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5:38:03

企业改革论文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限责任问题，这是因为，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最本质的特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至今人们在认识上还不一致。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法人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公司是多种多样的，法人也是依据各国法律确立的，随各国法律的不同，企业的法律形态分类也必然是各式各样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时，只抽象地讲公司法人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明确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法人制度。

从根本上说，我们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是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司法人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只有能够分散经营风险、集中社会资金的企业制度，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这是衡量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标准。自然人的个人或合伙经济，由于业主对企业经营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就决定了它经营风险大，难以广泛吸收他人资本参与，这样的企业当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至于公司法人，也存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大类。在美国，个人企业、合伙企业不是法人，美国的法人企业，都是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因此，在美国只有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不存在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在美国是这样，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都是如此。例如日本就存在着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大类公司法人。日本公司的基本法是1899年制订的，名为《商法》，在这个法中分别确立了股份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等三种类型的公司法人；到了1938年，又制订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专门确立了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到目前为止，日本仍然存在着上述四种不同类型的公司法人，其中的两合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都是公司而且具有法人地位，但这样的公司法人以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为特征，历史已充分证明，由于风险大、集资困难，这样的企业无论在发展规模上还是在市场竞争力上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说这种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也不能算是现代企业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现代企业制度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有限责任，即公司以其拥有的法人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只有这样的公司法人才能够分散风险、广泛集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一系列制度特征的总根子

企业形态由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是企业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在历史上，无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出现早于有限责任公司。人们一般把1602年创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视为早期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形成的标志，而在此之前，难以吸收他人出资，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可以说是没有生命力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出现，使企业的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限责任的企业形态，风险和利益都集中于所有者身上，利益关系结构的焦点非常集中。对一个无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者来说，由于他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企业如何经营就成了涉及身家性命、生死悠关的大事，必然要亲掌企业经营大权。因此，在无限责任公司体制下，经营大权不可能旁落，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不可能分离的，这就决定了现代公司的所谓“治理结构”也是不可能在这里产生的。

而有限责任企业形态的出现，就使企业同过去小业主式的经营以及无限责任公司，在产权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有限责任的企业形态下，股东以实出资本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出资额以外的个人其他财产，不受企业经营的牵连，风险被限定了、分散了，对出资者来说，它不再是无底洞，而是有限度的。这时，才有可能吸引他人出资，广泛集中社会资本，实现资本的社会化；也只有在这时，现代企业的一系列制度特征才能够产生。因此可以说，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一系列制度特征的总根子。

分析一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的四句话，就可以看出有限责任的根本。

首先，我们说产权明晰。为什么有人容易把产权明晰误解为私有化呢，原因就在于把产权明晰理解为个人产权，而没有从有限责任这个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出发来理解。常常听到有人说，国有企业归国家所有，产权怎么不清楚，难道必须量化到个人才算清晰吗？实际上这是误解，企业产权清晰是有限责任的要求，同私有化无关，在无限责任的公司制度下，企业的最终归属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企业的财产没有边界，同出资人的其他财产是切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清楚的。我国的国有企业正是如此，国有企业归国家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产权当然是清楚的，但从有限责任的角度来说，又是不清楚的。有限责任要求企业以其拥有的法人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如果企业的法人财产没有边界，和国家的其他财产切不开，那又怎样承担有限责任呢？我们讲现代企业制度要产权清晰，主要含义就在于此，并不是把国有企业的财产量化到每一个人才叫产权清晰。因此，只有从有限责任这个根本要求出发，才能够正确地理解产权清晰，才能和私有化区别开来。

其次，我们说政企分开、责权明确、管理科学。有限责任把出资者的责任限定了，企业的经营不会累及出资者的其他资产，更不会累及其身家性命，这时所有者才有可能超脱出来，把经营大权交给他人去掌握，所有权和经营权才有可能真正分离；出现了这种局面之后，专门的经营者阶层才有可能形成、发展和壮大，专家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才有现实可能。我们常讲两权分离、政企分开重要，但怎样才能分离呢？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限责任是关键，它才是两权分离的根本前提。没有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出现，就不可能有两权分离；不彻底解决有限责任问题，就做不到政企分开。试想，如果国有企业的一切经营后果都由政府承担，没有明确的有限边界，成了无底洞，政府怎能不去直接管呢，政企怎能分得开呢？这样，企业的权责就不可能明确，经营者阶层就不可能出现，专家管理也不可能形成，总之，我们通常讲的“公司治理结构”等现代企业的一系列制度特征，也就不可能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在有限责任这个前提下形成的。因此我们说，有限责任是总根子。

三、我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无限责任制的企业

从世界范围来看，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制度早已确立了主体地位，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制度虽然存在，但并非主流。因此有人认为，强调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这也不尽然。对我国来说，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强调有限责任的本质特征，较比其他国家更有特殊的意义。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旧体制下实际上是无限责任制的企业。企业的出资者是政府，企业没有明确的法人财产权，企业的财产同出资者的其他财产连一起，没有边界，可以随意调拨，企业经营的一切后果，实际上由出资者——政府承担着无限的责任。

一般所说的企业的无限责任，集中地表现在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上，但我国国有企业的无限责任，却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表现在债权、债务关系上，同时还表现在无限的社会责任上。我国的国有企业，并非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全面地承担着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责任，不是按照企业的需要来招募职工，而是按照社会的需要来安排就业，职工的生老病死、子孙后代，全部由企业包下来，责任是无限的。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特有的无限责任。这种状况在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以后虽然有所改变，但至今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从原来的无限责任的企业制度，真正地而不是名义上地转变为有限责任的企业制度，它的意义和它的难度都是非同寻常的。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有限责任问题，认真地研究和解决有限责任的问题。

四、深化企业改革要在有限责任上下功夫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企业有了法人财产权，明确了以企业的法人财产承担有限责任，企业的法人财产在名义上同出资人——国家的其他财产分开了，这就在债权、债务关系上，向有限责任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远远没有解脱，企业冗员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企业还不得不背着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反过来又影响着企业债权、债务关系的明确性，使企业不能真正成为承担有限责任的经济组织。

国有企业承担的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解除，它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必然是一种软约束。这是因为，它的债权人多为以政府为背景的银行和企业，而企业背的债务又是为承担同政府有关的社会责任而背上的，这就变成了一笔糊涂帐，责任难以扯请。正因为责任扯不清，企业的无限责任反倒变成了无责任，企业家反而变成了可以不负责任。企业的无限责任，实际上还是由政府承担着。

为了使企业经营者能够认真负责地搞好企业，就不能不把希望寄予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上，政府就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领导班子的选拔上。这又进一步固化了政企不分。

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有限责任。因此，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进一步解决有限责任问题。

1．要切实保障企业法人财产权不受侵犯。要进行规范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一方面，政府不能任意干预、调拨和支配，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者要有严格、明确的资产保值增值任务，确保企业法人财产充实。

2．推进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近百年来，在企业产权方面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这种变化虽然在不同国家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但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许多国家的大公司，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股东，而且大股东也不是独家。以著名的松下电器公司为例，它的第一大股东是住友银行，股权为4．6％，其他大股东也多为法人，松下幸之助在80多年前创业时是100％独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现在松下家族在松下公司只占有2．9％的股权，也就是说，法人企业相互持股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人股权比重会大幅度下降，这就使企业的归属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国国有企业通过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就会比国有独资企业更容易把企业法人财产同出资人——政府的其他财产切开，有助于真正实现有限责任。

3．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大力度进一步抓好减员增效。目前国有企业内在的优势不能很好地发挥，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人浮于事。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企业为了解决已离退、下岗人员的生活问题，就已感到难以应付，对于在岗的人浮于事问题，就更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考虑，于是只好勉强凑合。其实这样凑合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而且无法改进技术、加强管理，难以把企业搞好。这反倒不利于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解决。

作为政府当然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这种保持社会稳定的责任，又不得不压给国有企业。初看起来这样做可以分散一些负担，实际上这样做的成本可能更高。企业在人浮于事的状态下运转，勉强凑合，必然效益下降、亏损增加，于是不得不靠银行贷款过日子，结果造成了呆帐，最终还是要由政府承担。分散负担的结果，担子最终还是落到政府身上。也就是说，社会负担对政府来说是“背着抱着一般沉”，这就需要比较一下，到底是背着还是抱着好。

如果政府财政多拿出一些钱，有步骤彻底解决一些企业的人浮于事的问题，这些企业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就可以使这些企业由吃财政变为创造更多的效益，更好地支援财政。这比大家都勉强凑合要好得多。另外，还有一些效益比较好、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大企业集团，政府可以鼓励和支持它们加大力度解决下属企业人浮于事的问题，比如可以把一部或大部下属企业的多余人员收上来，由集团公司统一安置，使基层企业轻装前进，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以增强整个集团的经济实力。总之，要尽快地、最大限度地解决企业人浮于事的问题，从各地和各大企业的经济实力出发，因地制宜，解决一个是一个、解决一批是一批。这样做，付出同样的代价却可换来企业机制的转换和效益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按照规范的有限责任的体制来运营，从而为企业分散风险、广泛集资、实现两权分离、形成经营者阶层和法人治理结构等现代企业的一系列制度特征创造根本前提。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2

（一）旅游饭店管理水平低，客房利用率下降

三十年来，安徽现代饭店业经历了由起步、发展到进入现代化水平的三个阶段，截至2008年9月，全省共拥有星级饭店431家，其旅游饭店业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为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近年安徽省酒店已呈供过于求的景象。据有关资料表明，安徽省酒店的客房闲置率在不断上升，饭店业利润总额不高，2007年还有103家饭店利润处于负增长状态。

十几年来，安徽饭店业正在逐步改变计划经济带来的“谁建谁管，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总体而言，安徽的饭店业集团化进程发展较缓慢、较艰难。从数量上看，截至2007年，安徽星级饭店拥有量仅占全国星级饭店总量的2.8%，各类饭店集团公司近20家，管理旅游星级饭店不到40家，集团化程度不足10%。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的现代饭店业受到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影响，条块分割，各成系统。

