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设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5:33:54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1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邓小平法制法治
引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制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为领导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2]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制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经济的相互往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自身法制建设的同时,努力谋求法律与国际接轨。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的任务越发显得艰巨,这就需要一个系统、完善的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总的发展加以指导,以避免法制建设与发展中的盲目性,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思想。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结构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彻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矢志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法制建设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他的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一个是法治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我国法制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邓小平集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在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法制与民主建设逐步成熟的同时,尤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邓小平又将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而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法制到法治的变化,是邓小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贡献,他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理论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邓小平思想的精髓。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当然也始终贯穿着这一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提出了诸多的内在要求: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认清法制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建设应当反映我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情况,要尊重我国的历史传统,要考虑到人民的生活习惯。做到法律的制定能够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实际,能够真正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服务。从本质上看,法制建立在国家制度基础上,是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与专制不相对立,不与国家的形态相对立。此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区别地予以吸收,以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对于国外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充分地实事求是。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法治的建设历程中,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行政,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法治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之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个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使民主广泛地、真实地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去。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长期闭锁门庭导致的对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的戒惧,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持续。要清除这些障碍,就要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学习、借鉴世界法治文明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同时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排斥人治思想的干扰,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做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追究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审理案件中,对于不同的案件,要区分不同的性质,分别予以对待。审理民事、经济案件,要注意使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审理行政案件,要认识到原告、被告之间在实体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特殊关系,敢于否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树立人民群众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信心,更好地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靠“严打”,还要注意教育、感化和挽救。维护社会的稳定,不单要着眼于打击犯罪的数量,还要从大局考虑,努力从教育、改造入手来避免犯罪和减少犯罪。
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国家加强法律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社会公民的法律、法治意识。法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人们法制观念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看,重要的是要从“娃娃”开始。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正确、完整地把握国家法制建设的精神实质,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依法治国。
(二)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中,始终贯穿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纵观我国二十几年的法制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作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有着深刻的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从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这就表明了法律要上升到高于领导人的意志的权威地位。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三个月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7]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并不是盲目的,它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现实条件,也可以说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厉行法治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定商品经济形式作为其生长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高级形式——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伴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和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已经基本形成。原有的权力垄断经济所赖以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人治也就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
第二,厉行法治的政治基础已经形成。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虽然在建国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早期的民主政治仅局限在民主方法或民主作风之上,并没有把它提高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层面来认识。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我国的民主政治的飞速发展,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使人民的民主得到空前的发展,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为厉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厉行法治的社会观念基础已经初步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政治、经济民主的不断深入,在全民中传统的人治观念开始淡化,对西方先进民主思想的接受,使得人们在寻求个性发展的同时,不断要求民主在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得到实现,人们的民主观念得到空前的提高,厉行法治的观念基础也已经初步形成。
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将其作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且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民主和法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8]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稳定、协调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民主和法制与现代化建设是密切统一的,民主和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把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9]他的这种提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制”制度,以及如何运用这种“法制”制度充分保证人民政权的民主、稳定、繁荣和发展,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法制”始终没有被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以至造成了很多无法挽回的严重失误和挫折。在我国历时十年之久的“”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生命财产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正确地总结“”的教训,找出从根本上防止“”再发生的办法,是保证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治久安的关键。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进一步得出结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0]邓小平在这里指出的政治制度、领导体制问题实际就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他开始思考怎样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入手,防止和避免“”那样的错误重演,保证国家的政治生活按照健康的轨道运行和发展。