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论文：我在大别山区担任10年镇党委书记的实践反思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诸多内容，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它的有效载体是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64.5万个行政村和3.75万个乡镇，由于全国各地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复杂多样，所以要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有重点的循序渐进。今后5年应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定位；阶段目标；建设主体；持久动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有效载体是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64.5万个行政村和3.75万个乡镇，由于全国各地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复杂多样，如果把这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诸多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简单化，那么将会重犯过去的浮夸冒进“老毛病”。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p9）。因此，对这种乡村社区的认识，“是以农民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它所具有的特点，并看出其发展的前景。这是实事求是的看法，而其目的是在使各地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经验，推动自身的发展”[1]（p344）。总之，建设新农村应“坚持多种模式，城乡结合，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发展方针”[1]（p344），决不能千篇一律搞形式主义。为此，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在河南大别山区担任过10年镇党委书记的实践体验，重点从政策操作层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谈一些看法。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当如何定位？

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走完这一过程至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这里就牵涉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定位的问题。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即“‘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2]这意味着它是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有重点的循序渐进，而不是搞所谓的“速战速决、一步到位”。因此，今后5年“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2]

但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有的地方不是以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出发点，而是急于求成搞“大拆大建”，热中于抓“新农村景点建设”；理论界和学术界更是发挥他们丰富的想像空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新农村建设大讨论”铺天盖地而来，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日可待。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时下人们的“浮躁情绪”，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出了“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力量，自上而下占主导地位的政绩评价体系，使我们长期习惯于以一刀切的方式将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简单化、模式化处理，以至造成了工作上的浮夸和花架子”[3]。事实上，不管是号称中华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还是北京近郊的韩村河村，还是高举思想一路走来的河南首富南街村，都不是凭借什么“速成法”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而是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史。因此，不管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切忌搞“大轰大翁式的政治运动”。正如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1]（p344）假若都能像费老一样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自我反省的批判精神，去看待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不至于出现一大批跟风凑热闹“多嘴多舌的人”（黑格尔语）。同志多次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4]（p56）。我也相信，“理论是灰色的”——惟有扎根泥土的生活体味才格外芳香！下面，我不妨把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河南省新县沙窝镇作为样本点，通过对该镇过去10年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粗略描述和微观透视，让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添一些直观性的感受和认识。我的观点也许带有悲观情绪，但对过于乐观的主流舆论覆盖下的“狂热政治”也不失为一种提醒。

1986年7月，我从郑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自愿放弃去河南省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机会，只身奔赴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支边扶贫16年[5]。我刚到新县参加工作的6年，先后担任过村长、乡长、县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和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从1992年6月开始直到2001年12月，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兼人大主席9年零8个月没有“挪窝”。这期间，我一直把该镇当作农村改革“试验田”精心耕耘，大胆推出了一系列乡镇“体制内”改革的新举措，如实行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中小学教师全员聘任制、村干部结构效益工资制、离退休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制度、村民议事会制度、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集体林地使用权和小城镇土地有偿转让、搞活民间融资渠道等。试图通过上述改革措施来改变这里的贫穷落后面貌——“公路没有油，集镇没有楼，电视没有彩，电话没有声”（当地老百姓流传多年的四句民谣）。这10年间，我们共筹措小城镇建设资金1.2亿元（包括民间融资8000万元和上级扶持资金4000万元），建成了“鄂豫皖商贸大世界”，使镇中心区面积由过去不足1平方公里扩大到3平方公里，占全镇总面积2.3%；常住人口由过去的3548人增加到12179人，占全镇总人口42%。全镇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话，村村通有线电视，户户通电，8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自来水。1995年10月，沙窝镇被中共信阳市委、市政府确定为“省际沿边开放开发试验区”；1999年5月，该镇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全省115个重点建设镇之一；2000年3月，该镇又被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首次命名的7个文明建设镇之一。特别是1998年元旦期间，该镇成功举办了“鄂豫皖商贸大世界开业典礼暨商品交流会”，吸引周边20万人“三省农民赶大集”[6]，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中国改革报、农民日报等单位都派出记者奔赴大别山区做了现场报道。这对于一个山区小镇来说是“破天荒”。

