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刑法蓄意结果思考

摘要:因果关系是刑法的核心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两大法系不断修正旧学说与创设新理论，目的就是为司法实践解决该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在解决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英美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更注重解决方法的高效性与合理性，从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双层次综合考量各因素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最终确定具有刑法学意义的可责性的实行行为。“蓄意结果规则”就是这一思考方式的具体体现。比较研究两大法系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分析逻辑方式和解决路径，可以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蓄意结果规则;事实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介入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母亲杀婴案”，是指母亲意欲杀害自己的婴儿，便将毒药交给家庭医生，并称该药是治疗孩子某种疾病的药物，家庭医生认为孩子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便将药物放置一边，后另一孩子下学回家将药物给婴儿服用，致婴儿死亡，母亲以谋杀罪①被起诉。［1］法院认为，母亲的行为与婴儿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结论是不容置疑的，婴儿被毒死的结果确实是母亲期望的结果。［2］按照因果关系一般规则，巧合介入因素不可预见，原本应当中断因果关系。在英美刑法中，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抱有积极追求的态度，在因为介入因素而导致结果发生时，法院对法律因果关系认定的范围可能比其他犯罪广，换言之，因果关系“回溯”得更远，［3］这便是英美法系中“蓄意结果规则”(IntendedConsequencesDoctrine)。也就是说，英美刑法中行为人mensrea①不同或会扩大司法实践关于因果关系认定范围。其实，在大陆法系中也有类似的案例，如“雨中散步案”。该案中行为人希望朋友在雨中被雷电击中身亡，便邀请他在雨中散步，结果朋友被雷电击中而亡;“财产继承案”。侄儿急切继承叔父的巨额财产，希望叔父死于空难，便买机票邀请叔父外出旅游，结果其叔父死于空难。德国客观归责理论认为，当行为人没有以法律上值得关注的方式提高了这个风险的时候，应当拒绝归责于客观行为构成;在允许风险这个领域中包含了全部公共交通，工业生产，有风险的体育表演，医生在医事规则的范围内采取的治疗措施等等，在这个领域中，对原因过程的推动也是没有行为构成的。［4］日本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受劝说而去森林的人因雷击而死，这极其罕见，在经验法则上不能谓之为通常现象，因而不能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相当性，进而应否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5］劝说旅行的行为并不具有导致人死亡的“广义相当性”，因而连杀人的未遂都不能构成。［6］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因果关系，要求的是实行行为(也称构成要件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关系，能够认定实行行为以前阶段的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且不够。［7］例如，行为意欲杀人，将购买的毒药放置家中，自己小孩以为是食品误食后死亡，这种情况下不可认定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虽然行为人购买毒药后保管不慎与小孩误食而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购买毒药的行为与疏于保管仅仅是行为人意图实施杀人的预备阶段的身体动静，不能称之为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科处刑罚的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因为他是谁。明显的罪责(manifestcriminality)要求行为违法的自然属性，即惩处那些不当行为的行为人。［8］在“雨中散步案”和“财产继承案”中，邀约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但是在本案中，行为人基于杀人的故意，将毒药交给家庭医生的行为具备了大陆法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行行为性，这是与“雨中散步案”和“财产继承案”的实质区别。

二、英美法系因果关系之思考逻辑