他说:“我们现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1]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就是只有以社会主义法制作保障,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健康发展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再次向全党重申:“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2]为我们运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备后,政府也健全了司法部门,这种情况下还由党直接管就不合适了,必须做相应的转变。因此,邓小平于1986年6月2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他强调说:“党要管党内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去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8]三是党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能否模范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如果党的活动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再次重申:“全党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党员“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19]四是党要保证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领导的第一条就是要保证法律生效、有效,特别强调“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20]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也就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丝毫不是脱离党的领导。相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邓小平还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21]这些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邓小平关于党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制有效实施的思想,为我们在新时期里处理好党和政府,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关于经济法制思想
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是其法制建设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22]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经济活动要法制化。企业与政府之间长期是政企不分,政府干预太多,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而企业内部职工责、权、利不分,实行平均主义,职工积极性不高;再者企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价格的制定等企业自主经营活动受着各方面计划指标的限制,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高成本、低效益的运行。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企业权利义务关系及其自主经营活动法制化的思想,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法制化的构想。
第二、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生活领域出现大量贪污、腐败现象。惩贪治腐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我们经济生活能否健康发展,也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于经济犯罪,邓小平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决不手软,一方面“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85年我国对经济犯罪实行了严打,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理,创造安定团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来打击和瓦解各种反革命破坏分子、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便维护社会安定,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23]
(五)关于立法
邓小平认为,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立法,不断完善立法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他在提出中国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中,把有法可依,即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加强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这是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前提,有法才有序,无法则国乱。关于立法,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比慢好。”[24]
邓小平关于立法的思想主要表现了以下几方面精神:第一,立法步伐要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法律的维护,没有快步伐的立法,是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的。第二,立法质量要保证。虽然立法速度要加快,但是重要的还是要保证立法质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甚至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因此必须要保证立法的质量。法律条文要清晰、明了,不能模糊不清、晦涩难懂。虽然一部法律不可能永久地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都要经过适当的修改或重新制定,但这并不是说立法是可以草率行事的。仍然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保证新制定的法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第三,立法方法要灵活,地方立法要敢于先行一步,先行实验。立法虽然是一件极具严肃性的工作,但也不应当墨守成规,要结合新形式、新政策,灵活调整。从立法技术上看,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制定一部全国通行的法律是较为困难的,而对地方来讲,法的适用范围要小得多,立法就相对容易得多。因此,某些法律在全国还不能统一制定的情况下,地方立法要大胆地先行一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针对地方特殊情况,解决地方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全国立法积累经验,提供参考。第四,立法方式要民主、公开。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我国必然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在立法中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公开,才能使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得到充分的体现。法律制定出来也更便于人们去遵守和维护。
(六)关于法的平等性原则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贯彻法的平等性原则。这就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权存在,既不允许有逍遥于法律之外的特权,更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是实行法治的最起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54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已经得到了确认,但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扰,从1957年起,宪法所确定的这一原则就不断地受到无理的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才又重新得到确认。邓小平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党和国家在法律领域所要坚决实行的重要原则之一。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对立面是不平等,是特权。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一些干部的特权思想始终没能消除,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影响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深有了解并高度重视,他强调任何人犯了法,都要依法追究。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上的讲话》中,他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治了,效果也大。”[25]1989年5月31日他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指出:“反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处罚。”[26]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精神。
(七)关于在全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
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发达程度,法制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只大刀阔斧地进行法制建设,全体人民却法制观念淡漠,决不能说这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是成功的,是完善的,更不能说这个国家达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因此,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中,强调了有法必依,这是对全体公民加强守法的基本要求,坚持守法是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环节,守法意识的提高,也就表明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邓小平1980年1月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曾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够积极维护法律。”[27]同年12月,他又强调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法律。”[28]这就提出了在我国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要求和加强普法教育的任务,要使各行业的人都能够服从其所应遵守的法律,仅仅是守法还不够,还要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法律。只有人人守法,人人护法,勇于同一切违法行为做斗争,才能使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效力,使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人民服务。此外,人人守法,人人护法还可以促进司法机关认真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邓小平在强调加强全体人民法制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的著名论断,并着重指出,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他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也要进行这个教育。”[29]这是极富前瞻性的论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加强他们的法制教育,是使其顺利成长、成材的重要保障。青少年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有及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只有从青少年开始加强法制教育,才是国家的根本。邓小平的这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点。
