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中竞技体育精神

摘要：竞技体育精神作为竞技体育的内在灵魂和价值导引，在古希腊时期闪耀着普照之光。中世纪的宗教压迫不仅压制了竞技体育，也摧残了竞技体育精神；在宗教内部分化和人文启蒙的近现代，竞技体育得以重生，竞技体育精神获得生长；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勃发，促成了竞技体育精神的兴盛。这一历史叙事的意义在于，如此方可构筑我们阐释竞技体育精神的基础。

关键词：竞技体育精神；古希腊；奥林匹克

通常而言，竞技体育精神作为与体育竞技行为相对应的内在灵魂，可以从竞技体育主体的光辉典范，如古希腊的竞技体育精神典范，体验灵魂的共鸣，达成竞技体育精神的通约，也可以从欧洲中世纪竞技体育的式微，反省竞技体育精神的沦落，还可以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勃发，接受现代竞技体育精神的鼓舞。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还可以概括、提炼出今天应该坚持的竞技体育精神。

一、古希腊竞技体育精神的典范及其产生基础

古希腊文明已经广为流传，其竞技体育精神典范首先在思想界可以找到最普适的经典。在赫西俄德的《神谱》里，值得推崇的男主人公都是强壮有力和充满智慧的，他们“强壮有力、手艺精巧”，他们“身材魁伟、力大无穷、不可征服”。在同期出现、后世流传更广的《荷马史诗》中，英雄们个个相貌堂堂、智勇双全。因为古希腊崇尚的是“全面教育”，既要有强健的身体，还要有雄辩之才，有条件的家庭还要懂音乐和艺术。柏拉图认为，体育可以培养人的性格，还可以培养人的品格，美好的躯体里比丑陋的躯体里孕育着更多的温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或自由人）与奴隶的差别在于两个方面：就生理或身体而言，奴隶的体格强壮，自由人的体格则俊美；就心理或灵魂而言，自由人是有理性的，而奴隶则是没有理性的。古希腊竞技体育精神典范，有其特有的产生基础。

首先，参与体育竞技的地点神圣。竞技运动是古希腊民众用来祭祀神灵的宗教习俗，如祭祀宙斯为主的奥林匹克竞技场，位于伯罗奔尼撤半岛，是古希腊人祭祀宇宙之神宙斯的圣地。因此，每个人的到来都是虔诚和自觉的，并以此而自豪。其次，参与体育竞技的动机纯粹。在这些竞技运动举办时，古希腊各城邦自动停止战争，进入“奥林匹克神圣休战”，这使得奥林匹克成为和平圣地。人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享受竞技运动带来的纯粹快乐。至于各项竞技运动的唯一获胜者，他们收获的物品只有橄榄枝和城邦荣耀。再次，参与体育竞技的资格严格。奥运会举行前一个月，各个城邦的选手要到举办地参加资格审查。这些选手必须具备三个要件：纯希腊血统、未曾有犯罪记录和希腊公民。所以，所有参与的人都很在乎自己的机会和名声，参与积极。

最后，参与体育竞技的规则严格。在奥林匹克年的春天，由奥林匹克举办地伊利斯城邦派出三名纯希腊血统的运动员，带着圣火，分别前往古希腊各城邦，通知举办时间，并宣告伊利斯已成为圣域。“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到来后，任何携带武器的人都将受到神的惩罚和奥运会组委会的制裁。斯巴达在第90届奥运会期间，企图攻打菲尔卡协，结果被取消参赛资格，不许敬神，并处以罚款。

二、欧洲中世纪竞技体育的式微和竞技体育精

神的沦落通常而言，人们将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公元1640年）的这段时间称为中世纪。欧洲中世纪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这种黑暗，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同样是暗无天日。竞技体育的式微可以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废除、骑士体育的兴起和对民间竞技体育的禁止这三起重要事件体现出来。首先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废除。受基督教影响，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下令禁止角斗士比赛，违者重罚。到了公元394年时，已经成为基督徒、于公元392年确立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正意图废除其他的神，于是，在牧师们的鼓动下，他废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类“异教的残暴”。

