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探究

一、引言

民国30年代是我国现代语文教科书编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我国语文教科书的编制，在历经建国初的转型期、间的黑暗期、改革开放后的活跃期之后，迎来了以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契机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在“一纲多本”的政策引领下，教材市场全面放开，出版社团空前云集，目前业已出版了近二十套经国家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新课标”语文教科书。两个“黄金时期”代表了两个“时间节点”，两个“时间节点”相隔70余年。聚焦两个“时间节点”，我们不禁要问，在文化变迁中的语文教科书，其价值取向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更变？为何有如此的更变？这样的更变又应如何看待？基于课程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与透析这些问题，便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两个时期出版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民国时期选取的是开明书店1932年—1934年出版的《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初小8册，高小4册，共计12册。这套小学语文教科书由我国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精心设计，丰子恺先生编绘插图。该套教科书经当时教育部审定，曾在十余年内重印了40多版次，被当时学校广泛采用，受到师生高度赞誉。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选取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2006年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一至六年级），共计12册。此套教科书是新课程改革后出版的、经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国标本教科书。此套教科书全国发行，在当下整个小学语文教科书出版市场中所占份额最大。从其影响力来看，本文选取的两个比较样本代表了两个时期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制的较高水准，具有典范性。基于“价值取向”，是本研究的核心论域。所谓“价值取向”，指影响个人或团体对事物所作判断及行为选择的组织化、内在化的、稳定的理念。［4］（P179）本研究主要以两版教科书的选文作为价值取向分析的基本对象。其中，“开明版”（12册）共计396篇，“人教版”（12册）共计353篇。选文的数量统计以教科书目录中呈现的课文篇目的数量为准，选读课文均除外。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运用频数统计法与文本内容分析法，对两套教科书从四个维度，即场域取向、人物取向、道德取向以及政治取向进行比较研究。

三、研究结果与阐释

（一）场域取向比较研究

这一视角主要考察两版教科书所选的课文内容（人、事、物等）所涉及的空间世界方面的价值取向。具体分析时，分两个维度进行。第一维度分为两个类目，即国外以及国内少数民族。数据显示，两版教科书对国外场域作品都给予了关注，但分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开明版共计选取了22篇，占课文总量的5．6％，且分布没有规律。而人教版共计选取了69篇，占课文总量的19．5％，且分布有规律，即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每册选取的国外场域作品均在七八篇左右。这充分显示了当下语文教科书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关注与尊重，折射出“开放”与“包容”的社会主流价值理念。但选文场域在涉及国别的倾向上，人教版明显偏重于对美国和苏联作品的选取。其中美国选取了16篇，占所选国外场域作品的23．2％；苏联选取了14篇，占所选国外场域作品的20．3％。涉及美国和苏联的作品总数接近所选全部国外作品的五成，从中可以窥见大国文化的强势影响。在对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选文处理上，开明版缺乏自觉意识，而人教版对此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共计选取了9篇，但分量仅占所选课文总量的2．5％，且分布没有规律，显得有些随意。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科书理应予以充分关注。在地域取向的这一维度，人教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它三次关注了台湾，这三篇课文分别是《看雪》、《日月潭》、《跨越海峡的生命桥》。其中讲述的虽是台湾的人、事、物，但背后的价值隐蕴不言而喻。场域取向的第二个维度分三个类目，即儿童世界、成人世界以及自然世界。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都是“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相对。三个世界的判定，主要看文本所描述的内容是偏向哪一方。若偏向描绘儿童社会生活，则定位儿童世界；若偏向描绘成人社会生活，则定位成人世界；若偏于和自然相关（如描绘自然、赞美自然、爱护环境、保护生物等）则定位自然世界。有些选文（如一些纯粹的说理文、科普文等）难以定位于上述“三个世界”的任何一方，则在统计时予以剔除，其中，开明版共剔除52篇，人教版共剔除41篇。数据显示，在“三个世界”的处理上，开明版与人教版均把重心放在了“儿童世界”这一极。具体而言，开明版选取了227篇，占其“三个世界”选文总量的66﹪，人教版为170篇，占其“三个世界”选文总量的54．5﹪。两者相比，开明版尤为突出。民国时代，杜威思想广为传播，进步主义教育观在国内教育界成为“显学”，对儿童的关注成为教育界的共识。这一思想显然已充分反映在开明版中。再看两个版本“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选文比例。开明版二者比例为3．1︰1，人教版二者比例为3．3︰1。从内部比例来看，人教版略高于开明版，即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教版对“儿童世界”的重视程度事实上并不低于开明版。可见，儿童取向的价值诉求，在当下语文教科书编制中，不仅一以贯之，且有加强的趋势。最后看两个版本“自然世界”的选文。开明版选取了43篇，占其“三个世界”选文总量的12．5﹪；人教版选取了90篇，占其“三个世界”选文总量的28．8﹪。两者差距十分明显，人教版对“自然世界”的关注远高于开明版。通过进一步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人教版关于“自然世界”的选文中，有相当数量的选文均涉及爱护环境、保护环境题材。如《只有一个地球》、《黄河是怎样变化的》、《大自然的启示》、《路旁的橡树》、《清澈的湖水》、《一个小村庄的故事》，等等。当下自然环境的恶化已成全球共识，“环保”俨然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担当。人教版对环保题材的重视，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保持了高度一致。