但实事求是地讲，如今的沙窝镇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要求，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且相当艰难。譬如，从1992年到2001年，该镇农民人均负担由四五十元增加到二三百元，而这期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只增加100多元，使大多农户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尤其是从1993年春季开始直到2001年冬季结束，该镇境内的国道106线（北京至广州）和省道公路信叶线（河南信阳至安徽叶集）进行扩宽改造，共征用农民承包土地650亩，拆迁房屋1238间，上级政府都没有给予经济补偿，而是让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内部调剂”解决；全镇上万名劳力直接参与路基施工，累计投工150多万个（折合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7]，全部让当地老百姓作为“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任务分摊，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为不合理的。再如，从1992年到2001年，该镇居民存款余额由565万元增加到3469万元，但金融部门每年仅向当地农民贷款二三百万元，其余的新增存款余额全部被抽走，这等于是把发展乡镇企业的路子堵死了。所以，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既没有办成一个像样的骨干工业项目，也看不到农民靠种粮增收（该镇拥有1.75万亩耕地资源）或靠山致富（该镇拥有15.62万亩山场资源）的希望所在。时至今日，沙窝镇长年外出打工农民有1.25万人（占全镇劳动力总数2/3），留守在家的人口大都是老、弱、病、残、幼，这些人长年满足于“咸菜稀饭篼子火，除了神仙就数我”的原始生活，根本无力培育和发展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总的来看，当前我国中西部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萧条、冷僻、荒塞的衰败景象，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几乎对改变农村的面貌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依赖思想。因此，就我国大多数乡村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有明显的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单靠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哪一项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只有政府补贴、投入和保护，而没有制度创新和农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任何新农村建设都不可能见到实效。然而，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是强调政府应该怎么做，国家财政应该如何加大投入，这实际是把9亿多农民撇在了一边，于是出现了“政府唱主角，群众看冷场”的被动工作局面。今后5年，“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2]。

（一）“生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

所谓“生产发展”，是指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而工业则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而城市则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而市民则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受保护性”[8]。也就是说，除非有一套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否则农村土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入城市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还不到100元，尽管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也只有二三百元。可见，今后5年要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的目标，仍然存在着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体制性障碍。正如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所指出的，“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2]。

因此，我国下一步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增长机制。同时还要在“放活”上下工夫，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县乡财政体制、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项改革，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村域经济”和“乡域经济”。因为，“村庄是生产性的”，全国几十万个“村域”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细胞，全国几万个“乡域”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机体，发展“县域经济”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是充分发挥“村域经济”、“乡域经济”的内在活力，主要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等途径把基本生产要素留在农村内部使用，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初期已经取得的一条最可宝贵的重要经验。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9](p382)总之，下一步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进一步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不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生产发展”目标的根本途径。

（二）“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

所谓“生活宽裕”，是指让全国9亿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目前，我国除了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五六千元之外，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般都在二三千元左右，根本谈不上“生活宽裕”。尤其是从1992年到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由2.33：1扩大到3.32：1。预计到2010年，这一比例仍将达到3.2265：1，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这说明了，当前我国农民生活生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这是今后5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和困惑。如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高校平均收费标准由800元提高到5000元，远远超出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幅度，结果导致了农家子弟“一人上大学，拖垮全家”的现象发生。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在校贫困生人数为320万人，其中大多数都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再如，当前我国医药费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也相当突出，都将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以，要让全国9亿多农民都能过上“生活宽裕”的日子，如果不能在体制创新上跨越一大步，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画饼充饥的奢望。因此，今后5年的改革重点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国家产业保护制度、征用土地补偿制度、生态建设补偿制度、特大自然灾害补偿制度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等，为9亿农民提供一个平等发展、公平竞争的制度平台。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实质、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也是实现“生活宽裕”目标的治本之策。

（三）“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之一

所谓“乡风文明”，是指“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2]。按照我的理解，它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农村思想政治阵地；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基层共青团、妇联、民兵和社会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重新把农民群众引入到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组织中去，弥补和填充因“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留下的“空白地带”；四是要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农村新风尚，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在事实上，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留守农民”除了收看电视节目之外，可以说农村精神生活是极度贫乏、且显得十分单调。譬如，一些农民不愿学技术、学文化，却不惜花钱敬“土地神”、供“菩萨庙”；一些农民生病不到医院就诊，却愿意花钱请“巫婆”、接“神汉”；一些青年农民不愿供养老人，却愿意花钱搞“厚葬”、讲“排场”；一些地方农村宗族势力抬头，封建迷信活动盛行，“黄、赌、毒”现象猖獗，“地下黑恶团伙”乘机滋生蔓延……因此，今后5年应当如何深入开展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何建立具有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四）“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应有之义