四、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的科学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发展,充分展示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巨大历史作用。
第一,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使我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邓小平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1979年开始恢复工作后,明显地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从1979年到1999年20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大一共制定了327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自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了约6600件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颁布了约10000件规章,国务院颁布了约4600件规章。我国的各部门法已基本齐全。为了更有效地立法,避免法律之间“打架”的现象,我国于2000年颁布了《立法法》,这一法律的颁布,必然对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立法工作的完善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司法制度日臻完善。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早在1978年12月,他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时就指出:必须“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30]1980年12月,他又强调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二十几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部门,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履行自身职能,坚决依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加大执法力度和司法监督,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司法制度改革,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坚决清除司法队伍腐败现象,确保司法公正。
第三,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公民的法律意识空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切实利益。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中可见一斑:人们的观念从“官告民”发展到“民亦可告官”,每年的行政案件都在大幅度上升。1999年《行政复议法》刚颁布不久,就发生了全国首例对部委“红头文件”提请审查的复议案件。现在,全国“法律援助”体系正逐步形成,律师队伍也在逐渐发展壮大,目前,全国律师工作人员已经达到10万余人,律师事务所8300多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律师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四,为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这样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通过健全法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画出了一幅准确、完整和清晰的蓝图。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近10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着邓小平理论,其中,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就没有现在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确立,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结论
作为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他要求我们在今后的法治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工作,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领导,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强化和健全国家民主法律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大幅度地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我们要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多个方面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共同努力。
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科学的,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来指导。过去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的指导,今后我们还要努力坚持,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这一思想,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入发展。
注释:
[1]《法律辞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055-1056页,第1100-1101页。
[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第25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第82页,第13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273页,第325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第359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第18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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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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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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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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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2
一、在行为规范上花力气
学生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实现中师培养目标,造就跨世纪的一代新人,这是教育事业的百年大计,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问题。为此,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规范学生的行为。其一,认真贯彻中师生守则和行为规范,把德育教育大纲作为政治课的考试内容,把行为规范作为日常行为所必备的考核标准,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并把守则和规范装框上墙,置放在教室黑板上的两侧,使同学们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师生,是未来的人民教师,时刻激励自己自尊自强,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其二,制订德育量代考核制度,印发《学生守则》,把行为规范作为德育量化考核的主要内容,并把考核分数作为学生期末操行等级和评优的依据。其三,大张旗鼓地开展除“四答”活动,即:清除学生在校园内吸烟、酗酒、、说脏话的坏风气。我们以班级、团支部为单位,互相监督,共同协作,大造除“四害”舆论,使“四害”行为在中师校园内无立足之地,这样大大地改善了学生的精神面貌,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文明程度。
二、在“三自”能力上下功夫
学生的“三自”能力是指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
学生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各种能力的好坏是衡量德育工作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三自”能力则是实现中师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我们把德育工作与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相结合、与加强管理相结合,在贯彻落实《规范》和《守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加大校团委会和学生会的工作力度,在学习与生活中培养学生的“三自”能力。具体做法:一是由学生会派出值勤组,负责检查饭场秩序和两操、自习的出勤情况,一天一总结,每周一评比。通过检查,饭场秩序井然,改变了原来买饭一窝蜂、剩饭到处扔的局面;两操动作整齐划一,克服了出操懒、散、慢的习气;自习课,室内鸦雀无声,安心自修学习。二是由学生会负责安排检查教室、寝室、环境卫生和每周一次的卫生大扫除,每周评比一次,评出名次,颁发卫生循环红旗。三是学生会宣传部负责管理广播通讯工作,从投稿、审稿、定稿到广播完全由学生负责,并制定了广播员和通讯员工作制度,对学校的热点新闻、典型事迹及时给予采访、通报、表扬。四是由学生会学习部负责组织文学社活动,出版各种刊物、手抄报。近年来共出版“颖河”刊物5期181篇文章,不少文章在国家、盛地、市报纸、杂志上发表、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文化素质修养。
三、在育人渠道上搞改革
在学校党总支的领导下,我们改过去的空洞说教为实践育人、教书育人、环境育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这个育人主渠道的作用,寓思想教育于教学及各项活动之中,真正做到“学校无小事,事事都育人”,形成一个学校、社会、家庭全方位的教育网络。具体做法:
一是在坚定专业思想教育方面实行分阶段、有层次的“定向”、“志向”和“去向”教育,所谓“定向”教育,就是在新生入校以后,学生选择了“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要向学生介绍校史、校貌和作为一个师范生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必须完成的学业,使学生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所谓“志向”教育,就是在“定向”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五爱”教育,使学生进一步坚定专业思想,立志投身于党的基础教育事业,从而激发师范生为建设祖国培育四化建设人才的学习积极性。所谓“去向”教育,就是在学生毕业之前所进行的为改变家乡面貌到家乡去、到农村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去扎根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使学生真正明确国家的强盛在科技,科技的发展在人才,人才的培养在教育,进一步坚定和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
二是利用清明节扫墓活动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使学生真正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时间、抓住时间、利用时间。
三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管理好、效益高的工厂企业参观,使学生了解社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责任感,主动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把自己培养成为跨世纪的一代新人。
四是邀请在教育战线上或其它行业中取得显著成绩的我校毕业生或上级领导来我校毕业生或上级领导来我校召开报告会、座谈会,进行人生观教育和坚定专业思想教育。五是举办各种形式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文艺晚会等,以陶冶情操、丰富生活。如举办“爱我界师”、“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了解历史,把握今天,挑战未来”、“人生、理想、路标”的讨论会、演讲会和主题班会;举办以献爱心倡奉献为主题的“雷锋杯”征文,结合军训举办“爱我中华、爱我国防”征文,讴歌人民教师的“光荣杯”征文等比赛;举办“红五月演唱会”、“迎新年庆元旦联欢晚会”、“卡拉OK演唱会”、“诗词演唱会”等,在校园里奏响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探讨
