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下政府与媒体报导透析

突发事件中的地方政府与媒体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

当前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公众权力主体意识、维权意识的崛起，以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不再仅仅是政府的“喉舌”，媒体作为公众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的地位日益凸显。地方政府政府需要进一步提升危机处理方法。1．对媒体对地方政府的影响首先，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应急管理主体。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落后，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地方政府往往是管理的主体。根深蒂固的官僚制观念使得地方政府习惯于把媒体作为行政体系信息传播的工具的和喉舌。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把媒体作为了其行政区域内的传播工具，让媒体进行服务性和帮助性报导。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没有认识到在信息技术传播发达的今天，突发事件中充分的信息可以发挥缓和公众情绪，稳定社会力量的功能。媒体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以及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交互性、隐匿性以及双向传播等特点打破了地方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媒体传播走向开放、透明是必然趋势。其次，地方政府的媒体公关意识薄弱。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正面宣传，更多考虑的是展示社会和睦、稳定、繁荣的正面形象。因而对于突发事件，特别是涉及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公共危机，地方政府政府往往认为公开报道会造成社会恐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而，在危机发生后，地方政府往往进行新闻封锁或阻挠媒体介入。这种掩盖真相，压制舆论的做法，不仅不能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公共危机，反而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和公众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消失。2．公众不断提高的公共意识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突发事件的发生，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恐慌。由于信息的真空、相对封闭和混乱使得公共危机下的民众容易形成对媒体的依赖，媒体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公众了解和掌握信息的唯一来源。因此，信息的不当传播不仅不能稳定社会，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勒庞认为人作为行动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的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独处时，他们往往是独立、个性、有理性的。一旦加入群体，他们就会变成一群“乌合之众”，受“心智归一”的支配和控制。勒庞指出：群体是冲突、易变会让急躁的；群体受暗示、轻信；群体极可能表现出极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现出根本达不到的崇高。桑塔斯也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既有某些倾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行为的观点。”也就是说，本来就有某种倾向的个体在参加群体的讨论后会固化自己的最初倾向并逐步走向极端。［5］因此，危机发生后，地方政府封锁消息，掩盖真相的做法，不仅不能稳定民众情绪，小道信息、谣言的传播反而会引发社会的恐慌，严重的会造成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丧失以及可能出现与政府对抗的严重后果。当今社会，随着公众权力主体意识，自我维权意识和对公权力监管意识的觉醒，政府肩负着所有公共信息的开放和传播责任，也承载着公众参与行政的愿望会让诉求。3．制度、法律机制对地方政府的约束长期以来，由于对新闻领域实现高度集权的管理以及错误的媒体公关意识，媒体的独立性很弱，政府与媒体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完善的制度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公共危机条件下政府与媒体良好的信息沟通。目前，我国关于公共危机信息和媒体报道仍然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法律法规体系不完整，应急体制和机制不健全。［6］由于缺乏完善的突发事件信息制度，地方政府在危机处理时，刻意回避媒体，答非所问等做法严重损坏了政府的形象，加重了危机处理的难度。已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道做了初步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及配套措施，容易出现理解上的歧义。［7］4．信息的透明度对政府舆论导向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公众知情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公众权力主体意识，自我维权意识和对公权力监管意识的觉醒，公众对信息开放的要求日益高涨，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也日益强烈。资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新媒体的崛起，使得媒体不再是仅仅扮演着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传声筒，而是成长为应急管理中重要的参与力量。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交互性、隐匿性和双向传播的特点，打破了地方政府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其迅速成为媒体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通过短信或微博等形式对事件迅速做出回应，因而，网络舆情的形成与表达更容易聚集众人反应，激起强烈的公众舆情。虽然，媒体的“事业单位”属性要求其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听从政府的命令，但社会的开放，也促进了媒体渐渐走向独立并成为社会的“第四种力量”。随着媒体走向独立，其“企业性”的特点又要求其在经济上广开财源，尽量扩大影响力和提高经济效率，因此，媒体倾向于挖掘爆炸性、吸引眼球的新闻线索。突发事件中，媒体的歪曲报导以及负面新闻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自利行为使然。另一方面，随着信息传播全球化、媒体技术网络化的交流、交互、交融的世界环境之中，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不可能被完全控制和封锁。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不仅要应对本国媒体的介入，也需要应对不断涌进的西方媒体。有些西方媒体，由于文化制度差异、沟通缺乏以及多度市场化的竞争压力等原因，不是对中国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就是长期传播负面信息，造成一个国家和地区公众的信息盲区，导致公众的误解或偏见。［8］在突发事件中，如果地方政府对西方媒体的介入处置不当，影响的不仅是突发事件的解决，更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形象。

