倚调节过与不及的“折中”，而另有深意，那么，“折衷”也就是其辩证思维方法的一种含意。

总体来看，辩证思维方法是《文心雕龙》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方法，也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文心雕龙》的辩证思维方法表现在刘勰论美和文学的各个范畴和命题之中。诸如美与丑、道与文、心与物、情与采、文与质、通与变、古与今、奇与正、形与神、风与骨等相对范畴及相关论断，他都能够“撮举同异”（《明诗》），“左右相瞰”（《熔裁》），“会通合数”（《体性》）“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附会》），即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具体来说，诸如文学活动中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文学风格的异同关系，创作方法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等等，他都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来加以考虑和阐述。

例如就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鉴赏与批评的。《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里一方面谈到作品本身的复杂情况，即文体的驳杂，内容与形式的诸多方面结合等；另一方面又谈到读者的复杂情况，即人们审美情趣和学识见闻的差异等。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复杂情况造成了鉴赏与批评的见解多异，因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样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作家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的。《文心雕龙·体性》：“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这里刘勰视文苑为一整体，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局部，文苑的整体是由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所构成的，所以出现了丰富多彩而又五花八门的局面。同时，他又视每个作家为一个整体，每个作家的创作又由他的才、气、学、习这四个局部因素所决定，所以出现了风格各异的作品。这样就把问题看得很全面了。

对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刘勰是这样阐述情与采的关系的。《文心雕龙·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郭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剖析，首先看到了它们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接着指出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作用，这样就使人们对作品的构成有一个全面、透彻的认识，而且在论述中，他把理论与意象的对立统一起来，给人以十分生动形象的理解，不可不谓手段高超。

再如《通变》中的“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则从历史的纵向阐述了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刘勰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在不同角度上，不同层面上展开的，而且有其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

五

刘勰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对儒、道、释的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并在汲取它们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美学思想自然也受到儒、道、释的深刻影响。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以意逆志，共同美感和论自然美等，道家的天道说、辩证法思想等，对此前贤已有所研究，但对其美学思想方法论渊源的研究却有待深入和拓展。

关于刘勰美学思想方法论的渊源，60年代刘永济就曾指出：“其思想方法，得力佛典为多。”〔10〕而后，杨明照也认为“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受了佛经著作的影响。”〔11〕王元化和马宏山等人则对此进一步指出是受了佛家因明学和“中道”论认识论的影响。这一点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其说憾在阐发欠详。我国南朝佛教盛行，梁武帝曾推尊佛教为国教，而佛学中的因明学在当时的哲学领域还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论。古印度在公元5世纪由哲学家无著和世亲汲取了重逻辑和认识论的正理派的学说而构成的因明称为古因明。古因明继承了正理派的五支作法来进行推理，五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6世纪古印度的陈那及其弟子将古因明发展而为新因明，新因明推理用三支作法，三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比起五支作法更为简捷明了。如：“宗”为某处有火，“因”为发现了烟的缘故，“喻”为若是发现了烟就会有火，象厨房等处。这“喻”、“因”、“宗”，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形式逻辑所说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所组成的三段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演绎推理方式，它的特点在于通过中项把大项和小项联系起来，从两个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它反映了事物属与种之间的包含关系。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正是古因明学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时期。刘勰在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十余年，精通佛典，自然也就谙熟因明，运用自如，这也就必然使《文心雕龙》说理合乎逻辑，部类分明，严密细致，有条不紊。

另外，佛门的“中道”说也使刘勰的理论不偏激、不片面，做到他所说的“圆照”、“圆览”。佛典《大智度论》卷四十三：“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佛门的“中道”论认为，“常见”和“断见”都是偏执一端的，只有离开“常见”和“断见”二边而取中道，即看到事物的迁流无常和又相续不断，才能把握真谛。这其实与儒门的伦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中道”或“中庸”相暗合。