在当前企业进行资源整合的新形势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责任,坚持经常性,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注重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坚持群众性,党、政、工、团一起抓,掌握灵活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方法,引导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不断创造辉煌的有力法宝。在当前企业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加快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全面加强基层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本人就如何围绕企业发展,做好基层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谈几点粗浅认识:
1坚持经常性,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
1.1为基层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提高领导班子素质,增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觉性,这是能够围绕通信发展。开展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环节。丁作中,领导班子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要树立两手抓的共识,形成抓生产建设这个中心的合力,把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发展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统一到如何调动和保护职工的积极性上来。
1.2明确长远和当前的主要工作目标,以确定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和内容
本人认为大致分为4个类型:一是宣传鼓动课题,把动员、鼓动、宣传好人好事,总结表彰贯彻到企业发展的始终,达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目的。二是防范课题,就是经过思想形势分析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测,确定教育内容,达到“预则立,不预则废”的目的。三是解决普遍性问题和个别思想问题的课题,采取普遍性教育和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法,实施教育和疏导。四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职工生活的课题,这是在实际工作中对基层领导的基本要求,也是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还应根据具体情况,随时确定新课题和内容。
1.3树立良好的带头形象,是有效坚持经常性的重要一环
政工干部在基层党委处于中枢和要害部位,是沟通上下的咽喉,联系左右的纽带,传递信息的中枢,同时又是企业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实施者。而要做好各项工作,首先要加强我们自身的作风建设,一是要政治坚定,经得起考验。思想政治工作涵盖面广,既有具体事务性工作,又有许多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甘于奉献,耐得住磨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隐性效益,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与生产经营部门相比,属于“清水衙门”,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一种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三是要严于律己,树表率。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大多政工人员又工作在领导身边,往往是广大员工群众关注的对象。因此,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处处担当起表率。发挥“身教”作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说服力。
2注重针对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重针对性,针对性是实现经常性的具体体现,实践中把握思想工作的针对性,本人认为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2.1针对任务定内容,旨在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目前,企业的生产建设和安全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中要做到针对任务定内容,在每完成一项任务中,把握宏观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一是联系本单位有效发展的实际,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单位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做好“形势、目标、任务、责任”主题教育的基础上,及时宣传先进,表彰好人好事,提倡奉献和奋斗精神,形成人心向上的好风气。有针对性的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二是联系安全生产的实际。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职工主动查找、整改事故隐患,勇于同违反安全管理制度、规定的行为做斗争。三是联系维护稳定的实际,使党员干部能够严格落实稳定工作责任制,及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企业的建设。
2.2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前预测组织教育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依据思想形势分析提出问题,对在完成生产任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树立超前意识去预测,把容易出现的问题作为政治教育的内容,用以保障单位的思想建设健康发展。在平时工作中,应及时对职工进行劳动纪律、遵守职业道德的教育。在职工中进行“假如我是一个用户”、“假如我是甲方”的教育,启发职工遵章守纪的意识,用以加强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和纪律性。
2.3针对不同人员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做好旨在加强整体素质建设的同时,也必须做好具体人的工作,而且要真正做到点子上,因此应掌握具体方法和正确处理几个关系:一是细心观察分层次,调查研究讲方法,职工年龄大小、知识结构、个人经历、男女性别这些不同方面带来的思想问题也是千差万别的,思想问题所表现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应细心观察。采取不同方法,就一般而言,老同志在沉默不语的时候、技术人员在情绪不高的时候、青年职工在不说不笑不高兴的时候,这时正是需要做好思想工作的时候,要通过谈心聊天等了解掌握情况,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解决职工思想和实际问题。二是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坚持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该讲大道理时,必须要讲,只有在道理上讲清楚,才易收到好的效果。三是处理好主动做与被动做的关系,对于主动找上门来、找领导谈思想解决问题的,应热情接待耐心听。针对不同情况给予疏导、解释、批评、鼓励。对于不能立即解决和答复的,要研究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在乎时工作中还要主动做好不同层次人员的思想工作,在对党员教育中,重点强调党员模范作用,针对实际情况,组织党课教育,对基层党员要以表扬为主,肯定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在实际工作中才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3坚持群众性,党、政、工、团一起抓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因此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就其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的特点,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本人认为,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党、政、工、团一起抓,像这几年,企业各级党工团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企业党委的决策部署,针对影响企业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下作。在处置群体上访事件中,加强思想教育,坚持说服劝导,讲政策、讲法律,以政策和法律规范行为,确保了企业治安秩序的稳定。为企业总体稳定形势的不断好转和改革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党工团组织,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网络,这样在出现一些问题时,就能把握住及时发现,确定弄清,正确处理思想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在新体制下由于人员配置,各部门业务相互交织渗透等原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单靠政工干部孤军奋战,而是要纵向、横向渗透铺开,构建大政工组织体系,形成思想政治工作全员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
4掌握灵活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方法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评价政治成熟
苏联解体后,曾经担任过20多年《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里我想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白宫有一个著名的椭圆形大厅,在大厅周围走廊的墙上挂着美国历届总统的画像,从林肯到里根,他们用睿智而和善的目光看着来访者。而谁都不会回想这位睿智而和善的林肯当初曾把试图独立的南方各州淹没在血泊中。在我国却一切都正好相反。斯大林一死,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他身上,所有坏事都归罪于他。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所有第一号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全都不能幸免。他们的肖像早就被丢到垃圾箱里去了。”(阿法纳西耶夫著《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第139页)
美国统治阶级对历届总统的这种稳定的尊重态度,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丰富的统治经验,这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显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学点什么的话,这一点倒是应该学习的。他们懂得历届总统的形象关系到自己的制度形象,关系到自己的统治基础,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历史。
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而是在实践中学会的。
如今被美国人称为“国父”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9月19日发表告别词后,新政府立即把他年初任命的陆军部长逼下台。费城的《曙光报》在华盛顿告退的次日宣称:“这一天应成为合众国的纪念日,因为,原是我国一切灾难根源的那个人,今天已降到了与他的同胞们平等的地位。”后来的副总统杰斐逊斥责华盛顿是“被英国这个娼妓剪光了头发”的人。整个上层对他的冷淡使他很难接受。华盛顿在退下来几个月后写道:“这未免太过分了”(莫里斯:《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第408页)。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竞选中竟然被谴责为“****暴君和不列颠君主国奴颜婢膝的崇拜者”。(同上书第424页)
随着资本主义美国的成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浪潮中,美国对自己历史上的统治者的保护达到高峰。那个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后,美国迫不及待地通过了禁止总统连任两届以上的第22条宪法修正案。尽管美国史学家说这是“国会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身后报复”,但对罗斯福并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或民间的谴责(同上书,第806页)。这说明美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如今美国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和其后的历届总统,都采取了阿法纳西耶夫讲的那种尊重态度。