公元424年，罗马皇帝更以基督教的名义，放火烧了奥林匹亚的残存庙宇。至此，竞技体育作为人们普遍参与的正式体育竞技形式，宣告结束。其次是骑士体育的兴起。所谓骑士体育，是指为战争需要培养骑士而形成的身体和技艺训练的教育体系。所谓的“骑士精神”，是信仰基督，忠于君主，勇猛彪悍，注重礼仪。骑士体育是欧洲中世纪体育的主要方式。由于骑士是当时的一个特殊阶层，不仅通过军功获得封地，而且具有当时最高的战斗力，因此，在实用主义军事思想支持下，其他的竞技体育形式迅速消亡。尤其是11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骑士为主体的十字军东征，使骑士的地位和影响大大提高，骑士体育在此后200年左右的时间里达到顶峰。14世纪末，因为火器的出现，骑士体育才逐渐没落。

最后是民间竞技体育的禁止。在罗马帝国的文明被摧毁后，教会建立了学校，但是，不管何种类型的教会学校，都一律将体育排除在教育之外。教会利用神权反对公共竞技，基督徒一旦参加竞技比赛，将不许参加“圣餐”仪式。曾经是竞技者，也必须永远放弃竞技，才能成为基督徒。在克莱蒙宗教会议上，教会更为极端，作出全面禁止竞技的决议，从此，从事竞技体育的人被视为异教徒，一经投入宗教裁判所，轻则施刑，重则夺命。因此，吉姆布莱希特说：“很显然，按照我们给‘体育’所下的定义，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给体育比赛发展提供的条件比任何其他一个历史阶段都要差。”欧洲中世纪竞技体育精神的沦落，可以归结为：出于侵略的需要，个体培养强健而匀称的身材让位于集体军事目标，体育从目的被异化为手段，合乎军事需要的体育得以保留，不适合的被迅速削减。骑士体育被加以利用，成为了欧洲中世纪的垄断性片面型体育方式；在基督教的普世性背后，是它的排他性。

历经“三百年教难”而没有消灭的基督教在其普世精神的坚守中，也作了向王权现实的妥协，如简化仪式、取消割礼、承认奴隶制等，而罗马的统治者也看到了基督教的利用价值，即基督教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可以使罗马皇帝真正意义上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因此，君士坦丁亲自主持了教会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使教会和皇帝实现了共赢。公元392年，基督教被以罗马帝国的名义宣布为国教。起源于祭祀古希腊众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当其冲，其他类似的竞技体育运动会也逐一被禁绝。最终，基督教取得了统治地位，基督教的教义也就产生了压倒性影响，作为竞技体育源头的、民间零散的竞技体育也遭受了灭顶之灾。基督教的教义之本是杜绝人的肉体的快感和欲望，追求人的永生。“基督宗教讲超越人类理智的真理，禁止肉体的享乐，劝导人们轻视人间一切事物。”

三、近代竞技体育的复兴和竞技体育精神的回归

到了欧洲中世纪晚期，对待体育和竞技体育的态度在教会的内部也有分化，耶稣会的教士们就重视体育。尤其是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灵与肉是一体的。而以人为中心来反对以神为中心的文艺复兴，“从新的审视角度来看待受教会无端指责达千年之久的身体活动”。在欧洲中世纪，官方有骑士比武，民间就有对骑士比武的模仿。到中世纪晚期，骑士比武被市民们以娱乐等各种可以表达的形式再现。在农村，农民们用猪、牛作坐骑，用连枷作武器，表演骑士的马上单人打斗。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如赛跑、足球、网球、射箭、击剑等竞技体育活动，也在各种节日庆祝活动中得到开展。竞技体育的规则也越来越细致和详尽。14至15世纪的好几位英国国王，还以法令的形式，颁布过有关射箭、足球等的规则。

这些法令和规章，是欧洲近代竞技体育制定规则的最初依据。19世纪的英国教育家、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将英国的竞技游戏引入学校，初步构建起学校体育教育体系。他的改革获得极大成功，学生不仅锻炼了强健的体魄，而且培养了遵守规则、公平竞争、勇于拼搏的思想品德，以至格拉比公学从地位很低的公学成为公学典范，成为英国其他学校纷纷效仿的对象。以体育的地位提升为路径，近代竞技体育精神得以回归。首先是人作为个体的人重新被尊重，不再匍匐在神的面前。然后，在人的灵与肉上实现了统一。最终，体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被置于优先地位，提高了体育的地位。首先，个体重新被尊重。西方近现代体育的大发展，需要以大多数人能够享有平等的体育权利为前提，而这一点又以现代民主国家形成所有人都成为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公民为条件。文艺复兴时期的“一般人”，在历史学家巴伦看来，就是卡斯底格朗教育中的理想“廷臣”。“廷臣”既要学习军事技能，还要练习游泳、跑步、摔跤、投掷石块、打网球等内容，近乎共和制社会中的“公民”理想。启蒙思想家们关于人的学说，“把带着‘原罪’枷锁的罪人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复归为像生物一样具有感受性的、活生生的自然人”。

