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基本制度范文10篇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1

一、当前我国税收制度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的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年*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十一次会议对《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了革命性的修订，20*年*月，国务院第362号令对《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进行了改革性的修订；200*年*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五次修订；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印发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试行）》，对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200*年*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两法”合并的《企业所得税法》，标志税收立法和税收制度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然而，当前我国税收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税权不太规范

1．税收立法权不明确。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制的基本要素如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税收管理的基本制度以及纳税人的实体权利义务等应当由法律规定。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立法权作出了明确规定,《立法法》还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目前，关于国务院税收立法权的依据，一是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其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二是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其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上述授权目的不明确、范围不具体、期限不确定，属于概括性授权即空白授权。美国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曾说过：“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造法律。”[1]而且，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来说，只能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部门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部门规章的规定属于执行性规范，不是创设性规范。因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都不得行使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权，也不得超出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创设性规定。但是，由于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不明确，现实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章和各级税务机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时有创设性规定，这种职权性立法没有明确的依据。如根据税收征管法，《发票管理办法》本应由国务院规定，但却由财政部制定，其虽然经过国务院批准，但也不符合税收立法权的要求。

2．地方税收立法权少。《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规定，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可见，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基本没有税收立法权，分税制改革只是分税不分权。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受制于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无法根据地方经济结构特点和发展方向，对具有地域性的税源行使税收立法权，影响了地方依法开辟税源、组织收入的积极性，造成各地区间财政收入苦乐不均，导致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不符合科学、和谐发展的要求。同时，为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不规范的各种收费来弥补，如某省征收的防洪基金、副食品调节基金等，不但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扰乱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秩序，甚至出现“以费挤税”的现象。

3．地方越权制定涉税政策规定时有发生。由于现行地方领导政绩考核中对GDP的过分重视，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各级地方政府在吸引外来资金和项目上都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有的还违反税收立法权的规定对外来投资者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有的则对国税的征收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税务机关难以处理。也有一些地区的税务机关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违反国家税法和政策的规定，制定文件擅自扩大税收优惠的条件或范围。如200*年税收执法检查中，共发现涉税违规文件12*份，其中地方制定的5*份，税务机关制定或参与制定的*0份。上述情况，违反了我国税法统一的原则，损害了国家税法的权威，也易产生纳税人守法的风险，削弱政府机关威信。

（二）体系不太健全

1．尚无税收基本法规范税收重大问题。税收是国家的物质基础。税收制度属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应当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确立税收的基本原则如税收法定原则，或者制定一部基本法律来对国家税收的基本问题进行统一的规定。而我国宪法中对税收的规定仅有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有人将此条规定解读为税收法定原则，但无法解决税收制度中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到今为止，虽然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呼吁，但税收基本法却迟迟未提上议事日程，不仅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相去甚远，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2．税法渊源整体级次低。现行的税法体系中只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3部税收法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等约1*部税收行政法规，其他大量的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另外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数量更多。如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共清理了税务部门规章52件、税收规范性文件900余份；200*年全国省级税务机关共清理了税收规范性文件*.25万份，其中江西省各级国税机关共清理税收规范性文件9900余份。同时，每年各级税务机关还要制定许多税收规范性文件来调整税收政策、强化税收征管。这种现状，导致税收法律规范渊源的主体是各级税收规范性文件，不但整体级次低，而且预见性和稳定性较差，既削弱了国家税法的权威性，也给征纳双方的遵从增加了较多成本。

3．暂行条例没有期限约束。《立法法》规定尚未制定法律的税收事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先制定行政法规。在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中也规定了国务院应当及时将行政法规提请其制定法律。但是，目前我国除所得税外的其他税种都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予以规定的，且大多数至今已逾十几年。在此期间，为进一步明确、完善这些税种的征收管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前后制定了大量的补充规定和通知等，有关税种尤其是一些小税种已具上升为法律的条件。由于国务院暂行条例没有期限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国税法体系的加快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也使得政府更多地重视税收政策而不是税收法律法规。

（三）内容不太完备

1．保证税收征管的程序制度不完整。为强化和规范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20*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增加了不少新规定。但是，由于税收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不少《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已明确的重要制度还未出台配套的具体规定，导致有些税收执法活动难以顺利开展。如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税收优先权、税务机关的代位权和撤销权、离境清税、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务登记、税务机关与其他政府机关信息共享制度等。此外，1993年的《发票管理办法》和1995年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等，出台十几年都没有进行修订完善，已不能较好适应税收执法实践的变化和需要。上述程序制度的欠缺，直接影响了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效执行，也制约了税收征管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税务机关只得自行制定一些税收规范性文件来进行补充明确，既存在着权限上的风险，也不利于树立税法的威信。

2．加强税务机关内部管理的制度不够。除税收征管程序制度不齐全外，税务机关内部一些重要的管理制度也存在不足。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也提出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目前，税务机关虽建立了诸如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税收执法检查、过错责任追究等管理和监督制度，但与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如税收决策、重大税务许可（行政审批）事项集体审议、内部信息共享、征管查退部门衔接配合等制度尚未有效建立，不利于提高内部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3．论证程序不具体。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是目前税务机关执法的重要依据，直接涉及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和税务机关的执法质量。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中都规定要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征求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意见，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定，征求意见程序的约束性和操作性不强，实际工作中易流于形式，导致一些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制定的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成本效益等充分论证，制度措施出台后无法到达预期的效果。如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管理和增值税专用抵扣凭证（发票）使用等方面，虽然出台了不少规定，但有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成为税收征管的难点。

（四）质量不太高

1．不同文件的规定相互矛盾。税收规范性文件出台前，必须进行合法性审查，把好法律关和政策关。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中仍然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前后矛盾等问题。如《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3]38号）中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再转为小规模纳税人。但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年审办法》（国税函[1998]156号）中却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改按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又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后税收征管范围的通知》（国税发[20*]8号）规定：“自20*年1月1日起，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开业）登记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执行口径等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6]103号）规定：“《通知》之日起……企业权益性投资者全部是自然人的，由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前文以自20*年1月1日起办理设立（开业）登记为准划分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归属，后文又以权益性投资者是否自然人为准划分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归属，导致有些国税、地税局对部分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归属发生争议，甚至出现争抢企业所得税管辖权的现象，影响了税法的权威和税务机关的形象，涉及企业意见也较大。这些前后文件中的矛盾规定，使基层税务机关无所适从，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执法的严肃性。

2．不同文件重复性规定较多。为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各级税务机关经常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一些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在此过程中，出于保证文件内容的全面，或者为了强调某些规定，不少税收规范性文件往往会对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和以前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中已有的具体规定进行重复规定，不但积累了大量无意义的文件和条款，而且增加了文件适用的难度。这些重复性规定的实质内容基本相同，但其前后概念、用语的表述方式似是而非，导致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具体适用时，必须将不同文件进行比较、选择，增加了不必要的征纳成本，降低了征管效率。

3．文件制定技术存在不足。由于各级税务机关制定文件的人员水平高低不一，导致税收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着许多技术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语言不准确、逻辑不严谨、层次不清晰、操作性不强，给征纳双方适用带来不便。如有的文件中使用习惯性用语或口头用语，而未使用规范的书面用语，显得不严肃。有的词语或句子的语义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容易产生歧义，在具体适用时不能准确把握。有的文件内容、结构、层次不够清晰，缺少逻辑性，前后不协调，造成理解执行上的困难。有的随意规定从文件出台前的某个时间起实施，有的规定“自文件下发（或）之日起施行”或“自文到之日起执行”，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上述技术上的问题，大大降低了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质量，不利于国家税法和政策规定的有效执行。

4．实施不统一。法律规范公开是其发生效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权威的体现。《立法法》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公布方式作了具体规定，并规定了标准文本的载体，从而能够被社会公众及时获得和知晓。但是，作为税务机关执法实践中大量遵循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省及以下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在本级政府公报、本部门公报或公告、本辖区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或政府网站、本部门网站上刊登；不具备前述条件的，应当在办税服务场所和公共场所建立公告栏或发放宣传材料，及时公布其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同时明确未按规定公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执行力。这种对公布方式的选择性规定且未规定标准文本的载体，使得各级税务机关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布不够重视，不少文件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而纳税人不能及时知道文件内容，存在一定的税收执法风险。此外，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方式和载体没有统一规定，各级税务机关仍然习惯于通过层层转发来贯彻文件，不仅降低了执行效率，也给未来的清理工作增加了负担。

（五）管理不太科学

1．税务规章与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事项界定不明。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其制定一般应当有上位法的依据。《立法法》也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由于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在法律效力上是不同的，如在行政诉讼中，规章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参考依据，而规范性文件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但是，目前对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事项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果一些重要事项以税收规范性文件来进行规范，可能会带来诉讼上的风险。另外，各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事项也没有明确界定，既增加了基层税务机关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的随意性，也不利于促进各级税务机关积极履行职责。

2．税收规范性文件相互间的效力关系不清。长期以来，税务机关制定文件时常在同一个文件中规定内部工作的管理要求和对纳税人的征管要求，增加了辨别税收规范性文件的难度。同时，为及时适应税收政策和征管条件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又常会对一个或若干个事项作出不同规定，不断产生数量众多、内容交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而最后却用“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的方法去明确不同文件及条款间的效力关系，使得各个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的效力处于模糊状态，给具体适用增加了不少困难。虽然现在不少税务机关在制定文件时，会列明应当废止的以前文件及条款，但难免有所遗漏，且仍无法直接确定某份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述情况的存在，又使得各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全面、准确查询无法实现，影响了税收规定的透明度。

3．内部工作要求向纳税人转移。由于不少税收规范性文件同时规定内部管理的工作要求和对纳税人的征管要求，加上有的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认识还不够，常常把这种内部的要求转向要求纳税人，放松了对自身的管理要求，而给纳税人增加了新的义务，不但损害了国家税法的严肃性，而且易造成征纳关系的不和谐。如关于纳税评估工作的文件中，预警值只是用来筛选被评估对象的参考指标，指导税务机关征管工作，作为税收征管质量的参照。但是，有的税务机关为了税收征管质量考核的目标，简单化的用其来对纳税人税款缴纳提出要求，不符合组织收入的原则。

4．清理整合不及时。由于长期以来“重制定轻清理”，税收规范性文件没有形成一个及时、有效的主动清理机制，许多冲突、过期、失效和无现实意义的文件及条款日积月累，给税收执法带了诸多不便。如200*年，某省国税局共清理截止2006年省级税收规范性文件1120份，其中全文失效或废止418份，部分条款失效或废止80份，共占清理文件总数的44.4*%；省以下各级国税机关共清理税收规范性文件990*份，其中全文失效或废止6*41份，部分条款失效或废止39*份，修订12份，共占清理文件总数的*2.18%。此外，全国税务机关还有许多同类事项的规定散布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件中，没有得到全面、及时的整合，使得税务人员和纳税人都感到十分不方便。

二、外国税收制度建设的经验

（一）确立适合本国的税收立法体制

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收制度上，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如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在宪法中都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立法体制上，各国都建立了适合本国的税收立法体制，主要体现为三种模式：彻底分权模式、高度集权模式和适度分权模式。

1．彻底分权模式。彻底分权模式的代表是美国。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其税收立法体制为典型的多元两级多主体的制衡制。所谓“多元”，即美国税收立法权虽然集中在国会，但政府在年度财政预算报告中可以向议会提出调整某些税收政策的建议，总统(或州长)对议会通过的法案可以行使否决权，而国会对总统的否决还可以行使再否决权。所谓“两级”，即为联邦和州。美国实行彻底的分税制，国会行使联邦立法权，州议会行使州立法权。根据美国宪法规定，间接税必须全国统一，直接税则分配到各州。但相对而言，联邦征税的权力受限制较小，地方征税不得妨碍地区间的正常贸易，不得违反国家统一的外贸政策，不得造成与联邦之间的重复征税。对于第三级政府（如地市、县）通常没有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只能按国家预算法规定，从有关税收收入中提取一部分收入。所谓“制衡”，即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

2．高度集权模式。高度集权模式的代表是法国。法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实行了分税制，但地方基本没有税收立法权，几乎全部由中央集中行使。这一体制的特点是税收关系和税种单边化，地方的各级议会虽名义上可以行使中央赋予的部分税收立法权，但多是程序方面的立法。法国宪法第34条逐一列举了作为议会立法权限范围的法律事项，其中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第3*条则规定，凡在第34条列举范围以外的事项都属于条例的范围。这里称的“条例”，即我们所称的行政法规，则是基于行政机关单方面的行为而制定出来的，又分为命令（由总统和总理制定）和规定（由其他行政机关制定）两种。1981年，法国政府颁布《权力下放法》，下放了少量税收立法权给地方，但1983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占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仍然没有超过20%。可见，法国实行的分税制并不彻底。

3．适度分权模式。适度分权模式的代表是日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规定，日本的立法体制是一种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共存的立法体制。日本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国家惟一的立法机关”，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同时，日本宪法第92条规定了地方公共团体实行自治的原则，赋予地方较大的自治权，自治单位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条例制定权。虽然日本把税收立法权集中到中央，掌握了国家财力分配的主动权，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但二战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地方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地方自治法》，地方政府事权逐渐扩大。因此，以宪法第13条“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它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为根据，日本制定了统一的地方税法，作为地方制定有关税收条例和规则的准则法。国税由国会立法征收，地税由地方议会通过制定条例征收。这种“分权”与“集权”结合的税收立法体制，授予地方税种和税率的有限选择权，保障了地方政府对财力的特殊需求，增加了地方财政的灵活性，使地方税收结构与经济政策相适应，完善了地方自治的功能，形成了税法之“自主财政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选择完善的税法体系模式

国家的税收制度应当通过完善的税法体系来体现。根据税法内容和发挥作用不同，税法主要分为基本法和普通法，前者包括宪法中的税收条款和税收基本法，后者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考察西方国家税法体系，大体有三种模式：

1．“宪法+税法典”的基本模式。将主要的共同性税收问题直接在宪法中规定，其他税收基本问题基本上由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包罗万象的税收法典来规范，立法技术要求较高。其代表国家是美国和法国。目前美国税收法典厚达3000多页，虽有财政部制定的“解释性规章”和国会授权财政部制定的起税法细则作用的“立法性规章”，但很少人能全面通晓。无论从宪法的角度，还是从税收法典的角度观察其内部结构，立法技术上的要求都很高，与一个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庞大繁杂相对应，没有相当的法律基础，立法工作是难以完成的。这种税法体系模式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采用的。

