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学论文范文10篇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企业法务；人才培养；课程设置

企业法务一般是指企业内部设置的管理法律事务，对各种经营行为进行法律审查，预防法律风险，处理法律纠纷的职位以及受雇于该职位的人员和这些人员构成的职业群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推进，依法治企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理念日益深化。近些年，法律职业中企业法务这个新兴的岗位悄然诞生，并迅速成长，这需要大批既懂法律又懂管理的法务人才。企业法务人才以企业合规经营为己任，以预防纠纷产生为目的，在知识结构、能力素质、思维方式等都与传统的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司法法务人才不同。我国高等法律教育应该积极回应市场需求，从企业法务岗位需求出发，探讨企业法务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学校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而设计的知识、能力、素质体系以及为实施这一体系而采取的活动方式。这里包括两部分：一是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是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所制定的实施人才培养活动的具体方案，是对专业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培养目标与规格、内容与方法、条件与保障等培养过程和方式的描述和设计；二是为全面落实培养方案而采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一、设计企业法务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明确企业法务工作者与法官、检察官等狭义法律人的区别。法官、检察官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代表国家依法承担着定分止争、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尊严的重要职责。社会对他们的职业操守、专业能力等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一直把他们当作正义的象征、公平的化身和法律的守护神。以法官为例，其职责的本质所在，是其应当公正，即不偏袒某一方，不主动介入事物，不主动行为，而是只对向他提出的案件加以决断。而企业法律工作不同，法律工作者作为企业内部人员，立足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企业法律人首先是企业人，企业法务部门是企业内设部门，是提供法律专业服务的管理部门，而不是国家派出部门。因此，企业法律人员在处理有关问题时不能仅仅追求公平、正义，而是应当以在合法前提下实现企业最大利益为追求，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应实现企业管理层期待的协助企业应对突破经济法规模糊地带的事业经营挑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法务工作者的特点。第一，信仰法律，但不应只提示风险，更要为企业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第二，追求正义，但不应仅追求公平正义，更要切实维护本企业的利益；第三，崇尚秩序，但不应仅遵循现成的法律条文、惯例、先例，而要有能力在法律模糊地带创新性思考，为企业解决经营中的问题。其次，改革培养方案专业课程设计路径和方法。长期以来，我国法学专业的专业课程设置一直是以14门到16门核心课程为中心，即培养方案中的专业课程设置是以部门法为导向，设计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这种以部门法为导向设计的培养方案，根本无法满足企业法务的职业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借鉴加拿大CBE（CompetencyBasedEducation）教学思想，即“在充分研究职业岗位人才需求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从事这一职业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素养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企业法务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应该以企业法务职业岗位为出发点，运用DACUM（DevelopingaCurriculum）方法进行工作分析，明确企业法务人才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在此基础上设计课程体系，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形成在法律人统一框架下的“企业法务人才培养方案”。再次，调整课程体系，突出企业法务人才培养特色。课程体系是由教学的基本科目按照一定的逻辑程序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是教学内容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着学生的知识结构，是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手段与媒介，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考虑到企业法务管理的学科属性，在设计课程体系时，要在法律人才培养框架下，注重法学与管理学的渗透与结合，打破学科相互孤立隔绝的状态，进行跨学科组织课程内容。同时，也要考虑学生人格的完整性、知识的综合性、能力的发展性。遵循课程体系设计原则，结合人才培养目标。

二、企业法务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

企业法务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即理论知识课程模块、实训课程模块、见习实习模块、社会实践模块。

1.理论知识课程模块

一是通识课程。包括思想道德素养课程（如思想政治理论课类）；文化素养课程（如计算机基础、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职业素养课程（如专业导论、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类课程）；身心素养课程（如心理与卫生教育、体育、军事与安全教育等课程）。二是专业基础课程。根据企业法务岗位需求确定其跨学科的基础课程（如法理学、宪法、法律方法、法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法律文书写作、法学名著导读、法律职业道德；民法总论、刑法、商法概论、经济法概论、行政法、证据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基础、企业法务概论等课程）；三是专业选修课程。此课程模块中应既包括企业公司治理、对外经营和内部管理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如合同法、物权法、环境法、劳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也包括经济与企业管理课程（如宏观经济基础知识、企业与管理基本知识、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投资管理、财务管理、企业市场营销、会计基础、税法、统计分析等课程）。

2.实训课程模块

实训课程模块应按照企业法务岗位技能设计校内模拟操作课程。包括合同的起草与审核实务、商务谈判理论与实务、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与实务、企业案件管理与实务、重大项目管理与实务、企业人力资源管控与实务、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实务等课程。

3.见习实习模块

见习实习模块是结合理论知识和实践课程的学习，按照教学计划到实际单位进行见习及实习。（1）见习。到企业法务部门、律师事务所、法院参观，获得企业法务职业的感性认识。（2）实习。分为课程实习和毕业实习（综合实习）。课程实习是结合理论知识和实践课程的学习，利用暑期小假期到企业相关部门实习某项内容。例如，学习完劳动法和企业人力资源管控与实务课程，到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实习，学习完合同法、合同管理和合同起草与审核课程，到企业合同管理部门实习，课程实习是企业法务职业岗位某一项工作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毕业实习是在全部课程学习结束后，学生结合自己就业去向，自己选择或由学校统一安排的一项综合性实习。通常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的写作相结合。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对未来要从事的工作和职业环境有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实习是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过渡的一个准备阶段。也可以设置“法律诊所”课程代替毕业实习。我们主张有条件的学校建立企业法务模拟实验室，实训模块的课程即课程实习，可以在学校的模拟实验室完成。

4.实践活动模块

实践活动模块主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考评地进行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包括走出去的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进厂区，普法宣传及社会调查；也可包括请进来的设置每周一讲的法律实践大讲堂，聘请社会兼职教师，包括企业法律顾问、律师、法官、政府管理人员等，讲授他们的工作经验和人生感悟；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开设法律实务放映厅，每周固定时间、地点，放映与专业有关的影视作品和庭审现场。法律人还应该具备语言表达的能力，除在基础课中设置法律文书写作外，我们还可以在大一的两个学期进行讲演、专题辩论等活动。我们主张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培养方案，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并计入学生所修学分。在教学方法上，应以“案例教学”“问题教学”为主。将学生应知应会的知识点布置学生自学，课堂以分析问题、研讨案例为主，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总之，通过四年的学习和实践，学生应该能够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企业法务职业伦理原则；在企业管理中，能够运用职业思维和法律原理来观察问题、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较熟练地运用法律术语；较全面地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与企业管理知识；较熟练地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如企业法律咨询、商务谈判、起草合同、审核合同、案件管理等)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有起草企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般初步技能。

作者:马秋 单位:大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方益权，唐丽雪，易招娣.关于卓越企业法务人才培养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3

[2]赵莹.我国企业法务制度完善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出版，2012

[3]袁广林.关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若干问题的思考[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4

[4]郭建军.现代企业法务管理体系的模块构成[J].现代企业，2014

[5]爱德华•拉宾，王保民，姚志奋译.法学交叉学科研究与法学方法论[J].清华法治论衡，2013

[6]黄胜忠，余凤.企业法务管理的内涵、发展历程及趋势展望[J].商业时代，2014

[7]郭建军.现代法务管理学的体系构建[J].法制与经济旬刊，2014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2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是“存”还是“废”，要从多方面考证后，才能作出结论。

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性质分析及评价

因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观察角度各异，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提出的有关该制度定性的学说大致有两类：一类试图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另一类则与法律定性无关，实际上是对该制度经济性质的说明。[3]

（一）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经济性质的学说评析

1．优先补偿说。该说认为，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是对其投资的一种优先补偿。在合作企业的创办实践中，外方通常以现金、机器设备和技术设备等投资。外方的出资往往贷之于国外的银行，需要分期还本付息，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合作企业外方就可以用每次回收的资本金，逐笔偿还国外银行的贷款，从而大大减轻其还贷的压力，刺激其持续长久投资的积极性。从资本制度的表征来看，中国虽然没有资金配套问题；但不能据此认为中方占了极大便宜，外方合作者仍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惠：一是因土地使用费在合作期内不收取，合作企业不需缴纳场地使用费，因而减少了开支；二是由于土地使用费不必一次性计入投资总额，这就避免净增加注册资本，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和责任，外方的分配比例可以大于中方。由此可见，合作经营方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补偿大致是相当的。[4]

2．保本经营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外方能保本，中方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期限内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原本和利润都有保证，从而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5]显而易见，保本经营说违背合营企业中外双方“共担风险”原则；也违背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原则。保本经营说也不符合合作企业法中有关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后仍应承担合作企业后续债务的规定。由此可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具有暂时性，并不排除承担亏损时的赔本可能，风险尤存。

3．让利说。[6]该学说被学界达成共识者居多。该说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性质上是一种让利性的优惠措施，是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促进、鼓励政策。回收投资的性质主要是由其回收的渠道和来源决定的。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的投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中国合作者的让利。（2）中国政府的让利。笔者认为把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定性为让利说欠妥，起码应该称“暂时性让利说”。让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笔者个人认为从我国和谐社会语境来审视，合作合同成立基础“显失公平”，但从原初条件视角来分析，这是一种“妥协式的意思自治”，是主动“妥协契合”。这一点我想中国政府特别是当初该制度的制订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暂时性让利说”是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的经济说明”，那么“妥协式契合说”应该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定性（笔者后面将详细阐述）。

以上三种学说都力图从经济上阐明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性质，不同的是选择的视角不同。尽管如此，以上三种学说的缺陷亦很明显，再说这些学说毕竟没有道出该制度在法律上的实质和特征。

（二）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定性的学说及评析

目前，针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股权转让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实际上是合作企业内部的股权转让过程，外方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在合作企业中逐步减少股本，等于中方用本来应该分得的利润来购买外方对应的股本，而不是外方从合作企业中抽出资本金，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会减少。只要我们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中方让渡利润，取得股权；外方出让股权，获得利润。按常理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股权转让关系，照此推理下去，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随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亦即随着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进程的深入，向中方倾置，企业性质和类型的变更将在所难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最终要蜕变成一个中国内资企业了，倘若如此，外方投资回收完毕，外方实际已经不是该企业的股东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外方先行回收完毕，其在合作企业中的地位不会改变，仍然享受着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根据1995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外合作经营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50条以及2005年财政部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审批办法》（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4条第3项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后，对企业的债务还应承担责任；其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及其合作各方要依照中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股权转让说违背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与民法的精神相悖。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渠道来论证股权转让说的不足：在中外合作企业不盈利的情况下，外商仍可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回收投资，这种情形无关合作企业的收益分配，股权转让说的缺陷不攻自破。

2．减资说。该说认为外方在合作企业的资本额随着外方先行回收投资而逐步减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有四种方式，即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税收同收投资，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提无形资本摊销金。显然，从企业利润中以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的方式，不涉及企业注册资本，从企业税收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会减少国家税收，但也不涉及到注册资本。但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中回收投资和从无形资产摊销费中回收投资，可能会导致注册资本的减少，这与资本维持原则背道而驰。减资说的缺陷亦显而易见。

3．特殊信贷说。[7]即把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信贷。这种学说表面上能弥补股权转让说和减资说的不足，既不构成外方对中方的资本转让，也不会减损外方在合作企业中的股本，同时要求共担风险。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因理论而理论，缺乏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分析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是脱离实践的海市蜃楼。它既忽略了立法者的立法旨意，也忽略了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存在的原初条件和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从现有的各种理论来看，都不足以完整准确地阐明这一制度的法律性质，容易造成对该制度理解和运用的不当，导致中外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或不当，进而影响该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发挥。这就促使我们在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立足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去寻找一种符合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新的学说来支持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妥协式契合说”与上述标准相吻合。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围绕“妥协式契合说”渐进式地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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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废止论

[日期：2009-05-31]来源：作者：陈业宏[字体：大中小]

三、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如前所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在促进、激励外商投资的实践中确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和种种棘手的问题逐步消除，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了显著的变化，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当时中方制定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也受到了挑战。从和谐社会视角去考察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实施的历程来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于理相悖。若不及时调整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仍“妥协契合”，笔者认为实属不必，亦不值，抑或叫错误，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有“抑内让外”之嫌。从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通过，历时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且不断走向完善，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要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再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优惠政策，不但违反了优惠政策的本意，而且势必使中方企业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国内民族企业的发展。就算合作期届满，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方所有，“按照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其合理性究竟几何，需要进一步探讨”。[8]笔者无力进行精确的量化，想必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引进时“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在合作期限届满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早就被淘汰出局，这种不对价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合理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从中方政府来说，眼前的税收，是要用巨额的外汇收支不平衡作风险代价的。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的回收期限内，如果人民币币值产生波动，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因汇率损失所导致的巨额债务负担的教训早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但令人担忧的是中方和其主管部门都没有重视和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措施。[9]