（二）旅游社经营规模小成本大

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旅行社709家，其中国际社37家，国内社672家。从综合实力上看，安徽省旅行社平均资产只有123.9万元，平均营收只有408万元，属于弱小企业。2007年，安徽省内旅行社营业额超亿的仅有3家，而邻省浙江、江苏省分别达17家和24家，安徽旅行社的营收总额也仅相当于全国的1.77%。

现代旅游产品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趋势，而安徽省旅行社目前仍以提供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千军万马挤在团体包价旅游这个狭窄的业务范围内。安徽709家旅行社直接从业人员8917人，平均每家旅行社导游4.4名，其中管理人员2827人。而具备专业学校培训并在实践中积累一定经验富有开拓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十分有限。

从市场结构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的进入，以三大旅行社（国旅、中旅、青旅）为代表的安徽旅行社产业集中度在不断下降，并且，这种产业态势的分散化仍然在进行中，全省旅行社业处于微利运行状态。从产品创新能力、品牌建设、网络构建等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素方面分析，安徽旅行社距离国际国内同类企业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二、对安徽国有旅游企业改革应有的认识

（一）安徽国有旅游企业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旅游企业的继续发展

中外合资、联合、联营、私营、股份制旅游企业相继诞生，打破了国有旅游企业独家经营的局面。这些机制灵活的旅游企业一出现，就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冲击着经营多年的老牌国有企业在旅游市场上的“霸主”地位。

2.旧式经营管理机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发生冲突

安徽省一些老的国有旅游企业对外经营乏力，内部管理松弛。一些企业也曾推进过内部的改革和改制，但阻力大，矛盾多，老的习惯势力强大。国有旅游企业在经营上长期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企业内部权利不明，经营约束监督机制尚不完备，经营者短期行为等等都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3.国有旅游企业的分配用工制度，严重制约着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国有旅游企业的用人分配制度，不利于干部和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必将削减旅游国有企业的发展后劲。不改革，旅游国有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二）安徽旅游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性

1.改革与转变观念相关。加快安徽省旅游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摆脱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尽快转向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要形成有效的旅游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旅游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机制，强化旅游企业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不断提供新的旅游产品，使国有旅游企业在国内外旅游市场竞争中充满活力。

2.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旅游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在产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投资调整中，实施和推进旅游国有企业改革。

3.改革与其他配套改革相关。旅游企业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旅游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旅游企业职工能进能出机制，旅游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和旅游企业经营者择优录用、竞争上岗机制。

三、深化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改革安徽省旅游业的管理体制

努力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与国际旅游业通行惯例接轨、宏观统一管理与微观放开搞活的旅游管理新体制。旅游管理部门要逐步实行政企职能分开，主要职能是对行业实施规划、协调、监督、服务，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杠杆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其原有的经济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转由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机构承担,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增强企业活力。

（二）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转换国有旅游企业经营机制

要从旅游行业实际出发，在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中分类分批，将现有旅游企业全部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组为公司制，大部分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具备条件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有些经批准可发展为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三）进一步开放旅游市场，形成市场主体多元化

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放宽对设立旅游经营组织的限制。只要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国有、集体单位或个人经批准均可设立旅游经营组织。允许国内各类旅游组织在我省设办事机构，允许境外有实力、有影响的大旅行社在安徽设办事处，在一定范围内试办中外合资合作旅行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经批准试办第三类旅行社。

（四）努力打造安徽旅行社“网络化”布局

安徽省的旅行社应该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资产重组，与交通、景区等企业联手，通过新的市场定位和角色划分，形成一定数量人、财、物、品牌为一体的紧密型旅行社，通过联合达到横向扩张，形成规模经济。部分中小型旅行社还可根据市场需求情况，依据自身资源条件，进行特色或专项经营，进行深度产品开发，在细分市场中寻找自己的服务对象和生存空间。众多小型旅行社可通过内部改造，以单体联号等经营方式专门从事集团旅行社和特色化、专业化的中型旅行社的产品销售业务。

（五）安徽饭店业要建立职业化、市场化体系

安徽的饭店业要想进一步超常规发展，必须在强化品牌意识，以品牌为纽带推进集团化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培育职业化、市场化的饭店经营人才。在经营者的资质认定、中介机构建立以及对经营者的评价、竞聘、激励、监督等方面都要有所创新，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市场化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同时，还要正确制定和适时调整集团化发展的战略。旅游饭店唯一的出路是重建以协调营销为主要支柱的市场导向型企业组织。

（六）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1.安徽的金融机构应增加信贷投入，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信贷业务创新，积极支持旅游业合理资金需求。各商业银行要积极调度、筹措资金，对有效益、信誉好的旅游企业要保证其合理流动资金的需求，促进其景区景点上规模、上档次，改善旅游环境，拓宽旅游资源。

2.金融机构应为旅游业提供更优良的金融服务，大力支持旅游发展所需的软、硬件建设，优化服务网点设置，推进银行信用卡联网工程建设。

3.金融机构自身要不断创新金融工具，积极推广假日金融新产品，如旅游贷款、旅游储蓄、旅游支票等。努力提升服务档次，以解决居民出门旅游的资金“瓶颈”，尤其是要发展新型信用工具，为旅游者提供方便、快捷的电子支付手段，减少现金结算比率，扩大旅游消费，确保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

（七）构建“安徽旅游企业集团”的战略发展目标

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一些省、市相继建立了公司化的旅游企业集团，包括安徽也组建了省旅游集团，黄山和九华山旅游集团公司等。对于安徽省星罗棋布的旅游企业布局，多行业、多产品、多所有制的状态来说，采用事业部制组织战略确实是一种较佳的科学选择。实际上旅游企业从单一的企业向企业群体发展的集团化过程中，必然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和合理化。所以，旅游企业集团出现多层次、多行业结构是自然的要求，而不同的层次也需要作相应功能的界定。集团公司核心企业事业部逐级趋向于战略管理，附属企业则趋于行业归口或组合成行业集团，或建立核心企业，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旅游业经营特点，旅游企业在集团化发展过程中应在地理分布上形成网络化，这是加快集团化扩张，增强地区目标市场和细分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作为地处内陆的安徽旅游企业来说，构建地理网络结构战略，必须根据周边市场的具体情况，扬长避短，制定正确的区域发展战略，在华东片市场内或安徽省内通过资源整合、局部扩张形成一定规模。然后应进一步实现跨地区、跨系统扩张，寻找目标市场和进一步细分市场。最后，积极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寻求海外合作伙伴，参与国际旅游市场的竞争。

参考文献：

[1]李宝明.旅游企业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李天元.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斯洛博丹.旅游经济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4]王德业.金融支持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探析[J].济南金融，2006，（5）：31-32.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3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论文库）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论文库）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论文库）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论文库）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许多文章在回顾放权让利这一阶段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改革。但，正是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论文库）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论文库）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论文库）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论文库）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思路是将国企改革仍然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而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企业承包制。中央政（论文库）府决策部门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于是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

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制带来的结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一种普遍的批评认为，在经过了放权让利之后，国家财政已无力继续让利。而承包制又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还有一种分析认为，承包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刘世锦，1993）。

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利弊分析现在仍需要认真讨论后再下结论，但有一个认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出现短期化，且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很困难。在承包制度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论文库）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所以，企业承包者可凭借充分的剩余控制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而出现行为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专家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

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非国有主体”是一种普遍的反映。在多元化主体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由于当时股份制不够规范，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内部借贷，最后以还款了之。在这期间，由于承包制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及股份制的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和徘徊之中。改革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阶段：1992—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有企业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造，使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论文库）府不能再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有企业。它的意愿只能在国有企业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当然，政（论文库）府还可以通过其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有企业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是受所有者出资额和所持股份数额限制的。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论文库）府的意志是递减的，而股东的意愿则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而且在现代公司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并受出资额和所持股份制约。决策只能是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科学决策的实现提供组织基础。但国有企业所有权层面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难点仍然在于多元的，尤其是非国有财产主体供给不足。而当前存在的“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是妨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所在。

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存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产权结构多元化遇到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产权结构往往会带来如下后果。（1）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由于缺乏多元股东的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公司组织仍然只不过是原国有企业的翻牌，董事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原班人马。在“翻牌公司”里，传统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病依然存在，当然也就难于实现权责分明和科学管理。（2）在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一般仍由政（论文库）府官员组成，董事长往往由党委书记担任，而总经理的任命也要通过组织部门认可。这种官员和企业家不分的格局，往往使公司的负责人在政绩目标和企业目标之间彷徨，难于摆脱行政的干预，也很难做出真正科学的决策。（3）在各类国有公司中，国有股东都是国有出资人委托的人，因此仍然存在真正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假如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发生矛盾，则国有公司很难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必然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公司产权结构的缺陷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在一般的股份公司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往往是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由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经理人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如何激励和监督经理人的问题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国有公司的治理结构则由于产权结构的缺陷而显得更为复杂。首先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般都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代表而不是所有权人本身，因此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或者说股东对董事会的监督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难点。比如，最近在资本市场上连续披露出来的上市公司以虚假盈利信息欺骗股民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和行为短期化的一种表现。第二是国有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人在控制权的配置上，一般是董事会的权利大于经理人。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中，董事长兼负决策和经营管理权于一身；在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的企业中，总经理的经营管理权限往往又会受到董事长的制约。因此不论怎样，很难形成合理的权力分配。此外，国有公司中的监事会成员与董事会统一由政（论文库）府委派，因此实际上往往形同虚设，甚至可能成为与董事会“串谋”的伙伴。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中，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往往被原来企业中的“三驾马车”分摊，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厂长担任总经理，而工会主席则担任监事会主席。设想的制衡格局很容易被内部控制格局所替代。说到底，许多国有公司出现的问题都源于这种“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所致。