2．“宪注+税收基本法+单行税法”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在宪法与各单行税法之间设立一部居于宪法之下，各单行税法之上，对各单行税法起指导、制约、协调作用的税收基本法，将共同性的税收基本问题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范的一种税法结构模式。其代表国家是德国、韩国、日本等。这种模式通过设立税收基本法，将宪法与各单行税法有效地联接起来。一方面，可以将宪法确定的基本税收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具体化，保证征税有宪法依据，既可强化税收执法和司法的法律效力，又能避免宪法不能过多设立税收条款的问题。另一方面，税收基本法作为税收的母法，使税法内部结构层次分明，分工更加合理，有利于消除平行的独立税法之间不够协调、每个税种各自发展自己特殊的程序和解释规则使税制复杂化的弊端。

3．“宪法+单行税法”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是目前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税收法律体系模式。优点是立法上较为简单、灵活，其立法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但是，由于宪法通常只规定有关税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问题，而单行税法通常是就税收实体及程序问题予以明确，有关税法的定义、目的、基本原则、构成要素、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等都未得到有效的规定和说明，宪法对税法的指导、各单行税法的衔接、协调等都比较困难，使整个税法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不是个较理想的税法体系模式。

（三）普遍存在授权政府税收立法

西方国家税收立法一般由宪法予以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最终属于议会（国会）。税收立法在实际运作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议会（国会）直接制定税法，二是授权政府制定税法。前者能保证税法的权威性，但由于税法实际执行过程中经常涉及大量具体复杂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各种问题都由议会（国会）直接立法解决是不可能的。因此，宪法或议会（国会）授权政府进行税收立法成为西方国家税收立法的普遍做法。议会（国会）直接制定税法主要集中于税法重大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上，而将某些税收立法权授于政府；有的宪法也对政府进行普遍授权，规定政府在议会的法令框架下进行税收立法。但是，宪法或议会（国会）授权政府进行税收立法，一般有许多限制条件，包括：临时性紧急状态下的授权，逾期收回授权；政府可对任何由议会（国会）通过的法令进行补充，但基本条款必须由议会（国会）固定下来，行政机关只能有限地决定这些条款的实际运用；政府的税收立法最终由议会审议有无效力等。由于政府获得宪法或议会（国会）授权进行税收立法，现实中政府的税收立法远远超过议会（国会）的税收立法。为此，政府必须承担起对行政立法的清理修订职责，如英国政府坚持一年一度对税收法制的审查和修改，及时消除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有关条款的相互矛盾、脱节和混乱现象，保证了税收立法的严谨和科学性。而在税法的解释权方面，西方国家不属于税收执法部门，而属于法院。法院拥有法律解释权，可以在立法上对议会和政府的制约。因此，在判例法国家如美国，法院的判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税法的一部分。

（四）行政立法程序比较健全

西方国家政府在行政立法中，大多拥有一套较为健全的行政立法程序。主要体现在行政立法程序的法律渊源、调整对象、参与主体、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方法等方面。

1．法律渊源。主要有：一是法典，即以一般性立法的方式建立行政立法程序法律规范，如美国和英国。二是分散立法，即以个别法的方式在各个具体授权行政立法的法律之中同时规定相应的程序，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都属于这种。三是行政规则，即效力只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建立较为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制度，如德国和日本。

2．调整对象。行政机关在制定行为规范时，其活动通常涉及到两个领域，一是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即通常所说的行政立法领域；一是制定行政规则，即制定只限于行政系统内部有效的规范。各国因不同的需要，形成了行政立法程序所调整的对象是仅仅限于前者或者在规范前者的同时也包括后者的两种类型。法国的行政立法程序以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为核心，而其他许多国家的行政立法程序的调整对象则同时还包括制定行政规则的行为。

3．参与主体。行政立法程序主要是立法起草的主管行政机关主持该活动的整个立法活动过程。此外，为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强化对行政立法的制约，以反映更多利益关系方的需要，西方各国行政立法程序规定了众多参与主体。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型，即议会的参与、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和政府法制审查机关的参与。一是议会参与型。又可细分为三种：积极参与型，如英国；消极参与型（指议会对行政立法拥有否决权），如美国；不参与型，如法国。二是利害关系人参与型。也可分为两类：自认为与行政立法事项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公众作为个人均可参与的普遍参与型，如美国和日本；只限于有关团体或特定团体参与的特定主体参与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三是政府法制审议机构参与型。政府法制审查机关参与型是行政系统内部非立法的权限主体对行政立法过程的参与方式。如美国管理和预算局在一定条件下对行政立法草案的审查。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作为中央行政机关中的咨询机关，对政府的行政立法负有提出意见的义务。日本的内阁法制局承担着对政令（行政法规）的审查，各省（内阁所属各部）内部的官房文书课、总务课则承担对省各自所制定的府令、省令和告示的审查工作。

4．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方法。由于行政立法对行政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考察各国的行政立法制度，不同的程度上采取了诸如公听会、提出意见书、直接听取意见、（事实审型）听证和审议会等方法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其中公听会和（事实审型）听证融合了过程严格规范和听取意见直接的特点。但从数量上看则属为数不多，或者说是两种极为例外的方式。采用公听会方式的主要有英国等，德国和法国也存在类似制度但数量极少。日本在一定范围内也实施公听会制度。采用（事实审型）听证方式的典型立法例为美国，其他国家基本未被采用。德国的行政立法程序中基本采用了直接听取意见的方式。日本的公众评价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将行政立法草案和与此有关的理由、背景等资料以及提出的途径（如邮寄、传真以及电子信箱等）通过登载于网络主页、报纸杂志等方法向公众公布，直接收集对此草案的意见。英国的一些法律中也规定了提出意见书这种程序方式。在采用审议会制度方面，法国和英国的行政立法制度中有通过审议会使利害关系人参与的方式，而日本行政立法活动中审议会则是一种广泛被采用的程序制度。

关于利害关系人所表述的意见如何在行政立法的内容中反映，有两种程序类型存在。一种是意见仅仅成为行政机关立法时的参考内容；另一种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时只能根据程序中表述的意见进行立法，即利害关系人表述的意见具有拘束效力和排他性，最终成为行政立法的内容。大部分国家都采取的是前者，后者所运用的范围极其狭窄。

三、加强我国税收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确立税收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1．符合税收法治的要求。现代税收的产生，奠定于英国的《大宪章》，确立了“无代表即无税收”的税收法定主义。我国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因此，税收制度建设首先要符合税收法治的要求，切实维护国家税法的统一和权威。具体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税权法定。确立税收法定原则，规定税收立法权只能由法定的机关行使。二是依法进行。税务机关制定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有合法的依据或正当的理由，不得超越职权，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三是规定协调。税务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各项规定要有利于上位法的贯彻执行和征管水平的提高，避免存在相互冲突的内容，保证同一事项的规定一致、不同事项的规定协调。四是公开透明。“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特征在于法律规范的公开透明，从而使行政相对人可以据此预测行为的结果。公开透明体现在税收制度建设中，就是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必须按规定公开，不得以未公开的依据约束纳税人，纳税人能够及时、全面、准确获得现行有效的税法和政策规定。

2．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手段，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为国家履行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奠定物质基础。税收制度建设必须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着眼，努力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大力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在适应经济发展上，税收制度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体现国家经济政策，为自主创新、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提供税收优惠，大力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配置经济资源的效率，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在适应社会发展上，税收制度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作用，支持弱势人群就业再就业，发展公益事业，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各项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3．利于征纳双方有效执行。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度只有得到有效执行才能实现其目的。作为税收制度，其既依靠税务机关的正确执行，也依赖纳税人的自觉遵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其核心即是税收制度应当尽可以降低税收征纳成本，使税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坦兹也曾感叹：“税收是一门强调可行性的学问。一种不可管理的税制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理论上最完美的税制，如果其所表示的意图在实践中被歪曲，就可能变成蹩脚的税制。”[2]因此，对税务机关来说，税收制度建设必须与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相匹配。如果税收制度滞后于征管能力，会造成税收征管资源的浪费，损害税收征管的效率；而税收制度过于超越现有的征管能力，则将增加税收征管的难度，造成税收收入大量流失，从而损害国家税法的权威。对纳税人来说，税收制度应当简明、易懂、严谨、无歧义、可预期，方便纳税人理解和遵守。在现行税收立法体制下，要注意防止部门利益制度化，避免税务机关在税收制度制定上的本位主义；要通过制度建设，不断优化税收服务，注重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税收制度更好的落实。

（二）合理界定和分配税权

1．明确税收立法权行使。规范的税收立法权是税收制度建设的前提。要严格遵循税收法治的要求，通过宪法或税收基本法对相关国家机关税收立法权的行使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应当从授权理由、事项、范围、期限上进行明确规定，弥补因空白授权产生的国务院税收立法权依据不足的问题，并严格禁止变相的转授权，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报国务院批准的形式来行使属于国务院的立法权。同时，建议明确税务部门规章规范的事项，包括：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明确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税务机关执行其他通用法律、法规的具体程序，如行政处罚的实施，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经实践证明已成熟的税收征管措施；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离境清税、行政审批、税收检查，代位权、撤销权等。

2．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分税制作为现代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财税管理体制，目的在于将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有机结合，通过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收立法权，做到分权、分税、分管，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强地方自主管理经济、社会的能力，减轻中央转移支付的压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当适当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在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地方税收立法权必须服从于中央税收立法权，地方税法不能同中央税法相冲突。二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合理增长。三要按照合理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原则，把具有地域性、零星分散、征管难度较大的税源由地方自行决定征税。四要加强对行政收费项目的清理，大力推进“费改税”，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纳入地方税收体系，规范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3．及时纠正地方越权制定的涉税文件。在明确税收立法权行使和赋予地方一定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要大力强化中央的权威。对于地方超越权限制定涉税文件及条款，擅自决定给纳税人的各种税收优惠条件，要坚决、及时进行纠正，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能力，切实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

（三）完善税法体系和内容

1．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国家的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由宪法规定和保障。根据税收法定主义要求，税法的最高、最终渊源只能来自宪法。由于我国宪法中没有对税收的基本制度进行规定，必须制定一部基本法律，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和要素、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权的分配等作出统一规定，用来统领各项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制定税收基本法，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明确税收基本问题，从根本上明确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理顺税法与其它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树立税收的国家权威，强化整个社会的税收观念，推动依法治国进程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的步伐。

2．提升税法渊源整体级次。《立法法》已明确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即便是有条件地允许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税收是国家固定、无偿、强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制度，必须保证税法渊源具有很高的法律级次，以强化其权威性，为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活动提供有力的依据。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升税法渊源的整体级次。对税收实体规定，如各个税种条例，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可行的，应当尽快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上升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真正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对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的税收政策，尽可能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施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税务规章特别是规范性文件形式公布税收政策。对税收程序规定，除我国已有的基本征收管理法律，其他的税收征管程序规定，也应尽可能提升其法律级次，如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整合上升为部门规章，甚至行政法规，有利于各级税务机关执法的统一、规范，减少税收执法随意性。

3．加强税收制度建设规划和考核。税收制度建设特别是程序制度的滞后影响着税收执法和内部管理活动。对此，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规划，根据上位法规定及税收执法和内部管理实践的需要，明确一段时间内需要完成的税务规章和主要的规范性文件及责任部门，并通过适当形式使基层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知晓，增强税收制度建设的预期。另一方面，应当进行制度建设考核，对有关责任部门完成规划任务进行考核，切实加快税收制度建设步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将完善税收征管的程序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对《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作出规定的制度和需要全国统一的税收程序制度，应当列入规划尽早出台；对加强监督制约和工作衔接的内部管理制度，也要进行规划、加快制定，不断提高税务机关内部管理的水平。同时，对于一些不适应现实税收执法实践的税收征管程序制度，也要尽快予以修订完善，如1993年的《发票管理办法》和1995年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等，并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实施。

（四）充实和规范制定程序

1．增设制定税务规章的简易程序。税务规章是税务机关执法依据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税法渊源，在我国司法裁判中作为主要的参照依据。因此，税收执法依据税务规章以上级次的法律规范，能够有效保障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为确保税务规章制定质量，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条例》，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对税务规章制定程序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在目前我国税收执法过多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增设税务规章制定的简易程序，将原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并经实践检验、较为成熟的税收征管制度和措施直接上升为税务规章，或将税收政策的调整直接以税务规章的形式公布实施，有利于提升税收执法依据的法律级次，体现国家税法的权威。

2．完善制度建设的论证程序。税收制度建设必须重视征求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调研，对制度进行必要性、科学性、合法性、可行性的论证，这也是科学、民主决策的要求。论证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制度设计更加合理，强化其实践基础，从而得到广泛认同和有效执行。因此，要将论证作为税收制度建设的必经程序，不断完善论证的具体程序。关于论证的形式，可根据需要采取论证会、听证会、座谈会、向社会公布草案等形式。关于论证的内容，应当包括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等方面。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特别要确保被征求意见人的代表性，包括基层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纳税人、专家学者等各方面代表，明确具体的比例和适当的人数，采取具体措施保证他们充分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广泛、充分征求和听取意见后，制度制定机关对合理的意见要采纳，对不采纳的意见要说明理由。

3．统一税收规范性文件执行程序。为保证社会公众及时、准确了解各级税务机关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增强税收执法依据的透明度和执行力，需要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途径作出统一规定，并明确标准文本的载体。使纳税人可以第一时间获知最新的税收政策规定。同时，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通过层层转发文件执行的习惯，明确税收规范性文件一经，基层税务机关即应按文件规定执行，保证税收执法的效率。此外，在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施行日期上，不得溯及既往，应在文件之日或文件规定施行之日起开始施行，但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以及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权益的特别规定除外。对纳税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一般自之日起30日后施行。

4．开展税收制度执行评估反馈。制度的优劣应当用实践来检验。新税收制度实施一定时间后，要及时进行必要的评估，对实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全面总结和分析实施中的问题和效果。对税收制度中的有关重要规定或措施进行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定性定量评价，对不适应实际的规定及时加以修订，对执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及时进行明确，促进税收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要健全基层税务机关执行反馈机制，明确工作责任，要求基层税务机关定期将有关税收制度的执行情况向上级税务机关反馈，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使税收制度建设更加符合执法实践的需要。

（五）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

1．严格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规则。为避免税务机关制定不必要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或条款，税收规范性文件中一律不重复原有税收规范性文件中已有的明确规定，以免增加税务人员和纳税人适用上的困难，造成执法依据混乱。为避免税收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规定，税务机关制定新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与以前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不一致的，应当列明被废止的相关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确保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间的相互协调、衔接。为避免对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的内部管理要求转移给纳税人，尽可能不在税收规范性文件中对内部管理工作进行规定。此外，要明确界定税务规章与税收规范性文件、各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事项，既防止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随意，又促进各级税务机关认真履行自身的职责，加快税收制度建设进程。