犯罪成立的基本要素包括犯行(actusreus)、犯意(mensrea)、因果关系(causation)和同时性(con-currence)。［9］例如，行为人欲行夜盗，在深夜闯入他人住宅之时必须具有盗窃的意图，如果不能证明闯入之时具有盗窃的故意，则不能以夜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可以对私闯行为进行谴责。所谓同时性原则(theprincipleofconcurrence)，并不是指犯罪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表面上的时间一致性，其实质要求是被告人的危害行为是在罪过心理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结果的发生体现被告人的心理态度。［10］在这些要素中，因果关系是刑法的核心问题且须证明其超出合理的怀疑性，而且因果关系的认定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个人责任。刑法以个人责任为基础，因果关系是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的中间环节，以及罪责相适的基础。其二，公平原则。因果关系将刑事责任归属于创设法律所禁止危害结果的行为人，法律如果不考虑行为人的参与程度，一概将涉及本罪的人绳之以法，这就显失公平。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不是为生活设立障碍，人们因为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受到不公的判罚，刑法若如此规定，那么大众在前往人群、酒吧等公共场所时则会犹豫不决。［11］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提供依据是因果关系的价值所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更确切地说，因果关系规则帮助我们确定在众多的因素中哪些人或暴力需要对引发的结果负责。［12］所以，英美法系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分两步走，即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目的是筛选出与危害结果有关的刑法意义上的原因，并以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实层次上，英美刑法把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介入原因两种。［13］事实因果关系(factualcause，cause－in－fact)是通过经验判断行为是否是触发一些列危害结果的因素，通常使用but－for规则，即假如无行为人的行为，结果则不会发生。之所以称之为事实因果关系，是因为这一规则是客观、经验的判断，这一规则与大陆法系的“条件说”含义无二。在认定事实因果关系的过程中，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事件的核心因素上，即不具有通常性的异常事实。条件(condition)是通常的，尽管很可能是结果发生的因素，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原因力。例如，行为人的开枪行为是现实、异常因素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正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而不是被害人身体素质(系条件，而非原因)致死亡的发生。［14］法庭通常情况下要么忽略这些因素，要么认为这些因素是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而不是原因。但是，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下，问题就会复杂很多，英美法系主要从加速结果、并发原因与阻断原因三个角度分析问题。例如，行为人开枪击中被害人腹部，不出意外将会一个小时后失血过多而亡，不知情的第三人亦击中被害人腹部，出血因此加速被害人五分钟内死亡(加速结果)。之所以认为行为人与第三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有因果关系，是因为从死亡的角度出发，两个人独立的行为都提前了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又如，行为人与第三人在没有犯意联络的情况下，分别击中被害人脑部与心脏致其死亡(并发原因)。因为任何一个行为都足以导致被害人死亡，则可以肯定两者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案件正如行为人和第三人预想的那样发生、发展。再如，行为人击中被害人腹部使其血流不止，第三人向被害人心脏开数枪后被害人即刻死亡。行为人企图致被害人于死地，但是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其行为的原因力被阻却，因为第三人的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更加有效(阻断原因)。