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保护法范文10篇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1

论文摘要：水是万物之源，然而，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我国水污染日益严重，水资源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盐须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改革、完善我国现行水资源保护制度，为水资源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也不可替代的环境要素。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占有量只有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的水资源浪费和水污染十分严重，使得水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七大重点流域有机污染普遍，各流域干流有57，7，的断面为三类水质，21，6，为四类水质，6，9，为五类水质，13，8，为五类以上水质，主要湖泊富养营化问题突出，城市地下水50，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水质90，不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仍将是我国水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要解决日益严峻的人水之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除了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法律的协凋、平衡与保障更是不可缺少，在新的形式下，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对水资源保护的意义

循环经济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后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和倡导。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其基本内涵是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要求首先是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讲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减少资源的投入，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其次是对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体现回收再使用和循环利用的原则，达到废弃物的资源化，最后是对不能循环再生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不对环境带来污染。具体到水资源的保护，是指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尽量减少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对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循环经济将水资源保护从传统的“末端治理”引向“源头治理”、“污染预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解决水资源日益短缺、水污染日益严重的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难题，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建设节水型社会，目前，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60，，发达国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在90，以上，我国万元GDP用水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先进国家的8倍。若2030年和2050年全国废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80，和95，，则污水再生量将达到680亿m3—850亿m3和1000亿一1450亿m3，将大大缓解未来我国水资源紧张状况并改善环境。因此，要有效保护水资源，应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于水资源保护立法，让其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有效运转的制度。为我国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二，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基于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水的法律保护，我国亦不例外。现有有关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众多，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有水法律(4件，《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洪法》)、行政法规(20件)、地方性法规(160多件)和水利部等部门规章(90件)、地方政府规章(170多件)和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水法规体系，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及水利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各项水事活动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危机，2008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再次修订(已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在加大政府责任、明确违法界限，强化有关制度、关注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做好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及加大违法排污处罚力度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刚性规定，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多的处罚手段和权力，使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工作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总览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仍能发现其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

(一)法律体系之符合，不完善

首先。作为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循环经济法》尚未出台。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然而，《循环经济法》从2005年开始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起草。2007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草案)进行了初审，但至今仍未出台。《循环经济法》是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它的缺失导致难以形成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大背景，使得建没节水型社会所需的各类社会资源如法律保障、政策扶持等都难于获取。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其次。已有法律、法规缺乏循环经济理念。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中，除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立法上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第一条为了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外，其它法律、法规在立法理念上仍停留在“末端治理”的阶段，没有更多地从“源头治理”出发，对于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制度规定较少。因此多年来，我国水短缺、水污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二)相关基本制度之缺失

循环经济是一种反传统的经济模式，具有典型的建构性，循环经济理念下的水资源保护需要相应的基本制度作支撑，然而我国目前与循环经济相契合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制度尚不完善或缺失。

首先，目前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循环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减量化，因此，节水是水资源保护的首要环节，但我国有关节水的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水法》等国家和地方已颁布的法律文件，虽然对节水有所规定，然而对于浪费水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偏重于末端治理，对于从源头节水和减少水资源浪费规定甚少，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到位，节水标准体系不健全，如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其他一些耗水量较大的行业尚无节水标准，服务业、农业领域也还没有制定节水标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虽然进行了城市的供水及排水规划，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由于相关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以及没有按照市场化进行运作，目前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污水集中处理滞后和中水利用率低的现象，使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

其次，与循环经济配套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例如。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当然，新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大了违法排污处罚力度、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这将提高生产者的排污成本，对排污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开征水资源税，并未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人经济成本，企业运作的外部经济，仍然是导致水资源大量浪费和污染的关键因素。

(三)水之源管理体制之缺陷

目前，我国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水资源污染控制采取分级和分部门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缺陷，首先，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其性质和权限都不足以实现综合统一管理，并且相应的配套法规不健全，流域管理机构的权限划分，流域管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适用仍需要进一步明确，这十分不利于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规划和水污染的全面系统防治，其次，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对水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四)公众参与之不足

虽然《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一些对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到对非持续消费的节制和对绿色消费的倡导，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规范消费活动和行为的法规。绿色消费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消费的行为规范，而我国的绿色消费起步较晚，还没有成为人们的消费习惯。在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仍未摆脱“天赐之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节水和对水的再生利用意识还比较淡薄。同时，公众参与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的法定渠道还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进程。

三，完善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依法落实科学发展观

1，构建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针对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安全岌岌可危的客观情况。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成果。先行出台《循环经济法》，对建立循环型社会遵循的宗旨及基本原则、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和处置的原则以及对国家、企业和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予以规定。在此基础上。加快制定循环经济的单行法规和标准，如废旧家电、电子产品、废旧轮胎、建筑废物、包装废物，、农业废物等资源化利用的法规和规章，对资源的回收、再生利用作出特殊的规定，加快完善循环经济的标准体系。如制定高耗能、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标准和涉及循环经济的有关污染控制标准，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从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制大背景。公务员之家

2，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水资源保护单行法规与标准。修订《水法》、《水土保持法》等单行法规的部分内容，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突出“源头治理”，节约用水，同时，根据建立循环型和节水型社会的要求，制定水资源再生利用的专门法规，例如制订《资源再生利用管理条例》、《污水再生利用管理办法》等，专项立法应对污水处理主体的市场准入制度、运营机制及相关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应建立健全各行业节约用水的国家、地方标准体系。制定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依法规范企业与个人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的法定义务，明确浪费水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环境经济下的水资源保护

1，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首先，要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污水再生利用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水资源利用规划之中，其次，城市节约用水要真正落实“三同时、四到位”，即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与节水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取水用水单位必须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和管水制度到位。最后。要尽快完善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优惠政策和措施，健全节约用水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2，建立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专项资金制度。基金的收入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环境税费及企业和个人捐赠，对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行财政支持，对科研单位和企业在水资源节约、替代和循环利用等领域的研究开发活动给予资金倾斜，使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研究开发资金风险社会化，有利于节水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推广。

3，健全水资源税费制度。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提高收费标准，使排污收费切实起到预防和控制水污染的作用。同时。应将水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之一。尽快开征。以缓解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总之，采取国家实行环境税，地方实行排污收费的“双轨制”，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入经济成本，有利于遏制水资源浪费和减缓水环境污染。

(三)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行政执法

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国家管理水资源的组织体系和权限划分的基本制度。是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以及防治水害，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组织、保障，针对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要实现水资源的节约与循环再生。保护我国水环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执法。目前。流域管理已是世界水资源管理的大趋势，因此。应根据水资源的自身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一些国家水资源管理的通行做法和经验，确立完善的流域管理体制j建议修改《水法》，由国家授权流域管理机构根据流域具体情况制定单行法，使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并获得立法权。以实现统一规划、综合决策、综合治理。同时，为进一步强化环境行政部门的权威，应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辖和监督、不隶属当地政府主管的环境管理体制，在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中，各级政府与各部门应配合环境行政部门的工作，这样就能有效地制止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增强环境、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大大提高执法效能，最后，要强化水环境执法队伍。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循环经济意识，转变传统经济观念。更新知识结构和强化环保科技技能，加强水环境执法监督。提高执法力度。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2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也不可替代的环境要素。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占有量只有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的水资源浪费和水污染十分严重，使得水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七大重点流域有机污染普遍，各流域干流有57，7，的断面为三类水质，21，6，为四类水质，6，9，为五类水质，13，8，为五类以上水质，主要湖泊富养营化问题突出，城市地下水50，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水质90，不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仍将是我国水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要解决日益严峻的人水之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除了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法律的协凋、平衡与保障更是不可缺少，在新的形式下，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对水资源保护的意义

循环经济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后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和倡导。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其基本内涵是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要求首先是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讲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减少资源的投入，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其次是对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体现回收再使用和循环利用的原则，达到废弃物的资源化，最后是对不能循环再生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不对环境带来污染。具体到水资源的保护，是指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尽量减少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对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循环经济将水资源保护从传统的“末端治理”引向“源头治理”、“污染预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解决水资源日益短缺、水污染日益严重的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难题，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建设节水型社会，目前，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60，，发达国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在90，以上，我国万元GDP用水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先进国家的8倍。若2030年和2050年全国废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80，和95，，则污水再生量将达到680亿m3—850亿m3和1000亿一1450亿m3，将大大缓解未来我国水资源紧张状况并改善环境。因此，要有效保护水资源，应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于水资源保护立法，让其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有效运转的制度。为我国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二，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基于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水的法律保护，我国亦不例外。现有有关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众多，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有水法律(4件，《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洪法》)、行政法规(20件)、地方性法规(160多件)和水利部等部门规章(90件)、地方政府规章(170多件)和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水法规体系，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及水利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各项水事活动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危机，2008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再次修订(已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在加大政府责任、明确违法界限，强化有关制度、关注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做好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及加大违法排污处罚力度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刚性规定，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多的处罚手段和权力，使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工作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总览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仍能发现其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

(一)法律体系之符合，不完善

首先。作为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循环经济法》尚未出台。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然而，《循环经济法》从2005年开始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起草。2007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草案)进行了初审，但至今仍未出台。《循环经济法》是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它的缺失导致难以形成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大背景，使得建没节水型社会所需的各类社会资源如法律保障、政策扶持等都难于获取。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其次。已有法律、法规缺乏循环经济理念。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中，除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立法上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第一条为了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外，其它法律、法规在立法理念上仍停留在“末端治理”的阶段，没有更多地从“源头治理”出发，对于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制度规定较少。因此多年来，我国水短缺、水污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公务员之家:

(二)相关基本制度之缺失

循环经济是一种反传统的经济模式，具有典型的建构性，循环经济理念下的水资源保护需要相应的基本制度作支撑，然而我国目前与循环经济相契合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制度尚不完善或缺失。

首先，目前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循环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减量化，因此，节水是水资源保护的首要环节，但我国有关节水的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水法》等国家和地方已颁布的法律文件，虽然对节水有所规定，然而对于浪费水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偏重于末端治理，对于从源头节水和减少水资源浪费规定甚少，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到位，节水标准体系不健全，如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其他一些耗水量较大的行业尚无节水标准，服务业、农业领域也还没有制定节水标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虽然进行了城市的供水及排水规划，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由于相关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以及没有按照市场化进行运作，目前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污水集中处理滞后和中水利用率低的现象，使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

其次，与循环经济配套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例如。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当然，新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大了违法排污处罚力度、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这将提高生产者的排污成本，对排污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开征水资源税，并未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人经济成本，企业运作的外部经济，仍然是导致水资源大量浪费和污染的关键因素。

(三)水之源管理体制之缺陷

目前，我国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水资源污染控制采取分级和分部门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缺陷，首先，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其性质和权限都不足以实现综合统一管理，并且相应的配套法规不健全，流域管理机构的权限划分，流域管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适用仍需要进一步明确，这十分不利于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规划和水污染的全面系统防治，其次，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对水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水利、城建、交通、市政等部门分工负责，但并未明确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权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这使得部门职能和利益交叉。不利于集中统一执法，造成执法不便，同时，各部门之间争夺权力、推诿责任。不利于对节水及污水再生利用工作的监管，在中央和地方水资源管理的关系上，我国实行分级管理制，中央一般无权取代地方的执法权力。从而导致水资源管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四)公众参与之不足

