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观人学意蕴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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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劳动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具有强烈的人学意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劳动观的核心内容,在推进新时代人民的劳动解放中促进人的发展:坚持劳动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将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坚持劳动创造幸福的价值观,将劳动作为创造人民福祉的根本途径;坚持劳动推动人民发展的科学观点,将劳动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观;人学;;新时代马克思劳动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建具有基础性意义。马克思劳动观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状况,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其所具有的人学意蕴使马克思劳动观在新时代依然具有理论发展的生命力,指导着新时代人民的劳动解放的全面发展。

一、人民主体观:劳动创造历史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关于“人类劳动”的探讨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首次科学地建构了劳动观体系,复归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由此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剖析是从认识人的本质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质,提出劳动是构成人的本质的核心内容。“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96生产活动是人超越生物属性而成为现实的人的根本标志,赋予了人的本质的首要规定。“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2]992随着劳动的发展,人脑和感觉器官的成熟使人形成了意识需要,进而促使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断提升,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550“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196人的生产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史和人类历史。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4]531可见,劳动作为生产性活动,为人的生命存续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奠定了人类历史活动的物质前提。但是,人的需要是一个丰富的体系。“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需要层次的提升使物质生产资料得以改进,由此激发的创造性实践确证和巩固着人的劳动本质。而劳动所兼具的生产意义和社会属性,使劳动上升为人的普遍义务。由此,马克思将共建共享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并从这个意义上强调,“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3]311,进而言之,“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5]289。马克思不仅阐述了劳动创造历史的基本规律,而且为实现和保障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体地位提供了基本方案。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必要的物质准备,从而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断深化对基本分配制度的认识,从制度层面保障和巩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在新时代,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空角度认识劳动的独特性作用,提出劳动是创造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成就的根本途径,人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依靠。人民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经典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根本途径。唯有与劳动相结合,自然资源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中介,“居间调节的就是劳动,只有它能够让自然符合人类的意义”[6]228。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是通过人类的劳动生成的,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仅仅是工人谋生的手段,以至于工人通过劳动仅能获得其最低生存需要。因此,劳动所赋予工人的物质基础不仅不能使工人获得体面生活,更无法实现和满足工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因此,在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7]627的“劳动共和国”[8]159。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由人的生存手段上升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8]435。在新时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尚不能使劳动摆脱维持人的生存的工具手段色彩,但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必经阶段,必须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更好的劳动环境。明确提出“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9]364。可见,新时代致力于为人民创造历史的生产实践提供更为充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撑,使人通过劳动获得更多自我实现的发展空间,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二、人民福祉观:劳动创造幸福