其次，灵与肉重新统一。文艺复兴时期，“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一理念得以重归，人的身心全面发展逐步得到重视。“因为它（身体）是灵魂所住的地方，一旦身体毁坏了，灵魂便得立刻离开这个世界。倘若身体不健康，任何部分受了损害，它的客人，灵魂，便得住在一个薄待客人的住所。”最有影响力的是教皇庇护二世（PiusII，1458—1464年在位）认为：“人是由精神和肉体两部分构成的，人的精神和肉体都应得到发展。”最后，体育置于重要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因为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才可以接受教育；因为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才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灵魂，才可以对得起上帝；因为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才可以享受现世的幸福。”在他的泛智教育中，将体育作为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儿童，体育活动不仅能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能使他们心情愉悦，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启蒙运动思想家洛克提出了“三育并重体育为先”的体育思想。

洛克认为，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身体或心智如果有一方面不健全，那么即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枉然，身体衰弱的人即使有了正确的途径也无法取得进展，要有所成就，就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健全的身体怎么得来，不排除有少数天才，常人由所受的教育决定。大多数孩子身体不好，是娇生惯养弄坏的。正是有了中世纪晚期的宗教改革，宗教才从人的外部进入人的内部；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觉醒，才开启了近代欧洲人们对健康身体的追求，成为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肇始；有了启蒙运动对人的解放，才有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繁荣，并形成了西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的思想基础。

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勃发和兴盛的竞技体育精神

体育是人的基本需要，因此，即使教会和王室施以种种禁令，体育运动和竞技体育运动依然在中世纪后期在民间开始发展起来，代表资产阶级活力的文艺复兴更是将对人的身体的关注重新推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以顾拜旦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历经艰辛，终于让奥林匹克运动焕发出新的光彩，并且高度重视竞技体育的内在精神支持。1793年，德国体育家顾茨姆斯在其著作《青年体育》中论述了古代奥运会，并于1804年率先提出了恢复奥运会的想法。

随着各国对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思想家们对体育的推崇，世界各地尝试复兴奥利匹克运动会，尤其是泛希腊奥运会的举行，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到来提供了经验。19世纪初期，欧美一些国家为复兴奥运会进行了各种尝试。19世纪30年代、瑞典伦德大学的G．J.斯卡图教授曾组办过两次被当地报纸称之为“奥运会”的比赛活动。从1849年起，英国布鲁克斯博士组办过长达几十年的“奥林匹克节”。在希腊，国王奥托采纳扎巴斯提出的在希腊恢复奥运会的倡议，并于1858年了《奥林匹克令》。1859年10月1日，第1届泛希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连续几届泛希腊奥运会，为创办现代奥运会积累了经验。1889年，顾拜旦受法国委托，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国际体育训练大会”，了解了世界体育的主要状况。对古希腊奥运会的崇敬和对现实国际体育运动现状的不满，促成了他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愿望。1894年6月16日-24日，“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在巴黎索邦神学院举行，与会代表一致决定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并通过了《复兴奥运会》的决议。这次会议在在世界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历经艰辛，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终于如期于1896年4月6日在雅典举行。

自从有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竞技体育运动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组织上有了以国际奥委会为核心的三大体育支柱体系，思想上有了奥林匹克宪章，载体上有了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来还有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国际奥委会无论在社会影响、经济实力以及对全世界体育运动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方面，都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奥林匹克的意义已然远远超出体育竞赛本身，它已成为而且日益凸显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同期待、一种精神分享。体育不再只是一种运动，而是一种教育，一种生活方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勃发背后，是竞技体育精神的兴盛。“奥林匹克主义和理想是解决‘身’、‘心’协调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同时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以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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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咏梅 刘雪丰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