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政治思想研讨论文

[摘要]苏洵虽然作为一位文学家而被世人所知，但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在礼论上，吸取百家，融会贯通。使自己的思想别具一格，更现实、更实用；在兵论上，重视军事，并研究用兵之道，不盲从于社会上的“重文轻武”之风；在用人论上，针对时弊，提高相权，广用胥吏，这些都是他的政治思想中较有价值的部分。

[关键词]北宋；苏洵；政治思想

一

苏洵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文章为历代文人学士所推崇，并因文而扬名后世。然苏洵对自己的治国才能亦十分自信，他自言“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意，施之于今，无所不可”。于此可知他心中抱负。清人储欣亦云：“古来文人，深识治体，于国家数百年后安危存亡之几，烛照数算，大声疾呼而极言之，秦汉以来，洛阳贾傅(谊)而外，独老苏(苏洵)大苏(苏轼)两先生耳”，并且将苏洵誉为“宰相才也”，对他的治国主张、政治见解给予极高的评价。可见苏洵的政治思想是有着一定历史地位的。本文拟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探讨，以期看出他政治思想的特点。

二

苏洵的政治思想，有着许多的内容，有的是他根据历史与现实所作出的总结与归纳以及对前人思想的理解，因之形成的政治思想；有的则是根据北宋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危机，所提出的解决之道。

[礼论]在古代中国，礼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一国的治乱兴衰起着关键的作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各种具体的治国措施上，它都有着指导性原则，“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庄公二十三年)。所以历代思想家，在阐述他们的政治思想之时，都将礼论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礼论，以及对礼有关的一些问题的论述，都可以看作是他们政治思想的总纲。苏洵亦不例外。他说：“一圣人之力……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即在他看来，礼是确立一切社会秩序，维持一切社会秩序的关键，由此，礼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他因此更深一步地去探讨礼的各种意义与作用，不过这一切，都是以他对人性的认识为起点的。苏洵认为，人性天生具有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倾向：

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饥，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劳而乐选也，若水之走下。

利之所在，天下趋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为，则百家之市，无宁居者。

正因为人们都有着这样的习性与特点，所以在人群之间并不是和谐与安康，因此，统治者想无所依靠来驾驭民众，是十分困难的了。不但如此，整个社会的风俗也在变化，并且繁文缛节日盛，社会的风俗就日渐浇漓。苏洵通过对历史的考查后指出，尧舜禹禅让，并未举行一系列的典礼与仪式，也并未急于向天下人诰令，解释自己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其意以为生下之民以我当在此位也，则亦不俟手援天下以神之，誉之以固之出”。但是到了商汤灭夏桀之时，世风日薄，汤一面“嚣嚣然致其(夏桀)罪以告人”来显示自己的正义性，一面又显出一副爱民的模样，以此博得民心。后来武王伐纣更是鼓吹自己的祖先如何有德行，“如日吾家当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从商汤到武王，越来越需要通过粉饰自己的行为，来让世人认同他们的统治，社会风俗因之日渐浇漓。并且如此世风，并不能靠“由文返质”的办法使之改善，人类日趋文明，再返质朴过着简陋的生活，一是无人愿意，二是势不可能，只有“由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即靠一定的规范与手段来驾驭民众、利用风俗、掌握社会规律。如此就“天下可以复治”了，这时礼的社会作用才体现出来。礼就是统治者通过掌握社会规律控制社会风俗进而使民众服从尊卑贵贱的身份与等级，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但是既然人性都具有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倾向，就必然不会轻而易举地服从统治者的统治了。苏洵对于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所以他说，统治者制礼以维护社会的等级与秩序，但“徒欲使之(指民众)，轻去其旧(指民众天生而具有的人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故无故而使之事君，无故而使之事父，无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则不可”。正因为如此，所以统治者在制礼的同时，还应该让礼在功能上、特点上更具有实效性。对此，他提出了用《诗》《乐》《易》来增进礼的实效性，使礼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里，他将《诗》《乐》《易》作为礼的辅助工具来看待，这可以说是苏洵礼论的一大特点。作为古代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地位是平行的，并且各自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正像《庄子·天下篇》所说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明分。”但苏洵却将礼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其他的经典则是使礼能够更好地实施的工具。他认为《易》的作用是增加礼的神秘性，使得礼的各种功能不易让民众知道，于是统治者便可处于“不可窥”的状态。民众只能知道服从，但是却不知道统治者何以使其服从，正像他所说的：“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教亦随而尊。”苏洵漠视《易》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行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功能，而独看重《易》的幽隐性和神秘性，并将其用之于统治。对于乐的作用，苏洵看重的是它感人至深、风化人心的作用，进而让民众信服统治者的统治，安定于一定的统治秩序之下。《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心于人生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者也。”乐具有感化人的政治意义，所以苏洵说：“礼之所以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有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这样就能让礼的社会功能更好地实施，于是民众就易于服从统治秩序。社会就日趋于安定了。但是，乐的人文意义与文化功能，即乐代表人类感情的一种渲放，使人的情感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并且乐有“和”与“节”的作用，让人在表达情感之时不至于肆情而忘义，乐能让人达到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从而使社会安定、和睦。这些也同样被苏洵所忽视。对于《诗》，苏洵认为是可让民众在适当的条件下渲泄一下自己的不满，因为在苏洵看来，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喜欢享乐的，但是礼是制止人过分享乐，不让人安逸无所事事，这样礼与人性就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延续下去，就会“好色之心驱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生者，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而《诗》，正如孔子所说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具有着感发的作用。所以提倡诗，一方面可以“许我也以好色，而尤不许我之怨吾君父兄也”。在适当的条件下让渲泄情感，减少因礼而带来的统治与人性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不让这种渲泄超过统治者所允许的界线，从而危害统治秩序，所以，《诗》对礼的实施也至关重要。此外，苏洵也强调了《春秋》正名分的作用，不过在这一点上，他并无多少创见。