第三，在新时期，税收优惠不是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根据美国对欧洲和地中海沿岸23个国家和722家企业就投资环境问题的专项调查显示：外企认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技，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健全的汇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卫生和环境（医疗服务、教育水平、人的素质、生活质量、犯罪率等）[10]。这说明外商的投资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由寻求政策优惠向依靠市场优化转变。寻求市场的投资者认为，市场保护的重要性高于财政优惠和其它优惠。[11]可见，优惠措施只有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威力。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国内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产生的优惠政策依旧故我。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不契合以及这种不契合所体现出来的不合理就成了我国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和中方在合作企业的地位、保护中方利益的一大障碍。

四、对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回收投资制度合法性的质疑

（一）从公司法的视角来分析

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2条、《实施细则》第14条的规定：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合作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债务，但双方也可以约定债务分担方式，即合作双方中的某一方可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超出或低于自己出资额的风险责任。据此约定承担低于出资额责任的那一方就可以以其全部资产向外承担责任后享有向合作另一方追偿的权利。[12]这种规定与有限责任公司责任承担机理相悖。不管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发起人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发起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存在发起人与公司债务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也不存在债务分担约定问题；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中方风险还本，这还与公司法“风险与收益一致”原则相违背。因此，有学者认为将合作经营企业戴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帽子，把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公司形式搞得不伦不类。[13]

（二）从经济法的视角分析

经济法又被称作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国际投资中东道国政府如何摆正自己在外商投资领域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更有效地提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业绩呢？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种是抑制或取消过分、严格的政府干预行为。提出这种主张的成员认为，对国际投资的政府干预与多边国际投资立法所追求的理念相悖。目前，有关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国际投资的政策干预和影响。[14]

第二种主张是支持积极的政府干预。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导向规则是并行不悖的。[15]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主张。该观点认为东道国政府有权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而何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由各国自行决定。

从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立法规定来看，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相关的法律规范多为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立法内容为中外双方的“意思自治”提供了过于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余地。中外合作企业虽然为契约型合作企业，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用弱化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进行规制，与经济法精髓“适度干预”、“适时干预”理念相背离。

（三）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

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内国人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因此可以不低于内国人，但不能高于内国人；根据现代国际法关于国家间主权平等原则及国家属地优越权原则，外国人在法律上与东道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和同等保护，承担同等义务与责任，但不能要求不同于或更多于东道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处于特权地位，也不能承担更多的义务。[16]显而易见，现代国际法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超过内国人的权利。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实际上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明显与现代国际法和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合。

通过上述对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的合法性的分析，笔者不敢说“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这一对外商的措施于法无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用现代法的理念去评判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表现出很多与现代法理念不和谐乃至相冲突的因素。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已经发现该制度对中方的不利，这一点，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能揣摩出其中之意。那中方又奈何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优惠的政策呢？当时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不理想，中方又想多、快、好、省地发展本国经济，在这样一种“为难”的局势下，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的优待，与其说是一种促进激励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式契合。在这种情况下的让利优惠，对外方而言，确有“不当得利”之嫌，也含有“乘人之危”之意。

五、结论

结合“对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笔者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

在新形式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关系契约化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相阻相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其积极作用逐渐消退，其负面效应愈来愈为国人所关注。长此以往，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挫伤了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扩大了地区差异，扭曲了外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同时，使外商投资的战略动机出现错位，使外资不能深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最终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17]对此，我们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应予废止。

注释:

[1]丁邦开、刘恩媛：《对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思考》，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4期。

[2]谢晓尧、刘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刘丰名、周新成、易礼贤、姚文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概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4]蔡冰菲、张纯金：《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之法律分析》，载《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5]杜新力、曹俊主编：《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6]谢晓尧、刘亘：《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的法律制度性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

[7]徐崇利：《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8]徐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9]周元元、徐明贞、陈红：《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的调查分析》，载《中国外管理》2000年第5期。

[10]郝红梅：《谈我国的外方投资环境》，载《对外经贸实务》2000年第2期。

[11]ReuberGHprivateForeignInvestmentindevelopment（M）claredonpress．

[12]徐犇：《中外合作企业中外方先行回收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陈治东：《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问题之剖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卷一），法律出版社1998版。

[14]see．WT/WGTI/M18．para．9．

[15]see．WT/WGTI/M18．para．14．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3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河南省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管理工作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范围是指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在企业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专业人员。

第二章申报条件

第四条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分为企业一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企业二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和企业三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

第五条企业一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相当于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企业二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相当于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企业三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相当于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六条申请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的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

(二)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并按照规定进行注册备案；

(三)具有相应的法律专业基础理论水平，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工作能力，在企业内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或其他相关专业工作符合规定年限，经考核合格；

(四)具有履行相应岗位职责所必需的计算机、外语等基本能力。

第七条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并按照规定进行注册的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经个人申请，单位考核合格，可以评定为企业三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

第八条申请企业二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的人员应当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为丰富的企业法律事务与企业管理工作经验，能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处理企业重大、疑难法律事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历，取得企业三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满5年；

(二)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以上，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10年以上，并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满2年；

(三)现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10年以上，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满2年。

第九条申请企业一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的人员应当精通法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丰富的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经验，能胜任企业一个部门或一个系统法律事务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历，取得企业二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满5年；

(二)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以上，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10年以上，并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满5年；

(三)取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以上，并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10年以上。

第十条本实施细则申报条件中所规定的相关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是指会计师、经济师、统计师、工程师等。

第三章评审组织

第十一条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全省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工作。委托河南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组织国有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工作。

第十二条省评审委员会负责省管国有企业一级、二级、三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评审和市属国有企业一级法律顾问职业岗位资格的评审工作。

各省辖市国资监管机构应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本地国有企业二、三级法律顾问岗位资格评审和一级法律顾问岗位资格评审推荐工作。

第十三条评审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各省辖市应于每年10月30日前，将评审合格人员材料和一级法律顾问岗位资格推荐材料报送领导小组。

第十四条在企业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满一定年限，具有相当学历，尚未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或者虽已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但尚未注册的人员可由所在单位评审为企业法律顾问助理岗位资格。

企业法律顾问助理岗位资格相当于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四章评审程序

第十五条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应当履行以下程序：

(一)符合本实施细则评审条件的人员,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

(二)经单位审核同意后，省管企业由所在单位向省评审委员会推荐，市属企业由所在单位向所在地评审委员会推荐；

(三)申报评审应提供下列材料：

1、《河南省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表》一式两份（样表附后）；

2、学历或学位证书，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担任企业法律顾问或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任命文件，获奖证书、论文、专著和各项业绩成果（首页）的复印件。单位在审核时，必须检查各类证书、成果等原件，并由人事部门负责人对报送资料的真实性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印章；

(四)省、市评审委员会依照本实施细则分工进行评审，评审结果报省领导小组；

(五)领导小组对各地呈报的评审合格人员进行讨论认定，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颁发由国务院国资委统一印制的《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证书》。

第五章组织纪律

第十六条省、市国资监管机构应当健全制度，严格条件，规范程序，加强对企业法律顾问职业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工作的监督。各评审机构应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坚持集体评审，确保评审结果公开、公正。

第十七条企业法律顾问在履行职责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降低其岗位等级直至取消其职业岗位等级资格，并由评审机构收回岗位等级资格证书：

(一)违反职业操守，恶意串通，损害企业利益；

(二)因疏忽或重大过失，给企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严重损害企业声誉；

(三)连续2次不按照规定进行注册备案。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回顾与展望

「正文」

伴随着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法已渐成为人类法律实践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国际经济法研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正蓬勃发展令人瞩目。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将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并担负着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任，世界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必须回应实践的呼唤。

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将如何顺应实践的要求而发展？这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人在世纪之交有必要思考和作出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诸多业内业外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20世纪的总结和回顾相关联。

本文不揣挂一漏万之嫌，拟对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短暂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作一述评，并结合国外研究状况，对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进行展望，希望能对有关人士了解该学科已有的重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及把握其未来走势有所裨益。

一、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概述

（一）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产生

从美国传教士丁韦良1864年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并在同文馆讲授国际法时起，国际公法传入中国已有130多年了。从1905年敦斌著《国际私法》出版开始，中国国际私法学也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迄今只有20年。

1.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是对外开放的产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等工作迅猛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新的法律问题不断出现，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渐次颁布，引发了学者们的各项专题研究。例如，针对湖广铁路债券案及烟火案，有学者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作了研究；（注：倪征yù＠②：《关于国家豁免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30页；陈体强：“国家主权豁免与国际法-评湖广铁路债券案”，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1-53页。）有的学者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作等了深入研究，以适应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新形势的需要；（注：姚梅镇：《论对外国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史久镛：“论投资争端与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公约》”，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第67-89页；陈安“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由来看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4年）第90-119页。）与中国政府对外经济交往活动的展开相适应，有的学者对国际经济新秩序、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注：周晓林：《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70-92页。）这些研究均采用国外第一手资料，探讨比较深入，不但具有显著的实际意义和理论开拓价值，同时也为从整体的角度理解国际经济法并确立国际经济法学的新兴学科地位打下了基础。

2.外国学说的介评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产生的催化剂

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私法学均为舶来品，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也深受外国学说的影响。不少美国、欧洲和日本学者的国际经济法学说被不同程度地介绍和评析。我国学者在介评外国学说时将它们分成二大类：狭义国际经济法说和广义国际经济法说。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如施瓦曾伯格、卡罗、金泽良雄被认为是狭义说的代表。杰赛普、卡茨、布鲁斯特、瓦茨、杰克逊、罗文费尔德等美国学者的著作则被诠释为属于广义国际经济法说。我国学者对外国学说的介评不多，散见于其他论文或著作中，既缺乏系统的译著，专论也很少。（注：介评外国有关学说的专论、译文主要有：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产生》，载《国外法学》，1981年第6期；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意义》，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5期；姚梅镇译：《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载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姚梅镇：《美国国际经济法丛书评介》，载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但外国学说却成为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体系的主要参照模型。

3.教学、研究和政府行为促成了国际经济法学的产生

上述研究给国际法教学和科研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教学上，有学者将调整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实体法统称为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新的课程；在研究上，有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应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法学部门。为此，中国国际法学会曾经多次举办过有关的研讨会。到1982年时，学者之间尽管意见尚未完全统一，但是把广义国际经济法学作为一个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并列的独立的新兴法律学科的主张成了主流。同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现国家教育部）正式将国际经济法列为法学二级学科。1984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出版，国际经济法学被列为十四个法学分支学科之一，其辞条撰写由姚梅镇教授担任主编，姚壮教授、刘丁教授担任副主编。1984年5、6月间，武汉大学等7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庐山举办国际经济法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全国53个单位、90多名代表倡议筹建全国性的国际经济法学术团体。经协商讨论通过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章程，成立理事会，推选姚梅镇教授为会长。这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迅速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中国法学大家庭里多了一名新的成员。

（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迅速发展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蓬勃开展，迅速成为一门“显学”。

1.丰硕的学术成果

1984年以后，《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仲裁法》、《外贸法》、《外汇管理条例》等相继颁行；中国还相继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议公约》、《建立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积极谋求“复关”和“入世”，这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际经济法学者承担了数目众多的部级、省级部科研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为我国涉外经济法的制定和完善，为我国加入或参加有关国际条约以及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提供了许多富有参考价值的咨询报告和建议，产生了一大批教材、专著

和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著作逾百部，论文数百篇。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已具备相当的学术积累。

2.卓有成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由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的需要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国际经济法学科建设高速发展，后来居上。近二十年来，我国各政法院校、大学的法学院和法律系在本科教学中均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一门必修主干课，一些大学的国际金融、世界经济专业也将国际经济法列为必修课。一些院校还曾经开设国际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学系。经国家教委批准，一批院校相继设立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点，北京大学（1982年）、武汉大学（198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984年）和厦门大学（1986年）亦先后获准设立国际经济法博士学位授予点，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还先后设立国际经济法博士后流动站。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办公室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合并为一个学科“国际法”，但三者仍作为“国际法”这个二级学科的三个不同研究方向。目前，我国已拥有一支初具规模，并仍在稳定增长的专职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他们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经济法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年年供不应求。

3.富有活力的学术团体活动

1987年在国家教委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国国际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有30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由姚梅镇教授担任会长。1989年、1992年研究会分别在大连、厦门举行会议，讨论了有关学术问题。1993年，研究会在珠海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组织了对已故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姚梅镇教授的纪念活动，高度评价姚教授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开拓性学术贡献。会议决定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选举陈安教授为会长。1994-2000年，学会分别在重庆、上海、昆明、杭州、深圳、海口和北京等地召开学术研讨会。1998年，主要依托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员，同时面向海内外学人的全国性国际经济法专业学术著述汇辑《国际经济法论丛》问世，迄今已出3卷。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和发展有利于组织和推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研究会和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和实务人员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讨论问题和切磋学术的场所，对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主要成果述评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间对国际经济法所作的研究涉及面极广，笔者仅就若干重要的热点学术问题作一简略评述。