（二）人物取向比较研究

这一视角主要考察两版教科书所选课文内容涉及的人物方面的价值取向。具体分析时，从两个维度着手，一是人物的性别，一是人物的身份（职业）。人物的统计以课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为对象，同一人物在同一篇课文中若出现多次，统计时只作一次处理，若在其他课文中重复出现时，则予以累计。在对人物的性别角色进行统计时，课文中凡出现“我”或泛指称谓（如工人、农民等）而无法辨别性别时，一律不予统计；对于辈分称谓（如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能够识别性别，统计时合并累加。统计显示，在课文主角的性别这一维度，两版教科书对男性的倾向性均十分显著。具体而言，在开明版中，男性主角占其主角总量的74．7﹪，女性主角占其主角总量的25．3﹪，可见男性主角比重呈现绝对优势。在人教版中，男性主角占其主角总量的66．4﹪，女性主角占其主角总量的33．6﹪，男性主角权重优势也颇为明显。但从两版的横向比较中，可以发现，人教版较之开明版在男性比例上有所下降，女性比例有所提升。在两版的内部男女比例上，开明版约为3∶1，而人教版约为2∶1，可见，人教版对女性的重视程度确实比开明版高得多。但通过进一步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在对积极人物、优势群体与消极人物、弱势群体的塑造上，两版教科书存有一个共性，即积极人物、优势群体中更多偏向男性，而消极人物、弱势群体中更多偏向女性。两版课文中的积极人物、优势群体中男性主角特别多，开明版中如：孙中山、林则徐、诸葛亮、岳飞、武松、蔺相如、荆轲、玄奘、爱迪生、达尔文、贝多芬、鲁滨逊等。人教版中如：、、列宁、鲁迅、孔子、、李四光、季羡林、普罗米修斯、高尔基，等等。与上述形成鲜明对照，两版课文中的消极人物、弱势群体多为女性。开明版中如：老巫女、盲眼姑娘、穷妇女、不孝的媳妇、聋哑人李佩英、卖花女、虚荣的范夫人等。人教版中如：吝啬的李丽、患小儿麻痹症的英子、贪财的巫婆、盲童安静、买火柴的小女孩、盲姑娘、穷人桑娜、失学女孩阿英等。两版教科书对积极人物、强势群体与消极人物、弱势群体之人物取向塑造上的“不约而同”。显示了“男尊女卑”性别意识形态的稳固性，可见，男权主义依旧深藏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之中。人物取向的“身份（职业）”这一维度具体分为12个类目考察。数据统计时，也以课文中的主角为对象。若课文中讲述的是名人幼年时的故事，统计时一律按其成年后的身份来归类。如《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中的少年，统计时作为政治领袖身份。若某一人物具有多重身份，则以其优势身份来归类。如孔子，既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统计时以其优势身份“思想家”来统计。针对频数仅为1的身份职业（如开明版中出现的1次邮递员、人教版中出现的1次宇航员等），统计时归为“其他”类。数据显示，在人物身份（职业）这一维度上，两版教科书存有一个显著共性，即“帝王将相”出现的频次皆为最高。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一个主流价值取向即“官本位”，这已成为一种超时空的“集体无意识”。在“政治领袖”这一类目上，两版教科书差距较大。在开明版中出现的频次位居第二，而在人教版中则退居第五。这显示出时代的变革，当下已非革命战争年代。在进一步的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到，开明版中出现的政治领袖全部是孙中山，而人教版中则比较多元，显示出时代的烙印。“时代英雄”这一类目，在人教版出现的频次很高，仅次于“政治领袖”，位居第二。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仅是对各类“英雄”的讴歌、赞美，也折射出我们这一时代对各类“英雄”的吁求、呼唤。在“教育家、教师”这一类目上，开明版的比重则远高于人教版。这一类目在开明版中仅次于“政治领袖”，位居第二，显示了开明版教科书“尊师重教”的价值追求。最后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农民”这一类目，两版教科书差距相当大。在开明版中这一类目位居第三，而在人教版中则几乎退居末位。民国时代，我国无疑是个“农业”大国，教科书对“农民”这一身份的突出，是时代“产业”精神的写照。而人教版对“农民”的较少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中国“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峙，无疑，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文化”明显处于弱势，农民身份地位之卑微只是一个缩影。