虽然《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一些对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到对非持续消费的节制和对绿色消费的倡导，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规范消费活动和行为的法规。绿色消费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消费的行为规范，而我国的绿色消费起步较晚，还没有成为人们的消费习惯。在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仍未摆脱“天赐之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节水和对水的再生利用意识还比较淡薄。同时，公众参与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的法定渠道还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进程。

三，完善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依法落实科学发展观

1，构建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针对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安全岌岌可危的客观情况。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成果。先行出台《循环经济法》，对建立循环型社会遵循的宗旨及基本原则、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和处置的原则以及对国家、企业和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予以规定。在此基础上。加快制定循环经济的单行法规和标准，如废旧家电、电子产品、废旧轮胎、建筑废物、包装废物，、农业废物等资源化利用的法规和规章，对资源的回收、再生利用作出特殊的规定，加快完善循环经济的标准体系。如制定高耗能、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标准和涉及循环经济的有关污染控制标准，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从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制大背景。

2，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水资源保护单行法规与标准。修订《水法》、《水土保持法》等单行法规的部分内容，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突出“源头治理”，节约用水，同时，根据建立循环型和节水型社会的要求，制定水资源再生利用的专门法规，例如制订《资源再生利用管理条例》、《污水再生利用管理办法》等，专项立法应对污水处理主体的市场准入制度、运营机制及相关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应建立健全各行业节约用水的国家、地方标准体系。制定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依法规范企业与个人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的法定义务，明确浪费水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环境经济下的水资源保护

1，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首先，要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污水再生利用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水资源利用规划之中，其次，城市节约用水要真正落实“三同时、四到位”，即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与节水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取水用水单位必须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和管水制度到位。最后。要尽快完善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优惠政策和措施，健全节约用水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2建立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专项资金制度。基金的收入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环境税费及企业和个人捐赠，对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行财政支持，对科研单位和企业在水资源节约、替代和循环利用等领域的研究开发活动给予资金倾斜，使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研究开发资金风险社会化，有利于节水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推广。

3，健全水资源税费制度。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提高收费标准，使排污收费切实起到预防和控制水污染的作用。同时。应将水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之一。尽快开征。以缓解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总之，采取国家实行环境税，地方实行排污收费的“双轨制”，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入经济成本，有利于遏制水资源浪费和减缓水环境污染。

(三)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行政执法

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国家管理水资源的组织体系和权限划分的基本制度。是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以及防治水害，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组织、保障，针对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要实现水资源的节约与循环再生。保护我国水环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执法。目前。流域管理已是世界水资源管理的大趋势，因此。应根据水资源的自身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一些国家水资源管理的通行做法和经验，确立完善的流域管理体制j建议修改《水法》，由国家授权流域管理机构根据流域具体情况制定单行法，使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并获得立法权。以实现统一规划、综合决策、综合治理。同时，为进一步强化环境行政部门的权威，应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辖和监督、不隶属当地政府主管的环境管理体制，在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中，各级政府与各部门应配合环境行政部门的工作，这样就能有效地制止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增强环境、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大大提高执法效能，最后，要强化水环境执法队伍。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循环经济意识，转变传统经济观念。更新知识结构和强化环保科技技能，加强水环境执法监督。提高执法力度。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3

论文摘要：水是万物之源，然而，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我国水污染日益严重，水资源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盐须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改革、完善我国现行水资源保护制度，为水资源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也不可替代的环境要素。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占有量只有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的水资源浪费和水污染十分严重，使得水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七大重点流域有机污染普遍，各流域干流有57，7，的断面为三类水质，21，6，为四类水质，6，9，为五类水质，13，8，为五类以上水质，主要湖泊富养营化问题突出，城市地下水50，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水质90，不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仍将是我国水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要解决日益严峻的人水之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除了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法律的协凋、平衡与保障更是不可缺少，在新的形式下，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对水资源保护的意义

循环经济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后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和倡导。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其基本内涵是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要求首先是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讲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减少资源的投入，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其次是对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体现回收再使用和循环利用的原则，达到废弃物的资源化，最后是对不能循环再生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不对环境带来污染。具体到水资源的保护，是指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尽量减少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对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循环经济将水资源保护从传统的“末端治理”引向“源头治理”、“污染预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解决水资源日益短缺、水污染日益严重的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难题，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建设节水型社会，目前，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60，，发达国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在90，以上，我国万元GDP用水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先进国家的8倍。若2030年和2050年全国废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80，和95，，则污水再生量将达到680亿m3—850亿m3和1000亿一1450亿m3，将大大缓解未来我国水资源紧张状况并改善环境。因此，要有效保护水资源，应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于水资源保护立法，让其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有效运转的制度。为我国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二、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基于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水的法律保护，我国亦不例外。现有有关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众多，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有水法律(4件，《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洪法》)、行政法规(20件)、地方性法规(160多件)和水利部等部门规章(90件)、地方政府规章(170多件)和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水法规体系，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及水利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各项水事活动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危机，2008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再次修订(已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在加大政府责任、明确违法界限，强化有关制度、关注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做好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及加大违法排污处罚力度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刚性规定，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多的处罚手段和权力，使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工作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总览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仍能发现其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

(一)法律体系之符合，不完善

首先。作为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循环经济法》尚未出台。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然而，《循环经济法》从2005年开始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起草。2007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草案)进行了初审，但至今仍未出台。《循环经济法》是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它的缺失导致难以形成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大背景，使得建没节水型社会所需的各类社会资源如法律保障、政策扶持等都难于获取。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其次。已有法律、法规缺乏循环经济理念。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中，除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立法上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第一条为了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外，其它法律、法规在立法理念上仍停留在“末端治理”的阶段，没有更多地从“源头治理”出发，对于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制度规定较少。因此多年来，我国水短缺、水污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二)相关基本制度之缺失

循环经济是一种反传统的经济模式，具有典型的建构性，循环经济理念下的水资源保护需要相应的基本制度作支撑，然而我国目前与循环经济相契合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制度尚不完善或缺失。

首先，目前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循环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减量化，因此，节水是水资源保护的首要环节，但我国有关节水的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水法》等国家和地方已颁布的法律文件，虽然对节水有所规定，然而对于浪费水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偏重于末端治理，对于从源头节水和减少水资源浪费规定甚少，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到位，节水标准体系不健全，如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其他一些耗水量较大的行业尚无节水标准，服务业、农业领域也还没有制定节水标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虽然进行了城市的供水及排水规划，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由于相关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以及没有按照市场化进行运作，目前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污水集中处理滞后和中水利用率低的现象，使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

其次，与循环经济配套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例如。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当然，新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大了违法排污处罚力度、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这将提高生产者的排污成本，对排污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开征水资源税，并未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人经济成本，企业运作的外部经济，仍然是导致水资源大量浪费和污染的关键因素。

(三)水之源管理体制之缺陷

目前，我国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水资源污染控制采取分级和分部门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缺陷，首先，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其性质和权限都不足以实现综合统一管理，并且相应的配套法规不健全，流域管理机构的权限划分，流域管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适用仍需要进一步明确，这十分不利于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规划和水污染的全面系统防治，其次，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对水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水利、城建、交通、市政等部门分工负责，但并未明确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权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这使得部门职能和利益交叉。不利于集中统一执法，造成执法不便，同时，各部门之间争夺权力、推诿责任。不利于对节水及污水再生利用工作的监管，在中央和地方水资源管理的关系上，我国实行分级管理制，中央一般无权取代地方的执法权力。从而导致水资源管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四)公众参与之不足

虽然《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一些对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到对非持续消费的节制和对绿色消费的倡导，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规范消费活动和行为的法规。绿色消费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消费的行为规范，而我国的绿色消费起步较晚，还没有成为人们的消费习惯。在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仍未摆脱“天赐之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节水和对水的再生利用意识还比较淡薄。同时，公众参与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的法定渠道还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进程。

三、完善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依法落实科学发展观

1，构建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针对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安全岌岌可危的客观情况。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成果。先行出台《循环经济法》，对建立循环型社会遵循的宗旨及基本原则、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和处置的原则以及对国家、企业和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予以规定。在此基础上。加快制定循环经济的单行法规和标准，如废旧家电、电子产品、废旧轮胎、建筑废物、包装废物，、农业废物等资源化利用的法规和规章，对资源的回收、再生利用作出特殊的规定，加快完善循环经济的标准体系。如制定高耗能、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标准和涉及循环经济的有关污染控制标准，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从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制大背景。

2，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水资源保护单行法规与标准。修订《水法》、《水土保持法》等单行法规的部分内容，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突出“源头治理”，节约用水，同时，根据建立循环型和节水型社会的要求，制定水资源再生利用的专门法规，例如制订《资源再生利用管理条例》、《污水再生利用管理办法》等，专项立法应对污水处理主体的市场准入制度、运营机制及相关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应建立健全各行业节约用水的国家、地方标准体系。制定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依法规范企业与个人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的法定义务，明确浪费水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环境经济下的水资源保护

1，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首先，要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污水再生利用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水资源利用规划之中，其次，城市节约用水要真正落实“三同时、四到位”，即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与节水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取水用水单位必须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和管水制度到位。最后。要尽快完善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优惠政策和措施，健全节约用水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2，建立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专项资金制度。基金的收入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环境税费及企业和个人捐赠，对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行财政支持，对科研单位和企业在水资源节约、替代和循环利用等领域的研究开发活动给予资金倾斜，使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研究开发资金风险社会化，有利于节水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推广。

3，健全水资源税费制度。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提高收费标准，使排污收费切实起到预防和控制水污染的作用。同时。应将水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之一。尽快开征。以缓解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总之，采取国家实行环境税，地方实行排污收费的“双轨制”，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入经济成本，有利于遏制水资源浪费和减缓水环境污染。

(三)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行政执法

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国家管理水资源的组织体系和权限划分的基本制度。是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以及防治水害，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组织、保障，针对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要实现水资源的节约与循环再生。保护我国水环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执法。目前。流域管理已是世界水资源管理的大趋势，因此。应根据水资源的自身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一些国家水资源管理的通行做法和经验，确立完善的流域管理体制j建议修改《水法》，由国家授权流域管理机构根据流域具体情况制定单行法，使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并获得立法权。以实现统一规划、综合决策、综合治理。同时，为进一步强化环境行政部门的权威，应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辖和监督、不隶属当地政府主管的环境管理体制，在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中，各级政府与各部门应配合环境行政部门的工作，这样就能有效地制止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增强环境、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大大提高执法效能，最后，要强化水环境执法队伍。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循环经济意识，转变传统经济观念。更新知识结构和强化环保科技技能，加强水环境执法监督。提高执法力度。公务员之家: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4