在《文心雕龙》中对因明和中道的运用，可以说俯拾皆是。《原道》中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便是明显运用因明所作的演绎推理。《序志》“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便是对因明学中属种关系划分的运用。正因如此，所以全书在整体上“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至于“中道”论也是贯穿全书，《序志》批评“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却又不无自负而自信地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那么，他不同于他人的立论方法就在于“弥纶群言”，“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衷”。但是，他又并非不偏不倚，骑墙式地“折中”，而是“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同地，理自不可同也”。其“中道”的核心还在“势”与“理”。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方法论的第二个来源是以《周易》为宗的儒、道、玄各学派中的比较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对此一来源，80年代之前人们关注不够，专门研究甚少，范文澜和王元化等人对《文心雕龙》继承《周易》中的某些观点，曾有所提及，但尚未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加以评说。马白的《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首辟此说并加以探求，他说：对刘勰而言，“蕴含于《周易》、《老子》、《庄子》等典籍中的儒则是他辩证思想的重要渊源。”〔12〕该文从刘勰分析文学现象本身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对立统一内容的命题，指出了他对《周易》中“分而为二”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考察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勾勒“变动不居”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辨别文学发展史的轮廓，指出了他对《周易》中事物的异同，深入揭示艺术思维规律，建立完整的文体论，指出了他对《周易》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思想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颇为深刻的。关于“分而为二”的观点和方法，除贯穿于刘勰的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和批评论中而外，似还应补充上：刘勰对创作与鉴赏、批评中的主观因素的辩证思维，即对主观因素的对立统一问题的分析，也是运用了“分而为二”的观点与方法。关于主观因素中的对立，《周易·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创作风格的不同时，认为由于作家“才”、“气”、“学”、“习”的不一，“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四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在《知音》中分析鉴赏与批评中的不同见解时，认为“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一切情况都是由“分而为二”的方法推演而出。关于主观因素统一方面，《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不同创作风格的相反相成时，认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在分析鉴赏与批评中又需有大体一致的标准时，他于《知音》中又认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这“衡”与“镜”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只有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中主观上的对立与统一，才能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这其实也就是《周易》中的“分而为二”。另外，刘勰对儒、道、释、玄的认识，也是把握了“见仁见智”和“殊途同归”这两面的，因而能有一个空前透彻的看法。

六

我们认为《墨经》中墨家的形式逻辑应当是《文心雕龙》方法论的第三个重要来源。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墨家的形式逻辑大体分为六个部分：明辩，言法，立名，立辞，立说，辞过。所谓“明辩”，《墨子·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异同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云云。“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的标准，否则无是非可言；“明异同之处”即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事物中，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他把“同”分为四类：“重同”即二名称一实体，“体同”即部分在全体之中，“合同”即共同组成为一集体，“类同”即以类相从而同。“异”也分为四类：“二”却二必异，彼不是此，此不是彼，“不体”即不由“兼”分出，不连属之体，“不合”即不同所，集合的范围不同，“不类”指分属各类。“察名实之理”即考察名与实的关系，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之，“明辩”讲逻辑的对象意义。

所谓“言法”，《墨子·非命上》说：“言必立仪”，“言”是立论，“仪”是法度。确立思维的两大原则，即理由原则和同异原则。理由原则是“立辞必明其故”，同异原则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墨子，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这是同一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保持自身同一。《墨子·经下》说：“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这是矛盾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是A又是非A。《墨子·经下》还说：“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这是排中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总之，“言法”是讲思维规律。

所谓“立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即通过下定义来确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他把“名”划分为三种：达名，即范畴；类名，即普通概念；私名，即单称概念。至于下定义的方法，《墨子·大取》又划分为三种：“以形貌命者”，“以居运命者”，“以举量数命者”。确定概念的外延离不开对概念的分类即属、种划分，《墨子·经下》：“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这就是说要把同一属的事物划分为若干种。总之，“言辞”是概念论。