其次是传统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问题。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的阻碍主要表现在对国有企业产权让渡的认识上。早在8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了对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出售和拍卖的尝试。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产权让渡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障碍是来自于传统的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第一个观念障碍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坐失的关系问题。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方式应该是运动，而不应该不动；不动的国有资产无法实现保值和增值，实际上就意味着损失。在运动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失。只要流动的收益大于流失的收益，流动就是必要的。因为害怕流失而不敢流动，结果反而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坐失。坐失的损失同样是不可估量的。第二个观念障碍是只转让亏损企业，不转让盈利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策只允许转让一些微利亏损的国有企业产权。而对于盈利的企业，一是政策没有表示允许，二是即使政策允许也不会被转让。因为政（论文库）府还指望它为其创造收益。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没有抓住市场需求较强、企业价格较高的出售时机。而当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又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时候，想出售也卖不出去了。与上述主流的政策导向相反，一些省政（论文库）府抓住十四大以后经济高涨，外企、私企兼并收购国有企业的需求上升时机，及时地将较好的国有企业出售变现。一方面，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政（论文库）府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又卖了个好价钱，实现了国有经济的保值增值。第三个观念障碍，是一种“唯评估论”。国有资产在市场的转让中，如果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是否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评估价格往往是资产供给方的一种预期价格，或者叫做供给参考价。它必须在市场上与资产的需求方洽谈，方能达成双方认可的市场价格实现交易。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则，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是公平而且合理的。把评估价格作为衡量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显然是不恰当的。市场价格是受供求规律影响的。在当前国有资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中，经济越是不景气，国有资产越是亏损，企业的价值就会越低，市场价格也会越低。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三、所有权结构改革深化的对策选择

继续深化所有权结构的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的主要课题。但要完成这一步骤仍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以期通过依赖性路径取得报酬递增的结果，并藉此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继续降低进入国有企业的门槛。国家所有权结构的根本改变要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进入。因此，继续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应是一个可行的对策。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国有企业的资产已经跌到底线，几乎无利可图，因而无人会问津。但其实问题不在于外部进入者，而在于人们的观念。最近发生的东方资产经营公司以500万元盘活6000万元不良银行资产的案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国有经济的决策层所给出的政策制度，是影响进入者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对于不同的投资环境以及优质快捷的服务是较之税收优惠更为重要的条件；对于国内民间资本来说，价格和税收的减让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企业内部的经营者和职工来说，则可以以干股和期股等形式将其逐渐培养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也不失为可供选择的途径。降低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是为了实现国有企业股权的多元化，而股权的多元化除了融资的目的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股权的结构多元化来解决国有企业的责任主体、科学决策和风险分担等一系列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

2、健全和深化国有企业的退出制度。目前在国有企业退出问题上，需要有一定的观念突破和制度创新。首先是退出的范围的领域。按照一般的认识，在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如国防设施、邮电、铁路、道路桥梁等；特殊产品生产领域，如稀有金属的开采及冶炼，造币以及涉及国家机密的高科技等，还需要通过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产权形式来予以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运作。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都应该在竞争中自由进出。在现实的运作中，一些曾经被认为关系国计民生而必须国家垄断的领域已发生了改变。在通讯、道路桥梁等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在基础产业如钢铁、石油探采等，都已开始有国外投资者进入。实践证明，国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控制，应主要以政策引导为主，并不一定由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会产生比直接经营国有企业更大的效果。其次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战略步骤选择。传统的思路往往是等到国有企业不行了才想到退出，而“靓女”是舍不得“先嫁”出去的。这种等苹果烂了才想到处理的思维方式，只会使国有企业处于一个被动的不可把握的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一般是由政（论文库）府决策进行投资和扩张的，而相对较高的赋税又使国有企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在这种两头做不了主的情况下，企业既无法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和发展战略，又无法决定自己的退出战略。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职工的职业转换的下岗安置问题。由于国有企业一般都是处于传统的大工业领域，吸纳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多，工人专业化分工细，对于大工业的依赖性强。一旦下岗，转换职业的能力较弱，安置起来也困难更大。当前，一些资源型企业面临着资源枯竭、企业衰落的特定阶段。有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口都依赖煤炭资源生存，而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城市的产业和人口都会面临生存危机。针对这种情况，政（论文库）府在国有企业的退出过程中更要注重策略的选择。应在企业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包含对企业或产业生命周期的预测，及预防衰退，强化竞争能力的战略安排，包括退出时的资金储备。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创新的关系,

企业是生产力要素的载体,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拥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信息网络,为国民经济提供大部分的现代化装备,它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如何,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据查有关资料证实:我国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90%是20世纪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兴建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和50年代以前建成的企业也占一半以上。这些企业由于计划管理体制延续了几十年,传统管理模式很难一下子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国企改革,但国企管理还没能按市场经济来组织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管理跟不上企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据有关部门1997年对我国2585家亏损企业的抽样调查,由于管理落后造成的亏损企业达到2112家,占总数的87%,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那么管理创新究竟涉及哪些范畴,它们之间又有哪些相互之间的联系呢?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一是从追求政绩的“乌纱帽”转变为承担盈亏责任的自我管理理念。未来的企业需要职业化的企业家,不是官员型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命运同企业的兴衰成败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从单一生产意识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效益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来实现生产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在开发环节中把市场需求的产业和产品作为企业开发和创新的主攻方向,否则企业的效益就无从谈起。三是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到对社会发展、环境和用户责任的经营目标多元化理念创新。从国际企业发展上看,经营目标多元化已成为趋势。据相关资料透露,在美国国际性评选优秀企业时,采取九项指标,其中企业的创新能力、长期投资价值;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指标在整个指标中占了相当分量,所以在经营目标上我们要进一步拓宽思维,超前发展。四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从你死我活的竞争理念转向竞争与合作和统一的竞争理念的创新。其实,这是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目前,国际上原来竞争对手的企业之间,纷纷掀起合作浪潮。例如:电子产品领域中美国的IBN与日本东芝的联盟;汽车行业中美国的福特与日本丰田公司的联盟;电器设备制造业中美国通用电器与欧洲西门子联盟。当今世界出现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现象,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战术,而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企业所具有的竞争观念创新的表现。我国近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特别是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几乎在所有市场上展开,这种局面很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和创新,特别是不利于要迎接与来自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所以建立多样化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于实行管理创新与企业改革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二、决策管理的创新

决策管理是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过去企业的决策管理多靠经验和主观判断,现在不同了。面对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环境,企业必须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系统,掌握方方面面的信息。因为信息是现代企业的神经系统,是企业科学决策和及时应变的依据。所以要建立灵活准确的信息系统是企业决策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抓住这个内容当中的关键,捕捉各个方面的管理信息,使信息为我所用。使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为我所需,是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一步。-

三、战略管理的创新

战备管理从宏观上讲,正确的战略使企业始终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企业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从微观上来说,正确战略能够准确地把握未来可能发展的产品及市场范围,使企业赢得持续的竞争力。从战略管理的创新角度上看,在经营领域中,过去我们企业战略是只重视生产管理,而不重视开发和营销管理。这种战略,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是企业的灵魂,同时生产的产品只要卖出去,才是硬道理。所以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是在整个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我们在经营战略管理上要实现由过去偏重生产管理到重视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的转变。

四、组织结构的创新

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是贯彻实施经营战略的组织保证。过去大型企业是庞大而多层次的管理组织结构,弊端很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首先,要剥离企业不应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和政府职能,使企业轻装上阵。其次,按照专业化社会协作的方向,分离服务部门等非生产主体,使企业精干起来,再次,强化生产过程前的市场研究,经营决策,技术开发和生产过程之后的产品销售,用户服务,广告宣传等经营职能,使企业组织结构具有高度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最后,随着企业业务流程的信息化,企业可以削减中间管理层次,变管理组织结构由原来的高耸型结构向扁平型结构再造,这样才能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五、人本管理的创新

过去,我们传统企业管理,主要是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而现代企业要将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而知识的背后是人才,人才高于一切。

所以作为企业如何吸收人才,留住人才,如何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这是人本管理必须研究和创新的主要内容。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5

引言：问题的提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为什么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难道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看看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如红塔山、长虹、海尔等你不又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企业？但研究这些企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海尔这些国有企业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他们虽是公有，但并不是国家原来重点投资兴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了，而国家初始意义上所谓的重点骨干企业，据统计大多已名不副实了，相反倒成了国家的包袱。现在人们能随口叫得出名字的好企业大多是自己从市场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如前面提到的企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小企业变成大企业的（有例外的只是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企业如中石化、中国电信等）。

