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行政法综述

一、“钓鱼执法”的法律属性

“钓鱼执法”又叫“执法圈套”、“诱惑侦查”，来源于英美法。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主要用于刑事侦查中。为了打击犯罪，警察常常主动出击，制造陷阱，诱惑犯罪人，使其上当受骗，从而抓捕，将其送上法庭。可见，“钓鱼执法”最初来源于刑事侦查中，并且在实际应用中有严格的限制。“诱惑侦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侦查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惑侦查时的事实不能作为犯罪证据。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是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运用，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或者机会，以此来收集行政违法相关证据，并对行政违法相对人作出相应处罚的行为。通过上海“钓鱼执法”案件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公司的司机，孙中界肯定不能算作犯罪嫌疑人，并且他以前也没有任何违法记录被执法者所掌握，而是他的义举让他钻进了执法者为他设置的圈套。在他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的情况下，被告知“非法营运”等候处罚。可见，在这个案件中，当事人根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所谓的违法活动，行政部门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否则将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

二、“钓鱼执法”的行政法分析

（一）“钓鱼执法”违反了行政合法性原则。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行政法治的追求目标。依法行政要求政府执法必须依据明确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擅自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限度。由于执法机关握有庞大的行政权力,这些权力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如不予以严格限制,则很容易被滥用。现阶段,我国没有任何一部相关法律规定,执法机关可以设立“诱惑侦查”去引诱本身没有犯罪意图的公民违法犯罪,然后将其抓获。并且在上海“钓鱼执法”案件中，执法者滥用职权，设置各种圈套引诱行政相对人“上钩”，并且不给对方申诉抗辩的权利，甚至采取非法强制措施让对方“认罪伏法”。所有这些都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违背。

（二）“钓鱼执法”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要做到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行政行为必须有合理的动机。上海市有关执法部门打击非法营运、维护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目的是好的，但采取“钓鱼执法”这种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因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当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执法钓鱼”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其最终必然会使民众产生政府权力是否合理运用、政府是否诚信等质疑，从而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与我们所提倡的法治是背道而驰的。

（三）“钓鱼执法”违反了程序正当性原则。在西方国家，对行政行为特别要求程序公正，因此，正当程序原则是它们行政法的重要基本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其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上海的“钓鱼执法”则省略了这些法定程序,从立案、调查、到处罚几乎是同时进行，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违背了先有违法事实后有立案调查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其非正当性应无争议。

（四）“钓鱼执法”违反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指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定案依据。它实质上是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在证据上的体现。对于这一原则，我国法律也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8条“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0条第2款。

“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采用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倒钩”、“钓鱼”等取证方法毫无疑问属不正当手段，执法人员尤其是执法部门对此不会不明白。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些证据应当予以撤销。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专家马怀德教授在分析本案时也指出“钓鱼执法广受诟病,其违法之处在于,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