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型的社会制度。它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但毕竟处于是幼年阶段,在整体上还没有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这不单是由于生产力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起步、不能表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还明显地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单表现在制的不完善和趋向的动荡不定,总出现“错把他乡当故乡”的人物,而且集中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或自己的前任,表现出政策的中断性和更换性,而不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在苏联,只有斯大林能正确地对待前任,使列宁的思想、声誉和形象在自己执政的年代未受到任何伤害。这是难能可贵,值得后人崇敬的。但是,斯大林的这一善举却得到赫鲁晓夫的恶报。斯大林逝世不久,就遭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诽谤,并被焚尸迁葬,还把他的正确理论和主张打成“斯大林模式”从而加以否定。众所周知,这在当时引发了世界性的****浪潮,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一次大伤害。从此,苏联领导人形成了恶性的继承,这一届否定上一届,直到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上台,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葬送,总算为这种否定开国元勋的做法作了一个明白的注脚。阿法纳西耶夫的感受太深刻、太宝贵了,可惜出现在苏联亡国之后,太迟了。如今,敌人们堆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已经被历史之风刮走,人民日益看清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一个光明磊落的斯大林,但历史已难以回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斯大林的诽谤,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人民的无边苦难为代价的。这是历史的报复。
在我国,主席逝世时,亿万人民悲痛欲绝,反映了在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敌对势力不敢有桀犬吠尧之举。但是,随着纠正同志晚年错误的过程展开,隐藏在地下的敌对势力开始活跃。他们小心地提出了全盘否定同志的口号,巧妙地散布着以卑鄙而阴暗的心理编造出来的“小道消息”,企图败坏的声誉和形象,涂黑时代的历史。这使中国的前途一时间布满阴云。那时,正如******同志所言,“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包括坚持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护了思想的地位。小平同志指出:“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在前一段时间里,对同志有些问题的言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我们不但要把的像永远挂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第301—302页、第308页、第347页)
现在看来,中国人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如何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从整体上说,中国******人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中国走出了趋向成熟的一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苏联、东欧剧变的考验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对中国人民维护地位的回报。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党风思想企业建设
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在企业中如何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一、思想作风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之间的关系
党的先进性建设关系党的形象,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在党的作风建设中,思想作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1、党的先进性决定党的思想作风。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是某个专项建设,而是通过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方面建设体现出来的,其中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中最基础的部分,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弘扬知难而进、开拓进取的思想作风,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有今天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由此证明,党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2、党的思想作风展现党的先进性。一个党是否先进,要看这个党是否真正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否真正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否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实现这“三个代表”,要通过广大党员不懈的工作,要通过党员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党员的思想作风如何、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如何,无论对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还是对党的战斗力都有直接的影响。
3、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思想作风建设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只要阶级没有消亡,无产阶级的先进意识同落后意识之间的斗争就不会终结。再者,人的思想作风、思想意识的转变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永无止境的。那种不认真学习理论,不注意汲取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不尊重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单凭老办法想问题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作风,都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作风格格不入的,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党的作风建设的加强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都无从谈起。
二、企业党组织的思想作风建设的五个要点
就企业来说,切实加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关系到企业兴衰的关键工作。
1、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就必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道德品质修养。要通过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刻苦学习业务知识和管理知识,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和驾驭全局的能力素质。对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和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2、团结协作,顾全大局。思想作风也体现在遵守民主集中制,顾全大局方面。企业在运行中,会遇到各种矛盾,在处理企业大事时务必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不断增强大局意识,自觉维护班子团结。要学会沟通,善于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不断强化执行力,不折不扣执行上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3、真抓实干,勇于创新。一个合格的企业领导干部必须诚实守信,忠于职守,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要做合格的企业领导干部,就必须加强思想作风的建设,真正地做到求真务实,脚踏实地,认认真真搞好本职工作,顺利时不忘乎所以,逆境中坚韧不拔,带领职工为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出力流汗。想每一个问题、办每一件事情、做每一项工作都要大胆创新,敢为人先,自觉地在实践中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大政方针和上级党委的工作部署上来。只有我们做到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转变,真抓实干,勇于创新,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4、勤政廉洁,当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务必严于律已,做到想干事、能干事、不出事。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遵纪守法,严格按法律法规、党纪党规办事。只有办事公道正派,言行一致,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才能在大风大浪中逆风扬帆,不断前进。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份之想,常怀律己之心。要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处处慎权、慎欲、慎微、慎独。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正确认识监督的意义,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带头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5、联系群众,关心职工。党中央早在一九九〇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六次全会上就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要求全党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更加紧密地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企业强化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工作实践
企业强化党的思想作风建设要从党员思想教育、基层组织建设、开展各项活动和班子整体的作风入手,重实践、重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夯实基础,做实工作。
1、党员思想教育。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又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明确指出:“入党还有一个组织上入党与思想上入党问题。只有思想上入党,才是真正的入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重这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思想建党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统一的整体,是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因此,党员的思想入党和发挥先进性,就成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关键问题。要认真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党员思想教育工作。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进一步教育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性观念。