（三）道德取向比较研究

这一视角主要考察两版教科书所选课文在反映道德方面的价值取向。道德价值取向，主要是通过课文的中心思想（我们称之为“主题”）以及除中心思想外课文相关语段中反映的其他附带思想（我们称之为“副题”）来呈现的。关于道德取向的具体类目的划分，本文参照我国大陆课程社会学专家吴永军教授制订的“道德价值取向量表”［4］（P190），并基于两版教科书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而确定。统计时以课文反映的主题与副题的频次来计量，而与课文的篇数无关。一篇课文中若重复出现某个相同的副题，仅统计1次。具体统计情况见表7所示。数据显示，在道德取向方面，两版教科书存有三个方面的共性。首先，二者都对中华传统美德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仁爱”和“亲孝”尤为突出，特别是“仁爱”这一类目，在开明版中位居第二，人教版中位居第一。“仁”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的、根本性的道德元素，孔子则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仁者爱人”，仁爱之心，是一切道德品性的原动力。两版教科书对“仁”的强调，显示了历史文化变迁中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内在传承性。其次，在个人特质方面，两版教科书都比较强调“自强”、“勇敢”、“坚毅”这三个道德类目。这三个方面的个人品质，都彰显了积极向上、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内在共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强调做人的最高境界即“君子”，自强则是“君子”的一个基本品性要求，是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最后，在对“私德”（如认真、立志、进取、自律等）和“公德”（如奉献、团结、敬业、助人等）的处理上，两版教科书都强调后者，后者的比重远远超过前者。抑制自我、强调“团体取向”是我国传统道德规范的重要特征，对此，两版教科书显露无疑。在道德取向上，两版教科书主要存有两个方面的明显差异，一是表现在“公德”上的“团结”，一是表现在“私德”上的“勤俭”。先看“团结”这一类目。在开明版中，“团结”类目的主副题数量达到34个，占据整个道德类目的榜首，而人教版中的“团结”类目的主副题数量仅为4个，位列12位。两者悬殊颇大。民国时代国家“内乱”“外扰”，十分需要社会凝聚力量、团结一致，这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已成为那个时代民众普遍的心理渴求。开明版对“团结”的凸显，是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从开明版中许多课文的题目就能直接体会到，如《我们的力量》、《大家来往》、《兵士和老百姓》、《拿出我们的力量来》、《团体操》、《合群生活》、《都靠十个朋友》，等等。再看“勤俭”这一类目。开明版中这一类目的主副题总量为19，位居整个道德类目的第3位；而人教版中这一类目共计5个，位居其整个道德类目的第12位。两者差距十分明显。在进一步的文本分析中，可以发现，开明版中的“勤俭”主要反映的是普通百姓（主要是农民）的勤劳、简朴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如《种麦合唱》、《南风吹》、《采棉》、《修理农具》、《插秧》、《戽水》、《买菜的老人》、《种瓜人的夜》，等等。对普通民众“勤俭”给予浓墨抒写，彰显了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的“常态”品性，也反映了开明版教科书“平民化”的特质倾向。