[关键词]：流域管理，水资源保护，水权交易，《长江法》

近年来，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已经出现了因不合理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而严重影响整个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建议制定《长江法》，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马骧聪先生曾撰文呼吁应“研究制定专门的《长江法》，对流域的开发、利用、保护作出全面系统的法律规定”。1999年末，《半月谈》等多家新闻刊物先后登载了“全国人大正酝酿制订《长江法》、《黄河法》，以保护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的消息。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水法》进行了修订，明确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流域管理的地位和职责，进一步为《长江法》的制定提供了法律及理论基础。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立法的必要性：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资源既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又是生态和环境的基本要素。长江流域地处亚热带，降水充沛，是我国水资源丰富地区之一，良好的水资源条件为长江流域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物质基础，长期以来，长江流域的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可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水资源利用方式，不仅指长江流域水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开发、利用、节约、管理，还包括作为环境价值的水环境保护，防治污染，防治水害等。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面临严重危机：

一方面，长江流域水环境状况恶化，并且影响人均水资源量下降。长江流域受水体污染与水面积缩小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削弱了水资源承载力，生态环境日益脆弱。主要表现为：区域性、阶段性缺水严重，湖泊萎缩，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水土流失严重，航运船舶和工厂企业产生的大量污染物质更使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由于流域内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供水水质受到严重污染的威胁，使得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出现水资源紧缺，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性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增加，水量丰沛的长江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呈减少之势。2003年《公报》显示，去年长江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2100多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4.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表明，长江流域有59座城市存在水源型缺水、工程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

另一方面，长江流域中、下游平原区洪、涝灾害频繁。由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地面高程普遍低于洪水位数米至十数米，每当大汛来临，防御洪、涝灾害的形势十分严峻，遇大洪水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水灾，是长江流域洪涝灾害最集中、最严重、最频繁的地区。在本世纪内就发生过1931、1935、1949、1954和1998年5次严重的洪水灾害，每次洪水灾害人民生产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灾区的生态与环境遭受严重的创伤，往往数年还难以恢复元气，长江中下游洪灾已成为我国心腹之患。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防洪法》，虽然不够完善却也为1998年抗洪提供了重要保障，也让我们看到了立法进行事前防御的重要性。

中国入世以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中国入世和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势必会加速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的开放和开发，如国家重点建设的西气东送、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重大工程，从长远和整体上看，对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肯定是有利的，但每一项重大工程都会给长江流域带来新的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水资源管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任何一项管理工作都必须有法可循，通过建立法律、法规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科学配置，优化调度，高效利用是极其重要而又有效的措施，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性、概括性、普遍性、强制性发挥着其它手段和措施所不具备的作用，成为国家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力武器。

（二）关于国外水资源流域管理的立法经验及对我国借鉴的必要性：

自然界水循环的突出特点是流域性，其形成、运动和变化具有明显的流域规律性。水资源的这种流动性和流域性，决定了水资源按流域统一管理的必然性，依据水资源的流域特性，发展以自然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模式，正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和采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流域立法经验具有代表性，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以美国为例，田纳西河是美国东南部俄亥俄河的最大支流，长约1450km，涉及美国7个州。在实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之前，该河流域淤沙沉积，土地严重沙漠化，生态资源被盲目掠夺，经常发生洪涝灾害，为了开发和保护田纳西河流域，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推行促进国土开发的新政时期，将治理和开发该河流域作为其新政府的一项重点工程，于1933年颁布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成立了流域管理局。实践说明，建立精简、有效、权力大、有独特运行机制的流域管理机构，是实现大河流域水资源有效保护的关键因素，该法很好的解决了流域水资源的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机制问题，对组织、协调田纳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起到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作用。

日本水法体系中最基本的是《河川法》，其立法基本精神，一是强调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规定全国水资源由一个部门主管，协调多个分管部门。二是强调了防洪与水资源利用的协调。立法目的在于以流域为单元对河流进行综合管理，防止河流受到洪水、高潮灾害影响并维持流水的正常功能，在国土整治和开发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以利维持公共安全、增进公共福利。自1964年颁布以来，多次修改，有效保障了日本的河川管理，很值得我们借鉴。

类似的还有美国的《下科罗拉多河管理法》，西班牙的《塔霍-赛古拉河联合用水法》，英国的《流域管理条例》等。另外还有大量流域管理的规定分散在各个有关的水法规中，如1968年欧洲议会通过的《欧洲水宪章》、英国的《水法》、法国的《水法》、西班牙的《水法》等。

以上国外有关水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的立法经验，特别是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全国水资源由一个部门主管，防洪与水资源利用的协调，流域水资源的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等，值得我国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立法时借鉴。

（三）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的状况和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五部：《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配套法规条例如《防汛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等）。2001年10月25日作为行政法规颁布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比较具体规定了流域管理机构对长江干流采砂管理的管理与监督职责，但目前为止，尚没有针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形成具体完善的法律体系，国家只是在《防洪法》与《河道管理条例》等单项法律、法规中从各自的侧面明确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2002年新修订的《水法》的最大成就，是强化了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确立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奠定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对于加强以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

以淮河治污为例，在污染已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国务院颁布第一部流域水污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其法律地位高于地方性法规，它从全局利益出发打破条框分割管理，把流域管理纳入法治体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于长江流域而言，应该吸取淮河流域水污染事后立法的教训，积极进行事前立法防御。目前，我国有关水资源保护的立法中，有些法律规定还不具体，很少引进市场机制，特别对水利经费的征收，规定的还很不够。基于长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流域内水资源管理实际与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建议国家尽快考虑制订长江法，形成一个完善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

二、对长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构想：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构建：

根据长江流域水资源的现状和要求，建立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即长江法的体系可设计为：第一层级以《宪法》为指导，《宪法》第九条规定：“……水流……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是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立法总依据；第二层级以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环境保护法》、《水法》为龙头，前者侧重水环境保护，后者侧重水资源保护，水环境和水资源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另外还包括《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等从水质、水管、水土、防洪方面具体维护水资源的法律。第三层级即是体现流域管理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法》（或称《长江法》），还包括有关长江流域森林保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长江利用生态保护等其他方面综合的流域开发利用保护，这里仅讨论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立法保护，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原则。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立法工作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力度上都要比淮河流域更高、更大、更深，故建议此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以示其重要，之后由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法实施细则》，各地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也可以依据《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法实施细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分别制定地方性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法规，形成比较完整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

关于《长江法》的结构，可以借鉴日本的《河川法》，它是分为总则、河川管理、关于河川的费用、监督、河川审议会及都道府县河川审议会、其他细则、罚则和附则八部分。有学者建议分为总则、监督管理、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保护、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责任和附则六部分.我们认为，《长江法》还应该具备的内容有：单设一章规定流域机构权利和职责范围，理清流域机构与区域水行政主管机构的分工。后文将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专章规定长江流域的防汛与抗洪。体现贯彻《防洪法》和长江防汛抗洪的特殊性；我国也应该像《河川法》那样，对关于长江的费用进行专章规定；另外，我国尚未明确承认水资源交易市场，现实中存在着“黑色水市”，建议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保护这一章中进行试点规定，构建水权交易市场，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二）制定《长江法》相关法律规范的建议：

1、实行流域管理为主，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权责。

新《水法》修订颁布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域为主的管理体制，只是在《防洪法》与《河道管理条例》等单项法律法规中从各自的侧面明确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新《水法》明确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是水资源管理体制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长江的流域机构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水委”），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成立于1950年2月。目前现状是由于流域水管理权力几乎已被区域分割完毕，流域管理机构的位置不得不在区域和行业的夹缝中寻求。因此，流域管理机构只能被以后的法律、法规限定在特定区域（如重要河段、边界河段）和特定标准内（如取水许可的限额以上）。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都在为流域机构找活干，而对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调控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尽管流域机构还承担了规划管理、省际水事纠纷调处等职责和一些单项授权的管理职责，但流域机构的地位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无法承担对流域水资源进行全面管理的职能。另一方面，与水相关的利益相关者没有能力参与相关决策，这种决策不能充分反映区域的、他人的、行业的和用户的利益，也难以避免在缺乏有效监督下的趋利性，因此流域决策自然失去了执行的权威，从而也驱使区域和用户进行自主决策。脱离区域利益的国家权威从来就不可能有效率，所以要使长水委具有管理权威，关键是要兼顾区域利益。一个可行的观点是，把长水委定位为区域的流域管理机构，而非国家的下派机构，以各区域为基础形成一个区域利益共同体，这样就能较好地整合区域利益，使流域整体利益以及区域利益在流域管理机构的决策中得到平衡。

根据日本《河川法》规定，一级河流的管理权限在中央政府，由建设大臣负责。在建设大臣指定的区段（“指定区段”）内，可按照政令规定，交给所在的都、道、府、县知事办理。一级河流的支流为二级河流，其管理者为管辖该河流区段的都道府县知事。日本的二级行政区划分为都道府县，相当于我国省级行政区。二级行政区以下再分为市、町、村三级，相当于我国的市（县）、乡、村三级。

流域与区域在水管理职责上的最佳结合点应是流域管理机构代表流域水环境资源整体公益，履行宏观规划、决策、分配、监督、协调职权职责，其目标是实现流域整体利益最大化，重在公益。区域政府代表区域利益，履行区域范围的规划、决策、分配、执行、处理、协调、监督职权职责，其目标是在实现区域水环境资源利益最大化，基于水环境资源利用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重在私益。二者必须同步协调实施，使事务管理权与财力支配权相对应。由于我国区域内的各层级行政区域间有隶属关系，上级政府可以通过行政调拨等非经济手段导致不同区域在用水上的不平等，保障微观用水权利也须借助流域管理机构。在大多数水资源管理效率高的国家，一个共同特点是：区域用水管理由区域承担，资源配置和水环境保护等职责由反映流域整体利益的部门承担，经营职能由企业承担。

由此长水委的主要职权应有：对地区性水利设施进行指导监督服务，负责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规划和计划、总量控制计划、污染防治计划、供水计划、防御洪水方案等，定期做流域水质检测，对取水、排污等有许可权，对跨行政区的水污染纠纷、用水纠纷等有处理权，应尽早确立必要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处罚权，另外还有依法收费（税）用以养水的权利等。21世纪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应该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TVA）的一些职能体系：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系；坚实的基础事业体系；高水平的科研、咨询体系；多层次的金融、财政物质支撑体系；完善的工程立项审查、建设管理、质量监督体系；对灾害的预测、预报、监测、评估和抢险救助体系等。

2、建立健全水资源的市场机制，促进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长江法》应当贯彻水量与水质管理并重，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政策，可在《长江法》中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这一章对现有水权制度进行一些创新。我国水权制度存在很多缺陷，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系统阐述，仅论述一下构建水权市场的问题，尤其在南水北调中具有重要意义。