2．加强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查。各级税务机关必须认真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由政策法规部门进行审查的规定，否则税务机关负责人不予签发。政策法规部门在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起草文本时，重点审查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规定，是否超越制定机关的职权、是否经过必要的论证程序、是否与原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协调和衔接，是否有立法技术上的问题等。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解决，切实把好法律关、政策关和技术关。此外，税收规范性文件对纳税人权利义务影响较大或直接涉及纳税人较大权益，制定机关内部相关部门、基层税务机关有较大意见分歧，纳税人有较多不同意见以及需要对原有税收政策、征管业务规程作较大调整的文件等，应当由制定机关进行集体审议。

3．重视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技术。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不是各种规定的简单堆砌和记录，必须重视内在结构、层次、逻辑、语言的规范设计，以利于文件的有效施行。起草、审查、签发税收规范性文件的税务人员的法制素质决定了文件的质量，要将强化税务人员法制培训作为提高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水平的着力点。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税务人员遵守法律、掌握立法规则和技术的基本素质，使制定的文件达到结构严谨、层次清晰，逻辑严密，语言规范的技术要求。

4．注重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整合。实行日常和定期清理相结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机制。日常清理由税务机关文件起草部门在起草时对原有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及条款效力进行明确；定期清理由政策法规部门每5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本机关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在清理文件时，要根据税收制度建设和执法实践的需要，对涉及同一事项或内容交叉的相关文件理顺关系，将有效的内容进行整合，及时制定综合性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替代，既可避免不同税收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重复甚至不一致的规定，又能保证现行税收规范性文件及其条款简明、合法、有效。在此基础上，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税收规范性文件库，及时汇集本机关制定的所有税收规范性文件，并对文件及条款的效力进行标识，以纸质或电子资料的形式提供给税务人员和纳税人查询、适用。借鉴湖南省的做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22号）中规定：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制定机关应当在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内进行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应当重新公布；需要修订的，按制定程序办理。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2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

税收立法主要包括税收立法基本原理、税收立法基本制度和税收立法基本技术三部分内容。

税收立法基本原理是关于税收立法带有普遍性和基本规律性税法事项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意图与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调整范围、种类与部门、机构与职能界定等等。税收立法基本制度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与过程必须遵循的各种实体性准则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监督等基本制度。税收立法技术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旨在推进税收立法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运筹技术和结构营造技术等等。

(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

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税收立法的宪法原则．又称依宪治税原则。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一是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税收立法遵循宪法原则集中体现在对征税主体权力的科学设置和对纳税主体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两个层面上。

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权限法定、税收立法程序法定、税收立法范围法定。权限法定是指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和纵向配置要依法行使；程序法定是指税收立法程序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范围法定是指税收立法要保持在全国范围的统一实施。

税收立法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反映在税收立法层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普遍参与原则，即立法过程要广泛吸收各层面纳税人参加，要体现公开透明。二是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立法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力)义务应该是对称的，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不应存在权利(力)义务的差距。

税收立法的效率原则，包括经济效率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经济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成本最低原则：程序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期间最短原则。

二、税收立法制度

税收立法制度包括税收立法体制的制度、税收立法主体的制度、税收立法权分配的制度，税收立法程序的制度、税收立法监督的制度以及税收立法与有关方面关系的制度，等等。本文重点分析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等几个制度。

(一)税收立法体制

税收立法体制是关于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运行和税收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它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性质、种类、范围、限制、各种税收立法权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二是税收立法权的运行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运行的原则、过程、方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三是税收立法权的载体体系和制度，包括行使税收立法权的立法主体或机构的设置、组织原则、活动形式与程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

现代世界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单一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的税收立法体制。包括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一级一个政权机关行使，而不是由几个中央政权机关行使：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各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

二是复合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体制，根据立法权归属的不同，有议会和总统共同行使和君主与议会共同行使两种。

三是制衡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建立在税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原则基础上的税收立法体制。这种体制下，立法职能原则上属议会，但行政首脑有权对议会的立法活动施加影响，甚至直接参与。

目前我国税收立法体制是—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和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并存的特殊税收立法体制。所谓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法律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三部法律是经中央立法机关颁布的。所谓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立法除仅有三部具备狭义法律效力外，其余的均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而这些均属授权立法)，而更多的则是不具广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单一的一级税收立法还是复合税收立法(中国的这种复合立法体制不是典型的复合立法体制，所谓“复合”是指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复合”立法)，中国的税收立法权仅限中央，而地方不具有税收立法权。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税收立法体制，应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单一的两级税收立法体制，这也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二)税收立法主体

税收立法主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依法有权进行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应包括与广义税收立法体制相对应的授权参与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纳税人代表。在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应包括中央和地方级国家机关。因此，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包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授权条件下具有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具有税收部门规章的立法权。

(三)税收立法权限

1．税收立法权的内涵。税收立法权是一个综合权力体系。从横向看，有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立法权；从纵向看，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从性质看，有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非立法机关(即授权机关)的立法权；从体制看，实行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国家，只有国家立法权，实行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国家，则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等等。

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立法的核心，科学地界定与配置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防治专制擅权；二是有助于实现立法制度化和科学化：三是有助于明确不同层次，不同机关立法的任务与目标；四是有助于监督立法活动。2．税收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法》是一部专门规定立法主体行使立法权范围的基本法律。税收法律的立法权限范围，《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家立法权是指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以整个国家名义行使的，用以调整最基本的、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在立法权体系中居于最高级别和地位的一种立法权。根据这一规定．税收法律(狭义)的立法权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无此权力。《立法法》第八条第八款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至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即在税收立法中哪些“基本制度”只能采取“法律”形式而不能采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法律形式，《立法法》并未明确界定，这给税收立法留下了不确定的空间，也是诸多税收“行政法规”迟迟不能上升到”法律”级次，“税收基本法”迟迟不能出台的根源之一。因此，具体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并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是税收立法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税收基本制度“是税收法律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规范一般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二是税收立法权限制度；三是税收管理体制制度；四是征纳双方的权利(力)与义务制度；五是税收执法责任制度；六是税收的处罚制度；七是税收救济制度：八是税务组织机构和职能制度；九是税务中介机构制度；十是涉外税收制度。等等。

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九条的规定，在“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同时，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但对”条件成熟”和”及时制定”没有具体条件和时间的规定，这给税收立法的及时“升级”留下了缺口，以致一些改革方案比较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经历了十几年的”实践检验”仍不能”及时制定法律”。其实，《立法法》第五十六条已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法律依据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根据这一规定，目前我国只有三部税收法律。而行政法规只能围绕执行这三部税收法律来制定，如果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凡与这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行政法规均无法律依据，从而均属无效法规。改变这种税收立法实践与《立法法》严重相悖尴尬局面的惟一途径就是将已基本成熟(不可能完全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尽快”及时制定法律”。

税务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制定规章。但同时又规定，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事项”。如果上述分析行政法规时的逻辑推理成立，那么同样，凡与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税务部门规章均无法律依据，从而也均属无效的部门规章，而实际情况是部门规章在广义的税收“法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可见一斑。

3．税收立法权的配置。税收立法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两个层面。税收立法权的横向配置主要是指税收立法权在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配置。目前，税收立法权横向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主体身份本末倒置，集中表现在行政机关而非权力机关在税收立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严重背离，其直接后是税收立法层次低、质量差、权威性不高。

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指税收立法权在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国务院与省级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与地方省级税务局之间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的税收立法权之间的配置。显然，纵向税收立法权的配置较为复杂，涉及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三个法律层面的关系与内容。目前，税收纵向立法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存在较大反差，即法律规定上。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在国务院，而税法实践中，地方则拥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地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享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以调整和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实际上地方拥有游离于国家税法体系之外的许多税收立法权．从而破坏了税法的完整与统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的决定为解决税收纵向立法权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但真正要解决纵向立法权问题尚有待逐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到“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是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地方享有适当税收立法权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而《税收征管法》却设置了法律上的某些障碍，但《立法法》的法律阶位是高于《税收征管法》的。因此，我们认为，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应做好以下立法准备：一是确立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确定地方立法的性质与范围；三是确定地方税收立法的具体事项(采取反列举法)：四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专门机构与专业人员；五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的监督机构与机制，等等。

(四)税收立法程序

根据法律级次，我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立法程序制度。

法律的立法程序制度。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做出了法律规定。该法规定制定法律必须经过提出、审议、表决和公布四道程序。

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和行政法规解释等五道程序。

部门规章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部门规章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解释与备案等五道程序。

目前，除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法》(2002年3月1曰起实行)以外，我国尚无专门的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应遵循《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相关制度实行。但是，对于日常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却无制定程序的相关制度，这必将引起税法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现象的时有发生。因此，尽快出台和填补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空白，并将其中重要内容提升为部门规章是避免规范性文件过多过滥的当务之急。

三、税收法律体系的形成

目前，我国宏观层面税收立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税收立法的全面规划与设计，即对税收法律体系的规划与设计，主要包括对税收法律立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与设计。我们认为：

从长期规划看，应设计一套适应国情的税收法律体系。具体讲，应设计一套以《税收基本法》为统领的，其他各部门税法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税收救济法》、《税收组织法》和《税收国际法》等相互协调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大致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立法程序。从中期规划看，应在抓紧完成《税收基本法》最后一道立法程序的前提下，完成《税收程序法》和《税收组织法》等的立法准备程序工作等等。从短期(近1～2年)规划看，应抓紧完成《税收实体法》的完善与升级程序以及《税收基本法》的审议等等。

与此同时，从宏观层面还应规划与设计税收立法的级次。我们认为，《税收基本法》应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最高级次；一些重要的单行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等应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税收“法律”级次；一些重要的部门规章和财政部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应列入国务院的税收“行政法规”级次；一些重要的“批复”或“通知”应列入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部门规章”级次，应尽量减少“规范性文件”的数量。

四、提高税收立法质量与效率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现实地确定税收立法的基本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即权力与利益的重新调整与配置面临的阻力而影响税收立法的进程与效率，比如《税收基本法》中关于权力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权益问题；出口退税、合并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制改革都会引起中央、地方政府利益格局的变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既从全局出发，又兼顾利益格局不受太大影响，选择震动较小的立法内容，成熟的和基本成熟的先立，即先易后难，不能等各方都”协调好”或完全成熟了再出台，以加快税收立法的效率。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3

，也容易引起争论和质疑，导致纳税人和公众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产生抵触情绪，使征税决定在执行上产生困难和障碍。我国税法实施效果不佳，征税决定难以执行，甚至有些抗税案件的发生，与税收程序本身欠缺公正性关系很大。我们坚持税收程序作为一个过程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必然会承认和关注税收程序的正义问题，而这也就意味着税收程序的设计和程序主体相关权利的设定，应当体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主要是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程序自治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合理性、程序效率性。

三、税收法治中的程序问题：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宪政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宪法”、“程序宪政”、“宪政程序正义”得到普遍关注。[13]而渊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昭示了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税者同意基础上的税收立宪契约。为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意志，需要为征税权的设立和运行提供符合税收正义要求的根本程序规则。因此，按照代议制的一般原理，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税收立宪程序成为各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表现为有关税收立宪、修宪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为严格的特别程序，税收法定主义，以及有关税收立法程序等内容在各国宪法上受到普遍重视，以维护税收宪政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正当程序对实体正义的审查职能，这尤其表现在关涉公民财产权的有关税收实体立法的正义性必须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制定符合正义要求的税收法律，实现税收良法之治，税收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税收权益的资源配置活动，其程序活动的特点在于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的权衡，这使得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成为税收立法程序关注的焦点。尤为突出的是，囿于税法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各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和制定税收法规的职能，而且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税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操作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政运作机制。[14]为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的不利影响，需要突显税收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课税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张扬程序民主性，保证税收立法过程中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也更易于对立法结果的接受，实现多元税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因此，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制度，实现税收宪政意义上的参政权，可以更全面、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减少征税权对人民权益的侵扰。同时，重视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无论对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体现为赋予公众在税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承认合理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在人类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税收成为介入私人经济、供养社会国家、提供福利给付的基本手段，征税行政权的大量、专门、及时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现代程序控权模式为特征的新一代税收法治应运而生。“国家命令公民纳税和地方当局让利，与一个持枪强盗逼人留下买路钱之间的区别何在？就在于国家的行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15]由于税收实体正义标准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只有祈求程序正义，希望通过“看得见的方式”作出实体征税决定。现代税收程序制度通过选择机制、抗辩机制、参与机制、角色分担机制，保证了参与、公平、中立、公开、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实现，在税收法治建构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税法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问题，税收程序是税收法治建构的起点，是税收法治运行的动脉，正当程序是税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当程序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税收程序是实现法律对征税权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约权力”的程序控权论是对传统的“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实体控权论的创新，在中国建构自治型程序控权模式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税收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纳税人基本权的切实维护，而税收程序性权利则是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6]税收正当程序成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通道。税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税过程获得正当化，并且有助于对实体税法疏漏的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征税决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得以树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征税权的有效监督和纳税人权利的切实保护，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税收司法保障，税法司法状况是检验一国税收法治的标尺。税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标是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济保障。法治发达国家都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税法规范实行合宪性审查，赋予纳税人宪法诉权，站在宪政的高度解决税收争议。在税收普通救济中，注意扩大救济范围，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增强和保障救济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拓宽争议解决方式，降低救济成本。为了保障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确立纳税人诉讼，允许以纳税人身份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和违法支出税金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全面保护纳税人的税收基本权益。

四、中国税收程序法治化：建构思路在进入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税收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17]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本应成为税收法治建设中心的程序建设，例如，税收立法和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税法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保障机制，重管理程序轻控权程序，税法实效、税法遵从和纳税人权益保护亟待改进等诸多问题。为因应快速转型的社会变革、日渐提速的税制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法治建设，应当在税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将税收程序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关键和切入点，努力推进税收程序法治化进程。通过税收立宪，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税收法定主义等宪法原则，明确规定税收立法程序、财税体制、纳税人民主参与权和民主监督权等内容。在税法通则等法律中，确立税收公平、量能课税、合比例等税法基本原则体系。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在税收征纳程序中，通过制定和完善税法通则、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对凡是涉及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征税行为，都应当为其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开制度（公开税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税决定的依据、告知、表明身份、阅览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税机关的中立和独立、平等对待程序当事人、禁止单方接触、听取意见）、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顺序、遵循先例、说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简易程序、选择条款）。尤为重要的是，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增强程序抗辩性、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确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税收救济程序中，开放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增强