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这些少数的精英企业家领导下能较好符合“厂商理论”标准的国有企业，而是其中大部分的“非正常企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企业的这种非正常性本文称之为国有企业悖论，即国有企业作为企业应该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现实中国有企业的行为动机往往很复杂，偏离利润为中心的企业宗旨。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述企业理论的发展与现状；第二部分分析国有企业悖论的形成和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和归属；第四部分为小结。一、企业理论简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企业发展的历史。手工作坊式的家族企业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代表则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托拉斯等形式的垄断企业则代表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企业形式的多样化则代表了现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理论孕育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企业的变迁同样也带来了人们对企业的研究——企业理论的发展。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企业理论的历史与企业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中关于劳动分工的经典论述是企业理论的雏形，而最早对企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德国人古诺，时间是1838年（古诺当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古诺模型的思想），因此企业理论从经济学一开始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无论是古典的、新古典的，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企业理论从来是论述的重点，习惯上称之为厂商理论，与消费者理论相对应。本文称新古典和古典的企业理论为传统的企业理论。传统企业理论仅仅是把企业作为一个“黑箱”来讨论，对于企业的经济性质基本不提。其主要特点一是假定企业符合“理性人”假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二是在此基础上把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函数来讨论；三是分析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形成的市场结构。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又称之为“‘黑箱’企业理论”[1]。现代企业理论[2]的发端源于罗纳德·科斯在1937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该文中科斯第一次用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研究了企业产生的原因，认为企业之多以能代替市场是因为“发现”市场价格需要成本，而取代市场的企业正式节约了这种成本。在这之前，经济学家很少关心企业本身的问题，而往往是研究企业作为市场的供给者在竞争中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因此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可以说是企业理论研究的一道分水岭，从此以后经济学家们不再把企业仅仅作为一个追求理论最大化的“黑箱”来处理了，开始分析研究企业如何产生、何以产生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等企业基本问题[3]了。简单来说，现代企业理论不再理所当然的认为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而是探讨作为一系列合约联结的企业为什么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何以能够追求利润最大化，怎样才能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等一系列问题。其内容或视角主要分为[4]，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二是团队生产理论：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成本；三是委托-理论；四是企业金融结构理论；五是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六是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当然，以上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各种理论往往相互交叉。同时，这些理论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定企业存在于签约自由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企业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并且这些理论也都重视产权[5]作用，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6]。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产权改革以前，研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往往存在理论瓶颈，于是国内很多学者就试图通过对企业机制的设计来规避这一“瓶颈”，但效果往往不佳。本文也想作这方面的尝试。二、国有企业悖论的解释在简要回顾了企业理论的历史现状后，让我们再回到我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上来。不妨再问一次，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该不该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国有企业就应该是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产品“公共特征”明显的、私人企业不愿投资的行业企业？退一步讲，就算是承认国有企业有其极大的公共性、社会性，是些微利甚至不盈利的行业企业，问题是现在全国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显然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对此，国内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对策，最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并影响了中央决策的是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论。但是尽管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或大调整这一大方向上取得了较一致的观点，但是大家对于怎样实施国有企业大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等具体问题上分歧很大。比如有的学者[7]从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的角度出发，认为共有产权对应的产业定位是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而私有产权者相反。但问题是很难划分何为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何为竞争性、盈利性的行业。正如有的学者所（张维迎，1997）指出的那样，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原来由政府直接经营或私人公司特许经营的公用事业，如电力、电信、煤气天然气、航空运输等，正由垄断行业变为竞争性行业。世界在变，我们很难为国有企业规定应该经营什么。那么关键在哪呢？我认为是出在国有企业悖论上，解决了这个悖论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以前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三大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1956-1978年），而是一种中央命令型的经济。“政府热心办企业，认真管企业，本身就象一个大企业”（陈清泰，1998）[8]。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产权独立、边界合理，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于是整个中国就用一个“企业”替代了整个市场，“整个经济成了一个大工厂”[9]，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由政府部门把握，资源靠行政指令配置，一切行为在统一计划和指令下完成，人们没有任何选择权，除了婚姻自由（甚至连婚姻自由在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显然，这种替代决不同于科斯在论述企业产生时的那种“企业代替市场”。因为这种替代不存在边界。在1937年的论文中，科斯曾提出过两个假设：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为了其他一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10]企业之所以能代替市场，原因就在于在企业中企业家的协调或权威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企业也不可能无限的替代是市场，因为企业存在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边界。企业的边界就是，在边际上由企业组织带来的交易费用等于由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交易成本相等这一点。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超级企业”[11]，并不是因为在边界上他能够完全代替市场，而是政治的需要，是一种理性设计的结果[12]。而“超级企业”一旦建立，原先存在的各种市场交易活动就一律内化成了企业的组织活动，“价高者得”的市场价格机制完全消失，各级等级机构（通过官员）的“看得见的手”的监督指挥成了取代混乱的唯一选择[13]。国有企业则正是这一大工厂中一个个车间或工作组，国有企业顶多只是有了企业的形而没有企业的神，即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以及形成这一机制所必需的权能结构和外部市场环境。国有企业的悖论正是源于此。如果没有改革，没有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国有企业原有的一套机制则是可选择中方案中的最优方案。问题恰恰是改革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可选择的行为方式增多了，从而原有的“超级企业”机制无法再在可以承受的交易成本范围内对企业进行约束，而这种被动的“放权”又进一步导致了国有企业行为的多样化：道德败坏和机会主义盛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没有对市场机制的变革作出相应调整和改革。可以说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改革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国有企业与原来作为“超级企业”中的一个单位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全国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做的好一些，比如广东、浙江等，而有些地方则做的差一些，比如中西部、东北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据调查广东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经理任命权大部分仍旧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激励机制这一点上，行政组织成了对经理实行强激励的主体，而企业作为另一个组织却成了弱激励主体，[14]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这么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呢？现在我们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并且“超级企业”已经成功的替代了整个中国市场，同时我们也不去讨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超级企业替代市场的动力机制[15]。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超级企业能够在政治家（另一种意义上的企业家）的组织协调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当然这种假定不符合现实，需要修正，交易成本一般为正。事实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下时更是如此。”[16]而且这种成本并不总是成比例的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通常是无规则的跳跃上升，所以很难控制。中国由于特殊的时代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家（企业家），相对来说，那时的组织协调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这与D·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17]有关，因此超级企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尽管代价很大，但却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随着意识形态的乱用，超级企业的运转也随着“政治家”的“衰弱”而陷入“瘫痪状态”，效率很低，资源浪费惊人。所以改革最初面对的就是瘫痪了的超级企业，目的是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探究超级企业失败的原因，一是超级企业作为企业已失去了不断壮大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市场制度——即促使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二是超级企业中的成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定出现理性回归。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狂热运动带来的效用可以替代经济生活带来的效用，但是时间不会太久。（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压力等等，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三、企业所有权和国有企业改革整个人类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也唯有存在可以不断试错的机制人类才能永远向前发展。超级企业在中国行不通，就需要改革。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企业改革”。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命令的形式（初始阶段）一部分市场来取代超级企业的一部分，把集中在超级企业内部的众多车间和单位改变成市场主体。所以改革一开始就面临两大基本问题：一是建立一个市场，产生价格；二是建立有企业边界的企业，产生竞争。目前中国仍旧处于转轨时期，新旧交织，出现了两套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尽管未统一、不健全，但毕竟有了），价格产生了。企业也推向了市场，但大多数没有形成合理的企业边界，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原因何在呢？前文已分析了超级企业是通过政治家的命令来组织协调资源要素的配置，也就是说政治家替代了企业家的的部分职能，企业家市场被官员市场替代了，而所谓的官员市场其实只是一种行政性科层制度，选择权唯一的掌握在政府组织手中。改革后，企业家市场已经初现，但就国有企业来说，行政任命仍居主导地位[18]。所以目前中国出现了企业家市场与官员市场（姑且这么认为）并存混杂的局面（显然，很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优势就是能比市场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否则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而资源在企业的有效配置关键是把处置资源的权力转让给与该资源收入最大化最相关的个体，而且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安排要与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安排相匹配。显然，就单个国有企业来讲，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企业影响最大，他（她）拥有相当程度的企业控制权。在中国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新的不均衡，从而促使（个人）一群人响应有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进行自发性变迁——诱发性制度变迁[19]。比如，许多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贪污腐败、转移国家财产、出现59岁现象等等。其实这并不是这些厂长经理人格有多环，正如刘伟所言：是体制害了他们[20]。这种体制就是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最相关的企业家（经理厂长们）没有相应企业所有权结构安排造成的。企业所有权不同于财产所有权，因此企业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并不影响企业的国有性质。实际上财产所有权与产权是等价概念，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21]。所谓的企业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其实就是让他们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它们所拥有的对企业的事实上的控制权相一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既然“人类的精力必须使其用于追求财富上，犹如他们先前用与追求战争一样，直到人类的心智能够成功地导向从事更好的事务上为止，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腐朽，还不如使其用于追求财富。”[22]同样既然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生的需要每个人理性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我们为什么对企业家抱有偏见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也是市场的灵魂，与此对应我们就应设立一种使企业家能体现他们价值的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荣誉或为人称道，而是实实在在的拥有企业所有权，实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企业和经济的发展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专利制度，它可以间接有效的对企业家不可触摸的知识产权（企业家才能）定价，与专利保护一样只有对企业家进行收益上的保护，企业家才能才会源源不断发挥出来，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市场的分工和专业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家的剩余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国家中企业家活动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法律对企业私人剩余权不加保护。”[23]反过来说，只有对企业家的“剩余权”（实际上就是企业所有权即企业控制权和与之对应的企业剩余索取权）进行法律上的保护，企业家才会源源不断的涌现。要知道中华名族从来是具有优秀商业头脑的民族。

小结：真正的小结总之，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途径和目的是促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其中的关键是把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同时界定给企业家——我们的厂长经理们。[NextPage]

参考文献：

1.杨小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989年，“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及产权经济学”；

2.钱颖一，《企业的产权分析》，序三，1998年；《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989年，“企业理论”；

3.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年，选自《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4.科斯，《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选自《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5.D.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第五章，1999年，商务印书馆；

6.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选自《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

7.陈清泰，“政企分开是走向市场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16日，第一版；

8.张维迎，“所有制、智力结构与委托-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和中国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1、2期；“西方企业理论的演进和最新进展”，《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前两篇论文选自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9.L.普特曼和R.克罗茨纳主编，《企业的经济性质》，1996年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张五常，“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1987年，《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论新制度经济学”，1991年。以上选自张五常，《经济解释》，2000年，商务印书馆。

11.杨灿明，“产权特性与产业定位——关于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12.王君，“双重博弈中激励与行为——对转轨时期国企经理激励不足的一种新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

13.费方域，《企业的产权分析》，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4.F.哈耶克，《致命的自负》，198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1]L.普特曼和R.克罗茨纳（1996）：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有关“黑箱”企业理论的争论，最终对企业经济性质的研究被合法化，对企业的合同和组织结构的分析在性分析工具和新概念的带动下迅速发展。

[2]现代企业理论目前在理论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分类，比如，钱颖一（1989）把现代企业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张维迎（1994）把现代企业理论分为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的管理者理论三类；费方域（1998）则从合约性质的角度将现代企业理论视为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为代表的企业不完全合约理论，而将新古典企业理论、用于企业产权分析的科斯定理、委托理论、产权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一概视为传统的企业理论。本文取现代企业理论作为一个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即传统企业理论相对的理论体系，研究企业的合约性质，又称合约理论。

[3]费方域（1998）认为企业的基本问题在古典企业（所有者兼经营者）中是企业的性质合企业的边界问题，而在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中则还应加上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