在多因一果的案例中，由于but－for规则存在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实质因素标准(substantialfactortest)则作为前一规则补充性说明，其意义在于将没有法律意义、刑法不需要考虑的“原因”排除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范围之外，不能据此就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15］证明事实因果关系是必要的，但它不足以认定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并不是行为与危害结果具有了事实因果关系就要负刑事责任，成立犯罪须行为人不仅主观方面具有犯意，而且行为还是引起危害结果的近因。［16］所以，还需要证明被告人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法律因果关系，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17］在因果关系的发展流程中会存在行为人以外的行为以及突发性自然事件的情形，那么法律因果关系(legalcause)，即近因(proximatecause)须进行筛选。法律因果关系是主观上对于案件公平的裁决，以此引发陪审团正义感，［18］也就是说，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需要进行“法律因果关系”的判断，基本标准是“近因原则”，即在众多的原因关系中，寻找具有刑法意义的原因，即实质有效的原因(sub-stantialandoperatingcause)①。近因就是通过常识切断一些因素的法律因果关系，尽管这些因素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有一定的因果力。［19］例如，“酒后滑水案”深夜，行为人与其朋友醉酒后在酒吧附近的海面上进行滑水，严重超速并曲折前进，结果船翻。行为人让朋友抓住倾翻的船，朋友害怕溺水身亡未听行为人的建议并决定游泳回岸，事后查明朋友溺水身亡。［20］法官认为，欲免于被告人刑事责任，不仅须证明危害结果是被害人所致，而且必须存在替代原因(supersedingcause)的情形。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犯罪，尽管存在其他的促进原因(contributingcause)。如果说促进原因是正常的，并且结果的发生可以合理预见(reasonablyforesee)是被告人先前行为所致，那么介入的行为②就是非独立，不能成为替代原因，也就不能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所以，被害人自愿逃离由被告人创设的危险不能够成为导致其伤害甚至死亡的替代原因。［21］也就是说，在行为人致醉态的被害人于危险境地的情形，行为人不能以“被害人本可以作出不同或者更加谨慎的行为”为借口而豁免。其实，法律因果关系判断的过程就是法律价值评价的过程，这个阶段主要考察介入因素的价值大小。具体来说，美国《模范刑法典》“责任的一般原则”综合考虑现实的危害结果和事件发生方式，因危害结果系被告人通过谋划、预设或冒险的行为所致进行分别处理。在这些情形中，司法的焦点不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是导致危害结果的近因，而在于行为人基于何种责任———希望(purpose)、明知(knowledge)、轻率(recklessness)或疏忽(negligence)———而引起了法律所禁止的危害结果，这也是危害行为的内涵所在。［22］可见，在英美法系因果关系的论证过程中，不仅要说明事物之间客观的必然联系，而且要结合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内容来对行为进行归因、归责。

三、两大法系关于本案的解决路径

英美法系在解决问题时多考虑解决方式的合理性与高效性，大陆法系则更强调解决问题的逻辑性与思维的缜密性，基于两大法系体例差异以及思考问题方式不同，我们对本案的解决路径进行对比论述。(一)英美法系解决路径。本案的法官认为，母亲基于杀人的故意将毒物交给家庭医生的行为符合了but－for规则，因而是婴儿死亡的事实原因。另外，本案有两个介入因素:一是家庭医生疏忽随意将毒物放置于小孩可以拿到的范围，一是小孩无辜地将毒物喂给婴儿的行为。尽管出现了这些介入因素，仍然不能否定母亲的行为是导致婴儿死亡的近因。这样的结论并不难以接受，母亲想毒死婴儿，而且这样的结果确实发生了(intendedconsequence)。从道德的直觉出发，家庭医生的疏忽行为与孩子无辜的行为并没有阻断了母亲实行行为。［23］可见，该判例认为，当行为基于犯罪的故意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尽管介入了若干不可预见的因素，只要行为人期待的危害结果发生了，仍然不能否定行为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正如这句法谚所言，原因的原因是结果的原因(Causacausaeestcausacausati)，表明了间接原因是结果发生的原因。［24］也就是说，蓄意者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掺入了许多介入因素，并不因此否认蓄意者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英美刑法学者所言，如果行为人企图制造危害结果，而且这样的结果也确实发生了，我们很有可能认为行为人引起了结果，尽管这种结果的发生路径并非是按照行为人所预想流程进行的。［25］再如，“男友伤害案”男友因欲扼死女友而以谋杀罪被起诉，女友六周后死于医院，专家鉴定死因可能是输血或者药物引起。［26］法院认为，如果行为人对他人实施了严重的伤害，那么因为不恰当的治疗导致被害人死亡通常情况下不可以成为行为人的抗辩事由。