宪法税收条款的司法化。拓宽救济渠道，废止税收复议前置和先缴税后救济制度。健全和追究税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税收程序的刚性。在税收行政复议程序中，要增强裁决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增强复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提倡辩论、质证等言词审理方式。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实行审理程序的繁简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将案件就地消化”），将抽象税收行为和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减少税收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增加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等规定。扩大税收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另外，试行税收调查官制度和调解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多样、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陈清秀著：《税务诉讼之诉讼标的》，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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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2版，第22—62页。

[6]栗劲、李放主编：《中国实用法学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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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9]关于税收程序构成、特征、类型的详细研究，参见拙著：《税收程序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10]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条款包含“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项内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后者“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1]“权利”是与“特权”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后者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关于美国正当程序革命的有关情况，参见王锡锌、傅静：《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1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组成、审议程序、意见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并主张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页。

[15]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税收国家；税收法治；纳税人权利

人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一是纳税。这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流行的一句名言。在这些国家中，税收的观念深入人心，那里的人民习惯于称呼自己为“纳税人”，那里的政府习惯于称呼自己为“纳税人的政府”。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表达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最基本的关系，税收代表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体现了国家的基本职责与权威。用税收国家一词来概括税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是再合适不过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以来，税收逐渐深入到国家经济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个人所得税的开征使得白领阶层和高收入群体感受到了税收的存在的话，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则使得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深深地感到：税收就在我们身边。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朝着一个逐渐单一和清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税收关系。在一个富强、民主、法治的新中国，人民的基本义务是缴纳税收，基本权利是享受国家提供的安全、富足和自由的发展环境，国家的基本权利是从人民那里获得税收，基本义务是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全、富足和自由的发展环境。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车轮正在向着一个坚定的目标前进：税收国家。

一、税收国家与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1]

二、和谐社会与税收国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早在1918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就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论述了税收国家的相关问题。他认为，财税与现代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是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因此可以把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thetaxstate）。[2]目前，学界一般把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大半以上的国家称为税收国家。公债收入也是变相的税收收入，因为公债最终要靠税收来偿还。历史上，税收国家的出现是在进入现代以后，在此之前的封建国家属于所有权者国家或称家计国家、家产国家。所有权者国家以封建土地所有关系为基础，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封建地租。进入现代国家以后，国家财政收入的中心嬗变为对私有财产进行公权力介入的税收。国家不直接拥有财产，也不直接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在这种意义上，税收国家也可称为无产国家。[3]

税收国家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税收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税收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要形式的经济形态，与计划经济相对应。市场经济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在自然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都不存在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可以直接凭借所有权取得维持国家存续的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是家计财政。在产品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都控制在由每个成员组成的社会手中，（注释：在产品经济社会，阶级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灭，具有组织生产、分配产品以及维持秩序职能的国家仍会继续存在。）社会通过自主分配的形式取得自身需要的财政收入。在计划经济社会，社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也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通过计划分配的形式（实际是凭借所有权）取得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属于国家财政。只有在市场经济社会，社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市场主体手中，国家并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也不直接进行盈利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税收的形式分享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果，从而取得财政收入，此时的财政属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仅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4]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是税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

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的原则和理念内在地包含着法治的原则和理念，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税收国家必定是法治国家。税收国家形成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合宪、合法税收的存在。税收国家的税收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税收，而且必须是一个合宪、合法的税收，是一个在符合正义理念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统治之下的税收，而一个符合正义理念的宪法和法律的统治秩序则以法治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税收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合法“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税收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税收，而税收是财产权无偿地由私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即税收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财产权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必须合宪、合法。保证国家合宪、合法地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法治国家的存在。法治国家的形成无疑都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由此，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

三、税收国家建设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

税收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和人类存在状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阶段。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确保国家职能的充分实现，能够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为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

（一）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国家的意义

建设税收国家可以为国家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从而确保整个国家的稳定、繁荣与昌盛。税收国家确保国家职能充分实现的基本途径是保障国家税收债权的充分实现。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合理性基础。税收国家是纳税人和国家之间双向互动的基本社会治理模式：纳税人向国家交纳税收，国家向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国家征税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同时也就获得了广大纳税人的理解与支持。在税收国家中，纳税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同时也是每位公民都愿意自觉履行的义务。[5]在他们眼里，纳税与吃饭、穿衣没有什么区别，同样都是为了获得一种满足与享受，只不过后者提供的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而前者提供的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已。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效率基础。税收国家中形成了一系列为纳税和征税服务的制度、设施、职业和人员培养。税收国家中的税法相对复杂，普通公民和企业很难凭借自身的知识与能力来完成纳税以及其他相关事务，但税收国家中有专门的税法专业人员，他们可以提供从纳税申报到税款缴纳，从税收筹划到税收权利救济等税收活动的全程服务。这些专业人员的运作一方面方便了纳税人，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国家征税的成本，同时也就提高了国家征税的效益，使得国家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这实际上也就更好地实现了国家的税收债权。

税收国家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法治保障。税收国家同时也就是法治国家，体现在税收领域就是税收法治（ruleoflawintaxation）。税收法治的实现为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充足的制度保障，完善的税收立法使得那些想偷逃税款的个别纳税人无漏洞可钻，强大的税收执法威慑住了个别纳税人的投机心理，公正的税收司法使得偷逃税款的纳税人甘于伏法，严密的税收监控网络使得个别税收“硕鼠”无容身之地。税收法治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国家税收债权的实现。

（二）建设税收国家对于纳税人的意义

建设税收国家有利于确立纳税人与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观念，提高纳税人的社会地位。[6]税收国家作为一个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纳税人和国家分别是这一互动的两极。纳税人向国家缴纳了税收，有权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向纳税人提供了公共物品，有权向纳税人征税。国家与纳税人不过是一种互利交换的关系，二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丝毫不比纳税人优越。在税收国家中，税收法治统治着（govern）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国家，均必须按照税收法治的要求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任何一方均不得享有超越税收法律的特权，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纳税人在税收国家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称呼，无论你的地位多么卑微，无论你的衣衫多么褴褛，只要你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是纳税人”，任何权威都要向你肃然起敬，任何高官都要向你低头。在税收国家中，纳税人是真正的主人，税收国家是纳税人的天堂。

税收国家建立了一整套为纳税人服务的制度、设施，并有专业的税法职业予以保障。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机关会向纳税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不仅告诉你应当如何纳税人，还告诉你如何纳税将使你的税负最轻。（注释：美国主管税收事务的最高机构——国内税收署，在1953年之前称为BureauofInternalRevenue，现在称为InternalRevenueService，更贴切的翻译应该为“国内税收服务署”。从Bureau到Service，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观念转变是重大的，国内税收服务署从一个管理纳税人的政府机关变成了一个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公共机关。SeePatriciaT.Morgan,TaxProcedureandTaxFraudinaNutshell,WestGroup1999,p.5.在此，笔者大胆建议将我国的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改为“国家税收服务局”和“地方税收服务局”。这样既可以充分体现税务局为纳税人服务的宗旨，又可以与我国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警察”等称呼相呼应，共同组成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组织体系。）税务顾问、税务人、税务律师等一系列社会专业人员会为纳税人的纳税事项提供全程服务，从而使得纳税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能给自己带来更大收益的活动中去。

税收国家的税收法治为纳税人权益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完善的税收立法详细规定了纳税人作为税收国家的真正主人所享有的各项税收权益，强大的执法、公正的司法以及完备的法律监督体系都在向纳税人诉说着一个永恒的承诺：你们的权利可以得到最充分的保障！

（三）建设税收国家对于税收法治的意义

严格地说，建设税收国家的过程就是就设税收法治的过程。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从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的角度讲是税收国家，从税收领域实现了法治状态来讲是税收法治；税收国家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基础的成分，税收法治则更多地强调了上层建筑的成分；但二者在实质上是统一的。

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相辅相成的，税收国家为税收法治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税收法治为税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政治保障。税收国家与税收法治是齐头并进的：税收国家建成之日就是实现了税收法治之时，税收法治建成之日也就是实现了税收国家之时。

四、我国建设税收国家的对策

（一）建设税收国家的立法对策

税收国家是在税收领域实现了法治的国家，建设税收国家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因此，我国加快税收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在税收宪法层次，目前最紧要的目标是进行税收立宪，即把最基本的税收事项以及人民和国家最基本的税收关系规定在宪法之中。纵观世界各国宪法，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在宪法中对有关税收的根本事项予以规范，我国作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追赶发达国家的世界大国，更应该尽快在宪法中对有关税收的基本事项予以规范。税收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税收征纳关系和公共物品提供关系，因此，税收宪法中首先应当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以及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领域的“帝王条款”，也是实现税收法治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税收宪法中应当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国家是纳税人的国家，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纳税人作为主人的地位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税收宪法中应当明确规定纳税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如依法纳税、税负从轻、诚实推定和权利救济等。由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是税收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广义的税收宪法还应当包括有关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相关规定。[7]

在税收法律层次，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开征、减免和其他基本要素均由法律来规定。因此，税收法律将承担起详细规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和全面保障纳税人权利的重任。税收法律也将是税收法律规范存在的最主要的形式，是税收法治的基础，是实现税收国家最基本的保障。税收立法需要以税收宪法为根本指导，遵循税收宪法的理念和基本原则来制定，用基本法律的形式来展现税收国家中纳税人和国家的权利义务。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层次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税收法律的层次，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在整个税收领域具有统帅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全面建设税收法治的大厦。在税收行政法规层次，除了上文提到的把基本的税收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的层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了确保税收法律的实施而制定相应的税收实施细则，如果说税收法律的作用是形成一张税收法制之网的话，那么，税收行政法规的作用就是将这张网的网眼做得尽量小一些。目前，我国大量的税收实施细则都是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在税收国家中，这些权利应主要由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来行使。

（二）建设税收国家的执法对策

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的执法系统予以实施，“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完善的执法系统，所有的税收法律规范都只能相当于一张白纸，因此，严格税收执法，实现税务领域的依法行政是税收国家的题中应有之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一切法律主体均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收法治的基本要求是纳税人依法纳税，国家依法征税，而核心在于国家依法征税。因此，严格税收执法，实现税务领域的依法行政是税收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

提高我国税收领域的执法水平，除了以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的存在为前提以外，最重要的是实现依法行政。依法行政，首先需要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的法治素质，取消执法人员的特权观念，强调执法人员与纳税人一样处于税法的制约之下，税务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与纳税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次要建立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通过税收执法机关内部的纪律约束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标；再次是赋予纳税人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通过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机制来制约税收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间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标；最后是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通过上级税收执法机关、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整个社会的监督机制来对税收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税收执法行为予以监督，从而确保税收领域依法行政目标的实现。

（三）建设税收国家的司法对策

法治国家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要由法院来解决，（注释：司法被认作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像社会的镜子，镜子若看不清楚，社会正义就会出问题。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中，司法应扮演稳定社会秩序、带动社会进步的角色。在法律文化启蒙方面，的确只有法官才能最终使国民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参见韩世远.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J].法学研究,1995(4).）因此，建设税收国家必然要求加强税收司法，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税收司法建设很不健全，一方面法院缺少专门的税法人才，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法院仅享有十分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实际上无法对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合宪性予以审查，限制了法院在推进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建设税收国家，首先需要设立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以应对税务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世界上税收国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大多都有专门处理税务案件的税务法庭或税务法院。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现状，可以考虑首先设置税务法庭。设立税务法庭是应对税务案件的专业性和大量性、实现依法治税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设立税务法庭具有现实可能性，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各地已经有了相关实践，社会已经培养了大批税法专业人才。税务法庭的受案范围包括税务方面的民事和行政案件。在地域管辖方面，对于民事税务案件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对于行政税务案件则按照行政诉讼法关于法院管辖的规定处理。在级别管辖方面，一般的税务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特别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不作为一审法院受理税务案件，在特殊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直接受理税务案件。[8]其次，需要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更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充分发挥法院在税收国家建设进程中的能动作用。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现状，可以考虑赋予法院对于税收行政法规以下的税收部门规章和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权，如果法院在审理税务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税收宪法、税收法律或税收行政法规，法院有权拒绝适用这些规范性文件，从而间接否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在事实上的法律效力，[9]同时，法院可以建议相应的制定机关对这些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或者建议有权机关宣布这些规范性文件无效。

税收国家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建设同时进行，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税收国家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但只要我们能坚定社会主义税收国家的发展方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税收国家一定会巍然屹立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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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名称；适用范围

自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一税一法律（法规）”的税法体系，这种税法体系对于保障我国税收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过于松散、过于繁杂的税法体系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以避免当前税法体系本身弊端给税收事业继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显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因此，为了税收基本法能够尽快出台，应迅速在税收基本法的名牌、适用范围、立法模式及与其它税收法律规范的关系上形成共识。税收基本法应当使用基本法的名称而非税收通则或税收通则法的名称；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及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我国应该立足现实国情，兼收并蓄，合理选择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税收基本法优先于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

一、关于税收基本法名称

目前关于税收基本法的名称问题，观点集中分为两派，一种观点主张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持此种观点的人目前仍居于多数；一种观点主张使用“税法通则”的名称，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是少数，但影响较大，且赞成的人呈增长趋势。其主要理由：一是认为税收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容易产生歧义，二是认为税收基本法影响了该法的正确定位；三是认为税收基本法不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笔者赞成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理由主要有如下四条。

（一）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是其功能定位决定的

一般认为，税收基本法是税收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税收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内，效力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法律，法律又可区分为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而法律地位和效力又仅低于宪法，起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税收法律，只能使用“税收基本法”名称，才能将其与其它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税收法律相互区别开来。

（二）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是其立法目的决定的

虽然学界对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有不同观点，但对于税收基本法是税收的一般性规范,它是税法领域内的“宪法性法律”，又称“税收母法”（有少数学者对“税收母法”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比较一致地主张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以增强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完整系统性和内容上的有机联系性；同时，学界对税收基本法应当对税收的基本制度做出规定，对税收的共同问题进行规范，即规定税收的立法原则、税务管理机构及其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及管理权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多数人主张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以解决我国税收宪法性规定，而税收立宪因程序和时机等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这是我国学者一致主张制定税收基本法的共同目的。从此立法目的来看，只有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的，才能维护税收基本法权威，才能处理好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真正实现增强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完整系统性，内容上的有机联系性，为实现税收立宪奠定基础。

（三）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能规范法律名称的使用

主张使用“税法通则”或“税收通则法”名称的人认为，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会导致法律名称使用的混乱，税收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容易产生歧义，不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将引发金融、海关、农业、环保、卫生等领域都制定相应的基本法，从而破坏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和统一。