（一）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教材或著作

20世纪，我国出版的主要教材有：刘丁教授著《国际经济法》（1983年）、姚梅镇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1989年初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陈安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1994年，全国自学考试教材）、余劲松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学》（1994年，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1994年，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董世忠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导论》（1997年）、高尔森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通论》（1998年）、、陈治东主编六卷本《国际经济法专论》（1999年）、郭寿康、赵秀文教授主编《国际经济法》（2000年）、余劲松、吴志攀教授主编的《国际经济法》（2000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面向21世纪法学”十四门核心课程教材之一，普通高等教育部级重要教材）等。上述教材不仅包含对本领域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主要规范的阐释，亦不乏理论问题的探讨，构成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部分。余劲松教授主编的《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1999年）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对我国涉外经济法律领域的21个重大法律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反映了我国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的前沿水平，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余劲松教授所著《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日文版），1999年由日本成文堂翻译出版，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

1.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

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曾进行过两次大的讨论。两次讨论均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发起。在80年代初的讨论中，学者们分别持广义说和狭义说，在1996年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新观点。

广义说是目前国际经济法学者中的主流学说，该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社会中关于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等法规和法制的总称；（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74页。）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法学分科标准，将国际经济法纳入国际法或国内法某一法学分科。（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不同国家的个人、法人之间、个人和法人与他国或国际组织间的经济关系；（注：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国际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和综合性。（注：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24、46页。）这样界定的国际经济法，其范围涵盖三个部分：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即狭义的国际经济法），调整跨国商事交易的法律（主要为统一实体法）和内国涉外经济法。

狭义国际经济法说。一部分国际公法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属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50页；史久镛：《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62页。）

大国际私法说。一部分国际私法学者认为统一实体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消除国际商事活动中的法律冲突，它与解决法律冲突的冲突法，都应属于国际私法的范畴。（注：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第8页。）

国际经济法独立部门说。这一学说认为国际经济法即为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但是这一类法律并不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而是一个与国际公法并列的新的独立法律部门，因为它与国际公法有不同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这一学说同时认为以统一实体法为主体的国际商法亦为另一国际法的新部门。国际法应分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四个法律部门。（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是不能成立的，然而以跨国经济法律问题（包含国际法和国内法）作为研究对象可形成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学科。（注：徐崇利：《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90-96页。）还有学者认为，广义说和狭义说可以并行不悖，在讨论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时，可使用狭义的国际经济法，在一般讨论有关涉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时，可使用广义国际经济法。（注：董世忠在1996年国际经济法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秦晓程：《中国国际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讨会》，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年）第411页。）

对国际经济法概念和范围的讨论，并非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或只是教学上的需要，而是关系到国际经济法学的兴衰，关系到这一学科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两个相邻学科的关联，关系到整个国际法的教学、科研和国际学术交流，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未来的国际法律实践产生影响；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还会涉及国际法的法哲学问题，对二战以来国际法发展的再认识，以及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际法的未来走势等具有思辩性、全局性和预测性的问题，可推动中国国际法学研究跃上新高度；同时，这也可以为中国国际法学者对世界国际法学作出创新贡献提供契机，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问题也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

目前，国外关于国际经济法通论性质的教材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它们是：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杰克逊和德威等合著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1995年修订本）、（注：J.JacksonandW.Daveyetal，LegalProblems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1986，secondedition，1995，thirdedition.）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卡罗和其他作者合著的法文版《国际经济法》（1998年修订本）（注：D.Carreauetal，DroitInternationalEconomique，1998.）、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的霍亨维尔登所著英文版《国际经济法》（注：I.Seidl-Hoh-envelder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nd，1992））、日本丹宗昭信、山手治之和小原喜雄三位教授主编的日文版《国际经济法》（1994年修订本）和新近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克内西博士独著的英文版《国际经济法》。（注：A.Qureshi，InternationalEconimicLaw，1999.）上述后四部著作均以“国际经济法”命名，所论内容仅涉及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杰克逊教授的教材不仅在美国为权威教材，在欧洲、日本亦有广泛影响，其内容以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为主，同时对美国外贸法也作了较充分的讨论。上述著作中，丹宗昭信等人的著作将国际经济法视为与国际公法、国际交易法、经济法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注：丹宗昭信、山手治之、小原喜雄等：《国际经济法》（日文版），1987年，第9-38页。）克内西的《国际经济法》则将国际经济法视为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注：A.Qureshi，InternationalEconimicLaw，1999.第8页。）卡罗的《国际经济法》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相比较所具有的若干重要特点。（注：D.Carreauetal，DroitInternationalEconomique，1998.第3-22页。）杰克逊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叙明其撰写主旨在于“把该书所讲授的法律课程当作国际公法课程的逻辑上的后续课程”、“并尽量减少与国际私法（冲突法）的重复”。可见，至少从实际操作上作者是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并列的一个体系。1989年杰克逊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中指出，有些学者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过于宽泛，使得几乎所有国际法都可以包括进去，因为规范国际关系的各种规则都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应该对国际经济法进行较有节制的界定，而卡罗等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定义就比较适当。（注：J.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1989，P21.）1998年，已从密执安大学转至乔治敦大学的杰克逊发起创立了《国际经济法杂志》，该杂志主编、副主编、编辑委员会、编辑顾问委员会和特别报告人荟萃了世界各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共37位。（注：JournalofInternationEconomicLaw，1（1998））这一期刊的问世无疑将促进这一学科在21世纪获得更为迅猛的发展，同时也昭示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的全球性和普遍性。杰克逊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全球经济和国际经济法”一文，对如何界定国际经济法作了讨论。杰克逊认为，国际经济法可分为交易性（transactional）国际经济法和管制性（regulatory）国际经济法。前者主要研究私人企业和其他当事人的跨国交易（中的法律问题），后者强调政治机构或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许基于实用和务实的理由，国际经济法传统上主要研究跨国交易，但是有理由认为，在当今世界，理解国际经济法及其对政府和私人生活的影响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表明有必要将国际经济法主要视为“管制性法律”（类似于国内法中的税法、劳动法、反托拉斯法以及其它管理性法律）。（注：Jackson，Glob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1998），P8-9.）杰克逊的这一论断极具代表性。

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关于国际经济法概念和范围的前述观点和学说之间存在着种种歧异或冲突并不是偶然现象，也绝非学术割据，而只是国际经济法乃至整个国际法学科尚未臻严密而又发展迅猛这一情势的必然反映。我国学者下一步所要作的，应该是注意借鉴和吸收外国学者的可取观点和理论，并与他们相互交流，共同解决这一学术难题。

2.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

我国学者在讨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的同时，对国际经济法的体系亦作了探讨。广义国际经济法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由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及国际经济组织法等分支构成的一个法律体系；（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374页。）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亦应包括上述各分支部门法；各分支学科均又具有自身独立的体系，均可单设专业课程。（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1页。）这种体系与美国纽约大学罗文费尔德教授的《国际经济法》不无关系。罗氏的《国际经济法》分为六种，分别讨论国际私人贸易、国际私人投资、基于政治目的的贸易管制、国际货币体制、国际商事交易中的税收和国际贸易的政府管制中的法律问题。（注：A.F.Lowenfel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6Volumes，1976-1979.）但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视为国际经济法的分支学科，在每一分支学科中分别构建独立的学科体系。（注：参见本文关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分支的评述。）

3.国际经济法学其他基本理论问题

（1）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学者均认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获得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的公认，对国际经济法各个领域均具有普遍意义，并构成国际经济法基础的法律原则。我国学者立论的基础主要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在列举基本原则时一般认为包括经济主权、公平互利、国际合作和发展三项原则，（注：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页，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237页。）也有学者还加列“有约必守”原则。（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211页。）

关于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有学者认为其内容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方面指各国对本国境内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其中包含有权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对外方面即指各国经济主权平等，具体包括：各国有权自主选择本国经济制度；在国际经济决策中具有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有权自主确立国际经济关系、签订国际经济条约和参加国际经济组织。（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73页。）我国学者指出，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并未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加权表决制等制度使得发达国家拥有实际决策权；有的西方学者企图以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否定经济主权的最高性，发展中国家须加以警觉。我国学者强调一国缔结国际经济条约、参加国际经济组织而导致对主权的限制是基于自愿，而且是有限度的，无论如何不得损害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73页。）这些分析和论断对我国政府的对外经济交往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公平互利原则，我国学者注意区分公平（equity）与平等（equality）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强调实质公平（materialequity）。

关于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有学者认为它是发展权与国际合作义务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法律原则；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人权，是自决权的必然延伸；国际合作是各国实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手段，也是各国的责任。（注：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16页。）

综上，我国学者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讨论是有深度的，对理解和适用国际经济法具有积极意义。但上述讨论没有涉及非歧视待遇原则、互惠原则、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等问题，似可在这些方面作更深入的探究。此外，认为上述基本原则皆适用于所有国际经济法领域在逻辑上尚有不圆通之处。因为广义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国际商法以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等作为基本原则，与上述三项原则并不相容，这三项原则主要属于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原则。（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5页。）

（2）国际经济新秩序

我国学者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所确立的旧国际经济秩序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所作的努力，尤其是1974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已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注：周晓林：《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法》，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第70-92页；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6页；曾华群：《国际经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2页。）

（3）国际经济法的产生

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持狭义国际经济法论的学者认为二战结束前后所缔结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了用多边条约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新时代，标志着国际经济法的产生。（注：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13页。）持广义国际经济法说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中调整商人跨国交易的法律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即以“商人法”的形式出现，在17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获得了迅速发展，在二战以后随着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立更日益加强；至于国际经济法中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至迟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之时就开始产生。（注：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5页。）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同国内经济法，有其产生的共同基础，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注：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持国际经济法独立部门说的学者认为，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和调整跨国商事交易的国际商法分为相互独立、并列的法律部门，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国际经济法产生于布雷敦森林体系确立之时，国际商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以1966年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虽然其渊源可上溯至欧洲的中世纪商人法。（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6页。）

（三）国际贸易法

1.综合性的教材或著作

1983年沈达明、冯大同教授编写出版的《国际贸易法》，乃是我国第一部国际贸易法教材。该书从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技术转让、对外贸易管制、国际贸易争议的处理四个方面对有关的国际法、国内法、公法和私法规范作了阐述，对国际贸易法学的体系和内容作了拓荒性的有益探索。此后出版的国际贸易法教材有：沈达明、冯大同教授编著的《国际贸易法新论》（1989年）、冯大同教授所著《国际贸易法》（1995年）、周汉民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5年）、张湘兰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理论与实务》（1996年）、左海聪、陆泽峰博士主编的《国际贸易法学》（1997年）、王传丽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8年，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刘笋博士主编的《国际贸易法学》（2000年）等。

2.GATT/WTO法研究

自1986年中国政府正式申请恢复在GATT的合法席位以来，我国学者对GATT和WTO法律问题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这方面的成果，除大量论文外，专著主要有：张克文博士所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最惠国待遇》（1992年）、教授主编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年）、汪尧田、周汉民教授主编的《世界贸易组织总论》（1995年）、曾令良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1996年）、赵维田教授所著《最惠国与多边贸易体制》（1996年）和《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2000年）、尤先迅博士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1997年）、教授、贺小勇博士所著《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程宝库副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问题研究》（2000年）、朱榄叶教授编著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评析》（2000年），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所译：《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2000年）等。译著有赵维田教授所译《关贸总协定：国际经济贸易的政策与法律》（1993年）和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这两部译著，前一本是John.H.Jackson讨论GATT的一部力作，后一本更是了解WTO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原理不可多得的精要读本。

（1）关于GATT和WTO的基本认识

有学者认为，GATT仅仅满足发达国家的需要与利益，其主要原则都是利用市场竞争规律来压制第三世界发展工业，以便把它们保持在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基地与工业品销售市场的地位。（注：李泽锐：《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秩序刍议（下）》，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1期，第122页。）多数学者认为，GATT确定的自由贸易宗旨和平等竞争原则基本上符合国际贸易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注：代表性论文可见王鼎咏：《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67-82页。）有学者指出，GATT的运行具有变通性、灵活性和软弱性。（注：于华、赵维田：《论关贸总协定的运行机制》，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5期，第87-93页。）

对于乌拉圭回合的成功结束及由此达成的WTO协定，我国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WTO协定克服了GATT在组织机制上的缺陷，确立了系统具体的实体法规则，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将对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注：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6页；、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7页。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6页。）有学者指出，在乌拉圭回合中，发达国家在工业品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方面作了某些让步，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方面则承担了许多新义务。（注：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我国学者还探讨了中国复关、入世的后果及对策。总的观点是复关入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机遇大于挑战。（注：、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453页；）

（2）实体法规则

关于GATT/WTO的反倾销规则，有学者认为，GATT第6条对各国反倾销法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抑制效果是有限的、不充分的。（注：彭、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有学者进一步指出，WTO反倾销协议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抑制仍是有限的，既有限制贸易主义的内容，也有放宽实体规则标准的内容。（注：赵维田：《论WTO的反倾销规则》，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17-121页。）

关于GATS.主要著作有陈已昕所著《国际服务贸易法》（1997年）、刘敢生博士所著《WTO与旅游服务贸易的法律问题》（2000年）、陶凯元博士所著《国际服务贸易法律的多边化与中国对外贸易法制的完善》（2000年）等。有学者讨论了GATS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制订背景、范围和内容。（注：YiWang，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underthe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andItsApplicationinF-inancialServices，JournalofWorldTrade，Vol.30，No.1，1994，P92-107，）基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渐进性，我国学者认为中国可结合本国实际，通过谈判确定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具体承诺，中国现有服务贸易立法不能适应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的需要，亟待完善。（注：：《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与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开放》，载《中国国际法论丛》（第1卷），第123-138页；石静遐：《中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问题-结合GATS的若干分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70-71页。）关于TRIPS协议，郑成思教授所著《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1994年）对其作了全面的阐释。