[4]参见张维迎（1994）。

[5]关于产权（propertyrights）的定义，学界也没有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家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因此产生了许多混乱。通行的看法是把产权理解为“一束权利”。至于对产权的具体解释则不是本文的讨论方为了。本人打算在时机成熟时专文论述。

[6]参见L.普特曼和R.克罗茨纳（1996），序二第1-2页。

[7]参见杨灿明（2001）。

[8]参见陈清泰（1998）。

[9]参见费方域（1998）。

[10]参见科斯（1937）。

[11]参见张五常（1987，1991）。

[12]哈耶克（1988）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致命的自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13]参见张五常（1987）。

[14]参见王君（2001）。

[15]因为交易成本为零时，企业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一致的。

[16]参见科斯（1960年）。

[17]参见D.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第五章，1999年，商务印书馆。

[18]参见王君（2001）。[19]参见林毅夫（1991）。

[20]刘伟（1998）在人民大学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讲座。

[21]参见张维迎（1996）。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6

1.私有化。

国家保留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其中主要是基础资源供给、公用事业、以及高新科技

产业。而其它的行业，大都可以转化成私有。

2.集团化

进行“资本运营”，资产重组。说的清楚些就是组成合并成韩国那样的巨型集团。

这种方案颇受政府人员的青睐。

3.市场化

实施彻底的政企分开、独立核算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核心是把企业推向市场。

4.股份化

即“一股就灵”。

5.领导人培训计划

把所有大中型企业的老总们进行培训，接受MBA的教育。

6.承包制

象农民承包土地一样，承包国有企业。

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可行的。或是把以上一些观点综合起来？认识论告诉我们，

要认识清楚问题的实质，必须了解两个方面：一是知“己”，即我们的目的，二是知

“彼”，即事物本身和它所遵循的规律。只有了解我们的目的，才能明确行动的具体目

标和方案。只有认识事物本身，行动计划才是符合现实的规律和规则。二、目的

1.中华民族的振兴

中国近代史阐明了一个真理：“落后要挨打。”在西方人编写的电脑游戏“文明”

中，这样写道：“文明法则一：和强大的文明结盟，消灭弱小的文明。”八国联军正是

这样做的。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便是因为要振兴中华。

二十一世纪战争是经济的战争，弱小的东南亚各国己经在战争中尝到了滋味。中华

民族唯有强大才能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姓社姓资的问题是次要的。振兴中国经济，

首要振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企开始。国企改革的终极目的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振

兴。

2.政治、思想、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企正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它的改革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政

治、社会构成和方方面面。所以，这也就是国企改革复杂的原因。不管中国是什么政治

制度，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治理国家是所有人的愿望。

思想是一种工具，但它又是一种能量存在于人脑中，并影响人的行为。有时，它的

影响力足以让人放弃生物本能——生存的欲望。社会制度、阶级分析等思想不仅是工

具，同时也是目的。从改革开放到十五大，人们观念逐渐开明：中国的国情只能创新。

不是书本上的完美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问题的焦点己从形式转向更深层：价值

观。

任何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理论、思想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也在于价值观不同。社会主义认为人的价值等于人对社会的

贡献。资本主义则认为人的价值等于人自身的满足，人在社会中的占有。这种占有是在

各个层面上的：地位、权力、最重要的则是财富。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奋斗，实现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文明的进步。

建筑在这一价值观上的制度己获得成功。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呢？这种根本立场的差别

导致了我们目的上的差别。既然做事情目的不同，差异也很根本了。公有还是私有？这

是国企改革问题最大的本质上的焦点。

这一点等给本文后面所论及的人的本质研究。

3.上兵伐谋

库兹涅兹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

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

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之上的。”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是这样一种“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

孙子曰：“上兵伐谋。”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经济的竞争。经济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是制度的

竞争。如何生产人才、吸引人才、激发人才、优化配置人才。这一切由制度来实现。

以长远的观点看，国企体制改革实是一种“上兵伐谋”。我们所要做的，不仅是解

决亏损，使国企生存，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优越的企业制度。未来的企业，具有制度上

领先世界的企业。也就是绝对不照搬，这样只能落后。上兵伐谋，谋在创新。

中华民族的强盛来源于经济的强盛。技术上我们落后于西方，只有在制度上领先，

才能后来居上。

以上的论述表明：国企改革终极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要求尽量能实现“上

兵伐谋”。

“知己”完成，“知彼”开始。

三、认识

对事物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我们对事物的态度，从而决定了我们的观点和行动。我们

在讨论问题时，最大的分歧多数是由对该问题对象解释和理解造成的。对待国有企业改

革的问题，我们必须先问一下：国有企业是什么？因为，正确的决策，高明的决策取决

于认识的深度，认识越深，决策越高。

国有企业是什么？所谓国有企业，是国有的企业。似乎是废话，不过就是这样。进

一步深入的提问：企业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写一篇论文了。它的基本特征有

二：一是资本和人的集合。二是其目的：追求资本增殖，即利润最大化。尽管许多企业

家并非这样认为，但企业就是企业。松下幸之助以产业救国为目的兴办企业。然而，一

旦是企业，其目的就是利润，产业救国只是结果而非目的。

可持续发展也是另一种企业目的，但其核心是“可持续的”谋求最大利润。“可持

续的”掠夺自然资源。因为人有发展性。增殖自身是人最大的本性。从一颗受精卵开

始，人便开始用物质增殖自身。从此，资本便有了增值自身的本性。因为人和资本己成

为一体。资本家就是占有资本的人。没有资本，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增殖就是资本

的增殖。当受精卵变成一个成人之后，其占有物质的本性在生物部分的任务己完成，开

始向外界表露。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人在有不同思想之后，有了不同追求。虽然为数很少，但企业也

有了不同的追求，操纵它的是可操纵企业的人。但是，和人类社会不同的是：企业所生

存的环境更为残酷。一个无为的老子可以生存，一个追求自然之道的庄子也可以生存，

并且生活质量超过一切世俗之人。但是，企业如果无为，在市场中必死无疑。所谓人在

江湖，身不由己。企业在市场，更加如此。

这一番认识讨论的核心证明了：企业是追求增值自身的资本和人的集合。由于人的

本性不会轻易改变，由于世界市场正在形成之中，并且尚未看到能代替之的世界经济体

系。所以，这种假设在可以预见的历史范畴内是正确的。由此导出的行动方案也是正确

的。这番认识己深入哲学课题：人的本性。

由此可以了解，企业的核心是人，虽然目前的企业形式与种类繁多。企业的注册条

件也是资本。然而，在资本和人两个要素中，人是活的。只要有人，什么都有了。

不必说知识经济时期人的重要性，就是在资本积累初期，人也是第一重要，否则，

何来资本数量的不同？

人尽其用乃是达到生产力最大化的理想状态。物尽其用，财尽其用都包含在内。如

何实现物资和金钱的最优配置，让最懂得这一行业的人从事这工作。

如何达成人尽其用？我们不去研究社会中的人尽其用，因为本文主要针对于国企，

所以，主要研究企业的人力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企业是一个团体。团体的人员配置是

由领导来完成的。

由此可见，团体的兴旺的决定因素是领袖。因为在团体中的“人尽其用”是领导人

来实现的。显然，以资本为核心的企业己开始转向人——会用人的人——企业家。人有

三个层次：对物的操作，对人的管理，对思想、制度的创新。对人的管理乃是社会稳定

发展的中坚。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有人说，企业的员工素质、企业文化、企业资金、企业声誉等等也很重要。不错，

他们很对。但是，从矛盾论角度出发，主要矛盾是企业家。一个坏企业可以因此而生，

一个好企业可以因此而死。没有产品，企业家能率领员工开发出来；没有市场，企业家

能进行市场调查进而制订合理计划开拓出来；员工素质不高，企业家可以培训，可以招

聘；企业没有文化，企业家可以营造；资金可以筹措，赚来；声誉可以逐步形成……

从系统论的角度上讲，企业家是企业这一系统中最核心、最积极的决定因素。企业

之所以能成一个“系统”，也全赖企业家的努力！

这一段论述表明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家。是决策者，是“一把手”。也就是问题的主

要矛盾。

接下来，我们要问：国有企业是什么。这个“国有”的概念也是一个不太能确定的

概念。总之，国家所有就是了。资产是属于国家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我想这应该没

有人反对。

说明问题起见，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这个比方就是：市场经济为海，企业为船。在

海洋中是百舸争流，其中也不乏自个儿游泳的。然而，只有大船才能“至人所未至”见

人所未见”的美妙风景。在航行过程中，有许多翻船的，结果水手们便游到另一只船上

去。犹如下岗和再就业。船儿也是活的，水手多了，船儿也变大，这全赖水手们如何改

良这只船了。

从这些意义上，国企和私有企业并无差别。差别就在于改良的促进者。是什么促进

改良？是水手，水手们依据什么？船长的命令。船长为什么要下命令？因为船老板监

督，干的不好——扔进海里——自己游吧。船老板选择船长，船长选择水手。船老板监

督船长，船长监督水手。

私有企业很清楚：船老板是老板、资本家、企业拥有者。现代企业中的董事会。国

有企业呢？国家是谁？法人代表么？法人代表能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他要代表呢？这只

能用“精神、党性”来代表了。这种约束并不能触及人的本性。一部分人可以，但全部

的人不行。

这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所在：企业家的选择、任命、监督、罢免的权力行使问题。

由此，结合我们的目的和认识。导出对策。

四、再认识

这一部分所要解决上文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新的国企制度的基础——价值观的选

择。

进一步的，我们探索国企怎样以人为本的振兴。

发展是人的本性。这并没有直接回答价值观的选择问题。人为了增殖自身而活着，

这正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成功之处。它同人的本性相联系。所以它成功了。而社会主