与反对使用“税收基本法”名称的人的观点恰恰相反，笔者认为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不仅不会导致法律名称使用的混乱，反而能规范法律名称的使用。第一，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使用“基本法”名称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两部基本法都是由全国人大按普通立法程序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也将由全国人大按普通立法程序制定，从其功能定位而言，税收基本法也称“税收宪法”，也是一部宪法性法律，与其它单行税法之间的关系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既有先例在前，为何不可使用“基本法”的名称；第二，使用“通则”名称的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它与其它民事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别法的关系。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当一般法与特别法冲突时，适用特别法优先的原则，如果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使用“税法通则”或“税收通则法”的名称，则恰恰将该法与其它单行税法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这岂不与制定税收基本法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维护税法体系的完整系统性，解决各单行税法、法规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导致税法体系效率不高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第三，按照立法学的原理，基本法与法律本来就是不同等级的法律，前者由全国人大通过，后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最后，如果其他法律部门如“金融、海关、农业、环保、卫生等领域都制定相应的基本法”，则不仅会使我国各个法律部门更加规范、更加科学，还会更有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和统一”。

二、关于税收基本法的适用范围

与税收基本法名称问题上的分歧一样，关于税收基本法适用范围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税收基本法仅适用于那些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另一种主张税收基本法不仅适用于那些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还应适用于那些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

笔者认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但对于那些名费实税的费用及基金是否适用不能一概而论。从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税收效率、实质课税等原则出发，将税收基本法适用于那些名费实税的费用及基金，有利于加强对各种费用及基金的清理和规范，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减轻市场主体税负，实现税收公平，同时实现名费实税的费用和基金的征缴由原来的各种收费主体及代收代缴人征缴的体制改为由税务系统按征税程序进行征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改善国家形象。因此，笔者主张那些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但在税收基本法中应明确名费实税的判断标准，以准确判断哪些费用和基金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判断标准的费用和基金的征收管理，仍应当按照职能和管理机关的不同适用不同法律法规进行征收管理。

关于名费实税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条：一是要普遍征收，二是要具备无偿性，三是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只要符合这三条，无论其是否具备法律上的“税”的名称，均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否则，即不属于实质的税，而是属于各种收费，仍应按收费进行管理。

三、关于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世界上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式”税收基本法、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较发达式”税收基本法。我国学者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上也相应地有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模式是以德国为代表“发达式”税收基本法，其代表是德国1976年颁布的《税收通则》。“发达式”税收基本法篇幅宏大、结构复杂；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民法、经济法、刑法、刑诉法、民诉法、法院法及组织法等，不仅注重程度方面的规定，并且具体细腻，无须另外配套立法即可实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典型的“法典法”；立法技术上讲究法律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体例结构、条文设置、立法内容的排列次序、概念术语运用都有较高的技术要求。

第二种模式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其典型是俄罗斯1991年《联邦税法体制基础法》。“发展式”税收基本法篇幅短小、结构简单，采用的是章、条、款的简单结构；内容相对较窄,规定比较原则性，且不太注重程序,在实施中必须依赖于其他配套立法。但其优点是比较灵活,可根据经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而随时不断修改完善；立法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条文之间的逻辑要求不甚严格，起草制定修改比较方便。

第三种模式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较发达式”的税收基本法，其典型是日本在1987年颁布的《国税通则法》和韩国在1984年颁布的《国税基本法》。“较发达式”的税收基本法在体例结构上的设计与德国有许多相近之处，如立法内容的排列顺序，对程序性规定的重视，操作性比较强等。但较之德国税收基本法，日、韩两国的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规模要小得多。

笔者认为，我国在制定税收基本法时，不要刻意去模仿或照搬哪一种模式。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税收基本法上缺乏经验，但同时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因此上述三种立法模式均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事实上,立法的分类并无绝对的标准。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应是民族特色和国际标准的有机结合，即我国应该立足现实国情，兼收并蓄，首先要向俄罗斯等国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学习，因为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尚不富裕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此，其税收基本法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如果脱离了这个现实国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也要注意“发达”式税收基本法的科学性，将之视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发展方向,并借鉴一些能为我国现实国情所接受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以利于我国税收基本法与国际标准的真正接轨。

四、关于税收基本法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

在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上，学界仍然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认为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一种认为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两种观点的实质区别，在于税收基本法与单行税法发生冲突时，谁将得到优先适用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我国的税法体系应当是由宪法、税收基本法、税收单行法、税收单行行政法规、税收规章五个层次组成。宪法是第一层次，是所有其它税收法律法规的上位法；税收基本法是第二层次，与宪法之外的其它税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而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税收基本法与以下三个层次之间在内在关系上是不能分割的、不能有空隙的；也不能是矛盾的或抵触的。分析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都必须遵循前述的这一基本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

日本、韩国都分别制定有税收通则法和国税征收法，前者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要在实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调整好与私法上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税收程序制度，主要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实际上扮演着“小税收基本法”的角色。制定税收基本法时，应认真总结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经验，吸收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程序制度并上升到税收基本法中。但在税收基本法制定后，税收征管法应缩小并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征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因而税收征管法在税法体系中处于第三层次，与税收基本法之间是单行法与基本法、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因此税收征管法、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都不得与税收基本法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收基本法优先于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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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正文,徐孟洲.税法通则基本问题探讨[J].税务研究，2005(4).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6

（一）有关国家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

《德国税法通则》共九章415条：[2](陈敏译《德国租税通则》，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一章总则，包括适用范围、专门术语、税务机关的管辖、税收秘密、公职人员的责任限制等五节；第二章税收债法，包括纳税人、税收债务关系、税收优惠的目的、责任等四节；第三章一般程序规定，包括程序的原则、行政行为等二节；第四章征税的实施，包括纳税人的核查、协力义务、核定与确认程序、税务调查等四节；第五章征收程序，包括税收债务关系请求权的实现与清偿、利息与滞纳金、提供担保等三节；第六章强制执行，包括通则、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金钱债权外的其他给付的强制执行、费用等四节；第七章行政复议程序，包括复议救济的许可、一般程序规定、特别程序规定等三节；第八章刑罚规定及罚款规定与刑罚程序及罚款程序，包括刑罚规定、罚款规定、刑罚程序、罚款程序等四节；第九章附则。

《日本国税通则法》共十章127条：[3](张光博主编《外国经济法》（日本国卷一），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法制音像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977页。)第一章总则，包括通则、缴纳国税义务的承继、期间与期限、送达等四节；第二章国税缴纳义务的确定，包括通则、关于申报纳税方式的国税税额等的确定手续、关于依配赋课税方式的国税税额等的确定手续等三节；第三章国税的缴纳与征收，包括国税的缴纳、国税的征收、杂则等三节；第四章纳税的延期与担保，包括纳税的延期、担保等二节；第五章国税的退还与退还加算税；第六章附带税，包括延滞税与利息税、加算税等二节；第七章国税的更正、决定、征收、退还等的期间限制，包括国税的更正和决定等的期间限制、国税征收权的消灭时效、退还金等的消灭时效等三节；第八章不服审查与诉讼，包括不服审查、诉讼等二节；第九章杂则；第十章附则。

《韩国国税通则法》共十章86条：[4](张光博主编《外国经济法》（韩国卷），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经济法制音像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279页。)第一章总则，包括通则、期间和期限、文书送达、人格等四节；第二章国税征缴和税法适用，包括国税征缴的原则、税法适用的原则等二节；第三章纳税义务，包括纳税义务的成立和确定、纳税义务的承继、连带纳税义务、纳税义务之消灭、纳税担保等五节；第四章国税同一般债权的关系，包括国税的优先、第二次纳税义务、物品的纳税义务等三节；第五章课税，包括管辖机关、修正申报、加算税的课征和减免等三节；第六章国税还给金和国税还给加算金；第七章审查和审判，包括通则、审查、审判等三节；第八章补充规则；第九章附则。

（二）外国税法通则立法架构的借鉴

1．以征税行为为核心概念构建立法架构。在确定立法结构的逻辑主线时，不少国家以征税行为为核心概念构筑立法框架，税法通则是关于征税权运行的法律。例如，《德国税法通则》除了“第一章总则”是关于税法共同问题的规定，“第二章税收债法”是关于实体税收债务的规定外，“第三章一般程序规定”的结构为征税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总则）—征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定，以下各章则按照专门税收程序（核查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执行程序）—救济程序（行政救济程序、司法救济程序）来安排。可以看出，《德国税法通则》采用了征税权自我规范的立法思路，其法典呈线性结构。首先规定征税权行使主体，接着是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然后是程序运行结果的征税行为自身的效力，并重点对各专门税收程序（特别税收程序）进行了规定，最后是税收救济程序，遵循了按照税法主体—征税行为—对征税行为的救济的大陆法系税法立法结构的一般模式。

2.注意处理好实体与程序之间的逻辑关系。各国税法通则中的程序性规定一直是立法的重点，这不仅表现在以程序性规定为基本内容的国家（如日本），就是在实体内容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也是如此。对程序性内容的规定，其立法架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述德国的一般程序规定与专门程序规定即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类型，即在总则中，不分征税行为的种类和程序的阶段，对各种类型税收程序的共同事项作统一、集中的规定，即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如当事人、回避、证据、期限、期日、送达等；在分则中，对专门程序做出特别规定，如核定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另一种是不区分总则与分则，而是根据征税行为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程序。如《日本国税通则法》即是这种类型，它除了在第一章总则中规定了期间与期限、送达等很少的一般程序规定外，基本上是按照征税行为的类型和税收程序的种类来架构法律内容的，其立法线索为：纳税义务的确定—国税的缴纳与征收—纳税的延期与担保—国税的退还与退还加算金—附带税—国税的更正、决定、征收、退还的期间限制—不服审查

与诉讼。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立法者可以选择需要规范的征税行为种类，针对每一行为的特点，规定与之相应的程序，较为灵活，但是缺乏对共同问题的规定，指导性、体系性不强，也容易出现遗漏。

3．采纳税收债务关系理论，重视税收债法问题的规定。1919年的《德国税法通则》首次规定了税收债务的概念，自此税收债务关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为各国学者普遍接受。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为协调税法与私法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使税法可以借用私法的一般法律原理来改造和完善其制度。《德国税法通则》第二章、《韩国国税通则法》第三章等都对税收债法作了专门规定，并且在相关章节中规定了纳税担保、税收优先权、税收保全等税收之债实现中的问题，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税收债法制度体系。

4．重视税收责任和税收救济的规定。各国都设专章对税收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税收法律责任做了规定，为制裁税收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基于税收争讼的特殊性，各国都根据本国司法体制，规定了各具特色的税收救济和处罚程序制度，以公正、有效地解决税收争讼，维护税法秩序。

此外，绝大多数国家税法通则的立法规模都比较发达，内容涵盖税收领域的基本法律问题，条文数量一般在200条左右，并且每条的立法信息十分丰富。

二、我国现行《税收基本法（草案）》立法架构的评述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至1997年国家税务总局组织起草的《税收基本法（草案）》完成了第六稿，共九章114条。其基本框架是：第一章总则，包括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专门术语等二节；第二章税收立法，包括税收立法的原则、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等二节；第三章税法解释；第四章税收行政执法，包括纳税义务的产生以及变更和消灭、征税规则、税务行政复议等三节；第五章行政协助；第六章权利与义务，包括税务机关的权利、税务机关的义务、纳税人和其他当事人的权利、纳税人和其他当事人的义务等四节；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八章附则。

应当说，在10年前的社会经济和民主法治发展条件下，起草出这样一部法律草案是很不容易的，也为新一轮起草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从借鉴的角度考虑，分析评述这部法律草案，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一）定位不当

当时起草税收基本法时的立法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制定一部在税收领域具有“母法”地位的基本法，对其他税收单行法律起统领作用。因此，将税法基本原则、税收立法、税法解释等内容作为主要章节加以规定，使税收基本法的制定演变为税收立宪行为，不仅淡化了健全和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主要目标，也背离了“通则法”的国际通行做法。

（二）税收征纳制度的篇幅过小

草案只用第四章规定税收征纳问题，难以为征纳活动提供全面的法律规则。作为一部通则性法律，税法通则应当主要规定税收征纳活动中的基本实体和程序制度。另外，行政协助可以放在征税主体制度中规定，将其单列一章，也有强化部门权力之嫌。

（三）专章规定权利义务难以操作和实施

草案单列一章用28条的巨大篇幅规定权利义务，虽然使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更加集中和突出，但这些权利义务如果不能体现在相关具体制度中，则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至多起到宣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税法通则一般并不设立专章规定权利义务，而是通过具体制度来加以体现和落实，从而使税法通则更具操作性和实效性。

（四）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够

草案虽然设法律责任专章，但只有三个条文，没有将税收活动中的基本法律责任制度集中加以规定，难以体现税法的强行法属性和满足税收执法实践的需要。

（五）税收争讼制度的规定缺失

草案只将税务行政复议制度规定在税收行政执法一章中，既没有专章规定税收争讼制度，也没有将税收行政诉讼、税收国家赔偿、税收刑事诉讼中区别于普通诉讼制度的特殊问题加以规定。只规定税务行政复议，不利于为纳税人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这种做法实际是将税法通则的调整对象局限于税务部门的职责范围，使草案带有部门和封闭色彩。

三、中国税法通则立法架构的基本构想和法理阐释

（一）确定税法通则立法架构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我国税法通则在架构立法内容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税法通则应当对税收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共同问题进行全面的规范，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税法通则的立法结构，按照“总则—纳税义务—税收征纳的一般规则—税收确定—税收征收—税收执行—税收争讼—法律责任—附则”为立法主线。2.在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上，应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将基本的、共同的税收程序制度集中规定在“税收征纳一般规则”一章中，可使法典精简密实；再根据税收征纳活动的阶段和过程，对特定征纳行为规定专门程序（包括税收征收、税收确定、税收执行等三章），使一般性与特殊性得以很好地结合。3.应当考虑与《行政程序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关系，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但更要结合税收征纳的特点和税法体系化的需要，而不必拘泥于现行规定。即要将反映税收活动规律的科学、必要、基本和有效的原则和制度吸收到法律中，使税法通则在税法体系中具有通则法、综合法的地位，并成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

（二）税法通则立法架构的基本构想

笔者构想的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是200条～300条、3万～4万字。第一章总则，包括立法目的和适用范围及基本原则、专门术语、税收管理体制、纳税人权利、税法解释、其他等六节；第二章纳税义务，包括纳税义务的成立、纳税义务的变动、税收优惠等三节；第三章税收征纳一般规则，包括征纳主体、税收征纳程序的一般规定、征纳行为等三节；第四章税收确定，包括协助义务、纳税申报、税收核定、税收检查、确定时效等五节；第五章税收征收，包括税款缴纳和征收、附带给付、税收担保和保全、税收退还、征收时效等五节；第六章税收执行，包括执行一般规定、执行措施和程序、税收优先权等三节；第七章税收争讼，包括税收行政复议、税收行政诉讼、税收国家赔偿、税收刑事诉讼等四节；第八章法律责任，包括归责原则和责任适用、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其他责任、追究程序等五节；第九章附则。