总的说来，苏洵将《易》《乐》《诗》赋予辅助礼实施的意义，能够补正礼的各种功能上的缺失。“礼之权穷于易达，而有《易》焉，穷于后世不信，而有《乐》焉。穷于强人，而有《诗》焉。”以此来促进礼的实施。苏洵的礼论，看重的是礼在政治上、在安定社会秩序上的意义。作为礼辅助工具，《易》的哲学意义可以忽视，《乐》的观赏意义可以忽视，《诗》的抒情意义出可以忽视，而他们的政治意义却被苏洵大量地挖掘出来了。这固然是减少了古代六艺丰富的文化内涵，但是在传统的框架内，六艺可以发挥最大的政治作用，稳定统治秩序，避免社会上的种种冲突。因此，六艺的现实意义更大于文化意义。在苏洵的礼论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是他广泛吸收了先秦各学派的政治主张，并将其融会贯通，使之合理地置人他自己的礼论框架内。作为他礼论的前提，苏洵的人性论颇似荀子。荀子论人性，指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所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样，顺着人类本性发展下去，社会必将大乱不止，因此，才需要礼来维持社会秩序，抑制人的过分欲望，让人能够合理地获得一些所求之物，但又不会毫无节制地摄取。并且，正因为礼是为了节制人的欲望而产生的，所以它与人性并不一致，是一种社会规范强加于人之上的。苏洵继承了荀子的这些观点。其次，苏洵关于社会风俗变化的看法，颇似道家，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道德说教与智谋、文明日繁一日之时，社会就在日渐堕落，就像苏洵所指出的汤放桀、周灭商这两个时期胜利一方的所作所为一样。社会的浇漓是一个不可制止的过程，庄子通过对上古传说时代的描述就表达了这一点。在“至德之世”，社会质朴、民风淳厚、毫无诈伪。但是到了三代以下，世风日渐浇漓，社会质朴的风气被扰乱，“惴恧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道家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提出要返朴归真，抛弃一切的文明，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这无疑是不现实的。所以苏洵认为，应“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运用各种手段控制风俗，驾驭民众，用积极的作为去遏制道德的败坏。再次，在苏洵眼中，《易》是作为辅助礼的作用得以有效实施的工具而存在的，它可以“神天下之耳目”，增加礼的神秘性，让一般民众“不可窥”，从而使礼“神化”、“玄化”，因之便能够处于让人遵从的地位。这里的礼，并不只是指一些礼节与仪式，它还包括了各种手段与方法。在先秦诸子中，法家对于统治手段与方法是十分强调的，韩非就认为君主要增加自己的神秘性，让臣民不知君主的心思，不见君主的作为，如此便猜测不出君主的喜怒哀乐，这样君主就便于统治了。所以他说：“寂乎其无位而处，廖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手下。”“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罔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苏洵将这种用于增加君主神秘性的手段施之于礼之上，虽然礼与君主本身并不是一物，不过礼作为维护君主统治的重要工具，君主作为操纵礼、运用礼的人，不论是增加哪一个的神秘性，其欲达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综上可见，苏洵的礼论，不但有他自己的创见，还广泛吸收消化了先素诸子的政治思想，以此让自己的礼论更具有深刻性与实效性。史称苏洵“通《六经》、百家之说”，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将“百家之说”运用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去，使得他的礼论在历代礼论中别具一格，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兵论]兵论，以及关于与兵相关的对于战争的见解与看法，也是苏洵政治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过程中另一种手段实现”。一个政权的存亡，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政权的军事力量情况。苏洵十分重视兵的作用，他说：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