所谓“村容整洁”，是指“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2]。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有3.6亿多人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每年有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还有1/5的耕地受到污染，而耕地的重金属污染、有机污染、农用化学品污染已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每年至少造成数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0]。此外，一些地方还存在农民宅基地乱批、乱占、乱建的严重问题，如河南省从1997年到2003年农村人口减少了7.78%，而村庄建设用地总量只减少了3.63%。预计到2010年，通过清理和整理农民宅基地可增加耕地面积330万亩，约占全省可利用耕地资源总量的29%[11]。再如，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问题也相当普遍。因此，切实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是一项带有基础性的长期工作，必须长抓不懈，而不能违背农民群众的意愿搞一阵风式的“大拆大建”。总之，今后5年既要根据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善农村房屋和设施，又要切实解决农民群众在饮水、行路、用电、燃料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既要注意节约使用村庄建设用地，又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的问题，坚决防止加重农民负担去搞所谓的“村庄治理”。

（五）“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政治保障

所谓“管理民主”，是指“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2]。其实，这一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已提出来了，即“必须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之后，我国于198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8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都鼓励和支持亿万农民群众实行“村民自治”这一伟大的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但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地方的所谓“村民自治”实际是一种“空壳民主”。其主要表现是：（1）村级组织既不是行政主体，又缺乏财力保障，村民委员会在国家利益与行使农民自治权利方面的功能不断弱化、虚化甚至异化。如从1993年到2003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数量由80.2万个减少到65.8万个，村干部人数由455.9万人减少到259.2万人[12]，村级组织“行政化”和村干部“公职化”的倾向日趋明显，几乎动摇了实行“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和存在基础。（2）我国长期存在着“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行政权”与“农民自治权”互相渗透的历史遗留问题，致使村民委员会不仅难以代表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有时甚至还会违反和侵害农民群众的利益，“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仍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13]（p637）。（3）“村民自治”一直处于行政权与财政权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它的活动空间经常受到地方行政权扩张的压缩、且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实际发挥作用十分有限。总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发展。”[14](p305)因此，今后5年既要全面开展以乡镇机构、农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切实转变基层行政主体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重点解决基层政权“权力真空”和农村公共财政供给“政府缺位”的严重问题；又要根据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当前我国农民流动、分化、融合的实际需要，积极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乡村治理新体制和运行机制，扎实稳步地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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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TheNewRuralConstructionOfSocialismInChinaHasHeavyResponsibilities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newsocialistcountryside,whichinvolvesmanycontents,suchasruraleconomyconstruction,politicalconstruction,culturalconstruction,socialconstruction,ecologicalconstructionandpartyconstructionandsoon,isnotonlyanitemforalongtimebutalsothearduoushistorictaskinthemodernadvancementofourcountry,isahugeandcomplexsystematicproject.But645,000administrativevillagesand37,500villagesandtownsareitseffectivecarrierwhichisdistributedintheareaofChina.Sincethefoundationconditionofeachplaceisinfinitevarietyandcomplexdiversity,wemustpersistintheprincipleofscientificplan,andactascircumstances,guidancetodifferenttypesofareas,advancegraduallyindueorderthatdividesthestage,thestep,andhastheplan,haskeyproceeding.Thenext5years,accordingtotheoverallrequestthattheproductionisdeveloping,thelifeareample,thelocalcustomiscivilized,thevillageisneat,andthemanagementisdemocratic,weshouldestablishandconsummationthelegalsystemandsafeguardsystemthatnursetheagriculturebytheindustryandhelpthecountrysidebythecity,innovatetheruralsystematicmechanismunceasingly,furtherreleasetheruraleconomypolicyfromunnecessaryconstraints,promotethefarmertoreceivetheirincomeadditionally,andadvancethenewsocialistruralconstructionsolidlywithsteadysteps.

[Keyword]thenewsocialistcountryside;historicallocalization;stagegoal;themainbodyofconstruction;lasting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