（3）WTO争端解决机制

有关著作有余敏友教授所著《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与实践》（1999年）。关于机制的性质，学者间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该机制是一种国际司法体制，中国入世后应积极运用以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纠正其他贸易伙伴对我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应将WTO上诉机构委员的推举工作置于与国际法院法官同等的地位。（注：左海聪：《国际贸易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408页；左海聪：《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72页；赵维田：《论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69-72页。）一种观点否认该机制的司法性；（注：曾令良：《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还有学者认为该机制是一种新型的争端解决制度，其性质既非司法性又非政治性，而是这二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法律性。（注：余敏友：《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法律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我国学者对该机制的强制管辖权、反向协商一致原则、执行程序均给予了积极肯定和较高评价。（注：参见赵维田，前引《论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余敏友，前引书。）有学者还对如何利用该机制作了若干对策分析。（注：余敏友：《论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争议解决机制的对策》，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第77-85页；左海聪，前引书，第408-422页。）

3.外国对外贸易法

美欧日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外贸法对中国与这些国家（或集团）的贸易关系有重大影响。现实中，美国、欧盟在实施其外贸法时屡屡与中国产生贸易摩擦和冲突。王传丽教授主编的《国际贸易法》（1998年）对美国和欧盟外贸法作了阐述，邵景春博士所著《欧洲联盟的法律与制度》（1999年）对欧盟外贸法亦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有：刘星红博士所著《欧共体对外贸易法律制度》（1996年）、杨国华博士所著《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研究》（1998年）和《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法律问题及美国外贸法》（1998年）、韩立余博士所著《美国外贸法》（1999年）和其所译《美国贸易法》和《美国关税法》（1996年）等。我国学者认为，欧美在实施其外贸法处理对华贸易时有诸多不公平的做法，如美国对中国贸易待遇的年度审查，对301条款程序的运用，欧美在反倾销法上的做法，等等，并探讨了中国的有关对策。

4.反倾销法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提起反倾销程序日渐增多，近年来，我国业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被提起反倾销程序最多的国家，这些反倾销程序构成我国商品拓展国际市场的严重障碍。针对这一情势，我国学者对外国反倾销法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关著作主要有：张玉卿教授编著的《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1993年）、彭博士与徐文芳讲师合著的《倾销与反倾销法论》（1997年）等。我国学者认为，反倾销法已成为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有学者对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中采用替代国制度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注：彭、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9页。）

5.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

（1）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的归属

目前，我国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或国际贸易法教材均以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年的国际私法教材亦将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即统一实体法）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国际商事条约和惯例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并作为国际法新的学科：国际商法。（注：左海聪：《论国际法部门的划分》，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第277-279页。）

（2）国际商事惯例的基本理论问题

有学者对国际惯例和有法必依原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注：参见陈安：《论适用国际惯例与有法必依的统一》，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还有学者对国际商事惯例的定义、性质、地位、解释与适用等国际商事惯例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理论探讨，并对中国有关国际惯例的立法作了评价。（注：单文华：《国际贸易惯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7卷），第583-716页。）

（3）国际商事公约和惯例的专门研究

对于CISG、Incoterms、URC、UCP、《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公约、惯例和规则，我国学者均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有关著作主要有：张玉卿、姜韧、姜凤纹编著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1988年）、冯大同教授主编的《国际货物买卖法》（1993年）和赵承壁教授所著《国际贸易统一法》（1998年）等。

关于电子商务、电子资金划拨和国际保理这几个新的国际商事法律领域，我国学者也结合UNCITRAL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以及国际保理公约和惯例进行了初步研究。

（四）国际投资法

1.综合性的教材和著作

1985年我国第一部国际投资法著作-姚梅镇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出版，该书从资本输入国法制、资本输出国法制和国际法制三个方面，就国际投资法的基本问题作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建立起了我国国际投资法学的体系。以后的国际投资法教材主要有：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87年）、王贵国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1990年）、余劲松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曾华群教授所著《国际投资法概论》（1995年）、曾华群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学》（1999年）、余劲松教授主编的《国际投资法》（1999年，全国律师专业自学考试教材）等。

2.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跨国公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既有国际法问题，也有国内公司法、税法及垄断法中的相关问题。余劲松教授所著《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1989年），对此作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该书在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管辖冲突、待遇标准、母子公司关系、限制性商业惯例、转移定价、劳动雇佣、跨国破产等问题上阐明了一系列富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观点。例如，关于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该书认为，跨国公司是国内法人，不是国际法主体，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取决于国内法的规定；关于对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的待遇问题，该书认为，在经济领域是否给予外国人国民待遇应依有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我国现阶段不宜泛提国民待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逐步放宽适用国民待遇的范围；关于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问题，该书主张，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应该与子公司所享有的自主权的程度相联系，当子公司的自主权被剥夺时，则视其程度而让母公司负部分或全部责任。

3.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在研究国际投资法时，均凸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外资待遇、国有化、特许协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和严重分歧，强调需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发展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注：代表性著作可见姚梅镇著：《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本。）进入90年代，有学者指出，从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所参加的多边投资条约来看，我国已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向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这些妥协与我国的原则立场和主流理论之间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反差。（注：参见徐崇利：《国际投资法中的重大争议问题与我国的对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1期。）90年代末，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与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债务危机的发生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注：参见余劲松：《晚近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徐崇利：《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第67页。）

4.国际投资法若干重大理论纷争问题

（1）外资待遇问题

外国投资的待遇主要有四种，即国际标准、最惠国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国民待遇。对于“国际标准”，我国学者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实质上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理论与做法，不符合现代国际法准则。（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对于给予外资最惠国待遇，我国学者没有表示异议。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这一在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均包含的标准，我国学者对其含义有不同的理解。

关于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认为对外资一般不宜泛提“国民待遇”，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与国外不同，事实上不可能让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同我国国营企业相同的待遇。（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288页。）199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随后，我国学者就外资国民待遇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我国对外签订的一些双边投资协定中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尚不属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就是要逐步减少对外资的各项限制，但不应把调整和取消对外资的优惠待遇也包括在内；需要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领域，实际上受限于我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只能循序渐进。（注：徐崇利：《试论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标准的问题》，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一卷），第176-201页。）有学者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条件作了初步探讨。（注：单文华：《外资国民待遇及其实施条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129-145页。）外经贸部条法司也集体撰文发表看法，认为国民待遇在投资领域指接受外国投资的东道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它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这种国民待遇在当前并不适用于外资进入，即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投资设立后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不等于取消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优惠待遇。（注：外经贸部条法司：《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问题》，载《对外经贸研究》第25期。）上述讨论澄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认识，但就如何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学界尚未展开深入讨论。

（2）国有化和征收问题

在理论上，我国学者很早就论证了国有化行为是一国行使主权的结果，因而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而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以事后补偿作为合法与否的标准，从法理上讲不能成立。因为任何一种行为的合法性与违法性，完全是基于其行为本身主、客观的法定构成要件来决定的，事后补偿，原是一种救济手段，不是国有化本身的构成要件，当然不能据此来源定国有化的合法与否。（注：姚梅镇：《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年），第140页。）关于国有化的补偿标准，我国学者认为全部补偿与不补偿均有悖于法理与国际实践，主张“部分补偿”。（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387页。）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一般来说，国有化目前不存在补偿的国际义务。补偿义务的存在，在国际上只取决于一国自由承担的予以补偿的条约义务，除此之外，只能根据各有关国家的国内法来决定，适当补偿（应理解为部分补偿）的理论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之原则。（注：参见余劲松：《论国际投资法中国有化补偿的根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但是在实践中，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一般都规定对外资的国有化征收应给予全部补偿，ISCID的多数案例也支持全部补偿的主张，我国学者尚未对这些重要的法律实践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此外，对“间接征收”问题，亦未充分讨论。

（3）特许协议

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缜密地论证了这样的命题：特许协议是国内法上的契约，国家不履行协议并不承担国际责任，除非伴随有国际法上的违法行为。（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

近年来，随着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逐渐推行，BOT的法律问题亦成为国际经济法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BOT的法律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属行政合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属民事合同；我国学者分析了BOT方式在中国遇到的法律障碍及解决办法，并吁请我国政府制定BOT专门立法。（注：有关论文主要有：孙潮、沈伟：《BOT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适用冲突及其法律分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慕亚平、赵康：《BOT的法律问题与我国的BOT立法》，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朱遂斌、林伟明：《我国BOT特许权协议法律性质分析》，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5.外资法及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

中国外资法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主要著作有：初保泰、董薇园所著《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法律问题》（1988年）、刘丰名教授独著或主编的“中国外资法系列丛书”：《中国外资法》（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法概论》（1992年）、《外资企业法概论》（1993年）、《股份公司与合资企业法》（1998年）；姚梅镇教授主编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教程》（1990年）；曾华群教授所著：《中外合资企业法律的理论与实务》（1991年）；徐崇利教授、林忠博士所著《中国外资法》（1998年）等。姚梅镇教授主编的《比较外资法》（1993年）是外资法比较研究领域的力作。陈安教授所著《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及典型案例分析》（1985年）对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保险体制作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完善我国外资法问题作了较多探讨。主要的看法有：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应逐步实行对内对外两套经济法制的并轨；在两套法制并轨的条件下，可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外资法典，替代目前以三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群；外资法典所规定的应是政府管理外资的特殊性问题，内容主要包括外资准入、外资的审批、外资的待遇、外资的保护、对外资的鼓励、对外资的管理及投资争议的解决。（注：参见余劲松，前引文《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趋势》。）

6.调整国际投资的双边和多边体制

双边投资条约目前仍是保护国际投资最有力的国际法律形式，迄今中国已对外签订了90多个投资保护协定。我国学者在国际投资法教材或论著中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注：姚梅镇：《国际投资法》，第282-307页；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第270-298页；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第353-488页。）

陈安教授主编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述评》（1989年）和周成新教授所著《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方法》（1989年）是研究解决投资争议中心（ICSID）体制和华盛顿公约的重要著作。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体制的研究成果，除了有关教材、专论外，（注：论文可参见刘丰名：《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与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陈仲洵：《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与美国在华投资》，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陈安教授主编的《MIGA与中国：多边投资机构述评》（1995年）是这一领域的鸿篇。我国学者关于ICSID和MIGA的研究对中国政府加入有关公约并利用这些体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国际投资法学者对WTO体制下的TRIMs协议、GATS、TRIPs协议亦作了若干研究。

7.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涉外破产案件明显增多。沈达明教授编著的《比较破产法初论》（1995年）是部引人注目的专著。有学者对涉外破产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为，在涉外破产中，需要对债权人实行特殊的保护与救济；在破产域外效力上，宜突破严格的地域性原则，采取有限制的普遍性原则；在和解问题上，应采取有条件地承认外国和解的做法，我国破产法应设专章就涉外破产问题作出规定，并应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接轨；（注：余劲松、石静遐：《涉外破产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96-113页。）石静遐博士所著《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研究》（1999年）从法律与实务的角度，对跨国破产中的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五）国际金融法

1.教材和通论性著作

主要有：盛愉教授所著《国际货币法概论》（1985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法》（1987年）；董世忠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89年）；刘丰名教授所著《国际金融法》（1996年）；王贵国教授所著《国际货币金融法》（1996年）；李泽锐教授所著《国际货币金融法概论》（1997年）；吴志攀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99年）；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李仁真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法》（1999年）；李国安博士主编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学》（1999年）等。关于国际金融法学的体系，有学者认为国际金融法应由国际投资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货币金融法三部分组成；也有学者提出，国际金融法学的体系由国际银行及借货法、国际证券法、国际保险法、国际货币法等构成；还有学者主张，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银行制度、国际借货及担保制度、国际证券融资制度、国际结算制度和国际金融组织制度构成了国际金融法的整体。（注：分别参见刘丰名著：《国际金融法》（1996年），第10页；吴志攀主编《国际金融法》，第4页；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第23-24页。此外，相关的论文有：李仁真：《论国际金融法的概念与体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李仁真、何焰：《国际金融法界说》，载《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及相关问题

有学者对用语含混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第2节（b）款作了详尽的解释，并结合相关案例指出：一国的外汇管制法在一定条件下可具有域外效力，外国法院不得轻易以公共政策为理由排除其适用。（注：张庆麟：《析外汇管制法的域外效力》，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1998年卷），第112-125页。）

关于IMF贷款的“条件性”，有学者认为，基于条件性而产生的安排并非基金与借款国的国际协议，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基金条件性的平衡性，实质是IMF、贷款国、借款国三方权利、义务的协调与平衡，我国应该在条件性的这种平衡中寻找利用基金贷款的途径。（注：杨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性”法律问题分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352-370页。）