义与之相对，是否就不会成功呢？不是这样的。如果社会主义价值观不与人的本性相联

系，这种思想只能是理想状态的，不会有人为它去奋斗、流血、牺牲。

要进一步得出答案，唯有进一步研究问题。

人固然是为了增殖自身，然而更深刻的进一步看：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向伟大靠

拢才是实质。在现实中，表现在：人们总是向往大公司。人们总是试图把自己同伟大的

事物相联系。比如上帝，比如伟大的事业、信仰、信念。

比尔·盖茨家中屏幕上显示的是珠穆拉玛。他力图使自己变得伟大。金钱更多是一

种数字符号。记得一部美国电影的一番对话：“你就可以实现每一个美国男孩的梦

想——追逐财富。”“我一直在尝试超越我的父亲。”“还差多少？”“两千万。”

在这里，财富只是一种代号，而“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才是人类的

最高精神，同样也是人类最高本性的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人的价值等于为社会的

贡献便是这样一种崇高信仰，一种伟大事业。它让人有一种伟大感、崇高感。如同社会

建立起这样的信仰、这样的普遍价值观，生产力必然是成倍的提升。

越是高层次的人，越是讲究自我实现。既然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为何不为社

会做贡献呢？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或者说生物界中，爬到顶峰都是一条法则。这就

给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有生存的空间和实现的可能。

有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没有竞争。不，竞争存在，为了贡献更多而竞争。

当然，就目前而言，还不可能全面实现这种理想主义的境界，但可以部分实现。这部分

就是社会的极少部分：企业家。

有人拿出节约悖论，认为节约将导致衰败。但社会主义并不是这样。每个人固然要

在该节约处节约，因为节约与奢侈浪费相对。我们所要的是投资，是进一步的占有、增

值。这才是人的本性、奢侈和浪费则是人性惰落。我们应鼓励这种观念、而不是西方的

享乐主义。投资比消费从长远看，更能刺激经济。因为消费是消费日用品，投资则提高

科技水平，加速经济进步。

以上是理想化的理论论述，接着是现实一些的观点。

我们如果跟着西方的价值观，最优秀的人将到西方，因为那里可以赚更多钱。我们

的价值观是我们最有利的武器，正如美国人的和平演变一样。只是，这种价值观的实行

是有条件的，只有受过高等教育者、能力极强的、追求自我实现的社会精英才会以此价

值观作为人生观。在中国现有经济条件下，普遍的，人们还是追求物质满足，毕竟恩格

尔指数太低。所以，以这种价值观为基础，但形式上仍以物质激励为主。

也就是说，这一价值观不是纯粹的社会贡献，也有个人所得、个性展现、追求个人

利益。

但是，这里有一个制度导向问题。正如科举制让世人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的人生观一样。思想产生制度，制度又维护、发展思想。这一辩证关系是我们应加

以利用的。

五、对选择的分析

国企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己经解决。我们就可以利用分析所得的观点对本文开头处的

六个方案进行分析。

1、私有化。

私有化的优点就是“船老大”明确。通过制度改革，我们将可以解决国企的这一问

题。

私有化的缺点却是很多的：走了西方的老路，未面落后于人。国企如何私有化？俄

罗斯的教训可以为鉴。这仍然是一条崎岖的未知之路，难度并不比创新制度低多少。

从更深层面的社会制度上而言，代表新一代生产关系中主导力量的管理者、科学家

、技术人员己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人。而国企这种所有制方式是适应

这一历史潮流的。

我在这里借用“新制度学派”的观点：谁掌握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谁就掌握

了权力。他认为权力己发生了转移。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支配

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家支配了国家。而知识经济时

代，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分子将支配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世界中，先进

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了。起步的中国却正在这方面努力着。如果我们

努力发展的是私有经济，则这一块经济的发展至少需要数十年才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

水平。然后也必将经历一个资产者的支配地位被知识分子替代的过程。不如现在把眼光

放远一点：先在制度上领先了西方，早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是谓：上兵伐谋。

国有制的优越性在于“国有”二字。由于这不是“私有”，便不涉及私人的利益。

从而也没有了私人的短视和利益纠纷。掌握知识的人如能够顺理成章的成为“国有”的

代表者，那么，他们将首先得到资本和所带来的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第一等

生

产要素，资本国际化，包括世界游资的剧增，使得资本流动加快，也就是资本使用率大

大加快。“没有钱”己不是企业的问题。“没有技术”才是真正的问题。新的国企中，

生产者是主人。人是企业构成的第一要素，一切以人为核心展开，而不是资本。知识是

最重要的，资本的获得则是简单的。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以资本而围绕建立的模式被替代了。这就是新的国有企业。

现代企业是以人为核心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权力的转移。科学技术工作

者、管理者掌握了权力。这样的企业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而私有化必须经历一个资本核

心的过程，然后再转变为知识核心，其过程是漫长的。美国的这种转变己完成了一大

半。所以，目前仍执世界经济之牛耳这完全可以在今天实现。

从“上兵伐谋”的角度讲，如此是绕一个大弯子。国有企业的资产为全民所有，无

需发生权力从资本家向知识拥有者的转移。可以直接构筑以知识为核心的企业。这正是

国有企业不多优点中的一个，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

从社会构成上讲，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构成复杂的大国，人的文化层次差异

巨大。所以，目前只能精英执政。人民代表制是较好体现精英执政的体制。经济上也应

如此，国有企业为主体，掌握国企的是社会精英。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如此。究其

本质，不过是社会中人力资源合理分布，“人尽其才”。资本主义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的？百年的自由竞争，留存下的资本家就是精英、是强者。我们不可能再花百年时间。

私有化的结果只能象俄罗斯那样。并不优秀的人凭借关系和政府地位占有国有资产。其

经济复苏是极其漫长的，因为人的配置合理化是极漫长的。

2、集团化。

集团化的实质是政府企业集团。由于这样的企业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几乎肯

定的，企业与政府成为一体。“政府的企业”或“企业的政府”，双方都能得到益处。

腐败不可避免。这种观点可取之处是：集团化的确能使企业有竞争力，对于尽快的提高

企业竞争力是可取的。问题在于：谁来进行这样的集团化工作。必须是专家，是企业

家，而不是政府。象波音与麦道的合并，中国也应该有。问题在于，这样的合并是需要

一大堆精英的。就如同三峡工程论证一样。中国经济集团化的重要性可以说有过之而无

不及。只有动用政府的力量，用全中国的精英力量，必要时借用外国智力，跨行业、跨

地区，以中国为单元，以世界为目标，建立世界级的集团。这样的集团化才可能有所作

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掌握企业的是企业家。

问题的核心不是搞论证。中国人在这方面并不缺乏能力。从建造万里长城起，动用

全国人力的战役一直是让世人叹为观止的。问题的核心是：企业家。他的任命，他同政

府的关系，董事会的构成。

3、市场化、股份化。

这都只是外部环境或内在的必要因素。不是充分条件。必须指出的是：企业家的自

主是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微观属性决定宏观状态。物质状态决定于分子属性。没有自

主独立的国企，市场经济也是不完全的。政企分开不是说说就做到的。企业家若有权，

有法可据，更重要的是关系自身根本利益，他就一定政企分开。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一个把掌拍不响。企业家的问题还是核心。

4、领导人培训。

这个方案似乎切中要害。然而，优秀的人不是培训出来的，是竞争出来的。此乃古

今中外的天理。兔儿跑得快不是因为兔妈妈的教育，而是狼儿在后面追。同样，“不拘

一格降人才”就不能单凭培训，能者上、弱者下。就是应该这样，问题又回到了领导

人的任命制度上来。

5.承包制。

承包制有两大弊病：短期效应和会计核算的问题。只有进一步的从核算指标和企业

家选拔上下工夫。应该看到，承包制尽管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它有其生命力。承包

制可以做到真正的政企分开，关键在于把握好任命关，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承包制

可以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关键在于年度的审核指标的合理性。公司利润、

成长性等等都必须是内容。企业会计核算应法制化。

六、对策

我的设想如下：

1.跨地区的整体监督体系。

基于第三部分中，国企核心问题是“船老大”问题。即建立一个民主监督的企业家任

命、监督、罢免的权力机制。目前的这一权力完全由政府实施，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是企业第一问。政企分开的核心是打破这种干预。问题在于，企业为国家所有，国家不

是政府是什么？但是，行使这一权力的不一定是政府。

是由经济学专家、职工代表、退休的企业家或与之无关的优秀企业家所组成的评判

集团。他们中除职工代表之外，经济学专家、企业家的构成是非常之特殊的。其本上与

本地区无关。是可能来自于全国任何一个可能的省市。他们的材料都储存在国家经济部

门的电脑里。谁将会执行这一任务，谁也不知道。除了电脑会生成一个最佳人选之外，

还加入随机数功能。由于中国很大，这方面人才很多，选择余地也很大。所以，随机生

成的人员保证了幕后交易不可能实现。

并由另一批人，另一堆随机数实施定期及不定期的查帐。他们由全国资深会计师组

成的数据库生成。当发觉此人的经营表现与任命时的要求相去甚远时，再生成另一集团

进行审查，看是否有必要罢免。这样，任命、监督、罢免的人员构成不同，“三权分

立”。保证了廉政和彻底的政企分开。

国家要做的就是建立庞大的信息资料库，并编个人员生成的软件。这些工作其实极

为必要且不难。经济师的职业将会十分火热。因为他们专职从事各地区经济研究的报告

及进行评判审查工作。自然工资很高，他们的要求同样很高。专门的考试是基础，工作

经验和年龄也有要求。他们将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不管是从繁荣学术界和中国经

济角度，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也是不多的。

退休企业家或优秀的中层经理、优秀的企业家是另一类人选。除给予每年例行假期

之外，每年必须承担几次“评判团”的任务，当然有额外的高额工资。

职工代表由工会评选，保证公平、民主。

这样，“国有”的概念真正的实现“人民所有”。履行权力的是来自人民的精英。

是一批人，他们构成了“船老大”的角色，地方政府决定企业命运的时代就这样一下子

终结了。2.名义资产制度。

根据人的本性是发展这一条和第四部分中有关价值体系的论述，可以对企业家实行

名义资产制度。

对于选拔上的企业家，其待遇是相当优厚的。原因很简单，他所担当的责任是非常

之重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社会地位很高。主要的激励是“名义资产”。这部分资产

他一生都不能动用，属于国有资产，但计算在他的名下。所谓“名义”就是说他所创造

的价值将很直观的反映出来。这是他所创造的价值。更为特别的是，他可以分得“名义

资产”所创造资产的一部分。

应该承认劳动是价值创造唯一因素。而人的劳动是有差别的。企业家一人可以救活

一个企业，虽不能说功劳全在他，但没有他，企业一分钱也没有，反而会倒闭。我们就

需要一种分配制度。比如，一个企业家的名义资产是该企业总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对