水资源的短缺除了自然原因，更主要的在于对水资源的开发管理的低水平和水资源的市场机制不健全。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水资源的所有权以及与用益物权相似的非所有人对于水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但并未将这种权利明确定性为用益物权，更未见使用和界定“水权”这一法律概念。多数学者认为，按照现代各国水法的一般规定，水权即为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根据此定义，一方面，水权是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的一项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水权是水资源的非所有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所享有的对水资源的使用或收益权。我们把水权定位为用益物权，为一项财产权，可以在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交换，也可以依法作为抵押、入股、出租的标的。如此一来，就为利用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实现水资源分配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举打破了水资源禁止流转而造成的市场禁锢。

我国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垂直的企业管理模式中配置水资源总量已经过分庞大。国家（这个超级企业）配置水资源的效率已经非常低下，我国水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应当是由市场配置水资源，国家只负责初始分配。2000年11月24日，浙江省东阳市同意以人民币2亿元一次性把东阳横锦水库的每年4999.9万立方米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义乌市，义乌负责向东阳供水方支付当年实际供水0.1元/立方米的综合管理费，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将根据每个城市的需水量按比例确定相应的股权进行投资，说明我国在加强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但立法上相对于实践却显得滞后了许多。

对于合法完善的水权市场而言，政府只须规定相应的交易规则即可，就我国现状来说，目前只能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准市场”，表现在：水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多种水功能中只有能发挥经济效益的部分才能进入市场，不同地区、不同用户之间的经济差别很大，难以完全进行公平竞争等。因此构建水权市场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为确保水权市场的正常运行，长江水利委员会需要应用法律、法规、条例等形式对水权交易主体、水权分配制度、交易制度、价格制度加以保证，负责制定整个流域的水权分配方案并采取一定方式将水权分配或出让给各个供水经营单位；水权分配完成后，负责制定各水权交易主体进行水权交易的规则，负责改善流域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有关水资源信息，组织各供水公司之间的水权转让和交易，并负责监督交易的执行。随着水资源市场的完善，长水委可以进一步减少对水权交易的干预。

3、加强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特别是船舶水污染防治。

关于水污染防治，现有的《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河道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等较详细的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征收制度等，《水利产业政策》提出了建立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各流域水污染状况有自己的特点，应以流域为单位进行治理。以长江流域为例，长江是横贯我国东西水上运输的大动脉，其航运业十分发达，但也给长江水域和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坏，据保守估计，长江船舶垃圾每年生产量达18.4万多吨，长江上每发生的一次海损事故往往就是一次严重的水污染事故。

目前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将船舶水污染事故处理的权利授予了航政部门，而航政部门的处理仅限于船舶本身，对水资源污染的影响范围，水质跟踪监测，事故通报以及其他应急处理措施都还没形成一个有效机制，既没有建立必要的程序，又没有建立处理经费渠道，因为沉船对船主的损失已经很严重，其根本无法独自负担处理费用。建议此类流域性污染，《长江法》应作出全面的规定，明确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事故的管理权限，长水委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可以利用流域水质监测网络进行监视监测，采取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参考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通过营运船舶共同交纳事故保险费用来保证事故处理费用。

<>4、开征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水利经费，解决流域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经费问题。

目前，在国外对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大都征收有关水利经费，专门用于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费用。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费用由国家统一拨付。由国家单向解决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费用问题，不能满足今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长江法》中可效仿日本《河川法》进行单独规定水利费用的征收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河流是公共财产，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减少在公共财产使用中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因此建立相关赔偿制度至关重要，这也是我国水法规中最为欠缺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国台湾《水利法》有关水利经费的规定，也可值得我们借鉴。台湾《水利法》规定了水利经费的征收，包括“征收水利权费、河工费、防洪受益费三种。”同时规定经费的具体征收办法即：“水权费即向水权人按年征收之费，水权费的征收，农业工业用水以每分钟1立方公尺的供水量为起点，水力用水以每秒钟1立方公尺的供水量为起点。水权费的征收期间，公共给水、工业用水、水力用水及其他用水每年一次，农业用水视生产物的收获，得每年分为两次。”1河工费即向来往船舶按季或按次征收之费。河工费的征收期间，登记的船舶全年通行的按年定期征收；非全年通行的，按季定期征收。防洪受益费即向防洪受益人分期征收之费。政府因办理及维持防洪工程，得向收益者分别轻重征收防洪受益费等。2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制定《长江流域水利经费征收办法》，对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获得利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水利经费，包括长江水资源使用费、船舶通行费、防洪受益费等，《办法》应具体规定征收水利经费的情况、征收范围、数量、时间、用途等。水利经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须专款专用，专门用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事业，解决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经费问题。对于长江流域的管理费原则上由国家负担，长江所在区域也需根据情况进行缴纳贴补。

5、完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责任。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5

近年来，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已经出现了因不合理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而严重影响整个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建议制定《长江法》，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马骧聪先生曾撰文呼吁应“研究制定专门的《长江法》，对流域的开发、利用、保护作出全面系统的法律规定”。1999年末，《半月谈》等多家新闻刊物先后登载了“全国人大正酝酿制订《长江法》、《黄河法》，以保护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的消息。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水法》进行了修订，明确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流域管理的地位和职责，进一步为《长江法》的制定提供了法律及理论基础。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立法的必要性：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资源既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又是生态和环境的基本要素。长江流域地处亚热带，降水充沛，是我国水资源丰富地区之一，良好的水资源条件为长江流域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物质基础，长期以来，长江流域的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可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水资源利用方式，不仅指长江流域水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开发、利用、节约、管理，还包括作为环境价值的水环境保护，防治污染，防治水害等。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面临严重危机：

一方面，长江流域水环境状况恶化，并且影响人均水资源量下降。长江流域受水体污染与水面积缩小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削弱了水资源承载力，生态环境日益脆弱。主要表现为：区域性、阶段性缺水严重，湖泊萎缩，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水土流失严重，航运船舶和工厂企业产生的大量污染物质更使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由于流域内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供水水质受到严重污染的威胁，使得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出现水资源紧缺，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性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增加，水量丰沛的长江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呈减少之势。2003年《公报》显示，去年长江流域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2100多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4.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表明，长江流域有59座城市存在水源型缺水、工程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

另一方面，长江流域中、下游平原区洪、涝灾害频繁。由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地面高程普遍低于洪水位数米至十数米，每当大汛来临，防御洪、涝灾害的形势十分严峻，遇大洪水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水灾，是长江流域洪涝灾害最集中、最严重、最频繁的地区。在本世纪内就发生过1931、1935、1949、1954和1998年5次严重的洪水灾害，每次洪水灾害人民生产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灾区的生态与环境遭受严重的创伤，往往数年还难以恢复元气，长江中下游洪灾已成为我国心腹之患。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防洪法》，虽然不够完善却也为1998年抗洪提供了重要保障，也让我们看到了立法进行事前防御的重要性。

中国入世以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中国入世和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势必会加速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的开放和开发，如国家重点建设的西气东送、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重大工程，从长远和整体上看，对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肯定是有利的，但每一项重大工程都会给长江流域带来新的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水资源管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任何一项管理工作都必须有法可循，通过建立法律、法规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科学配置，优化调度，高效利用是极其重要而又有效的措施，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性、概括性、普遍性、强制性发挥着其它手段和措施所不具备的作用，成为国家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力武器。

（二）关于国外水资源流域管理的立法经验及对我国借鉴的必要性：

自然界水循环的突出特点是流域性，其形成、运动和变化具有明显的流域规律性。水资源的这种流动性和流域性，决定了水资源按流域统一管理的必然性，依据水资源的流域特性，发展以自然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模式，正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和采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流域立法经验具有代表性，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以美国为例，田纳西河是美国东南部俄亥俄河的最大支流，长约1450km，涉及美国7个州。在实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之前，该河流域淤沙沉积，土地严重沙漠化，生态资源被盲目掠夺，经常发生洪涝灾害，为了开发和保护田纳西河流域，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推行促进国土开发的新政时期，将治理和开发该河流域作为其新政府的一项重点工程，于1933年颁布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成立了流域管理局。实践说明，建立精简、有效、权力大、有独特运行机制的流域管理机构，是实现大河流域水资源有效保护的关键因素，该法很好的解决了流域水资源的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机制问题，对组织、协调田纳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起到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作用。

日本水法体系中最基本的是《河川法》，其立法基本精神，一是强调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规定全国水资源由一个部门主管，协调多个分管部门。二是强调了防洪与水资源利用的协调。立法目的在于以流域为单元对河流进行综合管理，防止河流受到洪水、高潮灾害影响并维持流水的正常功能，在国土整治和开发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以利维持公共安全、增进公共福利。自1964年颁布以来，多次修改，有效保障了日本的河川管理，很值得我们借鉴。

类似的还有美国的《下科罗拉多河管理法》，西班牙的《塔霍-赛古拉河联合用水法》，英国的《流域管理条例》等。另外还有大量流域管理的规定分散在各个有关的水法规中，如1968年欧洲议会通过的《欧洲水宪章》、英国的《水法》、法国的《水法》、西班牙的《水法》等。

以上国外有关水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的立法经验，特别是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全国水资源由一个部门主管，防洪与水资源利用的协调，流域水资源的管理体制及其运作机制等，值得我国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立法时借鉴。

（三）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的状况和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五部：《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配套法规条例如《防汛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等）。2001年10月25日作为行政法规颁布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比较具体规定了流域管理机构对长江干流采砂管理的管理与监督职责，但目前为止，尚没有针对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形成具体完善的法律体系，国家只是在《防洪法》与《河道管理条例》等单项法律、法规中从各自的侧面明确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2002年新修订的《水法》的最大成就，是强化了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确立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奠定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对于加强以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

以淮河治污为例，在污染已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国务院颁布第一部流域水污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其法律地位高于地方性法规，它从全局利益出发打破条框分割管理，把流域管理纳入法治体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于长江流域而言，应该吸取淮河流域水污染事后立法的教训，积极进行事前立法防御。目前，我国有关水资源保护的立法中，有些法律规定还不具体，很少引进市场机制，特别对水利经费的征收，规定的还很不够。基于长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流域内水资源管理实际与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建议国家尽快考虑制订长江法，形成一个完善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

二、对长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构想：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构建：

根据长江流域水资源的现状和要求，建立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即长江法的体系可设计为：第一层级以《宪法》为指导，《宪法》第九条规定：“……水流……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是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立法总依据；第二层级以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环境保护法》、《水法》为龙头，前者侧重水环境保护，后者侧重水资源保护，水环境和水资源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另外还包括《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等从水质、水管、水土、防洪方面具体维护水资源的法律。第三层级即是体现流域管理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法》（或称《长江法》），还包括有关长江流域森林保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长江利用生态保护等其他方面综合的流域开发利用保护，这里仅讨论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立法保护，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原则。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立法工作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力度上都要比淮河流域更高、更大、更深，故建议此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以示其重要，之后由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法实施细则》，各地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也可以依据《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法实施细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分别制定地方性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法规，形成比较完整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