2、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建工作的基础,是加强党建和现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作为企业的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增强工作活力,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根据上级党委的工作要求,做好党支部书记培训工作,以提高党支部书记业务能力。中铁大桥局集团四公司是全国流动施工的企业,新接工程项目后,项目工作开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及时配齐配好综合素质较高的专职党支部书记,为提高党建工作水平打下坚实基础。公务员之家:
3、班子作风建设。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影响深远。一个企业能否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班子的作风建设。而班子的思想作风存在于班子成员个体的作风之中,整体作风与成员个体作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所以加强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应从加强班子成员个体思想作风建设上入手。在班子成员素质整体提高的基础上,班子的作风建设才会得到提高。企业的领导干部必须以模范行动率领党员和群众,与时俱进开创新局面。企业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思想作风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这就是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加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制度。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文化;中国特色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沉淀在企业员工心目中的一种价值理念,它是一种文化哲学。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企业经营哲学,是指导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动准则。在当今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背景下,企业竞争的成败取决于企业的整体实力,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价值理念的一种体现,为企业的发展壮大,适应激烈竞争而生存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进程中,文化的力量将愈显示出它的功能。
中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中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培育中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
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的。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
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宝贵箴言,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公务员之家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7
提出推进人口思想建设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口思想,科学指导人口计生工作实践,实现我国人口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
一是改变人们思想僵化现状的需要。由于客观和历史的原因,当前的人口思想领域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以数为本”已成人们思维定势;二是“矫枉过正”有碍事业发展。首先,由于多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人口数量多、增长快的状态之中,加之生育政策、工作措施、工作考核、宣传舆论,无一不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标,人们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以数为本”的思维定势,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就是数量多的问题,减少人口数量、完成人口控制计划,就是人口计生工作的全部内容。其次,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持久性和不可逆性,以及我国在人口问题上历史性的失误和教训,容易使人们对解决人口问题产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警惕,对人口弊端和人口形势的判断和把握趋于严峻。由于存在这些思想障碍,致使一些现实问题无法有效解决,阻碍了人口计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二是适应人口发展形势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了低生育水平,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客观事物的巨大变化,既对人口思想发展变化提供了极好条件,又对推进人口思想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想是实践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提出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任务,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推进人口思想建设,发展创新人口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尤其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人口形势,以“以人为本”更新工作理念,以“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定位事业目标,以“统筹兼顾”的方法解决人口问题,真正使科学发展推进人口思想建设问题的提出观成为推进人口思想建设和创新人口理论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当前我国人口思想状况和人口计生工作实际来看,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五方面推进人口思想建设:
第一“,以人为本”的思想。变“以数为本”为“以人为本”,是人口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口思想领域的根本任务。变“以数为本”为“以人为本”,应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避免将人口发展目标绝对数量化,将调控人口再生产等同于调控物质再生产,在法律政策上充分体现人文精神;二是在工作理念上应将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民族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个人家庭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兼顾起来,避免将上述两者对立和割裂开来;三是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基本生育权益,促进人口和谐发展,增进家庭和个人生活美满幸福;四是科学确定工作目标和任务,为基层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不仅对人口计生工作对象而且对广大基层工作者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第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思想。中央《决定》提出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必须正确理解“统筹解决”的深刻涵义,为此,首先需要树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思想。笔者认为,中央《决定》提出的“统筹解决”,是指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迁移、分布等方面综合解决问题,任何泛化“统筹解决”涵义的解读,会使理解中央《决定》精神进入误区。树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必须克服过去那种只看数量不看其他的习惯思维,学会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迁移、分布综合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深刻认识我国当前人口发展中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奠定思想基础和舆论环境,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第三,人口问题发展变化思想。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福利条件的改善和抚养子女成本的增加,必将进一步促使群众的生育意愿转变,生育率不断下降将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树立人口问题发展变化的思想,既看到目前人口总量仍然庞大且面临着低生育水平反弹的风险,又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发人口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展复杂多变的势态,正确分析判断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确立富有远见的人口发展战略。
第四,既“人口”又“人手”思想。一直以来,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增强国人的人均意识,舆论着重强调了人口多的弊端,这在人口过快增长时期是必要的。但是,在低生育水平下的今天,仍然片面强调“人口”消费的消极方面,忽略“人手”创造财富的积极方面,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口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的二重性的原理,还会使人们陷入“只怕人多不怕人少”的认识误区。中央《决定》明确指出:要“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要“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充分体现“人口”又“人手”的辨证思想。树立建设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思想,要求我们在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力资源丰富的特点,使人们看到我国正处于以前没有过、今后也难于再有的人口红利期,增强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紧迫感,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
第五“,负责任生育”的思想。为了降低过高的生育率,让广大群众少生孩子,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反复宣传“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独生子女光荣”等思想观点,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很好作用。但这种宣传久之使群众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计划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孩子越少生越好,甚至不生最好。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尤其是被广大青少年所接受,将严重损害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树立“负责任生育”思想,就是强调生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生育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要求人们在生育问题上,必须秉持对国家和民族、对社会和家庭、对子女和本人负责任的态度。“负责任生育”思想更加辨证、科学和文明,更加有利于提升人们生育行为的理性程度,也更加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如何推进人口思想建设,笔者以为,当务之急应采取以下四项措施:
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依据当前人口思想僵化现状,要大力推进人口思想建设,就必须按照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开展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纠正“以数为本”的思维定势,克服“只怕人多不怕人少”的思想痼疾,使人们从“以数为本”中解放出来,实现人口思想的与时俱进,促进人口理论的发展创新,以在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上形成全面的、辩证的、理性的认识,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创新人口理论命题。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加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计生事业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很有必要在人口发展上提出新的人口理论命题,以提升人口计生工作目标,引领人口思想理论潮流。依据笔者对推进人口思想建设和人口理论创新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生育文明”理论命题的理解,笔者认为提出“生育文明”理论命题是适宜的。“生育文明”是“人类如何推进人口思想建设在生育及相关领域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生育文明”包括了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生育制度、生育管理、生育服务、生育科技等方面的全面文明进步。这种全面文明进步,要求宏观上实现人口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最大化,中观上要求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最科学化,微观上要求实现家庭个人利益最优化,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体现了人类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规律,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高度统一,不失为新时期人口发展中的崭新理论命题。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是科学发展观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原则和方法,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顺利地向前推进,是高职院校在新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科学发展观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根本指针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科学指南。
(一)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本质要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高职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高职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客观规律出发,引导高职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正是我们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本质要求。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高低。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对高职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础上,使高职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高职大学生应不仅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受益者,更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推动者。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既是为了广大学生,同时也要依靠广大学生。只有动员广大学生自觉参与,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才能不断进步。可以说,离开了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原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就失去了根本意义和力量源泉,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二)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基本规律
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了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实际上就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必须始终遵循的基本规律。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科建设基础比较薄弱,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方式方法比较单一,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素质有待提高,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缺乏;一些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管理不到位的情况等。离开发展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就不可能有成功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所要求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规定的发展。只有坚持发展的全面性,才能从学科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校行政、教务、团学、后勤、各专业教学单位等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只有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始终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一句话,只有遵循科学发展观,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三)科学发展观生动展示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科学思想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集中而生动的展示。比如,它对以人为本原则的倡导,生动展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它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倡导,生动展示了运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这些科学思想方法是我们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所必不可少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是所有高职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引导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宏伟工程,它要求各级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自觉运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想问题、办事情,以利于把广大师生的力量和智慧凝聚到这一伟大工程中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各级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自觉运用联系的观点做好统筹兼顾工作,使这一工程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协调一致地运转;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要求各级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自觉运用发展的观点搞好前瞻性筹划,坚持用创新的思路和方法去不断开拓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新局面。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前,面对时刻变化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无疑是空前艰巨、空前复杂的事业。全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位。这是我们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必由之路。
第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促进学科建设,是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基本前提。科学发展观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促进和保证学科建设的发展繁荣。这对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不是独立于现实思想政治理论的实践活动,它始终是与学科建设的发展进步相伴随的,是以后者为前提条件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这个平台,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才能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为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强有力的学科支撑。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教学方式方法,是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中心环节。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增强教学效果。通过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认真探索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方法,积极推广名师大班讲授和小班辅导的教学经验,充分运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吸引力。通过加强实践教学,引导高职生走出校门,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通过改进和完善考试方法,采取多种方式,综合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实际表现,全面客观反映高职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
第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应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做教书育人的表率,做高职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应重点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队伍培训体系,采取脱产进修、攻读学位、名师指导、社会考察、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措施,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格局,努力造就一批坚持正确方向,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善于联系实际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名师,造就一批政治业务素质良好,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青年骨干。可以说,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能否扎实推进,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师资队伍建设抓好。