关于IMF的改革，有学者在80年代初期即主张改革其不公平的份额和加权表决制，以防止转嫁货币危机，保护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注：盛愉：《国际货币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248页。）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学者认为，IMF在汇兑安排、外汇管制、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储蓄法律制度方面都需要改革以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和金融情势。（注：杨松：《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变革与中国货币金融法》，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第647-676页。）关于亚洲金融危机，有学者认为，经济风险包括市场性风险和机制性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更多的是机制性风险，健全金融法制是加强我国经济建设及金融安全的关键。（注：参见赵秀文、韩立余：《1998年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9年第1-2期，第115页。）

杨松博士所著《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1999年）对IMF协定的法理和若干法律制度作了富有价值的探讨。

3.巴塞尔协议

刘丰名教授所著的《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1994年），对《巴塞尔协议》作了详尽的讨论，该书认为，《巴塞尔协议》对国际金融关系的主体，特别是从事跨国业务的国际银行资格提出了法律要求；同时对国际金融关系的客体确定了国际监管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这一国际金融领域下无法律秩序的历史。（注：刘丰名：《巴塞尔协议与国际金融法》，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8页。）对于1997年《巴塞尔核心原则》，我国学者也作了若干介评。关于巴塞尔协议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属“带约束性建议，（注：刘丰名：《国际金融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巴塞尔协议所阐发和确立的基本原则具有国际惯例的性质，而且具有即时生成的特点。（注：参见李仁真：《巴塞尔体制与中国银行监管制度》，载余劲松主编《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论巴塞尔协议的原则架构与性质》，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

4.金融创新

有学者认为，金融创新工具是由基础金融工具（汇率、利率、证券、信用）衍生而来，金融创新一方面使得银行因脱媒（disintermediat-ion）带来的困难得到缓解，促进了银行业的革新，启动了金融服务业与先驱性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泡沫经济、股市震荡和汇率波动；针对金融创新的消极影响，发达国家的对策包括：通过巴塞尔体制强化对国际银行的监管，通过修改银行法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商业银行的安全性与稳健经营，将实施货币政策的重点从控制信贷规模转向对汇率、利率的严格控制，加强IMF的职能等。（注：刘丰名：《金融创新与新世纪国际金融法》，载《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301-318页。）万猛博士所著《英美证券法律制度比较研究》（1998年）提出了凭信息监管证券市场的主张，陆泽峰博士所著《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1999年）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金融创新影响和推动下金融法的变革。

5.国际金融惯例研究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一般国际借贷合同不仅在内容上已逐渐形成若干共同条款，各贷款行业也已形成一些习惯做法（银行实务惯例）。（注：刘丰名：《国际金融法》，第106页。）国际证券业务规则主要由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自律性规则调整，这些规则也有趋同化趋势，而欧洲债券的清算则按ACE惯例规则办理。我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除有关教材、专论外，专著有郭玉军博士所著《国际贷款法》（1998年），徐冬根所著《国际信贷的法律保障》（1996年）等。

（六）其它领域的研究

1.国际税法。

有关著作或教材有刘隆亨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5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7年）、高尔森教授主编的《国际税法》（1988年第一版，1992年修订）、刘敛文教授所著《国际所得税法研究》（2000年）等。有学者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际税法的概念。（注：廖益新：“国际税法概念刍议”，载《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法学专号。）在税收优惠的作用问题上，主流观点认为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时仅起次要作用，而整体投资环境对外资流向起决定性作用。（注：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2页。）在中国涉外税法的完善方面，我国学者的有关研究对1992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对内外资企业在流转税制度上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2.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法。

有关著作有郭寿康教授主编的《国际技术转让》（1989年）、郑成思教授所著《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1995年）、朱榄叶所著《知识产权与国际保护》（1996年）、张乃根教授所著《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1999年）等。近年来，我国学者倾向于将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纳入国际贸易法的范围进行研究。

3.海商法。

这是一个古老而完备的学科，在我国有些学者主张把海商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学者的著作有：吴焕宁教授主编的《海商法学》（1988年）、陈安教授主编的《国际海事法学》（1987年）、张湘兰教授主编的《海商法论》和编著的“U.S.Admiralty：CasesandComments”（1995年）以及独著的《海上保险法》（1999年）等。司玉琢教授等编著的《海商法详论》（1995年）和邓瑞平博士所著的《船舶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999年）等专著，均引人注目。

三、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客观而言，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授部和其他部委、省市资助的项目、教材、专著和论文的发表、咨询及研究报告提供、专职教学和研究人员队伍等几项指标来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与中国国际法学和国际私法学这两门传统学科相比已毫不逊色。而就教材的数目、专职研究人员队伍以及很早就取得独立法学学科地位并有自己专门的学术组织和论丛方面而言，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学术优势。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若从“质”上比，则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仍有明显的差距。中国直到目前仍未加入WTO，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的寥寥无几，已有的国际经济公约和国际商事公约及惯例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缔结的，中国的涉外经济法制正经历急剧变革，这种不发达的国际经济和商事法律实践无疑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成熟，更何况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要比西方短少近30年的学术积累。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存在以下主要不足：

（一）严密的基本理论体系尚未建立

如前所述，关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义、范围、基本原则和沿革等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学者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不仅与相邻学科有分歧，在国际经济法学者之间，亦有主流与非主流学说的并存。

（二）政策注释、热点追踪的倾向过甚，导致研究主题过于集中，存在若干学术盲区

不可否认，20年来的研究不仅产生了一批优秀教材，而且涌现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其士学位论文占有较大比例）和专题论文。这使得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极有希望确立崇尚学术、严谨创新的学术风格。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国际经济法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经济法领域热点问题迭出-从中外合资企业法颁布、恢复IMF和WB的合法席位到申请恢复在GATT的合法席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以及涉外税法的出台，再到WTO的成立，入世谈判，中美贸易纷争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使人目不暇接，也由于20年时间是如此之短以致无法充分沉淀学术，使得我国学者跟踪热点问题、注重诠释现行国策的倾向较为突出，从而导致了对本学科一些不属热点但并非不重要的课题，一些理论性较强、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以及一些耗时甚多而不可或缺的课题的忽略。比如，对ICSID案件和MIGA保例的研究，WTO专家小组及上诉机构报告的系统研究均未予以重视；美国、欧盟和日本外贸法全译本也呼之不出，等等。

（三）在国际商法领域的研究，法律性尚未凸显

国际商法（核心内容为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及保险、国际支付、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国际投资合同、国际借贷合同、国际证券发行及交易的有关国际公约和惯例）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从现有国际法学科独立出来，还要与国际商业实务区别开来，需要运用法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商事主体在各种国际商事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现在研究在较多领域仍停留在国际商务研究的水平上，未能进一步深入分析各种法律关系，凸显其法律性。

（四）研究方法有欠缺，手段也比较落后

一是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方法运用不够。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法律以及涉外经济法政策性强，又往往以经济原理为依据，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注重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政治分析的结合，运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结论，否则，将无法洞悉法律规则的经济原因和政治背景，无法预见其未来发展趋势。我国学者目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很欠缺，比如，在反倾销、服务市场的开放、国民待遇等问题上，经济、政治分析就很不够，这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成效。

二是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的方法运用不够。从判例中阐释、检验法律的适用，发现蕴含在个案之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达到对法律具体而微的认识，亦有利于构建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法学体系。在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领域，英美法的理念远较大陆法的影响大，尽管GATT/WTO的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裁决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仅约束个案，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解释也仅适用于个案，但事实上对以后的裁决具有重要的实质性影响，这更加要求在这些领域注重实证研究。但我国学者目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很不够。比如，我国学者对国际商事案例的研究就一直重视不够，在教材中极少反映当今涉外审判、涉外仲裁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在专题研究中也多以学术论著为研究资料，忽略案例的运用；案例研究只起到了辅助教学的作用。再者，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从事研究的还不十分普遍。

（五）前瞻性研究薄弱

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法正处于变革时期，WTO已将竞争政策、投资规则、环境和劳工问题列入讨论范围，IMF面临变革。我国学者尚未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前瞻性研究，以后如不及时弥补，将无法为我国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发挥发展中东方大国的作用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

四、21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展望

有经济学家预言，在21世纪中国经济学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主流，其理由是中国经济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笔者认同这一看法，并相信，在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不断地扩大，中国将逐渐在建立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华民族将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与此相应，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亦将发展繁荣，获得与美国、欧洲、日本的国际经济法学同等的影响力。

在未来20年左右，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主要任务将是：为中国政府处理WTO、IMF、WB中的法律事务提供学术支持；研究美国、欧盟、日本及其他经贸伙伴的涉外经济法，为我国政府处理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服务；为中国外贸法、外资法、外汇管理法的完善和实施提供学术专论、咨询报告和立法建议；研究各种跨国商事活动中的私法性问题，为中国法院、仲裁机关审裁案件以及中国企业处理具体法律事务提供学术支持和专业服务；完善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学科体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研究理念的改变与调整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

未来20年左右，可作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1.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评说西方主要学术流派的学说及观点，探讨“国际经济关系”的内涵与外延，构建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

2.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宏观发展趋势，及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作用，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法律对策。

3.WTO法研究。系统研究WTO的争端实例，为我国政府在加入WTO后处理与其他成员间的争端提供借鉴；研究WTO对我国金融、电信服务业的影响及有关法律对策；研究WTO与投资规则、竞争政策、环境、劳工等问题，为我国参加新一轮多边谈判提供学术支持和具体对策及方案。

4.欧美日外贸法研究。同WTO体制一样，欧美日外贸法对中国外贸环境有着深刻的实质影响，研究欧美日外贸法的内容，探讨消除对我国不公平的法律规则和措施的可能性和操作方案，对处理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处理WTO有关法律事宜和完善中国外贸法均具有重要意义。

5.中国外贸法的完善问题。探讨中国进出口管理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配套法规的草拟工作，研究已有条例（如《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条例》）的进一步完善。

6.反倾销及反倾销法。结合经济和政治分析，剖析西方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中国成为反倾销最大受害者的深层原因，探讨中国应对外国反倾销的法律对策以及我国运用反倾销的策略。

7.国际多边投资协议问题研究。探讨多边投资协议可能的谈判场所（WTO，WB，还是一个全新的场所？）多边投资协议的基本内容（应反映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多边投资协议与GATS的关系等等。

8.ICSID和MIGA研究。通过ICSID运作30多年来的实践和实例的研究，揭示其对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法律观的认同或协调程度，在国有化、特许协议等问题上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通过对MIGA保例的研究，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MIGA对改善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环境的积极作用。

9.中国统一外资法的制定。旨在借鉴有关国家外资立法的成功经验，起草与我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符合的统一外资法典，探讨制定外资法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提供一份具体的、附有条文注释说明的法律草案。

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和中国外汇管理法的完善。探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方案，同步研究中国外汇管理法的适时修订。

11.欧洲货币联盟法研究。研讨欧洲货币联盟法的基本内容及欧元启动后国际支付的法律问题。

12.国际银行监管问题。结合全球金融服务协议、GATS、巴塞尔协议及我国有关立法，研析国际银行准入和监管的法律准则和规则以及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监管问题。

13.国际金融惯例研究。探讨国际借贷、国际证券、国际租赁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商事惯例，包括离岸金融市场、M&A、欧洲债券等问题的研究。

14.西部开发与涉外税收优惠。结合东部地区和国外的有关经验，探讨如何利用并适时调整涉外税收优惠，以促进外资流入西部。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5

【论文来源】《中国人大》

【论文期号】199910

【论文页号】6～9

【论文分类】民商法学

【正文】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组织法律制度和规范商事行为的商事行为

法律制度。

一、商事组织法律制度

规范的商事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规范是现行商事法

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商事主体法律规范，除规定个人从事商事活动外，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商事组织法，

即各种企业法律制度。

1.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为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它是规范现代企业形式——公司的重要法律。

该法规定了公司种类、公司的设立、公司的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发行与转让、公司债券、公司的

财务会计、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公司法的颁布使我国企业立法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它标志着我国企业立法从主要按照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进行立法转向主要按照企业出资人的责任和资金

组成结构的不同进行立法。我国公司法以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为其宗旨，摈弃了股份制试点中定向募集等不规

范的作法，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的条件，吸收国外通行的原则和作法，诸如股东平等原则、股东有限责任原则、

公司组织机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的原则、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等，都为我国公司法所采用。公

司法还突出了公司信用在市场交易安全中的地位，明确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强调公司资本的真实性

和不得任意减资，注意维持相当于公司资本额的财产。这些，都为保护公司债权人、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投

资者信心，维护公司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各国的通例，采用公司形式法定的原则，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两种公司。同时，规定了公司设立和运营的规则。这些为投资者建立公司和国有企业改建公司提供了制度框架

，即公司法人制度的结构：

第一，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离。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财产权利结构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不同。依公

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产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

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这意味着，包括国有出资人在内的公司的股东在出资后仅

享有股东权，公司则对出资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享有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因此，公司可依法对其

拥有的财产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实现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分离。

第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

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样，公司法就确

认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其含义是：股东仅对公司负责；股东以出资额为限负责；股东不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

承担责任。这一原则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股东，包括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股东。由此，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也以法律形式解除了实际存在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承担的连带责任。

第三，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又依

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换言之，公司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法还依照合理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规定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内的公司组织机构。

