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范文10篇

钓鱼岛范文篇1

一、中日钓鱼岛纷争之缘起及日本方面的主张

中日钓鱼岛争端肇始于1969年,激化于1992年。1969年,美国海洋学家埃默里等人发表的《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一文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作为一个一直受资源短缺、石油缺乏困扰的国家,日本开始对该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对外战略上实施了相对应的行动,这也使得中日关于钓鱼岛及相关海洋权益之争有愈演愈烈之态势。日本对钓鱼岛觊觎的另一个因素是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钓鱼岛作为世界三大海路中的一个,日本全部石油输入量的绝大部分经过钓鱼岛从波斯湾输入,日本军队在东南亚的进出也必经此地。此外,位于钓鱼岛群岛的中段、中国东海方向的正面的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加上九洲岛,使中国东海海区与太平洋相分隔。一旦中日两国发生战争,钓鱼岛可能会成为日本进攻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的桥头堡。

1992年联合国公布了《国际海洋法公约》,有所谓“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而钓鱼岛的实际价值便在于以钓鱼岛为中心,直径为400海里的辽阔海域以及此海域内的海洋资源。这使钓鱼岛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本来的价值。也激化了事态的发展,政治利用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使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中日钓鱼岛争端涉及的内容主要有钓鱼岛群岛的主权归属以及与钓鱼岛相关的东海海洋权益,如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问题。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日本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来论证其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合法性。第一,钓鱼岛群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即1885年)以后,通过多次实地调查,在确认该岛是无人岛也没有清国统治所及后,在明治二十八年(即1895年)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岛上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版图的;第二,在历史与地理上,钓鱼岛群岛始终是构成日本南西诸岛屿的一部分,而不是包含在基于1895年生效的《马关条约》第2条得自于中国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第三,基于上述第二条的理由,钓鱼岛群岛不在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必须放弃的领土之内。而是根据该和约的规定,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此外,1971年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也把该群岛包括在归还区域之内。在东海海洋权益方面,日本提出:第一,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日本方面坚持大陆架为200海里,由此可以把钓鱼岛群岛全部窃据①;第二,关于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日本认为中日两国共大陆架,冲绳海槽仅是大陆架连续的偶然凹陷,日本的200海里大陆架主张不受冲绳海槽的影响,在中日两国的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该忽略冲绳海槽的法律效力。第三,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日本方面提出所谓“中间线原则”,坚持冲绳海槽因素应不予考虑,认为中间线才是合适的界线;第四,关于岛屿海洋权益的②关键问题在于钓鱼岛群岛可否享有200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日本方面坚持认为这些岛屿应该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力图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为己有。

二、我国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与主张

我国政府一直严正坚持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立场。我国国际法理论学界针对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岛所依据的理由给予了严厉的批驳和犀利的抨击。例如从发现和“先占取得”理论出发,中国早在明朝就发现了钓鱼岛,之后又对其进行了持续的、和平的活动。中国关于钓鱼群岛水文地理情况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明朝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约1403年左右)。到嘉靖年间(1532—1534年),中国的官方文献中已为钓鱼群岛命名。吴天颖教授在他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中考证,中国早在明代即已将钓鱼群岛纳入海防区内,确立了军事管辖。1561年讨伐倭寇总督胡宗宪在其编撰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上,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包括“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将钓鱼群岛列入中国的海防区域之内；

钓鱼岛范文篇2

关键词：钓鱼岛问题、国际法思考

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可是至今为止，该岛仍然在日本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中日两国政府在恢复邦交之际曾经有过君子协定：对有“争议”的钓鱼岛领土归属的纠纷，双方承诺在争执期间均不得在该岛上设置永久性固定装置。其争端的解决可以由未来更具智慧的中日两国的青年来接受处理。不过，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国政府态度暧昧，因而助长了一些右翼分子和个别国会政要公开登岛进行所谓宣示主权的活动，直接向中国政府进行挑衅。而就在数日之前，在9月7日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日本还在粗鲁地、蛮横地用日本国内法对中国渔民在中国领土海域正常作业实行所谓“司法程序”。他们“冷静、慎重”地处理了这一危害、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件，他们“冷静、慎重”地用日本法侵害中国公民权利，尽管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外交场合保持着相当强硬的态度，但事实上钓鱼岛之争并不能由此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本文将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就如何解决钓鱼岛的问题论述一管之见。

一、中日钓鱼岛之争的背景

1969年5月，美国海洋学家埃默里发表了《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东海是“世界上石油开发前景最好而未经勘探的地区之一，而且储油量最大的区域就在钓鱼岛附近。”自那时起，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才引起了相关国家特别是日本的高度关注。中日双方在岛屿主权问题上互不相让，斗争日益激烈。从20世纪90年代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时代的到来，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使钓鱼岛问题成为随时可能在中日之间引发摩擦的不稳定因素。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45年4月，美军占领琉球群岛，军政府第1号训令第2条使美国终止日本政府对琉球行使的所有权力，从此以后琉球群岛由美军占领，包括钓鱼岛的琉球群岛。但这是美国的错误，甲午战争以后，被日本强制编入琉球群岛的钓鱼岛实际上是中国领土。1951年9月，根据旧金山条约第3条，美国得到对琉球群岛的施政权。1971年6月美国把冲绳的行政权返还给日本政府，包括钓鱼岛的琉球群岛也返还给日本了。日本根据美日间的返还协定，主张此琉球群岛是自己的领土。

此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也彰显了钓鱼岛潜在的巨大价值。日本对中国钓鱼岛的长期霸占，本已使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复杂化，再加上1982年联合国公布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是以此岛屿为依托，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此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以及未来潜在的资源等等，使钓鱼岛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价值。

这些因素使得一个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小岛成了纷争的焦点，再加上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历史，以及近代的一些战争遗留问题和民族之间的情感问题，使得钓鱼岛问题成了国际法上的难题。笔者认为，钓鱼岛问题在国际法上的争论只是中日双方在法理上的争论，而事实上是两国在实际利益上的纠纷，特别是日方据此对钓鱼岛海域油气资源的争夺。此外，在现代军事条件下，钓鱼岛的战略价值也不容忽视，日本国可以以钓鱼岛为依托，实现自身的海洋扩张，以及对我国进行有力的牵制。这是钓鱼岛之争的实质。

二、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分歧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的纠纷，反映在法理上就是钓鱼岛的权属问题。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中日两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分歧较大。总体上看，两国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主张

1.从地理特征上看，钓鱼岛属于中国

中国认为，钓鱼岛从形成和地质特点上看是台湾附属岛屿。从钓鱼岛的形成来看，钓鱼岛与台湾列岛同属远古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他与台湾列岛同时形成和升起。地理上看，钓鱼岛具有明显的大陆架特征，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钓鱼岛的基层地形特点与祖国大陆的地块相同，据地质学家调查，钓鱼岛作为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曾在冰期时出露成陆地，与我国大陆连成一片，是祖国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才逐渐与大陆分离。总之，中国认为，从地理属性上看，钓鱼岛属于中国大陆的延伸，而不是日本列岛的一部分。

2.从历史角度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

中国史料记载，最早发现钓鱼岛的是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杨载。1372年，明朝册封使杨载奉命出使琉球，钓鱼岛位于杨载必经的航道上，杨载的船只停靠在钓鱼岛，并第一个驻足该岛。中国自明代起就对钓鱼岛实施了有效管辖。明代的历史文献中有中国古代政府对钓鱼岛进行军事防守的记载，说明中国古代政府早在那时就已经通过军事手段对钓鱼岛进行管辖。

中方提出这些历史证据的目的是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且管辖了钓鱼岛。这一证据在国际法上是有意义的，说明中国古代人先占了钓鱼岛这个无人的荒岛，并且取得了该岛的所有权，因此中方仍然对该岛享有所有权。

3.从国际法上看，中国对钓鱼岛享有主权

自1928年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以来，时际法原则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规则，因而也是我们用以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有效法律依据。

时际法，原为国内法原则，用以确定因法律变更而引起的新旧两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问题。根据时际法，法律不溯及既往。1928年，仲裁员休伯尔（MaxHuber）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首次明确地阐述了“时际法”（IntertemporalLaw）概念，即一种行为的效力，只能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观点来判断，并将这一概念作为国际法原则适用于该案。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把权利在时间上的效力区分为权利的创造和权利的存在，从而推导出时际法原则所包含的两个要素：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权利的存在必须根据涉及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日期（CriticalDate）的法律予以确定。这一引申使时际法原则在所适用的法律上更加完善和严密。

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在发现钓鱼岛的时代是在明朝，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采用“发现”或者“象征性的占有”来确立一国对某一土地的主权。因此，根据时际法这一国际法原则，中国确实已经取得了钓鱼岛的所有权。

此外，从现代来看，中国对于钓鱼岛的所有权也不存在抛弃或者放弃等情形。战争期间日本对我国领土的占领行为在国际法上本身就是违法的，不能作为取得钓鱼岛所有权的理由。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对日本不法所占的领土作了明确的规定：“同盟国，不寻求各自国家的利益，也不持领土扩张之念，同盟国的目的是剥夺日本国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国夺取或占领的位于太平洋的所有岛屿，并把像满州、台湾及澎湖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华民国。把日本驱逐出由于暴力及强欲而掠取的其它的所有地域。”

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以中、美、英三国署名的《波茨坦宣言》，其中第8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国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的诸小岛之内。”《波茨坦宣言》不仅是要履行《开罗宣言》，而且进一步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外的诸小岛”是否归属于日本国规定了由“吾等决定”，也就是由宣言国决定，日本国自身没有决定权。

《波茨坦宣言》第8条在新中国与日本国的关系史上得到了重申。1972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

从这些国际协议的规定来看，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日本并不享有对钓鱼岛的任何权益，且日本继续对这些岛屿的占有都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

（二）日本的主张

1.日本否认中国对钓鱼岛的实际统治

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的统一见解》中称：“日本明治政府于1885年开始通过冲绳县当局用各种方式进行现场调查，确认尖阁列岛为无人岛，而且没有中国的统治痕迹。因此，日本政府才于1895年1月14日决定将其正式编入日本领土。从那以后，钓鱼岛一直作为日本八重山郡的行政区域。因此，钓鱼岛不是台湾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根据1895年5月生效的《下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政府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2.日本通过先占取得钓鱼岛的所有权

日本根据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的主权，并且己经对钓鱼岛群岛实行有效统治。日本方面提出的证据是日本商人古贺辰四郎首先发现了钓鱼岛，并曾于1896年向日本明治政府租借“尖阁列岛”中的4个岛屿进行开发经营，1918年其子古贺善次又继承父业，改为有偿租用。这说明日本已经通过民间对钓鱼岛群岛实行了有效统治。