（三）税法通则立法架构的法理阐释

解读上述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有这样一些理念、创新和亮点值得关注：

1.遵循了法律结构、法律方法和法学思维的基本逻辑和客观规律，即总则—分则—附则；一般—个别；原则—具体；主体—行为；权利—救济；行为—责任；事前—事中—事后等。

2.揭示和规定了税法的科学体系，共包括五大组成部分：税法总论(第一章)，税收债法(第二章)，税收程序法(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税收争讼法(第七章)，税收责任法(第八章)，从而使税收立法、税收法治实践和税法理论研究很好地协调起来。

3.体现了税法作为综合法律部门的法律属性，[5](刘剑文《中国大陆财税法学研究视野之拓展》，《月旦财经法杂志》2005年第1期。)税法通则既包括大量的行政法规范，也包括经济法规范、诉讼法规范、民法规范，甚至涉及宪法规范、刑法规范、国际法规范等。

4.坚持了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立法原则，其中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纳税义务、第三章税收征纳一般规则（征纳主体和征纳行为二节）、第八章法律责任等集中规定实体内容，第三章税收征纳一般规则（税收征纳程序的一般规定一节）、第四章税收确定、第五章税收征收、第六章税收执行、第七章税收争讼等五章集中规定程序内容。

5.吸纳了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成果，以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为基础，将税收之债的构成、成立、确定、变更、消灭、税收优惠等实体税法的总论内容规定在第二章中，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税收债法制度，是对我国近几年税法学理论创新成果的积极吸收，对解决征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实现税法的精细化、法律化具有重要意义。

6.重视纳税人权利保护，将其放在总则中专门作为一节集中规定，体现了现代税法的“权利之法”属性

7.重点解决税收实践中亟待规定的税收管理体制问题，将税收征管权的内容、划分、税收征管模式等税收管理体制问题放在总则中作为一节专门规定既解决了征纳实践中的征管体制问题，又不过多涉及税收立法体制和税收司法体制等难点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敏译《德国租税通则》，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宪政税收立宪形式

一、税收在西方宪政发展历史中的促进作用

税收是一个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在近代，随着资产阶级宪政改革的萌芽，许多国家也成为了“租税国家”，在这些国家，政治的最终性作用在于按宪法的要求征收和使用租税。从“人治”的家产国家进入“法治”的租税国家之后，国家的政治收入中心嬗变为对私有财产实施公权介入“获取”的租税，课税不再是王权的恣意妄为，它表现为法律的产物。[1]

纵览西方发达国家宪政史，我们不难发现，税收-这个我们常忽略的因素，在很多历史时刻都是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导火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古以来，向国家纳税一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怀疑过其中的合法性问题。在中世纪的西欧，国王和贵族在土地等级分封制下，双方权利与义务具有明显的相互性，贵族效忠国王，并向国王纳税和提供军事义务，作为回报，国王保护贵族的利益，并允许贵族参政议政。到了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王为了筹集军费开始横征暴敛，却在欧洲大陆战争中惨败，领主、教士和城市市民发动了大规模叛乱，迫使约翰王在内忧外患夹击下，被迫签署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大宪章》。《大宪章》规定，国王课征超过惯例的赋税必须召集大议会，征求“全国公意”。《大宪章》是英国宪法的开端，标志着君主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也是租税主义的萌芽，即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课税必须经被课税者同意。此后的数年，英国宪政的发展时刻闪现着税收的身影：如1297年制定的《有关承诺赋课金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无承诺课税制度，如城市市民纳税能力的提高促使了两院制的诞生和下院控制制税权，如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也是在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中产生的，《权利请愿书》中提出今后只要未依国会制定的一般性同意，任何人不须承担所谓的赠与、贷付、上纳金、税金及其它类似的负担，并不受强制性约束。《权利请愿书》创制了不承诺课税原则，是对国王征税权的又一次限制。1688年的《权利法案》再一次强调了未经国会同意禁止课税的原则。

美国的独立战争起因也和税收有关。1765年，英国通过《糖税法》、《印花税法》和《茶叶税法》，人民高喊着“要自由，不要印花税”的口号爆发了人民起义，随后召开的纽约议会会议宣称“人民由自己的代表来课税，是每个自由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人类天赋的人权”。在《权利和不平等条约》中声明：英国国王在美洲的臣民与英国本土的臣民一样，都享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未经他们本人同意不得向他们征税。征税唯一的合法机构是殖民地议会，而不是英国议会。在1774年又因税收问题引发了“波士顿茶叶案”，第一届大陆会议起草的《权利宣言和怨由陈情书》再次指出只有代表殖民地人民的机构才有权向他们征税。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指出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使得“无代议士不纳税”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响亮的口号。

此外，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与税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具有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时制定或修改法律，任意对人民横征暴敛。1787年，国王路易十六要求巴黎高等法院通过一项借款和课征新税的计划，国王的专制和横征暴敛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反抗，1789年，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全国掀起了革命热潮，8月26日，宪法制定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提出把赋税、征收租税的权力交给人民，并提出了租税平等原则，扩展了租税的权利。

二、各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

目前，各国宪法中都规定了税收相关内容，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宪政历史、传统等差异，税收在宪法中的位置、内容和重视度，都各具特色。从对各国宪法和我国宪法的比较，可发现各国都很重视税收，不仅把它当作公民的基本义务，还把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阐述了本国税收制度的原则、税率，甚至税率和减免税，此外，对议会拥有的税收立法权做了明确的规定。

（一）一些国家在关于国家经济制度或财政制度等章节中对税收基本制度、税收原则、税制模式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有的国家还专门强调了所得税和累进税率。[2]

1.马来西亚宪法在第七章“有关财政的规定”第一节“总则”第九十六条规定：“非经法律授权不得征税。非经联邦法律规定或授权，联邦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任何国家税或地方税。”

2.约旦宪法在第七章“财政”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非依据法律不得征收任何税捐。税捐不包括国库根据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征收的各种费用，也不包括国有产业上缴国库的收益。政府应根据累进税率原则征税，以实现平等和社会公正。但是征税不得超过纳税人的负担能力或超过国家经费的需要。”

3.法国宪法在第五章“议会和政府的关系”中规定议会通票通过的法律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第十三条规定：“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做平等的分摊。”第十四条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二）一些国家在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1.泰国宪法在第四章“泰国人民的义务”第五十条规定：“人人有依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

2.意大利宪法在第一编“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第四章“政治关系”第五十三条规定：“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负担公共开支。税收制度应按累进税率原则制定。”

（三）一些国家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和国家经济制度的章节中都有涉及税收内容，不仅规定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且对税收基本制度、税制原则、税率设计等内容做了或概括性或详细的规定。

1.日本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第三十条规定：“国民有按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在第七章“财政”第八十四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2.印度宪法在第十二篇“财政、财产、契约及诉讼”中第一章“财政”总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非经法律授权，不得课征捐税。”并对联邦与各邦税收收入之间的分配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3.西班牙宪法第一章“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节“权利和自由”第二分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一条规定：“全体公民视经济能力并据以平等和渐进原则制定的公正的税收制度为维持公共开支作出贡献，这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为查抄性质的。”第七章“经济与财政”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规定税赋之原始权利为国家所专有，通过法律行使之。自治区和地方机关可根据宪法及法律规定和征收税赋。所有涉及国家税赋之财政收入，均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规定。公共行政部门按照法律承担财政义务和进行开支。”

（四）一些国家在议会的职权或立法事项中规定了税收内容。

1.律宾宪法在第六章“立法机关”第二十八条规定：“税则应统一公平。国会应制定累进税则。国会得立法授权总统在指定范围内，并遵守国会所规定的限制和约束，制定关税率、进口和出口限额、船舶吨税、码头税以及在政府的全国发展计划范围内的其他税或关税。慈善机构、教堂及其所属的牧师住宅或修道院、清真寺院、非盈利的公墓，以及所有实际上直接专用于宗教、慈善和教育目的的土地、建筑物及其增添设备，应予免税。非经国会全体议员通过半数，不得通过准予免税的法律。”

2.美国宪法第七款规定：“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像对其他议案一样，提出或同意修正案。”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直接税、进口税、捐税和其他税，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但一切进口税、捐税和其他税应全国统一。第十六条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和征收所得税，无须在各州按比例进行分配，也无须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

三、我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关于税收的规定

（一）在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宪法大纲》中在“附臣民权利义务”部分规定：“臣民按照法律规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二）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十一章“会计”规定：“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

（三）在《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缴纳赋税的义务。”第四章“经济政策”第四十条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四）在1954年宪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五）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没有税收的相关内容。

（六）1982年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四、关于税收立宪

（一）税收立宪的理论

税收立宪指的是要在宪法中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进行规定。税收立宪的基本理论来自于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他认为，宪法制度是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和行为的根本制度，可以通过宪法来防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限制税收收入来源等，这就是“财政—货币宪法”，而财政立宪主要是税收入宪，其中的两个关键是在立宪阶段确定税收结构和以立宪的方式按投票者的意愿来对税收的合适数量进行限制。[3]日本著名的税法学专家北野弘久指出，在现代宪法条件下，租税在整体上是为了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物质保障即“福利目的税”。在租税国家体制下，租税的征收与支出都必须符合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目的，作为纳税者的人民享有对符合宪法目的的租税的征收与支出而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这一由宪法直接引导出来的新人权被称做“纳税者基本权”。[4]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次阐述了体现宪政民主精神的税收平等原则，即国民应根据其纳税能力来承担政府的经费开支，纳税额度需国民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入多少来确定。

（二）必要性

1.宪法和税收的特性决定了其必要性。宪法作为根本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根本原则。税收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也牵涉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与自由权。因此，有关税收制度及其原则应该在宪法中加以规范。

2.税收法定原则决定其必要性。西方宪政史证明，只有将征税权在宪法中加以确定，才能限制政府征税的权力，进而保证征税权的合法性问题，即税收必须依据宪法才能开征，也必须依据宪法才能支出，人民也只依据宪法才会纳税。

3.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决定其必要性。根据租税国家相关理论，人民要求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就是为了实现宪法赋予的和平、福利和自由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国家征收和使用税收，也应界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费用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符合宪法中有关人民的和平、福利和自由目的。在国家与人民的税收关系中，国家税权的行使和人民纳税义务的履行，都蕴涵着人民的基本权利。

（三）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税收立宪的缺陷

1.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仅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显得过于简单和空洞。仅规定公民依法有纳税义务，不能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体现，也无法解释为国家征税权的宪法依据。

2.过分强调公民的纳税义务，而忽视公民在税收征纳中的权利，使得我国纳税人地位低下，成为被管理对象，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法律关系不平等，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目的也难以实现。

3.由于宪法对税收基本制度和原则都没有作出规定，又没有相关的宪法解释和税收基本法，导致了我国税收法律地位的弱化和大量行政规章的盛行，低立法级次显然无法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目前，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仅3部，其余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部门规章及大量的规范性文件。

（四）税收立宪的内容

税收立宪是把税收基本制度和原则写入宪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一是税收法定原则，主要是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和人民依法纳税义务的规定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税收公平原则，即税收必须根据个人的税收负担能力由全体纳税人公平负担，这是最基本的税收征收原则。[5]三是公民最基本的税收权利，即公民对税收立法的参与和监督权、对税收支出的监督权；四是征税权的划分，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征税方面权力的划分。

（五）税收立宪的形式

从对各国宪法中税收条款的分析来看，税收立宪的形式主要有三个基本形式[6]：一是分散型，即涉税条款分散于宪法各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集中型，即设专门的财政章节规定；三是分散加集中型，即既在宪法不同章节规定，又设专门的财政章节规定。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第三种类型。

由于我国已经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目前财政立宪时机不成熟，因此，我国的税收立宪形式适合采用分散型。具体而言，一是在宪法总纲中，应规定税收的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和公平原则两项最基本的税收原则。二是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保留公民依法纳税的义务，在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增加公民对税收立法的参与和监督权、对税收支出的监督权等基本的税收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三是在“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增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法的权力和对税款支出的监督权。

参考文献：

1.张守文著：《税法原理》（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3.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载于《法学》，2003年第9期。

注释：

[1]（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第11页。

[2]以下所引用的各国宪法条款，均引自《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3]王鸿貌：《税收立宪论》，载于《法学家》，2004年第2期，第128页。

[4]（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8

人权入宪也使得中国的人权成为宪法层面上的最高法规范、最高法价值与基本立法原则。各有关部门法的制定、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应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税法部门自不例外。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税收作为一种以法律为支撑的行政权力，是对私人财产的合法剥夺；从宪法层面来看属于侵权法，是对纳税人利益的侵犯。作为税收之法律规范载体的税法与人权具有天然的、历史的关联性。税收立法、税法制度应充分尊重人权、强力保障人权，责无旁贷。税法法域涉及人权保障的方面林林总总，本文只就税收征管立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如何体现与完善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进行探析，并期冀能为我国《税法通则》的制定提供借鉴。

一、税收保全、税收执行措施中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

尽管自古至今，对于人权的范围与种类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在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的这一点上，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大致已达成了共识。生存权，是人自由、独立、尊严的生存的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剥夺。

就税收征收法律制度而言，如何尊重与保障纳税人的生存权，如何防避威胁与危害到纳税人的生存权，主要表现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税收征收保障制度上。实际上，我国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制度的安排上已经体现出了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只是不无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的资料范围而言，尚未有见到有关的论述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说明。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并在第四十二条中进行了总括性的重申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又用排除法从反面规定了“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的范围，其第五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豪华住宅或者一处以外的住房不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税务机关对单价5000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其第六十条界定了“个人所扶养家”的范围，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

从保障纳税人生存权以及其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的角度考量，立法还应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个人储蓄、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以及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储蓄，也不在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二、延期纳税制度中职工生存权的保障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延期纳税制度，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特殊困难：(一)因不可抗力，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二)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该条的第二项体现出了对企业纳税人职工生存权的保障。

三、税收优先权制度中生存权的保护

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它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从人权保护的角度，这里需要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体现了作为公法上的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的私法债权获得保障，但它只是一般适用的原则，而非绝对普遍适用的原则。本着基本人权至上的原则，基本人权，尤其是生存权则要优先于税收债权。因此，出于并仅仅限于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目的，在其他法律另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税收债权应当劣后于无担保债权。例如在企业破产清算时，税收的清算位次要劣后于体现人权保障目的的职工债权。我国2006年出台的《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同时，新《企业破产法》出于对破产企业职工生存权的特殊保护目的，还特别规定了在新法公布之日前的职工债权甚至要优先于担保债权。该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后，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

另外，为了体现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未来的我国《税法通则》在确立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原则的情况下，还应当用“但书”规定：“税收不得优先于纳税人购买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用品所形成的无担保债权。”从而更充分地保护作为普通债务人的纳税人的生存权。

第二，关于税收优先于在欠税后所形成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问题。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角度，立法作这样的规定有其根据与必要性。但假如某个担保物权是担保物权人为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而与欠税的纳税人进行交易所形成的，此时税收债权还要优先于担保物权获得实现，不仅有损担保物权人的生存权，不符合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目的性，还有违“物权优于债权”的民法原则。因此，本着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与国家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起草中的《税法通则》中可作如下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但不得优先于担保物权人为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而与欠税的纳税人进行交易所形成的担保物权。”

四、税务检查制度中纳税人隐私权与机密权的保障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9

《德国税法通则》是当前世界上发达的税收通则的代表之作，其体系完整、结构严谨、规则设计科学，其立法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税法通则》已列入我国立法规划项目，为此，特对《德国税法通则》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加以介绍，并分析其中对我国制定税法通则的借鉴意义。

GeneraltaxlawofGermanisoneofthebestactsonbasictaxintheworld.Itssystemisintegrated,theframeworkispreciseandtheclausesinitaredesignedwellandtruly,whichmeansthegeneraloftaxlawofGermanattainsahighlevel.NowadaysweplantosetdownthegeneraltaxlawofChina,sothatweintroducetheframeworkandthecontentofthegeneraltaxlawofGermanforreference.

