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摘要】透过文化人类学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仅可以拓宽多元化的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传承性视野，而且还可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找寻不同文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发挥“和谐酵母”的方式及其独特功能。与之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人类整体而言，少数民族在促进人类文明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功能和作用。它是多元化文明形成和人类探索自身种类变迁标本及活化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应该注意文化传播中有可能出现的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问题。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化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哲学意涵及其人文价值取向

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对外场合向世界阐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自此之后，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视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100多次的阐释和说明。特别是在2015年参加联合国总部举行的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自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并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中，其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它不仅反映了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可和赞同，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彰显了中国特色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对外传播效果正在逐渐显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仅从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的角度勾勒了未来世界向着合作共赢、权责共担的趋势发展，更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揭示了人类整体作为生物体的一个类别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走向，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人民在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对寻求人类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深切期盼和强大动力。首先，人与人作为生物体意义上的类，本质上休戚与共。与其他生物体类一样，人就是宇宙万物生物链条中的一个类别，它既有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类别的独特特征，也有人作为生物体类别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法则。人类作为生物体类的发展历史证明，合作可以共享成果，冲突和战争导致灾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信息时代的人类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包容，这既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生存需要同类相互帮扶的本能，也是人类具有高级思维能力并由此产生理想精神生活追求而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本质；另一方面，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由不同地域习俗、思维模式、伦理和行为规范构成的形态各异的文明不仅在本质上没有相互冲突的内在规定性，而且不同文明的交融更将人类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讲就是人如何适应自然并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并为人类自身利益所增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质量高，那么人类生存及由此获取的自身利益就越多。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质量从根本上则取决于人类共处的质量。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精粹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它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之间的相通和统一。

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在追求人与自然相通的同时，也努力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科学研究证明，人类自身活动对自然界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和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用以补救的能力。无论是二战后期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还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都是最好的明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倡导人类相互之间和平友爱、互助共赢，而且从人类自身活动的目的性方面勾画了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互相信任并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图景。核武时代，如果人类相互之间关系到了睚眦必报之境地，那么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将不复存在，而人类的存续也就无从谈起。从根本上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人类技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而人类由利用自身技术发展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对自然环境的致命摧残，这种致命摧残又反过来对人自身生存形成根本性的损害和威胁。再次，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互动关系的一种结果呈现。也就是说，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究其根本是由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互动关系而决定。这种互动关系体现了作为特殊生物体类别的人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因果关系共生。

人与人关系好，社会运转相对畅通，社会和谐程度就高。人与人反目成仇，不仅影响到人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更无从谈起由人的各种关系构成的社会和谐环境。中国儒家倡导“天下大同”意在追求人类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希冀。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人人亲近、和谐礼敬社会关系的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倡导以和为贵、亲仁善邻，而且崇尚和而不同。正如所说：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二、文化人类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文化人类学致力于不同族群和社会的文化起源及其差异比较研究，从而归纳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特别是通过对少数族裔文化现象的研究，力图在不同风习、特征及呈现方式的各种特定文化之间寻求它们相通的表现形式。透过文化人类学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仅可以拓宽多元化的人类不同文明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既保持自我文明独特的历史传承性的视野，而且还可以从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中找寻这些不同文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发挥“和谐酵母”的方式及其功能。

首先，文化人类学研究证明，人类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具有相融相通的本质特征，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求所有国家、种族和习俗都向着某一种文明“标准”发展，这与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源泉的文化同质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状态，也是人类文明交融互通、和谐共生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又要寻求与其他文明和谐交融的最大公约数，从而为不同文明个体特殊性与整个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之间搭载互通互联的平台，真正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进而推进不同文明间的交融共享和互学互鉴。

其次，文化人类学通过对人们思维模式、民族心理及宗教风习的研究，总结人类不同文明的起源和变迁的规律，从而揭示文化的本质。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启示：各个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合理性就在于，这些不同文化已经成为它们所适应民族延续生存的血脉，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将文明提升到更高的阶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正所谓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它的人才知道。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在于尊重各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和道路选择。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就在于和而不同及求同存异。

再次，文化人类学研究已经证明，少数民族文化是促使世界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地球变成了超越时空的“村”，少数民族无疑也是地球村重要的成员。因此，如何在信息化时代更好地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延续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对于民族国家还是人类世界整体，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途径就是在遵循人类“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前提下，“理解少数民族文化个性乃是相对于整体的局部性和特殊性”。这里的“一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必须将自身的特殊性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进而发挥其在促进本民族不断发展中的内在作用，为人类整体文明提供通则性的经验启示。显然，这种特殊性的呈现和内在性因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他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充分尊重和包容。