3.根据一些国际协议日本拥有对钓鱼岛的所有权

日本根据1971年6月17日《日美归还冲绳协定》取得钓鱼岛。美国于1951年9月8日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该条约未将钓鱼岛包括在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在第三条中规定了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北纬29度以南之南西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置于美国的托管制度之下。而中国对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将上述各岛列入美国施政地区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说明中国政府并不认为对钓鱼岛享有主权。1971年6月17日，日美又签订了《归还冲绳协定》，其中宣布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北纬24度、东经122度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及领海归还日本，日本据此取得对钓鱼岛的主权。

日本根据这些理由认为，首先，日本是通过先占的方式占有了钓鱼岛，并且获得了这个荒岛的所有权，这一切都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这种取得方式是合法的。即使国际社会不承认日本的先占，日本也在随后和美国的一些协议中取得了钓鱼岛，因而日本对钓鱼岛的权属是确定无疑的。

三、对中日钓鱼岛问题的国际法思考

针对上述中日两国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本文运用国际法知识对这些问题展开一些分析和探讨，即通过国际法问题的探讨，来明确钓鱼岛在法理上究竟属于中日之间的哪一方。

（一）对先占问题的分析

先占是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方式之一。由于目前全球均已经被开发，所以这种领土取得方式对于实际取得领土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在解决国际领土争端中还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先占的对象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即“无主地”。“其他要求是，它必须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发现或象征性占有，而是必须有效，从这种意义上说，必须存在确实的占领意向，伴随着国家领土功能的实际展示与行使。”即“先占”的构成要件包括“领有意识”与“领有行为”，且近代的先占要求领有行为必须是有效的。

从国际法的先占理论来看，笔者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对于钓鱼岛的占有是一种合法占有。从上述中国提出的一些依据来看，中国对于钓鱼岛的占有不仅具有占有意识，还具有占有行为。中国的占有意识是指中国很明确地将钓鱼岛作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这从中国明代的军事驻防以及清代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此外，中国也具有占有行为。中国古代的渔民将钓鱼岛作为栖息之地，清代曾经将钓鱼岛作为采药的基地等，这些史料均说明中国在有效地开发和利用钓鱼岛。因此，中国对于钓鱼岛的占有是合法的、有效的，在近代由于日本的非法行为使中国失去了事实上对钓鱼岛的占有和控制，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了该岛，也不表明日本取得了钓鱼岛。

第二，日本的占有行为是非法的。日本如今在事实上占有了钓鱼岛，并且不准我国“保钓”人士和渔民靠近。但是日本的这一行为是非法的。理由是，日本认为自己占领的是一个无人的荒岛，但是事实上该岛一直为中国所占有，并且为渔民所利用，因此日本关于占有荒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此外，日本所谓的“先占”也是秘密进行的，并没有通知中国。因此，日本对该岛的占有是一种非法的占有、恶意的占有、有瑕疵的占有，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取得钓鱼岛的所有权。

（二）对时效的分析

国际法上的所谓“时效”，“是说国家继续安稳地占有某些土地，经过长时期即取得该土地的所有权”，西方国际法学者关于“时效”的权威定义为，“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以致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造成一种一般信念，认为事物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因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

日本如今已经实际控制了钓鱼岛，但是笔者认为日本并不能根据时效来作为日本取得钓鱼岛的理由。原因是，时效在国际法上究竟是否属于取得领土的方式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对此国际法理论界存在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时效是一种领土取得方式，其条件为对他国领土的持续、和平的占领；另一种完全否认时效成其为一种领土取得方式，认为“时效作为领土取得的一个方式既不都是原始的取得（假定占有属于别国的领土），也不是合法的方式（因为占有可以是原来就不合法的、非善意的），而徒然供扩张主义的国家利用作霸占别国领土的法律论据”。

笔者的观点是：第一、时效并不是日本取得钓鱼岛的理由，因为时效原则一般并不能得到国际法理论的认可；第二、即使时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认为是取得领土的方式之一，但是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持续、和平地占有。但是事实上，中国官方和民间一直在抗议日本的行径，中方从来没有放弃钓鱼岛的主权，而且日本的行为是秘密的，并不是合法的，也很难说是和平的，因为日方经常出动军事力量对抗我国渔民。因此，日本也不能根据时效原则来取得钓鱼岛的主权，因为日本的行为是非法行为，“非法行为不能创设权利”是世界通行的法律原则。

（三）对毗邻性原则的分析

所谓毗邻性原则系指一国对于与其领土相毗邻的相关争议土地具有相当的权利。毗邻性原则盛行于19世纪欧洲殖民国家在非洲拓展殖民时期，一般说来，该原则之适用有两种情形：其一、一国对位于其传统领土之外的与其领土相毗邻的土地主张权利；其二、对于一个岛群来说，有效占有其主岛便可对整个岛群主张权利。毗邻性原则虽然不能单独成为一种领土取得方式，却往往成为国际司法或仲裁实践中重要的考量或衡平因素，“当争端发生在无人居住、或不毛之地、或无人探险过的地区时，连续原则、邻接原则和地理整体性原则就占有显著的地位。”

笔者认为，毗邻性原则对于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从地理常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是中国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属于无人居住的小岛。这一点中国政府也多次重申，在上文的论述中本文也有所提及。因此，基于这种毗邻性，钓鱼岛列屿当然包括在《马关条约》第二条“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的范围之内，也即包括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日本应归还的“所窃于中国的领土”的范围之内。

四、解决中日钓鱼岛之争的对策分析

从上文的观点来看，钓鱼岛在主权上归属于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对此也是坚信不疑。当然笔者及本文是从法理分析得出的这一结果，而不是出于民族情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在法理上钓鱼岛属于中国，但是事实上该岛却被日本所占有。一方面该岛远离大陆，也远离台湾，大陆与台湾欲占领该岛均存在一定的困难。另外一方面，钓鱼岛问题牵扯到中日的邦交，两国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能讲清，在目前的现实下两国也确有维持良好邦交的需要，以维护两国的整体利益。因此，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确实是一件难事。笔者在此陈述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战争手段不可行

一些国内青年往往出于民族情感，认为我军应该出兵占领钓鱼岛，如有可能，可与台军共同作战，将日本势力驱除出岛。笔者认为此举不可行。理由如下：

第一，战争是终极性手段，切不可轻提战事。中日两国之间的百年交战造成的损害有目共睹，如果再次因为领土问题而交战，则损害的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交战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并不是一个良好的选项，除非双方关系交恶，实在迫不得已。

第二，中国的军事实力尚未足以与日本抵抗。从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的配置来看，日本的军力要大于大陆和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仓促应战，显然是不明智的。而且，美日同盟在亚太有共同利益，美军也会插手此事，因此情况对中国相当不利。总之，战争是一个最后的选项，而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二）法律解决可能性不大

所谓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式是指“用仲裁和司法判决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即法律方式主要包括仲裁与司法两种途径，其根本特征在于，虽然是否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取决于当事各国的共同同意，但一经当事国同意，争端解决的主导权便掌控于第三方实体之手，其作出的裁决或判决对于当事各方具有拘束力，而无需再次经过当事方的同意。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规定，国际法对事管辖权有三类：（A）争端当事国提交的一切案件，不限于法律性质的争端，即所谓的“自愿管辖”；（B）《联合国宪章》和现行条约中特别规定的事件或争端，即所谓的“协定管辖”；（C）国家事先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一切法律争端，即所谓的“任择性强制管辖”。

但是从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形来看，笔者认为将钓鱼岛权属案提交国际法院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中日双方的证据都是要么钓鱼岛归中国，要么归日本，显然这对于任何一国的政治家来说风险都太大，而且中日两国的人民也不会接受任何“分而治之”的方案。此外，事实上双方均已经排除了这种解决方案，日本政府曾于1996年7月19日在联合国一份新闻稿，表示日本政府不认为有将来将本案提交地区性法庭处理之理由，因为事实上领土争端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于1996年10月间警告美国不得插手本争端案。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此为涉及中、日两国之问题，第三者不得插手。”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可行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在南海诸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但是这一方式并不是对问题的解决，而是对问题的拖延。中国的这一解决方案实际上并不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相反，造成了其他国家对我国权益的进一步侵犯。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也不可行。目前钓鱼岛为日本所实际控制，根据国际法，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的开发权属于该岛的主权国，因此日本肯定会在钓鱼岛权属问题上据理力争，丝毫不让。对于搁置争议来说，日本并不认为这是一项争议，该岛权属属于日本无疑；对于共同开发而言，日本有足够的能力开发油气资源，相反，中国却在开采资源的技术方面还没有日本成熟。因此，搁置争议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也会使日本事实上占有该区域、开发该区域的想法成为现实。

（四）先解决东海大陆架问题

在东中国海海域，中日之间同时存在两项严重的争端，即钓鱼岛争端与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前者是关于岛屿主权问题，后者是关于海床及其资源的归属问题，二者在国际法上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首先解决东海大陆架争端，而后解决钓鱼岛争端，似乎更为有利，中国对东海大陆架之主张的依据在于“自然延伸”原则，而无需凭借钓鱼岛列屿的考量因素；而如果首先解决钓鱼岛争端，一旦该列屿为日本获得，则容易变为日本主张东海大陆架的依据，损及中国在东海大陆架争端中的优势地位。因此，中国必须考虑到钓鱼岛问题在东海划界中的地位。笔者最后的观点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可以在东海划界的基础上，与日本平等协商钓鱼岛问题，以确定其归属。平等协商也是国际法解决争端的手段之一，而且彼此容易形成良好的关系与合作的氛围。

在本文的写作中，笔者搜集了很多的材料，但是发现对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和由来学者们都讲解得比较清晰，但是在解决对策方面的研究，则稍显薄弱，笔者认为这是由钓鱼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事实上，钓鱼岛问题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并且可能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一颗“定时炸弹”。衷心希望中日两国可以通过各种外交或司法手段，尽早解决东海问题，将东海地区由“对立之海”变成“协力之海”，这才是两国人民乃至世界和平发展所期待的！对于钓鱼岛未来前景的展望，笔者认为在我国将来国力强盛的基础上，中日双方可以平等协商，以合作的态度解决钓鱼岛问题。但是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

【参考文献】

[1][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M]．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88