这些，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提供了组织构造的模式。

2.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1997年2月23日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调整合伙企业关系的法律。它规定了合伙企业的

设立，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入伙、退伙，合伙企业解散、清算

等。合伙企业是我国企业形态的一种，它是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

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虽然是

多投资主体举办的企业，但它不同于公司，其本质特征是出资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该

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

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

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合伙企业可以吸收新的入伙人，但新合伙人入伙时，应当经

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合伙企业法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

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退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3.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个人独资企业法，是前不久才颁布的一部商事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个人独资企业的行为，保护个人独资

企业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独资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

最古老的一种企业形态，它是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

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实行准则主义，其设立体

身不需经过审批。但是，某些领域个人独资企业必要的营业审批是需要的。个人独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出

资人控制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继承；个

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

理。二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

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4.其他企业法律制度

除上述三种企业法律制度外，我国还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

所有制企业条例以及为特别公司——商业银行的运营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这些，都是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法律

。

不同的企业法律规定了不同的企业法律形态，为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也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各种投资者自由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提供了方便

。

二、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是商法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规范和引导商事行为的规则。我国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主要

由企业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预防和分散商业风险的法律规则、票据与票据交换的法律

规则以及海上运输法律规则构成。除由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一些重要的商事行为法律规范含于

民事法律（如合同法）之中外，主要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有：

1.证券法律制度

1998年12月29日制定的证券法全面规定了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经济

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国证券法实行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

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证券发行、交易的当事人地位平等，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证券

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管与证券业协会的自律性

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证券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业协会和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等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依照我国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发行公司债券，也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证券交易当

事人依法买卖的证券，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非依法发行的证券，不得交易。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

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

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有证券交易均以现货进行交易。

证券法还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发行公司股票、债券、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

法。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的，应当公告财务会计报告。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对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这样做，可以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实现公正交易创造条件。

2.票据法律制度

1995年5月10日颁布的票据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规定票据事项的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票据行为，保障

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历来，票据立法体制有“分离主义”和“包括主义”之别

。票据立法的“分离主义”是指将汇票、本票归于一项立法，将支票归于另一项立法；票据立法的“包括主义

”是将汇票、本票、支票合于一项立法。我国票据法属于“包括主义”的立法，其特点是采用汇票、本票、支

票三票合一的编纂体制，即以汇票为主，将汇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规则统一规

定于票据法之中。票据是出票人依照法律规定签发的、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

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价证券。票据有多种功能，包括支付功能、汇兑功能、信用功能、抵销债务和

融资的功能。因此，票据交换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据仅作为支付、汇兑

手段。票据法的颁布和实施，为票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它的各种功能创造了条件。

3.保险法律制度

保险有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种。1995年6月30日颁布的保险法是规范商业保险的基本法，对保险合同、

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保险法通过对

保险关系和保险业管理关系的调整，充分发挥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确保经济

和社会的安定。我国保险法主要实行下列原则：第一，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分业经营的原则，即同一

个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第二，保险利益原则。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

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原则

的目的在于，限制损害填补的适用，避免行为和防范道德危险。在人身保险中，则还在于维护被保险人的

人身安全。第三，有利于弱者的原则。保险法实行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制度，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

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

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同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

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四，保险公司稳健、安全运营的

原则。保险公司的经营涉及千家万户，必须作到稳健、安全运营。适应其需要，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准备金提取

制度、偿付能力维持制度、资金运用制度等。

4.海商法律制度

海商法律制度是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商事法律制度。我国1992年11月7日颁布的海商法是第一部

规定海商制度的法律，它是我国海商法律制度的集中体现。该法系统规定的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为

调整海商关系、解决海事纠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海商法是国内法，但由于海上运输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因而各国在制定海商法时不得不参照国际立法和国

际惯例，以求得国际海上运输法律规则的相对统一。我国的海商法是第一部大量将国际公约的规定引入国内立

法的法律。其中，有些部分将公约的实质性条款全部引入，有些部分有选择地吸收。海商法还引入了国际惯例

，诸如共同海损的确定、分摊和理算，均采用了国际惯例。由于海商法吸收了当前国际立法、国际惯例和国际

海运实践的最新成就，受到国际海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好评，被人们认为是同国际社会接轨最好的一部法律。

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以来年发展起来的。但它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6

一、任务导向教学法在法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将任务导向教学法引入高职法律事务课程教学，有助于实现教学方法与课程内容的完美结合。以中小企业法务课程为例，其学习单元、课程内容、训练项目等的选取、设计与编排完全按照企业法务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展开。课程设计的任务化特质决定了教学的任务化和实操化，将任务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实践则是最佳选择。此外，任务导向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任务完成的主体，改变传统讲授教学法“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局面，构建“学生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将教师的有效监督最终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习惯和内在驱动，有效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进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尽管任务导向教学法优势突出，但观察目前的法律教学实践，该教学法在实际运用时却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1.缺乏关于法律实务课程任务导向教学法的系统。性研究统而观之，任务导向教学法的实践与研究集中在教学一线，在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学历层次的多种课程（如计算机课程、语言课程）中均有应用。但高职法律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成果多基于个案观察，内容颇为零散，且数量寥寥。在未限定发表时间的情形下，截止到2018年12月从CNKI以及万方数据搜索的全部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与会议论文）数量仅为40余篇。这些成果多数属于对个人教学实践的浅表性总结，理论依据与提升明显不足，成果深度不足、推广范围有限。2.教学实践存在诸多不足。第一，任务化教学目标过于直接和单一，缺乏系统和深层次的考量与设计。任务化教学的首要目标一般被确认为训练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基本职业技能，技巧和能力是教学重点。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更为重要的工作态度与职业素养的养成却被淡化与忽略。这是一种过于功利的短视行为。实际上，态度与职业素养才是推动职业生涯进步的动力和源泉。第二，任务化教学存在滥用情形，其实施效果也差强人意。在教学实践中，将任务化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相混同，将任务化教学引入经济法、民法等实体部门法课程，则显得生硬别扭。实际上这类课程更适合案例教学法。第三，教学评价功利化。重视任务结果的评价，忽视任务完成过程的评价；缺乏对任务完成不理想的学生的正面引导与有效指导，重视优秀结果或作品的评价和褒奖。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完成的“任务”质量不高也在情理中。即便任务完成得失败，学生在完成任务时的思考与分析同样难能可贵，通过教师与其他学生的点评与自评，他们更能从失败中获取宝贵的经验。第四，小组协作不足，抑制了对每一位成员能动性和潜能的有效激发。任务教学法实施的基本组织形式为小组。在实际教学中，因为小组任务准备主要在课堂外完成，教师无法实时监督，导致少数学生搭便车的行为，从而影响小组成员之间的有效协作，还削弱了小组合作的功效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第五，建构性教学环节不够明确，缺乏实施规范。任务化教学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学生通过对任务进行分析、讨论和完成实现意义的建构，是其应有之意。研究者普遍认为：所谓“任务驱动”就是将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技能隐含在工作任务之中，学生通过对任务分析、讨论，明确任务涉及的知识，并区分其中的旧知识与新知识，在教师的提示下找出完成任务的关键知识、方法和技能，由此实现对相关知识的意义建构。因此，自主学习讨论和归纳总结等被视为建构主义精髓在具体任务教学中的体现。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学生有限的建构能力与水平，加之“举一反三”式的建构教学环节实施的耗时性特征，使得建构性教学环节在实施时存在一定的障碍与难度。

二、任务导向教学法的基本导向与教学定位

笔者以高职法律事务专业的实务课程中小企业法务为载体，进行“建构式分层化任务教学法”的系统性改革实践与指导性理论提炼，以期实现该教法在法律实务课程教学中的普遍、规范和科学运用。1.建构式与分层化：任务导向教学法的基本导向。任务导向教学法在法律实务课程教学中的展开围绕任务教学这一核心，着重于“两个基本点”：建构式和分层化的落实。建构式是任务教学有效实现的基础与根基，同时也是任务教学有效实施的验证标准；分层化是笔者试图在教学实践中尝试的另一个维度。就任务教学与建构式的关系而言，二者互为形式与内容，后者赋予了前者灵魂和生命力。毋庸置疑，在任务驱动教学法中，任务的设计、演练完成处于核心位置，任务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但这绝不意味着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建构式教学理念与方法，使其生成一个自主运行、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成长性系统，在学生自我探索与教师指导完善的建构过程中实现学生学习知识与能力培养的良性上升式循环。教师把学生所要学习的知识与技能完整准确地隐含在创设的工作任务中，学生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发现需要理解与掌握知识与技能。教师对学生任务的课堂演练进行观察、总结点评，并针对突出问题与不足提示可行方向，要求学生进行修正与完善，直至学生反馈修正结构，教师再进行最后的讲评与小结，学生进一步深化和巩固相关知识与技能。这是任务教学与建构式教学相辅相成的一个完整运行机制与系统。同时，任务教学也为分层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可在其中引入差异化分层教学。在工作任务选择与设计之初，即可对任务进行分层处理。一般可将任务区分为指定性任务和开放性任务，指定性任务是按照教师的具体要求完成的任务，开放性任务是由教师制定主题，鼓励学生自主发挥的任务。指定性任务在设计时可以依照难易程度进行编排，在任务分派时可以针对学生的差异化进行分配；开放性任务留给学生自我选择与创造的空间较大，其分层化差异化教学的价值更大。2.教与学在任务导向教学法中的定位。在任务导向教学法中，教师与学生的定位应当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首先，以教师作为主导，要求教师成为完成工作任务的总指挥、总导演和导师。教师不仅要选取任务、设计任务，更要指导监督学生完成工作任务。教师的主导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教学工作任务的选取与设计。教师通过分析实践岗位的具体工作，选取制定教学工作任务。（2）指导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并评价。教师应该站在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事前对工作任务的完成进行重点提示与说明；事中对学生在准备任务过程中存在的疑惑提供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指导。事后对学生的任务演练进行评价，在正面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不足与完善建议，要求学生进行任务整改并反馈。（3）全程有效监督学生完成任务，保证任务完成的质量。全程监督的重点应该放在学生课外完成工作任务环节以及针对学生课堂演练的点评、修正和反馈环节。其次，以学生为主体，即要求学生成为教学任务实施的主体，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动力。任务驱动教学本质上是通过“任务”来“诱发”“加强”和“维持”学习者的成就动机。简言之，成就动机才是学生学习和完成任务的真正动力源泉。建构主义认为，教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其主动投入到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任务对学生就是一个兴趣、一种催化剂，促进他们积极学习，通过完成任务，使他们有成就感、满足感，从而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学习，形成一个感知心智活动的良性循环。当学生完成一个任务后，成就感会驱使他们提出新的问题，再试着解决，驱使学生主动探索和发现，完成有关知识的建构，从而增强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学生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的理解，通过多角度、多方位的思考，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