所谓“立辞”，《墨子·小取》：“以辞抒意”，即联合两个概念来反映事物的本然的联系，属判断论。所谓“立说”，《墨子·大取》：“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即演绎推理。“故”类于因明之“因”，“理”类于因明之“喻”，“类”类于因明之“宗”。《墨子·经下》：“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即归纳推理。所谓“辞过”则为谬误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墨家的形式逻辑之处也贯穿于全书。如关于“明辩”中的“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标准，刘勰论创作与鉴赏、批评所确立的《宗经》“六义”和《知音》“六观”即是非标准。“明辩”中的“明异同之处”，即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序志》所说“同之与异，不屑古今”的方法就本源于此。再如关于“立名”中的属种分类“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序志》所说“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把天下文章分为“文”、“笔”两属，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又各分为20种，每种里又有子目，如《明诗》中再将诗分为四言、五言、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十分细密。“立名”中的“以名举实”下定义并以实加以说明，《序志》所说“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在论及每种文体时都首先下定义加以规范，并例举典型篇目加以说明，如《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再如“立辞”中“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演绎推理，《物色》所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即是此法的运用。“立辞”中“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的归纳推理，《比兴》中“宋玉《高唐》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即是对此法的运用。

刘勰的美学思想及其方法论都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它不仅对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也有着重要意义。而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决不是它的终结。（收稿日期：1995年12月2日）

注释：

〔1〕胡学远，赵伯英：《“心哉美矣”》，《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易中天：《刘勰论美的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牟世金：《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4〕〔8〕〔12〕马白：《美学纵横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52、306、3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6〕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31页。

〔7〕〔10〕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6

一、如何评价与思想

正确评价与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晚年的错误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思想。没有，“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而否定在“”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思想与的思想的关系

和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思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思想与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在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个人的思想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思想是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思想与的思想，就会把晚年的错误与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思想。

3、完整把握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思想

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思想。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选集》，第5卷，267～268页。）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选集》，第5卷，400页。）。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正确的思想，把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有人说没有很多马列著作的藏书并由此断定不是马列主义者。这反映出这些人恰恰是没有领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握马列主义的本质。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7