[2]周鲠生．国际法（下册）[M]．商务印书馆：1976．448

[3]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37

[4]吴辉．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3）．75-83

[5]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

钓鱼岛范文篇3

一、先占原则

（一）日本的主张及根据

根据1971年3月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领土权问题的统一见解》及翌年外务省情报文化据“无主地先占”的国际法原则，“尖阁列岛”，即钓鱼群岛主权归属日本。日本主张“尖阁列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后，通过冲绳县当局等各种方式进行现场调查，确认该地是无人岛，且没有清朝统治所及的迹象后，于明治二十八年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该地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领土，且日本认为明治政府曾将“尖阁列岛”中的4个岛屿无偿借给公民开发经营30年，即日本通过民间对钓鱼岛实施了有效统治。

（二）中国的驳斥与根据

国际法上的“先占”首先必须以“无主地”为客体。所谓无主地,是指未经其他国家占领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因此,钓鱼群岛于1895年被日本占领之时是否是无主地,乃是日本上述立论的基础和前提所在。从众多历史资料可以看出，钓鱼岛自古就属于中国而非无主地,不能成为日本先占的对象。

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隋炀帝在位期间曾四次派遣水军赴琉球诏谕,途经今钓鱼岛海域并作深入探查，正式命名该岛为高华屿；宋代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们称之为钓鱼岛；在宋代典籍中则被通称为薛婆兰。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鱼岛有详细记载，书中最早提到钓鱼岛，作为航路指标地之一。

日本所称最早发现钓鱼岛，是日本吞并琉球后的1884年，相距我国明朝就已落后了三四百年。并且日本自己的官方文件中有很多权威史书证明，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

二、国际条约

（一）日本所依据的二战后日美之间签订的条约及协定

日本到现在仍认为钓鱼岛属于它的一个“根据”就是1951年美日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这主要包括两点：1）日方认为《旧金山和约》未将“尖阁列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行政管理之下，所以美国于1971年归还冲绳时一并交于日本，自然是日本的领土；2）中国对《旧金山和约》第三条将钓鱼岛置于美国托管之下当时并未提出异议，而且并未指出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钓鱼岛范文篇4

［关键词］日本；琉球；中国；东海；美国

近些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地否认侵略历史，积极谋求向海外派兵，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在许多涉华问题上频频发力，接连出手。特别是提出了要求与中国平分东海大陆架，制定“西南岛屿有事对策方针”（包括我国钓鱼岛），还与美国举行“2＋2”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声称美、日在台湾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安全考虑等。日本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对我国的安全和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是与日本据有琉球有关，即琉球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那么，近代日本是如何吞并琉球的？日本吞并琉球对今天中国利益形成了怎样的危害？从琉球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由于当前形势凸现出琉球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关注琉球。

一、日本吞并琉球是近代日本实行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结果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摆脱了西方列强对它的侵略，但是自己却成为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世界列强之一。早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把对外侵略扩张作为它的基本国策。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宣称“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他要开拓万里波涛，建立一个“八紘一宇”的大帝国，布国威于四方［1］。为了实现明治初年制定的“大陆政策”，日本采取外交讹诈和武力掠夺两种手段。也由于中国清政府的颟顸无能，日本得以一步步地实现吞并琉球，割占台湾，征服并灭亡朝鲜，占据南满和内蒙［2］。

琉球历史悠久。在中国《隋书•流求传》中就载有对它的详细文字记录，当时它被称作“流虬”，形象地描绘出了它的地理形状。《元史》中写作“瑠求”。在公元12世纪即中国元朝末年时，琉球形成了北山、中山和南山3个各自独立的王国。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明政府派杨戴出使琉球三国，分别册封了三国国王，三国也明确表示向明称臣，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国。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明朝灭亡后，琉球继续与清政府保持了藩属关系。琉球国王被清廷册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后又被改封为琉球国王。

在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派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在遭到拒绝后，岛津氏攻打琉球，俘虏了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日本萨摩藩输送粮食。日本将历史上的侵略视为上贡，并以此证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属”

［3］。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琉球就成为了日本吞并的目标。在没有获得琉球国的同意之下，1868年，日本维新政府的“太政官令”将琉球王国置于日本鹿儿岛县的管辖之下。1873年，又命琉球受内务省管辖，租税上缴大藏省，将其纳入日本内政的轨道［3］。

当然这一切也都没有得到作为宗主国中国的同意。但是1871年，日本利用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岛的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这一事情，乘机大做文章。日本以保护“属国居民”为借口，派兵入侵台湾，并采取外交讹诈的手段，于1874年10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专条》。主要内容是：规定日本从台湾退兵，中方向日方赔偿白银50万两。条约还承认“台湾生番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侵台是“保民益举”［4］。这就为日本下一步吞并琉球埋下了隐患。1875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并命令琉球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第二年在琉球设立日本警察和司法机构，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1877年，琉球王派密使请求中国帮助。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虽然奉命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对日本进行了交涉，但是日本政府摸清了清政府的懦弱本性，在1878年8月正式决定改琉球为郡县，终于吞并琉球。

清政府虽然在保护琉球问题上态度消极，但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始终没有承认日本吞并琉球，并以“灭藩属”向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和抗议。

日本为了确保吞并琉球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并消除中国的异议，按照日本方的意愿，1880年10月，中日双方议定了《琉球条约拟稿》，规定琉球群岛的北部归属日本，群岛的南部即包括现在日本控制的宫古、石桓、八重山群岛在内的先岛群岛归于中国。但此条约在北京遭到了朝廷重臣的大力抨击。最后李鸿章上奏说：“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唯有以延宕一法，最为相宜。”清政府采纳了李的建议，拒绝在《拟稿》上签字、对琉球问题采取了留待日后处置的拖延的做法。这样，琉球群岛主权归属问题，在1879年之后就被中日双方无限期地搁置了下来，到今天还没有解决［5］。

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一直发展到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挑起太平洋战争。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只能保有其本土四岛及其他由盟军确认的小岛，其他武力吞并的领土必须放弃。因此台、澎归还中国，朝鲜得到解放，但是却没有明确宣告对琉球的处置。战后琉球和钓鱼岛都被美国占领。1947年4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托统治岛屿的协定》，决定把这两块土地交给美国“托管”。根据《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委托管辖原则，美国是无权擅自处置琉球的主权归属的。但是随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1972年，美国竟然根据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的“施政权”交还给日本。在琉球被交与日本的同时，一并“交还”的还有中国的钓鱼岛，显然这是十分荒唐的行为。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日本据有琉球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结果。战后日本从美国手中接收琉球群岛，同样缺乏国际法理依据。正如台湾学者所指出，美国把琉球群岛交给日本，并没有得到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家的共同认可，是一种美日两国间的“私相授受。”［5］1951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竟然把主要参战国之一的并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中国排除在外。按照片面的《对日和约》，日本放弃对朝鲜、台澎、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要求，但没有明确我国对台澎的主权。该条约还规定：“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6］我国政府对这个片面的《对日和约》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另外，台湾当局至今没有承认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拥有权。

二、日本吞并琉球对当前中国利益的危害性

第一个危害性是日本政府提出了要求与我平分东海大陆架的“中间线”无理要求。

近些年来，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能源供应，中国进行东海油气田开发，在东海靠近中国这一侧开发了三大油气田——“天外天”、“平湖”和“春晓”。这本是我国主权内的事情。可是日本却一再制造事端，不仅要阻挠中方油气田的开发，而且提出了要与我平分东海大陆架的要求。众所周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大陆架如果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到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的，则扩展到200海里，但最大宽度不应超过350海里，或不得超过2500米等深线100海里。这样的话，中国的东海大陆架应该延伸到冲绳海沟（历史上清朝与琉球国的分界线就是琉球海沟，又叫黑水沟［5］），东海绝大部分可包括在内。但是日本却坚决不赞成中方的观点，它以据有琉球群岛而强调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所谓专属经济区是从一国的领海的基线起，向海延伸不超过200海里的区域。但东海实际宽度最窄处远不到400海里，专属区存在重叠区域，故日本就提出了所谓“中间线”概念。中方自然不同意日本的“中间线”要求。因为中间线划法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中国驻日大使曾指出，在东海的西侧中国占据亚洲大陆辽阔的疆域，东海的东侧只是狭长、分散的琉球群岛，如果以中间线来划分东海范围，显然有失公平。而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与丹麦、荷兰对北海大陆架的归属出现了争执，国际法院判联邦德国胜诉，确立了领土自然延伸原则。而东海海底结构决定了中国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到琉球海槽（历史上的黑水沟），该海槽是中国大陆自然延伸的陆架和琉球群岛的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更有中国学者批驳指出，日本本土远在北方，它之所以将手伸向东海，就是认为它占据了琉球群岛，从而逼近了中国近海，给自己划出了大片海域。日本在东海问题上持强硬的态度，实际上掩盖了日本其实很虚弱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并不拥有琉球主权。因为作为琉球的宗主国，清政府虽然腐败软弱，但却从未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吞并。日本一再企图与清政府签订划分琉球的条约，并未得逞。此后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没有与日本签署有关琉球的条约。时至今日，日本占据琉球依然没有任何法理上的基础。它既不能以武力夺取而获得琉球主权，也不能由美国的私相授受而获得琉球的主权，更不用说依《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早已不能继续霸占琉球。既然“日本不拥有琉球主权”，那么以琉球为基点来划分中日两国的海域从根本上说是非法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更谈不上什么“中间线”［7］。当前，中日之间为东海问题举行了数轮磋商。考虑到中日东海问题涉及经济、法律、政治以及历史，可判断其解决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从现在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双方最可行的选择。

日本吞并琉球对中国危害性之二就是引发钓鱼岛争端问题。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属于台湾岛的附属岛屿。可是日本却一直宣称它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其依据有两条：第一，钓鱼岛属于琉球；第二，琉球属于日本。对于日本第一条依据的说法，事实上早在明朝，钓鱼岛就在中国海防区域之内，并非“无主地”。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窃取了这些岛屿，并于1895年4月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将其改名为尖阁列岛，划归冲绳县管辖。1971年美国在归还琉球协议中竟然将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中国政府对此非法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并重申了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8］。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归还冲绳的施政权，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发生任何影响。”

在2004年3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回答记者有关钓鱼岛的提问时向大家推荐了发表在1996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论钓鱼岛主权的归属》。这篇文章以无可辩驳的铁的史实，全面翔实地阐述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由来、法律依据、国际文件和中国政府的态度。

对于日本上述第二条依据的说法，近期有中国学者撰文指出，多少年来海内外媒介关于钓鱼岛的无数文章，全是批驳日本的第一条，几乎无人提到日本的第二条“主权”依据可能比第一条更站不住脚，但这是一个比钓鱼岛更复杂、更长远的问题［9］。该文认为，不管日本今天表面地位如何巩固，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强占琉球和美国私自“交还”琉球并无任何国际法以及当地投票依据。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受国民党公开支持的蔡璋“琉球复国运动”还有不少活动。随着东亚向其传统秩序回归，中国在将来有必要重开琉球归属之议。