关于《长江法》的结构，可以借鉴日本的《河川法》，它是分为总则、河川管理、关于河川的费用、监督、河川审议会及都道府县河川审议会、其他细则、罚则和附则八部分。有学者建议分为总则、监督管理、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保护、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责任和附则六部分.我们认为，《长江法》还应该具备的内容有：单设一章规定流域机构权利和职责范围，理清流域机构与区域水行政主管机构的分工。后文将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专章规定长江流域的防汛与抗洪。体现贯彻《防洪法》和长江防汛抗洪的特殊性；我国也应该像《河川法》那样，对关于长江的费用进行专章规定；另外，我国尚未明确承认水资源交易市场，现实中存在着“黑色水市”，建议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保护这一章中进行试点规定，构建水权交易市场，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二）制定《长江法》相关法律规范的建议：

1、实行流域管理为主，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明确权责。

新《水法》修订颁布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域为主的管理体制，只是在《防洪法》与《河道管理条例》等单项法律法规中从各自的侧面明确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新《水法》明确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是水资源管理体制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长江的流域机构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水委”），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成立于1950年2月。目前现状是由于流域水管理权力几乎已被区域分割完毕，流域管理机构的位置不得不在区域和行业的夹缝中寻求。因此，流域管理机构只能被以后的法律、法规限定在特定区域（如重要河段、边界河段）和特定标准内（如取水许可的限额以上）。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都在为流域机构找活干，而对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调控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尽管流域机构还承担了规划管理、省际水事纠纷调处等职责和一些单项授权的管理职责，但流域机构的地位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无法承担对流域水资源进行全面管理的职能。另一方面，与水相关的利益相关者没有能力参与相关决策，这种决策不能充分反映区域的、他人的、行业的和用户的利益，也难以避免在缺乏有效监督下的趋利性，因此流域决策自然失去了执行的权威，从而也驱使区域和用户进行自主决策。脱离区域利益的国家权威从来就不可能有效率，所以要使长水委具有管理权威，关键是要兼顾区域利益。一个可行的观点是，把长水委定位为区域的流域管理机构，而非国家的下派机构，以各区域为基础形成一个区域利益共同体，这样就能较好地整合区域利益，使流域整体利益以及区域利益在流域管理机构的决策中得到平衡。

根据日本《河川法》规定，一级河流的管理权限在中央政府，由建设大臣负责。在建设大臣指定的区段（“指定区段”）内，可按照政令规定，交给所在的都、道、府、县知事办理。一级河流的支流为二级河流，其管理者为管辖该河流区段的都道府县知事。日本的二级行政区划分为都道府县，相当于我国省级行政区。二级行政区以下再分为市、町、村三级，相当于我国的市（县）、乡、村三级。

流域与区域在水管理职责上的最佳结合点应是流域管理机构代表流域水环境资源整体公益，履行宏观规划、决策、分配、监督、协调职权职责，其目标是实现流域整体利益最大化，重在公益。区域政府代表区域利益，履行区域范围的规划、决策、分配、执行、处理、协调、监督职权职责，其目标是在实现区域水环境资源利益最大化，基于水环境资源利用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重在私益。二者必须同步协调实施，使事务管理权与财力支配权相对应。由于我国区域内的各层级行政区域间有隶属关系，上级政府可以通过行政调拨等非经济手段导致不同区域在用水上的不平等，保障微观用水权利也须借助流域管理机构。在大多数水资源管理效率高的国家，一个共同特点是：区域用水管理由区域承担，资源配置和水环境保护等职责由反映流域整体利益的部门承担，经营职能由企业承担。

由此长水委的主要职权应有：对地区性水利设施进行指导监督服务，负责制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规划和计划、总量控制计划、污染防治计划、供水计划、防御洪水方案等，定期做流域水质检测，对取水、排污等有许可权，对跨行政区的水污染纠纷、用水纠纷等有处理权，应尽早确立必要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处罚权，另外还有依法收费（税）用以养水的权利等。21世纪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应该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TVA）的一些职能体系：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系；坚实的基础事业体系；高水平的科研、咨询体系；多层次的金融、财政物质支撑体系；完善的工程立项审查、建设管理、质量监督体系；对灾害的预测、预报、监测、评估和抢险救助体系等。

2、建立健全水资源的市场机制，促进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长江法》应当贯彻水量与水质管理并重，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政策，可在《长江法》中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这一章对现有水权制度进行一些创新。我国水权制度存在很多缺陷，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系统阐述，仅论述一下构建水权市场的问题，尤其在南水北调中具有重要意义。

水资源的短缺除了自然原因，更主要的在于对水资源的开发管理的低水平和水资源的市场机制不健全。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水资源的所有权以及与用益物权相似的非所有人对于水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但并未将这种权利明确定性为用益物权，更未见使用和界定“水权”这一法律概念。多数学者认为，按照现代各国水法的一般规定，水权即为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根据此定义，一方面，水权是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的一项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水权是水资源的非所有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所享有的对水资源的使用或收益权。我们把水权定位为用益物权，为一项财产权，可以在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交换，也可以依法作为抵押、入股、出租的标的。如此一来，就为利用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实现水资源分配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举打破了水资源禁止流转而造成的市场禁锢。

我国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垂直的企业管理模式中配置水资源总量已经过分庞大。国家（这个超级企业）配置水资源的效率已经非常低下，我国水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应当是由市场配置水资源，国家只负责初始分配。2000年11月24日，浙江省东阳市同意以人民币2亿元一次性把东阳横锦水库的每年4999.9万立方米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义乌市，义乌负责向东阳供水方支付当年实际供水0.1元/立方米的综合管理费，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将根据每个城市的需水量按比例确定相应的股权进行投资，说明我国在加强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但立法上相对于实践却显得滞后了许多。

对于合法完善的水权市场而言，政府只须规定相应的交易规则即可，就我国现状来说，目前只能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准市场”，表现在：水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多种水功能中只有能发挥经济效益的部分才能进入市场，不同地区、不同用户之间的经济差别很大，难以完全进行公平竞争等。因此构建水权市场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为确保水权市场的正常运行，长江水利委员会需要应用法律、法规、条例等形式对水权交易主体、水权分配制度、交易制度、价格制度加以保证，负责制定整个流域的水权分配方案并采取一定方式将水权分配或出让给各个供水经营单位；水权分配完成后，负责制定各水权交易主体进行水权交易的规则，负责改善流域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有关水资源信息，组织各供水公司之间的水权转让和交易，并负责监督交易的执行。随着水资源市场的完善，长水委可以进一步减少对水权交易的干预。

3、加强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特别是船舶水污染防治。

关于水污染防治，现有的《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河道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等较详细的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水资源费征收制度等，《水利产业政策》提出了建立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各流域水污染状况有自己的特点，应以流域为单位进行治理。以长江流域为例，长江是横贯我国东西水上运输的大动脉，其航运业十分发达，但也给长江水域和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坏，据保守估计，长江船舶垃圾每年生产量达18.4万多吨，长江上每发生的一次海损事故往往就是一次严重的水污染事故。

目前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将船舶水污染事故处理的权利授予了航政部门，而航政部门的处理仅限于船舶本身，对水资源污染的影响范围，水质跟踪监测，事故通报以及其他应急处理措施都还没形成一个有效机制，既没有建立必要的程序，又没有建立处理经费渠道，因为沉船对船主的损失已经很严重，其根本无法独自负担处理费用。建议此类流域性污染，《长江法》应作出全面的规定，明确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事故的管理权限，长水委和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可以利用流域水质监测网络进行监视监测，采取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参考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通过营运船舶共同交纳事故保险费用来保证事故处理费用。

<>4、开征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水利经费，解决流域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经费问题。

目前，在国外对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大都征收有关水利经费，专门用于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费用。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费用由国家统一拨付。由国家单向解决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费用问题，不能满足今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问题。《长江法》中可效仿日本《河川法》进行单独规定水利费用的征收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河流是公共财产，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减少在公共财产使用中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因此建立相关赔偿制度至关重要，这也是我国水法规中最为欠缺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国台湾《水利法》有关水利经费的规定，也可值得我们借鉴。台湾《水利法》规定了水利经费的征收，包括“征收水利权费、河工费、防洪受益费三种。”同时规定经费的具体征收办法即：“水权费即向水权人按年征收之费，水权费的征收，农业工业用水以每分钟1立方公尺的供水量为起点，水力用水以每秒钟1立方公尺的供水量为起点。水权费的征收期间，公共给水、工业用水、水力用水及其他用水每年一次，农业用水视生产物的收获，得每年分为两次。”1河工费即向来往船舶按季或按次征收之费。河工费的征收期间，登记的船舶全年通行的按年定期征收；非全年通行的，按季定期征收。防洪受益费即向防洪受益人分期征收之费。政府因办理及维持防洪工程，得向收益者分别轻重征收防洪受益费等。2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制定《长江流域水利经费征收办法》，对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获得利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水利经费，包括长江水资源使用费、船舶通行费、防洪受益费等，《办法》应具体规定征收水利经费的情况、征收范围、数量、时间、用途等。水利经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须专款专用，专门用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事业，解决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经费问题。对于长江流域的管理费原则上由国家负担，长江所在区域也需根据情况进行缴纳贴补。

5、完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法律得以执行实施的必要保证，否则会削弱其执行力。应对《长江法》中规定的不执行各种法定的义务及对法定的权利侵犯，应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和赔偿措施。包括违反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违反水权交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造成长江流域水污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违反开征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水利经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应为：行政处分、停止侵害、限期改正、情节严重，吊销营业执照、罚款、赔偿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从而真正发挥法律的功能，同时要建立跨行政区域纠纷处理的条款等。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6

[关键词]国家安全水安全对策研究 1引言

水不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中国水资源的总量虽然不小，但人均占有量很低，水土资源在地区上的组合不相匹配，水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有专家研究，在中国所有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中，水资源对中国的人口承载能力限制最大。以至于“中国粮食威胁”论的始作俑者美国人莱斯特·布朗先生，于1998年在《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将震撼世界的食物安全》一文中，以中国水资源的严峻形势为其论点提供新的佐证，虽然国人对布郎先生的论点不以为然，但对他所提出的中国水资源危机问题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

2水安全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结果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力空前膨胀，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生态等危机的出现，导致人们的国家安全观念有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着眼于国家机器维持政权、社会稳定的能力，转变到着眼于整个国民系统因应于其中某一或多个要素的变动的自我调节与恢复的能力，表现在国家安全要素由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诸要素而扩展到包括科技、文化、环境等非传统的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水就是这样一个非传统的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要素之一。

200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国际水讨论会，从1991年开始每年一次，到2000年已经开了10次。2000年该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的水安全”。在这次会议上对“水安全”和为了实现水安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取得了共识，注入了新的内涵。

(1)水安全

会议提出水安全的含义包括：确保淡水、沿海和相关的生态系统得到保护和改善；确保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得到加强；确保每个人能够以可承受的开支获得足够安全的淡水来保持健康和丰富的生活；确保人们不受与水有关的灾难的侵袭。