【关键词】《德国税收通则》；立法借鉴

税收通则法的制定是关系到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重新整合与完善、关系到纳税人权利保护与国家征税权实现的平衡，关系到最终实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的税收法治建设的基础环节。在制定税收通则法的过程中，对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加以平衡协调。为积极推进该浩大的税收立法工程，对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应当有所借鉴和吸收。《德国税收通则》(Abgabenordnung)自1919年公布实施以来，几经修改，已经形成了体系完整、结构严谨的税收基本大法，对我国税收通则法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特对《德国税收通则》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加以介绍，以为我国税收通则法之借鉴。

1、《德国税收通则》的主要特点

《德国税收通则》前身为1919年颁布实施的《帝国税收通则》。经过长达数10年的努力，对《帝国税收通则》进行大规模的修改，1976年5月16日颁布了新的税收通则，于1977年正式生效。其后基本上每年对税收通则都有所修订。《德国税收通则》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逻辑性强，结构设置、条文安排和措辞用语都10分科学。具体而言，《德国税收通则》具有如下特点：

（1）立法规模

在立法规模上，《德国税收通则》多达9篇415条，译成中文在10万字以上，涉及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民诉法、行诉法、刑诉法等方面的内容。《德国税收通则》对税法领域的基本问题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内容庞大，规范细致。

（2）体例结构

在体例结构上，《德国税收通则》采用的立法形式为篇、章、节、小节、条、款、项、目的复杂结构，包括总则、分则和附则，正文之前有目录，其法律用语10分精确，讲究法律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条文设置、立法内容的排列顺序、用语定义均较为科学，立法技术水平很高。

（3）税权划分

德国在其宪法中直接规定了税收立法权划分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德国税收通则》中并没有对这1问题加以涉及，但其第1部分第3章中对税收管辖权在各级各类税务机构间的划分作了明确和直接的规定。

（4）适用范围

《德国税收通则》第1条即规定了该法的适用范围，即适用于1切由联邦法律或者欧洲共同体法律所规定的，通过联邦或者各联邦州税务管理部门所管理的税收（Steuern）以及退税（Steuernvergütungen）。此外部分条款还适用于物税。其适用范围较日、韩相比，则更为广泛，也并未将关税排除在外。

2、《德国税收通则》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1977年《德国税收通则》共9章415条，包括总则、税收债法、1般程序规定、课征税收的实施、征收程序、强制执行、法院外之法律救济程序，兼具税收实体和程序的有关规定。其各章的基本内容如下：

第1章“总则”(EinleitendeVorschriften)规定该税收通则的适用范围、重要的概念、税务机关的管辖及税收秘密等事项、公职人员的责任限制等内容。其中第2节“税收概念的规定”(SteuerlicheBegriffsbestimmungen)中对“税收及税收的附带给付”(Steuern,SteuerlicheNebenleistungen)、“法律”(Gesetz)、“裁量”(Ermessen)、“公职人员”(Amtsträger)、“住所”(Wohnsitz)、“居所”(GewöhnlicherAufenthalt)、“业务中心”(Geschäftsleitung)、“所在地”(Sitz)等概念予以明确的对定，对单行税种法所采用概念的统1解释与适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其第3节分别针对各税种规定不同的管辖范围以及管辖权的转移、协议管辖以及管辖权争议等事项。

第2章“税收债法”(Steuerschuldrecht)主要规定了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关系、受税收优惠之目的、责任。其第1节“纳税义务人”(Steuerpflichtiger)主要规定纳税义务人的确定以及利害关系人在税收征管中所承担的义务。在“税收债务关系”(Steuerschuldverhältnis)1节中主要对税收债务关系的成立、消灭、税收债务的内容、债务的移转等内容加以规定。此外，本章还规定了受有税收优惠的目的以及税收的担保责任。

第3章“1般程序规定”(AllgemeineVerfahrensvorschriften)和第4章“课征税收之实施”(DurchführungderBesteuerung)为税收征收程序法的规定，其规范目的在于要求税务机关平等适用税法，并保证税款及时、足额的缴纳。为此，在第3章对税收征收程序的基本原则、税款核定等予以规定，包括税收征收程序的参与主体、主体的资格认定、税收征收的原则、证据方法、当事人的陈述及鉴定之程序、司法协助及机关协助、税收核定行为的概念、理由说明、通知、行为的效力及其无效或瑕疵的情形、核定行为的撤销与废止等内容。第3章则主要规定具体的税收征管程序，包括纳税人义务人的税务登记及报告义务、协力义务、纳税申报、税收核定程序及确认程序、税收征收过程中的实地调查、关税稽查、特别情形下的税收监督等内容。

第5章为关于“征收程序”(Erhebungsverfahren)的规定，明文规定了有关税收债务关系请求权的实现、清偿期及消灭，对税收债务关系的具体实现方式、清偿期限的届至、税收债务关系的清偿、抵销、免除、征收时效以及延期缴纳的利息和滞纳金的计算、执行、停止执行等问题。为保证税款的征收，该章还专节规定了税收担保的有关事项，如提供担保的种类、提存支付方法的效力等。

第6章为“强制执行”(Vollstreckung)的有关规定。纳税义务人不主动履行纳税义务及其他税法义务时，即对其适用有关强制执行的规定。在通则部分，对强制执行的机关、强制执行的嘱托、强制执行债权人、强制执行债务人、开始强制执行的要件等加以规定。对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本章规定对金钱债权的催告、债务原因的记载、对纳税义务人以外的第3人的强制执行、连带债务的分配、对物的强制执行等内容。对金钱债权外的其他给付之强制执行，第3节则针对因金钱债权之外的其他给付的强制执行作出规定。对强制执行所产生的费用，在第4节中对强制执行所产生的扣押规费、支出费用、旅费及开支补偿等有所规定。

第7章规定了“法院外之法律救济程序”(AußergerichtlichesRechtsbehelfsverfahren)，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有争议的，能提起异议或复议加以解决。对法律救济的程序，本章对法律救济的期间、救济的提起、受理、当事人、程序的参加、执行的停止、课税根据的通知、程序规定的准用以及异议的决定和复议的决定等有所规定。

第8章为“刑罚规定及行政处罚规定；刑罚程序及行政处罚程序”(Straf-undBußgeldvorschriften,Straf-undBußgeldverfahren)，主要对税收违法行为追究程序及其的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在第1节“刑罚规定”(Strafvorschriften)中对税收犯罪行为以及具体逃税罪、违反禁制罪、税收赃物罪以及相关犯罪的自首行为和税收犯罪行为的附带效果和追诉时效加以规定。第3节中则对刑罚的适用程序予以规定，包括了对程序规定的适用、税收违法行为的管辖权、辩护、刑罚程序与税收征收程序的关系、阅览卷宗、程序的停止以及在侦查程序、法院程序和程序的费用等内容。第2节“行政处罚规定”(Bußgeldvorschriften)中对税收违法行为、漏税行为、税收危害行为、扣缴税、消费税、进口关税的危害行为以及退税请求权的滥用及其税收违法行为的追诉时效加以规定。对行政处罚的管辖、处罚程序的补充规定、对纳税人的相关人的处罚程序以及送达、强制执行及费用等规定则在第4节中有所规定。

第9章的“终结规定”(Schlussvorschriften)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柏林条款和该法的生效有明确的规定。

3、《德国税收通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确立税收法律关系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作为税收通则的立法主线贯穿立法始终。《德国税收通则》第3条第1款即规定，税收是指公法团体为收入的目的，对所有该当于规定给付义务之法律构成要件之人，所课征之金钱给付，而非对于特定给付之相对给付者。其第38条则规定，税收债务在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时成立，亦肯定了税收法律关系应以“债务”为其核心。由此，在《德国税收通则》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构建其税收通则的制度设计，以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平等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对作为请求权的税收债权，其实现制度上对民法相关制度也有所借鉴，如以税收债法、税收债务关系请求权之实现、税收债务的清偿以及消灭、连带债务、税收担保、代位权、撤销权等作为税收通则的重要内容。尽管我国《税收征管法》肯定了税收优先权、代位权、撤销权，似乎在1定程度上肯定了税收债权的性质，但从总体上说，仍是以税收权力作为基本的主线，在制度构建上更偏向于行政机关权力的实现而非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权利的平衡。这种制度构建上的双重主线，无疑会造成制度构建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因此，应当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确立税收法律关系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属性，作为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主线贯穿立法始终。

2．对税法领域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加以统1定义，减少各单行税法间使用概念的差异，统1同1概念在不同单行税种法中的基本含义。《德国税收通则》在其总则第1章第2节中，专门对所涉及的基本的税法概念加以规定，通过在税收基本法中对于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明确的定义，能够以减少立法上的差异，并对各单行立法之间加以协调。如在《德国税收通则》第8－14条中，分别对住所、居所、业务中心、所在地、经营场所、常设人逐1加以规定，这些概念的定义与内涵与税收居民纳税人、非居民纳税人的认定有着重要的关系，在此予以统1的规定，能够减少各单行税种法的差异，实现单行税种法的统1适用。我国同样采取各税种进行单独立法的形式，由于各税种法制定的时间差异较大，且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起草，因此，在概念用语上往往存在差异，为此，即有必要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的做法，在其总则部分，对税法领域的基本概念加以统1界定。

3．对税收债务关系的构成要件作出明确的规定。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于何时成立，1向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和税收权力关系说争论的焦点。《德国税收通则》在其第38条中明确规定税收债务关系请求权于法律所据以课赋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成立，即表明税收债权在构成要件实现时成立，无论是税务机关还是纳税义务人都无权加以决定或变更，税务机关对税收数额的核定，也仅仅宣示税收债务的成立和所涉及的具体数额，而不产生创设税收债务的法律效果。于此，也对税务机关在征税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给予法律的限制，有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除此以外，对税收债务请求权的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除征税客体、计税标准、税率留由各个具体税种法分别予以规定外，《德国租税通则》分别在其第39条和第43－44条中对认定课税对象归属的基本判定标准、税收债务人的基本含义和基本法律地位分别加以规定。这1基本判定标准的确立，使各个税种进行单行立法确定具体税种的税收构成要件时，能够据此作出具体的规定，在具体税种法未直接作出规定时，也能够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来作出相应的判断。我国对税收债务请求权于何时成立，在满足何种条件下成立，均没有统1的规定，在单行税收立法中甚至存在诸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也在1定程度上造成了判定上的困难，反而扩大了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在我国进行税收通则立法时，可以借鉴《德国税收通则》，对税收债权成立的要件及其具体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作为税收立法、执法的指导。

4．规定税务机关的管辖权，明确各纳税义务的纳税地点。我国目前对税务机关的管辖权并没有作统1的原则性的规定，而仅由各税种法分别规定其纳税地点，由此产生了不少关于管辖权方面的争议和纠纷。而在《德国税收通则》中，即在第1章第3节中专门规定了稽征机关的管辖权，通过对事物管辖、土地管辖、自然人、法人所得与财产之税收、营业税、关税和消费税等各税种单独规定其税收管辖机关，并通过规定补充管辖、多数之土地管辖权、管辖之移转、管辖权之协议、争议等内容的规定，对税务机关的管辖权予以明确的定义，并规定在管辖权发生冲突时的争议解决，能够较好的解决纳税管辖。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的规定，对各级税务机关之间、同级税务机关之间的管辖权予以明确的规定。

5．规定税收优惠的目的，明确设定税收优惠的条件。我国当前的税法体系中，规定了诸多的税收优惠措施，但这些优惠措施大多为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或财政部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制定。不少税收优惠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所提供税收优惠减免幅度相当大。由于税收优惠数量众多，所适用的主体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造成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如何解决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所设定的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也成为两税合并中的重要问题。因此，对税收优惠设定的条件、范围应当有所限定。《德国税收通则》第2章第3节中专门规定了受税收优惠之目的，其第51条规定，法律因1团体完全并直接从事公益、慈善或教会之目的而给予税收优惠时，适用下列各条之规定，亦即应受公益目的、慈善目的、无私利之企图、完全性、直接性的拘束。同时规定，法律因从事经济性之业务经营，而排除税收之优惠，如无目的营业之存在，则团体就经济营业丧失税收优惠。为统1各单行税法中所规定的受有税收优惠的条件，在《德国税收通则》第14条中，对经济性的业务经营作出明确的规定，1方面规定了具有可税性的经济活动的范围，另1方面也以此限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主体的范围。因此，我国可以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给予税收优惠的基本条件，只要具备该条件的主体才能享有税收优惠，并对该条件的具体内容加以明确的规定。同时，在税收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税收立法主体可以设定税收优惠的权限范围，任何机关设定税收优惠不得超越该权限，从而避免税收优惠的滥用。

6．在税收征收程序方面，重视课税证据的采用，规定基本的证据方法以及取得证据的途径和方式。《德国税收通则》在第3章中规定了税收征管程序的基本原则，其中尤其对课征原则、稽征机关调查的原则以及基本的证据方法加以规定。其第92条规定，稽征机关采用，依合义务裁量，认为调查事实所必要之证据方法。稽征机关尤其可为以下行为：（1）由当事人及其他人之取得各种之陈述；（2）传唤鉴定人；（3）调取文书和卷宗；（4）实施勘验。尽管我国在税收征管法中规定了税务机关检查的方式，在《稽查工作规程》中对税务机关稽征过程中证据的取得也以有所规定，但对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证据取得并未有所规定。既然强调税收法定主义，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征税，在税收核定和征收的过程，同样应当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税收债权的构成要件被满足，并足以证明该税收债权的具体数额。因此，我国也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在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证据方式、取得证据的方法等问题。