日本吞并琉球对中国利益危害之三在于牵制我国解决台湾问题，阻挠中国完成国家统一。

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在历史上吞并琉球，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侵略中国台湾。在1879年日本控制琉球仅15年后，日本就如愿以偿地割占了中国台湾。二战后虽然战败的日本被迫放弃了台湾，但它仍然占有琉球，这样就造成了日本国土与台湾岛近在咫尺的形势。

今天的日本存在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中国如果完成了统一就会损害它所谓的“海上生命线”的安全。菲律宾的媒体也认同日本的看法，“对于日本来说，台湾是防守中国的天然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0］。而中国民众也普遍认为，尽管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完成统一，但是日本可能是最不愿意看到中国完成统一的。

事实上，2004年底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将中国列为威胁。2005年1月26日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厅制定了“西南岛屿有事对策”，表示要坚决彻底打击“侵犯”西南岛屿的外国军队。西南诸岛主要包括琉球群岛，但也将我国领土钓鱼岛划归其中。“西南岛屿有事对策”表明了日本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的立场和可能采取的行动方式。2005年2月，美、日首次召开了“2＋2”会议，声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日共同的安全目标。笔者认为，这是它们妄想用武力阻止我国解决台湾问题。

现在日本已经将防御的重点从以前针对前苏联的北海道和东北地区转移到靠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西南冲绳（琉球）这一带。日本在那霸、宫古岛上增强自卫队军事力量，在下地岛上部署战机，并把它作为日美双方共同运输兵员和物资的据点。日本还增强它在西南诸岛地区搜集中国情报的能力。“日本加强其在冲绳（琉球）地区的军事部署，目的就是为了牵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以迟滞中国的统一进程。”［11］

日本吞并琉球对中国利益的危害性第四个方面就是与美国联手对我国制造的岛链锁国的战略困局，并从冷战时期一直持续到今天。

岛链政策最早于1951年由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首次提出，它是依据地缘政治关系，用岛链围堵中国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反华制华战略，它既有地理上的含义，又有政治军事上的内容。美、日等在太平洋上联手打造有三道岛链。在每道岛链上，美日都建有大量海空军基地，重兵把守，牢牢控制着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海峡、航道和海域。其中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第一岛链处在对中国形成包围和封锁的最前沿。琉球群岛本是中国走向太平洋最近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在美日共同经营的第一岛链里，它成为了美日围堵中国的一个关键链条，成为中国走向太平洋的天然屏障，起到了“门栓”的作用［12］。目前，美国在日本的大量驻军中60%驻扎在冲绳（琉球）地区。美、日以琉球群岛为经营重点的第一岛链，不仅在长时期里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牵制中国的发展，而且对我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起到了难以预测的破坏和阻挠作用。

三、当前关注琉球群岛的必要性

我们当前重新把眼光投向琉球群岛，不仅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更是因为现实的需要。在东亚近代史上，正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中国历代政府的一些失误、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日本至今占据琉球群岛。而这也造成了今天日本不断地在东海、钓鱼岛、台湾岛等问题上对中国的安全和利益进行挑战的现实局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东亚传统地位的回归，我们有必要从东亚近现代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顺利实现中国的崛起。

当我们总结这段历史时，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主动和被动问题

有人认为，日本近年来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把中国作为它的“威胁”和对手，不断强化美日同盟，以实现其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在许多问题上不予主动提出而保持沉默，那么我们在对日一切问题上都将处于被动，最终在被动中将付出不应有的沉重代价。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华夏积弱久矣，数十年只知诉诸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而没有以攻为守，积极挑战日本掠夺所得的琉球决非其固有领土，在台海问题上的路越走越窄，最终仍然可能被迫诉诸军事手段。如今日本已经公开表态，届时将作为对立一方卷入冲突，那么二次大战后并无国际法基础的琉球群岛归属问题，也应该成为这一冲突中的国际议题。北京如果以此类抬高日本干预台海要付出的领土价码和风险，反而可能加大台海问题和平解决的机会。”［13］

也有人认为，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放弃了对琉球主权的要求，导致了中国现在提出琉球问题在国际上似乎名不正、言不顺，压力和阻力很大。

笔者认为，中国在处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藩属——锡金的做法值得借鉴。锡金在乾隆时期成为中国的藩属。1949年，印度派兵进占锡金，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1975年，印度通过武力吞并了锡金，成为它的一个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直到2003年态度才有所松动，因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后通过联合公报正式承认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标示的锡金国不再存在。2005年，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不再把锡金标示为主权国家。

但是反观日本，在对待中国台湾的问题上，即使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只是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立场。在今天中国进行的统一事业中，日本处处予以牵制和阻挠。琉球和锡金，相似的地位，相似的遭遇。我们与印度打交道显得很主动，但与日本却显得很被动。

2.“拖延战术”的策略问题

1880年由日本提出的由中日分割琉球主张的《琉球条约拟稿》，在清政府内部产生了分歧，最后清政府认可了李鸿章暂不签字、留待日后再解决的“延宕之法”。在力量不逮、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拖延可能不失为一种方法。这也是清政府从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中吸取的一个沉重的教训。李鸿章的“延宕之法”实际上是想把琉球问题留待日后（有利时）再解决。今天，我们在处理与有关国家的争端时，如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关于南海问题以及中日关于东海划界的问题上，我们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现实做法。在一些问题的解决上，我们要看到“势之变”。比如中日之间力量的对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杨伯江教授指出，冷战后中日关系“势变”的起点是1992年，即中国邓小平南方谈话、经济恢复高速增长的那一年，也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起始年。从那时起，中日GDP之比，从大约1∶10拉近到1∶3（今年1∶2），按CIA预测，2017年中国将超越日本。对“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冲击最大的是，2004年中国外贸总量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日本（1.0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14］。

看来，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冲突和争端时，必须发展自己的实力，把握住解决的时机，这也是我们重新关注琉球问题得到的一个启示。

［参考文献］

［1］刘慧吾.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5.

［2］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M］.北京：北京出版社，19：277.

［3］张伟.琉球国是怎么覆灭的［EB/OL］.教育信息网，61.243.229.227/Article/SchowArticle.asp?ArticleID=250.

［4］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北京：三联书店，1957：343.

［5］史楠.1879：琉球的血色黄昏［EB/OL］./viewdiary.11471237.html.

［6］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51.

［7］文雪梅.琉球归属决定东海石油主权话语权后是尊严［EB/OL］.http：///News/20051124/Main/745363632700.html.

［8］李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6：194.

［9］关于琉球复国运动与中国钓鱼岛问题［EB/OL］.http：///4bce/0500100.html.

［10］布拉拉.中国对日本——自由贸易协定、石油和台湾［N］.环球时报，2007-01-30（6）.

［11］江新凤.抨析西南岛屿有事对策［J］.世界知识，2005，⑷：35.

［12］潜龙勿用.中国到了必须重新审视琉球群岛战略地位的时候［EB/OL］./thread-48055-1-1.html.

钓鱼岛范文篇5

一、中日撞船事件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菲尔克拉夫认为任何话语都应该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2］。相应的，话语分析应该从三个向度展开:描写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阐释语篇与它生成、传播和接受交际过程之间的关系，解释话语实践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3］。下图是菲尔克劳夫提出的三维话语分析模式: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和日本的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附近发生两次碰撞，国内外新闻媒体纷纷对中日撞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本文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分别选取10篇相关新闻报道。下面以菲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模式为理论框架从词汇分类、转述方式两个方面对中日撞船事件新闻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试图揭示其中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意义。

(一)词汇分类

词汇是人们用来建构和反映对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经验最基本的语法手段。范戴克认为通过考察新闻语篇中使用的词汇可以揭示其中隐藏的观点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结构是以“我们(WE)”和“他们(THEM)”这两个对立集团为特征和区分的，范戴克通过研究发现语篇的生成者在语篇中使用的一个总的策略，并把它称之为“意识形态矩阵(ideologicalsquare)［5］”，包括(1)突出强调“我们”好的行为或优秀品质;(2)突出强调“他们”不好的行为或恶劣品质;(3)淡化或弱化“我们”不好的行为或恶劣品质;(4)淡化或弱化“他们”好的行为或优秀品质。下面是《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钓鱼岛的归属权的描述:《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钓鱼岛的归属权，《中国日报》认为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而《纽约时报》质疑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认为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存在着“领土争端”，“长期以来的争端”，即使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也只是claim，claim的意思是“宣称或声称”，声称的往往并不代表事实，可以被对方否定。中国政府可以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日方也可以发表与之争锋相对的声称。《纽约时报》认为钓鱼岛事实上是被日本控制(controlledbyJapan)，“控制”和“声称”内涵不同，“控制”意味着“事实”，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声称)。因此，《纽约时报》认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描述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下面是《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描写所使用的词汇:《中国日报》对“我们”的描述全是积极的，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严正的”和“公正的”，“严正”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以及对被日方逮捕的中国渔民的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公正”表明中国政府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的释放被捕的中国渔民的做法是合理的。中国政府采取“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中日冲突，中国政府把“中日两国的友谊放在第一位”等。相反，《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比如:指责中国政府是一个不讲民主的政府，中国政府“只允许小规模的抗议和游行”。中国政府加剧了对日本的“恐吓”，中国“恃强凌弱(bullying)”。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纽约时报》将此曲解为中国比日本强大，中国以大欺小，企图破坏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并把中国人民称作“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把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称之为“反日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

(二)转述方式

新闻语篇大量的使用引语，主要目的是为了增添报道的真实感，显示报道的权威和客观性。菲尔克拉夫把引语划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无标记性的直接引语和DD(S)［4］。DD(S)指的是引语的前半部分采用间接引语的形式，而后半部分是直接引语，整个引语是由间接引语自然而然的滑向直接引语，这种引语形式整体上属于直接引语。无标记性的直接引语指的是直接引语没有使用任何语法标记出现在主要语篇当中，从而使得转述者或者报纸的“声音”和被转述者的“声音”之间的界限变得不是那么清晰了。一般来说，无标记性的直接引语只有在和引语的原始出处进行比对才能辨别出来。本文只统计语料当中出现的以下三种转述方式，即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DD(S)，下面的表格是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当中出现的三种转述方式的统计数据:从以上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同时使用了三种转述方式，《中国日报》大量采用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比例高达71%，而直接引语只占27%;《纽约时报》采用的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大致相当，二者分别占42．1%和52．6%。由于《中国日报》使用的引语的总数超过《纽约时报》，前者使用了100个转述引语，后者使用了95个转述引语，这表明《中国日报》的报道的客观性超过《纽约时报》。