地方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

在危机事件处理中，地方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不仅对于政府形象的树立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突发事件的解决，在正确引导群众中实现社会的稳定。1．地方政府的媒体公关首先，地方政府要树立媒体公关意识。传统的媒体政策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信息传播发达的今天。突发事件中，媒体作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对公共危机及时有效、积极的报导，不仅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甚至可以调动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共同应对危机。因此地方政府应树立正确的媒体公关意识，媒体不单单是政府的“喉舌”，作为危机管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良好的媒体参与对于突发危机的解决不仅有利，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也有利于当前行政体制的改革。其次，地方政府要掌握舆论主导权。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应在第一时间在危机事件的核心信息，抢占舆论先机，避免网上谣言，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公开度越高，处理就越顺畅、公众情绪也就越稳定，政府也会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地方政府要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客观、全面的进行突发事件的信息披露，避免民众因为信息缺乏而造成对政府的不信任、责难。［9］在信息的上，信息应前后一致，避免相互矛盾。最后，政府要适时对媒体进行监督。媒体渐渐增强的独立性以及媒体行业间的竞争和媒体“企业”属性的自利行为都可能导致危机报道中的媒体的歪曲报导和误报，针对媒体自身的多重角色冲突和伦理失范风险的存在，政府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督，依法治理媒体的不规范，在制度和法律上加强媒体行业的建设。2．促进媒体自身的发展与提高哈耶克认为，第三领域能够而且也应当能够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我们在当下仍然以为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突发事件中良好的媒体参与要求政府的引导，更要求媒体自身的自律和发展。首先，媒体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突发事件后发生后，信息真空和民众对信息的渴求使得民众对媒体高度依赖。在公众理性不足以及危机发展不明的情况下，媒体报导能否理性关系到信息的准确性也关系到相关部门处理危机的效果。因此，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应主动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对危机的报导不应过度追求炒作效果，而要关注危机中的民众，新闻报导要注意团结民众。新闻媒体要发挥“社会稳压器”作用，维护社会秩序。新闻媒体要及时报道应急管理的信息，鼓励民众团结，共度危机。其次，促进媒体行业自律发展。促进媒体的自律发展不仅要求外部制度、法律的制约，更要求媒体内部的自律。国家应从立法的层面上尽快完善媒体行业的行为规范和行业自律制度，媒体行业也应进行相关的自我规范，建立行业能高效运转的机构。新闻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通过突发事件中的新闻报道，进一步重整自己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和职业情感。此外，媒体和政府还应培养民众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突发事件中，民众面对的是“媒体化的事实”，实际上的事实到底怎样，可能媒体也并不知道。这就要求广大公众要养成独立认识、思考、判断问题的习惯，科学判断媒介中的夸大和渲染成分，正确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减少对媒介信息的盲从，不断提高个人的媒介素养。［10］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对网络舆论的积极引导可以凝聚人心、团结民众。因此，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有效地引导媒体舆论以及媒体与政府有效的互动是解决公共危机的重要方面，也是基层政府需及时关注的危机处理方向。

本文作者：陈跃培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