第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教学管理体制,是推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保障。教学管理体制是教学管理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必须建立规范、高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体制。在领导机构上,通过学校党委直接领导的模式,可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高度重视,获得应有的地位,使学校各相关部门能从学校人才培养的高度思考和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为提高决策及实施效率提供保证。在教学组织机构上,通过设立专门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处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活动组织、队伍力量分配、日常管理等大量需要协调的工作,避免出现扯皮、工作不到位、资源浪费等问题,保证教学管理体制较好的整合协调机能;通过组建相对独立的教学实施部门,可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监控评估、教研科研活动的展开、教师的选聘、培训、评优以及职称评定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够独立地进行,避免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处于不利的竞争环境中,大大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性,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学习出版社2006.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9
摘要: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如此,这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
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思想建设论文范文篇10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邓小平关于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制教育、法律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了科学的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邓小平法制思想,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真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一、邓小平法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法制思想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同样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具有其独特的内容。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它的创造性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为指导,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要历史经验,回答了在中国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视角、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向前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首先,在如何实现从革命法制向建设法制转变的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其次,在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最后,在树立法律的权威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和法制思想。
1、邓小平法制思想实现了革命法制向建设法制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他明确地意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为了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如何从制度上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提到:“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家的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2、邓小平法制思想正确处理了党与法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要求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然而,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人民的工具。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他强调“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12页。),社会主义法律权威来源于人民的权威,因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1页。),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一思想被写进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邓小平同志正确地处理了党与法的关系,坚决主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既是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律权威的根本保障。
3、邓小平法制思想强调树立法律的权威。
恩格斯曾经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所创造的新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奉为神圣的东西。”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我们也制定了包括1954年宪法在内的一批法律、法规,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致,长时期内,法制不健全,尤其是“”期间法制受到践踏。
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坚定而明确地提出,要加强法制,要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他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并一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革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典型“人治”弊端,牢固地树立起法律的极大权威,为在中国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以人为本
1、邓小平法制思想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应当使人民的权利、自由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并付诸实践。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第一部宪法虽然确认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认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但由于同志一直把法律作为政治统治、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自觉、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因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力的保护,反而出现了许多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事件。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提到修改宪法的设想时指出,法律要充分规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他说:“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同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必要性时指出,公民的民主权利应该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如果不对这类活动进行打击,不但经济调整很难进行,而且人民的民主权利甚至生存权利,都要遇到危害。”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必须确定和保障人民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他们的自主性受到压抑和束缚,那么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受到约束和削弱。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通过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1987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时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2、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直接针对封建特权而提出的一项重要的近代法治原则,1954年宪法就已明确地规定了这个原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及其共产党人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重新得到了确认。邓小平同志在80年《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些原则: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成是党和国家在法律领域所要坚决实行的重要原则之一。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对于特权现象,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从制度上克服,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特权现象,他在1980年就明确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1~332页。)邓小平同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侧重点是要求各级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切活动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有针对性地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他还要求:“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
三、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可持续发展
1、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稳定的政治局面与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推进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特别是我国目前社会文明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激烈变革,都是前所未有,也是世所罕见的。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并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生活秩序,显得尤为重要。借助于强制的惩戒机制及其巨大的威慑力,法律制度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一道最基本的保护屏障。邓小平明确指出:“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不单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的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在南方谈话中,在谈到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时,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2、邓小平法制思想坚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促进民主法治建设。
要依法治国,必须提高全民法治意识。邓小平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0页。)。同时“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通过法制教育,既要求公民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责任,使越来越多的人不犯法,又要求公民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运用法律行使监督权,维护法律的权威。通过对全民法制宣传与法制教育,可以逐步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全民的法律感情,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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