苏洵的这一段话，是有着针对性的。北宋赵匡胤皇袍加身当上皇帝，一面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面又鉴于五代十国兵事不止、将帅跋扈、武人兵权在握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于是就削弱地方的兵力，使军权集中，将精锐之师悉集京师，而守卫地方的厢兵战斗力却大为下降。又将地方官的军事指挥尽为没收，这样就使得地方的军事防御力骤减，兵事随之也多为荒废，正像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今日州郡权轻，却不能生事，又却无以制盗贼。”不但如此，北宋统治者还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提高科举考试的地位，增加科举录取的人数，使天下之人倾心于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官位，并且通过政府组织编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这样的大部头类书，从朝廷上制造一种大兴文事的气氛。与此相对立的是，北宋实行募兵制，所募之兵多是“失职犷悍之徒”，即无业游民和犯法行暴之人，还在他们脸上刺字，以示区别，这更让社会上形成一种厌恶兵事、轻视兵事的风气。所以北宋王朝就形成了一种“积弱”的状态，在与北方辽、西北夏这些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处于下风，得靠每年大量的“岁币”与贡品去维持边境的和平。这种现状为许多有识之士所不满，苏洵即是其中的代表。他对于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针对性地提出了“言兵”的重要性。“言兵”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辽朝。他提醒北宋的统治者，“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忧在内”，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北宋的压力，是北宋政权的心腹之患，辽朝屡侵边境的目的不是像西汉时的匈奴那样，只是掠夺边境的物资与民众，一被中原王朝的军队攻击，便迅速撤退。如是而已。现在的辽朝，目的是让北宋日趋贫困，国力日趋下降，长此以往，辽朝就有机会全面入侵，夺取北宋王朝的政权。所以苏洵认为北宋的一味苟安，纳币言和，只能让自己处于慢性自杀的状态。在具体分析了辽朝对待北宋的方法与目的之后，他指出，要想摆脱“积弱”的现状，并且扫除辽对于北宋的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之交战，且辽的计略“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则技止此也”。所以北宋“与之战，破之易耳”。正因为如此，他详细而具体论述了各种用兵之道。在当时，北宋领兵的将领与大臣御兵乏术，并且不敢用法令约束士兵，“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绎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故苏洵言用兵之道，就颇重视如何能够驾驭士兵，使之为己所用。首先，他认为“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所谓治心，就是控制士兵的心理，作为一个军事指挥者，如果不能控制士兵心理，那么，军队内部军心涣散，临战交战就极易被击溃。如何“治心”呢?先是要使士兵“上义”，即拥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北宋募兵制的后果之一，就是所招募的士兵大多都是“失职犷悍之徒，”这些人本无多少道德准则，再加上北宋制规定一旦招募为兵，就成为了职业兵，就可以仰食于国家赋税，不耕而食，这进一步助长了军队的骄堕之气。如此的军队，非但难以求其杀敌报国，反而成为了社会的一大负担。故“治心”就显得犹为重要，“治心”所达到的效果，是要士兵达到“愚”的状态，苏洵说：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听令，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愚”，并不是“愚蠢”、“愚昧”，而是指士兵能唯领兵之将之命是从，使军令严整，整个部队在执行命令上毫无偏差。《孙子兵法》里说过“善用兵者……一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唐代的杜牧对此的注释曰：“言使军士非将军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聋如瞽也。”苏洵所指的“愚”也正是这个意思。其次，他还认为治军要明法度，法度不明，即使是“治心”有道军队一样是难以有较强的战斗力。苏洵说：“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要掌握在不同条件下所应持的法令与态度。此外，应根据所带军队人数的多寡来决定法度的繁或简，“兵或寡而易危，或众而易叛，莫难于用众，莫危于用寡。治众者法欲繁，繁则士难以动；治寡者法欲简，简则士易以察”。这也是带兵之人应予注意的。在北宋中期以后，军政久弛，骄兵悍卒难以裁制，这一点是北宋“积弱”的原因之一，而由于北宋统治者实行军权集中的政策，使带兵之人难以一人掌握军队调度之权，并且军队调度上有“更戍”法，临战之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更是难以驾驭。所以导致军法废弛。苏洵强调立法度的重要性，并提出许多具体的执行办法，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军队法度废弛已久，骤而实施，难度必很大。史称韩琦在西北用兵，深感士卒骄惰，欲加以制裁。苏洵便劝他诛斩不服军令之人，以肃军纪，韩琦“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故苏洵提出了“自观”之说，来说明御兵之道其实并不难做到。他认为“夫能静而自观者，可以用人矣”。具体就是查自己何故喜怒哀乐，并探明其原因，既知世上之人在性情上无太差异，那么这些原因也就适用于他人，如此一来，就可以探明人情，因之来施法了。其实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每个人的具体性情是有不小差异的，正是因为人的性情有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才要求将领像苏洵所说的“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的手段来驾驭士兵。不过虽然如此，苏洵的军事思想还是有着很大的价值。特别是在当时那种普遍的“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提出言兵之重要，并且具体地阐述了用兵之道，这在北宋的思想史上，是弥足珍贵的。