的领袖地位决定了他的美育理论表现为原则性、方针政策性、指导全局性的特征。他在一些谈话、读书批注、书信中涉及到了诸多美育的具体问题，尽管尚未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文化教育思想、文艺思想以及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其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征和形态。本文拟对美育思想约略论之。1美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特别强调实践教育，学校教育也必须同实践相结合。从哲学上讲，一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从书本上得到，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即使从书本上得到的，也还要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化为自己的认识。从美育上讲，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养成，是各种审美场所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审美主体的结果，这就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施教，参与实践活动是一条重要的渠道。通过实践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使身心在实践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和把握各种实践活动的审美特征。实践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其他的实践活动都是以这种生产活动为基础的，所以，一贯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提出苏维埃的教育应与劳动相联系；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解放区的教育中把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因为他发现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特别重要作用：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促进智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可以使人勤奋，意志坚强，具有奋斗精神；第三，这个方针是让人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途径。还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通过劳动这个中介环节，逐渐革除千百年来“读书高尚，劳动卑下”的思想，改变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脱离的局面，使人人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人人都善于并乐于动手操作，使知识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集于一身，一句话，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实现。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才会出现，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美育的最终目标。由此看来，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立足于现实，放眼未来的长远方向。同时，这个方针使新中国的几代人的审美观念较前一时生了新的变化，这便是劳动美审美理想的建立。美育与智育、德育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美育的娱乐性。美育的娱乐性是由审美活动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审美活动中，个体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排除利害的计较，处于一种轻松的心态之中，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形成审美愉悦，也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产生审美教育作用。对美育这一特征有深切的体验和了解。他在青年时代就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学习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著作，对他们所宣扬的唐德美学思想比较信服。所以，青年的美学见解也打下了唐德“批判哲学”的印记。唐德认为，审美具有超脱性、普遍性的特征。个体通过审美教育就可以超脱现象世界，进入本体世界。在这时提出“求真求美”的思想，就是要构筑一座由令人痛苦的现象世界到令人神往的理想境界的桥梁。这种构想虽然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其思想实质是利用审美的超脱性与普遍性来反对封建主义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争取个性的解放，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的美育思想，在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更加丰富和成熟了。从不孤立地谈美、谈艺术，他始终把美，把艺术与思想教育联系在一起，主张两者的统一，即文艺的教育性与教育的形象化。他还主张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普及与提高的统一，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以达到美育的目的。指出，文艺作品既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又不是宣讲哲学的讲义，而是把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生活的信念寓于形象当中，通过形象来激发受教育者的联想、想象，进入美的境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在娱乐中受到教育。的文艺批评建立在美育的基点上，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的思想，提出了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现象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而物质生产活动都是有功利目的的活动，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然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这就达到了美育的效果。所说的政治标准，就是文艺的社会功利的价值判断尺度。另一方面，美育的过程又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的形象性、情感性以及个人创造性，就决定了它有超越直接物质性和现实功利性的特征。根据两种价值判断尺度，进一步提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原则。“统一”具有不可分性和不可替代性。没有社会功利追求的美育行为是不存在的，只是功利追求的层次不同；没有审美价值的教育活动不能称其为美育，只有二者的统一，才能使受教育者进入审美过程，产生审美教育作用。2在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强调走民族化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他指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坚决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发展民族化美育，必须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土壤。认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和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任何民族的文化，总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而历史发展总是以前代所提供的各种条件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民族继承性。而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大众化。所谓大众化，就是不仅美育的内容为大众所熟悉、接受，而且形式也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只有如此，才能使文艺作品以及其它审美教育的形式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抗战时期，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与社会接触不多，不熟悉工农兵，与他们缺少共同的语言。有一些人由于脱离人民群众，生活空虚。针对这种现实，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其关键也就是审美教育的问题，要改造这支文艺队伍，也就是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美育队伍，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大众化的作品，在内容上要写群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在表现形式上要通俗化。通俗化的形式是指那些为老百姓所熟悉的民间形式，如地方戏曲、民间说唱等，语言通俗化，才能写出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的作品，群众才会喜闻乐见。自身就十分注意教育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他的文章极少抽象说教，语言上多用俗语、俚语。生动活泼的文风一直成为一种典范。就个人审美趣味来说，他自有高雅、个性的一面。他的古诗词爱好，他的“狂草”，都不是通俗范畴的。但从不提倡文艺工作者去创作旧体诗词，也不倡导大众去学写草书。他喜欢现代人写现代诗，在给的信中他表示赞成新诗的表现形式，但这并不影响他保留自己的审美趣味。反用“对牛弹琴”的成语，应看作是他美育思想的一个命题。