1．直接引语

直接引语表明转述者引语的每个字都是原话，使用直接引语不仅能够真实的再现原文的内容或概念意义而且能准确的保留被转述者说话的风格或话语所传达的人际意义。使用直接引语主要是因为直接引语来自权威或者报道者表明自己和引语之间保持界限，表明对引语内容持保留或反对的态度。和《中国日报》相比，《纽约时报》使用的直接引语的高达52．6%，而前者只占27%，下面是《纽约时报》使用的直接引语:(1)“WedemandJapanesepatrolboatsrefrainfromso－calledlawenforcementactivitiesinwatersofftheDiaoyuislands，”thespokeswomanforChina’sForeignMinistry，JiangYu，saidTuesdayataweeklynewsconference．TerritorialdisputesarecommoninAsianwaters，withsomeofthemostnettlesomesurroundingislandschainsbetweenChina，Japan，VietnamandtheKoreas．(2)“Thisistotallyillegal，unreasonableandhasalreadycausedmuchsufferingtothefamilyofthecaptain，”Mr．Wenwasquotedassaying．“IfJapanclingstoitscourse，Chinawilltakefurtheraction．”Mr．Wen’scommentscomeasChinaascontinuedtoratchetupthepressureonJapan．以上的两个例子都是直接引语，他们都同时出现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当中，需要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每个直接引语的后面都跟着一个带有评价性质的陈述，而《中国日报》则没有。每个带有评价意义的陈述都是对前面直接引语涵义的解读，它严格的控制着和指引着读者对前面直接引语的理。不难发现，直接引语后面跟进的带有评价性质的陈述都是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和抨击。从表面上看，《纽约时报》使用的直接引语的比例高出《中国日报》25个百分点，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推断《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比《中国日报》要客观。

2．间接引语

间接引语只是再现原文的内容或概念意义而不是原来的措辞或人际意义，与直接引语相比，新闻报道更倾向于使用间接引语，《中国日报》使用的间接引语的比例高达71%。间接引语使得被转述者的“声音”和报道者“声音”之间的界限变得不是那么分明，使用间接引语可以把官方的观点转化为易于被民众所理解的大众语言。我们来看下面选自《中国日报》的例子:(3)ChinaisfirmlyopposedtoanykindofinvestigationbyJapaneseauthoritiesoftheillegally－detainedChinesefish-ingtrawler，ForeignMinistryspokeswomanJiangYusaidhereSunday．(4)Inawrittenstatement，JiangsaidJapan＇sso－calledevidence－takingactivitiesareillegal，invalidandconductedinvain．(5)JiangsaidtheDiaoyuIslandshavebeenChina＇sin-herentterritorysinceancienttimes．(6)ChinaofcoursehastherighttodemandtheJapanesesidetomakeapologyandcompensationforitsseizureofaChi-nesetrawler，ForeignMinistrySpokespersonJiangYusaidhereSaturdayevening．从表面上看，报道者的“声音”和被转述者“声音”之间的界限分明，实际上，被转述者的“声音”被十分巧妙的融入或淹没到报道者的“声音”当中。例(3)和例(6)中的转述句被放置在间接引语的后面，使得前面的间接引语不仅仅代表被转述者的个人观点。另外，被转述句中使用的时态和转述句主句的时态不一致，例(4)和例(5)也是如此。例(3)的转述引语当中，报道者没有使用和转述句时态一致的过去时态，如果把is替换成was，从而引语的时态和转述句的时态保持一致。但是，引语中所包含的观点只代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个人观点。is的使用表明《中国日报》同意或支持外交部发言人的观点，即坚决反对日本当局对非法扣留的中方渔船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查。

钓鱼岛范文篇6

本文围绕东亚中日俄韩及东南亚国家间争议的6个主要案例展开研究，分析争议发生的原因，概述争议演变的状况，探讨导致演变的主要因素，总结争议演变反映的相关国家间及整个地区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决定了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过去与现在，而且将决定其未来;而后者的演变也将对前者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中苏/俄边界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边境上存在着三条界线: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条约线是19世纪中后期中俄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把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苏图线是苏方地图所标示的边界线;实际控制线是中苏双方实际控制的边界线。从条约线到苏图线再到实际控制线，苏俄占领了中国更多的领土。由于三条界线并存，中苏国界形成了许多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总面积超过3．5万平方公里。①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双方争议隐而不露。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逐步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此后，中苏两国政府开始进行勘界工作。最初的勘界工作基本是在友好、信任的状态下进行的。然而，随着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两国关系开始趋向紧张，边境摩擦也随之上升，1960年发生了中国新疆6万多居民逃往苏联的严重事件。60年代初，两国边界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谈判桌上。

第一次谈判于1964年举行。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彻底破裂，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一度达成初步共识，后因意识形态斗争因素加重而未能签署协议。第二次谈判(1969－1978年)因两国关系全面破裂，并已发生过边境军事冲突，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三次谈判(1987－1991年)随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较快取得了进展。1991年5月，中苏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基本解决了双方边界争议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苏联解体后，日益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的中俄两国继续谈判，先后达成《中俄国界西段协议》(1994年)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4年)。以2005年6月互换补充协定批准书为标志，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4300公里的边界问题。

纵观中苏/俄边界争议演变及其解决过程，政治关系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两国边界问题基本被掩盖。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边界争议越来越突出，不仅导致双方重兵对峙，而且引发了军事冲突。8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显著改善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加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边界争议得到彻底解决。

经济关系的作用在双方争议的解决中则明显弱于政治关系。当年中苏政治关系的恶化迅速导致了两国经济关系的恶化。1987年重启边界谈判时，中苏经济合作水平很低，发展经济合作不是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考虑。后来，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和边界争议的缓解，两国经济关系也开始发展，并对中俄双方最终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俄在历史上签订的有关条约给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带来了复杂的影响。由于是不平等条约，它们是造成边界争议的历史原因之一;由于是两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行为，它们最终又成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在中苏第一次谈判时，中国的基本方针即是:尽管一系列历史条约是不平等的，中方还是愿意从现实情况出发，以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边界线问题。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不平等条约问题占据了主导地位，边界争议严重升级。后来，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明显改善，双方得以越过了这一历史障碍。

在去除了历史上不平等条约造成的领土问题后，中苏有争议的领土面积显著缩小，并且基本上不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军事意义。因此，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中俄及中国与哈、吉、塔三国政治关系的明显改善与发展，绝大多数地段的争议较快地得到了解决。曾由俄方实际控制的黑瞎子岛则是个例外，由于具有较多的军事、经济内涵，它是中俄东段边界最后解决的问题。

二、中越陆地边界与北部湾划界争议

中越陆地边界全长l300多公里。19世纪80年代，根据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中国清政府与法国殖民政府签约，划定了中越两国边界。此后，中越两国历届政府都对此予以承认，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对边界线的准确位置和具体走向有某些不同认识，因而存在一些小块争议地区。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越陆地边界基本上是和平安定的，并成为中国援越抗法、抗美的前线。然而，1968年后，随着双方战略分歧的出现，中越边界摩擦显现并在越南统一前后迅速上升。中越北部湾争议则是在70年代才发生的。当时，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权益主张出现了重叠。20世纪70年代中，中越曾两度就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争议进行谈判，但都无果而终。1979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越边境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双方的跨界作战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重新着手解决双方争议。1993年10月，双方签署《基本原则协议》，决定从实际出发，先集中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同时就海上问题继续谈判，争取找到一项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90年代中期，由于越南忙于改善对美关系，中越政治关系一度停滞不前，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双方都感到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性。1999年，中越领导人共同确定了在新世纪发展两国关系的指导思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与总体框架，两国间的政治互信明显提高与巩固。此后，中越解决争议的步伐大大加快。1999年12月两国签署《中越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12月又签署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陆地边界与北部湾划界问题都得以解决。在两项谈判中，北部湾划界谈判要艰难得多，“一波三折，起伏不定”，“谈判密度之高，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①

在中越陆地边界、北部湾争议的演变与解决过程中，双方的政治关系与争议的互动极为明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关系被称为“同志加兄弟”，开展反美斗争是双方的共同目标，边界问题完全未提上两国议程。从70年代中起，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双方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也迅速激化。冷战后，战略分歧的消失和友好合作关系的恢复则为双方控制与解决争议打开了大门，而解决争议取得的积极成果又进一步巩固与促进了双方的政治关系。不过，与中俄关系不同，中越之间是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的关系，加上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军事冲突才结束不久，越南对中国的安全疑虑与戒心较重，以致双方政治关系改善、发展的路途较为曲折。双方解决争议的进程与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的进程基本一致。

与政治关系相比，中越双方经济关系与领土争议的互动程度较低。当时，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越双方也开始推进经贸关系，但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双方经贸关系仍很薄弱，“边贸多、国贸少，贸易多、投资少”，对于两国解决争议来说，不是主要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后，中越经贸关系的发展明显加快。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它将可能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一起对解决双方的南海争议起到促进作用。

与陆地边界争议相比，北部湾划界争议解决的难度要大得多。之所以如此，除后者的经济利益较大外，法理依据上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两国陆地边界划界在历史上曾有国际条约，而北部湾争议却是新生问题，其解决难免要花费两国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三、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在南海的争议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东南亚五国之间存在着南海争议，涉及岛礁、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海洋资源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些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西沙主权总的来看并未表示异议。然而，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及60年代末南海探明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后，它们都对南海提出了各自的权益要求，南海争端由此而生。70年代末中国开始积极进行外交维权交涉，中越之间曾于1974年、1988年分别在西沙、南沙发生两次海上军事冲突。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随着对油气需求的迅速增加和对海洋资源认识的空前提高，越、菲、马等国率先加强了对南沙海域岛礁和海洋资源的争夺与控制。中国则在1992年公布《邻海及毗连区法》，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1994年中菲之间爆发美济礁事件，南海争议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此形势下，中国与有关各国开始为解决南海争议做出尝试。90年代初中国正式提出了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南海争议的主张;1994年又在中国－东盟外长对话会上全面提出了解决南沙争议的立场，表示愿与有关国家根据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和平解决南海争议，并受到东盟各国的欢迎。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4年11月，中菲签署在双方争议地区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协议;2005年3月，以三国石油公司签署南海联合地震工作协议为标志，中、菲、越三国朝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近两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南海争议有所抬头，中、菲、越间共同开发计划陷入停滞，有关国家在渔业、油气勘探等方面的摩擦频频发生，但这并未扭转南海总体稳定的基本形势。