[用人论]在苏洵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对于如何发现人才，使贤人能够为国所用，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宋立国，标榜自己是尊重士大夫，尊重贤臣，并且还通过科举考试大量录用读书人为官，在俸禄上慷慨给予。甚至将“不杀士大夫”立为传国的祖训，刻于石上。但是实际上却是在限制大臣的权力，降低大臣的地位。宋初分割宰相之权，设参知政事以为宰相之挚肋，设枢密使以分割宰相掌军之权，设三司使掌国家经济以分宰相之财权，这是在权力上对大臣的制约。在地位上，君臣之间距离拉大，臣在君面前显得地位低下，正如朱熹所说：“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会事!”所以，北宋统治者的重文尊儒，做的多是表面文章。苏洵也深察这些弊政。他认为，宰相作为政府机构的首脑，应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古之善观人之国者，观其相如何人而已。”宰相不但地位重要，而且成为国家兴盛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古代专制政治之下，这样的言论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在北宋以中央集权、分割相权为主要统治手段的背景之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指出，北宋的宰相在执政风格上，与前代相比，有着不小的变化，在任事上，“只管自己权限之内的事”，在朝会议事时，“先不说自己的意见，听完别人的意见后，最后表示赞成可行的一方”。宰相作为政府百官首脑的作用日渐丧失。这较之西汉初年陈平论宰相应“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的观点，犹若天隔。苏洵论及宰相的重要性之后，进一步指出宰相之所以“驰然不自饬”，怠堕政事的原因就是北宋统治者的过分中央集权，降低宰相地位的后果所致。所以应该对宰相“重之以礼”，在地位上给予充分的尊重；“重其责”，在行政上让其担当重任，加重职责，这样才能使整个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此外，苏洵还主张广用贤人。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谓的广用，并不是单指广用士大夫、读书人，而是要提拔胥吏，这是在古今政论中不多见的。北宋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进一步放宽了科举考试的名额，使得许多“寒士”有机会进入官僚集团。但是，这些“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他们获得官职与俸禄，靠的不是真正治国才能，学的不是经世济民之术，而是工于声律，做音韵谐和、词藻优美的诗句，或是抱守古人注疏、牢记圣人之言的明经。这样的学问，实际上是于国计民生无补，这样的“人才”，录用再多也无济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此外，北宋荫福之例极盛，“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驱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这些贵公子们比之那些靠科举得官的读书人更为无用，而且还使国家耗费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他们的俸禄支出，并且这种现象已成常态，就连皇帝都感叹“膏梁之子，不十年坐至闺籍”。就连那些不识治体的“武夫健卒”、用鬼神之道骗人的“巫医方技”，都有机会获得官职。这样就让政府内充满了无用之才。而胥吏在许多思想家看来，都是政治上的蠹虫，他们把持衙门，蒙骗官长，仗势欺人，剥削民众。但在苏洵看来，胥吏有着许多自身的优势：