4、结语

《德国税收通则》作为当前世界上发达的税收通则的代表之作，往往成为其他国家制定税收通则时的标准模板。日本、韩国、克罗地亚等国家在进行本国的税收通则立法时，都在1定程度上借鉴了《德国税收通则》的相关制度设计。我国在制定税收通则时，对《德国税收通则》也必然有所借鉴。但毫无疑问，《德国税收通则》的完善是以德国健全的法律体系、高超的立法技术、高度发达的税法理论体系和深厚的税收文化为基础的。我国无论在法律体系、立法技术、税法理论研究还是税收文化方面，都是无法与德国相比的，因此，在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的先进经验的同时，如何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作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则是我们在制定税收通则时，所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毕竟，精良的制度设计并非我们追寻的目标，只有适合中国征管现实而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规定，才能使得我国和谐的税收征管秩序真正形成。

【注释】

本文的写作根据德国1977年《税收通则》完成，见《联邦法律公报》第1卷第3866页，最近1次修订日期：2006年7月19日（Abgabenordnung1977,InderFassungderBekanntmachungvom1.10.2002,BGBl.IS.3866,zuletztgeändertdurchArt.9Gv.19.07.2006I1652），资料来源：德国司法部法律文库，《德国税收通则》的中文译本部分参考陈敏：《德国租税通则》，（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对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UniversityofOsnabrück）税法硕士许闲对相关的资料收集及德文术语方面的审阅工作也在此1并表示感谢。

【出处】

本文原载于《河北法学》200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①陈敏：《德国租税通则》，（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

②涂龙力：《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德国税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④王鸿貌：《刍议税收基本法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河北法学》2005年3月。

⑤施正文：《中国税法通则的制定：问题与构想》，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税收基本制度范文篇10

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从静态意义上，宪政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其基本要素是民主、法治、。从动态意义上，宪政是一种运行过程，通过对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来保障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从根本上说，宪政的目标不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约，而是通过对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实现维护和发展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一核心价值与最终目标。

从税收与国家的内在联系看，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税收对现代国家起到支撑性的作用。在封建时代，国家社会职能并不发达，当时财政支出范围相对狭窄，且国家拥有相当一部分官产作为其财政收入的来源，税收的意义并不凸显。而在现代国家，国家是无产者，其履行公共职能所需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于是国家就成为租税国家。在租税国家，国家经由税收权力的行使，将公民的部分财产权转换成公法上的财政收入，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经济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通过税收，国家才得以正常运转。其次，税收是现代国家履行公共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干预调控很大程度是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的，而税收则是最为常用而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可以对产业结构、消费取向等进行有效的引导。再次，税收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有效手段。国家通过税收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税收政策来实现社会公平，从而使国家成为社会财富分配关系中最有影响力的主体。税收与国家的内在联系决定了税收与宪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它必然成为作为现代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宪法所规范的重要领域，这也使得宪法成为了国家税权合法性直接来源。

从税收与宪政的历史联系看，西方宪政历史表明，正是由于税收与国家有着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对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使之成为利益斗争的矛盾焦点，无论是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在人类社会由政治向宪法政治的历史性变革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与查理一世为了筹备军费，增加税收而召开的“三级会议”紧密相连；而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诱因，同样是1789年5月路易十六由于财政困难意欲增加税收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之后从英国的“国民同意”到美国的“无代议士不纳税”，到法国制定的《宣言》，再到当今大多数国家宪法中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都表明宪政精神向税收领域的渗透，税收问题的规定是国家宪政演进的极为重要一环，可以说，是税收问题开启了宪政的进程。近代宪政运动在确立民主与法治成果的同时，也解决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正义性问题，为税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了逻辑实证，从而促进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国民纳税意识从自发抗税到自觉纳税的更新，从实体和程序上构建了国家与人民在税收关系中的和谐互动关系。由此可见，税收与宪政运动的历史契合是税收宪政得以实施的历史基础。

从权力与权利的联系看，税收与宪政的逻辑关系表明了国家公共权力与个利之间这一最基本关系。税收是国家一切公共权力运行的物质基础，因此，从经济基础的视角可以推导出一切公共权力来源于税收并从属于税收的结论，税收的合法性在国家权力及其运行中的合法性同样具有基础决定地位，这就为现代国家宪法政治提供了理性说明的宪政理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反比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让渡，在经济领域这一关系表现为私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对立，国家财政权是国家最基本的权力，如同私人财产权是个人最基本权利一样，两者均应受到保障。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有赖于个人财产的转移，即使个人的财产权利受到减少。现代国家系租税国家，出于对自己利益的需求，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必然运用其手中权力谋取收入最大化，使税收权力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税收不仅仅是维持国家权力运作的基础保障，也是国家干预经济和进行再分配的手段，税收对市场经济及纳税人的影响也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对国家税权加以控制，具有强制实行力的国家权力将会使国家税权异化为公权力侵害纳税人财产权的工具。公民个利是国家权力源泉，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换句话说，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依照此逻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税权的配置和行使必须体现纳税利本位的宪政精神。有鉴于此，唯有将国家税权纳入到宪法的有效控制下，在经济层面将对国家税权的制约与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并列为宪法的重心，才能在国家公共权力与个利间达成有效的平衡。

由此可见，税收与宪政是紧密相连的，税收问题本身包含了许多宪政因素，纳税利的保障则是税收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和追求。按照日本学者北野弘久的说法，租税国家的宪法政治基础可以归结为如何征税，以及如何对征收的税款加以使用。宪政制度在税收领域中的衍生产生了税收宪政，所谓税收宪政，就是以宪法来控制和限制国家税收权力，保障人民财产和自由权利，实现税收正义的一种社会治理机制。

二、制度供给与税权约束

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发展史是一部有关限制和规范国家税权的历史，这是一个制度演进和创新的过程，反映了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与作为制度需求者的纳税人之间在宪政供求博弈中的互动。在国家中，国家拥有较多的产业，这些产业成为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当时财政支出范围相对狭窄，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其自身的财产收入，这样的政府无需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可随意使用其财富，人民无权影响其公共财政。而随着战争等原因，仅凭国家财产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国家权力的运作，政府只有靠大量征税获得收入，此种征税并不是依靠政府的财产收人，而是建立在纳税人的基础上，由此延伸出的问题就是，税收直接减少了纳税人的财产，征税权如果无限扩张不加以限制，必将会严重损害纳税人的财产，从而会遭到纳税人的强烈反抗。随着税收越来越多地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撑，纳税人财产遭受任意侵犯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纳税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对控制政府征税权力的愿望也越来越强。正是纳税人控制政府征税权力的愿望，引发了对近代宪政制度的需求。正如达尔所指出，“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通过税收革命形成了“国民同意”、“无代议士不纳税”等控权原则，产生了纳税人代表审议政府的征税权力和开支等相应的权力和制度，这种经由立法控制而达到限制政府税权的机制，孳生了近代西方宪政制度，国家税权因而受到人民控制，这标志着国家向宪政国家迈了一大步。

税收宪政制度的供给主要来自于政府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愿望。西方国家在税收宪政主义制度化的实践尝试中，发现了税收宪政制度化的潜在可观的利润，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愿意使其征税权力受到纳税人的限制。此种妥协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其对财政收益的渴求。因为税收的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远远优于掠夺性和随机性所得到的财政收益。这就诱导着统治者为获取稳定的税收而愿意让其征税权力受纳税人的监管和限制，通过保障纳税人的财产和收益及其稳定，来获得较为稳定的税收收入。长期来看，宪政制度远比制度更为稳定和可预见，个人的权利更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在宪政制度下政府更能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获取税收收入。当然，这种愿意接受限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只有社会中政治主导力量倾向于纳税人时，在权衡利益后政府才会作出适度让步，税收宪政制度的杼性也才体现在国家税收关系中，那就是政府的税收权力得以限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承认和保障私人财产权，税收宪政制度从而得以进一步形成。诸如通过代议制，纳税人拥有了一种控制和监督政府征税活动的权力，使税权得以约束，从而代替不受约束的对私人财产和收益进行的掠夺。这样，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就渐渐地演变成为政府公权力受到约束，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宪政制度。

总体而言，正是由于纳税人制度需求和政府的制度供求因种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产生了西方的税收宪政。当然，制度的变迁并非仅基于人性的因素就可以自然演进的。综观西方宪政历史，革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即是说，制度的变迁还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推动制度变迁社会基础。根据有关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市民社会形成是能够独立的足以与国家政治权力抗衡的社会基础，因此，市民社会是极其关键的推动制度变迁的社会力量。有学者认为，实现宪政制度是偶然的，政治上有足够挑战君主权力、有效制约君主政权的社会中间阶层力量才是关键。宪政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着保障宪政的问题，即确保政府征税的权力能够受到纳税人的约束而不被政府滥用。

三、社会契约与税收民主

税收宪政的契约理论涉及税收本质的探究。简约地说，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契约安排。税收宪政是对传统税收理论的否定，其核心就是在税收领域体现主权在民思想，合理定位政府和纳税人关系。国家与国民之间契约的体现就是宪法，宪政的实施正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基于契约平等的体现。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宪政的最重要的思想渊源，西方宪政基本上就是在社会契约学说中找到制度设计的理论，宪政正是社会契约思想付诸实践的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首先，宪法作为人民总契约形式的最高法，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公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与委托。其次，宪法为政府权力运行规定了道德基础，即权力的运行是为了促进公民的权利与公共利益。最后，宪法规定了行政权力运行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公民的权利。宪法是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如何配置、如何相互制衡的契约，体现的是人民主权思想。路易斯-亨金就曾这样对宪法作出定义：“宪法是人民为了建立新政府而达成的契约，也是人民与即将成立的政府(即作为统治机关的国家)间所达成的契约。人民根据所规定的形式同意接受统治，并且受制于该宪法所规定的条款；政府保证尊重那些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以契约形式来确定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税收是社会契约得以存在和运转的不可缺少的纽带，也是宪政得以存在和运转的不可缺少的纽带。税收的缴纳正是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为目标并且建立在纳税人同意的基础之上的。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国家征税的基础是以人民同意为前提条件，这也是征税的合法性所在，“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绝不应该对人民财产征税。”人民同意的制度是议会政治。在以代议民主制为标志的宪政框架中，宪政原则就体现在国民、代议机关对政府征税权力的控制。建立在社会契约思想基础之上的宪法逻辑是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依据契约进行的交易，而这种契约的缔结是以人民的权利为本位，缔结的过程要求对人民的私权与国家的公权力以平等对待，正如洛克激情地写道：“同一个不能主宰自己生命的人怎能订立什么契约呢?他能履行什么条件呢?如果他一旦被许可主宰自己的生命，他的主人的的、专断的权力也就不再存在。凡能主宰自己和自己生命的人也享有设法保护生命的权利；所以，一经订立契约，奴役就立刻终止。”

社会契约在税收领域体现出的契约精神，决定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平等性，平等性也是实现税收正义的基础，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这种平等的契约精神要求抛弃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收行政关系的简单描述，以及认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由于社会地位与法律地位的区别而处于非对等地位的错误观念，树立起纳税人并非是单纯义务主体的契约观念，通过作为平等主体共同契约的宪法来构建体现契约精神的税收宪政法律关系，以协调国民的私权与国家公权力的平衡并最终促进国民私权的发展。

四、公共产品与税收属性

自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公共产品概念以来，用公共产品理论来解释税收存在的必要性就成为一种重要税权分析理论。萨缪尔森的定义是，所谓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消费这样的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三个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作为个体的私人是没有能力提供的，只能由国家提供，提供公共产品成为国家得以存在的使命和原因之一。而国家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庞大的资金，特别是随着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失灵现象的加剧，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市场化和对价化。国家为纠正外溢性、克服自然垄断、规范管理市场、公平社会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等所提供的服务，就其本身来说也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职能越强，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越广，国家需要的资金也就越大，由于国家本身是非赢利，本身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只有通过税收的手段来筹集提供公共产品所必需的资金，这就成为税收的重要机能。对此，哈耶克曾说过：“我们认为，在发达社会中，政府应当运用它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们提供市场因种种缘故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这样一来，纳税人的纳税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一种对待给付，也就是说，国家向社会和国民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建立在税收关系的基础上。

公共产品理论推进了以税收为根基的民主认识，以维克塞尔、格伦采尔以及林达尔为代表的“新利益说”学派即认为，国家满足公共需要就是满足每个人共同的私人欲望，个人纳税就像为满足私人欲望而购物所支付的价款一样，税收不过是人们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税无非就是为满足这种公共需求的资金”。“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税收的价格属性的揭示，使得税收征纳双方存在着根本上的契约平等关系成为必然的逻辑结论。国民为了享用公共产品而向政府缴纳税收，政府收取税收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对国民而言，税收意味着牺牲自己部分财产给国家，但获得的是公共产品的享用及其相应的权利，如国家税权的监督和税款使用权。而对国家而言，税收意味着一种财产权的获得，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财产的分配，但同时也承担了随之而来的义务，即必须为国民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作为税收契约的法律制定，是国民同意且支付的公共产品的价格的确定，是国家税权的获得和承认。在税收契约中，纳税人要求的对待给付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纳税人有权决定税收的取得与支出，即有权决定公共产品提供的品种与数量。而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征收和使用税收收入上也必须考虑国民的利益。

五、财政民主与税收监督

宪法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长期的约束力，公共选择学派的杰出代表布坎南和塔洛克认为，宪法是一系列规则，嗣后的行动都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宪法条款的作用在于为政府的征税权和支出权划出界限，这种界限是通过对税收权力机关包括立法机关的约束来确定的，如此才能有效保护私人产权，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布坎南指出：“我们对决策过程的分析揭示出，有些规则会允许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利用其结构而获得有差异的好处。然而，恰恰是对于国家可以被运用于这样的目的的认识，促使理性的个人对政治的运用施加宪法性的限制。如果不是由于对各种政治过程都有可能被用于剥削目的的理由和充分担忧，那么各种宪法制约就没有多少意义，且其效用还会更少。”为此，应实行公共财政制度的宪法约束。这种对公共财政制度的宪法约束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确定一个宪法规则，这个规则必须反映和表达全体公民的价值观，从而使他们信奉的规则规定的各项条款，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被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规则对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是高高在上的，能够在税收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遏制对已经增长起来的公共支出的持续需求。其次是重新确立财政帐户，通过有效地控制公共开支，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