纵观南海争议约40年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南海争议表现为复杂的主权争议和多种利益之争，解决难度很大。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与东南亚五国之间，而且存在于五国中的某些国家之间。此外，一些国家与国际石油公司在南海争议地区进行“合作开发”，致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由于这一海域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又有通往中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加上争议各方所持法理严重对立，南海争议呈不断增多的趋势。

但也应看到，冷战结束以来，南海争议虽然时起时伏并逐渐升温，但在总体上仍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近20年来，南海没有出现过重大军事危机，更没有爆发任何军事冲突。争议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总体关系的不断加强，①对于平抑南海争议起到了重大作用。

作为南海争议中的大国和主要当事国，中国的相关政策对争议的发展举足轻重。长期以来，为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对南海争议一直采取克制态度，提出了诸多和平解决争议的主张。近年来，中国更进一步提出要使南海成为“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对于缓和南海争议功不可没。②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从一般对话发展到战略伙伴，随着双方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南海争议已经成为战略伙伴成员之间的争议。这一重大变化对于解决南海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战略伙伴关系要求争议各方更多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使局部分歧服从区域合作大局，积极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南海争议，虽然其未来解决的路途仍不平坦，但对其前景也许可以抱一种更为乐观的态度。

四、中日东海争议

中日东海争议包括钓鱼岛列岛(下文简称钓鱼岛)争议和东海划界争议。

钓鱼岛面积约6．3平方公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5年初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钓鱼岛本应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却先为美国控制，后又在1971年由美国交日本管辖。美国的这一做法当时即遭到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

20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及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钓鱼岛问题曾是一大障碍。后来，根据中方倡议，双方决定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将此事留待以后解决。1979年，邓小平曾明确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80年代在中日关系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摩擦较少。90年代中后期，双方摩擦逐渐上升，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分子上岛活动，修建灯塔，后又将岛上土地收归“国有”，以增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港台及中国大陆保钓船则不断前往钓鱼岛;双方民间舆论激烈对抗，出现了“中日必有一战”的声音。2006年秋中日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进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此后，争议形势逐渐缓和。然而，由于日方坚持否认中日在钓鱼岛存在争议，2008年底以来，双方摩擦再次增多，并于2010年秋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困扰。

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涉及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海底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后，中日两国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出现重叠，两国依据公约各自提出的主张存在严重分歧，中方认为应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而日方则主张以中间线划界。

为解决分歧，中方曾在20世纪90年代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但未得到日方响应。进入21世纪后，在当时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在东海“中间线”以东海域勘探、开发油气取得进展，争议迅速凸显，双方都增加了在相关海域的军事活动。2004年10月起，中日开始进行东海问题磋商，但在最初的磋商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互不相让。2006年10月中日关系发生重大转折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从而推动了磋商的进展。2008年6月，经过艰苦努力，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朝着实现共同开发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③

中日东海争议一波三折的演变过程显示，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经济合作动因对中日双方控制争议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恢复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两国将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争议处于相对平静状态。冷战后，在中日政治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双方持续发展的经济合作成为防止东海争议失控的重要动因。①

2006年秋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逐渐朝着协调一致的方向发展，促使东海磋商取得重要进展。此后，虽然东海争议波澜再起，但始终未超出两国总体关系发展所能容忍的范围。

就中日东海争议前景来看，钓鱼岛争议兼具政治、安全、法理多重含义，是双方争议中最棘手的问题。政治上，钓鱼岛不仅事关领土主权，而且事关历史问题;安全上，钓鱼岛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法理上，其归属可能对东海划界产生影响。此外，钓鱼岛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中，日本又至今不承认该岛存在主权争议，并一直极力将其纳入日美同盟防务的范围。不难预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钓鱼岛问题将难以得到解决。但是，由于中国对钓鱼岛的政策是保持争议而非激化争议，日本也不愿因钓鱼岛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全面紧张，这一争议在总体上仍是可控的。

与钓鱼岛争议相比，东海划界问题的解决将相对容易。虽然这一争议中的经济、资源利益之争分量较重，国际法之争突出，但其主权争议程度及军事安全含义均低于前者，且无历史芥蒂。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它会凸显出来，成为民族主义的宣泄口;而在两国政治关系改善与发展时，争议则相对缓和。展望未来，如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取得切实进展，两国政府在谈判中回旋余地将会增大，双方有可能在东海共同开发上首先实现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将为中日解决东海划界问题打开大门，而且可能为两国在未来探讨钓鱼岛海域的共同开发创造有利条件。

其实，长期以来，中日之间的三大摩擦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东海争议)是有紧密联系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均与日本侵华历史有关，东海争议中内含的海上通道问题也与台湾问题相关联。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都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解决东海问题毫无可能。近年来，双方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的摩擦明显下降。今后，如果这两个问题能继续朝着缓解的方向发展，则必将为中日双方有效控制和逐步解决东海问题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

五、日韩东海争议

日韩东海争议包括两部分:独岛(日本称竹岛)争议与东海大陆架及海上划界争议。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由两个小岛和几十块岩礁组成，面积约为0．18平方公里。该岛在15世纪被纳入朝鲜王朝版图，190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二战后独岛由美军管辖，后于1948年交还韩国。自1954年以来，日本不断向韩国递交抗议文件，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韩国必须撤出;而韩国则一再声明，独岛是韩国领土，不存在主权争议。对于日本就争议进行对话及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的建议，韩国也一概拒绝。进入21世纪后，独岛之争一度明显升温，2005－2006年接连发生的两次危机事件使争议带上了火药味，但双方最后都设法将事态平息下来，两国总体关系、经贸合作也未因危机事件受到难以挽回的影响。

随着东海油气资源的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日韩关于东海大陆架及海上划界的争议浮出水面。当时，两国各自在东海划定的矿区出现了严重重叠。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决定通过外交谈判划定大陆架界线。1970年11月－1972年9月，经多次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同意搁置两国间的法律分歧，②在权利主张重叠区域设立共同开发区，开采的石油天然气对半分成。1974年1月，两国签署了两个协定，基本划定了北部大陆架的边界线并确定了南部大陆架2．4万多平方海里的共同开发区。

日韩两国原是为了尽快将争议海域的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财富，才在国际海洋法形成的过程中匆匆签署了大陆架协定，但在此后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在共同开发区并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①尽管如此，协议的签订还是有利于日韩关系的发展，双方的争议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日韩东海争议的发展过程中，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对于双方控制争议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战结束后，日韩均被纳入美势力范围，与美结成军事同盟。在此情况下，虽然两国复交谈判因历史积怨和领土争议困难重重，但日韩还是于1965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此后，双方的政治、安全合作明显加强，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冷战结束后，日韩两国政治关系中的麻烦增多，但双方的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两国也仍然是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国。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双方的争议就将继续受到较大的抑制。

从日韩东海争议未来发展看，独岛问题相对乐观。独岛争议兼具法理与政治含义。独岛面积很小，其经济利益之大小将主要取决于它能否作为划界的法理依据;其政治含义则极为突出，因为它与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相关。从长远看，由于韩国对独岛拥有实际控制权，加之国际上主张不将有争议的小岛作为划界依据的声音正在增强，一旦国际法确定独岛不具有划界意义，这一争议逐步趋缓是有可能的。

日韩要真正在东海实现共同开发并最终解决划界问题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时至今日，争议海域所蕴含的资源对于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日韩两国来说都已变得更为重要。当年匆忙达成的共同开发协议未取得实际成果，不进则退，今后要使之取得进展，双方恐怕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此外，日韩共同开发协定未顾及中国对东海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增加了三国解决相关争议的复杂性。今后日韩两国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立场。

近年来，日韩两国的东海划界主张出现了三个新动向，其发展可能有利于双方争议的解决。一是主张岛屿在解决海洋划界问题时只起有限作用，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二是强调海洋划界应以海岸长度为基础在东海划单一界线;三是一些韩国学者不再坚持“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开始向日方的“中间线”原则靠近。②但应看到，新动向中的某些内容显然与中国的主张对立，中、日、韩三国要形成共识依然困难重重。

六、日俄北方四岛争议

北方四岛是指日本北海道与俄罗斯千岛群岛之间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的择足、国后、色丹、齿舞四岛，日本称之为“北方领土”，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从历史上看，13世纪时日本即开始管辖北方四岛。19世纪下半叶日俄两国签订条约，划定了领土分界，库页岛全属俄国，千岛群岛尽归日本。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获取了库页岛部分土地。在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中，以苏联出兵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美英满足了苏对日领土要求。日本投降前后，苏联占领了库页岛及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千岛群岛。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由于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所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1956年，日俄签订联合宣言时，苏联曾答应在签订和平条约后把齿舞、色丹两岛交还给日本，但后来又改变了立场。此后，在冷战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双方已完全不具备解决争议的可能。冷战结束后，随着日俄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双方经济合作愿望的提升，两国领导人曾希望推动领土争议的解决，如1996年俄罗斯曾提出“福克兰群岛方案”，1998年日本曾提出以“香港方式”解决争议，但都未能达成一致。到目前为止，日俄领土争议仍然处于僵局之中。

日俄北方四岛问题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这明显增加了双方解决争议的困难。历史上，两国间既有通过和平谈判签订的划界条约，又有日俄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直接造成争议现状的则是二战的结局及相关国际条约。在此情况下，日俄双方对于苏俄占领北方四岛的法律正当性、特别是对《雅尔塔协定》和《旧金山和约》的立场完全对立;国际社会对日俄争议也持十分复杂的看法，难以形成明确支持某一方的国际舆论。

北方四岛对于日俄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双方要通过相互妥协解决争议实非易事。政治上，这一问题高度敏感，极易引发民族主义情绪，以至双方领导人都对争议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经济上，作为海洋领土，北方四岛不仅面积大、可居住，而且能为所有国带来大片专属经济区和大量海洋资源;军事上，四岛扼守着苏俄的西太平洋出海口，在冷战中曾是苏联太平洋舰队与美日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因此，俄罗斯绝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这块土地，而国土狭小的日本更将收回北方四岛视为“神圣使命”。

长期以来，两国对于解决争议的态度十分不同，一直是“俄冷日热”、“日急俄缓”，双方的解决方案也差别很大，因而难以达成妥协。日本历届政府都急于将北方四岛全部收回，俄罗斯却只希望在不放弃既得领土利益的情况下(顶多是让出齿舞、色丹两个较小的岛屿)，通过缓和争议获取日本经济援助。虽然两国的方案中也出现过一些寻求妥协的积极因素，但往往稍纵即逝。俄日两国在解决态度和方案上的根本分歧近中期内难以消除。①