夫胥吏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服，吏之惰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因而官之，则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未毕见于外，无所逃循。

胥吏久处民间，熟悉政治基层组织的各种条规制度，并且洞察民隐，知道民众的疾苦与地主阶级的剥削，所以苏洵认为他们一旦进入朝廷当政，由于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并且长期在基层做官谙习官场潜规则，深知高官得之不易，能达到使政治清明的效果，强过那些空享俸禄、无能力办事的人。同时苏洵又指出，在对待胥吏问题上，“始而入之不择也，终而遇之以犬彘也。长吏一怒，不问罪否，袒而笞之”，正是由于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才使得胥吏无心为国效力，甚至是看透官场的腐败，进而开始做欺上瞒下、假公济私之事。其实胥吏之所以会出现，并且遍布整个官僚阶层，大半原因是统治者的专制思想与防范意识所至。统治者为了天下人不去想夺权篡位之事，用只看重辞章与经义的科举考试去笼络人才，造成士人一旦为官，“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难以办事，并且地方官数年一迁，本地人不能居本地官，这就造成官员一旦到任，对所治之地区毫不了解，为政无从下手，待到稍有了解之后，又被调到别处去任职，这样，为了使行政能正常运行，必然得依靠地方胥吏，这是专制官僚政治下的必然。苏洵承认这种现状，但并未像大多数人那样一味地指责胥吏、痛骂胥吏，而是因势利导，提出让熟悉行政、深诸民情的胥吏去朝廷上任职，这样既可解决朝中大臣办事无力的现状，又可振奋广大胥吏之心，使之尽力奉职，以期有朝一日能获高迁。他这种摆脱了对胥吏单一枯燥的道德遣责，通过在官僚阶层内部做调整的思路，在当时来说，是充满着政治智慧的。

三

苏洵在礼论上，汲取百家，融会贯通，使自己的思想别具一格，更现实、更实用；在兵论上，重视军事，并研究用兵之道，不盲从于社会上的“重文轻武”之风；在用人论上，针对时弊，提高相权，广用胥吏，这些都是他的政治思想中较有价值的部分。当然，在他政治思想体系中，也存在着不足，十分明显的一点就是苏洵承认北宋法制存在缺陷，执法不力、法律无权威、恩赫太滥以至多数权贵漠视法律的弊端，主张“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赫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这个观点有摆脱人治政治所带来的危害的倾向，如果政府能够有效执行，那么一定会让政治现状大有改观。但是在他真正有机会向皇帝上书进言之时，他却说：“臣闻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从而奉劝统治者要“济之以诚”，又回到用道德说教的方式感化民众的路子上了。古人论政，十分看重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的这句话被许多思想家尊为改良政治的良方。德治固然重要，而且社会也需要用道德来维持，但正如梁启超所说：“言仁政者，只能使其当如是，而无术使其必如是。”万一无人服从德治，甚至漠视德治，那么，许多力倡德治的思想家只能是束手无策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苏洵论人性，认为人都有着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本性，这就更需要法律来维持社会规范了。对于如此之人性。用“诚”以济之，能有多大用处?苏洵政治思想的最大局限就在于此，甚至也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局限也在于此。这一点，是在研究古代政治思想中，值得十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