三、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和功能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人类整体而言，少数民族在促进人类文明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它是多元化文明形成和人类探索自身种类变迁标本及活化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文明为例，正如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基本共识，单纯的汉文明显然难以独立支撑整个中华文明的全部，而从文化人类学视阈观察，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不仅被汉文明同化，而且有更多现实和理论的证据表明，汉文明中的很多优秀传统因子显然是被少数民族文化同化的结果，从而形成了费孝通称谓的“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就此而言，少数民族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不仅不可能失语，而且还会发挥所谓主流文明无法比拟的特有功能。原因很简单，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重要角色和场域。

首先，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异质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助推剂。正是种类繁多、品质各异的少数民族文化才赋予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无穷魅力。历史经验证明，少数民族文化也是推动社会更新与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古“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不仅从商业角度展现了中华文明“和合”的本质，而且对于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更是提供了历史镜鉴。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发展及全球化趋势为世界范围内少数民族文化的弘扬传承提供了强大动力。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搭建了平台和载体；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必将发挥助推剂的功能，从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大放异彩。仅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大多是少数民族种类和语言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些不同民族数千年来与其他民族一样，为当地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包容性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其次，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能够促进人类不同文明共享，从而在构建平等、公正、道义和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显现其非同一般的地缘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倡导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而少数民族文化则是各少数民族在一定地理空间内长时期不断积淀而成的、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特有的族群内在精神活动和物质体现的总和，其独有的地缘特质不仅能够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涵，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作为生物体的人类世界更加不断重视同类平衡发展，从而在整体上全面提升人类互利共存的素质。以马镫的发明为例，正是由于生存在多民族地域内的古代中国少数游牧民族对马鞍的创造性贡献，才深刻造就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骑士集团，也使古代战争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这无疑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可以说，马镫的出现不仅对骑兵发展史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而且对于人类多元文明的融合进步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就此而言，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作为人类整体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能够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效果。再次，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及其内涵。正如前文所述，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少数民族文化是人类文明和进化必不可少的基本因子。从文化人类学视阈看，由语言、习俗、伦理规范及思维模式等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交融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既需要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和平合作、互鉴互学，更需要不同区域、族群文化之间的密切交流、沟通和融合。少数民族文化最能展现人类文明的异样性，是跨文化传播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活跃要素。充分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少数民族文化的优势，不仅有助于消弭一些民族间因历史问题或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差异等原因而造成的民族隔阂或对立，而且可以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进一步增强人类之间较为全面的相互认知，从而在理念上进一步完善诸如“一带一路”等行动举措实施的针对性，强化并丰富跨文化传播意识和途径。因为各少数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独有的地缘特质构成了差异性跨文化传播的互异性理解基础。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少数民族文化传播需

要注意的文化冷漠和文化中心主义问题少数民族文化冷漠主要是由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诱发，前者由于对属于“自我”的文化的极端偏爱而导致对“他者”文化的蔑视甚至排斥，而文化中心主义主要是生活在同一社会群体内部的成员由于彼此间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念、态度、传统、风习、生活方式等社会特征而形成的对其他文化的漠视。两种文化倾向皆因对自我文化的极端欣赏导致对其他优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冷漠，甚至粗暴诋毁其他文化，从而形成文化对立和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就是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出发点，既不对文化按照所谓优劣划分等级标准，也不以某种强势文化为主导强行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渗透，而是以平等均衡的观点集聚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优势，共同促进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所谓跨文化传播其实就是文化交融的过程和状态，它是一个不同地域人们在追求物质和经济以及其他精神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他者”文化认知及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具有认可和尊重的意义，而且往往还伴随着错误或恐惧。

“地理位置分割开的不同文化可能会由于人对物质和富裕生活的需求而开始了文化间的互动，每一次商品交换都会增加商品成本，降低可能的利润，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其他文化的存在，当然也导致了对其他文化的许多错误认识。如“丝绸之路”使东西方的贸易更加频繁，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开来，也增加了对于远方的陌生人的恐惧。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涉及人类整体未来发展命运，其场域包括人生活和发展的整个地球和外太空空间领域，构建主体则是全部人类自身。这就是说，世界上不分国家、种族、肤色和语言，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体，各个地区少数民族显然也毫不例外作为主体参与其中。就此而言，少数民族文化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这个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这就要求必须将作为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举措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有机联系并严格区分开来。

否则就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念上的偏差。实际上，类似“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成功实施，与其讲述故事给别人听，不如让别人亲身感受并讲述这些举措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更有说服力。换句话说，对外传播中需要讲故事，但所讲的故事应该是自己所亲历而别人所不曾知晓的事情或感受。或许这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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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宇豪 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