日俄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十分薄弱，双方存在极其重大的领土争议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日俄多次发生战争，冷战期间又相互敌对，严重的领土争议致使双方至今未能缔结和约。冷战结束后，日俄政治关系虽有较大改善，但远不及美欧与俄政治关系改善的程度;而一旦美欧与俄政治关系中的摩擦有所增加，日俄间的摩擦则丝毫不落其后。日俄经贸关系的发展也相当缓慢，其现状与两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已成为两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瓶颈，使双方的长远战略利益受到了损害。

结论

根据上文东亚领土领海权益争议主要案例的相关分析，对于冷战后东亚地区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含义，可以得出四点基本结论:其一，冷战后，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呈现出三种状况，并分别代表了相关争议与争议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互动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状况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争议得到了彻底解决，如中俄边界争议、中越陆地边界争议和中越北部湾划界争议。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促成了争议的解决，争议的解决又推动了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合作的加强。在这些争议中，由于经济、安全利益冲突较小，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成为争议解决的充分条件。

第二种状况是争议引起的摩擦时起时伏，但从总体看，争议仍处于可控状态，有些争议还出现了逐步或部分解决的前景，如中日东海争议、中国及东南亚五国南海争议、日韩东海争议等。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双方良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或强大的经济合作关系②成为控制和防止争议激化的重大动因，而争议得到较好控制也使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得以向前发展。在这些争议中，由于利益冲突较为严重，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良好发展尚不足以使其较快地得到解决，但却可以使其得到较好的控制。

第三种状况是争议始终处于紧张与僵持状态，如日俄领土争议。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双方虽然也有改善政治关系和发展经济合作的愿望，但因为争议中的利益冲突极其巨大，以致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反过来，国家总体关系的薄弱又使解决争议的动力明显不足，致使争议的缓和与解决极为困难。

其二，根据政治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组合的不同，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既涉及重要的政治安全利益又涉及重要的经济利益，如日俄北方四岛争议、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南沙群岛的争议。当然，二者在利益冲突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第二类主要涉及双方的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的分量较轻，如中日钓鱼岛争议、日韩独岛争议。第三类主要涉及双方经济利益，政治安全利益并不突出，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争议、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日韩东海划界争议及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在南海的某些争议。第四类涉及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都较轻，如中苏(俄)边界争议和中越边界争议。不幸的是，在冷战期间，由于政治关系严重恶化，二者都曾演化为重大争端。

除了政治安全与经济两大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对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具有重要影响，如历史因缘、政治文化传统、第三者作用、国际法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等。但总的来看，它们的影响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经济两大核心因素表现出来。

显而易见，上述四类争议的性质、内容、轻重缓急有着较大、甚至相当大的区别，因而解决的难度也有很大不同，这已为冷战后东亚地区争议演变的状况所证明。

其三，东亚地区的陆地领土、边界争议已接近最后解决，海上争议却时起时伏、长期存在，已成为东亚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

由于东亚多数陆地争议边界地处偏远、经济利益不重或历史上曾有政府间条约，加上相关国际法已经成熟，这些争议较好解决。中国与邻国的陆地边界争议曾是最多的，但随着中俄、中越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陆地边界已全部划定。目前，在东亚只有柬泰之间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边界争议。

近几十年来，东亚地区的海上争议却不断上升。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其自身价值外，海上岛屿可以(或可能)决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具有巨大的溢出效益;海上通道日显重要;资源的缺乏、人类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一些海上争议涉及第三方或多方，情况十分复杂;当代国际海洋法的不完善、多歧义等。

为应对这一日益增大的安全挑战，东亚有关各国必须坚持对话，加强探索，争取早日找到解决海上争议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东亚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与发展。

其四，就东亚地区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整体状况看，经济因素的考量明显上升，政治安全因素的考量相对下降。

冷战结束后，争议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普遍改善，随之而来的是相关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中政治安全考量的下降，这显然有利于争议的缓解与解决。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则给争议的解决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各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大力加强经济合作，这有利于防止争议升级与失控;但另一方面，对争议地区经济资源争夺的加剧，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决争议的难度，成为诸多海上争议升温的重要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两相比较，在经济利益冲突中，对立双方通常可能有较大的妥协空间和争取双赢的机会，而在政治安全利益冲突中，妥协、让步的余地则较小，零和规则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果今后争议中的政治安全考量继续下降，而经济利益考量继续上升，从总体和长远看，将有利于地区争议的控制与解决。令人鼓舞的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大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并使战争与军事对抗难以作为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这一趋势有望持续下去。

钓鱼岛范文篇7

第一条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正确反映国家版图的内容，加强地图管理，规范地图编制，提高地图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各种载体表现的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包括各种类型的地图出版、印刷以及产品上附有示意性地图图形的工艺制品、地球仪等。

第三条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上不得表示下列内容：

1.国防、军事设施，及军事单位。

2.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浸地带的详细性质，火车站内站线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

3.航道水深、船闸尺度、水库库容、输电线路电压等精确数据，桥梁、渡口、隧道的结构形式和河底性质；

4.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公开发表的各项经济建设的数据等；

5．未公开的机场（含民用、军民合用机场）和机关、单位；

6．其他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

第二章比例尺、开本、经纬线

第四条公开地图的比例尺、开本应符合以下规定：

1．中国地图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100万；

2．省、自治区地图，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50万；直辖市地图及辖区面积小于10万平方千米的省、自治区地图，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25万；

3．市、县地图，开幅为一个全张，最大不超过两个全张；

4．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地图（集、册）（内容以政区为主），开本一般不超过32开本；

5．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图、台湾省地图，比例尺、开本大小不限；

6．教学图、时事宣传图、旅游图、交通图、书刊插图和互联网上登载使用的各类示意性地图，其位置精度不能高于1：50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精度。

第五条比例尺等于或大于1：50万的各类公开地图均不得绘出经纬线和直角坐标网。

第三章界线

第六条中国国界线画法必须按照国务院批准的1：100万《中国国界线画法标准样图》以及根据该图制作的其他比例尺中国国界线画法标准样图绘制。中国地图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准确反映中国领土范围。

（1）图幅范围：东边绘出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西边绘出喷赤河南北流向的河段，北边绘出黑龙江最北江段，南边绘出曾母暗沙(汉朝以前的历史地图除外)；

（2）中国全图必须表示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并用相应的符号绘出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1亿的，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可由9段线改为7段线，即从左起删去第2段和第7段线，可不表示钓鱼岛、赤尾屿岛点。

2.正确表示中国国界线与地貌、地物、经纬线、色带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正确标注国界线附近的地理名称。

第七条中国示意性地图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用实线表示中国疆域范围，陆地界线与海岸线粗细有区别，用相应的简化符号绘出南海诸岛范围线，并表示南海诸岛以及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岛礁；

2.用轮廓线或色块表示中国疆域范围，南海诸岛范围线可不表示，但必须表示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岛礁；

3．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1亿的，可不表示南海诸岛范围线以及钓鱼岛、赤尾屿等岛屿岛礁。

第八条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界线，参照由国家测绘局认定的最新世界地图集表示。

第九条中国历史疆界，参照由外交部和国家测绘局认定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表示。

第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界线依据民政部、国家测绘局制定并报国务院审批的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图表示。

第四章有关省区及相邻国外地区地图

第十一条广东省地图必须包括东沙群岛。

第十二条海南省及南海诸岛地图表示规定：

1．海南省全图，其图幅范围必须包括南海诸岛。南海诸岛既可以包括在全图内，也可以作附图。以单幅表示南海诸岛地图时，应配置一幅“南海诸岛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图作附图，海南岛的区域地图，也必须附“南海诸岛”地图；

2．南海诸岛附图的四至范围是：北面绘出中国大陆和部分台湾岛，东面绘出马尼拉，南面绘出加里曼丹岛上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间的全部界线(对于不表示邻国间界线的专题图，南面绘出曾母暗沙和马来西亚的海岸线)，西面绘出河内；

3.南海诸岛作为海南省地图的附图时，附图名称为“海南省全图”；作为中国全图的附图时，一律称“南海诸岛”；

4.专题地图上，南海诸岛作附图时，正图重复出现时，附图也要重复出现，不得省略。必须与正图一样表示有关的专题内容；

5.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岛以及曾母暗沙、黄岩岛必须表示并注名称。大于1：400万的地图，黄岩岛应括注民主礁，即：黄岩岛（民主礁）。比例尺过小时，可只画岛礁符号，不注岛礁名称；

6.南海诸岛与大陆同时表示时，中国国名注在大陆上，南海诸岛范围内不注国名，不在岛屿名称下面括注“中国”字样。在不出现中国大陆的南海诸岛局部地图上，在各群岛和曾母暗沙、黄岩岛等名称下括注“中国”字样；

7．南海诸岛的岛礁名称，按照**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标准名称标注。

第十三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表示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和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的地区图，其图幅范围西部应绘出喷赤河南北流向的河段

第十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表示规定：

1.香港特别行政区界线必须按1：1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表示，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4000万的地图可不表示其界线；

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图内容必须按1：2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表示；

2.在分省设色的地图上，香港界内的陆地部分要单独设色；

澳门自关闸以南地区和氹仔、路环两岛，要单独设色。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600万时，可在澳门符号内设色；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图面注记应注全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600万的地图上可简注“香港”、“澳门”；

4.香港城市地图图名应称“香港岛·九龙”；澳门城市地图图名应称“澳门半岛”；

5.表示省级行政中心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省级行政中心等级相同；

6.专题地图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与内地一样表示相应的专题内容。资料不具备时，可在地图的适当位置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资料暂缺”的字样。

第十五条台湾省地图表示规定：

1.台湾省在地图上应按省级行政区划单位表示。台北市作为省级行政中心表示（图例中注省级行政中心）。在分省设色的地图上，台湾省要单独设色；

2.台湾省地图的图幅范围，必须绘出钓鱼岛和赤尾屿（以“台湾岛”命名的地图除外）。钓鱼岛和赤尾屿既可以包括在台湾省全图中，也可以用台湾本岛与钓鱼岛、赤尾屿的地理关系作插图反映；

3.台湾省挂图，必须反映台湾岛与大陆之间的地理关系或配置相应的插图；

4.专题地图上，台湾省应与中国大陆一样表示相应的专题内容，资料不具备时，必须在地图的适当位置注明：“台湾省资料暂缺”的字样；

5.台湾省的文字说明中，必须对台湾岛、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屿、彭佳屿、兰屿、绿岛等内容作重点说明。

