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在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作用

摘要：当前，我国建设了大量的农村新型社区，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农村新型社区普遍存在村民道德水平滑坡、集体主义意识弱化、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不利于社区治理的正常运行和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为此，提高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水平和村民的道德与法律素质成为当务之急。学术界对此提出了众多建设性意见和对策。鉴于此，有必要分析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明确民俗文化在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新型社区；民俗文化；治理现代化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加速进行，城镇周边建设了大量农村新型社区。这些“村改居”工程既改善了村民生活条件，综合利用了土地资源，促进了乡村振兴，又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村民道德水平滑坡、集体主义意识弱化、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不利于社区治理的正常运行和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众所周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城乡治理的现代化，落脚点在于实现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如何改进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能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新型社区是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对行政村和自然村进行裁减合并，在城镇、交通要道和工业区周边参照城市社区理念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并引导村民集中居住而形成的社区。农村新型社区处于传统乡村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期，其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第一，村民道德水平滑坡。随着社会变迁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严峻挑战，出现道德滑坡现象。如淳朴民风退化、社会诚信缺失、拜金主义盛行；盲目攀比、铺张浪费、极端仇富、通过婚丧嫁娶敛财；家庭解体、离婚多发、虐待儿童和遗弃老人时有发生；有的村民好逸恶劳、不思进取、坐等政府救济，以争当贫困户吃低保为荣；有的长期酗酒，或沉迷于网络游戏，啃老族大量出现。第二，村民集体主义意识弱化。农村新型社区村组经过合并和重组后，村民原有的村组身份意识淡化，集体主义意识弱化，传统的团结协作和扶危济困习俗逐渐丧失，呈现出个体原子化趋势；一些村民组织观念涣散，以邻为壑，缺乏公益观念，不愿为社区公共事务出工出力，坐等基层政府解决社区公共事务中所有的问题；还有的村民长期不交物管费和水电费，随意破坏社区基础设施，或在社区公共区域乱搭、乱建、乱扔垃圾。第三，村民法制意识淡薄。一些村民缺乏法制意识，认为法不责众，肆意挑战法律权威，导致有的社区法纪松弛，黄赌毒盛行，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少数村民目无法纪，偷盗诈骗，打架斗殴，暴力犯罪增多；有的乡村家族势力抬头，涉黑涉恶，干扰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呈现“刁民”群体化趋势；一些地方迷信泛滥，邪教乘虚而入，引起村民思想混乱，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个别社区干部在拆迁拆违、城中村改造和安置房分配等工作中以权谋私，甚至违法犯罪。

二、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导致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村民素质不高的原因，又有社区治理水平不高、治理手段落后，还存在在传统农村治理模式等原因。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的实质在于村民向市民角色转化过程中的能力和认知冲突。为此，应该从社区治理的主体即社区居民自身寻找症结所在。第一，社区治理主体缺位。社区治理的主体是全体社区成员，他们是社区的主人而非简单的管理服务对象，社区治理应增强居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代表性。农村新型社区普遍淡化了群众自治组织的本质属性，呈现出社区行政化和裙带化趋势。社区干部人浮于事，年龄、知识普遍老化，观念陈旧，社区机构代表性不够，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同时，村支两委和社区组织重合，多元治理主体发育不足，权责不明。农村本来就存在青壮年外流和空心化趋势，加之社区基层组织经济待遇偏低、办公条件较差，无法吸引农村精英进入社区工作。社区事务无人参与，村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较低，与社区组织关系疏离。第二，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导致村民心理不适。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村民之间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差异较小，同质性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市场化不断吸引农村青壮年走出农村，加速了农村传统生活方式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并变得冷漠。农村新型社区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口流动性加快，劳动分工明显，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异质性极大增强。农村原有社会结构瓦解，传统的人际关系被打破，从熟人社会过渡到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再加上村民和土地的直接联系被切断，其农村原有宽敞居住空间和传统农耕习俗无法延续，使得村民对新型社区生活感到不适。第三，收入不足使部分村民经济窘迫。在农村新型社区，一部分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就近在乡镇和工业区就业，劳动力得到了有效转移和承接，一部分老年村民因享有低保而生活无忧。但是，多数村民特别是中老年人和妇女，由于缺乏城市生产生活技能而弱质化，被排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同时，部分村民搬离农村原有房屋和土地后，其传统自给自足的低成本生活消失，骤增的生活成本使其生活较为窘迫。加之新型社区内部出现贫富分化，部分边缘化村民无法顺利融入城镇社会，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由此对集中居住产生了抵触情绪。第四，传统文化断裂导致村民产生信仰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急剧衰落，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消失，传统文化逐渐失去了生存土壤，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逐步失去认同，村民由此失去了传统道德的依托和制约。加之一些落后的封建文化和外来不良文化乘虚而入，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涌入乡村，多元文化冲突、主流文化缺失造成村民思想混乱、无所适从，农村陷入严重的信仰危机。而乡风文明建设长期以来存在认识不足和重视不够的问题，未能及时扭转村民道德水平滑坡的不利局面。