(2)实现水安全，人类面临以下挑战

满足基本需要一承认获得安全、充足的水和卫生环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保证食物供应；保护生态系统；分享水资源；对水资源进行风险管理；提供使用水的有偿服务；确保良好的水资源管理。

3中国水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水量有限供不应求

我国水资源贫乏、短缺的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占世界的22％，而淡水量仅占世界的7％左右，人均占有量不足2200m3／年，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我国已被列人世界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国之一。按照现行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量1000m3／年为人类生存的最低需求，人均水资源量2000m3／年就处于严重缺水边缘。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目前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尚不足500m3／年，离最低的生存需求都相差甚远。此外，还有16个省、区人均水资源低于2000m3／年。目前，全国一半的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达130个，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m3，不少城市为此不得不实行定时供水。此外，当前全国农村目前1．33亿hm2耕地中，尚有0．55亿hm2为无灌溉条件的干旱地，有0．93亿hm2草场缺水，全国每年有0．2亿hm2农田受旱灾威胁，农村8000万人和6000万只家禽饮水困难。农业缺水量达3000亿m3。水的贫乏、短缺供不应求的危机现实，亟需认真对待。

3．2污染严重水功能衰退

近年来，我国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全国每年排放污水量高达560亿t，除70％的工业废水和不到10％的生活污水经处理排放外，其余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人江河湖海，致使水质严重污染和恶化。

全国118个大中城市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86％城市河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高达64．4％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仅有2．5％的(3个)城市的地下水尚未受到污染。

从全国情况看，水污染态势呈总体恶化趋势，形势十分严峻。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全国9．5万km河川，有1．9万km受到污染，0．5万km受到严重污染，清江变浊，浊水变臭，鱼虾绝迹，令人触目惊心。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水系污染严重。水体功能严重衰退。

3．3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60年代，中国地下水开采量仅是20亿m3～30亿m3，而目前已突破1000亿m3，占全国供水总量的20％。有100多座城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华北地区的地下水位每年以高达0．3m一3m的速度下降，目前全国有200个县市共发现757处地面裂缝，其中西安市最为严重。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在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沿海地区，发生大面积的海水入侵，面积已达1500km2。

水土严重流失，据统计，我国每年流失的土壤近50亿吨。建国以来全国兴建的8．6万座水库，总库容为4000多亿m3，已淤积损失库容1／10，淤废重点水库22座。此外，因河道淤塞而导致通航能力下降，全国河道通航里程由60年代的17．2万km降低至10．8万km。自1972年以来，黄河几乎连年断流，且一年比一年严重，除下游断流情况严重外，各支流控制站亦多数出现断流，甚至1996年和1998年黄河源头发生前所未有的断流现象。1998年辽河干流新城子段断流37天。

由于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资源平衡受到破坏，一方面造成水源减少，加上水土流失，河湖淤塞，一些地区连年干旱，另一些地区连年出现洪涝灾害。1949年一1991年的42年中，全国每年平均受灾面积780万km2，成灾面积431万km2。近十年，长江、黄河、淮河等江河连续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我国是一个河流众多的国家，主要河流沿岸人口集中、城市密布，全国约有1／10的国土面积位于河流洪水位以下，而该地带集中了全国人口的40％，工业总产值的60％，洪水威胁成了经济发展的一大忧患。干旱缺水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约2300亿元。农业受旱面积由70年代的0．11亿hm2增加到1997年的0．33亿hm2。由水资源缺乏而引：起的旱灾在松辽平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地区年减产粮食200万t一300万t。

4影响中国水安全的主要原因

4．1经济外延式增长人口快速增长及城市化导致水需求量急剧增加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规模翻了两番多，但经济结构水平仍然很低，导致用水量的大幅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全国总需求量为4400亿m3，90年代为5500亿m3。按“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预计2010年的水资源需求总量为6900亿m3，2030年将增至8200亿m3。目前，我国人口已达13亿，21世纪我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2030年将达到高峰。2050年我国人均拥有水资源量将从20世纪80年代的2700m3减至1700m3。从长远看，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水资源需求较快增长，水的供求将形成更为严峻的态势。

4．2长期开发利用不当导致水体污染与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加上对水资源管理不善，使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的水质受到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盲目开恳土地，围湖造田，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草地植被，过度放牧，致使草地退化，开恳草场为耕地，促使沙化速度加快，消减了植被涵养水资源能力，减少了地面可供蒸发水源，改变了径流形成的时空分布，破坏了大气水、地表水、地下水的自然正常循环，使水资源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加剧了洪涝水旱灾害的发生和水体污染。我国长江流域每年新增人为水土流失面积1200km2。自1954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天然水面减少了12000km2。

4．3水资源宏观管理体制的问题

我国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分部门管理，管理的重点是供水工程建设。这种管理模式存在许多弊端：

(1)以供为主的水利发展模式，使社会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水资源的投入，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和水污染，忽视了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与自然环境退化的关系；

(2)分部门管理水资源，经常出现部门间政策目标相互磨擦的不利影响；

(3)以中央政府投入为主的水利建设方式，导致了不适当的方式分配水资源，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和水市场的培育；

(4)水资源的无偿使用和不合理的供水价格导致了水资源价值的严重扭曲，以及对水资源需求的膨胀，国家对水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投资与补贴不堪重负。

4．4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我国在水资源管理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制定了专门的《水污染防治法》、《水法》，及一些其他的水资源法律法规。但这些有关水资源管理和水体保护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之间及与其他资源生态方面的法律缺乏有机的联系。水资源是与其他自然资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可以影响到与之相关的资源的利用，同时，其他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也会引起水资源的连锁式的破坏。因而，互不相连的资源保护法不仅不能很好地保护某一专门资源，其拼凑起来的整体也不能从根本上对整个资源作为一个系统起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必须有一部关于资源整体的系统的资源管理立法。

地表水和地下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关于地下水的专门的法律，使得我国地下水管理混乱，而地下水的开采不合理又必然对地表水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到整个水环境。

另外，现有的环境、水利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对水资源保护工作规定的不具体、不明确，可操作性差，不能体现出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5水安全问题的战略对策

5．亚转变思路从长远利益制定水安全战略

21世纪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不再靠资源拥有的多少来衡量国力的强弱，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从依靠资源消耗转向依靠科技创新。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量十分紧缺的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人们必须转变观念，开拓思路，着眼于长远利益，高瞻远瞩，重新审视传统的国力评定方法，从片面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转变到更看重文化、科技水平的提高，国家、社会制度的建设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等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要素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科技立国与人文立国并重，建立起和平、富强、稳定的社会。具体到水安全战略上，就是要把节约用水、高效用水当做一项基本国策，要让国民视节约用水为一个重要的美德，并用法律和制度保证其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5．2保护淡水生态系统

对河流生态系统的治理不当，将导致极大的经济损失。堤防、大坝、水闸、水库等工程对扩大农业、促进导航和控制洪水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又反过来引起了自然界的报复和灾害。因此，在治理河流时，要把河流当做整个生态系统，而不应当做孤立的区域进行管理。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洪水泛滥，而且有助于恢复流域的生态系统。欧洲一些国家已经认识到了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所以采取了措施恢复河流生态系统，挽回其自然功能，例如：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恢复地下水供给、蓄洪等。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适当控制“人力”对河流生态系统无休止的、无限制的干预，适当释放“自然力”对河流生态生态系统的优化。

5．3实现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综合管理

水的问题是和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联系在一起的，水安全问题应纳入整体生态环境保护当中，既要有权威的水主管部门加强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同时，又要有强有力的资源环境的综合管理，为此，要以流域单元，建立流域管理机构，实行流域综合管理。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必须从全局性和经济效益出发，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供水、灌溉、抗旱、水土保持以及旅游结合起来。并建立国家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另外，要从水资源的供给型管理转变到水资源的需求型管理上来。水资源需求管理强调把水作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对水资源的优化利用着眼于现存的水资源供给，而不是自发地向新的供水能力投资以满足来来需求。

5．4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快水价改革

建立水资源市场，实现水资源市场化管理。建立水资源市场的目标是在水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实行“使用者付费”的经济原则，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刺激，使其成为法律手段的重要补充，确保政府在市场和价格政策扭曲中起调控作用。水资源价格在水资源调控中起着重要作用，水价过低就会将供水部门的效益无偿转让给用水部门，从而使供水成本得不到补偿。同时，水价过低对于居民节水意识的形成和水资源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5．5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水安全

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水安全。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环保法制定各流域、区域的水资源保护法。我国的水环境保护法是建立在按行政区进行管理的基础上的，客观上造成了只顾本行政区的利益而牺牲下游地区水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加剧了水污染。因此，应结合各流域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法，使各个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尽快走上法制轨道。另外，水利工程法、地下水法也亟待研究，对现有的水法，还必须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加具体，增加其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MiriamR．Lowi，BrianR．Shaw．EnvironmentandSecurity：Discoursesandpractices．Macmillan

Press，2000：33～49．

2王星桥．全球关注“水安全”．嘹望，2000(4)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7

一、环境行政奖励制度法理基础及法律依据

博登海默说道:“如果人们不得不着重依赖政府强力作为实施法律命令的手段，那么这只能表明该法律体制机能的失效而不是对其有效性和实效的肯定。”因此，传统行政法所强调的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在现代法制发展潮流中凸显出其不可忽视的弊端。行政强制的恶性执法与低效，加之人们正逐渐增强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使得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矛盾丛生，更使得行政强制手段声誉渐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采用带有契约、指导、协商、鼓励、帮助等具有私法性质的柔性手段———非强制行政行为，逐步确立并运用到行政管理之中，而行政奖励便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在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环境行政奖励也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所谓环境行政奖励是环境行政主体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或精神鼓励的具体行政行为。［1］环境行政奖励制度，在“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前提下，充分考虑到公民“在特定的条件下，能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以寻找并借助于最佳途径来实现自己认为的最为理想的效果。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成为环保卫士，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为环保事业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明智而理性的做法是正视并接受人的自利性，并通过设立必要的制度，来引导、规范、激发人的行为。环境行政奖励，就是依靠行政相对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来促进尽可能多的人来参与环保。”［2］同时，环境权作为与发展权、和平权共同构成第三代人权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增强公民环境权利意识、激发公民行使环境权利的热情有重要积极的意义。我国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深处远离海洋的西北干旱半干旱的内陆地区，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但却担负着西北地区生态系统涵养、人们生产生活用水的重任。因此做好西北内陆河水资源环境保护，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环境行政奖励制度在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中正逐步凸显出重要的地位。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多有对环境保护行政奖励的相关规定，但都散见于各个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规章中，并未形成系统的相关的法律体系。

(一)宪法相关规定我国宪法第47条中规定:“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

(二)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规定《环境保护法》第8条规定:“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水法》第11条规定:“在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水文条例》第6条、《水污染防治法》第10条、《水土保持法》第9条、《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用征收条例》第9条等众多法律法规都对环境行政奖励制度有明确规定。