（四）政治取向比较研究

这一视角主要考察两版教科书所选课文在反映政治方面的价值取向。政治价值取向，主要也是通过课文的“主题”与“副题”来呈现的。关于政治取向的具体类目的划分，本文也主要参照吴永军教授制订的“政治价值取向量表”［4］（P191），并基于两版教科书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修订。数据显示，在政治取向方面，两版教科书存有两个方面的共性。首先，“爱国”这一类目均处于两版教科书首当其要的位置，其权重均位于第一。具体而言，开明版中“爱国”的主副题数为25，占其整个政治类目的两成以上；人教版中“爱国”的主副题数为31，几乎占其整个政治类目的三成。语文教育作为祖国通用语教育，借助语文教育来培育学生爱国的政治立场，事实上是各国母语教育一贯的价值诉求。在进一步的文本分析中，可以发现，在传递“爱国”这一政治价值取向时，两版教科书都存有两种基本途径，即一是显露式，一是含蓄式。显露式，常常以某种宣言、告白的口吻直接呈现“爱国”思想。开明版中如《中华》一文中的“中华，中华，我们爱护她”。人教版中如《我们成功了》一文中的“我们爱北京，祖国万岁！”含蓄式，常常通过叙事、状物等途径间接地呈现“爱国”思想。开明版中如《孙中山先生在伦敦遇难》一文，通过叙述孙中山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国家的故事，来激发学生爱国、救国情感。人教版中如《秦兵马俑》一文，通过对“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的抒写，来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其次，在整个政治取向的13个类目中，两版教科书都把重心放在了“歌颂赞美”、“揭露批判”、“革命精神”、“领袖风采”这几个方面。相比之下，“平等”、“民主”、“自由”、“公正”这些具有普世价值倾向的类目的比重则显得非常轻微。在政治取向上，两版教科书主要存有三个方面的明显差异。首先，关于“革命精神”和“领袖风采”这两个类目，开明版中这两个类目的频数总和为23，而人教版中仅为11，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这种“差距”反映了开明版教科书内隐着一种强烈的革命政治色彩，这与当时风云变动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1932年的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国语》中，就明确规定教材的编选要“依据本党的主义，尽量使教材富有牺牲及互助的精神”，尤须积极采用“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故事诗歌”、“关于民国革命的故事诗歌”、“关于奋发民族精神的故事诗歌”等。［5］（P26－27）其次，在“歌颂赞美”与“批判揭露”这两个类目上，在开明版中，“歌颂赞美”类目的主副题出现的频数为13，“批判揭露”主副题出现的类目的频数为24，在权重上前者约为后者的一半。而在人教版中恰恰相反，“歌颂赞美”类目的主副题出现的频数为26，“批判揭露”类目的主副题出现的频数仅为6，在权重上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可见，开明版更强调“批判揭露”，人教版则更强调“歌颂赞美”，从中可以窥见政治文化的变迁。最后，在“国际”这一类目上，人教版中主副题出现的频数为11，而开明版仅为2，两者悬殊颇大。当今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与国际接轨、交流、互动，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人教版对这一政治类目的关注与强调，无疑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四、余论

“文以载道”，一直是语文教科书重要的角色担当。基于民国开明版和当代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比照，可以看到，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中的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形态，既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一面，也有与时俱进的变革性一面。而在透视其背后的动因中，我们业已觉察到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念的力量所在。美国课程社会学家迈克尔•W•阿普尔就曾指出，“课程知识的研究应该是意识形态的研究，即要审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制度下、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把什么视为合法知识”［6］（P215）。即在课程及教科书的编制中，所谓的“合法性”知识的厘定，事实上表征着意识形态的抉择、文化价值的筛选。“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背后隐藏的深层逻辑则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但问题是，诚如英国课程社会学家麦克•F•D•扬提醒我们，课程知识未必都是正确的，它们仅仅反映了某一社会特定的权力分配情况，反映了特定阶层的利益。［7］（P21－22）在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在人教版中隐含的男权主义、官本位思想、城市化倾向等，就值得我们好好反思。语文教科书的受众群体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语文教科书编制之价值形态的抉择中，我们能否考虑到教科书受众“阶层”的多样性？这事实上是语文教科书编制的一个重要的“价值”问题。海德格尔曾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是与生命同构的，一个人一生无时无刻不在“理解”着母语、“运用”着母语。以母语为基点的语文教育，它对学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语文教育不仅作用于学生的价值观念，更重要的在于它作用于学生的思维方式，作用于学生对意义的理解与表达，它能内化到生命世界的最深处。［8］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对语文教育、语文教科书应该充满敬畏，而不能将语文教育、语文教科书视为纯粹的“社会控制”的中介，这一点对于语文教科书的编制而言，将又是一个重要的“价值”问题。

作者：屠锦红1，2工作单位：宿迁学院教育系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