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以“牛”来讽刺愚蠢的人，笑他们听不懂深刻的道理。反其意而用之，来讥讽那位自作高深的“弹琴者”，笑他讲道理、进行教育不看对象。所谓美育中的“美”，是“育”的条件，“育”是根本。所以在美育中没有孤立的绝对意义上的美，只有美与对象发生联系的时候，美育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完全是美育意义上的理论，而并非艺术创作理论。有人曲意理解的“大众化”即是“小放牛”，即是“牛、羊、手”之类的识字班。其实的“大众化”其所指正是美育意义上的大众化，是文化启蒙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关于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育的讨论由来已久，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争论目标不明，标准不清，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套建立民族形式的完整理论。他说：“屁股要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2]（P40）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创造民族形式的原则和途径，这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现实需要，吸取古代的，借鉴外国的。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美育思想，是建立当代美育思想的基础，没有对古代美育传统的吸收，就会丧失美育的民族特质，也就不可能建立民族形式。美育思想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滋养是分不开的。中国儒家美学思想与美育密切相关，儒家谈“美”不离“育”，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便是艺术与教育的统一，即美育。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正是这种美育思想的继承。孔子讲“文”、“质”关系，讲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总之，审美与道德修养的统一是对儒家美育思想的继承。对于传统文化，总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去其封建性的糟粕”，这成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一条准则。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民族文化，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在20世纪50年代就坦率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3]他还举出我国历史上汉代、唐代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本国文化的成功事例，说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唐代的一些音乐舞蹈形式就是从外族传过来的，用久了，也就成了中国的了。所以说外来文化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完全可以变成民族形式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育思想，必须创造和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要创造民族风格就要勇于标新立异。说：“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古，也不能越搞越洋化，而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这方面要不惜标新立异。我们学习古代，借鉴外国，不能被古代和外国同化，而是要同化古代和外国。标新立异。”[3]这就是说要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提倡创造，而不是照抄照搬。艺术作品——作为美育的基本材料，它是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文化形式，而个体精神是千差万别的。因而艺术风格也应是丰富多彩的。强调艺术的独创性，就必须鼓励风格的多样性。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3]他把“百花齐放”作为发展文艺的方针，就是为了鼓励不同艺术风格的发展。不同的审美主体，其审美需要和爱好各不相同，只有创造出风格各异的艺术品，才能满足不同审美主体的多样性需要，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艺术的民族风格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艺术的典型表现，只有具备成熟的民族风格的艺术品才能够跨越民族，走向世界，去参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这就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基本美育条件，而且能够增强民族自信力和自豪感，是美育的长远之计。3是崇高美的欣赏和创造者。他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刚阳一派，他的美学倾向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审美趣味，因而具有深刻的美育意义。勇于斗争精神是崇高美的一个重要表现。他崇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亲自树立的大庆人、大寨人以及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形象，正是作为楷模而塑造了一代人的灵魂。他把这些感性认识与马克思哲学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矛盾学说。他认为事物的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相互斗争则是绝对的。这种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正是他勇于斗争精神的哲学基础。由矛盾统一转化为矛盾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自然界是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会出现。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4]（P390）一个文艺工作者，从美育的角度要求他，就应当创造出“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5]（P861）。热衷于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和努力创造反映这种矛盾斗争的作品，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从审美心理来说，崇高美的体验，通常是通过主体的精神力量超越因客体的强大带来的痛感，肯定主体的本质力量而产生审美愉悦。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这是一切事物内部力量的运动规律。要表现人的崇高伟大，就应当把人放到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把人置于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当中，使人在与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战胜、超越这些强大的力量，以此来表现人格力量的崇高。“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极其典型地表现了对崇高美的体验。的崇高美还表现在他那种任意挥洒的自由精神上。他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在激情的鼓动下，能释放出极大的能量，能冲破重重阻力，创造奇迹。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艺术对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并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力量。所以，他认为革命就是创造，就是打破陈规陋习，冲破本本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他多次讲寄希望于青年人，因为青年人最少保守，最有生气，最富有创造精神。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在后期的美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要求文艺为党在一定时期中的革命任务服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文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建国之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基本完成，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审美情趣越来越丰富，再坚持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提法就不确切了。由于理论上的失误给文艺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60年代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把文艺直接当成阶级斗争的传声筒，政治宣传代替了艺术，政治教育代替了美育，艺术的个性被扼杀，美育的娱乐意义被取消。1980年邓小平吸取这些教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6]（P255）这是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科学概括，是对美育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收稿日期：2000—03—24【参考文献】[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何其芳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N］.人民日报，1979—9—9.[4]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8