(三)地方性法规中相关的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水法〉办法》第8条规定:“在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防治水害，防旱抗旱，节约用水和进行有关科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武威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市、县(区)人民政府要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节水项目建设补助、节水技术推广、节水宣传培训、奖励节约用水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等。但其它法律规范，如《甘肃省实施〈水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等，这些具有地方指导性的规范总体上都更侧重于强调单位和个人在环境保护中的义务，遗憾的是未明确强调其享有环境行政奖励的权利。通过上述归纳，不难发现在我国现行的西北内陆河水资源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多有环境行政奖励的原则性的规范，这些原则性的规范为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具体行政工作中实施行政奖励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

行政奖励制度现实缺失原因探析行政奖励制度对于环境保护，特别是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现实中行政奖励制度并未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相关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1.偏重倡导性原则规范，具体的操作性规范畸轻正如上文归纳，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不乏关于环境行政奖励的规定，然而不难看出这些规定多为倡导性的、原则性的规范，其立法作用本意有二:一是环境行政部门有义务对环境保护有突出贡献的公民和个人进行行政奖励，二是个人与单位有取得环境行政奖励的权利。但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范，使得行政奖励制度仅成为纸上条款。2.注重实体的表述，忽视程序保障程序合法，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也是保证实体规范合法有效的重要保障。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对行政行为的过程来控制行政权力在当代已成为行政法的一大趋势”［3］。在西北内陆河保护行政奖励立法中，缺少程序规范的保障，使得对于行政奖励实体上的效果无法得到实现，例如如何进行行政奖励、行政奖励的程序如何开展、行政奖励是依相对人申请启动还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如果环境行政机关未进行此行政行为相对人的救济途径如何等等，这些程序性实施规范的缺失导致西北内陆河水资源环境保护行政奖励具体工作无法开展。3.强调自由裁量，缺少明确规范我国行政奖励制度规范中对于奖励只有“成绩显著”一项的判定标准，如何认定成绩显著，即赋予了环境行政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余地，然而这样的自由裁量权导致的不利结果有两种:或者不对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认定为达标，或者将行政奖励作为筹码对一些与行政机关有利益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认定达标。因此，对“显著”界定的机动性、灵活性，由于缺少明确的规定，极易造成环境行政主体的独断专行，偏离了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环境行政奖励的运行方向。

(二)地方政府对行政奖励制度关注程度不高

1.传统的强制性行政意识根深蒂固在两千多年封建皇权影响下，行政权权威性和民众的服从意识都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也为环境强制性行政手段提供了可能性和可承性。新中国建立后，行政强制性手段一方面与计划经济的大背景相互协调，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具备的直接性、高效性、强制性等优势，满足了当时特定时代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需求，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执法工作中取得的众多成就都依赖于强制性行政手段。这也就促使环境行政部门对强制行政手段的依赖，即使是在以“命令+控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强制手段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后，仍痴迷于行政强制手段的权威性。2.地方政府部门私利诉求的阻碍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人和市场中的经济人是同一个人，即政府绝不是毫无利益追求的超然主体，而行政奖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利益分配。在西北内陆河保护工作中，环保部门一方面履行着国家、人民和法律赋予其的职责义务，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也有自身的部门利益。同时，在具体实施中还会涉及到与之相配套的执法“软硬件”，如预算、申请、评定、审批、监督等等，当缺少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必然无法将行政奖励制度落到实处。

(三)公民环境权意识不足

1.法律规范未明确予以肯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除了《宪法》中部分条款概括规定了公民的相应的环境权利外，其他法律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均未明确提及公民的环境权。因此在西北内陆河保护过程中，公民环境权利意识淡漠并不奇怪，在行政奖励制度中更是如此。2.普法力度不够，效果不佳西北内陆河环境保护普法工作方面存在力度不够、方式方法不合适、效果不佳等问题，出现普法的“走过场”、形式化等现象。公众通过普法对内陆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认识度并未显著提高，关乎自身环境权利以及具有激励作用的行政奖励机制的普及还未深入人心。

(四)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

环境行政权力经由法律直接授权职能部门行使，理所当然地在其行使的过程中接受法律相应的约束和监督。法律授予环境行政机关此项权力，应当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保证其有效地实施，监督其开展，保证其正常运行。

三、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行政奖励制度完善措施

(一)完善与之对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西北地区内陆河大多流经多个行政辖区，因此需要行政机关会同相应的流域管理机关制定完善行政奖励制度的法律规范，保证行政奖励机制运行有法可依。1.完善环境行政奖励制度实体性法律规范(1)主体规范:由于内陆河多流经不同的省市县辖区，因此由哪一级的政府机关启动行政奖励需要法律明确予以规范。各级立法机关应当会同流域管理机关，在既要照顾到全部内陆河流域的生态影响，又要考虑到辖区内的社会效果的前提下，予以明确的规定。(2)标准规范:奖励的条件和标准应结合具体行为的现实影响以及对流域环境的作用，由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作具体规定，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奖励的具体条件和标准，从而减少奖励中的自由裁量行为。(3)形式规范:传统意义上的奖励主要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奖励形式，如优惠政策、特别许可等等，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在行政奖励制度的立法过程中都应该予以明确的确认，避免行政机关乱设奖励。(4)相对人环境权规范:在立法规范中应当明确表示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环境实体权与环境程序权利，以及行政奖励制度相应的权利，并对环境权利行使的方式、权利受侵害的救济等予以明确的规范。2.完善环境行政奖励制度程序性法律规范关于环境行政奖励的程序，国家目前尚无统一的规定，只是对环境保护科技进步奖的程序国家环保总局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实施程序，分为申报、初审、预审、审定、批准、公布、异议裁定、发奖等八个阶段。综合我国环境领域行政奖励的实践，批准环境行政奖励的实施程序大致可以分为提出、审查批准、公布评议、授予和补救等几个阶段。［4］因此在西北内陆河水资源保护环境行政奖励规范中对于一般性程序可参见此几个阶段予以规范。同时，建立以听证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限控环境行政权力的程序制度，包括奖励公开、专家论证、评审、回避、说明理由、异议处理等相关制度，发挥社会公众对环境行政奖励的程序制约作用是必要的。

(二)转变政府部门环境行政理念

一方面注重由传统的强制行政理念向非强制行政理念的转换，强调服务型政府的塑造，提高西北内陆河环境行政人员的综合行政能力和服务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要在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加入环境保护的评价标准，这一点可以借鉴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中第5条的规定“国家实施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标准”。通过法律明确将环境保护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予以明确化正式化。

(三)深入普法，强化公民行政奖励资格意识

首先，普法的主体可以由政府牵头，社会各界共同完成。真正将普法工作做到实处，将法制的精神送到公民脑中，而不是手中。其次，在普法的过程中，特别在相关的行政奖励制度中，应当强调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增强其权利意识，调动公民参与西北内陆河环境行政执法的热情和积极性。再次，应当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提高政府公信力，加深公民对行政奖励制度的认知，增强对行政奖励制度的信任度。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8

关键词:流域水资源长江流域立法

古往今来，水资源一直是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于国家的繁荣和稳定而言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我国众多流域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破坏。从法律层面上对河流进行保护刻不容缓，基于此，本文将以长江流域为例，从立法的角度探寻合理高效的流域治理方法。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立法保护的必要性及现存问题

笔者将在本部分就长江流域水资源立法保护的必要性及现存问题进行阐述。（一）长江流域水资源立法保护的必要性。“以立法为优先，以法治为保障”，立法保护是维护长江、治理长江“疑难杂症”的最佳方案之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近年来受到了不小的破坏，面对的压力与日俱增，资源匮乏、污染严重、洪涝灾害等问题扑面而来，状况着实不容乐观。对长江流域加大保护力度，颁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维护长江的客观需要。也于2018年4月再次做出指示，建设长江经济带需做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大开发的意思是并非不搞大的发展，应当是要科学、有序地谋发展。于长江而言，最要紧的是保护好全流域，坚决反对破坏性开发。将流域水资源保护作为前提，发展适合的产业，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总之，若要高效治理长江流域，立法保护迫在眉睫。（二）长江流域水资源立法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立法起步相对于发达国家偏晚，关于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立法方面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笔者将结合长江流域的情况，针对这些问题与瑕疵做一个说明。1．我国相关法律尚不健全。我国水资源法律保护体系在现阶段所采取的是资源立法和污染防治立法二元的立法模式，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之中出现了一些不便之处，而且在这些已经出台了的法律法规之中，尚未出现占主导地位的法律，也即“基本法”。更重要的是，这些已经实行已久的法律法规的“法律位阶”存在矛盾与冲突，导致了一种所谓的“多龙治水”的现象。不同的法律规制了不同的体制，这样的话势必会导致一些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流域水资源的现象。总而言之，即目前我国虽有关于流域水资源的法律保护体系，但还不成熟，各种利益关系还没有得到协调发展，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2．管理机构工作不力。已经实行的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条块分割的问题非常严重，引发了上文提及的“多龙治水”这样的交叉管理的现象。每个部门都认为只要完成了自己的事务就好，甚至会借着“规定不明确”的理由逃避本应该由本部门完成的任务，使得法律之威严性变得无足轻重。总而言之，我国当下的立法工作尚未解决好同一区域之内不同的主体之间在管理上存在的矛盾，以及同一执法主体在不同行政区内怎么行使自己的执法权的冲突这两个首要问题。各级立法单位将水质和水量分开由两个行政部门管理，此举违背了水的自然生态规律，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有负面影响。3．长江流域水权制度不明。水资源的使用权应当是指水资源之使用者在法律的框架下对相应水资源行使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之权利。长江流域水权包括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配水量权、让渡权和交易权等。现行的《物权法》仅在第三编“用益物权”中稍稍对此作了规定，即法律保护依法取得的取水权。这样的规定，使得法律法规具体执行的措施不协调不匹配，主管机关也犯难，对长江流域的管理难上加难。并且，在现实案例中，我们还是能发现有对水资源使用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分的现象，长江流域的配水量权没有得到很好的、明确的规定，导致各地执法不便。并且从上文可得，时空分布不均乃我国水资源一大特征，全国多地的用水量已于水总量控制上限相差无几，有的甚至早已突破。

二、完善长江流域水资源立法的建议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9

一、全球淡水资源现状

（一）地球水资源的概况

水乃生命之源，安全的淡水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基本要素。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水，有水地球上的万物才得以生存、生长。据统计地球表面2/3被水覆盖，其中咸水占97.47%淡水仅占2.53%。冰川、积雪的淡水难以利用却占淡水总量的87%，而可利用的淡水少之又少主要是分布于地球深部的淡地下水和河流、湖泊、大气水，这些淡水仅占0.26%且最活跃更新最快。如果说缺少石油和其他燃料，我们可以用其他能源来替代，那么，如果没有洁净的淡水，没有干净的可饮用水，我们的未来将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未来。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孟加拉代表爱农·尼沙特在研讨会上说：“如果将世界上所有的水比喻为盛在一加仑罐子里的水，可供人使用的淡水量只相当于一汤匙——大约是总量的0.75%。”在21世纪的开端，地球上有10多亿人根本喝不上干净的水。大约24亿人得不到足够的可饮用水，每年大约还有340万人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有关专业人士预言：人类面临的下一个生态危机将是淡水资源短缺!