［27］大陆法系修正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危险的现实化的情形，如日本经典的判例“大阪南港案”基于行为人导致被害人严重的损伤，介入第三的伤害行为仅稍微提前了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不可以否定行为人先前伤害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与英美法系的蓄意结果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等价性。(二)大陆法系解决路径。大陆法系解决本案的路径主要是通过建立母亲消极无视态度的不作为与孩子喂食行为之间联系，如果这种情形的发生是一般人可以认知的内容，则成立故意犯罪;反之，成立过失犯罪。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则通过母亲“控制或利用”孩子的行为而认为其行为对危害结果具有了原因力。简言之，大陆法系的解决本案方式是通过构建行为人行为与介入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可责的行为。总之，如果认为本案中的母亲交付家庭医生毒物行为具有可责性的话，则通过母亲疏于管理与小孩喂食行为之间的联系，肯定行为人行为与危险结果或实害结果具有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总的来说，大陆法系对于本文案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第一，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问题。如果本案认为母亲将毒药交给家庭医生的行为仍然是预备阶段创造条件的行为，毕竟医生将毒物放置一边的行为尚不足以对婴儿的生命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若其后发生的事件超出母亲认识能力范围，这种情形就不否定母亲行为成立犯罪预备。相反，如果认为母亲将毒物交给家庭医生已对婴儿的生命具有了紧迫的威胁，因为医生有可能喂给婴儿毒物，或者退一步说，医生将毒物放置一边后母亲对于毒物具有管理义务而未予以管理，此刻对婴儿生命产生了现实、紧迫的危险，则成立犯罪未遂。大陆法系形式客观说认为，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具有引起既遂犯的构成要件结果之行为这样的限定的意义，实行的着手就要求是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的着手。而实质的客观说则认为，具有引起既遂危险性的行为的着手就是“实行的着手”，或者以发生了引起既遂的危险为理由肯定“实行的着手”。［28］可见，基于规范本身以及现实危险不同判断要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认为行为人将毒物交给家庭医生或者事后怠于管理毒物是法律规范类型化的犯罪行为的着手的话，此时对于婴儿生命法益的侵害已经具备实质的危险性，至于是否既遂仍然要进一步分析行为与实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共同犯罪与间接正犯的问题。目前，大陆法系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主要存在“部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其中，行为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虽然是与单独犯相区别的一种犯罪类型，但在本质上仍然是行为人个人的犯罪。其与单独犯的差别仅仅在于，单独犯是自己亲自实施到引起结果为止的全部实行行为，而在共犯的场合，行为人则将他人的行为置于自己行为的延长线上或者作为自己行为加以利用而已。［29］例如“朋友毒杀案”行为人因朋友夺走自己女友一直怀恨在心，并意图致朋友于死地。一天晨练结束后，行为人将放有毒物的水让不知情的第三人交给自己朋友解渴，朋友喝下水后毒发身亡。本案中若把行为人将水交给不知情的第三人解读为一种“意思联络”的方式，两人则成立共同犯罪。按照行为共同说的观点，本案中母亲怠于管理家庭医生随手放置的毒物与孩子喂食行为也可能成立共同犯罪，因为共犯的成立并不必然要求行为人触犯故意犯罪。本案应该是母亲不作为的行为(即应当消除危险而没有消除)与孩子无法预见食物系毒物喂养婴儿行为合力导致了危害结果，可以肯定成立共同犯罪，小孩因为没有认识毒物的可能性而阻却责任。进一步讲，间接正犯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共同犯罪的否定，［30］关键看客观上行为人对实行者是否具有支配力和主观上实行者是否具有规范意识。“朋友毒杀案”行为人通过欺骗第三人达到其犯罪目的，如果认为行为人尚未控制第三人的话，按照行为共同说可以认定行为人与第三人成立共同犯罪;如果认为行为人以欺骗行为控制了第三人，那么行为人便是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但是，认定间接正犯并不天然排斥共犯的成立。这样的分析思路同样适用于本案。第三，故意与过失的问题。行为人“创设危险”而产生了作为义务，即“风险管辖”的义务，任何一个对事实发生进行支配的人，都必须对此答责，并担保没有人会因为该事实发生而遭受损害。支配的另一面就是答责。按照这一原则，任何人都必须安排好自己的行为活动空间，从这个行为活动空间中不得输出对他人利益的任何危险。如果创设了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当事者必须担保这种风险不会转化成现实。