一、如何评价与思想

正确评价与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晚年的错误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思想。没有，“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而否定在“”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思想与的思想的关系

和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思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思想与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在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个人的思想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思想是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思想与的思想，就会把晚年的错误与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思想。

3、完整把握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思想

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思想。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选集》，第5卷，267～268页。）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选集》，第5卷，400页。）。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正确的思想，把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有人说没有很多马列著作的藏书并由此断定不是马列主义者。这反映出这些人恰恰是没有领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握马列主义的本质。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9

【正文】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我们先来看看，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

当然，思想并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思想的确具有重视精神、意识、觉悟作用的特点。例如1936年在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又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同上书，第182页）还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26页）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关于物质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思想将物质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就一定意义上讲的。如果坚持了物质决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贬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和作用，最终必然陷入宿命论。假如强调精神、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民粹主义因素的话，那么恩格斯的“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第16卷第211页）的论述也是民粹主义的了。

毋庸讳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确犯过某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并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显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展开。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二是所谓它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态度和对群众特别是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页）梅斯纳说十分欣赏农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知识。（同上书，第192页）永野英身把与巴枯宁作类比，断定是个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马列主义者。他说，说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与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巴枯宁说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思想》第30页）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很多误解。长期以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视的。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第2卷第618页）“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上书，第620页）因此，提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加强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之后还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选集》第5卷第227页）“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上书，第462页）“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上书，第472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群众史观。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选集》第3卷第103页）并确立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巴枯宁推崇人民自发意识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思想也强调教育群众的重要性，克服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增强其自觉性。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选集》第4卷第1322页）

事实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这里特别突出。民粹主义否认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它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13页）而思想坚持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选集》第4卷第1260页）

对于谁是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特别推崇农民阶级而完全不重视城市工人阶级，从而把思想与民粹主义扯上关系。然而实际上，及其战友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革命的领导者和生力军。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选集》第1卷第298页）“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选集》第4卷第1479页）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选集》第2卷第645页）而作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中农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动力的重要部分。“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同上书，643-644页）这与列宁的工农联盟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要弄真正成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就必须“把农村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即使如此，思想也并不回避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选集》第4卷第1477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与民粹主义的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观点大相径庭的。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三是所谓思想对农民革命道路的偏爱。梅斯纳认为，领导农民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思想的民粹主义观念，它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发展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的确，马克思等对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曾进行过科学而深刻的分析，但他们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的。由于中国革命在对象、性质、内容上有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因而照搬马克思等的结论显然是愚蠢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正是在对中国革命发展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乃是农民革命”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广大农民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直接对象，因此中国农民革命必定是对封建制度的致命打击。诚然一般来说，农民革命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自身的软弱性而不能完成本应由它来进行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而农民革命在得到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的特殊情况下，农民革命完全可能成为一种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国农民革命由于所处的时代及革命的内容，它也完全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民粹主义则相反，它是在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企图用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来抗拒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所以它所倡导的“农民革命”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因为这种“革命”是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可见，思想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与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的这个理论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

关于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克思、列宁曾认为革命一般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然后以城市为中心推及农村的道路进行的。而中国革命则是从农村入手，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到底是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呢？是不是民粹主义“到民间去”，用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资本主义观念的表现呢？

列宁指出：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思想关于革命具体道路的理论正是依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对中国国情科学分析和对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基础上提出的。

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不仅指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而且还分析了这条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可能性。他说，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选集》第1卷第49页）。第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能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人力物力等各种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的革命战争态势。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农民革命战争传统的国家，历来农民战争都是首先在农村开始和发展，最后夺取城市，这就为民主革命提供很好的经验。第四，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可以使农民具有崭新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条道路决不是以农民革命对抗城市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正是为了驱逐外敌压制，清除封建桎梏，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道路。例如解放战争时期就再三强调保护好城市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第7页）可见，这与民粹主义的以农民“村社”抵抗城市近代经济的发展是根本不同的。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四是所谓它对落后的优越性的浪漫主义赞美。在1958年4月曾说过：“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梅斯纳认为，“从‘一穷二白’这一论点中的含义看，它是一个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心论点有惊人相似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会有那种已经扼杀了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精神的历史‘过分成熟’和道德堕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国家更有革命的潜力。正如俄国民粹主义声称的，工业化前的俄国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比较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宣称中国革命有一穷二白的特殊优点并看到工业化前的中国正在开辟通往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238页）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篇10

一、如何评价与思想

正确评价与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晚年的错误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思想。没有，“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而否定在“”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思想与的思想的关系

和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思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思想与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在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个人的思想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思想是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思想与的思想，就会把晚年的错误与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思想。

3、完整把握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思想

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思想。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选集》，第5卷，267～268页。）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选集》，第5卷，400页。）。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正确的思想，把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有人说没有很多马列著作的藏书并由此断定不是马列主义者。这反映出这些人恰恰是没有领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握马列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