第十六条与中国接壤的克什米尔地区表示规定：

1.克什米尔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争议地区，在表示国外界线的地图上，必须画出克什米尔地区界范围线和停火线，并注明“印巴停火线”字样；

2.表示印巴停火线的地图上，应加印巴停火线图例；

3.在印度河以南跨印巴停火线注出不同于国名字体的地区名“克什米尔”；

4.印巴停火线两侧分别括注“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和“印度实际控制区”字样；

5.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2500万的地图，只画地区界、停火线，不注控制区和停火线注记；

6.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1亿的地图和1：2500万至1：1亿的专题地图，只画地区界，停火线可不表示；

7.“斯利那加”作一般城市表示，不作行政中心处理；

8.分国设色时，克什米尔不着色，在两控制区内沿停火线两侧和同中国接壤的地段，分别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颜色作色带。

第十七条有关地名注记表示规定：

俄罗斯境内以下地名必须括注中国名称，汉语拼音版地图和外文版地图除外：

1.“符拉迪沃斯托克”括注“海参崴”；

2.“乌苏里斯克”括注“双城子”；

3.“哈巴罗夫斯克”括注“伯力”；

4.“布拉戈维申斯克”括注“海兰泡”；

5.“萨哈林岛”括注“库页岛”；

6.“涅尔琴斯克”括注“尼布楚”；

7.“尼古拉耶夫斯克”括注“庙街”；

8.“斯塔诺夫山脉”括注“外兴安岭”。

其他地名表示：

1.长白山天池为中、朝界湖，湖名“长白山天池（白头山天池）”注国界内，不能简称“天池”；

2.西藏自治区门隅、珞瑜、下察隅地区附近的地名选取按1：400万公开地图表示。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地名的外文拼写，采用当地拼写法。

第五章其他

第十八条凡进口或引进、加工制作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地图及附有中国地图图形产品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将中国国界线绘错或出现“一中一台”等问题的，必须修改；

2．地图文字内容（含语音部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互联网上使用的中国地图，以国家测绘局网站上的地图为准。

第六章附则

钓鱼岛范文篇8

关键词：地理;德育教育;渗透

做人和学习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而对学生来说，这两件事更是其所处阶段的最大任务。随着社会各领域对德育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高中阶段的地理学科中也应融合德育教育，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效率，同时也促进地理教学的多元进步，还能培养学生成为更加优秀的综合型人才。

一、结合教材，渗透德育教育

虽然我们讨论的是德育教育，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基于高中地理教学的德育教育，所以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以教材为基础，即便是再高级的教育也不能够脱离课堂教材，反之我们要利用好教材里的内容进行合理的德育教育。地理课本中不同的部分拥有着不同的德育教育内容，其中教材《中国地理》突出了我国国情的教育，《世界地理》除了世界各地及各国的风土人情之外，还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教育内容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渲染和教育。课本中可利用的德育题材很多，例如中国地理教学中可以对学生进行国情教学教育，内容有我国的矿产资源、水资源、稀土矿、地热资源、新型能源等资源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数量很多，资源非常丰富，而我国人口众多，这些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基本上位于世界倒数之列，所以我们可教育学生不可以盲目乐观，不能浪费我国现有的资源，应该从自身做起，珍惜资源，参与环保事业，为我国的环境和未来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历史事件渗透德育教育

地理知识有很多是包含历史信息的，而地理知识中的历史信息是宝贵的财富，可供我们开发利用，在这些历史信息中渗透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的品德品质，还能增大课堂效率和学习质量，一举多得。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在地理知识中补充一些当地的历史史实和要闻，让相对乏味的地理教学充满现代信息和活力。例如，在中国地理学习过程中，关于中国南海岛屿的知识，我们可以联系到钓鱼岛，而我们都知道，钓鱼岛一直是我国的领土，而日本为了争夺资源，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强行将钓鱼岛视为自己的领土，钓鱼岛事件才过去不久，而它引发的风波更是波及了我国各种人民群体，上到老人下至儿童，都能熟知钓鱼岛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类史实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让学生意识到钓鱼岛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我国领土不可分割，培养学生用客观的、正确的、全面的眼光看待问题，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荣誉感。

三、地理事物分析，渗透德育教育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无论有多么丰富的知识涵养，多么深厚的学识，如果他不懂得做人，那么他很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即便是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他自身的素质低下也会给身边的人造成苦恼。而德育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德育教育内容，地理教学中可以教育学生认识人类、环境、资源、社会和发展的关系，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形成唯物辩证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自然地理中的许多知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可以供教师发掘其中的德育教育内容，抓住重点，找对时机，培养学生的品德教育，将德育教育进行到底。

四、德育教育深入社会实践

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发展，学生使用的教材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的内容和结构体系也日渐完善，同时在对教材的更新中也出现了很多新鲜的内容和资源来供学生使用，教师就可以利用其中一些内容进行适当的德育教育。我们受到的教育和知识，其目标都是要更好地为生活服务，回归于生活。故此，我们的教学也不能仅仅限制于课堂之中的教育，也不是简单的言语上的传授，而是将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回馈到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之中，同时也将接受的德育教育反应在我们的理想观念和社会实践之中。尤其在高中的地理课堂中，这不仅帮助学生形成了正确的三观，还使学生加深其对地理知识、文化的认识，推动学生更好地了解各地的风貌，形成热爱家乡和祖国的心境。在此，教师可以利用的与地理知识贴近的生活实践内容也有很多，包括水资源、环境污染、旅游开发、城市化等，通过引导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生存的环境。品质品德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随着现如今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也更应当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德育教育，将对学生的品质品德的塑造深深融入在教学的过程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包括历史事件和地理事物等进行与德育教育的融合，并实现德育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从而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参考文献：

[1]胡庆玲,于学工,刘晓.高中地理教学中开展德育渗透的主要方面[J].教育教学论坛,2017,(33):42-43.

[2]乔宏伟.高中地理“学科德育”实践研究[J/OL].学周刊,2017,(24):36-37.

[3]王则圆.新课标高中地理教学中加强学生德育思想的培养[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6,(22):20-22.

钓鱼岛范文篇9

2010年9月17日，许多沈阳市民自发来到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缅怀历史，悼念英烈，铭记国耻。2010年9月18日，兰州市政府拉响防空警报，警醒市民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居安思危，珍爱和平。2010年9月18日，重庆市2000余名市民聚会步行街高唱抗日歌曲，以此缅怀历史，表达自己心中的爱国热情......

因为，79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叫嚣，猖狂的挑衅中国的领土，不断聚集军队攻击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这是一段不容忘却的民族耻辱史。

历史的车轮缓缓碾过，经过了大半个世纪浴血奋战的中国，虽然摆脱了当初贫穷落后、任人践踏的惨境，但国耻依然难忘，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依然难忘。尽管，当今世界的主题已逐渐趋于和平与发展，但各国之间的竞争并未终结，世界局势也并不太平。针对刚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媒体也闹得沸沸扬扬，声讨日本政府非法拘留中国渔船船长。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国家人权的不尊重，更是对我们国家主权的蓄意挑衅。自古以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日本竟公然干涉，导致钓鱼岛争议也再度升温。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向我们证明着“弱国无外交，穷国无国防”。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那么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然处于被动。

那一声声震耳发聩的警钟长鸣，不断撕扯着每个中华儿女的心，那段极其悲恸而惨烈的历史，像一道不可磨灭的历史创伤，深深的烙印在每个国民的心上。历史的警钟，不断叩击着我们的心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当下的中国青年学生，更应当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自觉地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才能维护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创造祖国更加美好、和谐的明天。公务员之家

又是一年“九一八”，面对历史，不应该仅仅是沉痛悼念，更多是应该不断的深思：屈辱的不是受人欺凌的历史，不是贫穷落后的局面，而是卑躬屈膝的强颜欢笑，自甘落后的任人摆布。唯有让所有沉睡的国人清醒起来，团结起来，才可能抵御外敌的侵辱，只有自强不息的奋斗才是赢得民族独立的开始。

虽然我们的民族，曾经受挫，曾经跌倒，但我坚信，我们民族的前途终将辉煌！

钓鱼岛范文篇10

您好!

尊敬的党组织：

20XX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选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我党实现平稳交接过度，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更加欣欣向荣。

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刚上台就出台八项规定，倡导反贪腐，厉行节约，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深得民心，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拥护和爱戴。

八项规定包括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的细致和坦率，还是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的真诚和坚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为端正党风政风率先垂范。八项规定是一个庄严承诺，体现了从严要求、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反映出中国未来施政的动向。这是从严治党的需要，也是民生的需求。更是一种返璞归真，人民群众为此欢呼，老八路、延安作风又回来了。

党中央高举反腐大旗，继承上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作风，严厉打击****，选择反腐铁腕人物，担纲纪委监察工作，打出重拳，严惩贪官，而且是高级官员。仅18大以来，就有27名厅级以上官员落马，连刚刚选举的候补中央委员也拉下马，说明我党反腐的决心，体现这方面的巨大勇气!

面对酒席上的浪费，浪费粮食、果蔬、肉蛋、鱼等资源，人为制造污染，触目惊心，让有正气的人心疼。这只是那些耗费民脂民者的作为。吃喝公款成风，不管对身体好坏，吃了再说，不吃白不吃!人民群众对此很有意见，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敏锐的觉察到其中的问题，在年末年初，就是大吃大喝的季节，迎来送往的热季，坚决反对吃喝风，对于那些敢于顶风作案者，坚决拉下来。某央企老总一餐吃掉数万元，就被免职，一夜之间，成为平民这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饿肚皮的当今，在我国西部边缘地区还有上千万贫困人口的今天，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面对日本政府非法购买了我国固有的钓鱼岛，我们并没有软弱，海监船持续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宣誓主权和管理权。2月份，甚至抵达钓鱼岛附近一海哩巡航，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东洋人的威风。

作为一名建党积极分子，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将来这些问题一定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了三座大山，是共产党赶走了帝国主义，所以我们的党是不可能任由任何国家侵犯我国的神圣领土的，自然更不可能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让步，作出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来。所以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经济发展，但也并没有放弃军事力量的增长，更没有放弃保卫祖国的雄心，这一点我们更应当有清楚的认识。

所有这些，都更加让我们增强了面对未来、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勇气。

我荣幸地成为党组织的培养对象。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积极分子，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应该以何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长期的思考中，我认识到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就要以党员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就应当站在时代的尖端，必须是一个榜样、一个表率，一个能在任何时候为人民谋福利，解民困，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先进人物。为此，我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在学习上，在生活上，都处处体现积极分子的进步作用，只为党组织增光添彩，绝不为这个光荣的称号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