［31］本案中，首先行为人具有了消除危险继续存在的义务，也就是说行为人欲免于刑事责任，则需要消除毒物对于婴儿潜在的危险，正是因为行为人没有及时消除危险而产生了小孩喂食婴儿的后续行为致其死亡，则可以肯定行为人符合了以不作为的方式达到了积极杀人效果。正像侵害法益的危险迫在眉睫，且实施所期待的作为的话，就能回避发生结果一样，该不作为所具有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必须和作为犯的构成要件所本来预定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具有同等的程度。只有和作为犯的实行行为能够同等看待程度侵害法益的不作为，才能视为实行行为。［32］母亲明知家庭医生将毒物放置一边而任由事件继续发展，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如果认为医生将毒物放置一边，此时事件的流程已经结束，事后母亲疏于管理毒物过失致危害结果发生(小孩喂食的介入行为超出了母亲的认知范围)，则会涉及故意杀人罪(犯罪预备)与过失致人死亡罪(不作为)数罪并罚的问题。通过上述比较不难看出，英美法系关于本案的解决思路相对直接、简化一些，根据“蓄意结果规则”，可以认为母亲行为与婴儿死亡结果之间具有了法律因果关系，以谋杀罪论处。母亲意欲通过家庭医生疏忽喂药致婴儿死亡，医生认为没有必要喂药而随手将毒物放置一边，之后孩子误认为毒物是食物将其喂给婴儿，最终导致了危害结果。在本案的发展进程中，正如英美法系法学家所言，当符合了but－for规则的情况下，蓄意结果相对于离蓄意者行为而言再远也不为过(Intendedconsequencesarenevertooremote．)。［33］或许在本案的解决上，有人认为大陆法系偏重客观主义，英美法系倾向主观主义。但是，客观主义不是客观归罪，主观主义也不是主观归罪，这从各国刑法的规定以及公认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犯罪论体系就可以得到证实。之所以分别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因为09客观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与主观责任(责任能力、故意、过失、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在各自理论中的地位不同。在客观主义那里，客观行为及其实害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具有根本意义;主观责任虽然是成立犯罪的条件，但它不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在主观主义那里，主观责任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具有根本意义;客观行为虽然是成立犯罪的条件，但只具有征表的意义，即只具有说明危险性格的意义。［34］

四、结语

我们常说这样一句法谚，“任何人不因思想受处罚”，即思想是自由的，国家不能将任何人的思想作为刑罚处罚对象;反过来说，只有行为才能构成犯罪，才是刑罚处罚的对象。［35］在本案中，母亲交付毒物与对放置的毒物消极态度并不难归结为刑法中的实行行为，如果本案是基于母亲与家庭医生的行为致婴儿死亡，归因与归责的认定也并不棘手。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随手放置毒物后，“孩子将此喂给婴儿的行为”(作为另一介入因素)将问题复杂化。英美法系认为，如果被告人希望其行为制造危害结果，则不可否认其行为对于结果的因果力，除非不论行为人做什么危害结果都会发生。本文案例中母亲希望婴儿死于服用毒物，考虑到她所期望的结果已经发生，事实系小孩而不是家庭医生喂给婴儿已无关紧要，在这里可能将道德与政策的因素考虑在认定因果关系的过程中。［36］英美法系这种化繁为简的逻辑方式值得借鉴。大陆法系通常以逻辑缜密、疏而不漏著称，针对本案，一些学者可能会基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考虑不得不挑战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也就是说，在大陆法系的归因理论中恐怕很难找出合理规则来认定本案的因果关系，或者规则之间关于本案的认定的结果是互相矛盾的。没有任何两个案件是完全相同的，对于比较罕见的案件，大陆法系的缜密性显示出其弊端，很难达到理论自圆其说。于是，就会不断地出现新理论修正旧理论的现象，我们不得不说学说的修正过程是学者们逻辑思维能力提升的过程，但这些复杂多变的学说理论未必有利于司法实践。英美法系化繁为简的解决问题思路确有可取之处，当然也不是完美的，“蓄意结果规则”是有其适用范围的，显然不适用于存在异常、独立的介入因素的情形。英美法系曾经针对杀人罪设立了“一年零一天规则”①，目的在于确定因果关系的范围，但是因为案件的复杂化这一规则已经不再适用并退出了历史舞台。刑法领域中很多问题涉及范围确定难的窘境，比如本案的因果关系与未遂犯中现实危险的程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两大法系而言都是不可逃避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若能将大陆法系的缜密性与英美法系化繁为简解决方式相结合，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条解决问题新思路。

作者:吴 浩 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