（二）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分配极不均衡

联合国和斯德歌摩环境研究所报告1995年世界1/5的人得不到洁净的水。2025年面临缺水困境的人将增至2/3，2050年世界1/3的人得不到洁净水。有些地区大水泛滥，而有的地区却因干旱而导致居民死亡——或者沦落成难民而举家迁移。加拿大有着与中国同样多的水资源，然而加拿大的人口只有中国的2.5%，人均淡水量远高于中国。中国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人均资源量居世界82位，不到世界水平的1/3。在干燥的博茨瓦纳，水是如此宝贵以至于用“雨水（Pula）”命名自已的货币。

二、水资源短缺的原因

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在自然原因中水资源全球分布的及不均匀，气候变暖改变区域降水的蒸发格局造成了大气环流失衡，使区域性降水造成了分布不均衡。其次，雨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更不均匀。

两个原因当中更重要的是人为原因，人类水资源需求总量正在急剧上升的现象这是不可非议的，相反人类人为造成水污染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当今水污染是全球淡水资源面临的又一大威胁，清洁、充足的水是极其宝贵的。没有清洁、充足的水，人类就不能生存。但是我们却把清澈、干净的水源作为废物倾倒场，每年向湖泊、河流和海洋倾倒数十亿吨的化学品、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同时海上运输过程中的意外事故造成的液体泄漏也给海洋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不当的淡水利用也给水资源带来了无形的浪费。在农用方面，农作物的大面积灌溉使淡水造成了大量的流失，这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在消耗着越来越多的水，另一方面却在继续忽视水的重要性。这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应该做的，相反我们需要保护和恢复我们的水质。

三、全球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及保护法取得的进步

20世纪许多战争都是因石油而引起21世纪水将成为引起战争的根源。由于全球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各国必须对淡水资源的国际公平分享问题和淡水污染的防治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做到广泛协商并用国际条约巩固协商成果。全球面临着严峻的水危机，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水事委员会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着世界水资源短缺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解决不了水源短缺的问题，结果将是粮食价格上升，缺水的国家不得不用昂贵的价格进口粮食，然而缺水的国家大多贫穷落后。”饥饿和干渴也与政治动荡和经济增长缓慢紧密相关。

关于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经历了从单一利用到全方位保护，从保护河流到保护整个水系的发展过程，从创设相对简单和直接的防止重大跨界污染的义务发展到建立广泛的保护共享资源的法律制度。起初，区域性的或双边的国际条约构成全球淡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制度的重要部分。如1978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签订的《美加大湖水质协定》。《协定》的宗旨是“恢复并保护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水体的、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学的完善性”。1998年通过的《保护莱茵河公约》，该公约从整体的角度看待莱茵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将河流、河流沿岸与河流冲击区域一起考虑。

随后，1966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赫尔辛基规则》是淡水资源的全球保护的里程碑，在条约中提出了现代国际流域的概念，为国际河流的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了依据。“赫尔辛基规则”宣告国际流域利用的国际法一般原则；确认国际流域内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合理公平地利用国际流域内的水资源；提出并界定流域水的自然分成结构水质；各国不应对国际流域内的水造成任何新形式的污染或加重现有的污染程度，从而可能对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严重损害，国家应为减少各种现有的污染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便不在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损害；关于国际河流利用产生的争端，应按联合国宪章精神以和平解决。1997年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公约》这一法典化文件。它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的一般规则；（2）实施这些规则的程序规则；（3）关于淡水保护、保持和管理的实质条款；（4）关于水道国缔结协定的条款。该公约的目的保障国际水道的利用、开发、保存、管理和保护，并为当代人及后代人而促进对国际水资源保护。

总的来说，当前国际环境法在国际水资源保护制度上已经构建了一整套原则和规则。对国际淡水资源法律制度的研究对指导国内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四、国际淡水资源的保护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国际淡水资源保护法在体系机构上所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渊源构成多样化，在内容上存在着国家主权与水道国际化之间的矛盾。保护法对淡水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在已经签署的双边、多边条约执行的不彻底。国际河流委员履行的职责有限，上下游国家利益的平衡问题尚且存在，国际水资源争端的解决存在争议。

我个人认为，国际环境法应与国内环境法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国内环境法无论在归责问题或保证实施上大多都有明确规定，不可否认国际环境法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同解决国内法一样，它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是刻不容缓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70年代以后，有发达国家将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迁往控制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与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低下，民众的环境意识低下和管理水平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谴责发达国家这种举动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迫在眉睫的，只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才能使全世界都积极参与到拯救环境的队伍中来。

世界局势逐渐向多极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结束语：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几千年以前中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还是当代全方位环境保护的理念，贯彻于全部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就是人类应当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发展的关系。

环境保护不只是某一国家范围内的任务，是国际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深受其害的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问题，还是近年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问题，都以跨越了国家或地区的界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协调一致的努力与合作。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此过程中，人类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保护我们仅有的水资源，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水资源保护法范文篇10

一、全球淡水资源现状

（一）地球水资源的概况

水乃生命之源，安全的淡水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基本要素。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水，有水地球上的万物才得以生存、生长。据统计地球表面2/3被水覆盖，其中咸水占97.47%淡水仅占2.53%。冰川、积雪的淡水难以利用却占淡水总量的87%，而可利用的淡水少之又少主要是分布于地球深部的淡地下水和河流、湖泊、大气水，这些淡水仅占0.26%且最活跃更新最快。如果说缺少石油和其他燃料，我们可以用其他能源来替代，那么，如果没有洁净的淡水，没有干净的可饮用水，我们的未来将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未来。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孟加拉代表爱农·尼沙特在研讨会上说：“如果将世界上所有的水比喻为盛在一加仑罐子里的水，可供人使用的淡水量只相当于一汤匙——大约是总量的0.75%。”在21世纪的开端，地球上有10多亿人根本喝不上干净的水。大约24亿人得不到足够的可饮用水，每年大约还有340万人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有关专业人士预言：人类面临的下一个生态危机将是淡水资源短缺!

（二）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分配极不均衡

联合国和斯德歌摩环境研究所报告1995年世界1/5的人得不到洁净的水。2025年面临缺水困境的人将增至2/3，2050年世界1/3的人得不到洁净水。有些地区大水泛滥，而有的地区却因干旱而导致居民死亡——或者沦落成难民而举家迁移。加拿大有着与中国同样多的水资源，然而加拿大的人口只有中国的2.5%，人均淡水量远高于中国。中国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人均资源量居世界82位，不到世界水平的1/3。在干燥的博茨瓦纳，水是如此宝贵以至于用“雨水（Pula）”命名自已的货币。

二、水资源短缺的原因

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在自然原因中水资源全球分布的及不均匀，气候变暖改变区域降水的蒸发格局造成了大气环流失衡，使区域性降水造成了分布不均衡。其次，雨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更不均匀。

两个原因当中更重要的是人为原因，人类水资源需求总量正在急剧上升的现象这是不可非议的，相反人类人为造成水污染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当今水污染是全球淡水资源面临的又一大威胁，清洁、充足的水是极其宝贵的。没有清洁、充足的水，人类就不能生存。但是我们却把清澈、干净的水源作为废物倾倒场，每年向湖泊、河流和海洋倾倒数十亿吨的化学品、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同时海上运输过程中的意外事故造成的液体泄漏也给海洋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不当的淡水利用也给水资源带来了无形的浪费。在农用方面，农作物的大面积灌溉使淡水造成了大量的流失，这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在消耗着越来越多的水，另一方面却在继续忽视水的重要性。这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应该做的，相反我们需要保护和恢复我们的水质。

三、全球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及保护法取得的进步

20世纪许多战争都是因石油而引起21世纪水将成为引起战争的根源。由于全球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各国必须对淡水资源的国际公平分享问题和淡水污染的防治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做到广泛协商并用国际条约巩固协商成果。全球面临着严峻的水危机，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水事委员会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着世界水资源短缺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解决不了水源短缺的问题，结果将是粮食价格上升，缺水的国家不得不用昂贵的价格进口粮食，然而缺水的国家大多贫穷落后。”饥饿和干渴也与政治动荡和经济增长缓慢紧密相关。

关于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经历了从单一利用到全方位保护，从保护河流到保护整个水系的发展过程，从创设相对简单和直接的防止重大跨界污染的义务发展到建立广泛的保护共享资源的法律制度。

起初，区域性的或双边的国际条约构成全球淡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制度的重要部分。如1978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签订的《美加大湖水质协定》。《协定》的宗旨是“恢复并保护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水体的、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学的完善性”。1998年通过的《保护莱茵河公约》，该公约从整体的角度看待莱茵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将河流、河流沿岸与河流冲击区域一起考虑。

随后，1966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赫尔辛基规则》是淡水资源的全球保护的里程碑，在条约中提出了现代国际流域的概念，为国际河流的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了依据。“赫尔辛基规则”宣告国际流域利用的国际法一般原则；确认国际流域内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合理公平地利用国际流域内的水资源；提出并界定流域水的自然分成结构水质；各国不应对国际流域内的水造成任何新形式的污染或加重现有的污染程度，从而可能对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严重损害，国家应为减少各种现有的污染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便不在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损害；关于国际河流利用产生的争端，应按联合国宪章精神以和平解决。1997年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公约》这一法典化文件。它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的一般规则；（2）实施这些规则的程序规则；（3）关于淡水保护、保持和管理的实质条款；（4）关于水道国缔结协定的条款。该公约的目的保障国际水道的利用、开发、保存、管理和保护，并为当代人及后代人而促进对国际水资源保护。

总的来说，当前国际环境法在国际水资源保护制度上已经构建了一整套原则和规则。对国际淡水资源法律制度的研究对指导国内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四、国际淡水资源的保护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国际淡水资源保护法在体系机构上所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渊源构成多样化，在内容上存在着国家主权与水道国际化之间的矛盾。保护法对淡水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在已经签署的双边、多边条约执行的不彻底。国际河流委员履行的职责有限，上下游国家利益的平衡问题尚且存在，国际水资源争端的解决存在争议。

我个人认为，国际环境法应与国内环境法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国内环境法无论在归责问题或保证实施上大多都有明确规定，不可否认国际环境法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同解决国内法一样，它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是刻不容缓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70年代以后，有发达国家将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迁往控制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与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低下，民众的环境意识低下和管理水平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谴责发达国家这种举动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迫在眉睫的，只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才能使全世界都积极参与到拯救环境的队伍中来。

世界局势逐渐向多极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结束语：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几千年以前中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还是当代全方位环境保护的理念，贯彻于全部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就是人类应当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发展的关系。

环境保护不只是某一国家范围内的任务，是国际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深受其害的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问题，还是近年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问题，都以跨越了国家或地区的界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协调一致的努力与合作。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此过程中，人类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保护我们仅有的水资源，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