三、民俗文化在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要体现为村民自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国家政策法规的顺利推行，其治理效果的优劣取决于村民的道德法律素质与认可参与程度，实质上是广大村民文化认同下的协同治理，文化因素在社区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聚居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生活认识和经验总结，它是农村普遍遵从的习俗和社会规则，是村民内心的道德命令。民俗文化中的传统节庆、乡规民约和家规家训等习俗长期起着提升个人修养、规范家庭伦理、调解民间纠纷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至今仍然对村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可借助民俗文化这一内生性文化资源来改善社区治理，使其由政府主导型治理向内生型治理转化，实现社区善治。（一）民俗文化具有重塑村民主体意识、增进社区共识的凝聚作用。农村新型社区治理要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需要得到社区成员普遍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能够消除村民间的心理隔阂，改善村民与社区组织的关系。民俗文化是村民之间天然的情感纽带，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可以重塑村民的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增强村民的责任意识和协作意识，培育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应高度重视民俗文化的凝聚作用，以其为突破口来重建社区文化认同。如民俗节庆活动是村民喜闻乐见、不令而行的活动，可以通过举办传统节庆、庙会，扶持社区文化精英，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还可通过建设祠堂、名人故居、社区博物馆、文化礼堂和社区文化艺术墙等公共文化空间，唤起村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重建社区共同体意识。（二）民俗文化具有弘扬正气、完善道德的引导作用。道德是社会的基本准则，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需要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社区居民应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这种素质的培养既来自日常的道德宣传，更来自文化的潜移默化。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民俗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值得对其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我国优秀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民俗文化应在其引领之下，融入现代公民道德规范并予以大力推广，有助于陶冶村民的道德情操，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促使村民向现代公民转化。费孝通认为我国传统农村是礼俗社会，礼治维持了乡土中国的正常秩序。应高度重视礼治的积极作用，充分吸收乡规民约、家规家训和家风建设的精华成分，消除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弘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等优良传统，培养村民积善行德、团结互助、勤俭节约和孝悌忠信等传统美德，以提升村民道德素质，重建农村新型社区道德秩序。（三）民俗文化具有弘扬法制、惩戒犯罪的警示作用。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需要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创造一个人人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法制氛围。尽管行政和法律手段迅猛有力、使人敬畏，但其实施需得到乡村内生性道德秩序的配合，否则就无法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民俗文化正是这种内生性资源，它通过道德教化与舆论监督对村民进行管理和约束，是一种长期有效的内部约束机制。民俗文化中的乡规民约、家规家训含有大量对违法犯罪的警告和劝诫，对、盗匪、恃强凌弱、违背人伦和破坏环境等行为予以严惩，起到了震慑作用。如包拯在《包孝肃公家训》中所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应充分利用民俗文化来增强村民的法制意识，将其与现代法制观念和法律条文相结合，帮助村民树立现代法律意识，为社区治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从而有效地管控社会。（四）民俗文化具有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帮扶作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改善村民的生存条件，提高社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社区治理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农村新型社区中，一部分留守老人、妇女和部分青少年无所事事，经济条件窘迫。这些弱质化的劳动力既不适应机器大工业生产也不适宜外出到大城市打工，只能在本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上寻找出路。民俗文化具有地域化、大众化、低投入和易于培训的特点，适合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收入增加和文化传承的双赢。应充分认识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实施“民俗文化+”发展战略，使其成为农村新型社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可将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田园生活、传统古村落民居、民俗节庆、特色美食与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相结合，大力发展农村旅游、民间工艺等现代服务业和休闲产业，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富余劳动力，促进村民增收，夯实社区治理的经济基础，重塑村民的文化自信，实现乡村振兴。综上所述，民俗文化对村民具有天然的认同感和约束力，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将优秀的民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合理地运用到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当中，通过乡村价值重建来解决村民道德水平滑坡、集体主义意识弱化、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从而实现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现代化，加快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冯俊锋.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治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2]刘晓研.城市更新：社区善治的文化认同逻辑困境与出路[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3]林莉.乡村价值演化与振兴：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发展的内在伦理[J].新视野，2019，(2).

[4]赵娜.创新社会治理与社区文化建设———基于“清河实验”项目的一些思考[J].民俗研究，2017，(1).

[5]黄开腾.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研究[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6，(2).

[6]张士闪.温情的钝剑：民俗文化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J].中国农村观察，2009，(2).

作者:安勇 王贝 单位: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