于不同大小企业和该企业自身情况，“名义资产”的比例应是不同的）。企业利润增

加，资产增加，他就可以分得一定的利润。绝不是企业总利润的百分之二十，而是这个

数字再乘上一个比例。这个比例视他的贡献而定。可以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甚至更

多。这有些类似于销售提成。达到一定数额的销售，提成上一个档次。

名义资产的建立基础并非是销售提成制。而是建立于一种价值观：人的价值是取决

于对社会的贡献。人对社会的贡献正是“名义资产”所进行衡量的。当然，它只是一种

手段。对社会贡献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累积和增加。然而，我们看到：人的发展本性决定

了对财富占有的本能。向上爬是分阶层社会、阶级社会的最大潮流。

我们的理想只有同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是：

人的价值等于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当人人都以这种价值观奉为人生信念之时，那

么，社会主义就胜利了。这就是制度导向。

同样的，名义资产制度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所提倡的是：为社会积累财富。这与

西方的为个人积累财富是不一样的。我们承认人的个人奋斗的巨大动力，个性化对社会

的有益作用。我们认同这一点。重要的是社会整体的价值导向，这就是制度所做的。正

所谓，人的本性永远依然，社会却丰富多彩。不同制度对人本性不同的引导决定了该社

会的社会价值观，在这里我也不多说了。但是，这一番议论至少指出两点：一是国企制

度对社会构成的导向作用是决定性的。二是我们建立事业的基础是思想。这样的导向将

决定我们的社会构成。我们的社会应该建立起精英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从而掌握国家。

人人可以成为精英，人人都以此为目标。3.国有资产同劳动所创造资产分离。

实行新的分配制度。“名义资产”制度己经是有这点意思了。这里所针对的是国有

资产之外的资产在国有企业的存在。这一财产分配方式是“名义资产”制的一个补充，

以人为本的一个体现。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投资的回报是同它的风险相一致的。

贯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要素原则。投资所得回报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同风险相一致

的回报。另一部分则是属于劳动创造。对于科技人员也可尝试分得企业利润的比例法。

包括职工也可。工资仅是一部分，由于他们出色的工作，应该得到一部分的利润。这对

于“以人为本”的未来企业是非常适合的。也就是说，企业分配利润以人为本，不以资

产为核心。在知识经济时代是非常能够吸引人才的。对于优秀职工、优秀的科技工作

者，出色的部门经理、都应给予一定比例的企业利润分成。

4.董事会构成。

董事会在企业家掌握极大权力的国企中有无必要成立？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因为

企业不能变成个人的独裁王国。董事会的人都实行“名义资产”制。其中包括优秀职

工、科技专家、中层经理和一至二名的经济学专家。他们的任务是智囊兼权力制衡。他

们的权力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具体如何当在实践中得出。另一个问题是：集体决策

稳健但守旧，个人决策则相反，应该怎么做呢？

综上所述，我的目的是用社会精英力量对国企的企业家实施任命和监督，再通过

“名义资产制”调动企业家积极性管理整个企业。努力建立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

以人为核心的企业，如企业利润分成。事实上，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己是一种表现。再

以董事会均衡一下企业家权力。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上看，产生了新的企业家阶层或者是阶级。有关这群人的定性，

我限于水平，无能为力。这批人是从人民中产生，是经过高考样的考试和严格考核选拔

上来的。他们也是流动的，不是终生制，更不能继承。资本主义世界中，生在一个好家

庭，便能享受一生的事不会出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这里得到体现。

七、一些补充

国家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

度。国企最大的问题是“政企分开”问题。其它都可以做到，唯独这个比较困难。原因

是由来以久，历史渊源。地方主义严重、官本位严重。只有一举打破地方政府与地方企

业的关系才行。这就是全国一体化监督制的优点。

然而，这一制度缺点是：国有企业数量太多，不可能一一进行监督，只能抓大放

小。话又说回来，只要能抓住全国一千家，甚至五百家也就可以了。中国的国企也就振

兴了。

对于中小国企的“政企不分”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这从经济体制上是无法了，飞

机票就不划算。只有从政府上想办法，比如借鉴全国一体化的监督制，地方官员的相互

监督、老百姓当一天监督员等等。

其核心困难应该是人。建国许多年以来，企业中许多己和政府官员一起形成特权阶

层。打破他们的权力网是最为艰难的，这也是国企“政企不分”的问题根本。应该说，

全国一体化监督制优点正在于可以一举击破特权阶层。他们的权力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将遇上理论中不能遇上的许多问题。

拿一些严重亏损企业进行试点是应有之义。

这一方案另一个缺点是监督成本过高。全国各地产生的随机数的机票就不是一个小

数目。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地区间的交流加深了。这是社会最高层次人

员的交流，其作用和影响是“打工仔”们不能替代和达到的。我相信这是个缺点的同时

也是一个优点。

摘要

本文从评述国有企业的现有改革方案开始，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和

国有企业自身的认识，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人。从而结合西方企业优

点和中国国有企业的长处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探索性的提出了一整套的国有企业的改

革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整体监督体系。二、名义资产制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7

一、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的现状

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大部分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房管所转制过来，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不少国有物业管理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管理体制落后、经营机制不活、服务意识不强、市场意识滞后、经营业绩不佳，很多这样的企业没有经营、拓展、投资较大项目的独立自主权和决策权。这较为严重地制约了企业走向市场的步伐。除了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外，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员工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安于现状、缺乏进取心和危机感。这些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企业要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或者让其待岗不是容易的，也不符合劳动政策、法规。即便企业费尽心机说服其下岗或解除劳动关系，但承担的费用也是相当惊人的。如此带来的国有物业管理企业负担是很重的，企业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差，员工的收入势必受到影响，企业指望这些缺乏进取心、没有压力的员工在日常管理服务中自觉、认真、负责地维护企业形象和业主的利益确实相当不易。因此，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的改革、改制势在必行。

二、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的困惑

说到改革，很多人想到的是民营，似乎这样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不然。不是有民营企业感叹：有些地方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抗风险能力差，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扶持、关照，小而散的结构没有市场的竞争力，只能管理物业市场的“边角料”？等等。随着改制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就会不断凸现出来（据先期转制的民营企业介绍，相当一部分员工要下岗）。体制的转变，职工切身利益关系的调整，历来都是特别敏感的问题，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波动，解决不好可能对改革造成消极的后果。我们应当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以《物业管理条例》总则规定的“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立足点，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妥善处理各方利益，不要忽略了计划经济下的老职工的利益和想法，更不能把矛盾推向社会，企业能自己消化的尽量消化。

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很多是由计划经济下转制而来的“老的事业单位新的企业”，在有些方面要承担历史遗留问题，要在一定时期担负社会、政府的职能，并非纯粹的经济组织，不能简单地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政府、上级部门一些指派性的工作还是要做的。现在一些设备、设施陈旧，条件差，维修、管理难度大，而收费低廉的老公房、售后房大都由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往往是吃力不讨好，吃力没有效益。总书记在谈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要求“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物业管理企业当然不能例外。也就是要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老公房的物业管理集中了老百姓很多“看得见”的“急”“愁”“难”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标准，有实力的专业化的物业管理企业是不会接手的。再说现在上海售后房物业管理费的标准是沿袭1997年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早就核定的，并没有实施“商品化”、“市场化”，最近几年也没有考虑到物价水平、工资等水平发生的变化，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国退民进”的口号叫了十来年，至今不能全部“民营”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改制的设想

但是国有物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终究是不能忽略的，可“民营”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即不同性质的资本结合或参股而形成的经济成分，一般采取股份制的资本组成方式，它以社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为前提，通过各类性质的产权在市场中以各种形式自主流动和重组形成，并为适应竞争和市场的需要不断变化资本结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形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运营的高效益，有利于推动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对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改制很有指导意义。

在上海的国有物业管理企业主要是三类：一类是由房管所转制的物业管理公司，这类企业由于缺乏完全的企业经营自主权，所以难以发挥其积极性和潜力，这部分企业面临着政企分开，公司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艰巨任务；第二类是由开发商建立的物业管理企业，这类企业大多以经营自己开发的写字楼和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为主，在经营上有一定的垄断性，市场化程度不高；第三类是适应市场需要而成立的物业管理公司，目前这类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对于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来说，大都存在着主管部门多，人事关系复杂，办事效率低，工作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因此，大多数国有物业企业的主要经营者都希望通过改制来改变这一状况。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国有管理企业只能等待，希望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办法。

这样的物业管理企业已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现就第一类由房管所转制的国有物业管理企业谈点粗浅的看法。

物业管理企业“国退民进”是总的发展趋势，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产权清晰的、条件成熟的，改制不会产生太多矛盾的，企业国有资本可以通过申请、审批、立项、资产评估确认、产权转让交割等规定程序，在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基础上从企业中退出，建立民营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大多数国有物业企业只能通过“渐进式”的方式，先采用部分国有资本从企业中退出的方式，建立一种仍以国有资本为主，以全体职工持股，或者经营者持股，抑或有外部投资者参股的国内合资的股份制企业，这同样符合中央提出的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

这样的改制方式，企业内部不会掀起很大的波澜，不会殃及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售后房管理小区，不会产生大批员工同时下岗的局面。各项工作能有效衔接、平稳过渡、循序渐进、不断完善。