马克思劳动观的基本内容,即对物质资料生产作用和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揭示,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人民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的工人却处于财富被剥夺者地位,劳动的异化使劳动者感到痛苦和不幸。基于对这一客观现实的思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概念,从四个方面阐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社会主体地位的异化,它集中体现在“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156,其结果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发生异化,从而使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论述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为使工人从异化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寻求劳动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劳动做了目标层面的总体构想,提出“代替那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53,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劳动解放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中,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生产,“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4]689,还原了劳动创造幸福的劳动本质,为劳动者通过自身劳动获取幸福指引了道路。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幸福的思想具有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和阶段的不可超越性,为近代以来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史就是逐步实现人民劳动解放进而谋求人民福祉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所受的经济剥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实现农民的劳动解放提供了制度根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业合作化顺应了农民的劳动意愿,激发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生活贫苦的迫切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提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1]1428,将对劳动的重视延伸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等领域,扩大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范围。同时,还将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提升到稳固党的政权的高度。他在党内强调党员干部是普通劳动者,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重视提高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为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邓小平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274的重要论断,深刻认识到科技劳动中实现了劳动外延的丰富。注重科技人员、管理劳动者和服务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3]286,平等看待一切形式的劳动。基于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生产要素增多的客观事实,在党的十四大将我国分配方式由“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调整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充分尊重一切参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维护人民的劳动合法利益。进入新世纪,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以此为指导建构21世纪的劳动理论体系。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收入来源日趋多样,由此产生的社会不良风气和非法劳动现象盛行,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对此,强调“成就任何一项伟业都离不开劳动。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热爱劳动、勤奋劳动”[14],为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价值支撑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劳动观进行了创新性阐释,为新时代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逐步实现美好生活追求提供了科学指导。一是坚持劳动创造幸福的历史观,为劳动推动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劳动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劳动观发展的理论基石。坚守了马克思劳动观的唯物主义立场,充分肯定“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15],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主力。立足新“两步走”战略目标,从历史高度总结人民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量,提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16]46,以劳动创造幸福的历史确证性相信和依靠人民开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美好未来,肯定人民一切合理的发展诉求,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与幸福的必然关联性。二是坚持劳动创造幸福的人生观,为辛勤劳动和诚实劳动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通过劳动追求幸福生活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意。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在其《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一文中初步体现了通过劳动实现人类幸福的远大人生追求,将自我幸福与千百万人的幸福生活紧密联系,提出“为人类工作”是个体获得最高幸福的途径。在这一人生观的指引下,马克思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不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复归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而且透过人类生活的日常景象抓住人类生活的本质,将劳动作为个体的天职,确证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必须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在新时代,充分肯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合理追求,强调劳动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途径,坚决反对一切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错误观念,肯定人们所追求的成功和幸福“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来赢得”[17],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获取现实的幸福的通行证。三是坚持劳动光荣的价值观,为人民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通过劳动获取幸福是中国古人所推崇的人生价值观。远古时期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的故事备受人民尊敬;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勤勉为民精神成为历史佳话;唐代韩愈“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的观点,强调勤奋之于个体成功的重要意义,等等。中国传统劳动美德高度颂扬了勤奋对于个体成功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性。马克思从民族延续和人类存亡高度对这一观点做了补充,提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8]580的重要论断,体现了其对社会劳动活动的尊重。当前,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和挑战,必须不断汲取中国传统劳动美德的精神资源,坚守马克思劳动观的价值立场,为新时代社会劳动风尚的形成提供精神动力。对此,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概括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16]46,在全社会凝聚劳动光荣的价值共识,激发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力。

三、人民发展观:劳动创造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劳动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内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始终。马克思正是在建构其劳动思想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进而把握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通过劳动丰富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不断地提升个体的素质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其一,劳动推动个体完整地占有自身本质。马克思认为,个体是不断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96。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因此劳动能力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依据。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劳动作了基本规定,即社会的劳动具有内容上的丰富性和形式上的可变性,这样的人是能动的和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和“单向度”的人。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的自由性,又反作用于个体劳动的自觉性和自为性的提升,使每个人根据个体发展的需要进行劳动活动,提升自身的劳动能力。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追求“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9]214-215。立足新时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9]79,将人民的劳动活动拓展为社会发展的五个领域,提升了人民自由劳动的实现程度,使劳动者的内在力量得到更大程度地对象化,从而更加完整地占有自身的本质。同时,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推动人的劳动的全面发展。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新时代人民需要体系的完善和升级体现在人民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它引领着社会劳动的发展方向和实现手段的改进,推动着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其二,劳动促进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是人在劳动中形成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使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贯穿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进而提升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普遍交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6]40。物质交往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必要中介,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的本质体现。高度重视物质交往对于丰富人民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提出“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9]19,使人民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强调,“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20]150,以精神交往的充分发展促进人的物质交往的丰富和深入,使个人的社会关系在能动交往的过程中普遍建立并实现有机统一,最终实现社会成员对其的共同占有。其三,劳动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素质和个性的发展是以人的劳动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素质作为劳动者的内在条件有助于提升劳动活动的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为劳动发展提供内源动力,提升国家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在新时代,顺应创新发展战略要求,培育学习型、知识型、创新型人才,加强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教育成为提升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必要途径,以此激发人民投身创新、创业、创造实践的热情、活力和潜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障。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个社会成员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科学劳动获取自我发展的机会。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可概括为个体主体性的全面提升,具体体现为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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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雨辰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