三、任务导向教学法的系统构建

笔者以中小企业法务课程为平台，在教学中以任务导向教学法为指导，通过教学实践与观察，提炼出高职法律实务课程任务化教学的一般环节与流程，以及具体实施教学的方案和策略。1.任务导向教学法的目标与核心任务。（1）增进教学目标的多元化与层次性。任务化教学方法的直接目标是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能力，但更需要养成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认真的工作态度。需要注意，后者应属于根本性目标。因此，应当明确任务教学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目标，在追求直接目标的同时，强调深层目标的实现，将学生培养成真正合格的具有基本专业素养的职业工作者和理性的社会人。（2）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任务教学法要求教师巧妙地设计教学任务，将新旧法律知识融入工作任务之中，使学生通过完成任务达到掌握知识、训练技能的目的。学生在完成任务时需要自主分析任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满足学生的学习欲望，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使学生体验到探索、发现、创造的愉悦。2.任务导向教学法的演练方法与拓展。（1）“岗位角色代入式”演练法。为了增加学习演练的实战性，要求学生自主选定与企业法务岗位相关的职务（如法务经理、法务专员和助理法务等）和一家具体工作的企业（实际有的企业或学生模拟自创的企业均可）。要求学生在整个学期的学习演练过程中，以企业法务工作者的身份成为课堂中工作任务演练的主角，以便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参与性。同时，学生还可以了解到实际工作的艰辛与压力，这对他们未来的就业与工作会带来积极的影响。（2）将“创业理念”引入任务教学。在中小企业法务课程中适时地引入自主创业理念，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相关法律事务的处理技能，另一方面可以触动部分学生产生毕业创业的想法，为学生就业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向。在“企业设立法律事务处理”任务模块中，设计了任务“大学毕业后，如果打算创业，你准备成立哪种类型的企业？如何让企业合法开业？如何避免企业的股权纠纷？”既有对法务工作的专业能力判断，也有激发学生创业的意义。近几届学生对这项任务十分感兴趣，团队演练屡有惊喜。有些同学原本就有创业的打算，通过教学活动使以前模糊的想法逐渐转化为清晰的蓝图。3.推进全过程考核改革。中小企业法务课程作为任务型实务课程，整个教学过程主要由课堂演练构成。因此，每次演练都被作为考核的一部分，由教师评价并打分，累计后的成绩作为平时成绩。为了反映任务型课程的特点，同时倒逼学生在课前认真准备每次的演练任务，将这部分成绩的占比提高到60%～70%。期末考试由笔试调整为“面试+技能”考核，这部分占总成绩比例的30%～40%。这样的考核改革体现了任务教学的本质要求，重点考核了学生的实务处理思路与技能。4.任务导向教学法的主要教学环节。（1）工作任务的教学设计。工作任务设计可以依据具体岗位的工作内容进行类型化选择。以中小企业法务课程为例，笔者将“企业法务岗位”的主要工作任务高度类型化，迁移为课程演练的内容，分别为：企业设立法律事务处理、公司“三会”召开中的法律事务处理、企业合同法律事务处理、企业生产经营法律事务处理、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事务处理、企业劳动关系法律事务处理、与行政监管相关的企业法律事务处理、企业法律纠纷处理。在此基础之上，将“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概论”作为整个课程的开局篇章，以便学生对企业法律风险的防控与纠纷解决具有宏观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其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意识，通过有效和有针对性的管理最大限度地防止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2）工作任务的课堂演练。首先，规范演练流程。笔者通过七学年的摸索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完整的六项教学环节与流程：教师设计演练情境、任务说明与分配（可一定程度体现分层教学要求）、学生课前准备、课堂演练、演练评价（旁听同学+演练同学+教师）、学生课后修正与课堂反馈。其次，提炼核心演练环节。上述六大环节中的教学情境的设计与课堂演练评价，以及课后修正等三个环节尤为重要。教学情境设计需要对企业法务的实际工作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以便提炼出典型的代表性工作任务，做到切中问题要害，提示工作重点与难点；同时必须兼顾学生的实际水平与能力，选择适合学生的具体工作情境以训练其完成特定工作任务的技能。演练评价与课后修正是整个任务演练教学的核心与重要环节，通过他评、自评以及教师的评价，学生能够反思工作任务完成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并通过修正环节，加深学生对某项工作任务的认知与掌握，提升学生的工作技能。最后，保障任务演练的质量。课堂任务演练得好坏是任务教学法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质量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单一因素，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果。这些因素至少包括：教学内容与情境设计是否适当，学生课前准备是否认真、充分，评价是否公正，是否有激励机制，以及课后修正与反馈环节的实施状况。诸多因素的叠加，很容易让演练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应当对整个任务教学实施系统的教学流程，并严格把控重点环节。

参考文献：

[1]沈爱凤、韩学芹.职业教育中“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的探讨与应用[J].职教论坛,2016(2).

[2]郑毓枫.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背景下宪法教学改革与实践[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2).

[3]刘春申.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策略研究——以中职信息技术教学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2009.

[4]段德臣.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下的高职法律教育体系的重构——以《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课程为例[J].科技信息,2011(31).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企业;法律风险;管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风险这个问题存在于任何一个人或事中，它是指人们对于自身所做的决定或着由于自身的行为而造成的一些不可预知的后果，而产生的一种主观认知。对于企业而言也是如此。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需要决策的问题，而在决策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风险。正所谓任何决策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在进行决策时企业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这就需要企业对风险管理工作加以重视。建立合理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规范企业风险管理制度，做好风险防范措施是目前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较好的管理策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法治社会是当前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法治社会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对法律常识有所学习，企业管理中也是如些。构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基础是要企业管理者从思想上对法律风险进行防范，不断在企业管理中渗透法律风险，让企业员工对法律风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建立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打好基础。

一、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概述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企业的风险管理目标就是建立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中，任何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所以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因为一旦企业出现问题，领导者和管理者都有不可推卸有责任。对于风险管理工作的提出，最早我国的很多企业是没有足够重视的，真正开始注意到风险管理工作是在近些年我国大部分企业发生内部失控时。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很多企业不得不建立企业风险防范制度，而且通过对企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层次也有了进一步提升。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行全球化发展，随着各行各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迅猛提升，这也在无形中给企业间增加了竞争力度。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而然也成为全世界的消费大国，无疑中国也面临着各个国家竞争的焦点，而如果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发展中，建立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就可以避免我国企业的市场风险，提高我国市场竞争力。随着国家对法律风险管理的不断重视，目前我国企业法制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而进行。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界定和区分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中，企业法律风险也有明确的定义，所以对于它的界定和区分要有清晰的认识。企业风险管理包括企业法律风险，其前提是以法律制度或企业签订的合同为依据，主要对企业法律风险进行管理，如违约、侵权等行为都是法律风险的内容。所以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首先要对其概念有一个专业的判定，这样才有助于科学合理完善的法律风险管理的形成。此外，在构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中防范机制时，要注意对法律风险的合理界定，确认其是否属于法律风险，才可以进一步建立。很多企业中经常会出现对企业法律风险的界定不够明确，而导致企业经营出现问题，这种情况的预防还需企业管理人员或制定法律风险管理制度时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范围。

三、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一)加强企业法律风险源控制点的设计与监控以企业相关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明确企业各个管理环节的法律风险源控制点，实施两点或多点控制手段，确保各个环节法律风险防范措施到位，建立整体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使得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稳定封闭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能够有效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法律风险防范的质量。(二)加强企业内控制度和法律审核程序建设无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法律风险管理需要完善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约束，确保各项法律风险防范措施的执行都是科学合理的。

四、结语

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切实解决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中的常见问题，是确保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可行性的有效策略，也是企业要想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课题组，夏卫阳，裘文洁，耿立波，葛祥，王兰，成黎明，崔红．网上银行的法律风险管理探讨［J］．金融论坛，2010(12)．

［2］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中银律师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法律服务领域［C］．第三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论文集，2010．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商法商法通则民商合一

我国商事法律制度是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确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商事法和民法一起构成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我国的商事立法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进入了建立现代商事法律制度的新时期。此后我国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商事立法蓬勃开展，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商事单行法并修正了许多商法。然而.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显得分散、混乱，缺乏一个灵魂和核心，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1.我国的商事立法分散、混乱立法层次不高

我国的商法呈现分散和混乱的局面，如有关商事登记的规定就散布在各种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中，在《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登记程序法》、《合伙登记管理办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企业法人登记公告管理办法》、《乡村集体制企业审批和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城乡个体户管理暂行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都有规定。而且这些规定由于政出多门，存在疏漏、重叠、交叉和冲突的现象，妨碍了商事登记制度有机体系的构建。而且在立法层次上也很低大多是以条例、规定、办法等形式存在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这些授权立法是一种非常态的状况，掺杂了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而且出现了一些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与上位法冲突的现象令人无所适从.无法起到调整和保护公民、法人基本权益的应有作用。

2.商法缺少一个起统率作用的“龙头”

我国的立法机关在客观、务实、灵活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等完善的商事单行法，各商事部门法的立法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但如同一个人有四肢而无大脑一样，商法仍然缺少一部统率性的法律来协调各商事单行法。由于缺乏统率和协调，各商事单行法无法形成商法体系内应有的联系而是彼此孤立、杂乱无章、不成体系难收纲举目张之效。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法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法的贯彻实施。因此，我国需要制定一部《商法通则》，实现对商事关系的整体调整和各个商事领域商事关系个别调整的协调实现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和科学化。

另外我国目前需要一部商法通则》来弥补商法规定的不足和缺漏，可以通过商法通则》的制定得到弥补和纠正。

二、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之争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探索与认可．特别是随着民法典起草制定工作的展开，在法学界出现了究竟是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还是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争论。纵观世界各国制定的民法典，在处理民商关系上，大致有两种立法体例：一是民商分立一是民商合一。所谓的民商合一是将商法的内容纳入到民法典中，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而不是另立商法典。这种立法体例是20世纪进行民法典编纂的国家所采用的立法体例。所谓的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一部商法典将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进行分别立法。19世纪进行民法典编纂的国家．如法、德、日等国，均有民法典和商法典其中商法典是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存在的。

民商合一这种观点因其合理性不但得到了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与支持，而且得到立法部门的赞同。但是，从立法的现实角度来看．民商完全融合的立法体例却有其不足。第一．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草案除合同法外的其他八篇均无商法的规定。所谓民商完全融合．实际上是有民无商。第二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上来讲民法典讲求形式的合理性和体系的逻辑性，对商法起统率作用的一般性规定如商号、商业登记、商业账簿等内容在民法典中无容身之地，因此民法典无法从纲领上统率诸多商事单行法与特别法导致商事法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在民法典外另立一部商事通则．依照当初《民法通则》的模式，将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关连企业、连锁企业、商业账薄、商事行为、商业加以规定。这些内容正是我国经营活动中亟待明确加以规定的地方。把它们都放在民法典中显得过分累赘．不能突出商法的特征。在当前，由于学术研究、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的欠缺，制定完全意义上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已经不大可能而效法欧洲大陆国家分别制定独立的民法典和商法典也不大现实；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法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法关系，选择《商法通则》与单行商法相结合的商事立法模式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三、制定商法通则、完善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2O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原则是民商合一．但是很遗憾的是民法典草案中极少能见到商法的规定．有时连影子也见不到。王利明和梁慧星起草的学者稿也基本如此。江平教授以股东的权利和商业账簿为例指出了制定《商法通则》的必要性。他认为，股东的权利(股权)就是商法中独有的一种权利它既有财产权．又有人身权的属性．它既不属于物权也不属于债权，更不属于知识产权。但它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民事权利。再以商业账簿为例，它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对其商业账簿究竟享有多大的权利，是什么样的权利，在民商事基本法中都无规定。我们认为这些需要在《商法通则》中予以规定。

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问里．我国的立法机关相继制定出台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法．以单行商事法的立法模式初步构建起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在制定《民法典》的基础上．应制定一部统领各种商事法的《商法通则》构建一个商法通则》与单行商法相结合的商事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既具备了商事特别法模式所有的优点．又克服了单行法模式的不足。有助于形成商法的开放体系，有利于商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在使民法典的体系不至于过于庞杂有损其权威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解决民法典无法解决的许多问题。这种立法模式也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具有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制定《商法通则》不仅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商法律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商事法律制度自身体系化、科学化的需要。

四、制定商法通则、完善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条件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制定《商法通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基本具备．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条件经过3O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确立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战略．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为制定《商法通则》奠定了经济基础。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条件；我国已经颁行了大量单行的商法、法规和规章．构筑了当前较为完备的商法体系．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技术，立法质量也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些都为制定《商法通则》奠定了坚实的立法基础。1999年6月颁布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也为商法通则》的制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商法理论条件商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深入．为《商法通则》制定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论证和理论准备。我国商法学界形成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一些学者通过翻译、著述等方式，大量介绍国外商法典的理论和制度，为制定《商法通则》提供了资料上的借鉴和准备。特别是近几年来，商法学界针对制定《商法通则》展开了专题研究，在制定《商法通则》方面也达成了共识对制定《商法通则》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都为制定《商法通则))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因此，必须将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和企业破产制度进行区别和差异研究。

在历史长河中，个人破产立法被优先确立，而后经过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出现，企业破产制度的出现使得破产立法进一步发展，而二者在适用上显然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从某些方面来看，虽然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在产生的根源、基本原理、原则、制度、程序上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因破产主体的不同，个人破产立法的适用主体是自然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类型，而企业破产立法的适用主体则是法人企业，因此在适用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研究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不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法律特征，认识个人破产制度研究的独立价值，为我国今后设立个人破产立法制度提供研究价值。再者，区分两种立法的不同也同样可以说明我国今后设立个人破产立法断然不可直接套用企业破产立法的所有规定，也不可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直接照搬套用。本文认为，两者除了主体属性的不同之外，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一、价值目标不同

个人破产制度中的自然人一般都具有破产能力，即使该自然人是未成年人或者是精神病人，在民法学上这两类人也只是不具有行为能力，而具有权利能力，因此，无论是何种自然人群体都应当具有破产能力。自然人的破产权利能力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自然人的身份不因从事商行为而受到任何影响，都具有破产能力。但是，相对于自然人来讲，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则有所不同，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可以因行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大部分国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者排出那些特殊行业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以达到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稳定国内安定团结的目的。这些特殊行业包括维持人民大众日常所需的行业，比如银行、保险、铁路交通、邮政通讯等。

二、破产原因不同

在破产的原因上比较个人破产和企业法人破产也有所不同。企业法人破产的破产原因很单一，当企业法人不能偿还到期应当支付的债务时即说明企业法人已经失去了支付能力，因此自动适用破产程序。而个人破产适用破产程序的原因则较为复杂，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专门谈到。由上可知，破产原因是导致民事主体出现破产状态的事由。从实践中看，导致法人破产丧失支付能力、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原因较为单一，主要是法人的经营行为。但是，导致自然人破产的原因却相当复杂。在破产法理论中，有学者把自然人破产分成以下三类。

1、经营性破产

这种类型的破产可以是自然人作为自然人的身份进行经济投资导致的投资性破产；也可以是作为商自然人的身份从事经营活动导致的经营性失败破产，比如个体户；还有的人进行黄金期货、证券交易等商事活动导致的投资破产。

2、消费型破产

消费型破产和第一种由于经营产生的破产结果是不一样的。消费型破产是由于个人进行消费活动导致的破产，比如信用卡消费、生活借贷造成入不敷支，最后导致破产的状况出现。

3、宣告型破产

这种类型的破产人一般不会主动申请破产，也不主动从事个人的经营性投资，自身并不担负债务，但由于担任了企业或者工厂等单位的领导人，或者对工厂、企业的破产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而被宣告破产。破产不仅以法院公告的形式出现，而且对被宣告破产的主体有一定的惩罚性的要求和条款，并且要求在一定期限之内不能重复担任领导人或管理人员、包括董事等职务。这是三种破产类型之中唯一的被动破产的类型。

三、破产范围不同

破产范围在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之间存在着绝对不同。企业破产以后主体资格随之消灭，因此无需考虑企业或者法人今后的生活问题，也不需要考虑企业或者法人的利益问题，企业全部财产以及法人全部财产应当都归属于破产财产的范围。根据法律相关规定，企业应建立公开、透明的财产制度，而且法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是没有区分的，所以在法院执行破产财产的时候并不存在无法认定或者分割的问题。www.gwyOO.