全体员工持股、经营者、管理层持股和外部投资者持股三种改制方式，笔者更倾向于由经营者、管理层根据职务、能力、承担的责任按比例持股。由经营者、管理层持股可以是企业总股本的49%，国有股51%。这样就可以避免管理层、经营者无所作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倾向，也可以避免人人持股、却没有人负责的现象发生，同时又能得到具有实力的母公司、上级主管、相关部门的关心、扶植和有效的监督，一旦经营者缺乏应有的领导能力，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竞争意识差，无力领导企业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可以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司管理层的共同监督下，把不合格的经营者的股权转让、出售给有能力、有创新理念、能有效组织团队不断开拓创新的外部投资者。经营管理层同样引入竞争机制，给企业找到合适的经营管理者。经营者、管理层持股后，自然会带来决策机制的变化，激励机制的变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企业效益的提高。主要表现在经营者、管理层风险意识、危机感、自主经营意识增强，使企业运行更贴近市场，减少盲目性，在管理制度上更加规范、严格，经营者寻找新业务，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积极性自然会不断提高。

四、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需要制度、措施相配套

循序渐进的改制为充分发挥经营者、管理层的创造性、积极性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却不能使企业的内部管理自然得到改善，员工的积极性需要健全的制度和政治思想工作加以提高、保障。适时地建立、健全一套适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的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公务员之家

与企业改制、改革相配套的企业须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并加强日常的督促考核，切实搞活分配，以岗定薪，责权利相结合，各岗位必须纳入竞争机制，要积极、有效地开展业务、技术的培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员工改变观念，增强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积极培养、录用、招聘人才，相对重要的项目设立AB角，调动积极性，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亦可为拓展市场储备人才。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制度和思想工作，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树立品牌发挥作用。

上海威斯特物业经营有限公司是国内合资性质的国有企业，目前，经营者和管理层占了15%的股份，这几年经过内部机制的改制和各项制度措施的落实，实行的是较灵活的分配机制，把个人的经济利益和工作实绩尽量挂钩，从而调动积极性，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市场拓展和经营管理服务方面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适应企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公司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下设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物业部、市场运作部、工程部、综合经营部、维修中心，同时因业务和管理需要成立了智能化公司和若干个子公司。公司的品牌已初步得到确立，在做实的基础上不断做大、做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制度；改革；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轨经济；经济结构

在我国，过渡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怎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诺斯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定义还有如：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些定义，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对制度的理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具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制度总是社会性的，约束个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因而制度总是某种社会的行为规则。在鲁宾逊的孤岛上，在"星期五"出现之前，事实上不存在制度，因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制度是对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对个人行动空间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界定。第三，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称为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将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与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都统统称为制度。

但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

（二）"帕累托改进"与"非帕累托改变"

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谓"帕累托无效率"，指的就是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在"帕累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因此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而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一种重新配置导致某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无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进"，而只是"改变"，它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三）改革的一般情况："非帕累托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为了对我们的现状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高我们整体的经济福利。改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暂时的损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情况的特征进行比较。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变动时期，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变"；因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非帕累托改变"更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下，既没人努力劳动、认真管理，也无人关心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的资源必然只能生产较低水平的物质产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理想的资源最优配置情况作为参照系，来论证这时经济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费了多少资源，论证它们如何地应该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效率将会获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获得怎样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两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形成、确立的前提下，同样会出现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获益，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人们当然总是希望改革是无人反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

（四）"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

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五）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这里所谓"相对"的含义，指的就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改革的（潜在）获益者和（潜在）受损者的标准进行分类，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总之，改革的相对阻力体现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差异与相互冲突，而改革的绝对阻力体现的是人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但同时也体现着在经济制度这个"公共物品"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阵痛"对社会的总福利总是具有负面的影响。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只是对问题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阻力往往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有时相互加强；而有时则相互抵消。

二、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一）渐进改革与经济的"体制结构"

1.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地位的改变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这个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5%的GDP，95%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

而这就意味着，无论国有企业无效率的问题多么严重，尽管它仍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问题再严重，它从统计上说只关系到20%～30%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增长。只要占70%～80%的非国有经济仍能增长并越来越发展、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成长。

这里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着眼于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个含义是：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增长，不仅要观察国有部门的状态，而且还要观察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2.经济的"体制结构"

我们现在就来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

J0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初期）经济的体制结构。

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一指数大约为900%（90/10）左右，而现在按工业总产值算约为35%（26/74）。最近几年按工业产值计算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旧体制的效率较低而新体制的效率较高。我们假定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正因如此，非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地加大。定义gs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s

这一动态关系式看上去很简单，但对于我们理解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性质，以及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进程的各种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不改革"或"简单过渡"的可能性

上述公式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改国企的可能性"：只要gs

在德国，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在东德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基本被解体，同时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东德的职工养起来（失业补贴）；如此持续20～30年后，原东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1.国有部门本身状况的恶化与国企"改制"

国有部门情况的恶化，不一定表现为所有国有企业情况全部恶化，而是首先表现为由于"亏损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净亏损的加大。当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时，改革的要求开始产生。

这里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指"国企改制".国企改制会对我们的上述公式产生影响：改革使gs缩小而使gn增大，因为这时一部分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变产权关系而变成了非国有企业。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来的国企经过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国企范畴，或是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有企业而壮大了自己。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对称，一些人以"占国有经济便宜"的办法来发展非国有经济，甚至包括国有资产的暗中转移。这种可以称为"自发的私有化"的行为，在实际上也起到了加快国有经济改制的作用。

可见，国企改制本身，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味着J值的缩小，意味着效率的改进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改革中要增长速率"的基本含义。

2.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条件的改变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变着国有部门改革的条件和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它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这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转移一部分国有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既具有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与企业家，使得通过收购、兼并等较为平和、较为自然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可能。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国内的"体制示范".在以上所有这些条件的改变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竞争".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首先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利润"下降，使其体制的无效率暴露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与此同时，当非国有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其提供产值、就业和税收的竞争能力，人们也就越来越具有改革的动机，对改革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改革得以发生。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国企职工，而改革意味着国企职工离开国企而转向非国企就业。这又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离职"（或"下海"）和"下岗".前者为自愿主动离开，后者为当发生倒闭、减员等情况时被迫离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阻碍着改革。但到后来，不仅开始发生自愿离开，而且下岗的阻力也越来越小，变为可接受的，下岗人员也越来越多。

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职工离开后（在非国有部门）的预期综合收益开始大于不离开时（在国企中）的预期综合收益。

3.政府改革企业的动机

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

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的比较：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在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三、结语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创新的关系，

企业是生产力要素的载体，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拥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信息网络，为国民经济提供大部分的现代化装备，它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如何，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据查有关资料证实:我国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90%是20世纪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兴建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和50年代以前建成的企业也占一半以上。这些企业由于计划管理体制延续了几十年，传统管理模式很难一下子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国企改革，但国企管理还没能按市场经济来组织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管理跟不上企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据有关部门1997年对我国2585家亏损企业的抽样调查，由于管理落后造成的亏损企业达到2112家，占总数的87%，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那么管理创新究竟涉及哪些范畴，它们之间又有哪些相互之间的联系呢?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一是从追求政绩的“乌纱帽”转变为承担盈亏责任的自我管理理念。未来的企业需要职业化的企业家，不是官员型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命运同企业的兴衰成败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从单一生产意识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效益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来实现生产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在开发环节中把市场需求的产业和产品作为企业开发和创新的主攻方向，否则企业的效益就无从谈起。三是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到对社会发展、环境和用户责任的经营目标多元化理念创新。从国际企业发展上看，经营目标多元化已成为趋势。据相关资料透露，在美国国际性评选优秀企业时，采取九项指标，其中企业的创新能力、长期投资价值;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指标在整个指标中占了相当分量，所以在经营目标上我们要进一步拓宽思维，超前发展。四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从你死我活的竞争理念转向竞争与合作和统一的竞争理念的创新。其实，这是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目前，国际上原来竞争对手的企业之间，纷纷掀起合作浪潮。例如:电子产品领域中美国的IBN与日本东芝的联盟;汽车行业中美国的福特与日本丰田公司的联盟;电器设备制造业中美国通用电器与欧洲西门子联盟。当今世界出现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现象，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战术，而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企业所具有的竞争观念创新的表现。我国近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特别是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几乎在所有市场上展开，这种局面很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和创新，特别是不利于要迎接与来自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所以建立多样化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于实行管理创新与企业改革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二、决策管理的创新

决策管理是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过去企业的决策管理多靠经验和主观判断，现在不同了。面对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环境，企业必须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系统，掌握方方面面的信息。因为信息是现代企业的神经系统，是企业科学决策和及时应变的依据。所以要建立灵活准确的信息系统是企业决策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抓住这个内容当中的关键，捕捉各个方面的管理信息，使信息为我所用。使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为我所需，是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一步。三、战略管理的创新

战备管理从宏观上讲，正确的战略使企业始终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企业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从微观上来说，正确战略能够准确地把握未来可能发展的产品及市场范围，使企业赢得持续的竞争力。从战略管理的创新角度上看，在经营领域中，过去我们企业战略是只重视生产管理，而不重视开发和营销管理。这种战略，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是企业的灵魂，同时生产的产品只要卖出去，才是硬道理。所以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是在整个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我们在经营战略管理上要实现由过去偏重生产管理到重视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的转变。

四、组织结构的创新

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是贯彻实施经营战略的组织保证。过去大型企业是庞大而多层次的管理组织结构，弊端很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首先，要剥离企业不应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能和政府职能，使企业轻装上阵。其次，按照专业化社会协作的方向，分离服务部门等非生产主体，使企业精干起来，再次，强化生产过程前的市场研究，经营决策，技术开发和生产过程之后的产品销售，用户服务，广告宣传等经营职能，使企业组织结构具有高度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最后，随着企业业务流程的信息化，企业可以削减中间管理层次，变管理组织结构由原来的高耸型结构向扁平型结构再造，这样才能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五、人本管理的创新

过去，我们传统企业管理，主要是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而现代企业要将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而知识的背后是人才，人才高于一切。

所以作为企业如何吸收人才，留住人才，如何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这是人本管理必须研究和创新的主要内容。

企业改革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