但个人破产有自然人独有的特性，破产并不意味着自然人的死亡，民事主体的资格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个人破产需要考虑自然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以及自然人在破产时已经用自己全部财产清偿给债权人，对于善良自然人破产是否给予免除剩余债务的机会。这在世界各国法律中有着不同的概念，甚至现代破产法理念认为，破产人除了破产人的身份以外还是家庭成员的一份子，因此仍然需要对其进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人权的角度来讲，需要给予破产人一定的可以被自由支配、处置、收益的财产，帮助破产人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走出破产的阴影。这类财产既可以不用纳入到继续清偿债权人债务的财产，也可以被破产人留作重新生活的保障。这一制度也是作为自然人独特的制度，在企业破产立法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许多国家的破产立法制度中都将自由财产制度进行专章立法，以区别破产财产、免责财产。另外，自然人可以是破产人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当事人，因此，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有财产、个人财产的认定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且破产前或者破产期间，容易发生藏匿、隐匿、转移、借贷财产，更不方便法院认定是否给予自由财产的权利，再者，免责认定的前提也同样应当建立在当事人无可执行财产的前提之下，因此个人破产比企业破产更难认定范围。

总的来讲，企业破产是以企业法人等经济实体为主体的破产。企业破产以后，民事主体资格消灭，法人、还有企业主体资格随机消灭。因此企业破产不存在与个人破产立法制度相同的财产分配制度，更加不存在自由财产在债务人之间进行自由分配。破产人被宣布破产以后，随即将全部破产财产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分配，这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债权人的利益。再者，从破产财产进行确认的方式上来讲，企业破产成立的主体是企业法人，因此在设立方式上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要求在工商局进行注册登记，且法人资产的注册也同样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进行注册，如果发生资产的转移也必须进行更改。这都说明法人企业破产时债权债务关系是很明确的，通过会计报表进行审查就能够很快地详细地统计出完整的财产关系。从这方面比较来看，个人破产在确定债权债务关系上并不如企业破产那样容易，自然人个人财产、家庭财产以及个人破产财产是很难划分的。自然人因债权债务关系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等行为构成减少或者转移需要清偿的破产财产，在实施破产程序过程中很难确认。

四、法律后果不同

企业法人破产在执行完破产程序之后就意味着该企业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企业法人的主体已经“死亡”。但个人破产的适用主体则完全不同，比如自然人适用个人破产立法，在执行完毕后仅仅意味着从前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但自然人本身并未死亡，生活仍将继续。并且，执行破产程序也并不意味着该自然人民事主体资格的丧失，自然人仍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民事权利能力。从这一点上说，两者在法律后果上的确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不仅从以上分析过程可以看出个人破产与企业法人破产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从历史的实证上也同样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破产法的立法制度之中，最早开始适用的就是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到18世纪上半叶才出现公司法人制度，企业法人出现的则更晚。时至今日，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在全世界仍然是破产立法的基础，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个人破产案件的数目都远远超过企业法人申请破产数量。根据美国LundquiSt咨询有限公司对2005年美国申请个人破产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2005年比2004年申请人数增加了31.6%，已达到2043535人。另外，美国法院管理办公室（TheAdministrativeofficeoftheUSCourts）公布了2006年美国申请企业破产的数据仅为35292家，而2005年美国申请企业破产的数据仅为31952家。从美国申请个人破产立法的数据可以看出，个人破产申请与企业破产申请并不相同。况且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先有个人破产立法，后有企业破产立法，可见，正是因为有了个人破产立法才带动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和完善。我国如果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经设立了以企业法人为主体的企业破产立法，尚未设立以个人为主体的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应尽快设立相关制度，以此更好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破产立法是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于2007年6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这说明，目前我国的这部法律仅仅确立了企业法人的破产资格。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实行的既不是商人破产主义，也不是一般破产主义和折衷破产主义，而是具有我国特色的“企业法人破产主义”。另外，根据199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这一章的内容，确定企业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及具有法人资格的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私人企业以及设在中国领域内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以上我国现行立法的罗列说明，不论是新企业破产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将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律限制在了企业法人之中，排除了包括自然人破产、合伙破产等多种经济组织形式的破产资格。笔者认为，将来制定我国的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可以参照目前我国企业破产立法形成的单行条例，但涉及到自然人失权以及复权制度的细则可以在其他条款中适当增加有关个人破产的立法内容。

【参考文献】

[1]汤维建：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2]邹海林：破产程序与破产法实体制度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5.

[3]李永军：破产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企业法学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因此，必须将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和企业破产制度进行区别和差异研究。

在历史长河中，个人破产立法被优先确立，而后经过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出现，企业破产制度的出现使得破产立法进一步发展，而二者在适用上显然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从某些方面来看，虽然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在产生的根源、基本原理、原则、制度、程序上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因破产主体的不同，个人破产立法的适用主体是自然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类型，而企业破产立法的适用主体则是法人企业，因此在适用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研究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不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法律特征，认识个人破产制度研究的独立价值，为我国今后设立个人破产立法制度提供研究价值。再者，区分两种立法的不同也同样可以说明我国今后设立个人破产立法断然不可直接套用企业破产立法的所有规定，也不可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直接照搬套用。本文认为，两者除了主体属性的不同之外，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一、价值目标不同

个人破产制度中的自然人一般都具有破产能力，即使该自然人是未成年人或者是精神病人，在民法学上这两类人也只是不具有行为能力，而具有权利能力，因此，无论是何种自然人群体都应当具有破产能力。自然人的破产权利能力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自然人的身份不因从事商行为而受到任何影响，都具有破产能力。但是，相对于自然人来讲，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则有所不同，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可以因行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大部分国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者排出那些特殊行业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以达到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稳定国内安定团结的目的。这些特殊行业包括维持人民大众日常所需的行业，比如银行、保险、铁路交通、邮政通讯等。

二、破产原因不同

在破产的原因上比较个人破产和企业法人破产也有所不同。企业法人破产的破产原因很单一，当企业法人不能偿还到期应当支付的债务时即说明企业法人已经失去了支付能力，因此自动适用破产程序。而个人破产适用破产程序的原因则较为复杂，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专门谈到。由上可知，破产原因是导致民事主体出现破产状态的事由。从实践中看，导致法人破产丧失支付能力、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原因较为单一，主要是法人的经营行为。但是，导致自然人破产的原因却相当复杂。在破产法理论中，有学者把自然人破产分成以下三类。

1、经营性破产

这种类型的破产可以是自然人作为自然人的身份进行经济投资导致的投资性破产；也可以是作为商自然人的身份从事经营活动导致的经营性失败破产，比如个体户；还有的人进行黄金期货、证券交易等商事活动导致的投资破产。

2、消费型破产

消费型破产和第一种由于经营产生的破产结果是不一样的。消费型破产是由于个人进行消费活动导致的破产，比如信用卡消费、生活借贷造成入不敷支，最后导致破产的状况出现。

3、宣告型破产

这种类型的破产人一般不会主动申请破产，也不主动从事个人的经营性投资，自身并不担负债务，但由于担任了企业或者工厂等单位的领导人，或者对工厂、企业的破产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而被宣告破产。破产不仅以法院公告的形式出现，而且对被宣告破产的主体有一定的惩罚性的要求和条款，并且要求在一定期限之内不能重复担任领导人或管理人员、包括董事等职务。这是三种破产类型之中唯一的被动破产的类型。

三、破产范围不同

破产范围在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之间存在着绝对不同。企业破产以后主体资格随之消灭，因此无需考虑企业或者法人今后的生活问题，也不需要考虑企业或者法人的利益问题，企业全部财产以及法人全部财产应当都归属于破产财产的范围。根据法律相关规定，企业应建立公开、透明的财产制度，而且法人财产与企业财产是没有区分的，所以在法院执行破产财产的时候并不存在无法认定或者分割的问题。

但个人破产有自然人独有的特性，破产并不意味着自然人的死亡，民事主体的资格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个人破产需要考虑自然人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以及自然人在破产时已经用自己全部财产清偿给债权人，对于善良自然人破产是否给予免除剩余债务的机会。这在世界各国法律中有着不同的概念，甚至现代破产法理念认为，破产人除了破产人的身份以外还是家庭成员的一份子，因此仍然需要对其进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人权的角度来讲，需要给予破产人一定的可以被自由支配、处置、收益的财产，帮助破产人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走出破产的阴影。这类财产既可以不用纳入到继续清偿债权人债务的财产，也可以被破产人留作重新生活的保障。这一制度也是作为自然人独特的制度，在企业破产立法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许多国家的破产立法制度中都将自由财产制度进行专章立法，以区别破产财产、免责财产。另外，自然人可以是破产人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当事人，因此，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有财产、个人财产的认定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且破产前或者破产期间，容易发生藏匿、隐匿、转移、借贷财产，更不方便法院认定是否给予自由财产的权利，再者，免责认定的前提也同样应当建立在当事人无可执行财产的前提之下，因此个人破产比企业破产更难认定范围。

总的来讲，企业破产是以企业法人等经济实体为主体的破产。企业破产以后，民事主体资格消灭，法人、还有企业主体资格随机消灭。因此企业破产不存在与个人破产立法制度相同的财产分配制度，更加不存在自由财产在债务人之间进行自由分配。破产人被宣布破产以后，随即将全部破产财产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分配，这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债权人的利益。再者，从破产财产进行确认的方式上来讲，企业破产成立的主体是企业法人，因此在设立方式上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要求在工商局进行注册登记，且法人资产的注册也同样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进行注册，如果发生资产的转移也必须进行更改。这都说明法人企业破产时债权债务关系是很明确的，通过会计报表进行审查就能够很快地详细地统计出完整的财产关系。从这方面比较来看，个人破产在确定债权债务关系上并不如企业破产那样容易，自然人个人财产、家庭财产以及个人破产财产是很难划分的。自然人因债权债务关系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等行为构成减少或者转移需要清偿的破产财产，在实施破产程序过程中很难确认。

四、法律后果不同

企业法人破产在执行完破产程序之后就意味着该企业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企业法人的主体已经“死亡”。但个人破产的适用主体则完全不同，比如自然人适用个人破产立法，在执行完毕后仅仅意味着从前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但自然人本身并未死亡，生活仍将继续。并且，执行破产程序也并不意味着该自然人民事主体资格的丧失，自然人仍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以及民事权利能力。从这一点上说，两者在法律后果上的确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不仅从以上分析过程可以看出个人破产与企业法人破产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从历史的实证上也同样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破产法的立法制度之中，最早开始适用的就是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到18世纪上半叶才出现公司法人制度，企业法人出现的则更晚。时至今日，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在全世界仍然是破产立法的基础，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个人破产案件的数目都远远超过企业法人申请破产数量。根据美国LundquiSt咨询有限公司对2005年美国申请个人破产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2005年比2004年申请人数增加了31.6%，已达到2043535人。另外，美国法院管理办公室（TheAdministrativeofficeoftheUSCourts）公布了2006年美国申请企业破产的数据仅为35292家，而2005年美国申请企业破产的数据仅为31952家。从美国申请个人破产立法的数据可以看出，个人破产申请与企业破产申请并不相同。况且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先有个人破产立法，后有企业破产立法，可见，正是因为有了个人破产立法才带动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和完善。我国如果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经设立了以企业法人为主体的企业破产立法，尚未设立以个人为主体的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应尽快设立相关制度，以此更好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行的破产立法是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于2007年6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这说明，目前我国的这部法律仅仅确立了企业法人的破产资格。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实行的既不是商人破产主义，也不是一般破产主义和折衷破产主义，而是具有我国特色的“企业法人破产主义”。另外，根据199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这一章的内容，确定企业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以及具有法人资格的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私人企业以及设在中国领域内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以上我国现行立法的罗列说明，不论是新企业破产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将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律限制在了企业法人之中，排除了包括自然人破产、合伙破产等多种经济组织形式的破产资格。笔者认为，将来制定我国的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可以参照目前我国企业破产立法形成的单行条例，但涉及到自然人失权以及复权制度的细则可以在其他条款中适当增加有关个人破产的立法内容。

【参考文献】

[1]汤维建：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2]邹海林：破产程序与破产法实体制度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5.

[3]李永军：破产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